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想就这一普遍困惑,结合社会现象,从特殊教育设计、课程结构、家教趋势,以及教师心理等角度谈谈看法。



撰文 | 徐海娜

OR--商业新媒体 】上一篇文章《辱骂学生的老师受罚之后,值得思考的两重矛盾》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热情读者的评论。很多评论都反映出了大家的一种困惑,好像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近期,除了陕西那起王姓教师长期辱骂学生事件受到关注之外,还有山东五莲县一起杨姓教师脚踢和用课本抽打学生被重罚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因为这起事件中被体罚学生的家长有过度勒索学校的行为,许多教师也因此感到困惑和不满。我想就大家的评论,结合这些社会现象,做一个集中的回应,从特殊教育设计、学校课程结构、家庭教育趋势,以及教师的心理等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教师的怨言与特殊教育的缺乏

有读者从自己家人在小学从教30年的经验出发,讲了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某同学课堂上经常自言自语,有时会站起来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课桌上。”这种事情可能很多老师都遇见过。其实还有更过分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内容是某小学的教室,一个座位在最后一排墙角的孩子,在上课期间不停站立起来,骚扰周围同学,甚至还脱裤子小便。我相信一般的老师遇到这种事情,不是不想管,而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不奏效,因此就不再管。另外,有的老师误以为体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又担心被投诉,因此便放弃管教。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事实上,他们都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学生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为教师们提供应对这种情况的制度性支援。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建设发展完善的一个方面。

前文提到的那种孩子,大概率是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简称ADD/ADHD)的患者。此外,在普通学校里还有一些具有社交障碍的轻度自闭症儿童,有心理社交障碍的资优儿童(也可称为“天才”儿童),以及具有读写障碍的儿童等等。在我们的早期教育中,如果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合适帮助的话,到了小学阶段,面对日益沉重的课业压力,行为问题就会很明显。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香港,很多幼稚园的老师也具有一些特殊教育方面的基本常识,当他们发现有些孩子有点问题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香港政府设立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同时,家长,或者给学前儿童做体检的机构,以及任何医生也都可以转介这些被怀疑有点“不同”的孩子去“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这种测试通常都是很详细和全面的,测试后家长会得到一份初步测验结论,高度怀疑有ADD/ADHD、自闭症倾向、读写障碍的孩子会被加入到香港社福机构系统中,根据严重程度,有的被安排进入特殊的幼儿中心,大多数中轻度障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做密集的早期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在6岁前的“黄金疗愈期”开展。所有训练要求家长陪同,以让家长学会怎样照顾和教育这些孩子,家长也被安排接受一些家长教育。与此同时,这些孩子还会被转介到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做进一步的确诊,并由公立医院安排相应的治疗。家长也可以安排孩子接受自由市场上提供的特殊治疗服务。虽然所有这些特殊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非常高昂,但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早期的密集式的训练,只是象征性收费,贫困家庭还可免除这笔象征性费用。在6岁即将上小学之前,这些孩子又将再次返回体智能中心,再次接受心理学家的评估,做出上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的一个分流。如果是分流到普通学校,心理学家给出的报告由家长决定是否呈交给学校,如果呈交,便能获得学校和教育局提供的教学支援。

假如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那么到了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教育局还有一个《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的计划。这个计划从20多年前就开始实施和不断完善,基本上能够把所有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识别出来。严重的,有多重障碍的学生会被安排到特殊学校,但是对于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但是有ADD/ADHD、自闭症、读写障碍等学习障碍的学生,一般都会留在普通学校,进行“融合教育”。对于这些学生,包括一部分有心理问题和社交问题的资优学生,教育局和学校原则上安排提供“三层支援模式”的教育。第一层支援是“优化课堂教学,协助有短暂或轻微学习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学习困难的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增补辅导,例如小组学习和抽离辅导等”;第三层支援是,“为有严重学习困难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加强版个别支援,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等”。这种“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因为种种原因,虽然也会受到诟病,却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总之,政府部门、学校、老师、家长都被要求全面参与到这些孩子的教育之中。

但是,现在的中国内地,普通学校对这种有特殊学习障碍的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计划,家长也缺乏管教这些孩子的知识,因此这么重的教育负担,最后只是落在了某个老师的肩膀上。这也是教师有怨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课程结构与教育的“全民焦虑”

有读者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现在这种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感觉比以前多了呢?我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这部分儿童的科研过去不发达,人们不具备识别这些孩子的知识;二是传播的不发达,过去人们的信息比较闭塞,身边没有出现,也不见报道,就很难获知;三是过去的课程结构令这些有特殊障碍的孩子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并得到部分天然疗愈的时间和机会。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第三点。

我想起我小时候,课程简单,课本内容和作业都很少,每天完成作业之后,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的时间。很多ADD/ADHD、轻度自闭症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大量身体活动的刺激下,大脑自动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此外大量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能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这种自由玩耍的时间在“世界性地丧失”。2018年,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孩子们做游戏的时间减少了25%。”我想,亚洲的情况应该是更严重的。我们现在需要靠药物,来增加这些孩子的多巴胺等物质的分泌,需要设计社交学习小组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发展社交技能等。

2018年,由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研制的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发布,该指南认为,各种类型的玩耍和身体活动都有利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孩子一天的玩耍活动应累计达到180分钟以上。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60分钟;同时,每天应进行至少120分钟的户外活动。试问,现有的情况下,大中城市里的哪个孩子能做到?最近几年,还有研究指出,中小学生近视的主因是户外活动过少。户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与同辈自然交往、自由玩耍的时间等等,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都被大量压缩,孩子们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的几率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虽然教育系统一直在为孩子们“减负”,例如禁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但是小学课本的深度和难度却不见减轻,考试的要求则是越来越高。很多家长抱怨,不准幼儿园教拼音,却在上小学后半个学期就要求学生掌握拼音,真的以为个个都是“神童”吗?从课程结构上看,这也是一种教育的“虚伪性”。

小学生不仅活动不足,而且还睡眠不足,睡眠和身体活动对于大脑的发育的重要性,我想现在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们都得到了充足的睡眠和活动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孩子没有任何行为和情绪问题恐怕才是不正常的吧。还有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有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大人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他们是否觉得累?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去疏导他们的压力,而是加固栏杆去防止他们跳楼。有读者的评论也反映了这一点。高考的压力放在那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靠谱的出路和选择不多,价值观上也没有新的建树,令不能正常升入高中的学生自卑和自我放弃的情绪严重。整体的课程结构和制度设计没有真正改良的话,那么即使教育部一再发布和更新各种各样的“减负”措施,学生、老师、家长的焦虑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少。曾经看过一个很流行的段子:“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有人答,‘在美国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这个段子的出现,应该也是有现实土壤的。这些都值得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的人深思。

“无法无天”的孩子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现在似乎不服从家长和老师管教,“无法无天”的孩子越来越多。日本有一位经常从医学角度为大众提供育儿建议的医学博士国米欣明把这些孩子称为“高风险孩子”,认为“动辄发火,不听老师的话,没有同情心,没有合作精神,不体贴人,不守规则,自私任性,暴力,不能忍耐和坚持,没有共鸣能力,容易厌倦,没有干劲,缺乏自我抑制力,也就是说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等” 都是高风险孩子的共同特征。国米欣明认为,两岁半到三岁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力的“临界期”,而现在市场上对早期教育的宣传混淆了“敏感期”和“临界期”的概念,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令知识性的学习凌驾于情意控制的学习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孩子的智能发育是没有临界期的,而大脑的前额叶发育却是有临界期的。大脑的前额叶,简而言之,就是控制人的社会性和感情的地方,与“控制行为和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眼窝前额皮质”的发育临界期为两岁半到三岁。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的家庭教育十分关键。

