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而且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撰文 | 李继威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1月的一档视频节目《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在被问道2019年的房价走势时回答称,“如果是捡的钱,就去买房;如果是挣的钱,暂时别买。”

诸如冯仑这样的房地产大亨在公开场合的发言被媒体敏锐捕捉后,往往能够对许多人的投资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许多房地产企业家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行业退出,但创业成功的经历仍然让他们在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中保持影响力,他们的一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备受推崇。冯仑就以“地产思想家”的称号为人熟知。

与仍然在不断为企业寻求出路的互联网公司的掌舵者不同,冯仑、王石、任志强等房地产企业家已经完成了为自己的资本积累,足以支撑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涉足新的领域——比如王石爱好登山、赛艇、学希伯来文,甚至创立了“深潜”训练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自己做“校长”,而冯仑就是其学员之一。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还在去年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和任志强类似,冯仑也不惮于在经济领域之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其出版的《理想丰满》一书中,不乏自己对“民主”与“集权”的见解。同样是在《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请到了此前因曝光“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而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崔永元做脱口秀嘉宾,节目中冯仑也坚持一如既往的风格,用“两性关系”的“段子”来解释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吴晓波称冯仑爱讲“野蛮段子”。这样的风格也常常为冯仑招致“不够尊重女性”的批评。

在上周参加全球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期间,冯仑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论坛以青年环保创新计划贯穿始终,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环保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参加。冯仑就今天的创业环境、太空计划、房地产税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文字实录。

记者:这次活动有很多青年创业者参加。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跟你当年创业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冯仑:我觉得是更好了。我从1991年开始创业,但中国公司法是在1993年颁布,所以1993年以前没有规则。公司法都没有,你怎么设立公司?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那个时候叫“狗蛋式”创业,就像一个坏小子在村里乱跑乱跳,瞎折腾,没有章法。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的关于赚钱的法律法规有将近300部,所以现在的创业就相当于在运动场上跑步,跑出来的成绩大家都认可,而且训练的方法大体也差不多。裁判也是公开的、公正的,而且最后项目也分得很细。以前的创业项目很少,就倒腾点儿贸易,炒点儿房地产。所以那个时候项目少、没规则,成功率就低。现在是一个透明的运动场,规则很清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创业条件更好。另外,现在支持创业的人也多。因为在1993年以前也不太有人懂创业,没什么人支持,就你自己折腾。现在比如说创投、风投,这就是拿钱支持。还有很多商学院来提供创业培训,政府、媒体、社会和家庭对创业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帮你借钱、帮你承担风险。但在1993年以前创业连钱都借不到,也不知道跟谁借钱。

而且那个时候创业的人会被认为是异端,觉得不正经的人才会去创业,以为社会边缘人口、受了处分的人、读书不好的人、做不了干部的人才去创业。现在价值观改变了,主流价值观非常支持创业,而且创业成功以后,创业者会得到各方面的赞许,甚至连找对象都容易。所以这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推动和包容,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也增加了创业者的勇气,同时也提供了安全垫,一旦创业失败,还会容忍你去干别的事。

记者:从媒体的曝光度来说,在过去一整年最受关注的一位企业家是任正非,你之前也写过关于任正非的文章。你如何看待任正非和华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角色?

冯仑:我虽然不知道所有信息,但我通过媒体和有限的跟华为人的接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任正非和华为的应对都是非常合适的、恰当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相信法律,相信公正,相信自己的科技的力量,自己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用自己的智慧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密切地沟通,以及他为了取得支持、化解危机所采用的方法、采取的立场和措施,我认为都非常了不起。

记者:你和任志强类似,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很少有禁忌。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舆论环境之下,你是否会担心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冯仑:我没担心,而且也不必要担心。因为首先我一直讲要“正常说话”,只要你正常说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另外如果有些需要沟通的问题,遇到麻烦、遇到误解,也要用像任正非一样的态度来解决。

我们说话的着眼点永远都是批判性、专业性和建设性。所谓批判性,是指在地产行业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不管是民间的、企业的、个别政策的、甚至是某个人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正常的批评。因为中央在关于企业家的二十五号文件里边专门讲了,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可以大胆地提出意见。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提出一定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是一定要有专业性,这不能是情绪性的批评。我们提出问题,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比如我们是房地产行业,我们就专业角度提出城市规划如何改进的问题。

最后要有建设性,目标是让问题得以解决,把社会、经济,哪怕是一栋楼、一个城市的一个街道建的更好。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记者:那在非经济的领域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俞敏洪的不当言论事件,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段子也经常会被批评为对女性不够尊重。你对这些批评如何回应?

冯仑:批评是好事,每个人都不能够让自己置身事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表扬。有一些批评通过善意的沟通就可以化解,也有一些需要自己检讨,自己也可以改正。还有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批评,那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经济以外的话题上,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和社会人物,这些很难达成一致。中国现在每件事情往少里说都有20多种看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按照中国现在说话的习惯的语境,我们有五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有四组人群,所以说这四组人群加这五大没有共识的问题,至少就有20个分歧。五大问题是指收入差距的问题,贪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这五个问题现在都很难有共识。然后社会又分成了四大人群,从最极端的左、中左、中右、右。这还算是粗分。

在很难有共识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就是要互相倾听;第二要沟通,把共识尽可能地增加;最后如果实在达不成共识,那我们也需要在行动当中按规则行事——语言上不能够有共识,但在行为当中要按法律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话社会还是会进步,还是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让大家找到彼此的空间,能够和谐相处。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引起争议。你是否支持征收房地产税?

