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沃尔夫:李开复在他的新书中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今年3月底,我第9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这次访问启发了我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评论。但参加该论坛最有价值的是机缘巧合下的意外收获。这次的好运是遇见了李开复(Kai-Fu Lee)——前谷歌(Google)大中华区总裁,现为中国科技领域一位重量级风险投资人。

李开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这本书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将首次处在一场经济大变革——人工智能(AI)革命——的最前沿。

这本书开篇就谈到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即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的AlphaGo机器人击败了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柯洁的那个时刻。这展示了现代AI的能力。但李开复书中也隐伏着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美国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AI应用领域的领导者。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原本是指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事件。该事件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最终美国赢了。那当前的“竞赛”会是什么结果?

李开复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这可能不重要,因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已经发生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应用,而非创新。他写道,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首先,杰出的AI研究者的成果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毕竟,互联网是传播这些理论突破的绝佳引擎,尤其是AI领域的理论突破。

其次,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且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领域盛行一条准则,那就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句著名的座右铭:“行动敏捷,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李开复描述了一个充斥残酷商业竞争和不懈模仿的世界,这已让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击败西方主要竞争对手。他认为,中国这种不断“试错”的商业模式,非常适合在整个经济中推广AI成果。例如,在推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比西方以安全为重的做法有效得多。中国的一窝蜂模式或许效率低一些,但却是有效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中国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快递等服务行业创造了巨大需求。李开复称:“美国的初创企业喜欢循规蹈矩:创建文明的数字平台以便利信息交流。”但中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打拼,不怕把手弄脏。它们整合了线上和线下世界。

第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使企业可以跳过现有的服务。因此,在西方企业还在使用过时技术之际,中国能够普及数字支付系统。

第五,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中国的网民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如果数据当真是AI革命的燃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拥有这种燃料最多的国家。

第六,中国政府抱着支持态度。李开复援引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夏季达沃斯”上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致辞。牛津大学(Oxford)的Jeffrey Ding在其撰写的报告《解密中国AI梦》(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中提到了中国国务院的AI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且甘愿为实现这些目标冒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李开复写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公众不太重视隐私。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中国领导人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必须保护个人隐私(除了他们自己的隐私)。

那美中之间当前这场所谓的“竞赛”正在哪里展开呢?李开复划分了四个方面:“互联网AI”——追踪你在互联网上做什么的AI;“商业AI”——让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数据的AI;“感知AI”——识别周围世界的AI;以及“自动化AI”——在现实世界中与我们互动的AI。他认为,目前中国在第一项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第二项上大幅落后,在第三项上略微领先,在第四项上又是远远落后。但他认为,5年后,中国或将在第一项上略微领先,在第二项上不再落后那么多,在第三项上大幅领先,在最后一项追平美国。在他看来,AI领域再无其他竞争者。

Jeffrey Ding从不同角度分析推动AI发展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硬件、数据、研究和商业生态系统。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潜在用户数量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的AI专家和AI企业数量都约为美国的一半。总的来算,中国的AI潜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Jeffrey Ding着眼的是AI整体发展,而李开复聚焦于AI商业应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一项重要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所创造的“租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往往是短暂的。因此,在AI应用方面,哪个国家走在前面的确很重要。但AI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更大的、与每个国家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正如李开复强调的,AI的发展会带来好处。它不仅为个人带来便利,还可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因材施教,管理能源和交通系统,使法院作出更公正的裁决,等等。

然而,AI也可能引发剧变,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AI未来可能承担的工作(或任务),有许多在目前是由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完成的。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AI将加速中等收入阶层(甚至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的空心化,同时加快私人财富和权力在顶层的日益集中。

然而,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借助于由AI监控的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使高密度的监控和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可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或者说许多商业老大哥)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我们。这种完美的监控或许对中国政府有吸引力。但对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想几十亿人都会这么认为。

李开复坚称,AI与“人工通用智能”(AGI)不同:真正的超级大脑离我们还很遥远。即便如此,现在这种AI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最终或许会得出结论:我们创造了一个怪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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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AI竞赛:谁将领先?

