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段孟宇:中国超过一亿留守和流动儿童中,不乏比我天资更好更努力的人。如果他们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撰文 / 段孟宇

■ 查尔斯河静静地穿过波士顿,河水宽阔,向东缓缓汇入大西洋。河的北岸是剑桥市,那里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各地无数学子向往的地方。2018年5月,我从路德学院毕业之后,来到波士顿,却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这里的美景。我一边在波士顿基金会做临时工,一边申请研究生,对自己的未来抱着不确定的期待。(题图为作者)

入读哈佛大学,甚至到美国求学,并非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但是我却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从河南周口的一个小村庄,跟随父母到北京入读民办学校,再到英国入读世界联合学院(UWC),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幸运,其实背后是我的父母、许多老师、奖学金捐助者共同付出和努力的成果。我只不过是承载了他们的希望与付出的一个普通年轻人。

我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 全村不足200户人家。2006年 以前,我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在这个村庄里生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从小到大家里人特别是爷爷、奶奶都特别宠爱我。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农村普遍存在,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我的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表哥们和弟弟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出生和长大在这样一个重视和支持我的家庭里,让我深感幸运。

2004年左右,爸妈到北京打工,我和弟弟留守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只有在过年时和暑假里,我们才会到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几天。2006年,在暑假快结束时,爸爸妈妈决定让我和弟弟留在他们身边,并且在离家不远的一所民办学校入读小学。

能够在父母身边并且在北京上学,是我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对很多在外务工的家庭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根本没时间来照顾孩子,并且让孩子在城里生活和读书也意味着在经济上更大的支出和负担。每每想起父母当初让我留在北京读书这个决定,我都充满了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这个勇敢的决定,我的人生经历会完全不同。

有人说人生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那么蒲公英中学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2008年过年期间,我的父母偶然听到小姨说她邻居家的孩子在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让我年后转去蒲公英中学读书。北京蒲公英中学成立于2005年,是北京唯一一所公益性质的为流动儿童创办的民办中学,校长郑洪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毕业回国之后投身于公益事业。

第一天踏入蒲公英中学的时候,我丝毫没预想过它会怎样改变我未来的求学道路和生活。记得学校当时位于北京大兴区南五环外,而我的爸妈在海淀打工,于是我像很多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学校的硬件设施并不算好,后来知道校舍是利用旧的厂房改造而成,学生宿舍也没有特别好的窗户采光和通风,到了冬天取暖也成问题。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蒲公英中学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蒲公英中学的教育经历,遇见的老师和养成的习惯,都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

蒲公英中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创始之初就坚持的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合一的教育理念。郑洪校长坚持把接受合格优质教育的权力还给流动儿童,这也是蒲公英中学一直能够吸引很多老师、国内外的志愿者、捐方和社会各届爱心人士的地方。我一直记得,当时在蒲公英中学老校区的墙上印着一句话——“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句话真切地诠释了蒲公英中学对学生在教育上所寄予的美好期望。学校把教育做人放在第一位,力图让同学们学会做一个身心健康、阳光和有用的人,然后学会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把学问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学业不重要,而是学校认为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康积极、内心丰富且有正义感的社会公民,才应该是教育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目标。

作者在蒲公英中学读书期间
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志愿者建立起来的情谊,大家一起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珍藏的美好记忆。我特别感恩在蒲公英中学遇到过很多影响和启发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宋凌波老师和陈卫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年级组长兼我初一和初二的语文老师王建华老师。

记得宋老师和我都是在2008年年初来到蒲公英中学的。他是我初一和初二时的班主任,平时他对我们班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要求都非常严格。对于第一次离家住校学习而且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最叛逆的我来说,正是宋老师的严格要求帮助我养成了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习惯。陈卫华老师是我初三的班主任。我现在还记得她跟我们分享她从新疆高考到北京读大学的经历。她的亲身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很远的地方。从初一到初三,王建华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而且在品格上对我们要求更高。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算是最优秀的,但是初三毕业的时候,王老师曾一直鼓励我要发挥自己在英语方面的长处,去报考世界联合学院。我所遇见的所有的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都一直在用自己的默默行动和无私付出诠释着“深度陪伴” 和“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含义。他们对学生的爱、鼓励和启发,让我有勇气去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0年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在蒲公英中学和嘉里郭氏基金会的持续支持下,我和当时毕业的一个班的同学得以继续在北京一所私立高中剑桥中学就读。在高二寒假的时候,我有机会申请并面试了UWC。在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幸运地获得了英国UWC的录取。2012年9月初,在陈国庆先生的慷慨捐助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去我向往已久的UWC读高中。UWC和蒲公英中学是两个很特别的学校,他们都关注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同时也都致力于培养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年轻人。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经历都为我种下了一颗日后想要从事教育的种子。