冯仑:我支持合理地征收房地产税。所谓合理就是说,你要征了房地产税,现在哪些“费”要减少,而不是在现有的一切税、费都不改变情况下又增加税,那我不支持。我支持的是税负的合理化。

另外还有我们的产权制度。比如40年产权的房子,30年过去还剩10年,这叫我怎么交财产税?但如果是70年产权,刚拿到房子还有65年,那就没什么问题。这些需要在法理上、在收税收费的结构和比例上进行合理化,使企业总体税负降低,让大家把交税变成一个自觉的守法行为。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要把税收更好地用于公共福利和社会建设,变成良性循环。如果在关于房地产的税费结构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就收税,我认为这不一定合理,我也未必能支持。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风马牛一号”这个关键词时,关于这个卫星最新的消息还是停留在去年发射的时间点。所以这个卫星现在的运行状况如何?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看到“风马牛二号”、“风马牛三号”的发射?

冯仑:我们主要做的是房地产行业。但是后来我看到讲阿波罗登月的电影中肯尼迪的一个演讲,我觉得探索太空是人类的一个使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研究人类怎么样在不同星际之间做出生存选择、进行星际移民。我们因此也就开始尝试。

我们发射的“风马牛一号”是一个最小的尝试。去年2月份卫星发射的时候,国内的政策还不允许民间来应用卫星,你发射可以,但不能应用。所以到目前为止,“风马牛一号”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等等这些事都由政府的地面站在做。我们不能拿来做商业应用。

但是后来,我们和华大基因等机构在探讨,为了解决星际移民,我们第一步要建立太空基因库。所以我们去年10月份又尝试性地发射了一个小的基因库。之后我们会系统地、有规模地征求愿意去火星的先行者,让这些先行者把他们的基因交给我们,作为人类的种子,在太空中保存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种子拿到火星上去。到了火星之后,下一步就是按照火星的环境把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建立不同于地球文明的火星文明。这会是人类的新文明。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文明,也可以在火星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记者:所以你把太空计划当成一种使命,而不是一门生意?

冯仑:我们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以赚钱作为出发点。就像马斯克,他的使命不是赚钱,而是解决问题,但在过程中要用商业的方法配置资源,提高效率,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这个过程可以是商业的,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不是商业的。

记者:作为一名房地产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冯仑: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地产商,在中国对环境保护事业当中都有着特别的角色——我们是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倡导者,最终也是先行者。比如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我们虽然不是制造业,不是化工企业,也不像核电站那样经常被大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很不注意环保问题,比如材料中的有毒物质、建筑垃圾等等,这些都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0年。从这个行业来说,100年或者更长的建筑寿命会更有利于环境的稳定性,但我们建筑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是整个环境恶化的参与者。

第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这个行业也发展起来,因此也是受益者。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感觉到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跟环境的冲突在加大。气候大会曾公布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30%跟房地产有关。所以我们就觉得压力在变大,而且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在全球也是排在前面的。在中国内部,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也是排第一的。所以我们就代表这个行业提出一个倡议,我们要率先参与环保,降低碳排放。从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加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民间环保机构参与度。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环保支出大概占到民间环保总支出的三分之二,现在有近1000家企业参与。但早期发起的前100家到2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地产公司。所以我说地产公司又是环境保护强有力的倡导者。这个协会在七任会长当中有四个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王石做过,我做过,任志强做过,现在艾路明也在做。除此之外,中城联盟本身就建立了一个绿色建筑委员会,我们最早把美国的绿色建筑标准引入到中国。我们的倡议和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们又建立了绿色供应链联盟。在地产公司我们率先倡导绿色供应链,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最终产品和它的制造过程是一致的,否则你只是看到最终产品,但供应链配套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建筑产品,都是按照绿色标准去做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自觉地、越来越多地把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把短期的利润和长期的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在环保上,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独特的地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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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有着太空梦的地产商

发布日期:2019-07-26 04:30
摘要: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而且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撰文 | 李继威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1月的一档视频节目《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在被问道2019年的房价走势时回答称,“如果是捡的钱,就去买房;如果是挣的钱,暂时别买。”

诸如冯仑这样的房地产大亨在公开场合的发言被媒体敏锐捕捉后,往往能够对许多人的投资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许多房地产企业家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行业退出,但创业成功的经历仍然让他们在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中保持影响力,他们的一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备受推崇。冯仑就以“地产思想家”的称号为人熟知。

与仍然在不断为企业寻求出路的互联网公司的掌舵者不同,冯仑、王石、任志强等房地产企业家已经完成了为自己的资本积累,足以支撑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涉足新的领域——比如王石爱好登山、赛艇、学希伯来文,甚至创立了“深潜”训练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自己做“校长”,而冯仑就是其学员之一。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还在去年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和任志强类似,冯仑也不惮于在经济领域之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其出版的《理想丰满》一书中,不乏自己对“民主”与“集权”的见解。同样是在《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请到了此前因曝光“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而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崔永元做脱口秀嘉宾,节目中冯仑也坚持一如既往的风格,用“两性关系”的“段子”来解释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吴晓波称冯仑爱讲“野蛮段子”。这样的风格也常常为冯仑招致“不够尊重女性”的批评。

在上周参加全球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期间,冯仑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论坛以青年环保创新计划贯穿始终,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环保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参加。冯仑就今天的创业环境、太空计划、房地产税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文字实录。

记者:这次活动有很多青年创业者参加。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跟你当年创业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冯仑:我觉得是更好了。我从1991年开始创业,但中国公司法是在1993年颁布,所以1993年以前没有规则。公司法都没有,你怎么设立公司?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那个时候叫“狗蛋式”创业,就像一个坏小子在村里乱跑乱跳,瞎折腾,没有章法。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的关于赚钱的法律法规有将近300部,所以现在的创业就相当于在运动场上跑步,跑出来的成绩大家都认可,而且训练的方法大体也差不多。裁判也是公开的、公正的,而且最后项目也分得很细。以前的创业项目很少,就倒腾点儿贸易,炒点儿房地产。所以那个时候项目少、没规则,成功率就低。现在是一个透明的运动场,规则很清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创业条件更好。另外,现在支持创业的人也多。因为在1993年以前也不太有人懂创业,没什么人支持,就你自己折腾。现在比如说创投、风投,这就是拿钱支持。还有很多商学院来提供创业培训,政府、媒体、社会和家庭对创业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帮你借钱、帮你承担风险。但在1993年以前创业连钱都借不到,也不知道跟谁借钱。

而且那个时候创业的人会被认为是异端,觉得不正经的人才会去创业,以为社会边缘人口、受了处分的人、读书不好的人、做不了干部的人才去创业。现在价值观改变了,主流价值观非常支持创业,而且创业成功以后,创业者会得到各方面的赞许,甚至连找对象都容易。所以这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推动和包容,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也增加了创业者的勇气,同时也提供了安全垫,一旦创业失败,还会容忍你去干别的事。

记者:从媒体的曝光度来说,在过去一整年最受关注的一位企业家是任正非,你之前也写过关于任正非的文章。你如何看待任正非和华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角色?