国米欣明所著《培养有自制力的孩子》是基于日本社会父母单方面“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方式的失败而写的一本书。书中指出,父母的爱是“眼窝前额皮质”发育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孩子还需要学会自我抑制,学会“共情”与“共鸣”,令孩子明白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相互的。仅有“欲求满足型”的爱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爱”,有拥抱的爱,也有严厉训斥的爱,还有放手的爱等等。有爱,有抑制性的条件,育儿才具备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和我们主张不要溺爱子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同时国米欣明也提醒父母不要以爱和管教为名虐待孩子,如果让孩子忍耐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不是训练,而成为压力。日本还有一位儿童精神医学专家,叫佐佐木正美,他倡导不责骂孩子,但是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孩子会因为同情别人,而愿意控制自己和遵守行为规范。

假如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先天障碍,例如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自闭症等导致的行为情绪难以控制的话,孩子入学最初的行为情绪问题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用再管。香港的学校一般都特别重视家长教育,学校除了提供家长做义工的机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还定期开展很多家长教育讲座,以及大量的家长教育活动。学校老师和领导层,也很重视与家长交流,让家长意见有获得倾听的机会。现在中国内地有些先进的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家长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教育真的是需要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的,但前提是学校的教育理念能够获得家长认同,学校老师和家长相互信任,才能建立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学校的整体教育环境应当是“友善的”和“接纳的”,才不会令学生和家长过分紧张,甚至需要带着录音笔上学。

另一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现在的孩子们事实上比过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和机会都增多了,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也比过去增加了。过去,很多父母都疲于生计,很少有时间真正和孩子相处谈心,孩子们一般也不习惯把自己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告诉家长。孩子与家长之间有一种心理隔膜。甚至一些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乃至受到性侵,都不敢告诉家长。这种“不敢”,不是孩子们胆小怕事造成的,而是没有勇气去突破与父母之间的那种“疏离感”。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种代际间的“疏离感”,因为数十年“亲密育儿法”的流行,渐渐打破或者延后发生。基本上小学生和初中生大部分和父母的关系都比较亲密,愿意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其实这是一件好事,这令父母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我们说给孩子自由,并不代表放弃管教的责任和教育的义务,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

教师的怨言、委屈与沉重负担

社会文明发展很快,而学校相对社会来说,仍然是象牙塔一般的存在,就像曾经有人质疑的那样,为什么上百年过去了,手机都成智能的了,学生还是坐在固定的课桌后面听讲台上的老师“满堂灌”?学校教育本质上是落后于社会的整体进步的。而教师作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常常需要直接面对这些结构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我前文所述的特殊教育的不足,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现实的学校工作中,学校还面临大量的行政检查,教师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为各种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考核“弄虚作假”,这也是教师压力的重要来源,却很少被讨论。

另一方面,教师通常认为自己对学生们可谓尽心尽力,是“爱”学生的,但是就像一位读者评论所说的那样,“当教师成为高危职业,一不小心就被家长投诉,而投诉的结果几乎100%是教师倒霉的情况下,作为教师,你该怎么做?当被要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口头教育时,你该怎么做?”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怎么办”的文章,例如在FT中文网发表的《除了惩戒,还能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如何教孩子真正学会尊重》、《请勿用陈腐方式教育现代学生》、《停止语言暴力,别做孩子心中的“暴君”》等。我说过,如果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就会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书,都分享了一线教师的课堂秩序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教师始终要像学生一样,保持一颗想要学习、在专业上不断进取的心。有怨言和觉得委屈,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份工作都有令人觉得不满和委屈的地方。但是如果真正通过学习去提高自己做为一名教师的“专业性”的话,很多原先觉得是问题的,可能就不再是问题。

当然这不能仅仅责怪部分教师没有在专业上进取的心,也有很多家长的“越界”行为和低素质的行为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带来的问题常常也需要老师面对。最后,我们寄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令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各乐其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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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

发布日期:2019-07-25 06:42
摘要:我想就这一普遍困惑,结合社会现象,从特殊教育设计、课程结构、家教趋势,以及教师心理等角度谈谈看法。



撰文 | 徐海娜

OR--商业新媒体 】上一篇文章《辱骂学生的老师受罚之后,值得思考的两重矛盾》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热情读者的评论。很多评论都反映出了大家的一种困惑,好像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近期,除了陕西那起王姓教师长期辱骂学生事件受到关注之外,还有山东五莲县一起杨姓教师脚踢和用课本抽打学生被重罚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因为这起事件中被体罚学生的家长有过度勒索学校的行为,许多教师也因此感到困惑和不满。我想就大家的评论,结合这些社会现象,做一个集中的回应,从特殊教育设计、学校课程结构、家庭教育趋势,以及教师的心理等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教师的怨言与特殊教育的缺乏

有读者从自己家人在小学从教30年的经验出发,讲了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某同学课堂上经常自言自语,有时会站起来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课桌上。”这种事情可能很多老师都遇见过。其实还有更过分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内容是某小学的教室,一个座位在最后一排墙角的孩子,在上课期间不停站立起来,骚扰周围同学,甚至还脱裤子小便。我相信一般的老师遇到这种事情,不是不想管,而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不奏效,因此就不再管。另外,有的老师误以为体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又担心被投诉,因此便放弃管教。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事实上,他们都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学生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为教师们提供应对这种情况的制度性支援。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建设发展完善的一个方面。

前文提到的那种孩子,大概率是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简称ADD/ADHD)的患者。此外,在普通学校里还有一些具有社交障碍的轻度自闭症儿童,有心理社交障碍的资优儿童(也可称为“天才”儿童),以及具有读写障碍的儿童等等。在我们的早期教育中,如果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合适帮助的话,到了小学阶段,面对日益沉重的课业压力,行为问题就会很明显。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香港,很多幼稚园的老师也具有一些特殊教育方面的基本常识,当他们发现有些孩子有点问题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香港政府设立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同时,家长,或者给学前儿童做体检的机构,以及任何医生也都可以转介这些被怀疑有点“不同”的孩子去“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这种测试通常都是很详细和全面的,测试后家长会得到一份初步测验结论,高度怀疑有ADD/ADHD、自闭症倾向、读写障碍的孩子会被加入到香港社福机构系统中,根据严重程度,有的被安排进入特殊的幼儿中心,大多数中轻度障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做密集的早期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在6岁前的“黄金疗愈期”开展。所有训练要求家长陪同,以让家长学会怎样照顾和教育这些孩子,家长也被安排接受一些家长教育。与此同时,这些孩子还会被转介到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做进一步的确诊,并由公立医院安排相应的治疗。家长也可以安排孩子接受自由市场上提供的特殊治疗服务。虽然所有这些特殊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非常高昂,但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早期的密集式的训练,只是象征性收费,贫困家庭还可免除这笔象征性费用。在6岁即将上小学之前,这些孩子又将再次返回体智能中心,再次接受心理学家的评估,做出上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的一个分流。如果是分流到普通学校,心理学家给出的报告由家长决定是否呈交给学校,如果呈交,便能获得学校和教育局提供的教学支援。