2013年夏天,正逢我在UWC的第一个暑假,我跟随来自英国和香港UWC的一些同学去柬埔寨的United World Schools支教。这是由一位70年代从英国UWC 毕业的校友为在柬埔寨偏远乡村的儿童创办的小学。虽然六年过去了,那个暑假的经历却仍然历历在目。在柬埔寨的支教过程中,我想到了在蒲公英中学时外国志愿者给我们上课的情景。看到那些孩子,我想起更多的是曾经的我。面对身份的转变,我不停问自己,这几周的短期支教到底能给这些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带来什么改变呢?支教结束时,我深深感到自己做的太少了。前段时间碰巧翻出我对这段柬埔寨支教经历的反思,忽然发现正是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萌发了想将来从事与教育和国际发展相关事业的想法。

作者在柬埔寨支教
2014年从UWC 毕业后,我获得戴维斯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中西部一所叫路德学院的文理学院读大学。除了在课堂上探索我的学术兴趣以外,我也通过校外实习去不断发现自己的其他兴趣。其中,给我收获最大的是大四上学期在华盛顿特区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侧重社会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从中我真切地学习到政府是如何通过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让我对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UWC到大学毕业,我一直都在不断尝试和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擅长什么,这件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影响。幸运的是,在UWC 和路德学院,我得到了足够的空间去尝试和思考。我意识到在蒲公英中学和UWC 的教育经历、柬埔寨的支教经历、大学时在不同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都在帮助我不断了解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自己。

2013年从柬埔寨支教回来,我写下自己想从事教育和国际发展的愿望,转眼已经六年过去了,感觉自己像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偶遇到了那个过往的自己,只是六年后,更加成熟的我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更有勇气去做这个在那时看似还是雏形的决定。2019年4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会到哈佛大学学习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但它恰好在此时此刻把我对教育、国际发展和政策的兴趣全部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还有超过一亿的留守和流动儿童,我不知道自己的成长故事能够带来什么启发,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不乏有很多比我天资更好而且比我更努力的人,比如我小时候在老家一起玩耍和一起去上学的邻居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人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前就不得不辍学打工了。如果他们曾经得到过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段孟宇,2006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2008年入读蒲公英中学,2010年入读剑桥中学,均获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资助;2012年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UWC)录取,获陈国庆先生资助赴英国留学;2015年获得戴维斯奖学金,入美国路德学院求学;2018年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录取。

蒲公英中学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学校。学校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好中学更难的问题,现有学生600余名,教职员工76人。学校提倡并实践“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改变世界”的理念,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捐助事宜联系:

郑洪:13701377686

邮箱:zhxh321@yahoo.com

赵镜:13901083529

邮箱:jchao746@126.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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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南小村到哈佛的不寻常之路

发布日期:2019-04-23 07:20
摘要」段孟宇:中国超过一亿留守和流动儿童中,不乏比我天资更好更努力的人。如果他们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撰文 / 段孟宇

■ 查尔斯河静静地穿过波士顿,河水宽阔,向东缓缓汇入大西洋。河的北岸是剑桥市,那里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各地无数学子向往的地方。2018年5月,我从路德学院毕业之后,来到波士顿,却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这里的美景。我一边在波士顿基金会做临时工,一边申请研究生,对自己的未来抱着不确定的期待。(题图为作者)

入读哈佛大学,甚至到美国求学,并非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但是我却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从河南周口的一个小村庄,跟随父母到北京入读民办学校,再到英国入读世界联合学院(UWC),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幸运,其实背后是我的父母、许多老师、奖学金捐助者共同付出和努力的成果。我只不过是承载了他们的希望与付出的一个普通年轻人。

我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 全村不足200户人家。2006年 以前,我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在这个村庄里生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从小到大家里人特别是爷爷、奶奶都特别宠爱我。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农村普遍存在,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我的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表哥们和弟弟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出生和长大在这样一个重视和支持我的家庭里,让我深感幸运。

2004年左右,爸妈到北京打工,我和弟弟留守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只有在过年时和暑假里,我们才会到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几天。2006年,在暑假快结束时,爸爸妈妈决定让我和弟弟留在他们身边,并且在离家不远的一所民办学校入读小学。

能够在父母身边并且在北京上学,是我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对很多在外务工的家庭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根本没时间来照顾孩子,并且让孩子在城里生活和读书也意味着在经济上更大的支出和负担。每每想起父母当初让我留在北京读书这个决定,我都充满了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这个勇敢的决定,我的人生经历会完全不同。

有人说人生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那么蒲公英中学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2008年过年期间,我的父母偶然听到小姨说她邻居家的孩子在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让我年后转去蒲公英中学读书。北京蒲公英中学成立于2005年,是北京唯一一所公益性质的为流动儿童创办的民办中学,校长郑洪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毕业回国之后投身于公益事业。