冯仑:我虽然不知道所有信息,但我通过媒体和有限的跟华为人的接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任正非和华为的应对都是非常合适的、恰当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相信法律,相信公正,相信自己的科技的力量,自己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用自己的智慧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密切地沟通,以及他为了取得支持、化解危机所采用的方法、采取的立场和措施,我认为都非常了不起。

记者:你和任志强类似,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很少有禁忌。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舆论环境之下,你是否会担心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冯仑:我没担心,而且也不必要担心。因为首先我一直讲要“正常说话”,只要你正常说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另外如果有些需要沟通的问题,遇到麻烦、遇到误解,也要用像任正非一样的态度来解决。

我们说话的着眼点永远都是批判性、专业性和建设性。所谓批判性,是指在地产行业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不管是民间的、企业的、个别政策的、甚至是某个人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正常的批评。因为中央在关于企业家的二十五号文件里边专门讲了,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可以大胆地提出意见。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提出一定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是一定要有专业性,这不能是情绪性的批评。我们提出问题,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比如我们是房地产行业,我们就专业角度提出城市规划如何改进的问题。

最后要有建设性,目标是让问题得以解决,把社会、经济,哪怕是一栋楼、一个城市的一个街道建的更好。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记者:那在非经济的领域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俞敏洪的不当言论事件,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段子也经常会被批评为对女性不够尊重。你对这些批评如何回应?

冯仑:批评是好事,每个人都不能够让自己置身事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表扬。有一些批评通过善意的沟通就可以化解,也有一些需要自己检讨,自己也可以改正。还有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批评,那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经济以外的话题上,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和社会人物,这些很难达成一致。中国现在每件事情往少里说都有20多种看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按照中国现在说话的习惯的语境,我们有五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有四组人群,所以说这四组人群加这五大没有共识的问题,至少就有20个分歧。五大问题是指收入差距的问题,贪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这五个问题现在都很难有共识。然后社会又分成了四大人群,从最极端的左、中左、中右、右。这还算是粗分。

在很难有共识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就是要互相倾听;第二要沟通,把共识尽可能地增加;最后如果实在达不成共识,那我们也需要在行动当中按规则行事——语言上不能够有共识,但在行为当中要按法律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话社会还是会进步,还是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让大家找到彼此的空间,能够和谐相处。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引起争议。你是否支持征收房地产税?

冯仑:我支持合理地征收房地产税。所谓合理就是说,你要征了房地产税,现在哪些“费”要减少,而不是在现有的一切税、费都不改变情况下又增加税,那我不支持。我支持的是税负的合理化。

另外还有我们的产权制度。比如40年产权的房子,30年过去还剩10年,这叫我怎么交财产税?但如果是70年产权,刚拿到房子还有65年,那就没什么问题。这些需要在法理上、在收税收费的结构和比例上进行合理化,使企业总体税负降低,让大家把交税变成一个自觉的守法行为。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要把税收更好地用于公共福利和社会建设,变成良性循环。如果在关于房地产的税费结构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就收税,我认为这不一定合理,我也未必能支持。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风马牛一号”这个关键词时,关于这个卫星最新的消息还是停留在去年发射的时间点。所以这个卫星现在的运行状况如何?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看到“风马牛二号”、“风马牛三号”的发射?

冯仑:我们主要做的是房地产行业。但是后来我看到讲阿波罗登月的电影中肯尼迪的一个演讲,我觉得探索太空是人类的一个使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研究人类怎么样在不同星际之间做出生存选择、进行星际移民。我们因此也就开始尝试。

我们发射的“风马牛一号”是一个最小的尝试。去年2月份卫星发射的时候,国内的政策还不允许民间来应用卫星,你发射可以,但不能应用。所以到目前为止,“风马牛一号”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等等这些事都由政府的地面站在做。我们不能拿来做商业应用。

但是后来,我们和华大基因等机构在探讨,为了解决星际移民,我们第一步要建立太空基因库。所以我们去年10月份又尝试性地发射了一个小的基因库。之后我们会系统地、有规模地征求愿意去火星的先行者,让这些先行者把他们的基因交给我们,作为人类的种子,在太空中保存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种子拿到火星上去。到了火星之后,下一步就是按照火星的环境把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建立不同于地球文明的火星文明。这会是人类的新文明。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文明,也可以在火星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记者:所以你把太空计划当成一种使命,而不是一门生意?

冯仑:我们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以赚钱作为出发点。就像马斯克,他的使命不是赚钱,而是解决问题,但在过程中要用商业的方法配置资源,提高效率,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这个过程可以是商业的,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不是商业的。

记者:作为一名房地产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冯仑: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地产商,在中国对环境保护事业当中都有着特别的角色——我们是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倡导者,最终也是先行者。比如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我们虽然不是制造业,不是化工企业,也不像核电站那样经常被大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很不注意环保问题,比如材料中的有毒物质、建筑垃圾等等,这些都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0年。从这个行业来说,100年或者更长的建筑寿命会更有利于环境的稳定性,但我们建筑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是整个环境恶化的参与者。