发布日期:2019-04-18 06:25
摘要」沃尔夫:李开复在他的新书中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今年3月底,我第9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这次访问启发了我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评论。但参加该论坛最有价值的是机缘巧合下的意外收获。这次的好运是遇见了李开复(Kai-Fu Lee)——前谷歌(Google)大中华区总裁,现为中国科技领域一位重量级风险投资人。

李开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这本书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将首次处在一场经济大变革——人工智能(AI)革命——的最前沿。

这本书开篇就谈到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即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的AlphaGo机器人击败了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柯洁的那个时刻。这展示了现代AI的能力。但李开复书中也隐伏着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美国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AI应用领域的领导者。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原本是指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事件。该事件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最终美国赢了。那当前的“竞赛”会是什么结果?

李开复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这可能不重要,因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已经发生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应用,而非创新。他写道,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首先,杰出的AI研究者的成果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毕竟,互联网是传播这些理论突破的绝佳引擎,尤其是AI领域的理论突破。

其次,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且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领域盛行一条准则,那就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句著名的座右铭:“行动敏捷,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李开复描述了一个充斥残酷商业竞争和不懈模仿的世界,这已让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击败西方主要竞争对手。他认为,中国这种不断“试错”的商业模式,非常适合在整个经济中推广AI成果。例如,在推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比西方以安全为重的做法有效得多。中国的一窝蜂模式或许效率低一些,但却是有效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中国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快递等服务行业创造了巨大需求。李开复称:“美国的初创企业喜欢循规蹈矩:创建文明的数字平台以便利信息交流。”但中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打拼,不怕把手弄脏。它们整合了线上和线下世界。

第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使企业可以跳过现有的服务。因此,在西方企业还在使用过时技术之际,中国能够普及数字支付系统。

第五,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中国的网民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如果数据当真是AI革命的燃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拥有这种燃料最多的国家。

第六,中国政府抱着支持态度。李开复援引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夏季达沃斯”上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致辞。牛津大学(Oxford)的Jeffrey Ding在其撰写的报告《解密中国AI梦》(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中提到了中国国务院的AI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且甘愿为实现这些目标冒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李开复写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公众不太重视隐私。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中国领导人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必须保护个人隐私(除了他们自己的隐私)。

那美中之间当前这场所谓的“竞赛”正在哪里展开呢?李开复划分了四个方面:“互联网AI”——追踪你在互联网上做什么的AI;“商业AI”——让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数据的AI;“感知AI”——识别周围世界的AI;以及“自动化AI”——在现实世界中与我们互动的AI。他认为,目前中国在第一项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第二项上大幅落后,在第三项上略微领先,在第四项上又是远远落后。但他认为,5年后,中国或将在第一项上略微领先,在第二项上不再落后那么多,在第三项上大幅领先,在最后一项追平美国。在他看来,AI领域再无其他竞争者。

Jeffrey Ding从不同角度分析推动AI发展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硬件、数据、研究和商业生态系统。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潜在用户数量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的AI专家和AI企业数量都约为美国的一半。总的来算,中国的AI潜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Jeffrey Ding着眼的是AI整体发展,而李开复聚焦于AI商业应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一项重要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所创造的“租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往往是短暂的。因此,在AI应用方面,哪个国家走在前面的确很重要。但AI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更大的、与每个国家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正如李开复强调的,AI的发展会带来好处。它不仅为个人带来便利,还可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因材施教,管理能源和交通系统,使法院作出更公正的裁决,等等。

然而,AI也可能引发剧变,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AI未来可能承担的工作(或任务),有许多在目前是由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完成的。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AI将加速中等收入阶层(甚至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的空心化,同时加快私人财富和权力在顶层的日益集中。

然而,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借助于由AI监控的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使高密度的监控和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可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或者说许多商业老大哥)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我们。这种完美的监控或许对中国政府有吸引力。但对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想几十亿人都会这么认为。

李开复坚称,AI与“人工通用智能”(AGI)不同:真正的超级大脑离我们还很遥远。即便如此,现在这种AI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最终或许会得出结论:我们创造了一个怪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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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沃尔夫:李开复在他的新书中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今年3月底,我第9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这次访问启发了我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评论。但参加该论坛最有价值的是机缘巧合下的意外收获。这次的好运是遇见了李开复(Kai-Fu Lee)——前谷歌(Google)大中华区总裁,现为中国科技领域一位重量级风险投资人。

李开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这本书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将首次处在一场经济大变革——人工智能(AI)革命——的最前沿。

这本书开篇就谈到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即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的AlphaGo机器人击败了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柯洁的那个时刻。这展示了现代AI的能力。但李开复书中也隐伏着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美国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AI应用领域的领导者。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原本是指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事件。该事件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最终美国赢了。那当前的“竞赛”会是什么结果?