第一天踏入蒲公英中学的时候,我丝毫没预想过它会怎样改变我未来的求学道路和生活。记得学校当时位于北京大兴区南五环外,而我的爸妈在海淀打工,于是我像很多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学校的硬件设施并不算好,后来知道校舍是利用旧的厂房改造而成,学生宿舍也没有特别好的窗户采光和通风,到了冬天取暖也成问题。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蒲公英中学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蒲公英中学的教育经历,遇见的老师和养成的习惯,都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

蒲公英中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创始之初就坚持的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合一的教育理念。郑洪校长坚持把接受合格优质教育的权力还给流动儿童,这也是蒲公英中学一直能够吸引很多老师、国内外的志愿者、捐方和社会各届爱心人士的地方。我一直记得,当时在蒲公英中学老校区的墙上印着一句话——“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句话真切地诠释了蒲公英中学对学生在教育上所寄予的美好期望。学校把教育做人放在第一位,力图让同学们学会做一个身心健康、阳光和有用的人,然后学会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把学问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学业不重要,而是学校认为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康积极、内心丰富且有正义感的社会公民,才应该是教育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目标。

作者在蒲公英中学读书期间
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志愿者建立起来的情谊,大家一起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珍藏的美好记忆。我特别感恩在蒲公英中学遇到过很多影响和启发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宋凌波老师和陈卫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年级组长兼我初一和初二的语文老师王建华老师。

记得宋老师和我都是在2008年年初来到蒲公英中学的。他是我初一和初二时的班主任,平时他对我们班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要求都非常严格。对于第一次离家住校学习而且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最叛逆的我来说,正是宋老师的严格要求帮助我养成了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习惯。陈卫华老师是我初三的班主任。我现在还记得她跟我们分享她从新疆高考到北京读大学的经历。她的亲身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很远的地方。从初一到初三,王建华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而且在品格上对我们要求更高。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算是最优秀的,但是初三毕业的时候,王老师曾一直鼓励我要发挥自己在英语方面的长处,去报考世界联合学院。我所遇见的所有的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都一直在用自己的默默行动和无私付出诠释着“深度陪伴” 和“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含义。他们对学生的爱、鼓励和启发,让我有勇气去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0年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在蒲公英中学和嘉里郭氏基金会的持续支持下,我和当时毕业的一个班的同学得以继续在北京一所私立高中剑桥中学就读。在高二寒假的时候,我有机会申请并面试了UWC。在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幸运地获得了英国UWC的录取。2012年9月初,在陈国庆先生的慷慨捐助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去我向往已久的UWC读高中。UWC和蒲公英中学是两个很特别的学校,他们都关注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同时也都致力于培养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年轻人。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经历都为我种下了一颗日后想要从事教育的种子。

2013年夏天,正逢我在UWC的第一个暑假,我跟随来自英国和香港UWC的一些同学去柬埔寨的United World Schools支教。这是由一位70年代从英国UWC 毕业的校友为在柬埔寨偏远乡村的儿童创办的小学。虽然六年过去了,那个暑假的经历却仍然历历在目。在柬埔寨的支教过程中,我想到了在蒲公英中学时外国志愿者给我们上课的情景。看到那些孩子,我想起更多的是曾经的我。面对身份的转变,我不停问自己,这几周的短期支教到底能给这些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带来什么改变呢?支教结束时,我深深感到自己做的太少了。前段时间碰巧翻出我对这段柬埔寨支教经历的反思,忽然发现正是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萌发了想将来从事与教育和国际发展相关事业的想法。

作者在柬埔寨支教
2014年从UWC 毕业后,我获得戴维斯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中西部一所叫路德学院的文理学院读大学。除了在课堂上探索我的学术兴趣以外,我也通过校外实习去不断发现自己的其他兴趣。其中,给我收获最大的是大四上学期在华盛顿特区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侧重社会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从中我真切地学习到政府是如何通过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让我对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UWC到大学毕业,我一直都在不断尝试和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擅长什么,这件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影响。幸运的是,在UWC 和路德学院,我得到了足够的空间去尝试和思考。我意识到在蒲公英中学和UWC 的教育经历、柬埔寨的支教经历、大学时在不同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都在帮助我不断了解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自己。

2013年从柬埔寨支教回来,我写下自己想从事教育和国际发展的愿望,转眼已经六年过去了,感觉自己像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偶遇到了那个过往的自己,只是六年后,更加成熟的我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更有勇气去做这个在那时看似还是雏形的决定。2019年4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会到哈佛大学学习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但它恰好在此时此刻把我对教育、国际发展和政策的兴趣全部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还有超过一亿的留守和流动儿童,我不知道自己的成长故事能够带来什么启发,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不乏有很多比我天资更好而且比我更努力的人,比如我小时候在老家一起玩耍和一起去上学的邻居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人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前就不得不辍学打工了。如果他们曾经得到过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段孟宇,2006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2008年入读蒲公英中学,2010年入读剑桥中学,均获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资助;2012年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UWC)录取,获陈国庆先生资助赴英国留学;2015年获得戴维斯奖学金,入美国路德学院求学;2018年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录取。