第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这个行业也发展起来,因此也是受益者。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感觉到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跟环境的冲突在加大。气候大会曾公布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30%跟房地产有关。所以我们就觉得压力在变大,而且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在全球也是排在前面的。在中国内部,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也是排第一的。所以我们就代表这个行业提出一个倡议,我们要率先参与环保,降低碳排放。从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加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民间环保机构参与度。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环保支出大概占到民间环保总支出的三分之二,现在有近1000家企业参与。但早期发起的前100家到2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地产公司。所以我说地产公司又是环境保护强有力的倡导者。这个协会在七任会长当中有四个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王石做过,我做过,任志强做过,现在艾路明也在做。除此之外,中城联盟本身就建立了一个绿色建筑委员会,我们最早把美国的绿色建筑标准引入到中国。我们的倡议和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们又建立了绿色供应链联盟。在地产公司我们率先倡导绿色供应链,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最终产品和它的制造过程是一致的,否则你只是看到最终产品,但供应链配套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建筑产品,都是按照绿色标准去做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自觉地、越来越多地把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把短期的利润和长期的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在环保上,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独特的地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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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而且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撰文 | 李继威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1月的一档视频节目《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在被问道2019年的房价走势时回答称,“如果是捡的钱,就去买房;如果是挣的钱,暂时别买。”

诸如冯仑这样的房地产大亨在公开场合的发言被媒体敏锐捕捉后,往往能够对许多人的投资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许多房地产企业家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行业退出,但创业成功的经历仍然让他们在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中保持影响力,他们的一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备受推崇。冯仑就以“地产思想家”的称号为人熟知。

与仍然在不断为企业寻求出路的互联网公司的掌舵者不同,冯仑、王石、任志强等房地产企业家已经完成了为自己的资本积累,足以支撑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涉足新的领域——比如王石爱好登山、赛艇、学希伯来文,甚至创立了“深潜”训练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自己做“校长”,而冯仑就是其学员之一。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还在去年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和任志强类似,冯仑也不惮于在经济领域之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其出版的《理想丰满》一书中,不乏自己对“民主”与“集权”的见解。同样是在《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请到了此前因曝光“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而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崔永元做脱口秀嘉宾,节目中冯仑也坚持一如既往的风格,用“两性关系”的“段子”来解释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吴晓波称冯仑爱讲“野蛮段子”。这样的风格也常常为冯仑招致“不够尊重女性”的批评。

在上周参加全球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期间,冯仑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论坛以青年环保创新计划贯穿始终,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环保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参加。冯仑就今天的创业环境、太空计划、房地产税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文字实录。

记者:这次活动有很多青年创业者参加。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跟你当年创业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冯仑:我觉得是更好了。我从1991年开始创业,但中国公司法是在1993年颁布,所以1993年以前没有规则。公司法都没有,你怎么设立公司?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那个时候叫“狗蛋式”创业,就像一个坏小子在村里乱跑乱跳,瞎折腾,没有章法。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的关于赚钱的法律法规有将近300部,所以现在的创业就相当于在运动场上跑步,跑出来的成绩大家都认可,而且训练的方法大体也差不多。裁判也是公开的、公正的,而且最后项目也分得很细。以前的创业项目很少,就倒腾点儿贸易,炒点儿房地产。所以那个时候项目少、没规则,成功率就低。现在是一个透明的运动场,规则很清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创业条件更好。另外,现在支持创业的人也多。因为在1993年以前也不太有人懂创业,没什么人支持,就你自己折腾。现在比如说创投、风投,这就是拿钱支持。还有很多商学院来提供创业培训,政府、媒体、社会和家庭对创业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帮你借钱、帮你承担风险。但在1993年以前创业连钱都借不到,也不知道跟谁借钱。

而且那个时候创业的人会被认为是异端,觉得不正经的人才会去创业,以为社会边缘人口、受了处分的人、读书不好的人、做不了干部的人才去创业。现在价值观改变了,主流价值观非常支持创业,而且创业成功以后,创业者会得到各方面的赞许,甚至连找对象都容易。所以这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推动和包容,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也增加了创业者的勇气,同时也提供了安全垫,一旦创业失败,还会容忍你去干别的事。

记者:从媒体的曝光度来说,在过去一整年最受关注的一位企业家是任正非,你之前也写过关于任正非的文章。你如何看待任正非和华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角色?

冯仑:我虽然不知道所有信息,但我通过媒体和有限的跟华为人的接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任正非和华为的应对都是非常合适的、恰当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相信法律,相信公正,相信自己的科技的力量,自己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用自己的智慧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密切地沟通,以及他为了取得支持、化解危机所采用的方法、采取的立场和措施,我认为都非常了不起。

记者:你和任志强类似,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很少有禁忌。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舆论环境之下,你是否会担心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冯仑:我没担心,而且也不必要担心。因为首先我一直讲要“正常说话”,只要你正常说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另外如果有些需要沟通的问题,遇到麻烦、遇到误解,也要用像任正非一样的态度来解决。

我们说话的着眼点永远都是批判性、专业性和建设性。所谓批判性,是指在地产行业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不管是民间的、企业的、个别政策的、甚至是某个人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正常的批评。因为中央在关于企业家的二十五号文件里边专门讲了,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可以大胆地提出意见。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提出一定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是一定要有专业性,这不能是情绪性的批评。我们提出问题,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比如我们是房地产行业,我们就专业角度提出城市规划如何改进的问题。

最后要有建设性,目标是让问题得以解决,把社会、经济,哪怕是一栋楼、一个城市的一个街道建的更好。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记者:那在非经济的领域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俞敏洪的不当言论事件,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段子也经常会被批评为对女性不够尊重。你对这些批评如何回应?

冯仑:批评是好事,每个人都不能够让自己置身事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表扬。有一些批评通过善意的沟通就可以化解,也有一些需要自己检讨,自己也可以改正。还有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批评,那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经济以外的话题上,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和社会人物,这些很难达成一致。中国现在每件事情往少里说都有20多种看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按照中国现在说话的习惯的语境,我们有五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有四组人群,所以说这四组人群加这五大没有共识的问题,至少就有20个分歧。五大问题是指收入差距的问题,贪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这五个问题现在都很难有共识。然后社会又分成了四大人群,从最极端的左、中左、中右、右。这还算是粗分。

在很难有共识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就是要互相倾听;第二要沟通,把共识尽可能地增加;最后如果实在达不成共识,那我们也需要在行动当中按规则行事——语言上不能够有共识,但在行为当中要按法律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话社会还是会进步,还是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让大家找到彼此的空间,能够和谐相处。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引起争议。你是否支持征收房地产税?

