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肩负着学习如何制作精彩影视剧的任务,这对好莱坞和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撰文 /  吴佳柏

■ 这是北京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节,我在一个周六下午拜访了高晓松。我提前到了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一个未来主义大型建筑群,八座公寓楼由空中连廊连接起来。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穿着宽大的外套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闲逛时,一位门房警惕地看着我。

我觉得他之所以盯着我,是因为我跟他报了公寓号,我想当然地认为他知道我要见的是一位名人。但当高晓松在楼上迎接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公寓里几乎没有家具,客厅空荡荡的,只有一把电动按摩椅。

高晓松身材微胖,两颊坑坑洼洼的,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外貌并不出众,但我没被他的外貌欺骗。今年49岁的高晓松绝对是中国娱乐精英的一员。他是广受欢迎的唱作人,是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近来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 )的创始人、中国首富马云(Jack Ma)让他去征服好莱坞。

作为阿里娱乐(Alibaba Entertainment)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要去探索制作引人入胜的影视剧的奥秘,这项任务对好莱坞和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在电视剧制作支出方面只有美国超过中国,中国的电影观看人次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票房收入达610亿元人民币(合91亿美元)。但高晓松表示,就影视剧质量而言,中国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尴尬。就算一部烂片都能赚很多钱。我认为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的电影还真的不太对得起老百姓的这600亿。这个钱还能做得更好。”

离开北京这么久,高晓松似乎很渴望家的舒适。桌上摆放着几样火锅必需品,火锅就是在桌子上涮肉煮菜,是一道传统美食。高晓松说:“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招待客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最好的。 ”

虽然高晓松现在经常是在餐馆享用精心烹制的火锅,但他从小是吃着普通火锅长大的。他说:“北京冬天,尤其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白菜,而且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每家要买几百斤大白菜,然后放在所有的楼道里、院子里,那时候也不分是谁家的。大白菜很难做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是涮羊肉。”

在火锅烧开的过程中,高晓松拿出了葡萄酒、啤酒和茅台——这是中国白酒的顶级品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想起了过去喝白酒的惨痛经历,但我感觉我们谈话的轨迹可能会依我的选择而改变。我选择了茅台。高晓松拿出一瓶标签上印有他名字和头像的茅台,自嘲地说:“这是人家送我的礼物,这个事情不太好。”

不过这间公寓里没有合适的白酒杯。高晓松一边打电话给他的司机,请对方帮他带几个白酒杯过来,一边往葡萄酒杯里倒入第一轮酒。

过去15年,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却明显滞后。高晓松指出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唱作人的职业生涯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他说:“(中国娱乐业)这个历史太短,还是在慢慢地摸索。”

他认为韩国或许值得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政府补贴的帮助下,韩国的影视节目以及该国最出名的韩流音乐团体出口到了亚洲乃至全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愿景,但需要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我问:审查制度是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电影无法吸引全球观众?高晓松强调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而且好莱坞自己也有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在好莱坞,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不能拍的(东西)更多,大量的东西都不能拍。你不能让有色人种去做坏人。坏人一定得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白人。你也不能让女人或亚裔做坏人……我的感受来说,好莱坞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审查制度。”他补充了句外交辞令,“但是好莱坞依然拍出很多好电影。”

事实上,高晓松坚持认为,对内容的限制会激发而非扼杀创造力。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他是受苏联电影的熏陶长大的——他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电影,这些电影证明在审查制度下也可以创造出当代的杰作。

电火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了。高晓松用筷子往锅里夹了一些肉,我夹了一些放在我这边的蘑菇。香菇中含有较多的纤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煮软。

高晓松的人脉非常广。因此,在2015年他与马云共事之前两人就已相识近十年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马云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见过的具有认识、具有领袖人格和气质的人。”他崇拜地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历史。”

每年年初,马云都会向高晓松索要一份新年书单,尽管他通常因为太忙了,连其中一小部分都读不完。高晓松称:“今年刚开年,他又让我开书单,我干脆一次性给他买了一万本书送到他家里去。”目前,高晓松正在撰写一本记录阿里巴巴历史的权威书籍,以庆祝该公司成立20周年。他还为短片《功守道》创作了主题曲,在这部短片中,马云饰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与李连杰(Jet Li)和甄子丹(Donnie Yen)等武术传奇人物展开对决。马云本人与流行天后王菲(Faye Wong)合唱了这首主题曲。

作为马云最信任的副手之一,高晓松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一直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上学时,他曾涉猎重金属音乐,还留了一头长发,“只是因为觉得唉呀女生喜欢这种”。他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划分为两派,一派是硬摇滚,一派是军队文工团演唱的宣传歌曲。崔健就属于硬摇滚歌手,他创作了许多带有觉醒意识的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唱后,他被迫暂时离开演艺事业。

“全都是写社会的,说社会好,或者是社会不好。”高晓松在谈到当时的音乐时表示,“总而言之,那我说我不想,就是我不太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关心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心情。”

我们又喝了一杯白酒,我鼓起勇气向高晓松请教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件事距今已有30年。高晓松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类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雷达专业,之后他辍学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Beijing Film Academy)。当年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北京那些顶尖高校中早熟的学生。

尽管他喜欢聊天,但他拒绝谈论他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中国当权派的任何一位成员(不管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媒体)都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特别是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现在尤其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底上台以来收紧了对异见的控制。

过去10年,高晓松主持了一系列在线脱口秀节目,面向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这些观众大致相当于欧美那些收听播客的人。“以前没有人觉得知识分子说话会有人会看,就比如说一个教授出来说话不会有1000万人来看,然后教授的书卖500本。”高晓松说,“现在特别多这样的节目,包括很多教授。大家还花钱去买。”

高晓松异于常人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半即兴发挥、看似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但又从未触怒过中国的审查机关。《晓松奇谈》(Xiaosong-pedia)的题材广泛,从《星球大战》(Star Wars)、明朝名妓到中情局(CIA)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几次企图,这个节目在两年半的播出时间里播放量超过了9亿。

