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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兑雪碧 VS 红茶加奶加糖

发布日期:2019-08-23 14:30
摘要:法国人鄙视中国人葡萄酒兑雪碧时,中国人也可取笑他们喝红茶加奶加糖。文化融合要来点瑞典Lagom精神。



撰文 | 林力博

OR--商业新媒体 】前不久我翻译过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林内亚•唐恩(Linnea Dunne)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了多年的瑞典人。瑞典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说这与一种叫做Lagom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关,Lagom被认为是瑞典的软国力。Lagom为瑞典语,在其它语言中并无对应词,大致有“不多不少,刚刚好”之意,但实际上内涵与外延又丰富复杂得多,在词性上也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皆可。瑞典人认为恰如其分、保持平衡、身心健康、以诚待人、有社会责任感等,都是Lagom。把原书名《Lagom》译成“恰如其分”,取的只是Lagom的基本意。书中内容涉及到瑞典人在工作、休闲、饮食、衣着、家居、健康、社群、环保等方面的细节。

在书里关于饮食的一章,介绍了瑞典人圣诞节前在家里做的一种饮料Glögg。制作这种饮料的主料和配料是:红葡萄酒、不加糖的苹果汁、干姜或新鲜去皮姜片、苦橙皮、肉桂枝、丁香、小豆蔻豆,有固定的比例。后配料是:橙片、肉桂枝、八角、提子干和去皮白杏仁。

制作方法是:(1)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放进平底深锅,慢火加热,直到看见其表面冒出水蒸汽,不时搅拌,不要把它煮沸了。(2)熄火,把锅盖上,放上一夜。(3)准备饮用前,重新慢慢地加热,然后倒到小杯子里,杯子里头预先放些后配料。

没有这种混制加热的葡萄酒,瑞典人的圣诞节是过不欢的。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喝葡萄酒的一种方式。那时,中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几近于零,餐桌上喝葡萄酒的极少,然而在卡拉OK这样的地方,人们发明并流行着一种喝葡萄酒的方法:在一个直身宽口玻璃壶里倒入一瓶葡萄酒,通常是长城干红,然后打开易拉罐,把一种叫做雪碧的汽水,倒到葡萄酒里去,兑一罐还是两罐,并无定规。唱一晚卡拉OK,会开许多瓶葡萄酒。

瑞典人喝混制加热的葡萄酒,不知有没有被法国人说过些什么;对中国人用雪碧兑葡萄酒,法国人着实是大大地鄙视了许多年。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文化的底蕴深厚,品饮葡萄酒在那里有一套一套的规范,在法国人眼里,中国人那样喝葡萄酒,真的是没文化。

在各种饮料当中,茶与葡萄酒有颇多可比之处。茶叶是植物的叶,葡萄是植物的果实,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茶和葡萄酒的品质,都与风土、气候、品种、年份、制作等有关,饮用条件和方式也多有讲究。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直到如今,茶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饮料,就正如葡萄酒是西方人日常佐餐的饮料一样。不止一个法国葡萄酒酒庄的庄主对我说过,他们之所以对开拓原本空白的中国葡萄酒市场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人会品茶,会品茶的舌头绝对能品葡萄酒。

如今,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葡萄酒生产国,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向中国推广葡萄酒文化。而据史料,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至16、17世纪,传至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欧洲及北美,并在那里流行起来。自那以后,茶叶逐渐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各种出口商品货值的比重,最高时达50%以上,占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

最近,旅美历史学者何思兵博士翻译了一本老书,请我校读译稿,书名为《广州的中国人》(The Canton Chinese)。此书作者欧斯门•替分尼(Osmond Tiffany,Jr.)是美国人,1844年5月,21岁的他乘坐一艘三桅商船前往中国,历经四个月艰辛,9月到达广州,停留了四个月,于次年农历新年前离穗返航。在广州期间,他到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到的许多地方(那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限制),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民风世俗。1849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这部广州游记,距今已170年。

在近代史中,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1850年前,中国茶叶的出口大部分假道广州。替分尼在这本总共15章的书里,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广州的茶叶商行,记录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他写道:

“茶叶贸易大概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指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到欧洲的历史——笔者注)。但在茶叶贸易的早期,发展很慢。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口了两磅茶叶,作为进献给英国国王的礼物。到1667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为一百余磅。此后,茶叶贸易不断增长。如今英国进口茶叶达四千万磅,美国也进口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磅茶叶。”

“1844-1845年(我到访广州期间),贸易季从7月1日开始,到1845年1月13日,运往美国的茶叶已经超过九百万磅。贸易季还剩下五个半月,很多商船仍然停泊在黄埔。”

