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的污名化,绝对需要制止。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最近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争议。相关文件显示,根据该项目,一名留学生可以与三名中国学生结为“学伴”,这一情况又在网络上被讹传为“一名留学生配三名女学伴”。山东大学官方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回应。同时,与外国在华留学生有关的问题近期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

综合来看,这次争议中被提出的各项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属于不同层次,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性质。倘若把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谈,则会导致思路无法理清,也无法得出妥当对策,还可能导致归责舛误,致使一些当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甚至现实的风险。

简略来看,争议所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1)“学伴”做法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大学学生团体及其管理问题;(2)一些方面反映的大学在宿舍、用电等方面给留学生的优待,以及对留学生成绩考核不严、网开一面的问题,这属于大学内部管理与校内公平问题;(3)留学生的规模问题,一些方面反映的过度扩招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的大学盲目扩招留学生问题,这是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公共财政问题。下文将以上述四点为基本顺序,逐步论述。

首先,“学伴”项目是为促进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交流的一种安排。正如不少教育专家指出的,应当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学伴”,不应过度解读,尤其不能向淫猥的方向去引导舆论。也正如不少人指出的,许多国外大学也有“学伴”(buddy)的做法。而且,“国外也有”并不是“学伴”做法合理性的必要条件。鉴于很多中国学生有为了提高外语、了解外国文化等原因而与留学生交流的需求,基于这一现实,并本着“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学伴”项目来促进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行的。不过最好是由学生组织来负责,学校行政机构只进行引导并做好备案等工作,而不能搞强迫,也不宜把做“学伴”当作某种政治任务,或是与学分等因素挂钩,否则可能产生扭曲作用而不能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初衷。

固然不能排除山东大学“学伴”项目存在一定问题(如过度由学校行政机构主导)的可能性,但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等同于那种淫猥的臆想,即学校故意安排女大学生去为留学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目前已有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参与者现身说法并辟谣。而且根据常理推断,那种淫猥的臆想存在的可能性也很低。基本的常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存在的证据,举不出来这样的证据,自媒体等主体就不能把臆想的情况作为事实来报道和渲染,也不能强行要求山东大学方面承担证明这种情况不存在的义务。同时,泄露大学生的个人信息等因素,捏造事实在网络上对山东大学及其学生的名誉进行诋毁,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如果存在此类行为,山东大学及其学生应当有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并应当积极行使这一权利。

一些方面反映的留学生在住宿等方面受到优待,以及教师在考试、论文等方面对留学生要求宽松等问题,则是学校内部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学生权益问题。对此,有必要要求大学方面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其实这里更需要做的不是拉低留学生的生活质量,而是改善中国学生的待遇,尤其是要提高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保障他们在用餐等方面享受优质公平的服务,而且决不可要求他们为留学生做出不公正的牺牲,如腾出好宿舍等。但当然,假如在一些学校,因诸如留学生交的住宿费较高这样的原因而导致的住宿条件差别,就是可以容许存在的,只是不可分出过多的学校公共资源,让留学生享受过于奢华的住宿服务,形成严重的反差和苦乐不均。在考试等方面,教师应对两类学生提出同等严格程度的要求,不可仅因对方是外国人便放低标准。这些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改善学校内部治理的方式解决,尤其是要增强中国学生及普通教师对于学校事务的发言权,并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

不少人诟病的大学“大跃进”式扩招留学生问题,则应当从多个角度去看。首先,要区分扩招规模过大的问题和录取过程不严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假如规模过大,就要缩小规模,假如规模合理,只是录取中不严格要求,影响了所招收学生的质量,给教师造成额外的教学负担,就主要是要在录取环节做改进。如果主要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大学为提高国际化排名而盲目多招滥招,就主要是要改革这种机械的指标化的评定方式,以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来促使学校更重视所招留学生的质量而非数量。这些都是大学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留学生应承担的责任。