假如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那么到了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教育局还有一个《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的计划。这个计划从20多年前就开始实施和不断完善,基本上能够把所有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识别出来。严重的,有多重障碍的学生会被安排到特殊学校,但是对于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但是有ADD/ADHD、自闭症、读写障碍等学习障碍的学生,一般都会留在普通学校,进行“融合教育”。对于这些学生,包括一部分有心理问题和社交问题的资优学生,教育局和学校原则上安排提供“三层支援模式”的教育。第一层支援是“优化课堂教学,协助有短暂或轻微学习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学习困难的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增补辅导,例如小组学习和抽离辅导等”;第三层支援是,“为有严重学习困难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加强版个别支援,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等”。这种“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因为种种原因,虽然也会受到诟病,却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总之,政府部门、学校、老师、家长都被要求全面参与到这些孩子的教育之中。

但是,现在的中国内地,普通学校对这种有特殊学习障碍的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计划,家长也缺乏管教这些孩子的知识,因此这么重的教育负担,最后只是落在了某个老师的肩膀上。这也是教师有怨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课程结构与教育的“全民焦虑”

有读者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现在这种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感觉比以前多了呢?我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这部分儿童的科研过去不发达,人们不具备识别这些孩子的知识;二是传播的不发达,过去人们的信息比较闭塞,身边没有出现,也不见报道,就很难获知;三是过去的课程结构令这些有特殊障碍的孩子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并得到部分天然疗愈的时间和机会。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第三点。

我想起我小时候,课程简单,课本内容和作业都很少,每天完成作业之后,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的时间。很多ADD/ADHD、轻度自闭症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大量身体活动的刺激下,大脑自动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此外大量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能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这种自由玩耍的时间在“世界性地丧失”。2018年,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孩子们做游戏的时间减少了25%。”我想,亚洲的情况应该是更严重的。我们现在需要靠药物,来增加这些孩子的多巴胺等物质的分泌,需要设计社交学习小组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发展社交技能等。

2018年,由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研制的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发布,该指南认为,各种类型的玩耍和身体活动都有利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孩子一天的玩耍活动应累计达到180分钟以上。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60分钟;同时,每天应进行至少120分钟的户外活动。试问,现有的情况下,大中城市里的哪个孩子能做到?最近几年,还有研究指出,中小学生近视的主因是户外活动过少。户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与同辈自然交往、自由玩耍的时间等等,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都被大量压缩,孩子们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的几率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虽然教育系统一直在为孩子们“减负”,例如禁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但是小学课本的深度和难度却不见减轻,考试的要求则是越来越高。很多家长抱怨,不准幼儿园教拼音,却在上小学后半个学期就要求学生掌握拼音,真的以为个个都是“神童”吗?从课程结构上看,这也是一种教育的“虚伪性”。

小学生不仅活动不足,而且还睡眠不足,睡眠和身体活动对于大脑的发育的重要性,我想现在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们都得到了充足的睡眠和活动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孩子没有任何行为和情绪问题恐怕才是不正常的吧。还有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有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大人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他们是否觉得累?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去疏导他们的压力,而是加固栏杆去防止他们跳楼。有读者的评论也反映了这一点。高考的压力放在那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靠谱的出路和选择不多,价值观上也没有新的建树,令不能正常升入高中的学生自卑和自我放弃的情绪严重。整体的课程结构和制度设计没有真正改良的话,那么即使教育部一再发布和更新各种各样的“减负”措施,学生、老师、家长的焦虑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少。曾经看过一个很流行的段子:“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有人答,‘在美国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这个段子的出现,应该也是有现实土壤的。这些都值得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的人深思。

“无法无天”的孩子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现在似乎不服从家长和老师管教,“无法无天”的孩子越来越多。日本有一位经常从医学角度为大众提供育儿建议的医学博士国米欣明把这些孩子称为“高风险孩子”,认为“动辄发火,不听老师的话,没有同情心,没有合作精神,不体贴人,不守规则,自私任性,暴力,不能忍耐和坚持,没有共鸣能力,容易厌倦,没有干劲,缺乏自我抑制力,也就是说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等” 都是高风险孩子的共同特征。国米欣明认为,两岁半到三岁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力的“临界期”,而现在市场上对早期教育的宣传混淆了“敏感期”和“临界期”的概念,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令知识性的学习凌驾于情意控制的学习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孩子的智能发育是没有临界期的,而大脑的前额叶发育却是有临界期的。大脑的前额叶,简而言之,就是控制人的社会性和感情的地方,与“控制行为和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眼窝前额皮质”的发育临界期为两岁半到三岁。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的家庭教育十分关键。

国米欣明所著《培养有自制力的孩子》是基于日本社会父母单方面“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方式的失败而写的一本书。书中指出,父母的爱是“眼窝前额皮质”发育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孩子还需要学会自我抑制,学会“共情”与“共鸣”,令孩子明白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相互的。仅有“欲求满足型”的爱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爱”,有拥抱的爱,也有严厉训斥的爱,还有放手的爱等等。有爱,有抑制性的条件,育儿才具备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和我们主张不要溺爱子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同时国米欣明也提醒父母不要以爱和管教为名虐待孩子,如果让孩子忍耐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不是训练,而成为压力。日本还有一位儿童精神医学专家,叫佐佐木正美,他倡导不责骂孩子,但是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孩子会因为同情别人,而愿意控制自己和遵守行为规范。

假如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先天障碍,例如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自闭症等导致的行为情绪难以控制的话,孩子入学最初的行为情绪问题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用再管。香港的学校一般都特别重视家长教育,学校除了提供家长做义工的机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还定期开展很多家长教育讲座,以及大量的家长教育活动。学校老师和领导层,也很重视与家长交流,让家长意见有获得倾听的机会。现在中国内地有些先进的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家长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教育真的是需要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的,但前提是学校的教育理念能够获得家长认同,学校老师和家长相互信任,才能建立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学校的整体教育环境应当是“友善的”和“接纳的”,才不会令学生和家长过分紧张,甚至需要带着录音笔上学。

另一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现在的孩子们事实上比过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和机会都增多了,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也比过去增加了。过去,很多父母都疲于生计,很少有时间真正和孩子相处谈心,孩子们一般也不习惯把自己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告诉家长。孩子与家长之间有一种心理隔膜。甚至一些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乃至受到性侵,都不敢告诉家长。这种“不敢”,不是孩子们胆小怕事造成的,而是没有勇气去突破与父母之间的那种“疏离感”。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种代际间的“疏离感”,因为数十年“亲密育儿法”的流行,渐渐打破或者延后发生。基本上小学生和初中生大部分和父母的关系都比较亲密,愿意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其实这是一件好事,这令父母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我们说给孩子自由,并不代表放弃管教的责任和教育的义务,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

教师的怨言、委屈与沉重负担

社会文明发展很快,而学校相对社会来说,仍然是象牙塔一般的存在,就像曾经有人质疑的那样,为什么上百年过去了,手机都成智能的了,学生还是坐在固定的课桌后面听讲台上的老师“满堂灌”?学校教育本质上是落后于社会的整体进步的。而教师作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常常需要直接面对这些结构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我前文所述的特殊教育的不足,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现实的学校工作中,学校还面临大量的行政检查,教师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为各种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考核“弄虚作假”,这也是教师压力的重要来源,却很少被讨论。

