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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强人时代来临

发布日期:2019-04-26 06:37
摘要」沃尔夫:我们生活在民选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这类民选强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和美国的特朗普。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我们生活在具有超凡魅力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他的(几乎总是“他”)政治以恐惧和愤怒为主题。要成为这种政治大师,需要某种人格。在正确的(也就是错误的)情况下,这种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出现在暴力革命之后并不奇怪。比较奇怪的是这些领导人出现在了成熟的民主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当选的“强人”——实际和可能的强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些领导者的老练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掌权的国家也不一样。有些是经济发达国家,有些则不是。有些是长期的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是。

然而,这些人都是美国独立观察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动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连续第13年下降。这种下降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尤其是冷战后出现的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美国下降得最为明显。

这样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部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Plato,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将他称为“保护者”。他背后有一群暴民,他对自己的承诺或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内疚。柏拉图问道,他的命运将是什么?“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

这种关于所谓的保护者成为准暴君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所有人的保护者,而是对抗外国人、少数族裔和叛国精英、“真正的人民”的保护者。这是道德主张,而不是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也是偏执狂政治。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那必然是“暗势力”(deep state)或其他国内外敌人造成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授简-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将这类政治家称为“民粹主义者”。

要取得成功,一个民粹主义煽动者必须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自恋甚至狂妄自大有所帮助;它们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失常》(Disordered Minds)中,爱尔兰作家伊恩•休斯(Ian Hughes)认为这些人是自恋狂或者精神病患者。在不是专家的人看来,他们确实显得精神错乱。要不然怎会有人向自己兜售“只有我才能拯救人民”的观念?

如果这样一位领导人希望颠覆民主,唉,那么就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制度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说的那样,就不是什么难事了。首先,控制裁判员(司法部门、税务机关、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第二,排挤或者消除政治对手,尤其是媒体。第三,推翻选举规则。作为辅助手段,要坚决将反对派定性为非法,将与领导者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任何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宣布为是“虚假的”。

当人们渴望相信某个有权势的人在不公正的世界中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要相信这样的领导者。当身处复杂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对制度和规范的信任发生动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对明智政策制定的信心消失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就会成为最古老的那种领导者:部落首领。当事情发展到如此初级的地步,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消失。的确,后者拥有更强大的制度和规范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足以抵抗暴君的出现。有人认为现在也仍然足够抵抗。然而,我们是人。人类崇拜有魅力的暴君;暴君总是有魅力的。

在发展中国家,准独裁者的当选经常伴随着前任的重大失败(如巴西)或者深刻的国家耻辱(如俄罗斯)——或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故事呢?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可以看出,现任美国总统的行为放在更早的时代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特朗普当选了?为什么他仍然被这么多人所信任?

答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恐惧和愤怒的力量。这部分源于长期的经济失败,部分源于金融危机,部分源于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是部分精英人士愿意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大规模减税和消除监管的目的。我把这称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南方旧日精英所使用的种族分裂策略,但如今这种策略现代化了,并用于整个国家。

美国是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但其他高收入国家存在的情感潮流并没有多么不同。当选强人的非制度化统治,可能比指定的领导人(如中国的习近平)的制度化统治更糟糕。恐惧和愤怒的政治很容易发展为暴政。单单制度本身不会包含这种威胁。只有部分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这样。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有被“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所触动才会长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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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沃尔夫:我们生活在民选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这类民选强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和美国的特朗普。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我们生活在具有超凡魅力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他的(几乎总是“他”)政治以恐惧和愤怒为主题。要成为这种政治大师,需要某种人格。在正确的(也就是错误的)情况下,这种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出现在暴力革命之后并不奇怪。比较奇怪的是这些领导人出现在了成熟的民主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当选的“强人”——实际和可能的强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些领导者的老练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掌权的国家也不一样。有些是经济发达国家,有些则不是。有些是长期的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是。

然而,这些人都是美国独立观察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动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连续第13年下降。这种下降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尤其是冷战后出现的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美国下降得最为明显。

这样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部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Plato,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将他称为“保护者”。他背后有一群暴民,他对自己的承诺或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内疚。柏拉图问道,他的命运将是什么?“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