这里进一步需要补充的是,第二、第三类问题,和“学伴”项目的问题,完全是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即使大学里存在着严重的待遇不平等或扩招“大跃进”等问题,也不必然意味着“学伴”项目中存在着问题,更不能因为前一种问题的存在,就断言“学伴”是在为留学生提供涉性服务。这其中的差别必须分清楚。一些大学教师可能对扩招导致的教学压力上升、管理变难等情况啧有烦言,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把这种怨气撒到“学伴”项目上,纵容网络舆论对于大学女生和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诋毁谩骂,或者机会主义地试图利用这种网络霸凌,达到迫使学校解决他们所不满的问题的效果。若是真心关注这些“真问题”的解决,就应集中于陈述这些问题及其病因,提出对策,而不能将其同“如何禁止大学为留学生找学伴”这样的“假问题”扭结在一起,纵容甚至亲身加入对大学生、留学生的人身攻击,那样的话恐怕最终只会留下网络狂欢的一地鸡毛,且会造成大学生的反感并引发社会声讨,导致“真问题”不受关注,得不到解决。

最后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问题。假如认为这样的奖学金过于优厚、导致不公的话,应该主要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意见,而不能对留学生进行攻击,也不能指责大学偏袒留学生。因为奖学金属于政府政策,外国留学生只是利用这种政策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大学只是执行政策,都不是对此负责任的主体。而且媒体在具体描述时,对奖学金的金额及其覆盖面都应援引正式数据,而不是故意夸大和渲染,耸人听闻。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所谓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问题。此语应当慎言。通常“超国民待遇”是指对一般性的外国企业或公民实行的优待,比如中国一度实行的对外国企业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那是所有外企都享有的待遇。用这个词来描述在华留学生是不准确的,因为固然不排除一些地方有偏袒、优待留学生的现象,但在中国也有大量自费、毫不享受优待也遵纪守法的外国留学生。笼统地说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可能导致留学生遭到不公正的敌视。中国一些大学曾发生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冲突的事件,所以公共舆论中措辞的使用不可不慎。中国媒体指责的一些大学在宿舍待遇等方面过度“媚外”之举的确需要纠偏,但也不能走向把留学生推到对立面的极端。

总之,“真问题”和“假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一些中国大学存在的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造谣、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污名化,是绝对需要反对和制止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和政府应当就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奖学金情况、相关预算和资金支出等提供更准确详实的信息,以一方面消解公众疑虑,另一方面方便学界、决策者等方面判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研究并提出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山东大学“学伴”争议中的真问题和假问题

发布日期:2019-07-15 04:48
摘要: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的污名化,绝对需要制止。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最近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争议。相关文件显示,根据该项目,一名留学生可以与三名中国学生结为“学伴”,这一情况又在网络上被讹传为“一名留学生配三名女学伴”。山东大学官方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回应。同时,与外国在华留学生有关的问题近期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

综合来看,这次争议中被提出的各项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属于不同层次,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性质。倘若把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谈,则会导致思路无法理清,也无法得出妥当对策,还可能导致归责舛误,致使一些当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甚至现实的风险。

简略来看,争议所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1)“学伴”做法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大学学生团体及其管理问题;(2)一些方面反映的大学在宿舍、用电等方面给留学生的优待,以及对留学生成绩考核不严、网开一面的问题,这属于大学内部管理与校内公平问题;(3)留学生的规模问题,一些方面反映的过度扩招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的大学盲目扩招留学生问题,这是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公共财政问题。下文将以上述四点为基本顺序,逐步论述。

首先,“学伴”项目是为促进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交流的一种安排。正如不少教育专家指出的,应当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学伴”,不应过度解读,尤其不能向淫猥的方向去引导舆论。也正如不少人指出的,许多国外大学也有“学伴”(buddy)的做法。而且,“国外也有”并不是“学伴”做法合理性的必要条件。鉴于很多中国学生有为了提高外语、了解外国文化等原因而与留学生交流的需求,基于这一现实,并本着“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学伴”项目来促进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行的。不过最好是由学生组织来负责,学校行政机构只进行引导并做好备案等工作,而不能搞强迫,也不宜把做“学伴”当作某种政治任务,或是与学分等因素挂钩,否则可能产生扭曲作用而不能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初衷。