中国的茶叶当时就是这样大量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有趣的是,英国人喝(红)茶时,不知从何时起,改变了中国人的喝法,在泡茶时加入了牛奶,有的还加糖。久而久之,西方人竟认为喝茶就是那样喝的。替分尼到了广州,才发现正宗的喝法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茶总是那样地香醇,从不在茶里放奶和糖去破坏原味”,“在中国,你会发现许多习俗与欧洲人的习惯正好相反。”

那时候,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西方人,并不都像替分尼那样入乡随俗并发现喝茶要品原味的妙处:“热气腾腾的清茶才会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于是,我们便见到了替分尼笔下一个有趣的情景:在广州很难弄到优质的牛奶(外国商行区里只有一两头瘦奶牛),所以西方人只好习惯于喝不加奶的茶。如果西方茶客依然固守嗜好甜饮的习惯,他可以加上一勺捣碎的冰糖。不过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这种优质白糖。你得把苦力叫来,让他们去加工这种甜腻的添加剂。苦力把结晶状的糖块放在一个大石臼里,两人用像石夯那样的沉重木槌轮番捶打,直到坚硬的糖块被捣成白色的粉末,可以舀到茶杯里。

新加坡有一个华裔葡萄酒评论家,叫庄布忠。多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在亚洲推广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在世界葡萄酒圈里名望甚高。同时,他对中华文化仍情有独钟并引以为傲。见到法国人老是鄙视中国人喝葡萄酒兑雪碧,他幽默地反讽道,我们中国人还没说你们喝红茶加奶加糖呢。

诚然,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都是源远流长,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有必要取其正宗。就是说,中国人学喝葡萄酒,有必要学会以法国人为代表的那一招一式,特别是喝一些珍贵的名庄酒,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真的不要去兑雪碧;同时也奉劝西方朋友,假如手上有名贵的中国茶叶,冲泡时也千万不要加奶加糖。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它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很正常,对此,不必过分拘泥于正宗,可抱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何况,就本文所及,一种饮料而已,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顺其自然,正宗固然要守,变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有变异,有生命力的可得以延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一时之兴(比如葡萄酒兑雪碧,如今已鲜见),更不用理会。又或者,退一步来说,就当那不是葡萄酒或茶,而是一种以葡萄酒或茶为原料制作的饮料又如何?

顺便再开个玩笑,法国人对中国人用干杯的方式喝葡萄酒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人这样喝,可让他们多卖出多少葡萄酒。

中国人对西方人喝茶加奶加糖,似乎心态开放许多,从来没有什么批评,有的人还欣然接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上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钱钟书就学会了红茶加牛奶,并且,他们喝的红茶,还是英国的茶叶品牌立顿(Lipton)的。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早餐总是钱钟书做的,而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戒不掉的嗜好。

忽然想到,对事物的开放、包容、适应、顺其自然,不也正是瑞典人所说的Lagom精神的元素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法国人鄙视中国人葡萄酒兑雪碧时,中国人也可取笑他们喝红茶加奶加糖。文化融合要来点瑞典Lagom精神。



撰文 | 林力博

OR--商业新媒体 】前不久我翻译过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林内亚•唐恩(Linnea Dunne)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了多年的瑞典人。瑞典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说这与一种叫做Lagom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关,Lagom被认为是瑞典的软国力。Lagom为瑞典语,在其它语言中并无对应词,大致有“不多不少,刚刚好”之意,但实际上内涵与外延又丰富复杂得多,在词性上也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皆可。瑞典人认为恰如其分、保持平衡、身心健康、以诚待人、有社会责任感等,都是Lagom。把原书名《Lagom》译成“恰如其分”,取的只是Lagom的基本意。书中内容涉及到瑞典人在工作、休闲、饮食、衣着、家居、健康、社群、环保等方面的细节。

在书里关于饮食的一章,介绍了瑞典人圣诞节前在家里做的一种饮料Glögg。制作这种饮料的主料和配料是:红葡萄酒、不加糖的苹果汁、干姜或新鲜去皮姜片、苦橙皮、肉桂枝、丁香、小豆蔻豆,有固定的比例。后配料是:橙片、肉桂枝、八角、提子干和去皮白杏仁。

制作方法是:(1)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放进平底深锅,慢火加热,直到看见其表面冒出水蒸汽,不时搅拌,不要把它煮沸了。(2)熄火,把锅盖上,放上一夜。(3)准备饮用前,重新慢慢地加热,然后倒到小杯子里,杯子里头预先放些后配料。

