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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贸易冲突背后的东北亚地缘政治

发布日期:2019-07-19 05:15
摘要:文在寅的外交成功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



撰文 | 孙兴杰

OR--商业新媒体 】大阪峰会刚刚落幕,日本就对韩国动手了。本来不为世人所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日本宣布限制向韩国出口用于制造电子设备的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而这三种核心原料,日本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向媒体披露说,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高技术材料,是出于安全保障考虑而进行的适当的出口管理。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被外界所认可,却透露出了此次日本对韩国发动“突袭”的原因。

日韩冲突代表着东亚地区的三角外交关系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可能代表着日韩冲突和摩擦的新阶段。

大阪峰会期间,日韩首脑没有举行会晤,这本身就不太正常,而日本在大阪峰会之后宣布对韩国的核心原材料进行制裁,也是等待G20峰会这一日本今年最重要的多边峰会结束之后,释放对韩国的不满。从短期来看,日韩在今年5月因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之中。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在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已经解决,而韩国法院判决要求变卖日本企业资产以赔偿被强征的韩国劳工。

除了劳工问题之外,还有慰安妇问题。在朴槿惠总统任内,日韩双方达成了慰安妇赔偿的协议,日方不断强调这是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日韩之间在劳工赔偿、慰安妇等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爆发出来。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韩国的民族情感问题。文在寅在今年的“三一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新半岛体系的理念,同时也表示要清算亲日参与,强调反省历史。可以说,清算日本的殖民主义依然是韩国政治中的一条潜流。

日韩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双边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美国阴影之下的双边关系,基于外部威胁和现实利益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彼此都不是对方核心或者优先的外交对象。

日韩两国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半主权”国家。战后日本经过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改造,除了大量的驻军之外,日本宪法也是占领当局颁布的,修改宪法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是在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战时指挥权,文在寅在积极推动战时指挥权的移交。

日韩两国分别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体系;美日、美韩同盟是日韩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对美外交是两国外交的第一优先。可以说,美国与日韩形成了近乎帝国式的轮毂结构,美日、美韩关系的紧密程度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日韩关系。日韩关系的纽带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年朴正熙推动日韩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二是安全的需求,“冷战”期间,日韩处于“冷战”的前沿,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是美国的大后方。“冷战”形成的大国博弈和朝鲜半岛分裂状态是日韩安全合作的共同背景,“双重断裂”让日韩在安全上不得不相互依赖。

安全和经济的诉求是日韩关系稳定的因素,但两国并没有清算历史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再加上领土争端,日韩关系不断处于波动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日韩关系的基本框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大阪峰会之后,在文在寅的陪同之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虽然文在寅没有参加会谈,但是,这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外交中的“边缘角色”。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核心原料的理由是,从日本出口到韩国的氟化氢不知去向,这些可以用于生产有毒气体和化学武器的氟化氢有可能流入朝鲜。韩国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战略性物品进入朝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本的指控可以说一石二鸟。一是避免将这次贸易“突袭”与日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无论慰安妇问题还是劳工问题,日本都处于道义的下风。二是将问题转向安全,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文在寅为了美朝会晤与半岛和平耗尽心力,如果韩国涉嫌向朝鲜出售违禁品,那美朝会晤的合法性何在?文在寅的外交业绩也可以归零了。

日韩关系的两大纽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弛甚至逆转的迹象。从经济来说,日韩之间的竞争性不断上升,在韩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之后,日韩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在上升。韩国也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在更短时间里走过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韩国电子产业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电子产业似乎在衰落。这次日本突然对韩国电子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这一行业的先进地位,同时,也是对韩国的“卡脖子”行动。在短时间内,韩国恐怕没有还手之力。韩国一是可以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磋商,但韩国谈判代表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会谈的信息,让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韩国二是可以自力更生,补齐短板,而长此下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构。

日韩经济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也体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上。起初中韩自贸区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几乎是并行的,现在中韩自贸区已升级,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搞了一个缩微版的TPP,也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今年年初,韩国试探加入其中,但是遭到了日本抵制。此次,日本动用“杀手锏”对韩国进行产业遏制。可以看到,日韩经济竞争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安倍是在模仿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

在安全方面,日韩合作的基础在流失,尤其是半岛形势缓和打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结构。在美日、美韩同盟之下,日韩存在着竞争,比谁才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韩、美日同盟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双重断裂”的结构迫使日韩合作,这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在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共享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构性原因。