蒲公英中学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学校。学校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好中学更难的问题,现有学生600余名,教职员工76人。学校提倡并实践“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改变世界”的理念,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捐助事宜联系:

郑洪:13701377686

邮箱:zhxh321@yahoo.com

赵镜:13901083529

邮箱:jchao746@126.com■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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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段孟宇:中国超过一亿留守和流动儿童中,不乏比我天资更好更努力的人。如果他们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撰文 / 段孟宇

■ 查尔斯河静静地穿过波士顿,河水宽阔,向东缓缓汇入大西洋。河的北岸是剑桥市,那里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各地无数学子向往的地方。2018年5月,我从路德学院毕业之后,来到波士顿,却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这里的美景。我一边在波士顿基金会做临时工,一边申请研究生,对自己的未来抱着不确定的期待。(题图为作者)

入读哈佛大学,甚至到美国求学,并非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但是我却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从河南周口的一个小村庄,跟随父母到北京入读民办学校,再到英国入读世界联合学院(UWC),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幸运,其实背后是我的父母、许多老师、奖学金捐助者共同付出和努力的成果。我只不过是承载了他们的希望与付出的一个普通年轻人。

我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 全村不足200户人家。2006年 以前,我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在这个村庄里生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从小到大家里人特别是爷爷、奶奶都特别宠爱我。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农村普遍存在,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我的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表哥们和弟弟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出生和长大在这样一个重视和支持我的家庭里,让我深感幸运。

2004年左右,爸妈到北京打工,我和弟弟留守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只有在过年时和暑假里,我们才会到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几天。2006年,在暑假快结束时,爸爸妈妈决定让我和弟弟留在他们身边,并且在离家不远的一所民办学校入读小学。

能够在父母身边并且在北京上学,是我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对很多在外务工的家庭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根本没时间来照顾孩子,并且让孩子在城里生活和读书也意味着在经济上更大的支出和负担。每每想起父母当初让我留在北京读书这个决定,我都充满了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这个勇敢的决定,我的人生经历会完全不同。

有人说人生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那么蒲公英中学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2008年过年期间,我的父母偶然听到小姨说她邻居家的孩子在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让我年后转去蒲公英中学读书。北京蒲公英中学成立于2005年,是北京唯一一所公益性质的为流动儿童创办的民办中学,校长郑洪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毕业回国之后投身于公益事业。

第一天踏入蒲公英中学的时候,我丝毫没预想过它会怎样改变我未来的求学道路和生活。记得学校当时位于北京大兴区南五环外,而我的爸妈在海淀打工,于是我像很多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学校的硬件设施并不算好,后来知道校舍是利用旧的厂房改造而成,学生宿舍也没有特别好的窗户采光和通风,到了冬天取暖也成问题。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蒲公英中学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蒲公英中学的教育经历,遇见的老师和养成的习惯,都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

蒲公英中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创始之初就坚持的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合一的教育理念。郑洪校长坚持把接受合格优质教育的权力还给流动儿童,这也是蒲公英中学一直能够吸引很多老师、国内外的志愿者、捐方和社会各届爱心人士的地方。我一直记得,当时在蒲公英中学老校区的墙上印着一句话——“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句话真切地诠释了蒲公英中学对学生在教育上所寄予的美好期望。学校把教育做人放在第一位,力图让同学们学会做一个身心健康、阳光和有用的人,然后学会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把学问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学业不重要,而是学校认为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康积极、内心丰富且有正义感的社会公民,才应该是教育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目标。

作者在蒲公英中学读书期间
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志愿者建立起来的情谊,大家一起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珍藏的美好记忆。我特别感恩在蒲公英中学遇到过很多影响和启发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宋凌波老师和陈卫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年级组长兼我初一和初二的语文老师王建华老师。