没有这种混制加热的葡萄酒,瑞典人的圣诞节是过不欢的。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喝葡萄酒的一种方式。那时,中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几近于零,餐桌上喝葡萄酒的极少,然而在卡拉OK这样的地方,人们发明并流行着一种喝葡萄酒的方法:在一个直身宽口玻璃壶里倒入一瓶葡萄酒,通常是长城干红,然后打开易拉罐,把一种叫做雪碧的汽水,倒到葡萄酒里去,兑一罐还是两罐,并无定规。唱一晚卡拉OK,会开许多瓶葡萄酒。

瑞典人喝混制加热的葡萄酒,不知有没有被法国人说过些什么;对中国人用雪碧兑葡萄酒,法国人着实是大大地鄙视了许多年。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文化的底蕴深厚,品饮葡萄酒在那里有一套一套的规范,在法国人眼里,中国人那样喝葡萄酒,真的是没文化。

在各种饮料当中,茶与葡萄酒有颇多可比之处。茶叶是植物的叶,葡萄是植物的果实,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茶和葡萄酒的品质,都与风土、气候、品种、年份、制作等有关,饮用条件和方式也多有讲究。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直到如今,茶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饮料,就正如葡萄酒是西方人日常佐餐的饮料一样。不止一个法国葡萄酒酒庄的庄主对我说过,他们之所以对开拓原本空白的中国葡萄酒市场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人会品茶,会品茶的舌头绝对能品葡萄酒。

如今,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葡萄酒生产国,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向中国推广葡萄酒文化。而据史料,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至16、17世纪,传至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欧洲及北美,并在那里流行起来。自那以后,茶叶逐渐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各种出口商品货值的比重,最高时达50%以上,占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

最近,旅美历史学者何思兵博士翻译了一本老书,请我校读译稿,书名为《广州的中国人》(The Canton Chinese)。此书作者欧斯门•替分尼(Osmond Tiffany,Jr.)是美国人,1844年5月,21岁的他乘坐一艘三桅商船前往中国,历经四个月艰辛,9月到达广州,停留了四个月,于次年农历新年前离穗返航。在广州期间,他到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到的许多地方(那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限制),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民风世俗。1849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这部广州游记,距今已170年。

在近代史中,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1850年前,中国茶叶的出口大部分假道广州。替分尼在这本总共15章的书里,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广州的茶叶商行,记录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他写道:

“茶叶贸易大概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指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到欧洲的历史——笔者注)。但在茶叶贸易的早期,发展很慢。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口了两磅茶叶,作为进献给英国国王的礼物。到1667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为一百余磅。此后,茶叶贸易不断增长。如今英国进口茶叶达四千万磅,美国也进口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磅茶叶。”

“1844-1845年(我到访广州期间),贸易季从7月1日开始,到1845年1月13日,运往美国的茶叶已经超过九百万磅。贸易季还剩下五个半月,很多商船仍然停泊在黄埔。”

中国的茶叶当时就是这样大量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有趣的是,英国人喝(红)茶时,不知从何时起,改变了中国人的喝法,在泡茶时加入了牛奶,有的还加糖。久而久之,西方人竟认为喝茶就是那样喝的。替分尼到了广州,才发现正宗的喝法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茶总是那样地香醇,从不在茶里放奶和糖去破坏原味”,“在中国,你会发现许多习俗与欧洲人的习惯正好相反。”

那时候,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西方人,并不都像替分尼那样入乡随俗并发现喝茶要品原味的妙处:“热气腾腾的清茶才会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于是,我们便见到了替分尼笔下一个有趣的情景:在广州很难弄到优质的牛奶(外国商行区里只有一两头瘦奶牛),所以西方人只好习惯于喝不加奶的茶。如果西方茶客依然固守嗜好甜饮的习惯,他可以加上一勺捣碎的冰糖。不过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这种优质白糖。你得把苦力叫来,让他们去加工这种甜腻的添加剂。苦力把结晶状的糖块放在一个大石臼里,两人用像石夯那样的沉重木槌轮番捶打,直到坚硬的糖块被捣成白色的粉末,可以舀到茶杯里。

新加坡有一个华裔葡萄酒评论家,叫庄布忠。多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在亚洲推广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在世界葡萄酒圈里名望甚高。同时,他对中华文化仍情有独钟并引以为傲。见到法国人老是鄙视中国人喝葡萄酒兑雪碧,他幽默地反讽道,我们中国人还没说你们喝红茶加奶加糖呢。

诚然,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都是源远流长,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有必要取其正宗。就是说,中国人学喝葡萄酒,有必要学会以法国人为代表的那一招一式,特别是喝一些珍贵的名庄酒,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真的不要去兑雪碧;同时也奉劝西方朋友,假如手上有名贵的中国茶叶,冲泡时也千万不要加奶加糖。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它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很正常,对此,不必过分拘泥于正宗,可抱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何况,就本文所及,一种饮料而已,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顺其自然,正宗固然要守,变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有变异,有生命力的可得以延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一时之兴(比如葡萄酒兑雪碧,如今已鲜见),更不用理会。又或者,退一步来说,就当那不是葡萄酒或茶,而是一种以葡萄酒或茶为原料制作的饮料又如何?