特朗普上台之后,日韩都受到了“特朗普冲击”。一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再慷慨,韩国已经重签了美韩FTA协定,而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也不顺利。二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总统认为日韩都需要承担更多,喜欢看电视的特朗普在谈及日韩时都提到了电视。一次是说,美国花费10亿美元部署“萨德”保护韩国,而美国人家中挂的电视都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另一次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不平衡,美国保护日本,但如果美国遇到袭击,日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朝着三角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日韩的约束在下降,此外,美朝首脑会晤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半岛的“断裂”,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而松弛了。

对于安倍来说,朝核是一个必要的威胁。在朝鲜不断进行核导试验的2017年,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文在寅的对朝政策难以施展。2018年以来,文在寅扮演了半岛外交的“经纪人”,而日本则处于尴尬状态:暗淡无光,甚至担心自身利益被美国忽视。对日本来说,半岛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朝韩关系回暖,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在要求日本反思历史方面,南北双方没有差别,南北关系缓和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威胁在下降,尤其是文在寅致力于推动半岛新体系,朝鲜不是韩国的威胁,而是合作与和解的对象,日朝韩三角关系就发生了质变。日本在5月提出不设前提地举行日朝领导人会晤,但并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这也让安倍的面子丢了不少。二是美朝互动过程中,日本基本难以介入,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外交的重要问题,但现在基本是“边角料”。另外,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中没有体现日本的诉求。

可以说,文在寅的半岛外交越成功,就越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安倍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认为,半岛形势缓和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和中国,而不是文在寅。但相比之下,安倍却是“局外人”。日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冲突。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趋势,但能够看到日韩关系发展背后的逻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领导者的视野、谋略依然重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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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大阪峰会刚刚落幕,日本就对韩国动手了。本来不为世人所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日本宣布限制向韩国出口用于制造电子设备的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而这三种核心原料,日本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向媒体披露说,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高技术材料,是出于安全保障考虑而进行的适当的出口管理。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被外界所认可,却透露出了此次日本对韩国发动“突袭”的原因。

日韩冲突代表着东亚地区的三角外交关系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可能代表着日韩冲突和摩擦的新阶段。

大阪峰会期间,日韩首脑没有举行会晤,这本身就不太正常,而日本在大阪峰会之后宣布对韩国的核心原材料进行制裁,也是等待G20峰会这一日本今年最重要的多边峰会结束之后,释放对韩国的不满。从短期来看,日韩在今年5月因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之中。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在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已经解决,而韩国法院判决要求变卖日本企业资产以赔偿被强征的韩国劳工。

除了劳工问题之外,还有慰安妇问题。在朴槿惠总统任内,日韩双方达成了慰安妇赔偿的协议,日方不断强调这是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日韩之间在劳工赔偿、慰安妇等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爆发出来。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韩国的民族情感问题。文在寅在今年的“三一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新半岛体系的理念,同时也表示要清算亲日参与,强调反省历史。可以说,清算日本的殖民主义依然是韩国政治中的一条潜流。

日韩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双边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美国阴影之下的双边关系,基于外部威胁和现实利益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彼此都不是对方核心或者优先的外交对象。

日韩两国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半主权”国家。战后日本经过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改造,除了大量的驻军之外,日本宪法也是占领当局颁布的,修改宪法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是在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战时指挥权,文在寅在积极推动战时指挥权的移交。

日韩两国分别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体系;美日、美韩同盟是日韩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对美外交是两国外交的第一优先。可以说,美国与日韩形成了近乎帝国式的轮毂结构,美日、美韩关系的紧密程度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日韩关系。日韩关系的纽带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年朴正熙推动日韩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二是安全的需求,“冷战”期间,日韩处于“冷战”的前沿,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是美国的大后方。“冷战”形成的大国博弈和朝鲜半岛分裂状态是日韩安全合作的共同背景,“双重断裂”让日韩在安全上不得不相互依赖。

安全和经济的诉求是日韩关系稳定的因素,但两国并没有清算历史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再加上领土争端,日韩关系不断处于波动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日韩关系的基本框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大阪峰会之后,在文在寅的陪同之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虽然文在寅没有参加会谈,但是,这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外交中的“边缘角色”。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核心原料的理由是,从日本出口到韩国的氟化氢不知去向,这些可以用于生产有毒气体和化学武器的氟化氢有可能流入朝鲜。韩国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战略性物品进入朝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本的指控可以说一石二鸟。一是避免将这次贸易“突袭”与日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无论慰安妇问题还是劳工问题,日本都处于道义的下风。二是将问题转向安全,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文在寅为了美朝会晤与半岛和平耗尽心力,如果韩国涉嫌向朝鲜出售违禁品,那美朝会晤的合法性何在?文在寅的外交业绩也可以归零了。