记得宋老师和我都是在2008年年初来到蒲公英中学的。他是我初一和初二时的班主任,平时他对我们班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要求都非常严格。对于第一次离家住校学习而且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最叛逆的我来说,正是宋老师的严格要求帮助我养成了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习惯。陈卫华老师是我初三的班主任。我现在还记得她跟我们分享她从新疆高考到北京读大学的经历。她的亲身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很远的地方。从初一到初三,王建华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而且在品格上对我们要求更高。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算是最优秀的,但是初三毕业的时候,王老师曾一直鼓励我要发挥自己在英语方面的长处,去报考世界联合学院。我所遇见的所有的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都一直在用自己的默默行动和无私付出诠释着“深度陪伴” 和“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含义。他们对学生的爱、鼓励和启发,让我有勇气去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0年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在蒲公英中学和嘉里郭氏基金会的持续支持下,我和当时毕业的一个班的同学得以继续在北京一所私立高中剑桥中学就读。在高二寒假的时候,我有机会申请并面试了UWC。在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幸运地获得了英国UWC的录取。2012年9月初,在陈国庆先生的慷慨捐助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去我向往已久的UWC读高中。UWC和蒲公英中学是两个很特别的学校,他们都关注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同时也都致力于培养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年轻人。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经历都为我种下了一颗日后想要从事教育的种子。

2013年夏天,正逢我在UWC的第一个暑假,我跟随来自英国和香港UWC的一些同学去柬埔寨的United World Schools支教。这是由一位70年代从英国UWC 毕业的校友为在柬埔寨偏远乡村的儿童创办的小学。虽然六年过去了,那个暑假的经历却仍然历历在目。在柬埔寨的支教过程中,我想到了在蒲公英中学时外国志愿者给我们上课的情景。看到那些孩子,我想起更多的是曾经的我。面对身份的转变,我不停问自己,这几周的短期支教到底能给这些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带来什么改变呢?支教结束时,我深深感到自己做的太少了。前段时间碰巧翻出我对这段柬埔寨支教经历的反思,忽然发现正是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萌发了想将来从事与教育和国际发展相关事业的想法。

作者在柬埔寨支教
2014年从UWC 毕业后,我获得戴维斯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中西部一所叫路德学院的文理学院读大学。除了在课堂上探索我的学术兴趣以外,我也通过校外实习去不断发现自己的其他兴趣。其中,给我收获最大的是大四上学期在华盛顿特区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侧重社会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从中我真切地学习到政府是如何通过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让我对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UWC到大学毕业,我一直都在不断尝试和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擅长什么,这件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影响。幸运的是,在UWC 和路德学院,我得到了足够的空间去尝试和思考。我意识到在蒲公英中学和UWC 的教育经历、柬埔寨的支教经历、大学时在不同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都在帮助我不断了解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自己。

2013年从柬埔寨支教回来,我写下自己想从事教育和国际发展的愿望,转眼已经六年过去了,感觉自己像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偶遇到了那个过往的自己,只是六年后,更加成熟的我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更有勇气去做这个在那时看似还是雏形的决定。2019年4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会到哈佛大学学习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但它恰好在此时此刻把我对教育、国际发展和政策的兴趣全部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还有超过一亿的留守和流动儿童,我不知道自己的成长故事能够带来什么启发,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不乏有很多比我天资更好而且比我更努力的人,比如我小时候在老家一起玩耍和一起去上学的邻居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人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前就不得不辍学打工了。如果他们曾经得到过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段孟宇,2006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2008年入读蒲公英中学,2010年入读剑桥中学,均获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资助;2012年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UWC)录取,获陈国庆先生资助赴英国留学;2015年获得戴维斯奖学金,入美国路德学院求学;2018年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录取。

蒲公英中学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学校。学校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好中学更难的问题,现有学生600余名,教职员工76人。学校提倡并实践“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改变世界”的理念,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捐助事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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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段孟宇:中国超过一亿留守和流动儿童中,不乏比我天资更好更努力的人。如果他们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撰文 / 段孟宇

■ 查尔斯河静静地穿过波士顿,河水宽阔,向东缓缓汇入大西洋。河的北岸是剑桥市,那里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各地无数学子向往的地方。2018年5月,我从路德学院毕业之后,来到波士顿,却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这里的美景。我一边在波士顿基金会做临时工,一边申请研究生,对自己的未来抱着不确定的期待。(题图为作者)

入读哈佛大学,甚至到美国求学,并非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但是我却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从河南周口的一个小村庄,跟随父母到北京入读民办学校,再到英国入读世界联合学院(UWC),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幸运,其实背后是我的父母、许多老师、奖学金捐助者共同付出和努力的成果。我只不过是承载了他们的希望与付出的一个普通年轻人。

我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 全村不足200户人家。2006年 以前,我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在这个村庄里生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从小到大家里人特别是爷爷、奶奶都特别宠爱我。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农村普遍存在,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我的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表哥们和弟弟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出生和长大在这样一个重视和支持我的家庭里,让我深感幸运。

2004年左右,爸妈到北京打工,我和弟弟留守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只有在过年时和暑假里,我们才会到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几天。2006年,在暑假快结束时,爸爸妈妈决定让我和弟弟留在他们身边,并且在离家不远的一所民办学校入读小学。