顺便再开个玩笑,法国人对中国人用干杯的方式喝葡萄酒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人这样喝,可让他们多卖出多少葡萄酒。

中国人对西方人喝茶加奶加糖,似乎心态开放许多,从来没有什么批评,有的人还欣然接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上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钱钟书就学会了红茶加牛奶,并且,他们喝的红茶,还是英国的茶叶品牌立顿(Lipton)的。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早餐总是钱钟书做的,而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戒不掉的嗜好。

忽然想到,对事物的开放、包容、适应、顺其自然,不也正是瑞典人所说的Lagom精神的元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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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里关于饮食的一章,介绍了瑞典人圣诞节前在家里做的一种饮料Glögg。制作这种饮料的主料和配料是:红葡萄酒、不加糖的苹果汁、干姜或新鲜去皮姜片、苦橙皮、肉桂枝、丁香、小豆蔻豆,有固定的比例。后配料是:橙片、肉桂枝、八角、提子干和去皮白杏仁。

制作方法是:(1)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放进平底深锅,慢火加热,直到看见其表面冒出水蒸汽,不时搅拌,不要把它煮沸了。(2)熄火,把锅盖上,放上一夜。(3)准备饮用前,重新慢慢地加热,然后倒到小杯子里,杯子里头预先放些后配料。

没有这种混制加热的葡萄酒,瑞典人的圣诞节是过不欢的。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喝葡萄酒的一种方式。那时,中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几近于零,餐桌上喝葡萄酒的极少,然而在卡拉OK这样的地方,人们发明并流行着一种喝葡萄酒的方法:在一个直身宽口玻璃壶里倒入一瓶葡萄酒,通常是长城干红,然后打开易拉罐,把一种叫做雪碧的汽水,倒到葡萄酒里去,兑一罐还是两罐,并无定规。唱一晚卡拉OK,会开许多瓶葡萄酒。

瑞典人喝混制加热的葡萄酒,不知有没有被法国人说过些什么;对中国人用雪碧兑葡萄酒,法国人着实是大大地鄙视了许多年。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文化的底蕴深厚,品饮葡萄酒在那里有一套一套的规范,在法国人眼里,中国人那样喝葡萄酒,真的是没文化。

在各种饮料当中,茶与葡萄酒有颇多可比之处。茶叶是植物的叶,葡萄是植物的果实,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茶和葡萄酒的品质,都与风土、气候、品种、年份、制作等有关,饮用条件和方式也多有讲究。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直到如今,茶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饮料,就正如葡萄酒是西方人日常佐餐的饮料一样。不止一个法国葡萄酒酒庄的庄主对我说过,他们之所以对开拓原本空白的中国葡萄酒市场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人会品茶,会品茶的舌头绝对能品葡萄酒。

如今,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葡萄酒生产国,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向中国推广葡萄酒文化。而据史料,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至16、17世纪,传至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欧洲及北美,并在那里流行起来。自那以后,茶叶逐渐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各种出口商品货值的比重,最高时达50%以上,占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

最近,旅美历史学者何思兵博士翻译了一本老书,请我校读译稿,书名为《广州的中国人》(The Canton Chinese)。此书作者欧斯门•替分尼(Osmond Tiffany,Jr.)是美国人,1844年5月,21岁的他乘坐一艘三桅商船前往中国,历经四个月艰辛,9月到达广州,停留了四个月,于次年农历新年前离穗返航。在广州期间,他到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到的许多地方(那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限制),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民风世俗。1849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这部广州游记,距今已170年。

在近代史中,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1850年前,中国茶叶的出口大部分假道广州。替分尼在这本总共15章的书里,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广州的茶叶商行,记录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他写道:

“茶叶贸易大概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指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到欧洲的历史——笔者注)。但在茶叶贸易的早期,发展很慢。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口了两磅茶叶,作为进献给英国国王的礼物。到1667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为一百余磅。此后,茶叶贸易不断增长。如今英国进口茶叶达四千万磅,美国也进口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磅茶叶。”

“1844-1845年(我到访广州期间),贸易季从7月1日开始,到1845年1月13日,运往美国的茶叶已经超过九百万磅。贸易季还剩下五个半月,很多商船仍然停泊在黄埔。”