固然不能排除山东大学“学伴”项目存在一定问题(如过度由学校行政机构主导)的可能性,但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等同于那种淫猥的臆想,即学校故意安排女大学生去为留学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目前已有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参与者现身说法并辟谣。而且根据常理推断,那种淫猥的臆想存在的可能性也很低。基本的常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存在的证据,举不出来这样的证据,自媒体等主体就不能把臆想的情况作为事实来报道和渲染,也不能强行要求山东大学方面承担证明这种情况不存在的义务。同时,泄露大学生的个人信息等因素,捏造事实在网络上对山东大学及其学生的名誉进行诋毁,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如果存在此类行为,山东大学及其学生应当有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并应当积极行使这一权利。

一些方面反映的留学生在住宿等方面受到优待,以及教师在考试、论文等方面对留学生要求宽松等问题,则是学校内部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学生权益问题。对此,有必要要求大学方面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其实这里更需要做的不是拉低留学生的生活质量,而是改善中国学生的待遇,尤其是要提高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保障他们在用餐等方面享受优质公平的服务,而且决不可要求他们为留学生做出不公正的牺牲,如腾出好宿舍等。但当然,假如在一些学校,因诸如留学生交的住宿费较高这样的原因而导致的住宿条件差别,就是可以容许存在的,只是不可分出过多的学校公共资源,让留学生享受过于奢华的住宿服务,形成严重的反差和苦乐不均。在考试等方面,教师应对两类学生提出同等严格程度的要求,不可仅因对方是外国人便放低标准。这些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改善学校内部治理的方式解决,尤其是要增强中国学生及普通教师对于学校事务的发言权,并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

不少人诟病的大学“大跃进”式扩招留学生问题,则应当从多个角度去看。首先,要区分扩招规模过大的问题和录取过程不严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假如规模过大,就要缩小规模,假如规模合理,只是录取中不严格要求,影响了所招收学生的质量,给教师造成额外的教学负担,就主要是要在录取环节做改进。如果主要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大学为提高国际化排名而盲目多招滥招,就主要是要改革这种机械的指标化的评定方式,以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来促使学校更重视所招留学生的质量而非数量。这些都是大学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留学生应承担的责任。

这里进一步需要补充的是,第二、第三类问题,和“学伴”项目的问题,完全是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即使大学里存在着严重的待遇不平等或扩招“大跃进”等问题,也不必然意味着“学伴”项目中存在着问题,更不能因为前一种问题的存在,就断言“学伴”是在为留学生提供涉性服务。这其中的差别必须分清楚。一些大学教师可能对扩招导致的教学压力上升、管理变难等情况啧有烦言,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把这种怨气撒到“学伴”项目上,纵容网络舆论对于大学女生和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诋毁谩骂,或者机会主义地试图利用这种网络霸凌,达到迫使学校解决他们所不满的问题的效果。若是真心关注这些“真问题”的解决,就应集中于陈述这些问题及其病因,提出对策,而不能将其同“如何禁止大学为留学生找学伴”这样的“假问题”扭结在一起,纵容甚至亲身加入对大学生、留学生的人身攻击,那样的话恐怕最终只会留下网络狂欢的一地鸡毛,且会造成大学生的反感并引发社会声讨,导致“真问题”不受关注,得不到解决。

最后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问题。假如认为这样的奖学金过于优厚、导致不公的话,应该主要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意见,而不能对留学生进行攻击,也不能指责大学偏袒留学生。因为奖学金属于政府政策,外国留学生只是利用这种政策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大学只是执行政策,都不是对此负责任的主体。而且媒体在具体描述时,对奖学金的金额及其覆盖面都应援引正式数据,而不是故意夸大和渲染,耸人听闻。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所谓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问题。此语应当慎言。通常“超国民待遇”是指对一般性的外国企业或公民实行的优待,比如中国一度实行的对外国企业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那是所有外企都享有的待遇。用这个词来描述在华留学生是不准确的,因为固然不排除一些地方有偏袒、优待留学生的现象,但在中国也有大量自费、毫不享受优待也遵纪守法的外国留学生。笼统地说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可能导致留学生遭到不公正的敌视。中国一些大学曾发生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冲突的事件,所以公共舆论中措辞的使用不可不慎。中国媒体指责的一些大学在宿舍待遇等方面过度“媚外”之举的确需要纠偏,但也不能走向把留学生推到对立面的极端。