另一方面,教师通常认为自己对学生们可谓尽心尽力,是“爱”学生的,但是就像一位读者评论所说的那样,“当教师成为高危职业,一不小心就被家长投诉,而投诉的结果几乎100%是教师倒霉的情况下,作为教师,你该怎么做?当被要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口头教育时,你该怎么做?”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怎么办”的文章,例如在FT中文网发表的《除了惩戒,还能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如何教孩子真正学会尊重》、《请勿用陈腐方式教育现代学生》、《停止语言暴力,别做孩子心中的“暴君”》等。我说过,如果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就会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书,都分享了一线教师的课堂秩序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教师始终要像学生一样,保持一颗想要学习、在专业上不断进取的心。有怨言和觉得委屈,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份工作都有令人觉得不满和委屈的地方。但是如果真正通过学习去提高自己做为一名教师的“专业性”的话,很多原先觉得是问题的,可能就不再是问题。

当然这不能仅仅责怪部分教师没有在专业上进取的心,也有很多家长的“越界”行为和低素质的行为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带来的问题常常也需要老师面对。最后,我们寄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令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各乐其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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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想就这一普遍困惑,结合社会现象,从特殊教育设计、课程结构、家教趋势,以及教师心理等角度谈谈看法。



撰文 | 徐海娜

OR--商业新媒体 】上一篇文章《辱骂学生的老师受罚之后,值得思考的两重矛盾》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热情读者的评论。很多评论都反映出了大家的一种困惑,好像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近期,除了陕西那起王姓教师长期辱骂学生事件受到关注之外,还有山东五莲县一起杨姓教师脚踢和用课本抽打学生被重罚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因为这起事件中被体罚学生的家长有过度勒索学校的行为,许多教师也因此感到困惑和不满。我想就大家的评论,结合这些社会现象,做一个集中的回应,从特殊教育设计、学校课程结构、家庭教育趋势,以及教师的心理等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教师的怨言与特殊教育的缺乏

有读者从自己家人在小学从教30年的经验出发,讲了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某同学课堂上经常自言自语,有时会站起来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课桌上。”这种事情可能很多老师都遇见过。其实还有更过分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内容是某小学的教室,一个座位在最后一排墙角的孩子,在上课期间不停站立起来,骚扰周围同学,甚至还脱裤子小便。我相信一般的老师遇到这种事情,不是不想管,而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不奏效,因此就不再管。另外,有的老师误以为体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又担心被投诉,因此便放弃管教。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事实上,他们都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学生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为教师们提供应对这种情况的制度性支援。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建设发展完善的一个方面。

前文提到的那种孩子,大概率是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简称ADD/ADHD)的患者。此外,在普通学校里还有一些具有社交障碍的轻度自闭症儿童,有心理社交障碍的资优儿童(也可称为“天才”儿童),以及具有读写障碍的儿童等等。在我们的早期教育中,如果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合适帮助的话,到了小学阶段,面对日益沉重的课业压力,行为问题就会很明显。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香港,很多幼稚园的老师也具有一些特殊教育方面的基本常识,当他们发现有些孩子有点问题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香港政府设立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同时,家长,或者给学前儿童做体检的机构,以及任何医生也都可以转介这些被怀疑有点“不同”的孩子去“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这种测试通常都是很详细和全面的,测试后家长会得到一份初步测验结论,高度怀疑有ADD/ADHD、自闭症倾向、读写障碍的孩子会被加入到香港社福机构系统中,根据严重程度,有的被安排进入特殊的幼儿中心,大多数中轻度障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做密集的早期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在6岁前的“黄金疗愈期”开展。所有训练要求家长陪同,以让家长学会怎样照顾和教育这些孩子,家长也被安排接受一些家长教育。与此同时,这些孩子还会被转介到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做进一步的确诊,并由公立医院安排相应的治疗。家长也可以安排孩子接受自由市场上提供的特殊治疗服务。虽然所有这些特殊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非常高昂,但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早期的密集式的训练,只是象征性收费,贫困家庭还可免除这笔象征性费用。在6岁即将上小学之前,这些孩子又将再次返回体智能中心,再次接受心理学家的评估,做出上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的一个分流。如果是分流到普通学校,心理学家给出的报告由家长决定是否呈交给学校,如果呈交,便能获得学校和教育局提供的教学支援。

假如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那么到了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教育局还有一个《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的计划。这个计划从20多年前就开始实施和不断完善,基本上能够把所有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识别出来。严重的,有多重障碍的学生会被安排到特殊学校,但是对于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但是有ADD/ADHD、自闭症、读写障碍等学习障碍的学生,一般都会留在普通学校,进行“融合教育”。对于这些学生,包括一部分有心理问题和社交问题的资优学生,教育局和学校原则上安排提供“三层支援模式”的教育。第一层支援是“优化课堂教学,协助有短暂或轻微学习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学习困难的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增补辅导,例如小组学习和抽离辅导等”;第三层支援是,“为有严重学习困难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加强版个别支援,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等”。这种“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因为种种原因,虽然也会受到诟病,却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总之,政府部门、学校、老师、家长都被要求全面参与到这些孩子的教育之中。

但是,现在的中国内地,普通学校对这种有特殊学习障碍的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计划,家长也缺乏管教这些孩子的知识,因此这么重的教育负担,最后只是落在了某个老师的肩膀上。这也是教师有怨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课程结构与教育的“全民焦虑”

有读者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现在这种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感觉比以前多了呢?我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这部分儿童的科研过去不发达,人们不具备识别这些孩子的知识;二是传播的不发达,过去人们的信息比较闭塞,身边没有出现,也不见报道,就很难获知;三是过去的课程结构令这些有特殊障碍的孩子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并得到部分天然疗愈的时间和机会。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第三点。

我想起我小时候,课程简单,课本内容和作业都很少,每天完成作业之后,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的时间。很多ADD/ADHD、轻度自闭症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大量身体活动的刺激下,大脑自动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此外大量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能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这种自由玩耍的时间在“世界性地丧失”。2018年,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孩子们做游戏的时间减少了25%。”我想,亚洲的情况应该是更严重的。我们现在需要靠药物,来增加这些孩子的多巴胺等物质的分泌,需要设计社交学习小组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发展社交技能等。

2018年,由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研制的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发布,该指南认为,各种类型的玩耍和身体活动都有利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孩子一天的玩耍活动应累计达到180分钟以上。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60分钟;同时,每天应进行至少120分钟的户外活动。试问,现有的情况下,大中城市里的哪个孩子能做到?最近几年,还有研究指出,中小学生近视的主因是户外活动过少。户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与同辈自然交往、自由玩耍的时间等等,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都被大量压缩,孩子们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的几率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虽然教育系统一直在为孩子们“减负”,例如禁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但是小学课本的深度和难度却不见减轻,考试的要求则是越来越高。很多家长抱怨,不准幼儿园教拼音,却在上小学后半个学期就要求学生掌握拼音,真的以为个个都是“神童”吗?从课程结构上看,这也是一种教育的“虚伪性”。

小学生不仅活动不足,而且还睡眠不足,睡眠和身体活动对于大脑的发育的重要性,我想现在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们都得到了充足的睡眠和活动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孩子没有任何行为和情绪问题恐怕才是不正常的吧。还有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有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大人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他们是否觉得累?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去疏导他们的压力,而是加固栏杆去防止他们跳楼。有读者的评论也反映了这一点。高考的压力放在那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靠谱的出路和选择不多,价值观上也没有新的建树,令不能正常升入高中的学生自卑和自我放弃的情绪严重。整体的课程结构和制度设计没有真正改良的话,那么即使教育部一再发布和更新各种各样的“减负”措施,学生、老师、家长的焦虑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少。曾经看过一个很流行的段子:“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有人答,‘在美国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这个段子的出现,应该也是有现实土壤的。这些都值得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的人深思。