中国的茶叶当时就是这样大量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有趣的是,英国人喝(红)茶时,不知从何时起,改变了中国人的喝法,在泡茶时加入了牛奶,有的还加糖。久而久之,西方人竟认为喝茶就是那样喝的。替分尼到了广州,才发现正宗的喝法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茶总是那样地香醇,从不在茶里放奶和糖去破坏原味”,“在中国,你会发现许多习俗与欧洲人的习惯正好相反。”

那时候,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西方人,并不都像替分尼那样入乡随俗并发现喝茶要品原味的妙处:“热气腾腾的清茶才会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于是,我们便见到了替分尼笔下一个有趣的情景:在广州很难弄到优质的牛奶(外国商行区里只有一两头瘦奶牛),所以西方人只好习惯于喝不加奶的茶。如果西方茶客依然固守嗜好甜饮的习惯,他可以加上一勺捣碎的冰糖。不过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这种优质白糖。你得把苦力叫来,让他们去加工这种甜腻的添加剂。苦力把结晶状的糖块放在一个大石臼里,两人用像石夯那样的沉重木槌轮番捶打,直到坚硬的糖块被捣成白色的粉末,可以舀到茶杯里。

新加坡有一个华裔葡萄酒评论家,叫庄布忠。多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在亚洲推广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在世界葡萄酒圈里名望甚高。同时,他对中华文化仍情有独钟并引以为傲。见到法国人老是鄙视中国人喝葡萄酒兑雪碧,他幽默地反讽道,我们中国人还没说你们喝红茶加奶加糖呢。

诚然,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都是源远流长,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有必要取其正宗。就是说,中国人学喝葡萄酒,有必要学会以法国人为代表的那一招一式,特别是喝一些珍贵的名庄酒,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真的不要去兑雪碧;同时也奉劝西方朋友,假如手上有名贵的中国茶叶,冲泡时也千万不要加奶加糖。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它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很正常,对此,不必过分拘泥于正宗,可抱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何况,就本文所及,一种饮料而已,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顺其自然,正宗固然要守,变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有变异,有生命力的可得以延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一时之兴(比如葡萄酒兑雪碧,如今已鲜见),更不用理会。又或者,退一步来说,就当那不是葡萄酒或茶,而是一种以葡萄酒或茶为原料制作的饮料又如何?

顺便再开个玩笑,法国人对中国人用干杯的方式喝葡萄酒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人这样喝,可让他们多卖出多少葡萄酒。

中国人对西方人喝茶加奶加糖,似乎心态开放许多,从来没有什么批评,有的人还欣然接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上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钱钟书就学会了红茶加牛奶,并且,他们喝的红茶,还是英国的茶叶品牌立顿(Lipton)的。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早餐总是钱钟书做的,而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戒不掉的嗜好。

忽然想到,对事物的开放、包容、适应、顺其自然,不也正是瑞典人所说的Lagom精神的元素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葡萄酒兑雪碧 VS 红茶加奶加糖

发布日期:2019-08-23 14:30
摘要:法国人鄙视中国人葡萄酒兑雪碧时,中国人也可取笑他们喝红茶加奶加糖。文化融合要来点瑞典Lagom精神。



撰文 | 林力博

OR--商业新媒体 】前不久我翻译过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林内亚•唐恩(Linnea Dunne)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了多年的瑞典人。瑞典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说这与一种叫做Lagom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关,Lagom被认为是瑞典的软国力。Lagom为瑞典语,在其它语言中并无对应词,大致有“不多不少,刚刚好”之意,但实际上内涵与外延又丰富复杂得多,在词性上也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皆可。瑞典人认为恰如其分、保持平衡、身心健康、以诚待人、有社会责任感等,都是Lagom。把原书名《Lagom》译成“恰如其分”,取的只是Lagom的基本意。书中内容涉及到瑞典人在工作、休闲、饮食、衣着、家居、健康、社群、环保等方面的细节。

在书里关于饮食的一章,介绍了瑞典人圣诞节前在家里做的一种饮料Glögg。制作这种饮料的主料和配料是:红葡萄酒、不加糖的苹果汁、干姜或新鲜去皮姜片、苦橙皮、肉桂枝、丁香、小豆蔻豆,有固定的比例。后配料是:橙片、肉桂枝、八角、提子干和去皮白杏仁。

制作方法是:(1)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放进平底深锅,慢火加热,直到看见其表面冒出水蒸汽,不时搅拌,不要把它煮沸了。(2)熄火,把锅盖上,放上一夜。(3)准备饮用前,重新慢慢地加热,然后倒到小杯子里,杯子里头预先放些后配料。