总之,“真问题”和“假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一些中国大学存在的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造谣、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污名化,是绝对需要反对和制止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和政府应当就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奖学金情况、相关预算和资金支出等提供更准确详实的信息,以一方面消解公众疑虑,另一方面方便学界、决策者等方面判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研究并提出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的污名化,绝对需要制止。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最近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争议。相关文件显示,根据该项目,一名留学生可以与三名中国学生结为“学伴”,这一情况又在网络上被讹传为“一名留学生配三名女学伴”。山东大学官方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回应。同时,与外国在华留学生有关的问题近期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

综合来看,这次争议中被提出的各项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属于不同层次,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性质。倘若把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谈,则会导致思路无法理清,也无法得出妥当对策,还可能导致归责舛误,致使一些当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甚至现实的风险。

简略来看,争议所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1)“学伴”做法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大学学生团体及其管理问题;(2)一些方面反映的大学在宿舍、用电等方面给留学生的优待,以及对留学生成绩考核不严、网开一面的问题,这属于大学内部管理与校内公平问题;(3)留学生的规模问题,一些方面反映的过度扩招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的大学盲目扩招留学生问题,这是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公共财政问题。下文将以上述四点为基本顺序,逐步论述。

首先,“学伴”项目是为促进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交流的一种安排。正如不少教育专家指出的,应当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学伴”,不应过度解读,尤其不能向淫猥的方向去引导舆论。也正如不少人指出的,许多国外大学也有“学伴”(buddy)的做法。而且,“国外也有”并不是“学伴”做法合理性的必要条件。鉴于很多中国学生有为了提高外语、了解外国文化等原因而与留学生交流的需求,基于这一现实,并本着“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学伴”项目来促进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行的。不过最好是由学生组织来负责,学校行政机构只进行引导并做好备案等工作,而不能搞强迫,也不宜把做“学伴”当作某种政治任务,或是与学分等因素挂钩,否则可能产生扭曲作用而不能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初衷。

固然不能排除山东大学“学伴”项目存在一定问题(如过度由学校行政机构主导)的可能性,但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等同于那种淫猥的臆想,即学校故意安排女大学生去为留学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目前已有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参与者现身说法并辟谣。而且根据常理推断,那种淫猥的臆想存在的可能性也很低。基本的常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存在的证据,举不出来这样的证据,自媒体等主体就不能把臆想的情况作为事实来报道和渲染,也不能强行要求山东大学方面承担证明这种情况不存在的义务。同时,泄露大学生的个人信息等因素,捏造事实在网络上对山东大学及其学生的名誉进行诋毁,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如果存在此类行为,山东大学及其学生应当有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并应当积极行使这一权利。

一些方面反映的留学生在住宿等方面受到优待,以及教师在考试、论文等方面对留学生要求宽松等问题,则是学校内部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学生权益问题。对此,有必要要求大学方面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其实这里更需要做的不是拉低留学生的生活质量,而是改善中国学生的待遇,尤其是要提高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保障他们在用餐等方面享受优质公平的服务,而且决不可要求他们为留学生做出不公正的牺牲,如腾出好宿舍等。但当然,假如在一些学校,因诸如留学生交的住宿费较高这样的原因而导致的住宿条件差别,就是可以容许存在的,只是不可分出过多的学校公共资源,让留学生享受过于奢华的住宿服务,形成严重的反差和苦乐不均。在考试等方面,教师应对两类学生提出同等严格程度的要求,不可仅因对方是外国人便放低标准。这些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改善学校内部治理的方式解决,尤其是要增强中国学生及普通教师对于学校事务的发言权,并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