李开复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这可能不重要,因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已经发生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应用,而非创新。他写道,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首先,杰出的AI研究者的成果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毕竟,互联网是传播这些理论突破的绝佳引擎,尤其是AI领域的理论突破。

其次,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且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领域盛行一条准则,那就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句著名的座右铭:“行动敏捷,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李开复描述了一个充斥残酷商业竞争和不懈模仿的世界,这已让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击败西方主要竞争对手。他认为,中国这种不断“试错”的商业模式,非常适合在整个经济中推广AI成果。例如,在推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比西方以安全为重的做法有效得多。中国的一窝蜂模式或许效率低一些,但却是有效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中国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快递等服务行业创造了巨大需求。李开复称:“美国的初创企业喜欢循规蹈矩:创建文明的数字平台以便利信息交流。”但中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打拼,不怕把手弄脏。它们整合了线上和线下世界。

第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使企业可以跳过现有的服务。因此,在西方企业还在使用过时技术之际,中国能够普及数字支付系统。

第五,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中国的网民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如果数据当真是AI革命的燃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拥有这种燃料最多的国家。

第六,中国政府抱着支持态度。李开复援引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夏季达沃斯”上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致辞。牛津大学(Oxford)的Jeffrey Ding在其撰写的报告《解密中国AI梦》(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中提到了中国国务院的AI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且甘愿为实现这些目标冒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李开复写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公众不太重视隐私。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中国领导人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必须保护个人隐私(除了他们自己的隐私)。

那美中之间当前这场所谓的“竞赛”正在哪里展开呢?李开复划分了四个方面:“互联网AI”——追踪你在互联网上做什么的AI;“商业AI”——让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数据的AI;“感知AI”——识别周围世界的AI;以及“自动化AI”——在现实世界中与我们互动的AI。他认为,目前中国在第一项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第二项上大幅落后,在第三项上略微领先,在第四项上又是远远落后。但他认为,5年后,中国或将在第一项上略微领先,在第二项上不再落后那么多,在第三项上大幅领先,在最后一项追平美国。在他看来,AI领域再无其他竞争者。

Jeffrey Ding从不同角度分析推动AI发展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硬件、数据、研究和商业生态系统。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潜在用户数量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的AI专家和AI企业数量都约为美国的一半。总的来算,中国的AI潜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Jeffrey Ding着眼的是AI整体发展,而李开复聚焦于AI商业应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一项重要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所创造的“租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往往是短暂的。因此,在AI应用方面,哪个国家走在前面的确很重要。但AI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更大的、与每个国家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正如李开复强调的,AI的发展会带来好处。它不仅为个人带来便利,还可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因材施教,管理能源和交通系统,使法院作出更公正的裁决,等等。

然而,AI也可能引发剧变,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AI未来可能承担的工作(或任务),有许多在目前是由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完成的。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AI将加速中等收入阶层(甚至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的空心化,同时加快私人财富和权力在顶层的日益集中。

然而,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借助于由AI监控的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使高密度的监控和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可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或者说许多商业老大哥)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我们。这种完美的监控或许对中国政府有吸引力。但对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想几十亿人都会这么认为。

李开复坚称,AI与“人工通用智能”(AGI)不同:真正的超级大脑离我们还很遥远。即便如此,现在这种AI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最终或许会得出结论:我们创造了一个怪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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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AI竞赛:谁将领先?