他的粉丝称赞他是一位带有艺人特质的知识分子,而憎恨他的人认为他极度自命不凡。“我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知识分子,”他说,“美国人更喜欢体育明星,特别喜欢大家谈起体育,跟所有陌生人在一起,你只要戴个帽子,上面写着49ers(旧金山49人队),那马上就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聊聊。中国人坐在桌上,大家就很喜欢谈谈历史。”

白酒、火锅散发的热气以及北京当代MOMA的地暖系统,让我开始暖和起来。我拉开厚毛衣的拉链,一小时以前我还靠它保暖。高晓松与我聊天时的口吻与他在脱口秀节目上一样嬉笑怒骂,没有架子。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夹菜。高晓松把白萝卜片夹入火锅,我放了几片长方形的豆腐。我问高晓松,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他在好莱坞为阿里巴巴建立人脉。

他说:“过去阿里巴巴在好莱坞,包括中国这些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就是好莱坞很习惯,一会儿从中东来的钱,从日本来的钱,反正哪里的钱都是好的钱。

“然后现在慢慢大家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影响。美国一个很大的电视台,我就不讲是谁,因为是最大的那种。他们采访我就还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阿里巴巴从中国来,会不会把你们那一套东西带过来’?就是把你们的那套什么审查制度都带到我们好莱坞来。但是还好,没有政治上那么厉害。大家还是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是市场。”

高晓松在洛杉矶与潜在的联合出品方会面,寻找可以投资的媒体资产,并物色人才。“中国的娱乐产业全球化一定不能从北京出发,”他表示,“一定要从好莱坞出发,因为好莱坞本身它就是做全球电影。好莱坞不是美国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好莱坞是美国电影,它就是全球电影。”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Alibaba Pictures)在2018年前九个月里录得亏损,但它今年可能转运。今年2月,高晓松曾代表该公司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Academy Awards)。在本届颁奖典礼上,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绿皮书》(Green Book)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阿里影业还联合出品了民族主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自今年2月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中国拿下了7亿美元的票房,Netflix买下了该片的全球播映版权。

高晓松热衷于指出由来已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在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从课表中抹去的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来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你看张艺谋,”他表示,“你别看他外面披红带绿,其实骨子里是莎士比亚,不管外面穿着什么衣服,旗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骨子里还是莎士比亚加上黑泽明。”张艺谋曾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等标志性影片。

但他也认为,阿里巴巴可以向好莱坞传授电商和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就像美国的亚马逊(Amazon)一样,阿里巴巴掌握着关于中国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宝库,现在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进军媒体制作和发行领域。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可以利用其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来支持其娱乐项目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它可以通过阿里影业或阿里巴巴的娱乐众筹平台娱乐宝(Yulebao)使用自有资金。售票可通过阿里巴巴的两款网络售票应用:淘票票(Taopiaopiao)和大麦(Damai)。优酷(Youku)为已经完成院线播放的电视剧和电影提供在线播放,同时也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提供广告平台。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商城天猫(Tmall)出售周边产品。

高晓松对艺术和商业娱乐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执导的5部电影票房均未大卖,但他认为这些电影在艺术上是立得住的。好莱坞想要吸引中国和全球观众的愿望,导致该行业依赖漫画改编和动作片——高晓松认为“你必然要妥协”。他将最诚挚的赞扬留给了美国电视剧。

他称:“你看美剧,非常好。为什么好?因为它只给美国人看。海外没什么市场。敢拍啊美剧,什么都敢拍,脱衣服,光屁股,骂人,什么都敢拍,我看美剧高兴死了。”

火锅里的汤快烧干了。我们又端起一杯白酒,向Netflix及其竞争对手敬了一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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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晓松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19-04-24 10:42
摘要」作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肩负着学习如何制作精彩影视剧的任务,这对好莱坞和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撰文 /  吴佳柏

■ 这是北京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节,我在一个周六下午拜访了高晓松。我提前到了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一个未来主义大型建筑群,八座公寓楼由空中连廊连接起来。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穿着宽大的外套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闲逛时,一位门房警惕地看着我。

我觉得他之所以盯着我,是因为我跟他报了公寓号,我想当然地认为他知道我要见的是一位名人。但当高晓松在楼上迎接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公寓里几乎没有家具,客厅空荡荡的,只有一把电动按摩椅。

高晓松身材微胖,两颊坑坑洼洼的,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外貌并不出众,但我没被他的外貌欺骗。今年49岁的高晓松绝对是中国娱乐精英的一员。他是广受欢迎的唱作人,是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近来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 )的创始人、中国首富马云(Jack Ma)让他去征服好莱坞。

作为阿里娱乐(Alibaba Entertainment)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要去探索制作引人入胜的影视剧的奥秘,这项任务对好莱坞和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在电视剧制作支出方面只有美国超过中国,中国的电影观看人次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票房收入达610亿元人民币(合91亿美元)。但高晓松表示,就影视剧质量而言,中国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尴尬。就算一部烂片都能赚很多钱。我认为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的电影还真的不太对得起老百姓的这600亿。这个钱还能做得更好。”

离开北京这么久,高晓松似乎很渴望家的舒适。桌上摆放着几样火锅必需品,火锅就是在桌子上涮肉煮菜,是一道传统美食。高晓松说:“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招待客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最好的。 ”

虽然高晓松现在经常是在餐馆享用精心烹制的火锅,但他从小是吃着普通火锅长大的。他说:“北京冬天,尤其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白菜,而且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每家要买几百斤大白菜,然后放在所有的楼道里、院子里,那时候也不分是谁家的。大白菜很难做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是涮羊肉。”

在火锅烧开的过程中,高晓松拿出了葡萄酒、啤酒和茅台——这是中国白酒的顶级品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想起了过去喝白酒的惨痛经历,但我感觉我们谈话的轨迹可能会依我的选择而改变。我选择了茅台。高晓松拿出一瓶标签上印有他名字和头像的茅台,自嘲地说:“这是人家送我的礼物,这个事情不太好。”

不过这间公寓里没有合适的白酒杯。高晓松一边打电话给他的司机,请对方帮他带几个白酒杯过来,一边往葡萄酒杯里倒入第一轮酒。

过去15年,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却明显滞后。高晓松指出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唱作人的职业生涯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他说:“(中国娱乐业)这个历史太短,还是在慢慢地摸索。”