日韩关系的两大纽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弛甚至逆转的迹象。从经济来说,日韩之间的竞争性不断上升,在韩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之后,日韩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在上升。韩国也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在更短时间里走过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韩国电子产业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电子产业似乎在衰落。这次日本突然对韩国电子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这一行业的先进地位,同时,也是对韩国的“卡脖子”行动。在短时间内,韩国恐怕没有还手之力。韩国一是可以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磋商,但韩国谈判代表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会谈的信息,让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韩国二是可以自力更生,补齐短板,而长此下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构。

日韩经济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也体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上。起初中韩自贸区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几乎是并行的,现在中韩自贸区已升级,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搞了一个缩微版的TPP,也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今年年初,韩国试探加入其中,但是遭到了日本抵制。此次,日本动用“杀手锏”对韩国进行产业遏制。可以看到,日韩经济竞争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安倍是在模仿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

在安全方面,日韩合作的基础在流失,尤其是半岛形势缓和打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结构。在美日、美韩同盟之下,日韩存在着竞争,比谁才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韩、美日同盟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双重断裂”的结构迫使日韩合作,这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在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共享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构性原因。

特朗普上台之后,日韩都受到了“特朗普冲击”。一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再慷慨,韩国已经重签了美韩FTA协定,而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也不顺利。二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总统认为日韩都需要承担更多,喜欢看电视的特朗普在谈及日韩时都提到了电视。一次是说,美国花费10亿美元部署“萨德”保护韩国,而美国人家中挂的电视都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另一次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不平衡,美国保护日本,但如果美国遇到袭击,日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朝着三角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日韩的约束在下降,此外,美朝首脑会晤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半岛的“断裂”,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而松弛了。

对于安倍来说,朝核是一个必要的威胁。在朝鲜不断进行核导试验的2017年,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文在寅的对朝政策难以施展。2018年以来,文在寅扮演了半岛外交的“经纪人”,而日本则处于尴尬状态:暗淡无光,甚至担心自身利益被美国忽视。对日本来说,半岛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朝韩关系回暖,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在要求日本反思历史方面,南北双方没有差别,南北关系缓和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威胁在下降,尤其是文在寅致力于推动半岛新体系,朝鲜不是韩国的威胁,而是合作与和解的对象,日朝韩三角关系就发生了质变。日本在5月提出不设前提地举行日朝领导人会晤,但并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这也让安倍的面子丢了不少。二是美朝互动过程中,日本基本难以介入,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外交的重要问题,但现在基本是“边角料”。另外,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中没有体现日本的诉求。

可以说,文在寅的半岛外交越成功,就越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安倍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认为,半岛形势缓和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和中国,而不是文在寅。但相比之下,安倍却是“局外人”。日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冲突。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趋势,但能够看到日韩关系发展背后的逻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领导者的视野、谋略依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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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冲突代表着东亚地区的三角外交关系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可能代表着日韩冲突和摩擦的新阶段。

大阪峰会期间,日韩首脑没有举行会晤,这本身就不太正常,而日本在大阪峰会之后宣布对韩国的核心原材料进行制裁,也是等待G20峰会这一日本今年最重要的多边峰会结束之后,释放对韩国的不满。从短期来看,日韩在今年5月因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之中。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在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已经解决,而韩国法院判决要求变卖日本企业资产以赔偿被强征的韩国劳工。

除了劳工问题之外,还有慰安妇问题。在朴槿惠总统任内,日韩双方达成了慰安妇赔偿的协议,日方不断强调这是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日韩之间在劳工赔偿、慰安妇等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爆发出来。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韩国的民族情感问题。文在寅在今年的“三一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新半岛体系的理念,同时也表示要清算亲日参与,强调反省历史。可以说,清算日本的殖民主义依然是韩国政治中的一条潜流。

日韩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双边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美国阴影之下的双边关系,基于外部威胁和现实利益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彼此都不是对方核心或者优先的外交对象。