没有这种混制加热的葡萄酒,瑞典人的圣诞节是过不欢的。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喝葡萄酒的一种方式。那时,中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几近于零,餐桌上喝葡萄酒的极少,然而在卡拉OK这样的地方,人们发明并流行着一种喝葡萄酒的方法:在一个直身宽口玻璃壶里倒入一瓶葡萄酒,通常是长城干红,然后打开易拉罐,把一种叫做雪碧的汽水,倒到葡萄酒里去,兑一罐还是两罐,并无定规。唱一晚卡拉OK,会开许多瓶葡萄酒。

瑞典人喝混制加热的葡萄酒,不知有没有被法国人说过些什么;对中国人用雪碧兑葡萄酒,法国人着实是大大地鄙视了许多年。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文化的底蕴深厚,品饮葡萄酒在那里有一套一套的规范,在法国人眼里,中国人那样喝葡萄酒,真的是没文化。

在各种饮料当中,茶与葡萄酒有颇多可比之处。茶叶是植物的叶,葡萄是植物的果实,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茶和葡萄酒的品质,都与风土、气候、品种、年份、制作等有关,饮用条件和方式也多有讲究。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直到如今,茶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饮料,就正如葡萄酒是西方人日常佐餐的饮料一样。不止一个法国葡萄酒酒庄的庄主对我说过,他们之所以对开拓原本空白的中国葡萄酒市场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人会品茶,会品茶的舌头绝对能品葡萄酒。

如今,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葡萄酒生产国,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向中国推广葡萄酒文化。而据史料,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至16、17世纪,传至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欧洲及北美,并在那里流行起来。自那以后,茶叶逐渐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各种出口商品货值的比重,最高时达50%以上,占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

最近,旅美历史学者何思兵博士翻译了一本老书,请我校读译稿,书名为《广州的中国人》(The Canton Chinese)。此书作者欧斯门•替分尼(Osmond Tiffany,Jr.)是美国人,1844年5月,21岁的他乘坐一艘三桅商船前往中国,历经四个月艰辛,9月到达广州,停留了四个月,于次年农历新年前离穗返航。在广州期间,他到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到的许多地方(那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限制),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民风世俗。1849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这部广州游记,距今已170年。

在近代史中,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1850年前,中国茶叶的出口大部分假道广州。替分尼在这本总共15章的书里,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广州的茶叶商行,记录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他写道:

“茶叶贸易大概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指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到欧洲的历史——笔者注)。但在茶叶贸易的早期,发展很慢。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口了两磅茶叶,作为进献给英国国王的礼物。到1667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为一百余磅。此后,茶叶贸易不断增长。如今英国进口茶叶达四千万磅,美国也进口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磅茶叶。”

“1844-1845年(我到访广州期间),贸易季从7月1日开始,到1845年1月13日,运往美国的茶叶已经超过九百万磅。贸易季还剩下五个半月,很多商船仍然停泊在黄埔。”

中国的茶叶当时就是这样大量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有趣的是,英国人喝(红)茶时,不知从何时起,改变了中国人的喝法,在泡茶时加入了牛奶,有的还加糖。久而久之,西方人竟认为喝茶就是那样喝的。替分尼到了广州,才发现正宗的喝法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茶总是那样地香醇,从不在茶里放奶和糖去破坏原味”,“在中国,你会发现许多习俗与欧洲人的习惯正好相反。”

那时候,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西方人,并不都像替分尼那样入乡随俗并发现喝茶要品原味的妙处:“热气腾腾的清茶才会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于是,我们便见到了替分尼笔下一个有趣的情景:在广州很难弄到优质的牛奶(外国商行区里只有一两头瘦奶牛),所以西方人只好习惯于喝不加奶的茶。如果西方茶客依然固守嗜好甜饮的习惯,他可以加上一勺捣碎的冰糖。不过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这种优质白糖。你得把苦力叫来,让他们去加工这种甜腻的添加剂。苦力把结晶状的糖块放在一个大石臼里,两人用像石夯那样的沉重木槌轮番捶打,直到坚硬的糖块被捣成白色的粉末,可以舀到茶杯里。

新加坡有一个华裔葡萄酒评论家,叫庄布忠。多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在亚洲推广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在世界葡萄酒圈里名望甚高。同时,他对中华文化仍情有独钟并引以为傲。见到法国人老是鄙视中国人喝葡萄酒兑雪碧,他幽默地反讽道,我们中国人还没说你们喝红茶加奶加糖呢。

诚然,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都是源远流长,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有必要取其正宗。就是说,中国人学喝葡萄酒,有必要学会以法国人为代表的那一招一式,特别是喝一些珍贵的名庄酒,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真的不要去兑雪碧;同时也奉劝西方朋友,假如手上有名贵的中国茶叶,冲泡时也千万不要加奶加糖。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它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很正常,对此,不必过分拘泥于正宗,可抱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何况,就本文所及,一种饮料而已,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顺其自然,正宗固然要守,变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有变异,有生命力的可得以延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一时之兴(比如葡萄酒兑雪碧,如今已鲜见),更不用理会。又或者,退一步来说,就当那不是葡萄酒或茶,而是一种以葡萄酒或茶为原料制作的饮料又如何?