他认为韩国或许值得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政府补贴的帮助下,韩国的影视节目以及该国最出名的韩流音乐团体出口到了亚洲乃至全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愿景,但需要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我问:审查制度是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电影无法吸引全球观众?高晓松强调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而且好莱坞自己也有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在好莱坞,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不能拍的(东西)更多,大量的东西都不能拍。你不能让有色人种去做坏人。坏人一定得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白人。你也不能让女人或亚裔做坏人……我的感受来说,好莱坞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审查制度。”他补充了句外交辞令,“但是好莱坞依然拍出很多好电影。”

事实上,高晓松坚持认为,对内容的限制会激发而非扼杀创造力。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他是受苏联电影的熏陶长大的——他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电影,这些电影证明在审查制度下也可以创造出当代的杰作。

电火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了。高晓松用筷子往锅里夹了一些肉,我夹了一些放在我这边的蘑菇。香菇中含有较多的纤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煮软。

高晓松的人脉非常广。因此,在2015年他与马云共事之前两人就已相识近十年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马云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见过的具有认识、具有领袖人格和气质的人。”他崇拜地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历史。”

每年年初,马云都会向高晓松索要一份新年书单,尽管他通常因为太忙了,连其中一小部分都读不完。高晓松称:“今年刚开年,他又让我开书单,我干脆一次性给他买了一万本书送到他家里去。”目前,高晓松正在撰写一本记录阿里巴巴历史的权威书籍,以庆祝该公司成立20周年。他还为短片《功守道》创作了主题曲,在这部短片中,马云饰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与李连杰(Jet Li)和甄子丹(Donnie Yen)等武术传奇人物展开对决。马云本人与流行天后王菲(Faye Wong)合唱了这首主题曲。

作为马云最信任的副手之一,高晓松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一直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上学时,他曾涉猎重金属音乐,还留了一头长发,“只是因为觉得唉呀女生喜欢这种”。他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划分为两派,一派是硬摇滚,一派是军队文工团演唱的宣传歌曲。崔健就属于硬摇滚歌手,他创作了许多带有觉醒意识的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唱后,他被迫暂时离开演艺事业。

“全都是写社会的,说社会好,或者是社会不好。”高晓松在谈到当时的音乐时表示,“总而言之,那我说我不想,就是我不太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关心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心情。”

我们又喝了一杯白酒,我鼓起勇气向高晓松请教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件事距今已有30年。高晓松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类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雷达专业,之后他辍学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Beijing Film Academy)。当年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北京那些顶尖高校中早熟的学生。

尽管他喜欢聊天,但他拒绝谈论他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中国当权派的任何一位成员(不管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媒体)都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特别是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现在尤其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底上台以来收紧了对异见的控制。

过去10年,高晓松主持了一系列在线脱口秀节目,面向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这些观众大致相当于欧美那些收听播客的人。“以前没有人觉得知识分子说话会有人会看,就比如说一个教授出来说话不会有1000万人来看,然后教授的书卖500本。”高晓松说,“现在特别多这样的节目,包括很多教授。大家还花钱去买。”

高晓松异于常人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半即兴发挥、看似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但又从未触怒过中国的审查机关。《晓松奇谈》(Xiaosong-pedia)的题材广泛,从《星球大战》(Star Wars)、明朝名妓到中情局(CIA)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几次企图,这个节目在两年半的播出时间里播放量超过了9亿。

他的粉丝称赞他是一位带有艺人特质的知识分子,而憎恨他的人认为他极度自命不凡。“我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知识分子,”他说,“美国人更喜欢体育明星,特别喜欢大家谈起体育,跟所有陌生人在一起,你只要戴个帽子,上面写着49ers(旧金山49人队),那马上就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聊聊。中国人坐在桌上,大家就很喜欢谈谈历史。”

白酒、火锅散发的热气以及北京当代MOMA的地暖系统,让我开始暖和起来。我拉开厚毛衣的拉链,一小时以前我还靠它保暖。高晓松与我聊天时的口吻与他在脱口秀节目上一样嬉笑怒骂,没有架子。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夹菜。高晓松把白萝卜片夹入火锅,我放了几片长方形的豆腐。我问高晓松,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他在好莱坞为阿里巴巴建立人脉。

他说:“过去阿里巴巴在好莱坞,包括中国这些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就是好莱坞很习惯,一会儿从中东来的钱,从日本来的钱,反正哪里的钱都是好的钱。

“然后现在慢慢大家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影响。美国一个很大的电视台,我就不讲是谁,因为是最大的那种。他们采访我就还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阿里巴巴从中国来,会不会把你们那一套东西带过来’?就是把你们的那套什么审查制度都带到我们好莱坞来。但是还好,没有政治上那么厉害。大家还是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是市场。”

高晓松在洛杉矶与潜在的联合出品方会面,寻找可以投资的媒体资产,并物色人才。“中国的娱乐产业全球化一定不能从北京出发,”他表示,“一定要从好莱坞出发,因为好莱坞本身它就是做全球电影。好莱坞不是美国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好莱坞是美国电影,它就是全球电影。”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Alibaba Pictures)在2018年前九个月里录得亏损,但它今年可能转运。今年2月,高晓松曾代表该公司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Academy Awards)。在本届颁奖典礼上,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绿皮书》(Green Book)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阿里影业还联合出品了民族主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自今年2月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中国拿下了7亿美元的票房,Netflix买下了该片的全球播映版权。

高晓松热衷于指出由来已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在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从课表中抹去的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来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你看张艺谋,”他表示,“你别看他外面披红带绿,其实骨子里是莎士比亚,不管外面穿着什么衣服,旗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骨子里还是莎士比亚加上黑泽明。”张艺谋曾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等标志性影片。

但他也认为,阿里巴巴可以向好莱坞传授电商和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就像美国的亚马逊(Amazon)一样,阿里巴巴掌握着关于中国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宝库,现在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进军媒体制作和发行领域。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可以利用其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来支持其娱乐项目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它可以通过阿里影业或阿里巴巴的娱乐众筹平台娱乐宝(Yulebao)使用自有资金。售票可通过阿里巴巴的两款网络售票应用:淘票票(Taopiaopiao)和大麦(Damai)。优酷(Youku)为已经完成院线播放的电视剧和电影提供在线播放,同时也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提供广告平台。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商城天猫(Tmall)出售周边产品。

