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应做的是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经济组织的保护,其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撰文 | 刘海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再次展现弱势,验证了前不久领导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我4月的文章《拐点论破产的背后原因》也早已论证,当时仍流行的乐观情绪站不住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运行都将处于下行压力之下。现象背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下行的原因?唯有找对原因,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此,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归因于“周期性因素”,不过这一派意见与现实距离过远,已经逐渐被漠视。第二派意见认为更多是国际因素,具体说,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今年普遍不景气,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也已经开始下滑,中国尤其还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过,中国贸易顺差并未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高于去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也很微小,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大幅走低——毕竟,7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下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派意见则认为,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更多地可以视为一个阶段性的疲弱,即“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旧动力有所衰竭,而新动力尚未到位。旧动力包括重工业化、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拉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动力正在逐步衰竭,而可以期待的新动力,包括消费升级换代、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等等。

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不过却可能误读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原因正在于中国对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速方面关注过多,没有对经济规律给予足够的尊重。


每当经济显露出增速下滑的痕迹,政策方面总是急于“做点什么”,不论是传统的货币、财政、基建投资政策,还是以各种改革名义出台的政策,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政策。在此过程中,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准确淘汰过剩产能、纠正资源错配、鼓励企业家探索创新机会并创造出新产品新行业等等功能,并未得到尊重,反而被各类政策措施所弱化。其结果是,各类低效经济组织(主要是规模巨大、得到特殊待遇的国企与特殊地位民企)得到了过多的照顾,占有了过多的资源,损害了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导致中国有效投资规模的降低。这种降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伤害,不是政府推动的无效投资规模的扩张能够弥补的。

“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论”对消费升级换代的期待,可以预判无法落实。消费升级是人均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几乎是经济学常识,本无需多说。

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必然是市场化创新机制的后果,而不是可以规划预计的。按照定义,高新产业,就是非成熟产业,它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与之前中国习惯的成熟行业有本质的差别。在中国经济远离全球经济发展前沿的时代,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产业发展历史,其技术与流程都已经成熟。透过深度嵌入全球经贸网络(以2001年加入世贸为核心节点),以FDI与出口部门为两个重要渠道,这些技术与流程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与极短时间引入中国,而以天量投资为落地方式。这一流程推动中国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快速提高,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主要内涵。这一机制在过去30年运行顺畅,令中国成功变身世界工厂。

成就也就是约束。在成熟行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日趋稀少的情况下,高新产业的角色自然会更加重要。然而,高新产业不同于成熟行业。以智能手机为例,在苹果公司发明苹果手机之前,这个行业并不存在。这个行业被发明出来之后,搭建起以苹果公司等手机公司为核心的一整条产业链,其增速百倍于传统行业。这是高新产业的好处,对应地坏处是,高新行业的创造是慢的、难的。本质上,一个全新的技术、产品、行业,是无数次试错中有限的少数几个成功者,在它们成功之前,没人知道哪一个试错将会成功,重要的是,经济运行方式要能够鼓励与支持尽可能多的试错。

这方面,中国面临两个障碍。首先,中国尚未接近全球生产可能性的边缘,而创新总是更容易在最接近边缘的地方发生,并且中国相应的全体经济层面的创新机制也并未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其次,即使是高新产业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由于创新本身的难度,其带来的经济增速也仅能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样的速度显然不是中国“新旧动力转换论者”期待的速度。

那么,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应该如何做?从比喻角度,经济体不像是机器,而更像是生态体系,其中的因果链接,不是直线的、单向的,而是网络的、多向的。成功的政策应对,必须考虑这种特征。

比如,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国营企业大幅亏损怎么办?选择性地关停行业企业,压低产能与产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这种产能淘汰并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留下来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或者经营能力最强的企业,而更可能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更好、或者其关停带给职能部门更多麻烦的企业,现实中,也就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经营不善而成本高昂的国企。作为结果,整体行业以更高的成本与更差的服务交付产品给中下游行业,上游行业的利润复苏不过是中下游行业的利润被转移而已,也令中国在进口商品上面付出本不应付出的高额代价。轮回之后,上游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仍旧缓慢,经营效果复归平庸,而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投资机会均遭损失。

