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



撰文 / Ramesh Ponnuru

■ 几个月来,我最喜欢的读者邮件是一封对我专栏文章的回应,我在那篇文章里介绍了一本维护千禧世代的新书。我当时的结论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决策者应当关注的经济问题,但作者认为造成他们困局的原因是婴儿潮世代窃取了他们的经济未来,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了。

随后,我的收件箱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别再为千禧世代找借口了。我家就有两个,都是牢骚大王。”

认为坊间对千禧世代的同情有些泛滥了——此类观点常常出自保守派人士。最近,豪尔沙尼在“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网站的一篇专栏中作了一番概括,他称千禧世代对经济的抱怨大多站不住脚。

我完全相信千禧世代退休时能积累到比父母更多的净资产,从而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同意豪尔沙尼的观点: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但我也认为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据报道,千禧世代家庭“2016年的平均净资产约为9.2万美元,经通胀调整后,比2001年时X世代的家庭少了近40%,比1989年时婴儿潮世代的家庭少约20%。”

豪尔沙尼评论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千禧世代倾向于推迟传统的成人里程碑的到来。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幸福和独立,而非长期的财富积累。

我怀疑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动因是,相比2016年,1989年和2001年之前分别有一段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期。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 deflator)调整后,在1989年和2001年之前的两段时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快。

接着,豪尔沙尼提到了千禧世代的一项选择:贷款上大学,只为了追求一些常常一文不值的学位。他指出,上大学的费用过高,而市场在这方面受到了阻碍:“如果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种健康的、适当激励性的经济结构,银行就不会在不考虑学生未来收入潜力的情况下随意放贷了。”

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进入大学的体制,同时没有利用市场信号来指引他们,这难道不是导致他们灰心丧气的一个原因吗?我们能对此视而不见吗?而不论受到了多大的误导,千禧世代的成员在进入大学时总是期待着日后能赚回来,由此可见,他们非但不是鼠目寸光,反而都是志在长远。

豪尔沙尼写道,千禧世代的另一个选择是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区域,这些区域拥有大量的便利设施,“城市经过反复迭代后,生活条件已远超此前几代人的印象。”这显然关联着对于他们物质生活质量的评估。

但是,由于吸引人的工作日益集中于某些城市,而土地使用限制使得住房日益昂贵,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选择”开始越来越不成其为选择。

豪尔沙尼也反对过分强调2007年的经济衰退,这已经“成为解释这整代人面对的所谓特殊困难的一张幌子。”他写道,其他世代经历过更糟的状况。而虽然他承认美国的失业率无法反映任何重要的经济指标,但他还是指出,2000年后的失业率一直低于1970-2000年的水平。

失业往往会造成严重困难。但考虑到不论在哪段时期,大部分人总是有工作的,因此,其他统计数据或许能更好地衡量人们的福祉水平。而那些指标显示,2007年的经济衰退尤为严重。

此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二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长。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显示在二战后的所有衰退中,2007年的衰退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最为持久:此次衰退开始后,经济产出低于衰退开始时水平的月份数比以往的几次衰退多了45个月。

千禧世代首先经历了繁荣时期的增长率下滑,随后经历了2007年的严重衰退,因此多年以来,千禧世代在经济中获取的收益一直少于他们的长辈。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调整后,2014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略低于2000年。这是自1953年开始统计此项数据以来最长的一段下滑期。

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但年长的美国人,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认同年轻世代投票模式的年长保守派人士,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承认千禧世代面临的逆境也不是其中一些人做出糟糕决定(每代人中都有这样的人)的借口。

但关于那些决定,我还要多说一句:如果我收到的邮件作者的孩子们真是牢骚大王,养育他们的父母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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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生活越来越贵 谁该背锅?

发布日期:2019-06-10 09:13
摘要」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



撰文 / Ramesh Ponnuru

■ 几个月来,我最喜欢的读者邮件是一封对我专栏文章的回应,我在那篇文章里介绍了一本维护千禧世代的新书。我当时的结论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决策者应当关注的经济问题,但作者认为造成他们困局的原因是婴儿潮世代窃取了他们的经济未来,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了。

随后,我的收件箱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别再为千禧世代找借口了。我家就有两个,都是牢骚大王。”

认为坊间对千禧世代的同情有些泛滥了——此类观点常常出自保守派人士。最近,豪尔沙尼在“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网站的一篇专栏中作了一番概括,他称千禧世代对经济的抱怨大多站不住脚。

我完全相信千禧世代退休时能积累到比父母更多的净资产,从而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同意豪尔沙尼的观点: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但我也认为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据报道,千禧世代家庭“2016年的平均净资产约为9.2万美元,经通胀调整后,比2001年时X世代的家庭少了近40%,比1989年时婴儿潮世代的家庭少约20%。”