冯仑:我支持合理地征收房地产税。所谓合理就是说,你要征了房地产税,现在哪些“费”要减少,而不是在现有的一切税、费都不改变情况下又增加税,那我不支持。我支持的是税负的合理化。

另外还有我们的产权制度。比如40年产权的房子,30年过去还剩10年,这叫我怎么交财产税?但如果是70年产权,刚拿到房子还有65年,那就没什么问题。这些需要在法理上、在收税收费的结构和比例上进行合理化,使企业总体税负降低,让大家把交税变成一个自觉的守法行为。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要把税收更好地用于公共福利和社会建设,变成良性循环。如果在关于房地产的税费结构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就收税,我认为这不一定合理,我也未必能支持。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风马牛一号”这个关键词时,关于这个卫星最新的消息还是停留在去年发射的时间点。所以这个卫星现在的运行状况如何?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看到“风马牛二号”、“风马牛三号”的发射?

冯仑:我们主要做的是房地产行业。但是后来我看到讲阿波罗登月的电影中肯尼迪的一个演讲,我觉得探索太空是人类的一个使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研究人类怎么样在不同星际之间做出生存选择、进行星际移民。我们因此也就开始尝试。

我们发射的“风马牛一号”是一个最小的尝试。去年2月份卫星发射的时候,国内的政策还不允许民间来应用卫星,你发射可以,但不能应用。所以到目前为止,“风马牛一号”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等等这些事都由政府的地面站在做。我们不能拿来做商业应用。

但是后来,我们和华大基因等机构在探讨,为了解决星际移民,我们第一步要建立太空基因库。所以我们去年10月份又尝试性地发射了一个小的基因库。之后我们会系统地、有规模地征求愿意去火星的先行者,让这些先行者把他们的基因交给我们,作为人类的种子,在太空中保存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种子拿到火星上去。到了火星之后,下一步就是按照火星的环境把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建立不同于地球文明的火星文明。这会是人类的新文明。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文明,也可以在火星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记者:所以你把太空计划当成一种使命,而不是一门生意?

冯仑:我们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以赚钱作为出发点。就像马斯克,他的使命不是赚钱,而是解决问题,但在过程中要用商业的方法配置资源,提高效率,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这个过程可以是商业的,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不是商业的。

记者:作为一名房地产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冯仑: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地产商,在中国对环境保护事业当中都有着特别的角色——我们是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倡导者,最终也是先行者。比如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我们虽然不是制造业,不是化工企业,也不像核电站那样经常被大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很不注意环保问题,比如材料中的有毒物质、建筑垃圾等等,这些都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0年。从这个行业来说,100年或者更长的建筑寿命会更有利于环境的稳定性,但我们建筑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是整个环境恶化的参与者。

第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这个行业也发展起来,因此也是受益者。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感觉到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跟环境的冲突在加大。气候大会曾公布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30%跟房地产有关。所以我们就觉得压力在变大,而且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在全球也是排在前面的。在中国内部,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也是排第一的。所以我们就代表这个行业提出一个倡议,我们要率先参与环保,降低碳排放。从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加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民间环保机构参与度。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环保支出大概占到民间环保总支出的三分之二,现在有近1000家企业参与。但早期发起的前100家到2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地产公司。所以我说地产公司又是环境保护强有力的倡导者。这个协会在七任会长当中有四个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王石做过,我做过,任志强做过,现在艾路明也在做。除此之外,中城联盟本身就建立了一个绿色建筑委员会,我们最早把美国的绿色建筑标准引入到中国。我们的倡议和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们又建立了绿色供应链联盟。在地产公司我们率先倡导绿色供应链,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最终产品和它的制造过程是一致的,否则你只是看到最终产品,但供应链配套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建筑产品,都是按照绿色标准去做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自觉地、越来越多地把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把短期的利润和长期的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在环保上,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独特的地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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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有着太空梦的地产商

发布日期:2019-07-26 04:30
摘要: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而且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撰文 | 李继威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1月的一档视频节目《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在被问道2019年的房价走势时回答称,“如果是捡的钱,就去买房;如果是挣的钱,暂时别买。”

诸如冯仑这样的房地产大亨在公开场合的发言被媒体敏锐捕捉后,往往能够对许多人的投资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许多房地产企业家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行业退出,但创业成功的经历仍然让他们在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中保持影响力,他们的一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备受推崇。冯仑就以“地产思想家”的称号为人熟知。

与仍然在不断为企业寻求出路的互联网公司的掌舵者不同,冯仑、王石、任志强等房地产企业家已经完成了为自己的资本积累,足以支撑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涉足新的领域——比如王石爱好登山、赛艇、学希伯来文,甚至创立了“深潜”训练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自己做“校长”,而冯仑就是其学员之一。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还在去年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和任志强类似,冯仑也不惮于在经济领域之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其出版的《理想丰满》一书中,不乏自己对“民主”与“集权”的见解。同样是在《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请到了此前因曝光“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而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崔永元做脱口秀嘉宾,节目中冯仑也坚持一如既往的风格,用“两性关系”的“段子”来解释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吴晓波称冯仑爱讲“野蛮段子”。这样的风格也常常为冯仑招致“不够尊重女性”的批评。

在上周参加全球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期间,冯仑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论坛以青年环保创新计划贯穿始终,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环保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参加。冯仑就今天的创业环境、太空计划、房地产税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文字实录。