比如,债务杠杆率太高怎么办?简单的答案是,债转股。但是,银行持有的(低风险、高求尝顺序的)债券如果被强行转为(高风险、低求尝顺序的)股权,银行会怎么办?银行必须维护自己持有的整体资产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特征、回报率的恰当组合,既然高风险资产被外力推高,就只能在别的组合投资那里降低风险暴露。自然地,融资会以增大的力度倾斜给高信用融资主体,例如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地方政府平台、央企或者大型国企。民企、小型企业得到的融资支持自然也就减少了。

结果是,中国资产质量最高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降低,而中国资产质量最低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提升,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债务杠杆率问题。

再比如,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投资为何不景气?工科思维说,可能是融资难、融资贵?那就出政策“让实际利率降低”?问题是,中小企业与民间投资之所以萎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效投资机会的减少,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管制、歧视、高税费、封闭,民企因此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主动降低负债比率(不降的企业自然有,行业冲击、连环暴雷之类的原因让它们被自然淘汰)。

另外,如何让实际利率降低?一个方法是提高通胀,一个方法是降低利率。前者,经济负面影响巨大,恐怕不是实际利率降低的正面效果能够抵消的。后者,如果金融体系的逻辑不变,它们依然会把融资资源优先配置给自己的高“信誉”客户(前面讲了,最优信誉客户是有政府背书的客户),同时,民企资产负债表比例在有效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也难以大幅调整,其结果更可能是,降低了成本的融资资源以各种创新方式被“过桥”给有欲望扩张债务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并不在意投资回报率高低。

说到底,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重要的是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保护,释放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加强与国际经济的技术与经济流程的嵌入,并为此不断改进经济游戏规则。这些工作艰难缓慢,在它们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旧持续一段时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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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应瞄准经济下行底层原因

发布日期:2019-08-20 07:24
摘要: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应做的是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经济组织的保护,其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撰文 | 刘海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再次展现弱势,验证了前不久领导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我4月的文章《拐点论破产的背后原因》也早已论证,当时仍流行的乐观情绪站不住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运行都将处于下行压力之下。现象背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下行的原因?唯有找对原因,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此,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归因于“周期性因素”,不过这一派意见与现实距离过远,已经逐渐被漠视。第二派意见认为更多是国际因素,具体说,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今年普遍不景气,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也已经开始下滑,中国尤其还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过,中国贸易顺差并未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高于去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也很微小,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大幅走低——毕竟,7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下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派意见则认为,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更多地可以视为一个阶段性的疲弱,即“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旧动力有所衰竭,而新动力尚未到位。旧动力包括重工业化、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拉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动力正在逐步衰竭,而可以期待的新动力,包括消费升级换代、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等等。

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不过却可能误读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原因正在于中国对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速方面关注过多,没有对经济规律给予足够的尊重。


每当经济显露出增速下滑的痕迹,政策方面总是急于“做点什么”,不论是传统的货币、财政、基建投资政策,还是以各种改革名义出台的政策,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政策。在此过程中,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准确淘汰过剩产能、纠正资源错配、鼓励企业家探索创新机会并创造出新产品新行业等等功能,并未得到尊重,反而被各类政策措施所弱化。其结果是,各类低效经济组织(主要是规模巨大、得到特殊待遇的国企与特殊地位民企)得到了过多的照顾,占有了过多的资源,损害了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导致中国有效投资规模的降低。这种降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伤害,不是政府推动的无效投资规模的扩张能够弥补的。

“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论”对消费升级换代的期待,可以预判无法落实。消费升级是人均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几乎是经济学常识,本无需多说。

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必然是市场化创新机制的后果,而不是可以规划预计的。按照定义,高新产业,就是非成熟产业,它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与之前中国习惯的成熟行业有本质的差别。在中国经济远离全球经济发展前沿的时代,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产业发展历史,其技术与流程都已经成熟。透过深度嵌入全球经贸网络(以2001年加入世贸为核心节点),以FDI与出口部门为两个重要渠道,这些技术与流程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与极短时间引入中国,而以天量投资为落地方式。这一流程推动中国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快速提高,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主要内涵。这一机制在过去30年运行顺畅,令中国成功变身世界工厂。