“无法无天”的孩子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现在似乎不服从家长和老师管教,“无法无天”的孩子越来越多。日本有一位经常从医学角度为大众提供育儿建议的医学博士国米欣明把这些孩子称为“高风险孩子”,认为“动辄发火,不听老师的话,没有同情心,没有合作精神,不体贴人,不守规则,自私任性,暴力,不能忍耐和坚持,没有共鸣能力,容易厌倦,没有干劲,缺乏自我抑制力,也就是说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等” 都是高风险孩子的共同特征。国米欣明认为,两岁半到三岁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力的“临界期”,而现在市场上对早期教育的宣传混淆了“敏感期”和“临界期”的概念,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令知识性的学习凌驾于情意控制的学习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孩子的智能发育是没有临界期的,而大脑的前额叶发育却是有临界期的。大脑的前额叶,简而言之,就是控制人的社会性和感情的地方,与“控制行为和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眼窝前额皮质”的发育临界期为两岁半到三岁。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的家庭教育十分关键。

国米欣明所著《培养有自制力的孩子》是基于日本社会父母单方面“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方式的失败而写的一本书。书中指出,父母的爱是“眼窝前额皮质”发育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孩子还需要学会自我抑制,学会“共情”与“共鸣”,令孩子明白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相互的。仅有“欲求满足型”的爱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爱”,有拥抱的爱,也有严厉训斥的爱,还有放手的爱等等。有爱,有抑制性的条件,育儿才具备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和我们主张不要溺爱子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同时国米欣明也提醒父母不要以爱和管教为名虐待孩子,如果让孩子忍耐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不是训练,而成为压力。日本还有一位儿童精神医学专家,叫佐佐木正美,他倡导不责骂孩子,但是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孩子会因为同情别人,而愿意控制自己和遵守行为规范。

假如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先天障碍,例如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自闭症等导致的行为情绪难以控制的话,孩子入学最初的行为情绪问题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用再管。香港的学校一般都特别重视家长教育,学校除了提供家长做义工的机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还定期开展很多家长教育讲座,以及大量的家长教育活动。学校老师和领导层,也很重视与家长交流,让家长意见有获得倾听的机会。现在中国内地有些先进的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家长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教育真的是需要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的,但前提是学校的教育理念能够获得家长认同,学校老师和家长相互信任,才能建立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学校的整体教育环境应当是“友善的”和“接纳的”,才不会令学生和家长过分紧张,甚至需要带着录音笔上学。

另一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现在的孩子们事实上比过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和机会都增多了,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也比过去增加了。过去,很多父母都疲于生计,很少有时间真正和孩子相处谈心,孩子们一般也不习惯把自己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告诉家长。孩子与家长之间有一种心理隔膜。甚至一些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乃至受到性侵,都不敢告诉家长。这种“不敢”,不是孩子们胆小怕事造成的,而是没有勇气去突破与父母之间的那种“疏离感”。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种代际间的“疏离感”,因为数十年“亲密育儿法”的流行,渐渐打破或者延后发生。基本上小学生和初中生大部分和父母的关系都比较亲密,愿意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其实这是一件好事,这令父母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我们说给孩子自由,并不代表放弃管教的责任和教育的义务,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

教师的怨言、委屈与沉重负担

社会文明发展很快,而学校相对社会来说,仍然是象牙塔一般的存在,就像曾经有人质疑的那样,为什么上百年过去了,手机都成智能的了,学生还是坐在固定的课桌后面听讲台上的老师“满堂灌”?学校教育本质上是落后于社会的整体进步的。而教师作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常常需要直接面对这些结构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我前文所述的特殊教育的不足,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现实的学校工作中,学校还面临大量的行政检查,教师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为各种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考核“弄虚作假”,这也是教师压力的重要来源,却很少被讨论。

另一方面,教师通常认为自己对学生们可谓尽心尽力,是“爱”学生的,但是就像一位读者评论所说的那样,“当教师成为高危职业,一不小心就被家长投诉,而投诉的结果几乎100%是教师倒霉的情况下,作为教师,你该怎么做?当被要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口头教育时,你该怎么做?”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怎么办”的文章,例如在FT中文网发表的《除了惩戒,还能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如何教孩子真正学会尊重》、《请勿用陈腐方式教育现代学生》、《停止语言暴力,别做孩子心中的“暴君”》等。我说过,如果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就会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书,都分享了一线教师的课堂秩序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教师始终要像学生一样,保持一颗想要学习、在专业上不断进取的心。有怨言和觉得委屈,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份工作都有令人觉得不满和委屈的地方。但是如果真正通过学习去提高自己做为一名教师的“专业性”的话,很多原先觉得是问题的,可能就不再是问题。

当然这不能仅仅责怪部分教师没有在专业上进取的心,也有很多家长的“越界”行为和低素质的行为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带来的问题常常也需要老师面对。最后,我们寄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令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各乐其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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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为什么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

发布日期:2019-07-25 06:42
摘要:我想就这一普遍困惑,结合社会现象,从特殊教育设计、课程结构、家教趋势,以及教师心理等角度谈谈看法。



撰文 | 徐海娜

OR--商业新媒体 】上一篇文章《辱骂学生的老师受罚之后,值得思考的两重矛盾》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热情读者的评论。很多评论都反映出了大家的一种困惑,好像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近期,除了陕西那起王姓教师长期辱骂学生事件受到关注之外,还有山东五莲县一起杨姓教师脚踢和用课本抽打学生被重罚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因为这起事件中被体罚学生的家长有过度勒索学校的行为,许多教师也因此感到困惑和不满。我想就大家的评论,结合这些社会现象,做一个集中的回应,从特殊教育设计、学校课程结构、家庭教育趋势,以及教师的心理等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教师的怨言与特殊教育的缺乏

有读者从自己家人在小学从教30年的经验出发,讲了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某同学课堂上经常自言自语,有时会站起来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课桌上。”这种事情可能很多老师都遇见过。其实还有更过分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内容是某小学的教室,一个座位在最后一排墙角的孩子,在上课期间不停站立起来,骚扰周围同学,甚至还脱裤子小便。我相信一般的老师遇到这种事情,不是不想管,而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不奏效,因此就不再管。另外,有的老师误以为体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又担心被投诉,因此便放弃管教。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事实上,他们都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学生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为教师们提供应对这种情况的制度性支援。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建设发展完善的一个方面。