这种关于所谓的保护者成为准暴君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所有人的保护者,而是对抗外国人、少数族裔和叛国精英、“真正的人民”的保护者。这是道德主张,而不是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也是偏执狂政治。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那必然是“暗势力”(deep state)或其他国内外敌人造成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授简-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将这类政治家称为“民粹主义者”。

要取得成功,一个民粹主义煽动者必须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自恋甚至狂妄自大有所帮助;它们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失常》(Disordered Minds)中,爱尔兰作家伊恩•休斯(Ian Hughes)认为这些人是自恋狂或者精神病患者。在不是专家的人看来,他们确实显得精神错乱。要不然怎会有人向自己兜售“只有我才能拯救人民”的观念?

如果这样一位领导人希望颠覆民主,唉,那么就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制度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说的那样,就不是什么难事了。首先,控制裁判员(司法部门、税务机关、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第二,排挤或者消除政治对手,尤其是媒体。第三,推翻选举规则。作为辅助手段,要坚决将反对派定性为非法,将与领导者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任何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宣布为是“虚假的”。

当人们渴望相信某个有权势的人在不公正的世界中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要相信这样的领导者。当身处复杂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对制度和规范的信任发生动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对明智政策制定的信心消失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就会成为最古老的那种领导者:部落首领。当事情发展到如此初级的地步,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消失。的确,后者拥有更强大的制度和规范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足以抵抗暴君的出现。有人认为现在也仍然足够抵抗。然而,我们是人。人类崇拜有魅力的暴君;暴君总是有魅力的。

在发展中国家,准独裁者的当选经常伴随着前任的重大失败(如巴西)或者深刻的国家耻辱(如俄罗斯)——或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故事呢?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可以看出,现任美国总统的行为放在更早的时代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特朗普当选了?为什么他仍然被这么多人所信任?

答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恐惧和愤怒的力量。这部分源于长期的经济失败,部分源于金融危机,部分源于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是部分精英人士愿意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大规模减税和消除监管的目的。我把这称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南方旧日精英所使用的种族分裂策略,但如今这种策略现代化了,并用于整个国家。

美国是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但其他高收入国家存在的情感潮流并没有多么不同。当选强人的非制度化统治,可能比指定的领导人(如中国的习近平)的制度化统治更糟糕。恐惧和愤怒的政治很容易发展为暴政。单单制度本身不会包含这种威胁。只有部分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这样。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有被“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所触动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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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当选的“强人”——实际和可能的强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些领导者的老练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掌权的国家也不一样。有些是经济发达国家,有些则不是。有些是长期的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是。

然而,这些人都是美国独立观察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动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连续第13年下降。这种下降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尤其是冷战后出现的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美国下降得最为明显。

这样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部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Plato,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将他称为“保护者”。他背后有一群暴民,他对自己的承诺或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内疚。柏拉图问道,他的命运将是什么?“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

这种关于所谓的保护者成为准暴君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所有人的保护者,而是对抗外国人、少数族裔和叛国精英、“真正的人民”的保护者。这是道德主张,而不是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也是偏执狂政治。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那必然是“暗势力”(deep state)或其他国内外敌人造成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授简-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将这类政治家称为“民粹主义者”。

要取得成功,一个民粹主义煽动者必须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自恋甚至狂妄自大有所帮助;它们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失常》(Disordered Minds)中,爱尔兰作家伊恩•休斯(Ian Hughes)认为这些人是自恋狂或者精神病患者。在不是专家的人看来,他们确实显得精神错乱。要不然怎会有人向自己兜售“只有我才能拯救人民”的观念?