日韩两国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半主权”国家。战后日本经过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改造,除了大量的驻军之外,日本宪法也是占领当局颁布的,修改宪法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是在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战时指挥权,文在寅在积极推动战时指挥权的移交。

日韩两国分别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体系;美日、美韩同盟是日韩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对美外交是两国外交的第一优先。可以说,美国与日韩形成了近乎帝国式的轮毂结构,美日、美韩关系的紧密程度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日韩关系。日韩关系的纽带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年朴正熙推动日韩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二是安全的需求,“冷战”期间,日韩处于“冷战”的前沿,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是美国的大后方。“冷战”形成的大国博弈和朝鲜半岛分裂状态是日韩安全合作的共同背景,“双重断裂”让日韩在安全上不得不相互依赖。

安全和经济的诉求是日韩关系稳定的因素,但两国并没有清算历史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再加上领土争端,日韩关系不断处于波动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日韩关系的基本框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大阪峰会之后,在文在寅的陪同之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虽然文在寅没有参加会谈,但是,这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外交中的“边缘角色”。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核心原料的理由是,从日本出口到韩国的氟化氢不知去向,这些可以用于生产有毒气体和化学武器的氟化氢有可能流入朝鲜。韩国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战略性物品进入朝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本的指控可以说一石二鸟。一是避免将这次贸易“突袭”与日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无论慰安妇问题还是劳工问题,日本都处于道义的下风。二是将问题转向安全,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文在寅为了美朝会晤与半岛和平耗尽心力,如果韩国涉嫌向朝鲜出售违禁品,那美朝会晤的合法性何在?文在寅的外交业绩也可以归零了。

日韩关系的两大纽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弛甚至逆转的迹象。从经济来说,日韩之间的竞争性不断上升,在韩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之后,日韩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在上升。韩国也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在更短时间里走过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韩国电子产业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电子产业似乎在衰落。这次日本突然对韩国电子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这一行业的先进地位,同时,也是对韩国的“卡脖子”行动。在短时间内,韩国恐怕没有还手之力。韩国一是可以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磋商,但韩国谈判代表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会谈的信息,让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韩国二是可以自力更生,补齐短板,而长此下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构。

日韩经济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也体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上。起初中韩自贸区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几乎是并行的,现在中韩自贸区已升级,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搞了一个缩微版的TPP,也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今年年初,韩国试探加入其中,但是遭到了日本抵制。此次,日本动用“杀手锏”对韩国进行产业遏制。可以看到,日韩经济竞争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安倍是在模仿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

在安全方面,日韩合作的基础在流失,尤其是半岛形势缓和打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结构。在美日、美韩同盟之下,日韩存在着竞争,比谁才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韩、美日同盟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双重断裂”的结构迫使日韩合作,这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在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共享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构性原因。

特朗普上台之后,日韩都受到了“特朗普冲击”。一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再慷慨,韩国已经重签了美韩FTA协定,而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也不顺利。二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总统认为日韩都需要承担更多,喜欢看电视的特朗普在谈及日韩时都提到了电视。一次是说,美国花费10亿美元部署“萨德”保护韩国,而美国人家中挂的电视都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另一次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不平衡,美国保护日本,但如果美国遇到袭击,日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朝着三角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日韩的约束在下降,此外,美朝首脑会晤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半岛的“断裂”,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而松弛了。

对于安倍来说,朝核是一个必要的威胁。在朝鲜不断进行核导试验的2017年,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文在寅的对朝政策难以施展。2018年以来,文在寅扮演了半岛外交的“经纪人”,而日本则处于尴尬状态:暗淡无光,甚至担心自身利益被美国忽视。对日本来说,半岛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朝韩关系回暖,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在要求日本反思历史方面,南北双方没有差别,南北关系缓和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威胁在下降,尤其是文在寅致力于推动半岛新体系,朝鲜不是韩国的威胁,而是合作与和解的对象,日朝韩三角关系就发生了质变。日本在5月提出不设前提地举行日朝领导人会晤,但并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这也让安倍的面子丢了不少。二是美朝互动过程中,日本基本难以介入,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外交的重要问题,但现在基本是“边角料”。另外,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中没有体现日本的诉求。

可以说,文在寅的半岛外交越成功,就越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安倍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认为,半岛形势缓和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和中国,而不是文在寅。但相比之下,安倍却是“局外人”。日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冲突。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趋势,但能够看到日韩关系发展背后的逻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领导者的视野、谋略依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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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07-19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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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孙兴杰