前文提到的那种孩子,大概率是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简称ADD/ADHD)的患者。此外,在普通学校里还有一些具有社交障碍的轻度自闭症儿童,有心理社交障碍的资优儿童(也可称为“天才”儿童),以及具有读写障碍的儿童等等。在我们的早期教育中,如果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合适帮助的话,到了小学阶段,面对日益沉重的课业压力,行为问题就会很明显。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香港,很多幼稚园的老师也具有一些特殊教育方面的基本常识,当他们发现有些孩子有点问题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香港政府设立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同时,家长,或者给学前儿童做体检的机构,以及任何医生也都可以转介这些被怀疑有点“不同”的孩子去“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这种测试通常都是很详细和全面的,测试后家长会得到一份初步测验结论,高度怀疑有ADD/ADHD、自闭症倾向、读写障碍的孩子会被加入到香港社福机构系统中,根据严重程度,有的被安排进入特殊的幼儿中心,大多数中轻度障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做密集的早期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在6岁前的“黄金疗愈期”开展。所有训练要求家长陪同,以让家长学会怎样照顾和教育这些孩子,家长也被安排接受一些家长教育。与此同时,这些孩子还会被转介到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做进一步的确诊,并由公立医院安排相应的治疗。家长也可以安排孩子接受自由市场上提供的特殊治疗服务。虽然所有这些特殊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非常高昂,但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早期的密集式的训练,只是象征性收费,贫困家庭还可免除这笔象征性费用。在6岁即将上小学之前,这些孩子又将再次返回体智能中心,再次接受心理学家的评估,做出上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的一个分流。如果是分流到普通学校,心理学家给出的报告由家长决定是否呈交给学校,如果呈交,便能获得学校和教育局提供的教学支援。

假如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那么到了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教育局还有一个《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的计划。这个计划从20多年前就开始实施和不断完善,基本上能够把所有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识别出来。严重的,有多重障碍的学生会被安排到特殊学校,但是对于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但是有ADD/ADHD、自闭症、读写障碍等学习障碍的学生,一般都会留在普通学校,进行“融合教育”。对于这些学生,包括一部分有心理问题和社交问题的资优学生,教育局和学校原则上安排提供“三层支援模式”的教育。第一层支援是“优化课堂教学,协助有短暂或轻微学习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学习困难的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增补辅导,例如小组学习和抽离辅导等”;第三层支援是,“为有严重学习困难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加强版个别支援,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等”。这种“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因为种种原因,虽然也会受到诟病,却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总之,政府部门、学校、老师、家长都被要求全面参与到这些孩子的教育之中。

但是,现在的中国内地,普通学校对这种有特殊学习障碍的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计划,家长也缺乏管教这些孩子的知识,因此这么重的教育负担,最后只是落在了某个老师的肩膀上。这也是教师有怨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课程结构与教育的“全民焦虑”

有读者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现在这种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感觉比以前多了呢?我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这部分儿童的科研过去不发达,人们不具备识别这些孩子的知识;二是传播的不发达,过去人们的信息比较闭塞,身边没有出现,也不见报道,就很难获知;三是过去的课程结构令这些有特殊障碍的孩子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并得到部分天然疗愈的时间和机会。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第三点。

我想起我小时候,课程简单,课本内容和作业都很少,每天完成作业之后,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的时间。很多ADD/ADHD、轻度自闭症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大量身体活动的刺激下,大脑自动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此外大量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能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这种自由玩耍的时间在“世界性地丧失”。2018年,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孩子们做游戏的时间减少了25%。”我想,亚洲的情况应该是更严重的。我们现在需要靠药物,来增加这些孩子的多巴胺等物质的分泌,需要设计社交学习小组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发展社交技能等。

2018年,由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研制的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发布,该指南认为,各种类型的玩耍和身体活动都有利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孩子一天的玩耍活动应累计达到180分钟以上。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60分钟;同时,每天应进行至少120分钟的户外活动。试问,现有的情况下,大中城市里的哪个孩子能做到?最近几年,还有研究指出,中小学生近视的主因是户外活动过少。户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与同辈自然交往、自由玩耍的时间等等,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都被大量压缩,孩子们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的几率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虽然教育系统一直在为孩子们“减负”,例如禁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但是小学课本的深度和难度却不见减轻,考试的要求则是越来越高。很多家长抱怨,不准幼儿园教拼音,却在上小学后半个学期就要求学生掌握拼音,真的以为个个都是“神童”吗?从课程结构上看,这也是一种教育的“虚伪性”。

小学生不仅活动不足,而且还睡眠不足,睡眠和身体活动对于大脑的发育的重要性,我想现在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们都得到了充足的睡眠和活动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孩子没有任何行为和情绪问题恐怕才是不正常的吧。还有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有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大人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他们是否觉得累?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去疏导他们的压力,而是加固栏杆去防止他们跳楼。有读者的评论也反映了这一点。高考的压力放在那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靠谱的出路和选择不多,价值观上也没有新的建树,令不能正常升入高中的学生自卑和自我放弃的情绪严重。整体的课程结构和制度设计没有真正改良的话,那么即使教育部一再发布和更新各种各样的“减负”措施,学生、老师、家长的焦虑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少。曾经看过一个很流行的段子:“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有人答,‘在美国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这个段子的出现,应该也是有现实土壤的。这些都值得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的人深思。

“无法无天”的孩子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现在似乎不服从家长和老师管教,“无法无天”的孩子越来越多。日本有一位经常从医学角度为大众提供育儿建议的医学博士国米欣明把这些孩子称为“高风险孩子”,认为“动辄发火,不听老师的话,没有同情心,没有合作精神,不体贴人,不守规则,自私任性,暴力,不能忍耐和坚持,没有共鸣能力,容易厌倦,没有干劲,缺乏自我抑制力,也就是说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等” 都是高风险孩子的共同特征。国米欣明认为,两岁半到三岁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力的“临界期”,而现在市场上对早期教育的宣传混淆了“敏感期”和“临界期”的概念,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令知识性的学习凌驾于情意控制的学习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孩子的智能发育是没有临界期的,而大脑的前额叶发育却是有临界期的。大脑的前额叶,简而言之,就是控制人的社会性和感情的地方,与“控制行为和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眼窝前额皮质”的发育临界期为两岁半到三岁。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的家庭教育十分关键。

国米欣明所著《培养有自制力的孩子》是基于日本社会父母单方面“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方式的失败而写的一本书。书中指出,父母的爱是“眼窝前额皮质”发育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孩子还需要学会自我抑制,学会“共情”与“共鸣”,令孩子明白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相互的。仅有“欲求满足型”的爱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爱”,有拥抱的爱,也有严厉训斥的爱,还有放手的爱等等。有爱,有抑制性的条件,育儿才具备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和我们主张不要溺爱子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同时国米欣明也提醒父母不要以爱和管教为名虐待孩子,如果让孩子忍耐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不是训练,而成为压力。日本还有一位儿童精神医学专家,叫佐佐木正美,他倡导不责骂孩子,但是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孩子会因为同情别人,而愿意控制自己和遵守行为规范。

假如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先天障碍,例如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自闭症等导致的行为情绪难以控制的话,孩子入学最初的行为情绪问题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用再管。香港的学校一般都特别重视家长教育,学校除了提供家长做义工的机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还定期开展很多家长教育讲座,以及大量的家长教育活动。学校老师和领导层,也很重视与家长交流,让家长意见有获得倾听的机会。现在中国内地有些先进的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家长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教育真的是需要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的,但前提是学校的教育理念能够获得家长认同,学校老师和家长相互信任,才能建立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学校的整体教育环境应当是“友善的”和“接纳的”,才不会令学生和家长过分紧张,甚至需要带着录音笔上学。

另一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现在的孩子们事实上比过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和机会都增多了,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也比过去增加了。过去,很多父母都疲于生计,很少有时间真正和孩子相处谈心,孩子们一般也不习惯把自己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告诉家长。孩子与家长之间有一种心理隔膜。甚至一些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乃至受到性侵,都不敢告诉家长。这种“不敢”,不是孩子们胆小怕事造成的,而是没有勇气去突破与父母之间的那种“疏离感”。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种代际间的“疏离感”,因为数十年“亲密育儿法”的流行,渐渐打破或者延后发生。基本上小学生和初中生大部分和父母的关系都比较亲密,愿意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其实这是一件好事,这令父母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我们说给孩子自由,并不代表放弃管教的责任和教育的义务,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