如果这样一位领导人希望颠覆民主,唉,那么就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制度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说的那样,就不是什么难事了。首先,控制裁判员(司法部门、税务机关、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第二,排挤或者消除政治对手,尤其是媒体。第三,推翻选举规则。作为辅助手段,要坚决将反对派定性为非法,将与领导者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任何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宣布为是“虚假的”。

当人们渴望相信某个有权势的人在不公正的世界中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要相信这样的领导者。当身处复杂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对制度和规范的信任发生动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对明智政策制定的信心消失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就会成为最古老的那种领导者:部落首领。当事情发展到如此初级的地步,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消失。的确,后者拥有更强大的制度和规范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足以抵抗暴君的出现。有人认为现在也仍然足够抵抗。然而,我们是人。人类崇拜有魅力的暴君;暴君总是有魅力的。

在发展中国家,准独裁者的当选经常伴随着前任的重大失败(如巴西)或者深刻的国家耻辱(如俄罗斯)——或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故事呢?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可以看出,现任美国总统的行为放在更早的时代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特朗普当选了?为什么他仍然被这么多人所信任?

答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恐惧和愤怒的力量。这部分源于长期的经济失败,部分源于金融危机,部分源于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是部分精英人士愿意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大规模减税和消除监管的目的。我把这称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南方旧日精英所使用的种族分裂策略,但如今这种策略现代化了,并用于整个国家。

美国是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但其他高收入国家存在的情感潮流并没有多么不同。当选强人的非制度化统治,可能比指定的领导人(如中国的习近平)的制度化统治更糟糕。恐惧和愤怒的政治很容易发展为暴政。单单制度本身不会包含这种威胁。只有部分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这样。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有被“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所触动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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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04-26 06:37
摘要」沃尔夫:我们生活在民选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这类民选强人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和美国的特朗普。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我们生活在具有超凡魅力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他的(几乎总是“他”)政治以恐惧和愤怒为主题。要成为这种政治大师,需要某种人格。在正确的(也就是错误的)情况下,这种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出现在暴力革命之后并不奇怪。比较奇怪的是这些领导人出现在了成熟的民主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当选的“强人”——实际和可能的强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些领导者的老练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掌权的国家也不一样。有些是经济发达国家,有些则不是。有些是长期的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是。

然而,这些人都是美国独立观察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动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连续第13年下降。这种下降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尤其是冷战后出现的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美国下降得最为明显。

这样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部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Plato,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将他称为“保护者”。他背后有一群暴民,他对自己的承诺或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内疚。柏拉图问道,他的命运将是什么?“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

这种关于所谓的保护者成为准暴君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所有人的保护者,而是对抗外国人、少数族裔和叛国精英、“真正的人民”的保护者。这是道德主张,而不是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也是偏执狂政治。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那必然是“暗势力”(deep state)或其他国内外敌人造成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授简-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将这类政治家称为“民粹主义者”。

要取得成功,一个民粹主义煽动者必须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自恋甚至狂妄自大有所帮助;它们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失常》(Disordered Minds)中,爱尔兰作家伊恩•休斯(Ian Hughes)认为这些人是自恋狂或者精神病患者。在不是专家的人看来,他们确实显得精神错乱。要不然怎会有人向自己兜售“只有我才能拯救人民”的观念?

如果这样一位领导人希望颠覆民主,唉,那么就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制度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说的那样,就不是什么难事了。首先,控制裁判员(司法部门、税务机关、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第二,排挤或者消除政治对手,尤其是媒体。第三,推翻选举规则。作为辅助手段,要坚决将反对派定性为非法,将与领导者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任何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宣布为是“虚假的”。

当人们渴望相信某个有权势的人在不公正的世界中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要相信这样的领导者。当身处复杂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对制度和规范的信任发生动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对明智政策制定的信心消失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就会成为最古老的那种领导者:部落首领。当事情发展到如此初级的地步,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消失。的确,后者拥有更强大的制度和规范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足以抵抗暴君的出现。有人认为现在也仍然足够抵抗。然而,我们是人。人类崇拜有魅力的暴君;暴君总是有魅力的。

在发展中国家,准独裁者的当选经常伴随着前任的重大失败(如巴西)或者深刻的国家耻辱(如俄罗斯)——或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故事呢?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可以看出,现任美国总统的行为放在更早的时代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特朗普当选了?为什么他仍然被这么多人所信任?