成就也就是约束。在成熟行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日趋稀少的情况下,高新产业的角色自然会更加重要。然而,高新产业不同于成熟行业。以智能手机为例,在苹果公司发明苹果手机之前,这个行业并不存在。这个行业被发明出来之后,搭建起以苹果公司等手机公司为核心的一整条产业链,其增速百倍于传统行业。这是高新产业的好处,对应地坏处是,高新行业的创造是慢的、难的。本质上,一个全新的技术、产品、行业,是无数次试错中有限的少数几个成功者,在它们成功之前,没人知道哪一个试错将会成功,重要的是,经济运行方式要能够鼓励与支持尽可能多的试错。

这方面,中国面临两个障碍。首先,中国尚未接近全球生产可能性的边缘,而创新总是更容易在最接近边缘的地方发生,并且中国相应的全体经济层面的创新机制也并未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其次,即使是高新产业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由于创新本身的难度,其带来的经济增速也仅能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样的速度显然不是中国“新旧动力转换论者”期待的速度。

那么,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应该如何做?从比喻角度,经济体不像是机器,而更像是生态体系,其中的因果链接,不是直线的、单向的,而是网络的、多向的。成功的政策应对,必须考虑这种特征。

比如,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国营企业大幅亏损怎么办?选择性地关停行业企业,压低产能与产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这种产能淘汰并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留下来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或者经营能力最强的企业,而更可能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更好、或者其关停带给职能部门更多麻烦的企业,现实中,也就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经营不善而成本高昂的国企。作为结果,整体行业以更高的成本与更差的服务交付产品给中下游行业,上游行业的利润复苏不过是中下游行业的利润被转移而已,也令中国在进口商品上面付出本不应付出的高额代价。轮回之后,上游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仍旧缓慢,经营效果复归平庸,而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投资机会均遭损失。

比如,债务杠杆率太高怎么办?简单的答案是,债转股。但是,银行持有的(低风险、高求尝顺序的)债券如果被强行转为(高风险、低求尝顺序的)股权,银行会怎么办?银行必须维护自己持有的整体资产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特征、回报率的恰当组合,既然高风险资产被外力推高,就只能在别的组合投资那里降低风险暴露。自然地,融资会以增大的力度倾斜给高信用融资主体,例如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地方政府平台、央企或者大型国企。民企、小型企业得到的融资支持自然也就减少了。

结果是,中国资产质量最高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降低,而中国资产质量最低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提升,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债务杠杆率问题。

再比如,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投资为何不景气?工科思维说,可能是融资难、融资贵?那就出政策“让实际利率降低”?问题是,中小企业与民间投资之所以萎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效投资机会的减少,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管制、歧视、高税费、封闭,民企因此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主动降低负债比率(不降的企业自然有,行业冲击、连环暴雷之类的原因让它们被自然淘汰)。

另外,如何让实际利率降低?一个方法是提高通胀,一个方法是降低利率。前者,经济负面影响巨大,恐怕不是实际利率降低的正面效果能够抵消的。后者,如果金融体系的逻辑不变,它们依然会把融资资源优先配置给自己的高“信誉”客户(前面讲了,最优信誉客户是有政府背书的客户),同时,民企资产负债表比例在有效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也难以大幅调整,其结果更可能是,降低了成本的融资资源以各种创新方式被“过桥”给有欲望扩张债务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并不在意投资回报率高低。

说到底,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重要的是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保护,释放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加强与国际经济的技术与经济流程的嵌入,并为此不断改进经济游戏规则。这些工作艰难缓慢,在它们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旧持续一段时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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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应做的是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经济组织的保护,其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撰文 | 刘海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再次展现弱势,验证了前不久领导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我4月的文章《拐点论破产的背后原因》也早已论证,当时仍流行的乐观情绪站不住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运行都将处于下行压力之下。现象背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下行的原因?唯有找对原因,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此,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归因于“周期性因素”,不过这一派意见与现实距离过远,已经逐渐被漠视。第二派意见认为更多是国际因素,具体说,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今年普遍不景气,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也已经开始下滑,中国尤其还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过,中国贸易顺差并未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高于去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也很微小,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大幅走低——毕竟,7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下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派意见则认为,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更多地可以视为一个阶段性的疲弱,即“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旧动力有所衰竭,而新动力尚未到位。旧动力包括重工业化、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拉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动力正在逐步衰竭,而可以期待的新动力,包括消费升级换代、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等等。

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不过却可能误读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原因正在于中国对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速方面关注过多,没有对经济规律给予足够的尊重。