OR--商业新媒体 】大阪峰会刚刚落幕,日本就对韩国动手了。本来不为世人所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日本宣布限制向韩国出口用于制造电子设备的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而这三种核心原料,日本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向媒体披露说,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高技术材料,是出于安全保障考虑而进行的适当的出口管理。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被外界所认可,却透露出了此次日本对韩国发动“突袭”的原因。

日韩冲突代表着东亚地区的三角外交关系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可能代表着日韩冲突和摩擦的新阶段。

大阪峰会期间,日韩首脑没有举行会晤,这本身就不太正常,而日本在大阪峰会之后宣布对韩国的核心原材料进行制裁,也是等待G20峰会这一日本今年最重要的多边峰会结束之后,释放对韩国的不满。从短期来看,日韩在今年5月因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之中。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在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已经解决,而韩国法院判决要求变卖日本企业资产以赔偿被强征的韩国劳工。

除了劳工问题之外,还有慰安妇问题。在朴槿惠总统任内,日韩双方达成了慰安妇赔偿的协议,日方不断强调这是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日韩之间在劳工赔偿、慰安妇等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爆发出来。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韩国的民族情感问题。文在寅在今年的“三一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新半岛体系的理念,同时也表示要清算亲日参与,强调反省历史。可以说,清算日本的殖民主义依然是韩国政治中的一条潜流。

日韩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双边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美国阴影之下的双边关系,基于外部威胁和现实利益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彼此都不是对方核心或者优先的外交对象。

日韩两国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半主权”国家。战后日本经过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改造,除了大量的驻军之外,日本宪法也是占领当局颁布的,修改宪法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是在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战时指挥权,文在寅在积极推动战时指挥权的移交。

日韩两国分别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体系;美日、美韩同盟是日韩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对美外交是两国外交的第一优先。可以说,美国与日韩形成了近乎帝国式的轮毂结构,美日、美韩关系的紧密程度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日韩关系。日韩关系的纽带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年朴正熙推动日韩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二是安全的需求,“冷战”期间,日韩处于“冷战”的前沿,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是美国的大后方。“冷战”形成的大国博弈和朝鲜半岛分裂状态是日韩安全合作的共同背景,“双重断裂”让日韩在安全上不得不相互依赖。

安全和经济的诉求是日韩关系稳定的因素,但两国并没有清算历史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再加上领土争端,日韩关系不断处于波动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日韩关系的基本框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大阪峰会之后,在文在寅的陪同之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虽然文在寅没有参加会谈,但是,这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外交中的“边缘角色”。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核心原料的理由是,从日本出口到韩国的氟化氢不知去向,这些可以用于生产有毒气体和化学武器的氟化氢有可能流入朝鲜。韩国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战略性物品进入朝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本的指控可以说一石二鸟。一是避免将这次贸易“突袭”与日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无论慰安妇问题还是劳工问题,日本都处于道义的下风。二是将问题转向安全,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文在寅为了美朝会晤与半岛和平耗尽心力,如果韩国涉嫌向朝鲜出售违禁品,那美朝会晤的合法性何在?文在寅的外交业绩也可以归零了。

日韩关系的两大纽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弛甚至逆转的迹象。从经济来说,日韩之间的竞争性不断上升,在韩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之后,日韩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在上升。韩国也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在更短时间里走过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韩国电子产业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电子产业似乎在衰落。这次日本突然对韩国电子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这一行业的先进地位,同时,也是对韩国的“卡脖子”行动。在短时间内,韩国恐怕没有还手之力。韩国一是可以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磋商,但韩国谈判代表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会谈的信息,让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韩国二是可以自力更生,补齐短板,而长此下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构。

日韩经济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也体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上。起初中韩自贸区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几乎是并行的,现在中韩自贸区已升级,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搞了一个缩微版的TPP,也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今年年初,韩国试探加入其中,但是遭到了日本抵制。此次,日本动用“杀手锏”对韩国进行产业遏制。可以看到,日韩经济竞争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安倍是在模仿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

在安全方面,日韩合作的基础在流失,尤其是半岛形势缓和打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结构。在美日、美韩同盟之下,日韩存在着竞争,比谁才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韩、美日同盟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双重断裂”的结构迫使日韩合作,这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在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共享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构性原因。