能够在父母身边并且在北京上学,是我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对很多在外务工的家庭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根本没时间来照顾孩子,并且让孩子在城里生活和读书也意味着在经济上更大的支出和负担。每每想起父母当初让我留在北京读书这个决定,我都充满了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这个勇敢的决定,我的人生经历会完全不同。

有人说人生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那么蒲公英中学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2008年过年期间,我的父母偶然听到小姨说她邻居家的孩子在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让我年后转去蒲公英中学读书。北京蒲公英中学成立于2005年,是北京唯一一所公益性质的为流动儿童创办的民办中学,校长郑洪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毕业回国之后投身于公益事业。

第一天踏入蒲公英中学的时候,我丝毫没预想过它会怎样改变我未来的求学道路和生活。记得学校当时位于北京大兴区南五环外,而我的爸妈在海淀打工,于是我像很多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学校的硬件设施并不算好,后来知道校舍是利用旧的厂房改造而成,学生宿舍也没有特别好的窗户采光和通风,到了冬天取暖也成问题。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蒲公英中学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蒲公英中学的教育经历,遇见的老师和养成的习惯,都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

蒲公英中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创始之初就坚持的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合一的教育理念。郑洪校长坚持把接受合格优质教育的权力还给流动儿童,这也是蒲公英中学一直能够吸引很多老师、国内外的志愿者、捐方和社会各届爱心人士的地方。我一直记得,当时在蒲公英中学老校区的墙上印着一句话——“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句话真切地诠释了蒲公英中学对学生在教育上所寄予的美好期望。学校把教育做人放在第一位,力图让同学们学会做一个身心健康、阳光和有用的人,然后学会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把学问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学业不重要,而是学校认为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康积极、内心丰富且有正义感的社会公民,才应该是教育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目标。

作者在蒲公英中学读书期间
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志愿者建立起来的情谊,大家一起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珍藏的美好记忆。我特别感恩在蒲公英中学遇到过很多影响和启发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宋凌波老师和陈卫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年级组长兼我初一和初二的语文老师王建华老师。

记得宋老师和我都是在2008年年初来到蒲公英中学的。他是我初一和初二时的班主任,平时他对我们班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要求都非常严格。对于第一次离家住校学习而且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最叛逆的我来说,正是宋老师的严格要求帮助我养成了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习惯。陈卫华老师是我初三的班主任。我现在还记得她跟我们分享她从新疆高考到北京读大学的经历。她的亲身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很远的地方。从初一到初三,王建华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而且在品格上对我们要求更高。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算是最优秀的,但是初三毕业的时候,王老师曾一直鼓励我要发挥自己在英语方面的长处,去报考世界联合学院。我所遇见的所有的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都一直在用自己的默默行动和无私付出诠释着“深度陪伴” 和“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含义。他们对学生的爱、鼓励和启发,让我有勇气去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0年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在蒲公英中学和嘉里郭氏基金会的持续支持下,我和当时毕业的一个班的同学得以继续在北京一所私立高中剑桥中学就读。在高二寒假的时候,我有机会申请并面试了UWC。在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幸运地获得了英国UWC的录取。2012年9月初,在陈国庆先生的慷慨捐助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去我向往已久的UWC读高中。UWC和蒲公英中学是两个很特别的学校,他们都关注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同时也都致力于培养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年轻人。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经历都为我种下了一颗日后想要从事教育的种子。

2013年夏天,正逢我在UWC的第一个暑假,我跟随来自英国和香港UWC的一些同学去柬埔寨的United World Schools支教。这是由一位70年代从英国UWC 毕业的校友为在柬埔寨偏远乡村的儿童创办的小学。虽然六年过去了,那个暑假的经历却仍然历历在目。在柬埔寨的支教过程中,我想到了在蒲公英中学时外国志愿者给我们上课的情景。看到那些孩子,我想起更多的是曾经的我。面对身份的转变,我不停问自己,这几周的短期支教到底能给这些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带来什么改变呢?支教结束时,我深深感到自己做的太少了。前段时间碰巧翻出我对这段柬埔寨支教经历的反思,忽然发现正是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萌发了想将来从事与教育和国际发展相关事业的想法。

作者在柬埔寨支教
2014年从UWC 毕业后,我获得戴维斯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中西部一所叫路德学院的文理学院读大学。除了在课堂上探索我的学术兴趣以外,我也通过校外实习去不断发现自己的其他兴趣。其中,给我收获最大的是大四上学期在华盛顿特区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侧重社会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从中我真切地学习到政府是如何通过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让我对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UWC到大学毕业,我一直都在不断尝试和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擅长什么,这件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影响。幸运的是,在UWC 和路德学院,我得到了足够的空间去尝试和思考。我意识到在蒲公英中学和UWC 的教育经历、柬埔寨的支教经历、大学时在不同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都在帮助我不断了解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自己。