每当经济显露出增速下滑的痕迹,政策方面总是急于“做点什么”,不论是传统的货币、财政、基建投资政策,还是以各种改革名义出台的政策,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政策。在此过程中,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准确淘汰过剩产能、纠正资源错配、鼓励企业家探索创新机会并创造出新产品新行业等等功能,并未得到尊重,反而被各类政策措施所弱化。其结果是,各类低效经济组织(主要是规模巨大、得到特殊待遇的国企与特殊地位民企)得到了过多的照顾,占有了过多的资源,损害了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导致中国有效投资规模的降低。这种降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伤害,不是政府推动的无效投资规模的扩张能够弥补的。

“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论”对消费升级换代的期待,可以预判无法落实。消费升级是人均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几乎是经济学常识,本无需多说。

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必然是市场化创新机制的后果,而不是可以规划预计的。按照定义,高新产业,就是非成熟产业,它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与之前中国习惯的成熟行业有本质的差别。在中国经济远离全球经济发展前沿的时代,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产业发展历史,其技术与流程都已经成熟。透过深度嵌入全球经贸网络(以2001年加入世贸为核心节点),以FDI与出口部门为两个重要渠道,这些技术与流程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与极短时间引入中国,而以天量投资为落地方式。这一流程推动中国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快速提高,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主要内涵。这一机制在过去30年运行顺畅,令中国成功变身世界工厂。

成就也就是约束。在成熟行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日趋稀少的情况下,高新产业的角色自然会更加重要。然而,高新产业不同于成熟行业。以智能手机为例,在苹果公司发明苹果手机之前,这个行业并不存在。这个行业被发明出来之后,搭建起以苹果公司等手机公司为核心的一整条产业链,其增速百倍于传统行业。这是高新产业的好处,对应地坏处是,高新行业的创造是慢的、难的。本质上,一个全新的技术、产品、行业,是无数次试错中有限的少数几个成功者,在它们成功之前,没人知道哪一个试错将会成功,重要的是,经济运行方式要能够鼓励与支持尽可能多的试错。

这方面,中国面临两个障碍。首先,中国尚未接近全球生产可能性的边缘,而创新总是更容易在最接近边缘的地方发生,并且中国相应的全体经济层面的创新机制也并未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其次,即使是高新产业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由于创新本身的难度,其带来的经济增速也仅能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样的速度显然不是中国“新旧动力转换论者”期待的速度。

那么,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应该如何做?从比喻角度,经济体不像是机器,而更像是生态体系,其中的因果链接,不是直线的、单向的,而是网络的、多向的。成功的政策应对,必须考虑这种特征。

比如,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国营企业大幅亏损怎么办?选择性地关停行业企业,压低产能与产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这种产能淘汰并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留下来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或者经营能力最强的企业,而更可能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更好、或者其关停带给职能部门更多麻烦的企业,现实中,也就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经营不善而成本高昂的国企。作为结果,整体行业以更高的成本与更差的服务交付产品给中下游行业,上游行业的利润复苏不过是中下游行业的利润被转移而已,也令中国在进口商品上面付出本不应付出的高额代价。轮回之后,上游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仍旧缓慢,经营效果复归平庸,而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投资机会均遭损失。

比如,债务杠杆率太高怎么办?简单的答案是,债转股。但是,银行持有的(低风险、高求尝顺序的)债券如果被强行转为(高风险、低求尝顺序的)股权,银行会怎么办?银行必须维护自己持有的整体资产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特征、回报率的恰当组合,既然高风险资产被外力推高,就只能在别的组合投资那里降低风险暴露。自然地,融资会以增大的力度倾斜给高信用融资主体,例如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地方政府平台、央企或者大型国企。民企、小型企业得到的融资支持自然也就减少了。

结果是,中国资产质量最高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降低,而中国资产质量最低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提升,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债务杠杆率问题。

再比如,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投资为何不景气?工科思维说,可能是融资难、融资贵?那就出政策“让实际利率降低”?问题是,中小企业与民间投资之所以萎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效投资机会的减少,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管制、歧视、高税费、封闭,民企因此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主动降低负债比率(不降的企业自然有,行业冲击、连环暴雷之类的原因让它们被自然淘汰)。