特朗普上台之后,日韩都受到了“特朗普冲击”。一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再慷慨,韩国已经重签了美韩FTA协定,而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也不顺利。二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总统认为日韩都需要承担更多,喜欢看电视的特朗普在谈及日韩时都提到了电视。一次是说,美国花费10亿美元部署“萨德”保护韩国,而美国人家中挂的电视都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另一次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不平衡,美国保护日本,但如果美国遇到袭击,日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朝着三角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日韩的约束在下降,此外,美朝首脑会晤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半岛的“断裂”,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而松弛了。

对于安倍来说,朝核是一个必要的威胁。在朝鲜不断进行核导试验的2017年,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文在寅的对朝政策难以施展。2018年以来,文在寅扮演了半岛外交的“经纪人”,而日本则处于尴尬状态:暗淡无光,甚至担心自身利益被美国忽视。对日本来说,半岛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朝韩关系回暖,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在要求日本反思历史方面,南北双方没有差别,南北关系缓和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威胁在下降,尤其是文在寅致力于推动半岛新体系,朝鲜不是韩国的威胁,而是合作与和解的对象,日朝韩三角关系就发生了质变。日本在5月提出不设前提地举行日朝领导人会晤,但并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这也让安倍的面子丢了不少。二是美朝互动过程中,日本基本难以介入,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外交的重要问题,但现在基本是“边角料”。另外,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中没有体现日本的诉求。

可以说,文在寅的半岛外交越成功,就越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安倍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认为,半岛形势缓和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和中国,而不是文在寅。但相比之下,安倍却是“局外人”。日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冲突。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趋势,但能够看到日韩关系发展背后的逻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领导者的视野、谋略依然重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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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在寅的外交成功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



撰文 | 孙兴杰

OR--商业新媒体 】大阪峰会刚刚落幕,日本就对韩国动手了。本来不为世人所关注的一对双边关系,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日本宣布限制向韩国出口用于制造电子设备的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而这三种核心原料,日本几乎处于垄断地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向媒体披露说,日本政府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高技术材料,是出于安全保障考虑而进行的适当的出口管理。虽然这样的说法并不被外界所认可,却透露出了此次日本对韩国发动“突袭”的原因。

日韩冲突代表着东亚地区的三角外交关系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可能代表着日韩冲突和摩擦的新阶段。

大阪峰会期间,日韩首脑没有举行会晤,这本身就不太正常,而日本在大阪峰会之后宣布对韩国的核心原材料进行制裁,也是等待G20峰会这一日本今年最重要的多边峰会结束之后,释放对韩国的不满。从短期来看,日韩在今年5月因二战期间强征劳工的问题陷入了僵局之中。日本认为赔偿问题在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已经解决,而韩国法院判决要求变卖日本企业资产以赔偿被强征的韩国劳工。

除了劳工问题之外,还有慰安妇问题。在朴槿惠总统任内,日韩双方达成了慰安妇赔偿的协议,日方不断强调这是不可逆的解决方案。文在寅总统上台之后,日韩之间在劳工赔偿、慰安妇等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爆发出来。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问题都涉及韩国的民族情感问题。文在寅在今年的“三一运动”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新半岛体系的理念,同时也表示要清算亲日参与,强调反省历史。可以说,清算日本的殖民主义依然是韩国政治中的一条潜流。

日韩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双边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在美国阴影之下的双边关系,基于外部威胁和现实利益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双边关系,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彼此都不是对方核心或者优先的外交对象。

日韩两国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半主权”国家。战后日本经过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改造,除了大量的驻军之外,日本宪法也是占领当局颁布的,修改宪法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韩国是在美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国家,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战时指挥权,文在寅在积极推动战时指挥权的移交。

日韩两国分别与美国建立了军事同盟体系;美日、美韩同盟是日韩安全的保障和前提,对美外交是两国外交的第一优先。可以说,美国与日韩形成了近乎帝国式的轮毂结构,美日、美韩关系的紧密程度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日韩关系。日韩关系的纽带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年朴正熙推动日韩建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二是安全的需求,“冷战”期间,日韩处于“冷战”的前沿,尤其是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是美国的大后方。“冷战”形成的大国博弈和朝鲜半岛分裂状态是日韩安全合作的共同背景,“双重断裂”让日韩在安全上不得不相互依赖。