高晓松对艺术和商业娱乐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执导的5部电影票房均未大卖,但他认为这些电影在艺术上是立得住的。好莱坞想要吸引中国和全球观众的愿望,导致该行业依赖漫画改编和动作片——高晓松认为“你必然要妥协”。他将最诚挚的赞扬留给了美国电视剧。

他称:“你看美剧,非常好。为什么好?因为它只给美国人看。海外没什么市场。敢拍啊美剧,什么都敢拍,脱衣服,光屁股,骂人,什么都敢拍,我看美剧高兴死了。”

火锅里的汤快烧干了。我们又端起一杯白酒,向Netflix及其竞争对手敬了一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作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肩负着学习如何制作精彩影视剧的任务,这对好莱坞和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撰文 /  吴佳柏

■ 这是北京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节,我在一个周六下午拜访了高晓松。我提前到了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一个未来主义大型建筑群,八座公寓楼由空中连廊连接起来。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穿着宽大的外套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闲逛时,一位门房警惕地看着我。

我觉得他之所以盯着我,是因为我跟他报了公寓号,我想当然地认为他知道我要见的是一位名人。但当高晓松在楼上迎接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公寓里几乎没有家具,客厅空荡荡的,只有一把电动按摩椅。

高晓松身材微胖,两颊坑坑洼洼的,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外貌并不出众,但我没被他的外貌欺骗。今年49岁的高晓松绝对是中国娱乐精英的一员。他是广受欢迎的唱作人,是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近来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 )的创始人、中国首富马云(Jack Ma)让他去征服好莱坞。

作为阿里娱乐(Alibaba Entertainment)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要去探索制作引人入胜的影视剧的奥秘,这项任务对好莱坞和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在电视剧制作支出方面只有美国超过中国,中国的电影观看人次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票房收入达610亿元人民币(合91亿美元)。但高晓松表示,就影视剧质量而言,中国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尴尬。就算一部烂片都能赚很多钱。我认为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的电影还真的不太对得起老百姓的这600亿。这个钱还能做得更好。”

离开北京这么久,高晓松似乎很渴望家的舒适。桌上摆放着几样火锅必需品,火锅就是在桌子上涮肉煮菜,是一道传统美食。高晓松说:“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招待客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最好的。 ”

虽然高晓松现在经常是在餐馆享用精心烹制的火锅,但他从小是吃着普通火锅长大的。他说:“北京冬天,尤其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白菜,而且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每家要买几百斤大白菜,然后放在所有的楼道里、院子里,那时候也不分是谁家的。大白菜很难做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是涮羊肉。”

在火锅烧开的过程中,高晓松拿出了葡萄酒、啤酒和茅台——这是中国白酒的顶级品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想起了过去喝白酒的惨痛经历,但我感觉我们谈话的轨迹可能会依我的选择而改变。我选择了茅台。高晓松拿出一瓶标签上印有他名字和头像的茅台,自嘲地说:“这是人家送我的礼物,这个事情不太好。”

不过这间公寓里没有合适的白酒杯。高晓松一边打电话给他的司机,请对方帮他带几个白酒杯过来,一边往葡萄酒杯里倒入第一轮酒。

过去15年,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却明显滞后。高晓松指出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唱作人的职业生涯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他说:“(中国娱乐业)这个历史太短,还是在慢慢地摸索。”

他认为韩国或许值得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政府补贴的帮助下,韩国的影视节目以及该国最出名的韩流音乐团体出口到了亚洲乃至全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愿景,但需要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我问:审查制度是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电影无法吸引全球观众?高晓松强调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而且好莱坞自己也有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在好莱坞,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不能拍的(东西)更多,大量的东西都不能拍。你不能让有色人种去做坏人。坏人一定得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白人。你也不能让女人或亚裔做坏人……我的感受来说,好莱坞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审查制度。”他补充了句外交辞令,“但是好莱坞依然拍出很多好电影。”

事实上,高晓松坚持认为,对内容的限制会激发而非扼杀创造力。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他是受苏联电影的熏陶长大的——他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电影,这些电影证明在审查制度下也可以创造出当代的杰作。

电火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了。高晓松用筷子往锅里夹了一些肉,我夹了一些放在我这边的蘑菇。香菇中含有较多的纤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煮软。

高晓松的人脉非常广。因此,在2015年他与马云共事之前两人就已相识近十年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马云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见过的具有认识、具有领袖人格和气质的人。”他崇拜地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历史。”

每年年初,马云都会向高晓松索要一份新年书单,尽管他通常因为太忙了,连其中一小部分都读不完。高晓松称:“今年刚开年,他又让我开书单,我干脆一次性给他买了一万本书送到他家里去。”目前,高晓松正在撰写一本记录阿里巴巴历史的权威书籍,以庆祝该公司成立20周年。他还为短片《功守道》创作了主题曲,在这部短片中,马云饰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与李连杰(Jet Li)和甄子丹(Donnie Yen)等武术传奇人物展开对决。马云本人与流行天后王菲(Faye Wong)合唱了这首主题曲。

作为马云最信任的副手之一,高晓松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一直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上学时,他曾涉猎重金属音乐,还留了一头长发,“只是因为觉得唉呀女生喜欢这种”。他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划分为两派,一派是硬摇滚,一派是军队文工团演唱的宣传歌曲。崔健就属于硬摇滚歌手,他创作了许多带有觉醒意识的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唱后,他被迫暂时离开演艺事业。

“全都是写社会的,说社会好,或者是社会不好。”高晓松在谈到当时的音乐时表示,“总而言之,那我说我不想,就是我不太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关心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心情。”

我们又喝了一杯白酒,我鼓起勇气向高晓松请教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件事距今已有30年。高晓松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类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雷达专业,之后他辍学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Beijing Film Academy)。当年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北京那些顶尖高校中早熟的学生。

尽管他喜欢聊天,但他拒绝谈论他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中国当权派的任何一位成员(不管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媒体)都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特别是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现在尤其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底上台以来收紧了对异见的控制。