不少人诟病的大学“大跃进”式扩招留学生问题,则应当从多个角度去看。首先,要区分扩招规模过大的问题和录取过程不严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假如规模过大,就要缩小规模,假如规模合理,只是录取中不严格要求,影响了所招收学生的质量,给教师造成额外的教学负担,就主要是要在录取环节做改进。如果主要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大学为提高国际化排名而盲目多招滥招,就主要是要改革这种机械的指标化的评定方式,以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来促使学校更重视所招留学生的质量而非数量。这些都是大学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留学生应承担的责任。

这里进一步需要补充的是,第二、第三类问题,和“学伴”项目的问题,完全是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即使大学里存在着严重的待遇不平等或扩招“大跃进”等问题,也不必然意味着“学伴”项目中存在着问题,更不能因为前一种问题的存在,就断言“学伴”是在为留学生提供涉性服务。这其中的差别必须分清楚。一些大学教师可能对扩招导致的教学压力上升、管理变难等情况啧有烦言,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把这种怨气撒到“学伴”项目上,纵容网络舆论对于大学女生和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诋毁谩骂,或者机会主义地试图利用这种网络霸凌,达到迫使学校解决他们所不满的问题的效果。若是真心关注这些“真问题”的解决,就应集中于陈述这些问题及其病因,提出对策,而不能将其同“如何禁止大学为留学生找学伴”这样的“假问题”扭结在一起,纵容甚至亲身加入对大学生、留学生的人身攻击,那样的话恐怕最终只会留下网络狂欢的一地鸡毛,且会造成大学生的反感并引发社会声讨,导致“真问题”不受关注,得不到解决。

最后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问题。假如认为这样的奖学金过于优厚、导致不公的话,应该主要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意见,而不能对留学生进行攻击,也不能指责大学偏袒留学生。因为奖学金属于政府政策,外国留学生只是利用这种政策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大学只是执行政策,都不是对此负责任的主体。而且媒体在具体描述时,对奖学金的金额及其覆盖面都应援引正式数据,而不是故意夸大和渲染,耸人听闻。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所谓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问题。此语应当慎言。通常“超国民待遇”是指对一般性的外国企业或公民实行的优待,比如中国一度实行的对外国企业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那是所有外企都享有的待遇。用这个词来描述在华留学生是不准确的,因为固然不排除一些地方有偏袒、优待留学生的现象,但在中国也有大量自费、毫不享受优待也遵纪守法的外国留学生。笼统地说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可能导致留学生遭到不公正的敌视。中国一些大学曾发生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冲突的事件,所以公共舆论中措辞的使用不可不慎。中国媒体指责的一些大学在宿舍待遇等方面过度“媚外”之举的确需要纠偏,但也不能走向把留学生推到对立面的极端。

总之,“真问题”和“假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一些中国大学存在的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造谣、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污名化,是绝对需要反对和制止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和政府应当就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奖学金情况、相关预算和资金支出等提供更准确详实的信息,以一方面消解公众疑虑,另一方面方便学界、决策者等方面判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研究并提出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读者评论




山东大学“学伴”争议中的真问题和假问题

发布日期:2019-07-15 04:48
摘要: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的污名化,绝对需要制止。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最近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争议。相关文件显示,根据该项目,一名留学生可以与三名中国学生结为“学伴”,这一情况又在网络上被讹传为“一名留学生配三名女学伴”。山东大学官方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回应。同时,与外国在华留学生有关的问题近期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

综合来看,这次争议中被提出的各项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属于不同层次,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性质。倘若把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谈,则会导致思路无法理清,也无法得出妥当对策,还可能导致归责舛误,致使一些当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甚至现实的风险。

简略来看,争议所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1)“学伴”做法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大学学生团体及其管理问题;(2)一些方面反映的大学在宿舍、用电等方面给留学生的优待,以及对留学生成绩考核不严、网开一面的问题,这属于大学内部管理与校内公平问题;(3)留学生的规模问题,一些方面反映的过度扩招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的大学盲目扩招留学生问题,这是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公共财政问题。下文将以上述四点为基本顺序,逐步论述。