记者:这次活动有很多青年创业者参加。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跟你当年创业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冯仑:我觉得是更好了。我从1991年开始创业,但中国公司法是在1993年颁布,所以1993年以前没有规则。公司法都没有,你怎么设立公司?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那个时候叫“狗蛋式”创业,就像一个坏小子在村里乱跑乱跳,瞎折腾,没有章法。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的关于赚钱的法律法规有将近300部,所以现在的创业就相当于在运动场上跑步,跑出来的成绩大家都认可,而且训练的方法大体也差不多。裁判也是公开的、公正的,而且最后项目也分得很细。以前的创业项目很少,就倒腾点儿贸易,炒点儿房地产。所以那个时候项目少、没规则,成功率就低。现在是一个透明的运动场,规则很清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创业条件更好。另外,现在支持创业的人也多。因为在1993年以前也不太有人懂创业,没什么人支持,就你自己折腾。现在比如说创投、风投,这就是拿钱支持。还有很多商学院来提供创业培训,政府、媒体、社会和家庭对创业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帮你借钱、帮你承担风险。但在1993年以前创业连钱都借不到,也不知道跟谁借钱。

而且那个时候创业的人会被认为是异端,觉得不正经的人才会去创业,以为社会边缘人口、受了处分的人、读书不好的人、做不了干部的人才去创业。现在价值观改变了,主流价值观非常支持创业,而且创业成功以后,创业者会得到各方面的赞许,甚至连找对象都容易。所以这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推动和包容,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也增加了创业者的勇气,同时也提供了安全垫,一旦创业失败,还会容忍你去干别的事。

记者:从媒体的曝光度来说,在过去一整年最受关注的一位企业家是任正非,你之前也写过关于任正非的文章。你如何看待任正非和华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角色?

冯仑:我虽然不知道所有信息,但我通过媒体和有限的跟华为人的接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任正非和华为的应对都是非常合适的、恰当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相信法律,相信公正,相信自己的科技的力量,自己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用自己的智慧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密切地沟通,以及他为了取得支持、化解危机所采用的方法、采取的立场和措施,我认为都非常了不起。

记者:你和任志强类似,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很少有禁忌。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舆论环境之下,你是否会担心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冯仑:我没担心,而且也不必要担心。因为首先我一直讲要“正常说话”,只要你正常说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另外如果有些需要沟通的问题,遇到麻烦、遇到误解,也要用像任正非一样的态度来解决。

我们说话的着眼点永远都是批判性、专业性和建设性。所谓批判性,是指在地产行业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不管是民间的、企业的、个别政策的、甚至是某个人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正常的批评。因为中央在关于企业家的二十五号文件里边专门讲了,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可以大胆地提出意见。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提出一定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是一定要有专业性,这不能是情绪性的批评。我们提出问题,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比如我们是房地产行业,我们就专业角度提出城市规划如何改进的问题。

最后要有建设性,目标是让问题得以解决,把社会、经济,哪怕是一栋楼、一个城市的一个街道建的更好。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记者:那在非经济的领域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俞敏洪的不当言论事件,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段子也经常会被批评为对女性不够尊重。你对这些批评如何回应?

冯仑:批评是好事,每个人都不能够让自己置身事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表扬。有一些批评通过善意的沟通就可以化解,也有一些需要自己检讨,自己也可以改正。还有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批评,那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经济以外的话题上,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和社会人物,这些很难达成一致。中国现在每件事情往少里说都有20多种看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按照中国现在说话的习惯的语境,我们有五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有四组人群,所以说这四组人群加这五大没有共识的问题,至少就有20个分歧。五大问题是指收入差距的问题,贪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这五个问题现在都很难有共识。然后社会又分成了四大人群,从最极端的左、中左、中右、右。这还算是粗分。

在很难有共识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就是要互相倾听;第二要沟通,把共识尽可能地增加;最后如果实在达不成共识,那我们也需要在行动当中按规则行事——语言上不能够有共识,但在行为当中要按法律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话社会还是会进步,还是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让大家找到彼此的空间,能够和谐相处。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引起争议。你是否支持征收房地产税?

冯仑:我支持合理地征收房地产税。所谓合理就是说,你要征了房地产税,现在哪些“费”要减少,而不是在现有的一切税、费都不改变情况下又增加税,那我不支持。我支持的是税负的合理化。

另外还有我们的产权制度。比如40年产权的房子,30年过去还剩10年,这叫我怎么交财产税?但如果是70年产权,刚拿到房子还有65年,那就没什么问题。这些需要在法理上、在收税收费的结构和比例上进行合理化,使企业总体税负降低,让大家把交税变成一个自觉的守法行为。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要把税收更好地用于公共福利和社会建设,变成良性循环。如果在关于房地产的税费结构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就收税,我认为这不一定合理,我也未必能支持。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风马牛一号”这个关键词时,关于这个卫星最新的消息还是停留在去年发射的时间点。所以这个卫星现在的运行状况如何?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看到“风马牛二号”、“风马牛三号”的发射?

冯仑:我们主要做的是房地产行业。但是后来我看到讲阿波罗登月的电影中肯尼迪的一个演讲,我觉得探索太空是人类的一个使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研究人类怎么样在不同星际之间做出生存选择、进行星际移民。我们因此也就开始尝试。

我们发射的“风马牛一号”是一个最小的尝试。去年2月份卫星发射的时候,国内的政策还不允许民间来应用卫星,你发射可以,但不能应用。所以到目前为止,“风马牛一号”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等等这些事都由政府的地面站在做。我们不能拿来做商业应用。

但是后来,我们和华大基因等机构在探讨,为了解决星际移民,我们第一步要建立太空基因库。所以我们去年10月份又尝试性地发射了一个小的基因库。之后我们会系统地、有规模地征求愿意去火星的先行者,让这些先行者把他们的基因交给我们,作为人类的种子,在太空中保存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种子拿到火星上去。到了火星之后,下一步就是按照火星的环境把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建立不同于地球文明的火星文明。这会是人类的新文明。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文明,也可以在火星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记者:所以你把太空计划当成一种使命,而不是一门生意?