过去10年,高晓松主持了一系列在线脱口秀节目,面向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这些观众大致相当于欧美那些收听播客的人。“以前没有人觉得知识分子说话会有人会看,就比如说一个教授出来说话不会有1000万人来看,然后教授的书卖500本。”高晓松说,“现在特别多这样的节目,包括很多教授。大家还花钱去买。”

高晓松异于常人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半即兴发挥、看似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但又从未触怒过中国的审查机关。《晓松奇谈》(Xiaosong-pedia)的题材广泛,从《星球大战》(Star Wars)、明朝名妓到中情局(CIA)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几次企图,这个节目在两年半的播出时间里播放量超过了9亿。

他的粉丝称赞他是一位带有艺人特质的知识分子,而憎恨他的人认为他极度自命不凡。“我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知识分子,”他说,“美国人更喜欢体育明星,特别喜欢大家谈起体育,跟所有陌生人在一起,你只要戴个帽子,上面写着49ers(旧金山49人队),那马上就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聊聊。中国人坐在桌上,大家就很喜欢谈谈历史。”

白酒、火锅散发的热气以及北京当代MOMA的地暖系统,让我开始暖和起来。我拉开厚毛衣的拉链,一小时以前我还靠它保暖。高晓松与我聊天时的口吻与他在脱口秀节目上一样嬉笑怒骂,没有架子。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夹菜。高晓松把白萝卜片夹入火锅,我放了几片长方形的豆腐。我问高晓松,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他在好莱坞为阿里巴巴建立人脉。

他说:“过去阿里巴巴在好莱坞,包括中国这些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就是好莱坞很习惯,一会儿从中东来的钱,从日本来的钱,反正哪里的钱都是好的钱。

“然后现在慢慢大家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影响。美国一个很大的电视台,我就不讲是谁,因为是最大的那种。他们采访我就还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阿里巴巴从中国来,会不会把你们那一套东西带过来’?就是把你们的那套什么审查制度都带到我们好莱坞来。但是还好,没有政治上那么厉害。大家还是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是市场。”

高晓松在洛杉矶与潜在的联合出品方会面,寻找可以投资的媒体资产,并物色人才。“中国的娱乐产业全球化一定不能从北京出发,”他表示,“一定要从好莱坞出发,因为好莱坞本身它就是做全球电影。好莱坞不是美国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好莱坞是美国电影,它就是全球电影。”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Alibaba Pictures)在2018年前九个月里录得亏损,但它今年可能转运。今年2月,高晓松曾代表该公司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Academy Awards)。在本届颁奖典礼上,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绿皮书》(Green Book)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阿里影业还联合出品了民族主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自今年2月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中国拿下了7亿美元的票房,Netflix买下了该片的全球播映版权。

高晓松热衷于指出由来已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在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从课表中抹去的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来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你看张艺谋,”他表示,“你别看他外面披红带绿,其实骨子里是莎士比亚,不管外面穿着什么衣服,旗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骨子里还是莎士比亚加上黑泽明。”张艺谋曾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等标志性影片。

但他也认为,阿里巴巴可以向好莱坞传授电商和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就像美国的亚马逊(Amazon)一样,阿里巴巴掌握着关于中国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宝库,现在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进军媒体制作和发行领域。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可以利用其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来支持其娱乐项目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它可以通过阿里影业或阿里巴巴的娱乐众筹平台娱乐宝(Yulebao)使用自有资金。售票可通过阿里巴巴的两款网络售票应用:淘票票(Taopiaopiao)和大麦(Damai)。优酷(Youku)为已经完成院线播放的电视剧和电影提供在线播放,同时也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提供广告平台。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商城天猫(Tmall)出售周边产品。

高晓松对艺术和商业娱乐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执导的5部电影票房均未大卖,但他认为这些电影在艺术上是立得住的。好莱坞想要吸引中国和全球观众的愿望,导致该行业依赖漫画改编和动作片——高晓松认为“你必然要妥协”。他将最诚挚的赞扬留给了美国电视剧。

他称:“你看美剧,非常好。为什么好?因为它只给美国人看。海外没什么市场。敢拍啊美剧,什么都敢拍,脱衣服,光屁股,骂人,什么都敢拍,我看美剧高兴死了。”

火锅里的汤快烧干了。我们又端起一杯白酒,向Netflix及其竞争对手敬了一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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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晓松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19-04-24 10:42
摘要」作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肩负着学习如何制作精彩影视剧的任务,这对好莱坞和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撰文 /  吴佳柏

■ 这是北京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节,我在一个周六下午拜访了高晓松。我提前到了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一个未来主义大型建筑群,八座公寓楼由空中连廊连接起来。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穿着宽大的外套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闲逛时,一位门房警惕地看着我。

我觉得他之所以盯着我,是因为我跟他报了公寓号,我想当然地认为他知道我要见的是一位名人。但当高晓松在楼上迎接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公寓里几乎没有家具,客厅空荡荡的,只有一把电动按摩椅。

高晓松身材微胖,两颊坑坑洼洼的,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外貌并不出众,但我没被他的外貌欺骗。今年49岁的高晓松绝对是中国娱乐精英的一员。他是广受欢迎的唱作人,是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近来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 )的创始人、中国首富马云(Jack Ma)让他去征服好莱坞。

作为阿里娱乐(Alibaba Entertainment)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要去探索制作引人入胜的影视剧的奥秘,这项任务对好莱坞和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在电视剧制作支出方面只有美国超过中国,中国的电影观看人次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票房收入达610亿元人民币(合91亿美元)。但高晓松表示,就影视剧质量而言,中国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尴尬。就算一部烂片都能赚很多钱。我认为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的电影还真的不太对得起老百姓的这600亿。这个钱还能做得更好。”

离开北京这么久,高晓松似乎很渴望家的舒适。桌上摆放着几样火锅必需品,火锅就是在桌子上涮肉煮菜,是一道传统美食。高晓松说:“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招待客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最好的。 ”

虽然高晓松现在经常是在餐馆享用精心烹制的火锅,但他从小是吃着普通火锅长大的。他说:“北京冬天,尤其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白菜,而且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每家要买几百斤大白菜,然后放在所有的楼道里、院子里,那时候也不分是谁家的。大白菜很难做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是涮羊肉。”