发布日期:2019-04-18 06:25
摘要」沃尔夫:李开复在他的新书中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今年3月底,我第9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这次访问启发了我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评论。但参加该论坛最有价值的是机缘巧合下的意外收获。这次的好运是遇见了李开复(Kai-Fu Lee)——前谷歌(Google)大中华区总裁,现为中国科技领域一位重量级风险投资人。

李开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这本书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将首次处在一场经济大变革——人工智能(AI)革命——的最前沿。

这本书开篇就谈到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即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的AlphaGo机器人击败了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柯洁的那个时刻。这展示了现代AI的能力。但李开复书中也隐伏着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美国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AI应用领域的领导者。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原本是指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事件。该事件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最终美国赢了。那当前的“竞赛”会是什么结果?

李开复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这可能不重要,因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已经发生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应用,而非创新。他写道,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首先,杰出的AI研究者的成果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毕竟,互联网是传播这些理论突破的绝佳引擎,尤其是AI领域的理论突破。

其次,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且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领域盛行一条准则,那就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句著名的座右铭:“行动敏捷,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李开复描述了一个充斥残酷商业竞争和不懈模仿的世界,这已让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击败西方主要竞争对手。他认为,中国这种不断“试错”的商业模式,非常适合在整个经济中推广AI成果。例如,在推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比西方以安全为重的做法有效得多。中国的一窝蜂模式或许效率低一些,但却是有效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中国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快递等服务行业创造了巨大需求。李开复称:“美国的初创企业喜欢循规蹈矩:创建文明的数字平台以便利信息交流。”但中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打拼,不怕把手弄脏。它们整合了线上和线下世界。

第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使企业可以跳过现有的服务。因此,在西方企业还在使用过时技术之际,中国能够普及数字支付系统。

第五,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中国的网民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如果数据当真是AI革命的燃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拥有这种燃料最多的国家。

第六,中国政府抱着支持态度。李开复援引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夏季达沃斯”上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致辞。牛津大学(Oxford)的Jeffrey Ding在其撰写的报告《解密中国AI梦》(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中提到了中国国务院的AI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且甘愿为实现这些目标冒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李开复写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公众不太重视隐私。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中国领导人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必须保护个人隐私(除了他们自己的隐私)。

那美中之间当前这场所谓的“竞赛”正在哪里展开呢?李开复划分了四个方面:“互联网AI”——追踪你在互联网上做什么的AI;“商业AI”——让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数据的AI;“感知AI”——识别周围世界的AI;以及“自动化AI”——在现实世界中与我们互动的AI。他认为,目前中国在第一项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第二项上大幅落后,在第三项上略微领先,在第四项上又是远远落后。但他认为,5年后,中国或将在第一项上略微领先,在第二项上不再落后那么多,在第三项上大幅领先,在最后一项追平美国。在他看来,AI领域再无其他竞争者。

Jeffrey Ding从不同角度分析推动AI发展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硬件、数据、研究和商业生态系统。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潜在用户数量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的AI专家和AI企业数量都约为美国的一半。总的来算,中国的AI潜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Jeffrey Ding着眼的是AI整体发展,而李开复聚焦于AI商业应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一项重要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所创造的“租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往往是短暂的。因此,在AI应用方面,哪个国家走在前面的确很重要。但AI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更大的、与每个国家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正如李开复强调的,AI的发展会带来好处。它不仅为个人带来便利,还可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因材施教,管理能源和交通系统,使法院作出更公正的裁决,等等。

然而,AI也可能引发剧变,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AI未来可能承担的工作(或任务),有许多在目前是由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完成的。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AI将加速中等收入阶层(甚至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的空心化,同时加快私人财富和权力在顶层的日益集中。

然而,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借助于由AI监控的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使高密度的监控和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可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或者说许多商业老大哥)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我们。这种完美的监控或许对中国政府有吸引力。但对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想几十亿人都会这么认为。

李开复坚称,AI与“人工通用智能”(AGI)不同:真正的超级大脑离我们还很遥远。即便如此,现在这种AI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最终或许会得出结论:我们创造了一个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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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沃尔夫:李开复在他的新书中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当前最关键的是应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撰文 /  马丁•沃尔夫

■ 今年3月底,我第9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这次访问启发了我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评论。但参加该论坛最有价值的是机缘巧合下的意外收获。这次的好运是遇见了李开复(Kai-Fu Lee)——前谷歌(Google)大中华区总裁,现为中国科技领域一位重量级风险投资人。

李开复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新世界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这本书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主题: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将首次处在一场经济大变革——人工智能(AI)革命——的最前沿。

这本书开篇就谈到了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即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的AlphaGo机器人击败了世界顶级围棋棋手柯洁的那个时刻。这展示了现代AI的能力。但李开复书中也隐伏着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美国将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全球AI应用领域的领导者。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原本是指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事件。该事件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最终美国赢了。那当前的“竞赛”会是什么结果?