另外,如何让实际利率降低?一个方法是提高通胀,一个方法是降低利率。前者,经济负面影响巨大,恐怕不是实际利率降低的正面效果能够抵消的。后者,如果金融体系的逻辑不变,它们依然会把融资资源优先配置给自己的高“信誉”客户(前面讲了,最优信誉客户是有政府背书的客户),同时,民企资产负债表比例在有效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也难以大幅调整,其结果更可能是,降低了成本的融资资源以各种创新方式被“过桥”给有欲望扩张债务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并不在意投资回报率高低。

说到底,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重要的是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保护,释放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加强与国际经济的技术与经济流程的嵌入,并为此不断改进经济游戏规则。这些工作艰难缓慢,在它们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旧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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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海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再次展现弱势,验证了前不久领导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我4月的文章《拐点论破产的背后原因》也早已论证,当时仍流行的乐观情绪站不住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运行都将处于下行压力之下。现象背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下行的原因?唯有找对原因,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此,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归因于“周期性因素”,不过这一派意见与现实距离过远,已经逐渐被漠视。第二派意见认为更多是国际因素,具体说,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今年普遍不景气,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也已经开始下滑,中国尤其还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过,中国贸易顺差并未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高于去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也很微小,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大幅走低——毕竟,7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下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派意见则认为,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更多地可以视为一个阶段性的疲弱,即“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旧动力有所衰竭,而新动力尚未到位。旧动力包括重工业化、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拉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动力正在逐步衰竭,而可以期待的新动力,包括消费升级换代、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等等。

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不过却可能误读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原因正在于中国对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速方面关注过多,没有对经济规律给予足够的尊重。


每当经济显露出增速下滑的痕迹,政策方面总是急于“做点什么”,不论是传统的货币、财政、基建投资政策,还是以各种改革名义出台的政策,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政策。在此过程中,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准确淘汰过剩产能、纠正资源错配、鼓励企业家探索创新机会并创造出新产品新行业等等功能,并未得到尊重,反而被各类政策措施所弱化。其结果是,各类低效经济组织(主要是规模巨大、得到特殊待遇的国企与特殊地位民企)得到了过多的照顾,占有了过多的资源,损害了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导致中国有效投资规模的降低。这种降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伤害,不是政府推动的无效投资规模的扩张能够弥补的。

“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论”对消费升级换代的期待,可以预判无法落实。消费升级是人均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几乎是经济学常识,本无需多说。

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必然是市场化创新机制的后果,而不是可以规划预计的。按照定义,高新产业,就是非成熟产业,它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与之前中国习惯的成熟行业有本质的差别。在中国经济远离全球经济发展前沿的时代,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产业发展历史,其技术与流程都已经成熟。透过深度嵌入全球经贸网络(以2001年加入世贸为核心节点),以FDI与出口部门为两个重要渠道,这些技术与流程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与极短时间引入中国,而以天量投资为落地方式。这一流程推动中国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快速提高,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主要内涵。这一机制在过去30年运行顺畅,令中国成功变身世界工厂。

成就也就是约束。在成熟行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日趋稀少的情况下,高新产业的角色自然会更加重要。然而,高新产业不同于成熟行业。以智能手机为例,在苹果公司发明苹果手机之前,这个行业并不存在。这个行业被发明出来之后,搭建起以苹果公司等手机公司为核心的一整条产业链,其增速百倍于传统行业。这是高新产业的好处,对应地坏处是,高新行业的创造是慢的、难的。本质上,一个全新的技术、产品、行业,是无数次试错中有限的少数几个成功者,在它们成功之前,没人知道哪一个试错将会成功,重要的是,经济运行方式要能够鼓励与支持尽可能多的试错。

这方面,中国面临两个障碍。首先,中国尚未接近全球生产可能性的边缘,而创新总是更容易在最接近边缘的地方发生,并且中国相应的全体经济层面的创新机制也并未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其次,即使是高新产业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由于创新本身的难度,其带来的经济增速也仅能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样的速度显然不是中国“新旧动力转换论者”期待的速度。

那么,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应该如何做?从比喻角度,经济体不像是机器,而更像是生态体系,其中的因果链接,不是直线的、单向的,而是网络的、多向的。成功的政策应对,必须考虑这种特征。