2013年从柬埔寨支教回来,我写下自己想从事教育和国际发展的愿望,转眼已经六年过去了,感觉自己像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偶遇到了那个过往的自己,只是六年后,更加成熟的我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更有勇气去做这个在那时看似还是雏形的决定。2019年4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会到哈佛大学学习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但它恰好在此时此刻把我对教育、国际发展和政策的兴趣全部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还有超过一亿的留守和流动儿童,我不知道自己的成长故事能够带来什么启发,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不乏有很多比我天资更好而且比我更努力的人,比如我小时候在老家一起玩耍和一起去上学的邻居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人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前就不得不辍学打工了。如果他们曾经得到过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段孟宇,2006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2008年入读蒲公英中学,2010年入读剑桥中学,均获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资助;2012年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UWC)录取,获陈国庆先生资助赴英国留学;2015年获得戴维斯奖学金,入美国路德学院求学;2018年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录取。

蒲公英中学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学校。学校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好中学更难的问题,现有学生600余名,教职员工76人。学校提倡并实践“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改变世界”的理念,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捐助事宜联系:

郑洪:13701377686

邮箱:zhxh321@yahoo.com

赵镜:13901083529

邮箱:jchao74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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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段孟宇:中国超过一亿留守和流动儿童中,不乏比我天资更好更努力的人。如果他们得到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撰文 / 段孟宇

■ 查尔斯河静静地穿过波士顿,河水宽阔,向东缓缓汇入大西洋。河的北岸是剑桥市,那里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各地无数学子向往的地方。2018年5月,我从路德学院毕业之后,来到波士顿,却没有多少机会欣赏这里的美景。我一边在波士顿基金会做临时工,一边申请研究生,对自己的未来抱着不确定的期待。(题图为作者)

入读哈佛大学,甚至到美国求学,并非我从小就有的梦想,但是我却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从河南周口的一个小村庄,跟随父母到北京入读民办学校,再到英国入读世界联合学院(UWC),回顾自己的求学历程,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幸运,其实背后是我的父母、许多老师、奖学金捐助者共同付出和努力的成果。我只不过是承载了他们的希望与付出的一个普通年轻人。

我出生在河南周口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里, 全村不足200户人家。2006年 以前,我几乎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在这个村庄里生活,在村庄的小学里读书。作为家里第一个孙女,从小到大家里人特别是爷爷、奶奶都特别宠爱我。上世纪90年代,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农村普遍存在,但是,在爷爷奶奶身上,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对我的爱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们对待我、表哥们和弟弟的方式,让我觉得这些孩子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重要。出生和长大在这样一个重视和支持我的家庭里,让我深感幸运。

2004年左右,爸妈到北京打工,我和弟弟留守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只有在过年时和暑假里,我们才会到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几天。2006年,在暑假快结束时,爸爸妈妈决定让我和弟弟留在他们身边,并且在离家不远的一所民办学校入读小学。

能够在父母身边并且在北京上学,是我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孩子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是,对很多在外务工的家庭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根本没时间来照顾孩子,并且让孩子在城里生活和读书也意味着在经济上更大的支出和负担。每每想起父母当初让我留在北京读书这个决定,我都充满了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这个勇敢的决定,我的人生经历会完全不同。

有人说人生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转折点,那么蒲公英中学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2008年过年期间,我的父母偶然听到小姨说她邻居家的孩子在蒲公英中学读书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让我年后转去蒲公英中学读书。北京蒲公英中学成立于2005年,是北京唯一一所公益性质的为流动儿童创办的民办中学,校长郑洪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毕业回国之后投身于公益事业。

第一天踏入蒲公英中学的时候,我丝毫没预想过它会怎样改变我未来的求学道路和生活。记得学校当时位于北京大兴区南五环外,而我的爸妈在海淀打工,于是我像很多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学校的硬件设施并不算好,后来知道校舍是利用旧的厂房改造而成,学生宿舍也没有特别好的窗户采光和通风,到了冬天取暖也成问题。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蒲公英中学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蒲公英中学的教育经历,遇见的老师和养成的习惯,都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和学习。

蒲公英中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创始之初就坚持的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合一的教育理念。郑洪校长坚持把接受合格优质教育的权力还给流动儿童,这也是蒲公英中学一直能够吸引很多老师、国内外的志愿者、捐方和社会各届爱心人士的地方。我一直记得,当时在蒲公英中学老校区的墙上印着一句话——“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句话真切地诠释了蒲公英中学对学生在教育上所寄予的美好期望。学校把教育做人放在第一位,力图让同学们学会做一个身心健康、阳光和有用的人,然后学会做事,最后才是做学问。把学问放在最后,并不是因为学业不重要,而是学校认为帮助学生成长为健康积极、内心丰富且有正义感的社会公民,才应该是教育的本质和最重要的目标。