首先,“学伴”项目是为促进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交流的一种安排。正如不少教育专家指出的,应当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学伴”,不应过度解读,尤其不能向淫猥的方向去引导舆论。也正如不少人指出的,许多国外大学也有“学伴”(buddy)的做法。而且,“国外也有”并不是“学伴”做法合理性的必要条件。鉴于很多中国学生有为了提高外语、了解外国文化等原因而与留学生交流的需求,基于这一现实,并本着“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学伴”项目来促进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行的。不过最好是由学生组织来负责,学校行政机构只进行引导并做好备案等工作,而不能搞强迫,也不宜把做“学伴”当作某种政治任务,或是与学分等因素挂钩,否则可能产生扭曲作用而不能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初衷。

固然不能排除山东大学“学伴”项目存在一定问题(如过度由学校行政机构主导)的可能性,但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等同于那种淫猥的臆想,即学校故意安排女大学生去为留学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目前已有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参与者现身说法并辟谣。而且根据常理推断,那种淫猥的臆想存在的可能性也很低。基本的常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存在的证据,举不出来这样的证据,自媒体等主体就不能把臆想的情况作为事实来报道和渲染,也不能强行要求山东大学方面承担证明这种情况不存在的义务。同时,泄露大学生的个人信息等因素,捏造事实在网络上对山东大学及其学生的名誉进行诋毁,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如果存在此类行为,山东大学及其学生应当有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并应当积极行使这一权利。

一些方面反映的留学生在住宿等方面受到优待,以及教师在考试、论文等方面对留学生要求宽松等问题,则是学校内部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学生权益问题。对此,有必要要求大学方面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其实这里更需要做的不是拉低留学生的生活质量,而是改善中国学生的待遇,尤其是要提高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保障他们在用餐等方面享受优质公平的服务,而且决不可要求他们为留学生做出不公正的牺牲,如腾出好宿舍等。但当然,假如在一些学校,因诸如留学生交的住宿费较高这样的原因而导致的住宿条件差别,就是可以容许存在的,只是不可分出过多的学校公共资源,让留学生享受过于奢华的住宿服务,形成严重的反差和苦乐不均。在考试等方面,教师应对两类学生提出同等严格程度的要求,不可仅因对方是外国人便放低标准。这些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改善学校内部治理的方式解决,尤其是要增强中国学生及普通教师对于学校事务的发言权,并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

不少人诟病的大学“大跃进”式扩招留学生问题,则应当从多个角度去看。首先,要区分扩招规模过大的问题和录取过程不严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假如规模过大,就要缩小规模,假如规模合理,只是录取中不严格要求,影响了所招收学生的质量,给教师造成额外的教学负担,就主要是要在录取环节做改进。如果主要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大学为提高国际化排名而盲目多招滥招,就主要是要改革这种机械的指标化的评定方式,以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来促使学校更重视所招留学生的质量而非数量。这些都是大学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留学生应承担的责任。

这里进一步需要补充的是,第二、第三类问题,和“学伴”项目的问题,完全是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即使大学里存在着严重的待遇不平等或扩招“大跃进”等问题,也不必然意味着“学伴”项目中存在着问题,更不能因为前一种问题的存在,就断言“学伴”是在为留学生提供涉性服务。这其中的差别必须分清楚。一些大学教师可能对扩招导致的教学压力上升、管理变难等情况啧有烦言,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把这种怨气撒到“学伴”项目上,纵容网络舆论对于大学女生和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诋毁谩骂,或者机会主义地试图利用这种网络霸凌,达到迫使学校解决他们所不满的问题的效果。若是真心关注这些“真问题”的解决,就应集中于陈述这些问题及其病因,提出对策,而不能将其同“如何禁止大学为留学生找学伴”这样的“假问题”扭结在一起,纵容甚至亲身加入对大学生、留学生的人身攻击,那样的话恐怕最终只会留下网络狂欢的一地鸡毛,且会造成大学生的反感并引发社会声讨,导致“真问题”不受关注,得不到解决。