答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恐惧和愤怒的力量。这部分源于长期的经济失败,部分源于金融危机,部分源于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是部分精英人士愿意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大规模减税和消除监管的目的。我把这称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南方旧日精英所使用的种族分裂策略,但如今这种策略现代化了,并用于整个国家。

美国是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但其他高收入国家存在的情感潮流并没有多么不同。当选强人的非制度化统治,可能比指定的领导人(如中国的习近平)的制度化统治更糟糕。恐惧和愤怒的政治很容易发展为暴政。单单制度本身不会包含这种威胁。只有部分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这样。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有被“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所触动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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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我们生活在具有超凡魅力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成为准暴君的时代。他的(几乎总是“他”)政治以恐惧和愤怒为主题。要成为这种政治大师,需要某种人格。在正确的(也就是错误的)情况下,这种领导人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出现在暴力革命之后并不奇怪。比较奇怪的是这些领导人出现在了成熟的民主国家。

我们现在看到到处都是当选的“强人”——实际和可能的强人。主要的例子有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以色列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些领导者的老练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掌权的国家也不一样。有些是经济发达国家,有些则不是。有些是长期的民主国家;其他国家则不是。

然而,这些人都是美国独立观察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生动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今年2月出版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指出,全球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连续第13年下降。这种下降发生在世界所有地区,尤其是冷战后出现的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而最具影响力的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美国下降得最为明显。

这样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部作品《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Plato,一个反对民主的人)将他称为“保护者”。他背后有一群暴民,他对自己的承诺或行为没有感到丝毫的内疚。柏拉图问道,他的命运将是什么?“这种人或自己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了豺狼,成了一个僭主。”

这种关于所谓的保护者成为准暴君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这样一个人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所有人的保护者,而是对抗外国人、少数族裔和叛国精英、“真正的人民”的保护者。这是道德主张,而不是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也是偏执狂政治。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那必然是“暗势力”(deep state)或其他国内外敌人造成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教授简-沃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将这类政治家称为“民粹主义者”。

要取得成功,一个民粹主义煽动者必须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自恋甚至狂妄自大有所帮助;它们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失常》(Disordered Minds)中,爱尔兰作家伊恩•休斯(Ian Hughes)认为这些人是自恋狂或者精神病患者。在不是专家的人看来,他们确实显得精神错乱。要不然怎会有人向自己兜售“只有我才能拯救人民”的观念?

如果这样一位领导人希望颠覆民主,唉,那么就如哈佛大学(Harvard)的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民主制度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所说的那样,就不是什么难事了。首先,控制裁判员(司法部门、税务机关、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第二,排挤或者消除政治对手,尤其是媒体。第三,推翻选举规则。作为辅助手段,要坚决将反对派定性为非法,将与领导者认为对国家有用的任何信息不一致的信息宣布为是“虚假的”。

当人们渴望相信某个有权势的人在不公正的世界中站在他们一边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要相信这样的领导者。当身处复杂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对制度和规范的信任发生动摇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对明智政策制定的信心消失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就会成为最古老的那种领导者:部落首领。当事情发展到如此初级的地步,发展中国家和所谓的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消失。的确,后者拥有更强大的制度和规范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足以抵抗暴君的出现。有人认为现在也仍然足够抵抗。然而,我们是人。人类崇拜有魅力的暴君;暴君总是有魅力的。

在发展中国家,准独裁者的当选经常伴随着前任的重大失败(如巴西)或者深刻的国家耻辱(如俄罗斯)——或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故事呢?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报告可以看出,现任美国总统的行为放在更早的时代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特朗普当选了?为什么他仍然被这么多人所信任?

答案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恐惧和愤怒的力量。这部分源于长期的经济失败,部分源于金融危机,部分源于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是部分精英人士愿意利用这些情绪来达到大规模减税和消除监管的目的。我把这称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populism)。它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南方旧日精英所使用的种族分裂策略,但如今这种策略现代化了,并用于整个国家。

美国是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但其他高收入国家存在的情感潮流并没有多么不同。当选强人的非制度化统治,可能比指定的领导人(如中国的习近平)的制度化统治更糟糕。恐惧和愤怒的政治很容易发展为暴政。单单制度本身不会包含这种威胁。只有部分建立在希望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这样。正如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所说,一个民主共和国只有被“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所触动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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