比如,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国营企业大幅亏损怎么办?选择性地关停行业企业,压低产能与产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这种产能淘汰并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留下来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或者经营能力最强的企业,而更可能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更好、或者其关停带给职能部门更多麻烦的企业,现实中,也就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经营不善而成本高昂的国企。作为结果,整体行业以更高的成本与更差的服务交付产品给中下游行业,上游行业的利润复苏不过是中下游行业的利润被转移而已,也令中国在进口商品上面付出本不应付出的高额代价。轮回之后,上游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仍旧缓慢,经营效果复归平庸,而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投资机会均遭损失。

比如,债务杠杆率太高怎么办?简单的答案是,债转股。但是,银行持有的(低风险、高求尝顺序的)债券如果被强行转为(高风险、低求尝顺序的)股权,银行会怎么办?银行必须维护自己持有的整体资产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特征、回报率的恰当组合,既然高风险资产被外力推高,就只能在别的组合投资那里降低风险暴露。自然地,融资会以增大的力度倾斜给高信用融资主体,例如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地方政府平台、央企或者大型国企。民企、小型企业得到的融资支持自然也就减少了。

结果是,中国资产质量最高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降低,而中国资产质量最低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提升,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债务杠杆率问题。

再比如,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投资为何不景气?工科思维说,可能是融资难、融资贵?那就出政策“让实际利率降低”?问题是,中小企业与民间投资之所以萎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效投资机会的减少,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管制、歧视、高税费、封闭,民企因此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主动降低负债比率(不降的企业自然有,行业冲击、连环暴雷之类的原因让它们被自然淘汰)。

另外,如何让实际利率降低?一个方法是提高通胀,一个方法是降低利率。前者,经济负面影响巨大,恐怕不是实际利率降低的正面效果能够抵消的。后者,如果金融体系的逻辑不变,它们依然会把融资资源优先配置给自己的高“信誉”客户(前面讲了,最优信誉客户是有政府背书的客户),同时,民企资产负债表比例在有效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也难以大幅调整,其结果更可能是,降低了成本的融资资源以各种创新方式被“过桥”给有欲望扩张债务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并不在意投资回报率高低。

说到底,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重要的是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保护,释放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加强与国际经济的技术与经济流程的嵌入,并为此不断改进经济游戏规则。这些工作艰难缓慢,在它们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旧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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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应做的是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经济组织的保护,其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撰文 | 刘海影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最新经济数据再次展现弱势,验证了前不久领导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我4月的文章《拐点论破产的背后原因》也早已论证,当时仍流行的乐观情绪站不住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经济运行都将处于下行压力之下。现象背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下行的原因?唯有找对原因,才不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此,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归因于“周期性因素”,不过这一派意见与现实距离过远,已经逐渐被漠视。第二派意见认为更多是国际因素,具体说,除了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经济今年普遍不景气,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也已经开始下滑,中国尤其还受到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过,中国贸易顺差并未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际上高于去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也很微小,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数据的大幅走低——毕竟,7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下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

第三派意见则认为,中国目前遭遇的困难,更多地可以视为一个阶段性的疲弱,即“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旧动力有所衰竭,而新动力尚未到位。旧动力包括重工业化、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拉动、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动力正在逐步衰竭,而可以期待的新动力,包括消费升级换代、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等等。

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不过却可能误读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原因正在于中国对维持过高的经济增速方面关注过多,没有对经济规律给予足够的尊重。


每当经济显露出增速下滑的痕迹,政策方面总是急于“做点什么”,不论是传统的货币、财政、基建投资政策,还是以各种改革名义出台的政策,例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政策。在此过程中,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准确淘汰过剩产能、纠正资源错配、鼓励企业家探索创新机会并创造出新产品新行业等等功能,并未得到尊重,反而被各类政策措施所弱化。其结果是,各类低效经济组织(主要是规模巨大、得到特殊待遇的国企与特殊地位民企)得到了过多的照顾,占有了过多的资源,损害了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导致中国有效投资规模的降低。这种降低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伤害,不是政府推动的无效投资规模的扩张能够弥补的。

“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论”对消费升级换代的期待,可以预判无法落实。消费升级是人均生产力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这几乎是经济学常识,本无需多说。