冯仑:我们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以赚钱作为出发点。就像马斯克,他的使命不是赚钱,而是解决问题,但在过程中要用商业的方法配置资源,提高效率,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这个过程可以是商业的,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不是商业的。

记者:作为一名房地产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冯仑: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地产商,在中国对环境保护事业当中都有着特别的角色——我们是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倡导者,最终也是先行者。比如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我们虽然不是制造业,不是化工企业,也不像核电站那样经常被大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很不注意环保问题,比如材料中的有毒物质、建筑垃圾等等,这些都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0年。从这个行业来说,100年或者更长的建筑寿命会更有利于环境的稳定性,但我们建筑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是整个环境恶化的参与者。

第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这个行业也发展起来,因此也是受益者。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感觉到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跟环境的冲突在加大。气候大会曾公布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30%跟房地产有关。所以我们就觉得压力在变大,而且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在全球也是排在前面的。在中国内部,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也是排第一的。所以我们就代表这个行业提出一个倡议,我们要率先参与环保,降低碳排放。从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加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民间环保机构参与度。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环保支出大概占到民间环保总支出的三分之二,现在有近1000家企业参与。但早期发起的前100家到2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地产公司。所以我说地产公司又是环境保护强有力的倡导者。这个协会在七任会长当中有四个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王石做过,我做过,任志强做过,现在艾路明也在做。除此之外,中城联盟本身就建立了一个绿色建筑委员会,我们最早把美国的绿色建筑标准引入到中国。我们的倡议和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们又建立了绿色供应链联盟。在地产公司我们率先倡导绿色供应链,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最终产品和它的制造过程是一致的,否则你只是看到最终产品,但供应链配套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建筑产品,都是按照绿色标准去做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自觉地、越来越多地把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把短期的利润和长期的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在环保上,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独特的地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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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继威

OR--商业新媒体 】2019年1月的一档视频节目《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在被问道2019年的房价走势时回答称,“如果是捡的钱,就去买房;如果是挣的钱,暂时别买。”

诸如冯仑这样的房地产大亨在公开场合的发言被媒体敏锐捕捉后,往往能够对许多人的投资决策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许多房地产企业家实际上已经从这个行业退出,但创业成功的经历仍然让他们在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中保持影响力,他们的一些言论也通过各种渠道备受推崇。冯仑就以“地产思想家”的称号为人熟知。

与仍然在不断为企业寻求出路的互联网公司的掌舵者不同,冯仑、王石、任志强等房地产企业家已经完成了为自己的资本积累,足以支撑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涉足新的领域——比如王石爱好登山、赛艇、学希伯来文,甚至创立了“深潜”训练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自己做“校长”,而冯仑就是其学员之一。今年60岁的冯仑从万通退出后,不仅做自媒体、讲段子,还在去年成为了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的拥有者。

和任志强类似,冯仑也不惮于在经济领域之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其出版的《理想丰满》一书中,不乏自己对“民主”与“集权”的见解。同样是在《冯仑风马牛年终秀》中,冯仑请到了此前因曝光“最高法卷宗丢失”事件而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崔永元做脱口秀嘉宾,节目中冯仑也坚持一如既往的风格,用“两性关系”的“段子”来解释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为FT中文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吴晓波称冯仑爱讲“野蛮段子”。这样的风格也常常为冯仑招致“不够尊重女性”的批评。

在上周参加全球湾区青年创新论坛期间,冯仑接受了FT中文网的专访。论坛以青年环保创新计划贯穿始终,因此也吸引了众多环保行业的青年创业者参加。冯仑就今天的创业环境、太空计划、房地产税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文字实录。

记者:这次活动有很多青年创业者参加。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跟你当年创业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冯仑:我觉得是更好了。我从1991年开始创业,但中国公司法是在1993年颁布,所以1993年以前没有规则。公司法都没有,你怎么设立公司?所以我开玩笑说我们那个时候叫“狗蛋式”创业,就像一个坏小子在村里乱跑乱跳,瞎折腾,没有章法。

但是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的关于赚钱的法律法规有将近300部,所以现在的创业就相当于在运动场上跑步,跑出来的成绩大家都认可,而且训练的方法大体也差不多。裁判也是公开的、公正的,而且最后项目也分得很细。以前的创业项目很少,就倒腾点儿贸易,炒点儿房地产。所以那个时候项目少、没规则,成功率就低。现在是一个透明的运动场,规则很清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创业条件更好。另外,现在支持创业的人也多。因为在1993年以前也不太有人懂创业,没什么人支持,就你自己折腾。现在比如说创投、风投,这就是拿钱支持。还有很多商学院来提供创业培训,政府、媒体、社会和家庭对创业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帮你借钱、帮你承担风险。但在1993年以前创业连钱都借不到,也不知道跟谁借钱。

而且那个时候创业的人会被认为是异端,觉得不正经的人才会去创业,以为社会边缘人口、受了处分的人、读书不好的人、做不了干部的人才去创业。现在价值观改变了,主流价值观非常支持创业,而且创业成功以后,创业者会得到各方面的赞许,甚至连找对象都容易。所以这种正面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推动和包容,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也增加了创业者的勇气,同时也提供了安全垫,一旦创业失败,还会容忍你去干别的事。

记者:从媒体的曝光度来说,在过去一整年最受关注的一位企业家是任正非,你之前也写过关于任正非的文章。你如何看待任正非和华为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角色?