安全和经济的诉求是日韩关系稳定的因素,但两国并没有清算历史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劳工问题等等,再加上领土争端,日韩关系不断处于波动之中。最近一年多来,朝鲜半岛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日韩关系的基本框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美朝领导人三次会晤,尤其是大阪峰会之后,在文在寅的陪同之下,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会晤。虽然文在寅没有参加会谈,但是,这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外交中的“边缘角色”。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核心原料的理由是,从日本出口到韩国的氟化氢不知去向,这些可以用于生产有毒气体和化学武器的氟化氢有可能流入朝鲜。韩国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战略性物品进入朝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本的指控可以说一石二鸟。一是避免将这次贸易“突袭”与日本的历史关联在一起。无论慰安妇问题还是劳工问题,日本都处于道义的下风。二是将问题转向安全,尤其是朝鲜半岛问题。文在寅为了美朝会晤与半岛和平耗尽心力,如果韩国涉嫌向朝鲜出售违禁品,那美朝会晤的合法性何在?文在寅的外交业绩也可以归零了。

日韩关系的两大纽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松弛甚至逆转的迹象。从经济来说,日韩之间的竞争性不断上升,在韩国跻身于发达经济体行列之后,日韩产业的同质性竞争在上升。韩国也是东亚模式的优等生,在更短时间里走过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韩国电子产业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电子产业似乎在衰落。这次日本突然对韩国电子企业进行“精准打击”,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在这一行业的先进地位,同时,也是对韩国的“卡脖子”行动。在短时间内,韩国恐怕没有还手之力。韩国一是可以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磋商,但韩国谈判代表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就向新闻界透露了会谈的信息,让谈判难以进行下去。韩国二是可以自力更生,补齐短板,而长此下去,东亚地区的产业链将不得不进行重构。

日韩经济竞争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也体现在自贸区的谈判上。起初中韩自贸区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几乎是并行的,现在中韩自贸区已升级,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还在进行之中。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搞了一个缩微版的TPP,也就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今年年初,韩国试探加入其中,但是遭到了日本抵制。此次,日本动用“杀手锏”对韩国进行产业遏制。可以看到,日韩经济竞争已经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程度。有人认为,安倍是在模仿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

在安全方面,日韩合作的基础在流失,尤其是半岛形势缓和打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结构。在美日、美韩同盟之下,日韩存在着竞争,比谁才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韩、美日同盟呈现出合流的倾向,“双重断裂”的结构迫使日韩合作,这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日韩在慰安妇问题、军事情报共享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的结构性原因。

特朗普上台之后,日韩都受到了“特朗普冲击”。一是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不再慷慨,韩国已经重签了美韩FTA协定,而日美贸易谈判进展也不顺利。二是在安全上,特朗普总统认为日韩都需要承担更多,喜欢看电视的特朗普在谈及日韩时都提到了电视。一次是说,美国花费10亿美元部署“萨德”保护韩国,而美国人家中挂的电视都是这个国家生产的。另一次是认为日美军事同盟不平衡,美国保护日本,但如果美国遇到袭击,日本只能从电视上看到。美日韩三边关系朝着三角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日韩的约束在下降,此外,美朝首脑会晤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半岛的“断裂”,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而松弛了。

对于安倍来说,朝核是一个必要的威胁。在朝鲜不断进行核导试验的2017年,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而文在寅的对朝政策难以施展。2018年以来,文在寅扮演了半岛外交的“经纪人”,而日本则处于尴尬状态:暗淡无光,甚至担心自身利益被美国忽视。对日本来说,半岛形势的变化带来了两大挑战。一是朝韩关系回暖,南北双方的民族主义情感上升,在要求日本反思历史方面,南北双方没有差别,南北关系缓和也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威胁在下降,尤其是文在寅致力于推动半岛新体系,朝鲜不是韩国的威胁,而是合作与和解的对象,日朝韩三角关系就发生了质变。日本在5月提出不设前提地举行日朝领导人会晤,但并没有得到朝鲜的积极回应,这也让安倍的面子丢了不少。二是美朝互动过程中,日本基本难以介入,绑架问题是日本对朝外交的重要问题,但现在基本是“边角料”。另外,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中没有体现日本的诉求。

可以说,文在寅的半岛外交越成功,就越反衬出安倍外交的失败。安倍在一档媒体节目中认为,半岛形势缓和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美国和中国,而不是文在寅。但相比之下,安倍却是“局外人”。日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利益存在着竞争,甚至是冲突。突如其来的日韩贸易冲突,背后是美、日、朝、韩形成的一系列三角关系的变动。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趋势,但能够看到日韩关系发展背后的逻辑。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领导者的视野、谋略依然重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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