教师的怨言、委屈与沉重负担

社会文明发展很快,而学校相对社会来说,仍然是象牙塔一般的存在,就像曾经有人质疑的那样,为什么上百年过去了,手机都成智能的了,学生还是坐在固定的课桌后面听讲台上的老师“满堂灌”?学校教育本质上是落后于社会的整体进步的。而教师作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常常需要直接面对这些结构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我前文所述的特殊教育的不足,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现实的学校工作中,学校还面临大量的行政检查,教师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为各种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考核“弄虚作假”,这也是教师压力的重要来源,却很少被讨论。

另一方面,教师通常认为自己对学生们可谓尽心尽力,是“爱”学生的,但是就像一位读者评论所说的那样,“当教师成为高危职业,一不小心就被家长投诉,而投诉的结果几乎100%是教师倒霉的情况下,作为教师,你该怎么做?当被要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口头教育时,你该怎么做?”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怎么办”的文章,例如在FT中文网发表的《除了惩戒,还能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如何教孩子真正学会尊重》、《请勿用陈腐方式教育现代学生》、《停止语言暴力,别做孩子心中的“暴君”》等。我说过,如果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就会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书,都分享了一线教师的课堂秩序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教师始终要像学生一样,保持一颗想要学习、在专业上不断进取的心。有怨言和觉得委屈,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份工作都有令人觉得不满和委屈的地方。但是如果真正通过学习去提高自己做为一名教师的“专业性”的话,很多原先觉得是问题的,可能就不再是问题。

当然这不能仅仅责怪部分教师没有在专业上进取的心,也有很多家长的“越界”行为和低素质的行为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带来的问题常常也需要老师面对。最后,我们寄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令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各乐其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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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想就这一普遍困惑,结合社会现象,从特殊教育设计、课程结构、家教趋势,以及教师心理等角度谈谈看法。



撰文 | 徐海娜

OR--商业新媒体 】上一篇文章《辱骂学生的老师受罚之后,值得思考的两重矛盾》发表之后,收到了许多热情读者的评论。很多评论都反映出了大家的一种困惑,好像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越来越难当。近期,除了陕西那起王姓教师长期辱骂学生事件受到关注之外,还有山东五莲县一起杨姓教师脚踢和用课本抽打学生被重罚事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时因为这起事件中被体罚学生的家长有过度勒索学校的行为,许多教师也因此感到困惑和不满。我想就大家的评论,结合这些社会现象,做一个集中的回应,从特殊教育设计、学校课程结构、家庭教育趋势,以及教师的心理等视角来谈谈我的看法。

教师的怨言与特殊教育的缺乏

有读者从自己家人在小学从教30年的经验出发,讲了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某同学课堂上经常自言自语,有时会站起来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课桌上。”这种事情可能很多老师都遇见过。其实还有更过分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段视频,内容是某小学的教室,一个座位在最后一排墙角的孩子,在上课期间不停站立起来,骚扰周围同学,甚至还脱裤子小便。我相信一般的老师遇到这种事情,不是不想管,而是尝试了很多方法之后不奏效,因此就不再管。另外,有的老师误以为体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但又担心被投诉,因此便放弃管教。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事实上,他们都是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学生的。我们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为教师们提供应对这种情况的制度性支援。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去建设发展完善的一个方面。

前文提到的那种孩子,大概率是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简称ADD/ADHD)的患者。此外,在普通学校里还有一些具有社交障碍的轻度自闭症儿童,有心理社交障碍的资优儿童(也可称为“天才”儿童),以及具有读写障碍的儿童等等。在我们的早期教育中,如果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合适帮助的话,到了小学阶段,面对日益沉重的课业压力,行为问题就会很明显。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香港,很多幼稚园的老师也具有一些特殊教育方面的基本常识,当他们发现有些孩子有点问题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香港政府设立的“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同时,家长,或者给学前儿童做体检的机构,以及任何医生也都可以转介这些被怀疑有点“不同”的孩子去“儿童体能智力测验中心”做测试。这种测试通常都是很详细和全面的,测试后家长会得到一份初步测验结论,高度怀疑有ADD/ADHD、自闭症倾向、读写障碍的孩子会被加入到香港社福机构系统中,根据严重程度,有的被安排进入特殊的幼儿中心,大多数中轻度障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做密集的早期训练,这些训练一般都在6岁前的“黄金疗愈期”开展。所有训练要求家长陪同,以让家长学会怎样照顾和教育这些孩子,家长也被安排接受一些家长教育。与此同时,这些孩子还会被转介到政府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做进一步的确诊,并由公立医院安排相应的治疗。家长也可以安排孩子接受自由市场上提供的特殊治疗服务。虽然所有这些特殊教育服务的市场价格非常高昂,但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早期的密集式的训练,只是象征性收费,贫困家庭还可免除这笔象征性费用。在6岁即将上小学之前,这些孩子又将再次返回体智能中心,再次接受心理学家的评估,做出上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的一个分流。如果是分流到普通学校,心理学家给出的报告由家长决定是否呈交给学校,如果呈交,便能获得学校和教育局提供的教学支援。

假如这些孩子在早期教育阶段没有被识别出来,那么到了6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教育局还有一个《及早识别和辅导有学习困难的小一学生》的计划。这个计划从20多年前就开始实施和不断完善,基本上能够把所有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识别出来。严重的,有多重障碍的学生会被安排到特殊学校,但是对于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但是有ADD/ADHD、自闭症、读写障碍等学习障碍的学生,一般都会留在普通学校,进行“融合教育”。对于这些学生,包括一部分有心理问题和社交问题的资优学生,教育局和学校原则上安排提供“三层支援模式”的教育。第一层支援是“优化课堂教学,协助有短暂或轻微学习困难的学生”;第二层支援是“为有持续学习困难的学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增补辅导,例如小组学习和抽离辅导等”;第三层支援是,“为有严重学习困难和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加强版个别支援,包括订定‘个别学习计划’等”。这种“全校参与”模式的“融合教育“,因为种种原因,虽然也会受到诟病,却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总之,政府部门、学校、老师、家长都被要求全面参与到这些孩子的教育之中。

但是,现在的中国内地,普通学校对这种有特殊学习障碍的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教育计划,家长也缺乏管教这些孩子的知识,因此这么重的教育负担,最后只是落在了某个老师的肩膀上。这也是教师有怨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课程结构与教育的“全民焦虑”

有读者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现在这种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感觉比以前多了呢?我想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这部分儿童的科研过去不发达,人们不具备识别这些孩子的知识;二是传播的不发达,过去人们的信息比较闭塞,身边没有出现,也不见报道,就很难获知;三是过去的课程结构令这些有特殊障碍的孩子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并得到部分天然疗愈的时间和机会。这里我想重点谈谈第三点。

我想起我小时候,课程简单,课本内容和作业都很少,每天完成作业之后,有大量的户外活动和自由玩耍的时间。很多ADD/ADHD、轻度自闭症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大量身体活动的刺激下,大脑自动增加了多巴胺的分泌,帮助他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此外大量自由玩耍的时间也能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这种自由玩耍的时间在“世界性地丧失”。2018年,美国儿科学会(AAP)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孩子们做游戏的时间减少了25%。”我想,亚洲的情况应该是更严重的。我们现在需要靠药物,来增加这些孩子的多巴胺等物质的分泌,需要设计社交学习小组活动来帮助这些孩子发展社交技能等。