冯仑:我虽然不知道所有信息,但我通过媒体和有限的跟华为人的接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任正非和华为的应对都是非常合适的、恰当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他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相信法律,相信公正,相信自己的科技的力量,自己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用自己的智慧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密切地沟通,以及他为了取得支持、化解危机所采用的方法、采取的立场和措施,我认为都非常了不起。

记者:你和任志强类似,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很少有禁忌。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舆论环境之下,你是否会担心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

冯仑:我没担心,而且也不必要担心。因为首先我一直讲要“正常说话”,只要你正常说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另外如果有些需要沟通的问题,遇到麻烦、遇到误解,也要用像任正非一样的态度来解决。

我们说话的着眼点永远都是批判性、专业性和建设性。所谓批判性,是指在地产行业中,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需要改进,不管是民间的、企业的、个别政策的、甚至是某个人的,我们都可以提出正常的批评。因为中央在关于企业家的二十五号文件里边专门讲了,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企业家可以大胆地提出意见。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提出一定的建议,甚至是批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是一定要有专业性,这不能是情绪性的批评。我们提出问题,是站在专业的角度。比如我们是房地产行业,我们就专业角度提出城市规划如何改进的问题。

最后要有建设性,目标是让问题得以解决,把社会、经济,哪怕是一栋楼、一个城市的一个街道建的更好。这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我们作为企业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记者:那在非经济的领域呢?比如说前段时间俞敏洪的不当言论事件,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段子也经常会被批评为对女性不够尊重。你对这些批评如何回应?

冯仑:批评是好事,每个人都不能够让自己置身事外,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表扬。有一些批评通过善意的沟通就可以化解,也有一些需要自己检讨,自己也可以改正。还有一些不能达成一致的批评,那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在经济以外的话题上,社会新闻、社会事件和社会人物,这些很难达成一致。中国现在每件事情往少里说都有20多种看法。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按照中国现在说话的习惯的语境,我们有五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有四组人群,所以说这四组人群加这五大没有共识的问题,至少就有20个分歧。五大问题是指收入差距的问题,贪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这五个问题现在都很难有共识。然后社会又分成了四大人群,从最极端的左、中左、中右、右。这还算是粗分。

在很难有共识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就是要互相倾听;第二要沟通,把共识尽可能地增加;最后如果实在达不成共识,那我们也需要在行动当中按规则行事——语言上不能够有共识,但在行为当中要按法律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话社会还是会进步,还是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让大家找到彼此的空间,能够和谐相处。

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应该也会引起争议。你是否支持征收房地产税?

冯仑:我支持合理地征收房地产税。所谓合理就是说,你要征了房地产税,现在哪些“费”要减少,而不是在现有的一切税、费都不改变情况下又增加税,那我不支持。我支持的是税负的合理化。

另外还有我们的产权制度。比如40年产权的房子,30年过去还剩10年,这叫我怎么交财产税?但如果是70年产权,刚拿到房子还有65年,那就没什么问题。这些需要在法理上、在收税收费的结构和比例上进行合理化,使企业总体税负降低,让大家把交税变成一个自觉的守法行为。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要把税收更好地用于公共福利和社会建设,变成良性循环。如果在关于房地产的税费结构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就收税,我认为这不一定合理,我也未必能支持。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风马牛一号”这个关键词时,关于这个卫星最新的消息还是停留在去年发射的时间点。所以这个卫星现在的运行状况如何?之后我们还会不会看到“风马牛二号”、“风马牛三号”的发射?

冯仑:我们主要做的是房地产行业。但是后来我看到讲阿波罗登月的电影中肯尼迪的一个演讲,我觉得探索太空是人类的一个使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研究人类怎么样在不同星际之间做出生存选择、进行星际移民。我们因此也就开始尝试。

我们发射的“风马牛一号”是一个最小的尝试。去年2月份卫星发射的时候,国内的政策还不允许民间来应用卫星,你发射可以,但不能应用。所以到目前为止,“风马牛一号”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等等这些事都由政府的地面站在做。我们不能拿来做商业应用。

但是后来,我们和华大基因等机构在探讨,为了解决星际移民,我们第一步要建立太空基因库。所以我们去年10月份又尝试性地发射了一个小的基因库。之后我们会系统地、有规模地征求愿意去火星的先行者,让这些先行者把他们的基因交给我们,作为人类的种子,在太空中保存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种子拿到火星上去。到了火星之后,下一步就是按照火星的环境把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建立不同于地球文明的火星文明。这会是人类的新文明。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创造一个文明,也可以在火星上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记者:所以你把太空计划当成一种使命,而不是一门生意?

冯仑:我们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不是以赚钱作为出发点。就像马斯克,他的使命不是赚钱,而是解决问题,但在过程中要用商业的方法配置资源,提高效率,解决难题,达成目标。这个过程可以是商业的,但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不是商业的。

记者:作为一名房地产企业家,您为什么会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

冯仑: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地产商,在中国对环境保护事业当中都有着特别的角色——我们是得益者,也是受害者,又是倡导者,最终也是先行者。比如在行业发展的早期,我们虽然不是制造业,不是化工企业,也不像核电站那样经常被大家与环境联系在一起,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很不注意环保问题,比如材料中的有毒物质、建筑垃圾等等,这些都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0年。从这个行业来说,100年或者更长的建筑寿命会更有利于环境的稳定性,但我们建筑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角色是整个环境恶化的参与者。

第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这个行业也发展起来,因此也是受益者。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感觉到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跟环境的冲突在加大。气候大会曾公布一个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30%跟房地产有关。所以我们就觉得压力在变大,而且中国每年新增的碳排放在全球也是排在前面的。在中国内部,房地产作为一个行业也是排第一的。所以我们就代表这个行业提出一个倡议,我们要率先参与环保,降低碳排放。从那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加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民间环保机构参与度。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机构,环保支出大概占到民间环保总支出的三分之二,现在有近1000家企业参与。但早期发起的前100家到2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地产公司。所以我说地产公司又是环境保护强有力的倡导者。这个协会在七任会长当中有四个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王石做过,我做过,任志强做过,现在艾路明也在做。除此之外,中城联盟本身就建立了一个绿色建筑委员会,我们最早把美国的绿色建筑标准引入到中国。我们的倡议和实践还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们又建立了绿色供应链联盟。在地产公司我们率先倡导绿色供应链,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最终产品和它的制造过程是一致的,否则你只是看到最终产品,但供应链配套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建筑产品,都是按照绿色标准去做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够自觉地、越来越多地把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结合起来,把短期的利润和长期的社会发展趋势要求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在环保上,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独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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