在火锅烧开的过程中,高晓松拿出了葡萄酒、啤酒和茅台——这是中国白酒的顶级品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想起了过去喝白酒的惨痛经历,但我感觉我们谈话的轨迹可能会依我的选择而改变。我选择了茅台。高晓松拿出一瓶标签上印有他名字和头像的茅台,自嘲地说:“这是人家送我的礼物,这个事情不太好。”

不过这间公寓里没有合适的白酒杯。高晓松一边打电话给他的司机,请对方帮他带几个白酒杯过来,一边往葡萄酒杯里倒入第一轮酒。

过去15年,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却明显滞后。高晓松指出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唱作人的职业生涯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他说:“(中国娱乐业)这个历史太短,还是在慢慢地摸索。”

他认为韩国或许值得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政府补贴的帮助下,韩国的影视节目以及该国最出名的韩流音乐团体出口到了亚洲乃至全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愿景,但需要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我问:审查制度是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电影无法吸引全球观众?高晓松强调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而且好莱坞自己也有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在好莱坞,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不能拍的(东西)更多,大量的东西都不能拍。你不能让有色人种去做坏人。坏人一定得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白人。你也不能让女人或亚裔做坏人……我的感受来说,好莱坞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审查制度。”他补充了句外交辞令,“但是好莱坞依然拍出很多好电影。”

事实上,高晓松坚持认为,对内容的限制会激发而非扼杀创造力。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他是受苏联电影的熏陶长大的——他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电影,这些电影证明在审查制度下也可以创造出当代的杰作。

电火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了。高晓松用筷子往锅里夹了一些肉,我夹了一些放在我这边的蘑菇。香菇中含有较多的纤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煮软。

高晓松的人脉非常广。因此,在2015年他与马云共事之前两人就已相识近十年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马云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见过的具有认识、具有领袖人格和气质的人。”他崇拜地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历史。”

每年年初,马云都会向高晓松索要一份新年书单,尽管他通常因为太忙了,连其中一小部分都读不完。高晓松称:“今年刚开年,他又让我开书单,我干脆一次性给他买了一万本书送到他家里去。”目前,高晓松正在撰写一本记录阿里巴巴历史的权威书籍,以庆祝该公司成立20周年。他还为短片《功守道》创作了主题曲,在这部短片中,马云饰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与李连杰(Jet Li)和甄子丹(Donnie Yen)等武术传奇人物展开对决。马云本人与流行天后王菲(Faye Wong)合唱了这首主题曲。

作为马云最信任的副手之一,高晓松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一直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上学时,他曾涉猎重金属音乐,还留了一头长发,“只是因为觉得唉呀女生喜欢这种”。他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划分为两派,一派是硬摇滚,一派是军队文工团演唱的宣传歌曲。崔健就属于硬摇滚歌手,他创作了许多带有觉醒意识的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唱后,他被迫暂时离开演艺事业。

“全都是写社会的,说社会好,或者是社会不好。”高晓松在谈到当时的音乐时表示,“总而言之,那我说我不想,就是我不太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关心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心情。”

我们又喝了一杯白酒,我鼓起勇气向高晓松请教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件事距今已有30年。高晓松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类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雷达专业,之后他辍学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Beijing Film Academy)。当年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北京那些顶尖高校中早熟的学生。

尽管他喜欢聊天,但他拒绝谈论他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中国当权派的任何一位成员(不管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媒体)都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特别是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现在尤其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底上台以来收紧了对异见的控制。

过去10年,高晓松主持了一系列在线脱口秀节目,面向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这些观众大致相当于欧美那些收听播客的人。“以前没有人觉得知识分子说话会有人会看,就比如说一个教授出来说话不会有1000万人来看,然后教授的书卖500本。”高晓松说,“现在特别多这样的节目,包括很多教授。大家还花钱去买。”

高晓松异于常人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半即兴发挥、看似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但又从未触怒过中国的审查机关。《晓松奇谈》(Xiaosong-pedia)的题材广泛,从《星球大战》(Star Wars)、明朝名妓到中情局(CIA)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几次企图,这个节目在两年半的播出时间里播放量超过了9亿。

他的粉丝称赞他是一位带有艺人特质的知识分子,而憎恨他的人认为他极度自命不凡。“我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知识分子,”他说,“美国人更喜欢体育明星,特别喜欢大家谈起体育,跟所有陌生人在一起,你只要戴个帽子,上面写着49ers(旧金山49人队),那马上就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聊聊。中国人坐在桌上,大家就很喜欢谈谈历史。”

白酒、火锅散发的热气以及北京当代MOMA的地暖系统,让我开始暖和起来。我拉开厚毛衣的拉链,一小时以前我还靠它保暖。高晓松与我聊天时的口吻与他在脱口秀节目上一样嬉笑怒骂,没有架子。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夹菜。高晓松把白萝卜片夹入火锅,我放了几片长方形的豆腐。我问高晓松,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他在好莱坞为阿里巴巴建立人脉。

他说:“过去阿里巴巴在好莱坞,包括中国这些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就是好莱坞很习惯,一会儿从中东来的钱,从日本来的钱,反正哪里的钱都是好的钱。

“然后现在慢慢大家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影响。美国一个很大的电视台,我就不讲是谁,因为是最大的那种。他们采访我就还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阿里巴巴从中国来,会不会把你们那一套东西带过来’?就是把你们的那套什么审查制度都带到我们好莱坞来。但是还好,没有政治上那么厉害。大家还是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是市场。”

高晓松在洛杉矶与潜在的联合出品方会面,寻找可以投资的媒体资产,并物色人才。“中国的娱乐产业全球化一定不能从北京出发,”他表示,“一定要从好莱坞出发,因为好莱坞本身它就是做全球电影。好莱坞不是美国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好莱坞是美国电影,它就是全球电影。”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Alibaba Pictures)在2018年前九个月里录得亏损,但它今年可能转运。今年2月,高晓松曾代表该公司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Academy Awards)。在本届颁奖典礼上,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绿皮书》(Green Book)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阿里影业还联合出品了民族主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自今年2月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中国拿下了7亿美元的票房,Netflix买下了该片的全球播映版权。