豪尔沙尼评论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千禧世代倾向于推迟传统的成人里程碑的到来。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幸福和独立,而非长期的财富积累。

我怀疑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动因是,相比2016年,1989年和2001年之前分别有一段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期。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 deflator)调整后,在1989年和2001年之前的两段时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快。

接着,豪尔沙尼提到了千禧世代的一项选择:贷款上大学,只为了追求一些常常一文不值的学位。他指出,上大学的费用过高,而市场在这方面受到了阻碍:“如果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种健康的、适当激励性的经济结构,银行就不会在不考虑学生未来收入潜力的情况下随意放贷了。”

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进入大学的体制,同时没有利用市场信号来指引他们,这难道不是导致他们灰心丧气的一个原因吗?我们能对此视而不见吗?而不论受到了多大的误导,千禧世代的成员在进入大学时总是期待着日后能赚回来,由此可见,他们非但不是鼠目寸光,反而都是志在长远。

豪尔沙尼写道,千禧世代的另一个选择是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区域,这些区域拥有大量的便利设施,“城市经过反复迭代后,生活条件已远超此前几代人的印象。”这显然关联着对于他们物质生活质量的评估。

但是,由于吸引人的工作日益集中于某些城市,而土地使用限制使得住房日益昂贵,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选择”开始越来越不成其为选择。

豪尔沙尼也反对过分强调2007年的经济衰退,这已经“成为解释这整代人面对的所谓特殊困难的一张幌子。”他写道,其他世代经历过更糟的状况。而虽然他承认美国的失业率无法反映任何重要的经济指标,但他还是指出,2000年后的失业率一直低于1970-2000年的水平。

失业往往会造成严重困难。但考虑到不论在哪段时期,大部分人总是有工作的,因此,其他统计数据或许能更好地衡量人们的福祉水平。而那些指标显示,2007年的经济衰退尤为严重。

此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二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长。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显示在二战后的所有衰退中,2007年的衰退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最为持久:此次衰退开始后,经济产出低于衰退开始时水平的月份数比以往的几次衰退多了45个月。

千禧世代首先经历了繁荣时期的增长率下滑,随后经历了2007年的严重衰退,因此多年以来,千禧世代在经济中获取的收益一直少于他们的长辈。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调整后,2014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略低于2000年。这是自1953年开始统计此项数据以来最长的一段下滑期。

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但年长的美国人,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认同年轻世代投票模式的年长保守派人士,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承认千禧世代面临的逆境也不是其中一些人做出糟糕决定(每代人中都有这样的人)的借口。

但关于那些决定,我还要多说一句:如果我收到的邮件作者的孩子们真是牢骚大王,养育他们的父母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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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来,我最喜欢的读者邮件是一封对我专栏文章的回应,我在那篇文章里介绍了一本维护千禧世代的新书。我当时的结论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决策者应当关注的经济问题,但作者认为造成他们困局的原因是婴儿潮世代窃取了他们的经济未来,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了。

随后,我的收件箱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别再为千禧世代找借口了。我家就有两个,都是牢骚大王。”

认为坊间对千禧世代的同情有些泛滥了——此类观点常常出自保守派人士。最近,豪尔沙尼在“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网站的一篇专栏中作了一番概括,他称千禧世代对经济的抱怨大多站不住脚。

我完全相信千禧世代退休时能积累到比父母更多的净资产,从而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同意豪尔沙尼的观点: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但我也认为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据报道,千禧世代家庭“2016年的平均净资产约为9.2万美元,经通胀调整后,比2001年时X世代的家庭少了近40%,比1989年时婴儿潮世代的家庭少约20%。”

豪尔沙尼评论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千禧世代倾向于推迟传统的成人里程碑的到来。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幸福和独立,而非长期的财富积累。

我怀疑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动因是,相比2016年,1989年和2001年之前分别有一段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期。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 deflator)调整后,在1989年和2001年之前的两段时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快。

接着,豪尔沙尼提到了千禧世代的一项选择:贷款上大学,只为了追求一些常常一文不值的学位。他指出,上大学的费用过高,而市场在这方面受到了阻碍:“如果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种健康的、适当激励性的经济结构,银行就不会在不考虑学生未来收入潜力的情况下随意放贷了。”

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进入大学的体制,同时没有利用市场信号来指引他们,这难道不是导致他们灰心丧气的一个原因吗?我们能对此视而不见吗?而不论受到了多大的误导,千禧世代的成员在进入大学时总是期待着日后能赚回来,由此可见,他们非但不是鼠目寸光,反而都是志在长远。