高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必然是市场化创新机制的后果,而不是可以规划预计的。按照定义,高新产业,就是非成熟产业,它在中国的发展规律,与之前中国习惯的成熟行业有本质的差别。在中国经济远离全球经济发展前沿的时代,西方国家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产业发展历史,其技术与流程都已经成熟。透过深度嵌入全球经贸网络(以2001年加入世贸为核心节点),以FDI与出口部门为两个重要渠道,这些技术与流程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与极短时间引入中国,而以天量投资为落地方式。这一流程推动中国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快速提高,构成了“中国奇迹”的主要内涵。这一机制在过去30年运行顺畅,令中国成功变身世界工厂。

成就也就是约束。在成熟行业提供的投资机会日趋稀少的情况下,高新产业的角色自然会更加重要。然而,高新产业不同于成熟行业。以智能手机为例,在苹果公司发明苹果手机之前,这个行业并不存在。这个行业被发明出来之后,搭建起以苹果公司等手机公司为核心的一整条产业链,其增速百倍于传统行业。这是高新产业的好处,对应地坏处是,高新行业的创造是慢的、难的。本质上,一个全新的技术、产品、行业,是无数次试错中有限的少数几个成功者,在它们成功之前,没人知道哪一个试错将会成功,重要的是,经济运行方式要能够鼓励与支持尽可能多的试错。

这方面,中国面临两个障碍。首先,中国尚未接近全球生产可能性的边缘,而创新总是更容易在最接近边缘的地方发生,并且中国相应的全体经济层面的创新机制也并未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其次,即使是高新产业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由于创新本身的难度,其带来的经济增速也仅能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样的速度显然不是中国“新旧动力转换论者”期待的速度。

那么,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应该如何做?从比喻角度,经济体不像是机器,而更像是生态体系,其中的因果链接,不是直线的、单向的,而是网络的、多向的。成功的政策应对,必须考虑这种特征。

比如,上游行业产能过剩、国营企业大幅亏损怎么办?选择性地关停行业企业,压低产能与产量,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这种产能淘汰并非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留下来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技术最先进、成本最低或者经营能力最强的企业,而更可能是与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更好、或者其关停带给职能部门更多麻烦的企业,现实中,也就是那些资产规模庞大、经营不善而成本高昂的国企。作为结果,整体行业以更高的成本与更差的服务交付产品给中下游行业,上游行业的利润复苏不过是中下游行业的利润被转移而已,也令中国在进口商品上面付出本不应付出的高额代价。轮回之后,上游行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仍旧缓慢,经营效果复归平庸,而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与有效投资机会均遭损失。

比如,债务杠杆率太高怎么办?简单的答案是,债转股。但是,银行持有的(低风险、高求尝顺序的)债券如果被强行转为(高风险、低求尝顺序的)股权,银行会怎么办?银行必须维护自己持有的整体资产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特征、回报率的恰当组合,既然高风险资产被外力推高,就只能在别的组合投资那里降低风险暴露。自然地,融资会以增大的力度倾斜给高信用融资主体,例如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地方政府平台、央企或者大型国企。民企、小型企业得到的融资支持自然也就减少了。

结果是,中国资产质量最高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降低,而中国资产质量最低的经济组织的债务扩张速度在提升,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债务杠杆率问题。

再比如,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投资为何不景气?工科思维说,可能是融资难、融资贵?那就出政策“让实际利率降低”?问题是,中小企业与民间投资之所以萎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效投资机会的减少,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管制、歧视、高税费、封闭,民企因此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主动降低负债比率(不降的企业自然有,行业冲击、连环暴雷之类的原因让它们被自然淘汰)。

另外,如何让实际利率降低?一个方法是提高通胀,一个方法是降低利率。前者,经济负面影响巨大,恐怕不是实际利率降低的正面效果能够抵消的。后者,如果金融体系的逻辑不变,它们依然会把融资资源优先配置给自己的高“信誉”客户(前面讲了,最优信誉客户是有政府背书的客户),同时,民企资产负债表比例在有效投资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也难以大幅调整,其结果更可能是,降低了成本的融资资源以各种创新方式被“过桥”给有欲望扩张债务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并不在意投资回报率高低。

说到底,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最重要的是做好应该做的事情,扩大民间经济自由,破除对无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保护,释放其占有的经济资源,加强与国际经济的技术与经济流程的嵌入,并为此不断改进经济游戏规则。这些工作艰难缓慢,在它们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旧持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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