顺便再开个玩笑,法国人对中国人用干杯的方式喝葡萄酒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人这样喝,可让他们多卖出多少葡萄酒。

中国人对西方人喝茶加奶加糖,似乎心态开放许多,从来没有什么批评,有的人还欣然接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上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钱钟书就学会了红茶加牛奶,并且,他们喝的红茶,还是英国的茶叶品牌立顿(Lipton)的。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早餐总是钱钟书做的,而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戒不掉的嗜好。

忽然想到,对事物的开放、包容、适应、顺其自然,不也正是瑞典人所说的Lagom精神的元素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法国人鄙视中国人葡萄酒兑雪碧时,中国人也可取笑他们喝红茶加奶加糖。文化融合要来点瑞典Lagom精神。



撰文 | 林力博

OR--商业新媒体 】前不久我翻译过一本书,书名《恰如其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者林内亚•唐恩(Linnea Dunne)是一个在爱尔兰生活了多年的瑞典人。瑞典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说这与一种叫做Lagom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关,Lagom被认为是瑞典的软国力。Lagom为瑞典语,在其它语言中并无对应词,大致有“不多不少,刚刚好”之意,但实际上内涵与外延又丰富复杂得多,在词性上也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皆可。瑞典人认为恰如其分、保持平衡、身心健康、以诚待人、有社会责任感等,都是Lagom。把原书名《Lagom》译成“恰如其分”,取的只是Lagom的基本意。书中内容涉及到瑞典人在工作、休闲、饮食、衣着、家居、健康、社群、环保等方面的细节。

在书里关于饮食的一章,介绍了瑞典人圣诞节前在家里做的一种饮料Glögg。制作这种饮料的主料和配料是:红葡萄酒、不加糖的苹果汁、干姜或新鲜去皮姜片、苦橙皮、肉桂枝、丁香、小豆蔻豆,有固定的比例。后配料是:橙片、肉桂枝、八角、提子干和去皮白杏仁。

制作方法是:(1)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放进平底深锅,慢火加热,直到看见其表面冒出水蒸汽,不时搅拌,不要把它煮沸了。(2)熄火,把锅盖上,放上一夜。(3)准备饮用前,重新慢慢地加热,然后倒到小杯子里,杯子里头预先放些后配料。

没有这种混制加热的葡萄酒,瑞典人的圣诞节是过不欢的。

这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喝葡萄酒的一种方式。那时,中国人对葡萄酒的了解几近于零,餐桌上喝葡萄酒的极少,然而在卡拉OK这样的地方,人们发明并流行着一种喝葡萄酒的方法:在一个直身宽口玻璃壶里倒入一瓶葡萄酒,通常是长城干红,然后打开易拉罐,把一种叫做雪碧的汽水,倒到葡萄酒里去,兑一罐还是两罐,并无定规。唱一晚卡拉OK,会开许多瓶葡萄酒。

瑞典人喝混制加热的葡萄酒,不知有没有被法国人说过些什么;对中国人用雪碧兑葡萄酒,法国人着实是大大地鄙视了许多年。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文化的底蕴深厚,品饮葡萄酒在那里有一套一套的规范,在法国人眼里,中国人那样喝葡萄酒,真的是没文化。

在各种饮料当中,茶与葡萄酒有颇多可比之处。茶叶是植物的叶,葡萄是植物的果实,都是在地里长出来的,茶和葡萄酒的品质,都与风土、气候、品种、年份、制作等有关,饮用条件和方式也多有讲究。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渐盛。直到如今,茶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饮料,就正如葡萄酒是西方人日常佐餐的饮料一样。不止一个法国葡萄酒酒庄的庄主对我说过,他们之所以对开拓原本空白的中国葡萄酒市场充满信心,是因为中国人会品茶,会品茶的舌头绝对能品葡萄酒。

如今,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各葡萄酒生产国,极力开拓中国市场,向中国推广葡萄酒文化。而据史料,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最早始于公元5世纪,至16、17世纪,传至以西方主流文化为背景的欧洲及北美,并在那里流行起来。自那以后,茶叶逐渐成为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占中国各种出口商品货值的比重,最高时达50%以上,占第一位的时间长达200多年。