2018年,由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研制的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3~6岁)运动指南》(专家共识版)发布,该指南认为,各种类型的玩耍和身体活动都有利于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孩子一天的玩耍活动应累计达到180分钟以上。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60分钟;同时,每天应进行至少120分钟的户外活动。试问,现有的情况下,大中城市里的哪个孩子能做到?最近几年,还有研究指出,中小学生近视的主因是户外活动过少。户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与同辈自然交往、自由玩耍的时间等等,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都被大量压缩,孩子们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的几率也就大大地增加了。

虽然教育系统一直在为孩子们“减负”,例如禁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但是小学课本的深度和难度却不见减轻,考试的要求则是越来越高。很多家长抱怨,不准幼儿园教拼音,却在上小学后半个学期就要求学生掌握拼音,真的以为个个都是“神童”吗?从课程结构上看,这也是一种教育的“虚伪性”。

小学生不仅活动不足,而且还睡眠不足,睡眠和身体活动对于大脑的发育的重要性,我想现在不会有太多人质疑,但是谁又能保证孩子们都得到了充足的睡眠和活动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孩子没有任何行为和情绪问题恐怕才是不正常的吧。还有很多中小学生,每天有长达10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间,大人们可以将心比心地想一想,他们是否觉得累?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去疏导他们的压力,而是加固栏杆去防止他们跳楼。有读者的评论也反映了这一点。高考的压力放在那里,社会为学生提供的靠谱的出路和选择不多,价值观上也没有新的建树,令不能正常升入高中的学生自卑和自我放弃的情绪严重。整体的课程结构和制度设计没有真正改良的话,那么即使教育部一再发布和更新各种各样的“减负”措施,学生、老师、家长的焦虑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少。曾经看过一个很流行的段子:“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有人答,‘在美国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这个段子的出现,应该也是有现实土壤的。这些都值得从事教育和教育管理的人深思。

“无法无天”的孩子与家庭教育的关系

现在似乎不服从家长和老师管教,“无法无天”的孩子越来越多。日本有一位经常从医学角度为大众提供育儿建议的医学博士国米欣明把这些孩子称为“高风险孩子”,认为“动辄发火,不听老师的话,没有同情心,没有合作精神,不体贴人,不守规则,自私任性,暴力,不能忍耐和坚持,没有共鸣能力,容易厌倦,没有干劲,缺乏自我抑制力,也就是说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等” 都是高风险孩子的共同特征。国米欣明认为,两岁半到三岁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力的“临界期”,而现在市场上对早期教育的宣传混淆了“敏感期”和“临界期”的概念,完全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令知识性的学习凌驾于情意控制的学习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孩子的智能发育是没有临界期的,而大脑的前额叶发育却是有临界期的。大脑的前额叶,简而言之,就是控制人的社会性和感情的地方,与“控制行为和情绪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眼窝前额皮质”的发育临界期为两岁半到三岁。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的家庭教育十分关键。

国米欣明所著《培养有自制力的孩子》是基于日本社会父母单方面“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方式的失败而写的一本书。书中指出,父母的爱是“眼窝前额皮质”发育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孩子还需要学会自我抑制,学会“共情”与“共鸣”,令孩子明白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相互的。仅有“欲求满足型”的爱是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爱”,有拥抱的爱,也有严厉训斥的爱,还有放手的爱等等。有爱,有抑制性的条件,育儿才具备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和我们主张不要溺爱子女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同时国米欣明也提醒父母不要以爱和管教为名虐待孩子,如果让孩子忍耐超过必要的限度,就不是训练,而成为压力。日本还有一位儿童精神医学专家,叫佐佐木正美,他倡导不责骂孩子,但是一定要培养孩子的同情心,孩子会因为同情别人,而愿意控制自己和遵守行为规范。

假如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先天障碍,例如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自闭症等导致的行为情绪难以控制的话,孩子入学最初的行为情绪问题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用再管。香港的学校一般都特别重视家长教育,学校除了提供家长做义工的机会,让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还定期开展很多家长教育讲座,以及大量的家长教育活动。学校老师和领导层,也很重视与家长交流,让家长意见有获得倾听的机会。现在中国内地有些先进的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家长教育活动,这些都是好的现象。教育真的是需要家长和学校密切配合的,但前提是学校的教育理念能够获得家长认同,学校老师和家长相互信任,才能建立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学校的整体教育环境应当是“友善的”和“接纳的”,才不会令学生和家长过分紧张,甚至需要带着录音笔上学。

另一个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进步,现在的孩子们事实上比过去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和机会都增多了,孩子与父母的亲密度也比过去增加了。过去,很多父母都疲于生计,很少有时间真正和孩子相处谈心,孩子们一般也不习惯把自己在学校遇到的事情告诉家长。孩子与家长之间有一种心理隔膜。甚至一些孩子在学校受到欺凌,乃至受到性侵,都不敢告诉家长。这种“不敢”,不是孩子们胆小怕事造成的,而是没有勇气去突破与父母之间的那种“疏离感”。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种代际间的“疏离感”,因为数十年“亲密育儿法”的流行,渐渐打破或者延后发生。基本上小学生和初中生大部分和父母的关系都比较亲密,愿意分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其实这是一件好事,这令父母有机会对他们进行“润物细无声”式的教育。我们说给孩子自由,并不代表放弃管教的责任和教育的义务,自由也不是没有边界。

教师的怨言、委屈与沉重负担

社会文明发展很快,而学校相对社会来说,仍然是象牙塔一般的存在,就像曾经有人质疑的那样,为什么上百年过去了,手机都成智能的了,学生还是坐在固定的课桌后面听讲台上的老师“满堂灌”?学校教育本质上是落后于社会的整体进步的。而教师作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常常需要直接面对这些结构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我前文所述的特殊教育的不足,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现实的学校工作中,学校还面临大量的行政检查,教师需要耗费大量心力去为各种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考核“弄虚作假”,这也是教师压力的重要来源,却很少被讨论。

另一方面,教师通常认为自己对学生们可谓尽心尽力,是“爱”学生的,但是就像一位读者评论所说的那样,“当教师成为高危职业,一不小心就被家长投诉,而投诉的结果几乎100%是教师倒霉的情况下,作为教师,你该怎么做?当被要求‘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只能口头教育时,你该怎么做?”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怎么办”的文章,例如在FT中文网发表的《除了惩戒,还能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如何教孩子真正学会尊重》、《请勿用陈腐方式教育现代学生》、《停止语言暴力,别做孩子心中的“暴君”》等。我说过,如果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就会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事实上还有很多书,都分享了一线教师的课堂秩序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教师始终要像学生一样,保持一颗想要学习、在专业上不断进取的心。有怨言和觉得委屈,都是很正常的,任何一份工作都有令人觉得不满和委屈的地方。但是如果真正通过学习去提高自己做为一名教师的“专业性”的话,很多原先觉得是问题的,可能就不再是问题。

当然这不能仅仅责怪部分教师没有在专业上进取的心,也有很多家长的“越界”行为和低素质的行为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带来的问题常常也需要老师面对。最后,我们寄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令大家能够各司其职,各乐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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