高晓松热衷于指出由来已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在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从课表中抹去的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来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你看张艺谋,”他表示,“你别看他外面披红带绿,其实骨子里是莎士比亚,不管外面穿着什么衣服,旗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骨子里还是莎士比亚加上黑泽明。”张艺谋曾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等标志性影片。

但他也认为,阿里巴巴可以向好莱坞传授电商和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就像美国的亚马逊(Amazon)一样,阿里巴巴掌握着关于中国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宝库,现在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进军媒体制作和发行领域。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可以利用其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来支持其娱乐项目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它可以通过阿里影业或阿里巴巴的娱乐众筹平台娱乐宝(Yulebao)使用自有资金。售票可通过阿里巴巴的两款网络售票应用:淘票票(Taopiaopiao)和大麦(Damai)。优酷(Youku)为已经完成院线播放的电视剧和电影提供在线播放,同时也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提供广告平台。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商城天猫(Tmall)出售周边产品。

高晓松对艺术和商业娱乐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执导的5部电影票房均未大卖,但他认为这些电影在艺术上是立得住的。好莱坞想要吸引中国和全球观众的愿望,导致该行业依赖漫画改编和动作片——高晓松认为“你必然要妥协”。他将最诚挚的赞扬留给了美国电视剧。

他称:“你看美剧,非常好。为什么好?因为它只给美国人看。海外没什么市场。敢拍啊美剧,什么都敢拍,脱衣服,光屁股,骂人,什么都敢拍,我看美剧高兴死了。”

火锅里的汤快烧干了。我们又端起一杯白酒,向Netflix及其竞争对手敬了一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作为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肩负着学习如何制作精彩影视剧的任务,这对好莱坞和中国将产生深远影响。



撰文 /  吴佳柏

■ 这是北京一年中较为寒冷的时节,我在一个周六下午拜访了高晓松。我提前到了北京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一个未来主义大型建筑群,八座公寓楼由空中连廊连接起来。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穿着宽大的外套漫无目的地在大厅闲逛时,一位门房警惕地看着我。

我觉得他之所以盯着我,是因为我跟他报了公寓号,我想当然地认为他知道我要见的是一位名人。但当高晓松在楼上迎接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公寓里几乎没有家具,客厅空荡荡的,只有一把电动按摩椅。

高晓松身材微胖,两颊坑坑洼洼的,下巴上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外貌并不出众,但我没被他的外貌欺骗。今年49岁的高晓松绝对是中国娱乐精英的一员。他是广受欢迎的唱作人,是电影导演,还是一位像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过近来他的工作让他远离了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 )的创始人、中国首富马云(Jack Ma)让他去征服好莱坞。

作为阿里娱乐(Alibaba Entertainment)战略委员会主席,高晓松要去探索制作引人入胜的影视剧的奥秘,这项任务对好莱坞和中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在电视剧制作支出方面只有美国超过中国,中国的电影观看人次去年创下历史新高,票房收入达610亿元人民币(合91亿美元)。但高晓松表示,就影视剧质量而言,中国还有太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说:“有时候我感到很尴尬。就算一部烂片都能赚很多钱。我认为到今年为止,我们中国的电影还真的不太对得起老百姓的这600亿。这个钱还能做得更好。”

离开北京这么久,高晓松似乎很渴望家的舒适。桌上摆放着几样火锅必需品,火锅就是在桌子上涮肉煮菜,是一道传统美食。高晓松说:“因为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觉得在北京的冬天招待客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最好的。 ”

虽然高晓松现在经常是在餐馆享用精心烹制的火锅,但他从小是吃着普通火锅长大的。他说:“北京冬天,尤其我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白菜,而且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每家要买几百斤大白菜,然后放在所有的楼道里、院子里,那时候也不分是谁家的。大白菜很难做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是涮羊肉。”

在火锅烧开的过程中,高晓松拿出了葡萄酒、啤酒和茅台——这是中国白酒的顶级品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想起了过去喝白酒的惨痛经历,但我感觉我们谈话的轨迹可能会依我的选择而改变。我选择了茅台。高晓松拿出一瓶标签上印有他名字和头像的茅台,自嘲地说:“这是人家送我的礼物,这个事情不太好。”

不过这间公寓里没有合适的白酒杯。高晓松一边打电话给他的司机,请对方帮他带几个白酒杯过来,一边往葡萄酒杯里倒入第一轮酒。

过去15年,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急剧上升,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却明显滞后。高晓松指出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唱作人的职业生涯时,全中国没有一家唱片公司。他说:“(中国娱乐业)这个历史太短,还是在慢慢地摸索。”

他认为韩国或许值得效仿。20世纪90年代末,在韩国政府补贴的帮助下,韩国的影视节目以及该国最出名的韩流音乐团体出口到了亚洲乃至全球。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愿景,但需要中国电影公司制作出更好的电影。我问:审查制度是否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电影无法吸引全球观众?高晓松强调说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而且好莱坞自己也有非正式的审查制度。

“在好莱坞,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不能拍的(东西)更多,大量的东西都不能拍。你不能让有色人种去做坏人。坏人一定得是一个像你这样的白人。你也不能让女人或亚裔做坏人……我的感受来说,好莱坞今天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审查制度。”他补充了句外交辞令,“但是好莱坞依然拍出很多好电影。”

事实上,高晓松坚持认为,对内容的限制会激发而非扼杀创造力。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他是受苏联电影的熏陶长大的——他滔滔不绝地列出一长串电影,这些电影证明在审查制度下也可以创造出当代的杰作。

电火锅里的水开始冒泡了。高晓松用筷子往锅里夹了一些肉,我夹了一些放在我这边的蘑菇。香菇中含有较多的纤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煮软。

高晓松的人脉非常广。因此,在2015年他与马云共事之前两人就已相识近十年这件事并不令人意外。“马云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见过的具有认识、具有领袖人格和气质的人。”他崇拜地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在见证历史。”