作者在蒲公英中学读书期间
在学校,与老师、同学和志愿者建立起来的情谊,大家一起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会珍藏的美好记忆。我特别感恩在蒲公英中学遇到过很多影响和启发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班主任宋凌波老师和陈卫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年级组长兼我初一和初二的语文老师王建华老师。

记得宋老师和我都是在2008年年初来到蒲公英中学的。他是我初一和初二时的班主任,平时他对我们班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上要求都非常严格。对于第一次离家住校学习而且当时正处于青春期最叛逆的我来说,正是宋老师的严格要求帮助我养成了很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习惯。陈卫华老师是我初三的班主任。我现在还记得她跟我们分享她从新疆高考到北京读大学的经历。她的亲身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教育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很远的地方。从初一到初三,王建华老师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而且在品格上对我们要求更高。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算是最优秀的,但是初三毕业的时候,王老师曾一直鼓励我要发挥自己在英语方面的长处,去报考世界联合学院。我所遇见的所有的蒲公英中学的老师们,都一直在用自己的默默行动和无私付出诠释着“深度陪伴” 和“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含义。他们对学生的爱、鼓励和启发,让我有勇气去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0年从蒲公英中学毕业后,在蒲公英中学和嘉里郭氏基金会的持续支持下,我和当时毕业的一个班的同学得以继续在北京一所私立高中剑桥中学就读。在高二寒假的时候,我有机会申请并面试了UWC。在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我幸运地获得了英国UWC的录取。2012年9月初,在陈国庆先生的慷慨捐助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去我向往已久的UWC读高中。UWC和蒲公英中学是两个很特别的学校,他们都关注学生的全方面发展,同时也都致力于培养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年轻人。在这两所学校学习的经历都为我种下了一颗日后想要从事教育的种子。

2013年夏天,正逢我在UWC的第一个暑假,我跟随来自英国和香港UWC的一些同学去柬埔寨的United World Schools支教。这是由一位70年代从英国UWC 毕业的校友为在柬埔寨偏远乡村的儿童创办的小学。虽然六年过去了,那个暑假的经历却仍然历历在目。在柬埔寨的支教过程中,我想到了在蒲公英中学时外国志愿者给我们上课的情景。看到那些孩子,我想起更多的是曾经的我。面对身份的转变,我不停问自己,这几周的短期支教到底能给这些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带来什么改变呢?支教结束时,我深深感到自己做的太少了。前段时间碰巧翻出我对这段柬埔寨支教经历的反思,忽然发现正是这次经历,让我第一次萌发了想将来从事与教育和国际发展相关事业的想法。

作者在柬埔寨支教
2014年从UWC 毕业后,我获得戴维斯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中西部一所叫路德学院的文理学院读大学。除了在课堂上探索我的学术兴趣以外,我也通过校外实习去不断发现自己的其他兴趣。其中,给我收获最大的是大四上学期在华盛顿特区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侧重社会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从中我真切地学习到政府是如何通过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让我对社会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UWC到大学毕业,我一直都在不断尝试和思考,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擅长什么,这件事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和影响。幸运的是,在UWC 和路德学院,我得到了足够的空间去尝试和思考。我意识到在蒲公英中学和UWC 的教育经历、柬埔寨的支教经历、大学时在不同非营利组织实习的经历,都在帮助我不断了解这个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自己。

2013年从柬埔寨支教回来,我写下自己想从事教育和国际发展的愿望,转眼已经六年过去了,感觉自己像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又偶遇到了那个过往的自己,只是六年后,更加成熟的我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更有勇气去做这个在那时看似还是雏形的决定。2019年4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会到哈佛大学学习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但它恰好在此时此刻把我对教育、国际发展和政策的兴趣全部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还有超过一亿的留守和流动儿童,我不知道自己的成长故事能够带来什么启发,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中间不乏有很多比我天资更好而且比我更努力的人,比如我小时候在老家一起玩耍和一起去上学的邻居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人在初中或高中毕业以前就不得不辍学打工了。如果他们曾经得到过和我一样的教育机会,我坚信,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出很多精彩的事情。

段孟宇,2006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2008年入读蒲公英中学,2010年入读剑桥中学,均获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资助;2012年被英国世界联合学院(UWC)录取,获陈国庆先生资助赴英国留学;2015年获得戴维斯奖学金,入美国路德学院求学;2018年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国际教育政策硕士项目录取。

蒲公英中学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民办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平民学校。学校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上好中学更难的问题,现有学生600余名,教职员工76人。学校提倡并实践“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改变世界”的理念,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募捐。捐助事宜联系:

郑洪:13701377686

邮箱:zhxh321@yahoo.com

赵镜:13901083529

邮箱:jchao74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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