豪尔沙尼写道,千禧世代的另一个选择是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区域,这些区域拥有大量的便利设施,“城市经过反复迭代后,生活条件已远超此前几代人的印象。”这显然关联着对于他们物质生活质量的评估。

但是,由于吸引人的工作日益集中于某些城市,而土地使用限制使得住房日益昂贵,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选择”开始越来越不成其为选择。

豪尔沙尼也反对过分强调2007年的经济衰退,这已经“成为解释这整代人面对的所谓特殊困难的一张幌子。”他写道,其他世代经历过更糟的状况。而虽然他承认美国的失业率无法反映任何重要的经济指标,但他还是指出,2000年后的失业率一直低于1970-2000年的水平。

失业往往会造成严重困难。但考虑到不论在哪段时期,大部分人总是有工作的,因此,其他统计数据或许能更好地衡量人们的福祉水平。而那些指标显示,2007年的经济衰退尤为严重。

此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二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长。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显示在二战后的所有衰退中,2007年的衰退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最为持久:此次衰退开始后,经济产出低于衰退开始时水平的月份数比以往的几次衰退多了45个月。

千禧世代首先经历了繁荣时期的增长率下滑,随后经历了2007年的严重衰退,因此多年以来,千禧世代在经济中获取的收益一直少于他们的长辈。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调整后,2014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略低于2000年。这是自1953年开始统计此项数据以来最长的一段下滑期。

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但年长的美国人,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认同年轻世代投票模式的年长保守派人士,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承认千禧世代面临的逆境也不是其中一些人做出糟糕决定(每代人中都有这样的人)的借口。

但关于那些决定,我还要多说一句:如果我收到的邮件作者的孩子们真是牢骚大王,养育他们的父母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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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Ramesh Ponnuru

■ 几个月来,我最喜欢的读者邮件是一封对我专栏文章的回应,我在那篇文章里介绍了一本维护千禧世代的新书。我当时的结论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决策者应当关注的经济问题,但作者认为造成他们困局的原因是婴儿潮世代窃取了他们的经济未来,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了。

随后,我的收件箱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别再为千禧世代找借口了。我家就有两个,都是牢骚大王。”

认为坊间对千禧世代的同情有些泛滥了——此类观点常常出自保守派人士。最近,豪尔沙尼在“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网站的一篇专栏中作了一番概括,他称千禧世代对经济的抱怨大多站不住脚。

我完全相信千禧世代退休时能积累到比父母更多的净资产,从而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同意豪尔沙尼的观点: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但我也认为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据报道,千禧世代家庭“2016年的平均净资产约为9.2万美元,经通胀调整后,比2001年时X世代的家庭少了近40%,比1989年时婴儿潮世代的家庭少约20%。”

豪尔沙尼评论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千禧世代倾向于推迟传统的成人里程碑的到来。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幸福和独立,而非长期的财富积累。

我怀疑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动因是,相比2016年,1989年和2001年之前分别有一段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期。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 deflator)调整后,在1989年和2001年之前的两段时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快。

接着,豪尔沙尼提到了千禧世代的一项选择:贷款上大学,只为了追求一些常常一文不值的学位。他指出,上大学的费用过高,而市场在这方面受到了阻碍:“如果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种健康的、适当激励性的经济结构,银行就不会在不考虑学生未来收入潜力的情况下随意放贷了。”

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进入大学的体制,同时没有利用市场信号来指引他们,这难道不是导致他们灰心丧气的一个原因吗?我们能对此视而不见吗?而不论受到了多大的误导,千禧世代的成员在进入大学时总是期待着日后能赚回来,由此可见,他们非但不是鼠目寸光,反而都是志在长远。

豪尔沙尼写道,千禧世代的另一个选择是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区域,这些区域拥有大量的便利设施,“城市经过反复迭代后,生活条件已远超此前几代人的印象。”这显然关联着对于他们物质生活质量的评估。

但是,由于吸引人的工作日益集中于某些城市,而土地使用限制使得住房日益昂贵,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选择”开始越来越不成其为选择。

豪尔沙尼也反对过分强调2007年的经济衰退,这已经“成为解释这整代人面对的所谓特殊困难的一张幌子。”他写道,其他世代经历过更糟的状况。而虽然他承认美国的失业率无法反映任何重要的经济指标,但他还是指出,2000年后的失业率一直低于1970-2000年的水平。

失业往往会造成严重困难。但考虑到不论在哪段时期,大部分人总是有工作的,因此,其他统计数据或许能更好地衡量人们的福祉水平。而那些指标显示,2007年的经济衰退尤为严重。