最后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问题。假如认为这样的奖学金过于优厚、导致不公的话,应该主要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意见,而不能对留学生进行攻击,也不能指责大学偏袒留学生。因为奖学金属于政府政策,外国留学生只是利用这种政策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大学只是执行政策,都不是对此负责任的主体。而且媒体在具体描述时,对奖学金的金额及其覆盖面都应援引正式数据,而不是故意夸大和渲染,耸人听闻。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所谓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问题。此语应当慎言。通常“超国民待遇”是指对一般性的外国企业或公民实行的优待,比如中国一度实行的对外国企业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那是所有外企都享有的待遇。用这个词来描述在华留学生是不准确的,因为固然不排除一些地方有偏袒、优待留学生的现象,但在中国也有大量自费、毫不享受优待也遵纪守法的外国留学生。笼统地说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可能导致留学生遭到不公正的敌视。中国一些大学曾发生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冲突的事件,所以公共舆论中措辞的使用不可不慎。中国媒体指责的一些大学在宿舍待遇等方面过度“媚外”之举的确需要纠偏,但也不能走向把留学生推到对立面的极端。

总之,“真问题”和“假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一些中国大学存在的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造谣、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污名化,是绝对需要反对和制止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和政府应当就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奖学金情况、相关预算和资金支出等提供更准确详实的信息,以一方面消解公众疑虑,另一方面方便学界、决策者等方面判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研究并提出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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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的污名化,绝对需要制止。



撰文 | 刘波

OR--商业新媒体 】最近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争议。相关文件显示,根据该项目,一名留学生可以与三名中国学生结为“学伴”,这一情况又在网络上被讹传为“一名留学生配三名女学伴”。山东大学官方对这一争议做出了回应。同时,与外国在华留学生有关的问题近期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

综合来看,这次争议中被提出的各项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属于不同层次,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性质。倘若把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混在一起谈,则会导致思路无法理清,也无法得出妥当对策,还可能导致归责舛误,致使一些当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甚至现实的风险。

简略来看,争议所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1)“学伴”做法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大学学生团体及其管理问题;(2)一些方面反映的大学在宿舍、用电等方面给留学生的优待,以及对留学生成绩考核不严、网开一面的问题,这属于大学内部管理与校内公平问题;(3)留学生的规模问题,一些方面反映的过度扩招问题,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的大学盲目扩招留学生问题,这是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的合理性问题,其性质是公共财政问题。下文将以上述四点为基本顺序,逐步论述。

首先,“学伴”项目是为促进中国学生与留学生交流的一种安排。正如不少教育专家指出的,应当理性、实事求是地看待“学伴”,不应过度解读,尤其不能向淫猥的方向去引导舆论。也正如不少人指出的,许多国外大学也有“学伴”(buddy)的做法。而且,“国外也有”并不是“学伴”做法合理性的必要条件。鉴于很多中国学生有为了提高外语、了解外国文化等原因而与留学生交流的需求,基于这一现实,并本着“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学伴”项目来促进这种交流当然是可行的。不过最好是由学生组织来负责,学校行政机构只进行引导并做好备案等工作,而不能搞强迫,也不宜把做“学伴”当作某种政治任务,或是与学分等因素挂钩,否则可能产生扭曲作用而不能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初衷。

固然不能排除山东大学“学伴”项目存在一定问题(如过度由学校行政机构主导)的可能性,但也要看到,这样的问题决不能等同于那种淫猥的臆想,即学校故意安排女大学生去为留学生提供性方面的服务。目前已有山东大学的“学伴”项目参与者现身说法并辟谣。而且根据常理推断,那种淫猥的臆想存在的可能性也很低。基本的常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存在的证据,举不出来这样的证据,自媒体等主体就不能把臆想的情况作为事实来报道和渲染,也不能强行要求山东大学方面承担证明这种情况不存在的义务。同时,泄露大学生的个人信息等因素,捏造事实在网络上对山东大学及其学生的名誉进行诋毁,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对学生进行侮辱谩骂,都有可能构成违法。如果存在此类行为,山东大学及其学生应当有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并应当积极行使这一权利。