每年年初,马云都会向高晓松索要一份新年书单,尽管他通常因为太忙了,连其中一小部分都读不完。高晓松称:“今年刚开年,他又让我开书单,我干脆一次性给他买了一万本书送到他家里去。”目前,高晓松正在撰写一本记录阿里巴巴历史的权威书籍,以庆祝该公司成立20周年。他还为短片《功守道》创作了主题曲,在这部短片中,马云饰演了一位功夫大师,与李连杰(Jet Li)和甄子丹(Donnie Yen)等武术传奇人物展开对决。马云本人与流行天后王菲(Faye Wong)合唱了这首主题曲。

作为马云最信任的副手之一,高晓松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一直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上学时,他曾涉猎重金属音乐,还留了一头长发,“只是因为觉得唉呀女生喜欢这种”。他将当时的中国音乐界划分为两派,一派是硬摇滚,一派是军队文工团演唱的宣传歌曲。崔健就属于硬摇滚歌手,他创作了许多带有觉醒意识的歌曲,在天安门广场为学生演唱后,他被迫暂时离开演艺事业。

“全都是写社会的,说社会好,或者是社会不好。”高晓松在谈到当时的音乐时表示,“总而言之,那我说我不想,就是我不太关心社会,我只关心我,关心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心情。”

我们又喝了一杯白酒,我鼓起勇气向高晓松请教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那件事距今已有30年。高晓松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类高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雷达专业,之后他辍学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Beijing Film Academy)。当年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北京那些顶尖高校中早熟的学生。

尽管他喜欢聊天,但他拒绝谈论他对那段可怕时期的记忆。中国当权派的任何一位成员(不管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媒体)都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特别是台湾、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现在尤其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3年底上台以来收紧了对异见的控制。

过去10年,高晓松主持了一系列在线脱口秀节目,面向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这些观众大致相当于欧美那些收听播客的人。“以前没有人觉得知识分子说话会有人会看,就比如说一个教授出来说话不会有1000万人来看,然后教授的书卖500本。”高晓松说,“现在特别多这样的节目,包括很多教授。大家还花钱去买。”

高晓松异于常人的天分在于,他能够半即兴发挥、看似无拘无束地开玩笑,但又从未触怒过中国的审查机关。《晓松奇谈》(Xiaosong-pedia)的题材广泛,从《星球大战》(Star Wars)、明朝名妓到中情局(CIA)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几次企图,这个节目在两年半的播出时间里播放量超过了9亿。

他的粉丝称赞他是一位带有艺人特质的知识分子,而憎恨他的人认为他极度自命不凡。“我发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喜欢知识分子,”他说,“美国人更喜欢体育明星,特别喜欢大家谈起体育,跟所有陌生人在一起,你只要戴个帽子,上面写着49ers(旧金山49人队),那马上就有很多很多话可以聊聊。中国人坐在桌上,大家就很喜欢谈谈历史。”

白酒、火锅散发的热气以及北京当代MOMA的地暖系统,让我开始暖和起来。我拉开厚毛衣的拉链,一小时以前我还靠它保暖。高晓松与我聊天时的口吻与他在脱口秀节目上一样嬉笑怒骂,没有架子。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的夹菜。高晓松把白萝卜片夹入火锅,我放了几片长方形的豆腐。我问高晓松,中美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他在好莱坞为阿里巴巴建立人脉。

他说:“过去阿里巴巴在好莱坞,包括中国这些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就是好莱坞很习惯,一会儿从中东来的钱,从日本来的钱,反正哪里的钱都是好的钱。

“然后现在慢慢大家还是能感觉到一点影响。美国一个很大的电视台,我就不讲是谁,因为是最大的那种。他们采访我就还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阿里巴巴从中国来,会不会把你们那一套东西带过来’?就是把你们的那套什么审查制度都带到我们好莱坞来。但是还好,没有政治上那么厉害。大家还是很愿意跟中国合作,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钱,是市场。”

高晓松在洛杉矶与潜在的联合出品方会面,寻找可以投资的媒体资产,并物色人才。“中国的娱乐产业全球化一定不能从北京出发,”他表示,“一定要从好莱坞出发,因为好莱坞本身它就是做全球电影。好莱坞不是美国电影,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好莱坞是美国电影,它就是全球电影。”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影业(Alibaba Pictures)在2018年前九个月里录得亏损,但它今年可能转运。今年2月,高晓松曾代表该公司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Academy Awards)。在本届颁奖典礼上,阿里影业参与出品的《绿皮书》(Green Book)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阿里影业还联合出品了民族主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自今年2月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在中国拿下了7亿美元的票房,Netflix买下了该片的全球播映版权。

高晓松热衷于指出由来已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对于在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从课表中抹去的那些年里成长起来的那几代人来说的中西文化交流。“你看张艺谋,”他表示,“你别看他外面披红带绿,其实骨子里是莎士比亚,不管外面穿着什么衣服,旗袍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骨子里还是莎士比亚加上黑泽明。”张艺谋曾执导过《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等标志性影片。

但他也认为,阿里巴巴可以向好莱坞传授电商和大数据方面的知识。就像美国的亚马逊(Amazon)一样,阿里巴巴掌握着关于中国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的数据宝库,现在它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进军媒体制作和发行领域。

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可以利用其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来支持其娱乐项目的发展。在融资方面,它可以通过阿里影业或阿里巴巴的娱乐众筹平台娱乐宝(Yulebao)使用自有资金。售票可通过阿里巴巴的两款网络售票应用:淘票票(Taopiaopiao)和大麦(Damai)。优酷(Youku)为已经完成院线播放的电视剧和电影提供在线播放,同时也为即将上映的电影提供广告平台。类似于亚马逊的电商商城天猫(Tmall)出售周边产品。

高晓松对艺术和商业娱乐的区别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执导的5部电影票房均未大卖,但他认为这些电影在艺术上是立得住的。好莱坞想要吸引中国和全球观众的愿望,导致该行业依赖漫画改编和动作片——高晓松认为“你必然要妥协”。他将最诚挚的赞扬留给了美国电视剧。

他称:“你看美剧,非常好。为什么好?因为它只给美国人看。海外没什么市场。敢拍啊美剧,什么都敢拍,脱衣服,光屁股,骂人,什么都敢拍,我看美剧高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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