最近,旅美历史学者何思兵博士翻译了一本老书,请我校读译稿,书名为《广州的中国人》(The Canton Chinese)。此书作者欧斯门•替分尼(Osmond Tiffany,Jr.)是美国人,1844年5月,21岁的他乘坐一艘三桅商船前往中国,历经四个月艰辛,9月到达广州,停留了四个月,于次年农历新年前离穗返航。在广州期间,他到了一个外国人所能到的许多地方(那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限制),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民风世俗。1849年,他在波士顿出版了这部广州游记,距今已170年。

在近代史中,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1850年前,中国茶叶的出口大部分假道广州。替分尼在这本总共15章的书里,专门用了一章来写广州的茶叶商行,记录了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情况。他写道:

“茶叶贸易大概已经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他指的是中国茶叶出口到欧洲的历史——笔者注)。但在茶叶贸易的早期,发展很慢。1664年,东印度公司进口了两磅茶叶,作为进献给英国国王的礼物。到1667年,输入英国的茶叶仅为一百余磅。此后,茶叶贸易不断增长。如今英国进口茶叶达四千万磅,美国也进口八百万到一千二百万磅茶叶。”

“1844-1845年(我到访广州期间),贸易季从7月1日开始,到1845年1月13日,运往美国的茶叶已经超过九百万磅。贸易季还剩下五个半月,很多商船仍然停泊在黄埔。”

中国的茶叶当时就是这样大量源源不断地出口到欧洲和北美。有趣的是,英国人喝(红)茶时,不知从何时起,改变了中国人的喝法,在泡茶时加入了牛奶,有的还加糖。久而久之,西方人竟认为喝茶就是那样喝的。替分尼到了广州,才发现正宗的喝法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茶总是那样地香醇,从不在茶里放奶和糖去破坏原味”,“在中国,你会发现许多习俗与欧洲人的习惯正好相反。”

那时候,到中国来做买卖的西方人,并不都像替分尼那样入乡随俗并发现喝茶要品原味的妙处:“热气腾腾的清茶才会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于是,我们便见到了替分尼笔下一个有趣的情景:在广州很难弄到优质的牛奶(外国商行区里只有一两头瘦奶牛),所以西方人只好习惯于喝不加奶的茶。如果西方茶客依然固守嗜好甜饮的习惯,他可以加上一勺捣碎的冰糖。不过要花很大的工夫,才能得到这种优质白糖。你得把苦力叫来,让他们去加工这种甜腻的添加剂。苦力把结晶状的糖块放在一个大石臼里,两人用像石夯那样的沉重木槌轮番捶打,直到坚硬的糖块被捣成白色的粉末,可以舀到茶杯里。

新加坡有一个华裔葡萄酒评论家,叫庄布忠。多年来,他通过撰写文章、组织活动等在亚洲推广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在世界葡萄酒圈里名望甚高。同时,他对中华文化仍情有独钟并引以为傲。见到法国人老是鄙视中国人喝葡萄酒兑雪碧,他幽默地反讽道,我们中国人还没说你们喝红茶加奶加糖呢。

诚然,西方的葡萄酒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都是源远流长,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有必要取其正宗。就是说,中国人学喝葡萄酒,有必要学会以法国人为代表的那一招一式,特别是喝一些珍贵的名庄酒,或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真的不要去兑雪碧;同时也奉劝西方朋友,假如手上有名贵的中国茶叶,冲泡时也千万不要加奶加糖。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文化时,它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很正常,对此,不必过分拘泥于正宗,可抱开放的心态并接受。何况,就本文所及,一种饮料而已,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顺其自然,正宗固然要守,变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有变异,有生命力的可得以延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无可厚非;没有生命力的,也就是一时之兴(比如葡萄酒兑雪碧,如今已鲜见),更不用理会。又或者,退一步来说,就当那不是葡萄酒或茶,而是一种以葡萄酒或茶为原料制作的饮料又如何?

顺便再开个玩笑,法国人对中国人用干杯的方式喝葡萄酒也很不以为然,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中国人这样喝,可让他们多卖出多少葡萄酒。

中国人对西方人喝茶加奶加糖,似乎心态开放许多,从来没有什么批评,有的人还欣然接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上世纪30年代到英国留学,钱钟书就学会了红茶加牛奶,并且,他们喝的红茶,还是英国的茶叶品牌立顿(Lipton)的。杨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道,在他们一同生活的日子,早餐总是钱钟书做的,而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成了他一生戒不掉的嗜好。

忽然想到,对事物的开放、包容、适应、顺其自然,不也正是瑞典人所说的Lagom精神的元素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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