一些方面反映的留学生在住宿等方面受到优待,以及教师在考试、论文等方面对留学生要求宽松等问题,则是学校内部的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学生权益问题。对此,有必要要求大学方面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其实这里更需要做的不是拉低留学生的生活质量,而是改善中国学生的待遇,尤其是要提高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保障他们在用餐等方面享受优质公平的服务,而且决不可要求他们为留学生做出不公正的牺牲,如腾出好宿舍等。但当然,假如在一些学校,因诸如留学生交的住宿费较高这样的原因而导致的住宿条件差别,就是可以容许存在的,只是不可分出过多的学校公共资源,让留学生享受过于奢华的住宿服务,形成严重的反差和苦乐不均。在考试等方面,教师应对两类学生提出同等严格程度的要求,不可仅因对方是外国人便放低标准。这些问题主要应当通过改善学校内部治理的方式解决,尤其是要增强中国学生及普通教师对于学校事务的发言权,并提高他们的维权能力。

不少人诟病的大学“大跃进”式扩招留学生问题,则应当从多个角度去看。首先,要区分扩招规模过大的问题和录取过程不严格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假如规模过大,就要缩小规模,假如规模合理,只是录取中不严格要求,影响了所招收学生的质量,给教师造成额外的教学负担,就主要是要在录取环节做改进。如果主要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大学的留学生比例来衡量其国际化水平,导致大学为提高国际化排名而盲目多招滥招,就主要是要改革这种机械的指标化的评定方式,以改变激励机制的方法来促使学校更重视所招留学生的质量而非数量。这些都是大学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留学生应承担的责任。

这里进一步需要补充的是,第二、第三类问题,和“学伴”项目的问题,完全是不同领域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即使大学里存在着严重的待遇不平等或扩招“大跃进”等问题,也不必然意味着“学伴”项目中存在着问题,更不能因为前一种问题的存在,就断言“学伴”是在为留学生提供涉性服务。这其中的差别必须分清楚。一些大学教师可能对扩招导致的教学压力上升、管理变难等情况啧有烦言,但一定要注意,不能把这种怨气撒到“学伴”项目上,纵容网络舆论对于大学女生和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诋毁谩骂,或者机会主义地试图利用这种网络霸凌,达到迫使学校解决他们所不满的问题的效果。若是真心关注这些“真问题”的解决,就应集中于陈述这些问题及其病因,提出对策,而不能将其同“如何禁止大学为留学生找学伴”这样的“假问题”扭结在一起,纵容甚至亲身加入对大学生、留学生的人身攻击,那样的话恐怕最终只会留下网络狂欢的一地鸡毛,且会造成大学生的反感并引发社会声讨,导致“真问题”不受关注,得不到解决。

最后是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向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问题。假如认为这样的奖学金过于优厚、导致不公的话,应该主要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意见,而不能对留学生进行攻击,也不能指责大学偏袒留学生。因为奖学金属于政府政策,外国留学生只是利用这种政策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大学只是执行政策,都不是对此负责任的主体。而且媒体在具体描述时,对奖学金的金额及其覆盖面都应援引正式数据,而不是故意夸大和渲染,耸人听闻。

最后还需提及的是所谓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问题。此语应当慎言。通常“超国民待遇”是指对一般性的外国企业或公民实行的优待,比如中国一度实行的对外国企业按较低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那是所有外企都享有的待遇。用这个词来描述在华留学生是不准确的,因为固然不排除一些地方有偏袒、优待留学生的现象,但在中国也有大量自费、毫不享受优待也遵纪守法的外国留学生。笼统地说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可能导致留学生遭到不公正的敌视。中国一些大学曾发生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冲突的事件,所以公共舆论中措辞的使用不可不慎。中国媒体指责的一些大学在宿舍待遇等方面过度“媚外”之举的确需要纠偏,但也不能走向把留学生推到对立面的极端。

总之,“真问题”和“假问题”必须区分清楚,一些中国大学存在的留学生过度扩招等问题也许的确值得反思和纠正,但对女大学生的造谣、诋毁和伤害,对留学生尤其是黑人留学生的污名化,是绝对需要反对和制止的。同时,中国的大学和政府应当就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奖学金情况、相关预算和资金支出等提供更准确详实的信息,以一方面消解公众疑虑,另一方面方便学界、决策者等方面判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研究并提出恰当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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