此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二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长。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显示在二战后的所有衰退中,2007年的衰退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最为持久:此次衰退开始后,经济产出低于衰退开始时水平的月份数比以往的几次衰退多了45个月。

千禧世代首先经历了繁荣时期的增长率下滑,随后经历了2007年的严重衰退,因此多年以来,千禧世代在经济中获取的收益一直少于他们的长辈。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调整后,2014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略低于2000年。这是自1953年开始统计此项数据以来最长的一段下滑期。

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但年长的美国人,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认同年轻世代投票模式的年长保守派人士,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承认千禧世代面临的逆境也不是其中一些人做出糟糕决定(每代人中都有这样的人)的借口。

但关于那些决定,我还要多说一句:如果我收到的邮件作者的孩子们真是牢骚大王,养育他们的父母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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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Ramesh Ponnuru

■ 几个月来,我最喜欢的读者邮件是一封对我专栏文章的回应,我在那篇文章里介绍了一本维护千禧世代的新书。我当时的结论是:他们遇到了一些决策者应当关注的经济问题,但作者认为造成他们困局的原因是婴儿潮世代窃取了他们的经济未来,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了。

随后,我的收件箱里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别再为千禧世代找借口了。我家就有两个,都是牢骚大王。”

认为坊间对千禧世代的同情有些泛滥了——此类观点常常出自保守派人士。最近,豪尔沙尼在“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网站的一篇专栏中作了一番概括,他称千禧世代对经济的抱怨大多站不住脚。

我完全相信千禧世代退休时能积累到比父母更多的净资产,从而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同意豪尔沙尼的观点:应该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群体的经济问题。但我也认为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据报道,千禧世代家庭“2016年的平均净资产约为9.2万美元,经通胀调整后,比2001年时X世代的家庭少了近40%,比1989年时婴儿潮世代的家庭少约20%。”

豪尔沙尼评论道: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千禧世代倾向于推迟传统的成人里程碑的到来。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幸福和独立,而非长期的财富积累。

我怀疑造成这种差异的真正动因是,相比2016年,1989年和2001年之前分别有一段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期。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 deflator)调整后,在1989年和2001年之前的两段时期,家庭收入中位数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快。

接着,豪尔沙尼提到了千禧世代的一项选择:贷款上大学,只为了追求一些常常一文不值的学位。他指出,上大学的费用过高,而市场在这方面受到了阻碍:“如果高等教育领域存在一种健康的、适当激励性的经济结构,银行就不会在不考虑学生未来收入潜力的情况下随意放贷了。”

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年轻人进入大学的体制,同时没有利用市场信号来指引他们,这难道不是导致他们灰心丧气的一个原因吗?我们能对此视而不见吗?而不论受到了多大的误导,千禧世代的成员在进入大学时总是期待着日后能赚回来,由此可见,他们非但不是鼠目寸光,反而都是志在长远。

豪尔沙尼写道,千禧世代的另一个选择是生活在昂贵的都市区域,这些区域拥有大量的便利设施,“城市经过反复迭代后,生活条件已远超此前几代人的印象。”这显然关联着对于他们物质生活质量的评估。

但是,由于吸引人的工作日益集中于某些城市,而土地使用限制使得住房日益昂贵,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选择”开始越来越不成其为选择。

豪尔沙尼也反对过分强调2007年的经济衰退,这已经“成为解释这整代人面对的所谓特殊困难的一张幌子。”他写道,其他世代经历过更糟的状况。而虽然他承认美国的失业率无法反映任何重要的经济指标,但他还是指出,2000年后的失业率一直低于1970-2000年的水平。

失业往往会造成严重困难。但考虑到不论在哪段时期,大部分人总是有工作的,因此,其他统计数据或许能更好地衡量人们的福祉水平。而那些指标显示,2007年的经济衰退尤为严重。

此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二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长。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有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显示在二战后的所有衰退中,2007年的衰退对于经济产出的影响最为持久:此次衰退开始后,经济产出低于衰退开始时水平的月份数比以往的几次衰退多了45个月。

千禧世代首先经历了繁荣时期的增长率下滑,随后经历了2007年的严重衰退,因此多年以来,千禧世代在经济中获取的收益一直少于他们的长辈。经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调整后,2014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略低于2000年。这是自1953年开始统计此项数据以来最长的一段下滑期。

因此,虽然我们不应夸大千禧世代的经济困境,但年长的美国人,根据我的经验,特别是那些不认同年轻世代投票模式的年长保守派人士,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承认千禧世代面临的逆境也不是其中一些人做出糟糕决定(每代人中都有这样的人)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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