李开复并未断言中国将引领AI领域的基础创新。但这可能不重要,因为重大的理论突破已经发生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应用,而非创新。他写道,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

首先,杰出的AI研究者的成果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毕竟,互联网是传播这些理论突破的绝佳引擎,尤其是AI领域的理论突破。

其次,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且充满创业精神的经济领域盛行一条准则,那就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句著名的座右铭:“行动敏捷,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李开复描述了一个充斥残酷商业竞争和不懈模仿的世界,这已让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击败西方主要竞争对手。他认为,中国这种不断“试错”的商业模式,非常适合在整个经济中推广AI成果。例如,在推行自动驾驶汽车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比西方以安全为重的做法有效得多。中国的一窝蜂模式或许效率低一些,但却是有效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中国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快递等服务行业创造了巨大需求。李开复称:“美国的初创企业喜欢循规蹈矩:创建文明的数字平台以便利信息交流。”但中国公司在现实世界中打拼,不怕把手弄脏。它们整合了线上和线下世界。

第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使企业可以跳过现有的服务。因此,在西方企业还在使用过时技术之际,中国能够普及数字支付系统。

第五,中国拥有规模优势。中国的网民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如果数据当真是AI革命的燃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拥有这种燃料最多的国家。

第六,中国政府抱着支持态度。李开复援引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夏季达沃斯”上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致辞。牛津大学(Oxford)的Jeffrey Ding在其撰写的报告《解密中国AI梦》(Deciphering China’s AI Dream)中提到了中国国务院的AI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且甘愿为实现这些目标冒险。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容易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李开复写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公众不太重视隐私。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中国领导人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必须保护个人隐私(除了他们自己的隐私)。

那美中之间当前这场所谓的“竞赛”正在哪里展开呢?李开复划分了四个方面:“互联网AI”——追踪你在互联网上做什么的AI;“商业AI”——让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数据的AI;“感知AI”——识别周围世界的AI;以及“自动化AI”——在现实世界中与我们互动的AI。他认为,目前中国在第一项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第二项上大幅落后,在第三项上略微领先,在第四项上又是远远落后。但他认为,5年后,中国或将在第一项上略微领先,在第二项上不再落后那么多,在第三项上大幅领先,在最后一项追平美国。在他看来,AI领域再无其他竞争者。

Jeffrey Ding从不同角度分析推动AI发展的因素。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硬件、数据、研究和商业生态系统。中国在半导体生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潜在用户数量上领先于美国,中国的AI专家和AI企业数量都约为美国的一半。总的来算,中国的AI潜力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但Jeffrey Ding着眼的是AI整体发展,而李开复聚焦于AI商业应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一项重要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所创造的“租金”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往往是短暂的。因此,在AI应用方面,哪个国家走在前面的确很重要。但AI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更大的、与每个国家都息息相关的问题。

正如李开复强调的,AI的发展会带来好处。它不仅为个人带来便利,还可以提高医疗诊断水平,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因材施教,管理能源和交通系统,使法院作出更公正的裁决,等等。

然而,AI也可能引发剧变,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AI未来可能承担的工作(或任务),有许多在目前是由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完成的。人们似乎有理由担心,AI将加速中等收入阶层(甚至可能是中上收入阶层)的空心化,同时加快私人财富和权力在顶层的日益集中。

然而,最重要的后果也许是借助于由AI监控的移动设备和传感器,使高密度的监控和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可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老大哥”(或者说许多商业老大哥)可能时时刻刻盯着我们。这种完美的监控或许对中国政府有吸引力。但对我来说,这非常可怕,我想几十亿人都会这么认为。

李开复坚称,AI与“人工通用智能”(AGI)不同:真正的超级大脑离我们还很遥远。即便如此,现在这种AI带来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最终或许会得出结论:我们创造了一个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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