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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奥斯卡梦“有多远?

发布日期:2019-02-25 11:47
摘要」刘裘蒂:中国电影票房层层攀高,但中国电影为何离奥斯卡越来越远?



撰文 / 刘裘蒂

■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时间2月24日,以明星红毯和舞台巨制,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在此前夕,《好莱坞报道》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 姑且不论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中国人是否有与“诺贝尔焦虑”对等的“奥斯卡焦虑”,但是这个问题的确道出了中国影迷和关心中国软实力人士的心结。

中国奥斯卡之问

《好莱坞报道》评论提出了一个经典的“中国奥斯卡之问”:为何在中国票房进入一片盛景,中国成为电影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奥斯卡缘却大跌?

说老实话,在我的心目中,奥斯卡奖并不代表世界上衡量电影成就的最好的一把标尺,但是推动奥斯卡奖的过程,反应了政府战略性的价值观,加上近年来在国际电影节出彩的中国电影似乎与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大相径庭,让人关切中国是否会离“奥斯卡梦”越来越远?


奥斯卡的品味,基本上比以”艺术气质“取胜的欧洲电影节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更倾向于商业大片。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的奥斯卡奖项由专业的委员会(如演员委员会、导演委员会)投票选出入围名单,最终再由美国影艺学院全体会员投票选出得奖作品,因此奥斯卡奖多少反映了美国电影从业者和主流观众的品味。众所周知,美国主流观众对于带字幕的外语片一向不“感冒”。

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机制

最佳外语片算是奥斯卡少有的例外,与其他奖项的“普选”过程有别,是由少数的评审委员筛选和有资格的会员投票决定:先选出9名初步筛选名单,再由30名另行组织的评审委员选出5名入围者,最终得奖结果的投票权仅限于实际参加所有五部提名影片放映展的美国影艺学院现任和终身成员,仅在录像带或DVD上观看过外语电影作品的成员没有资格投票。

主办奥斯卡的美国影艺学院每年邀请各个国家推派一部剧情片来角逐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种”国家代表“的形式,使得奥斯卡外语片成为”奥林匹克“式的竞技场,在国家提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色彩“。

一国推荐一部影片的局限向来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多产的电影大国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可能各有多个有实力参选的作品,但却受限于每国最多仅能获得一个提名。另外受到艺术界人士微词的是,由国家官方推派的影片可能会受到政治或其他非艺术因素考虑所左右。

然而支持一国一部制的人士则认为,这种制度能保护较小国家能得以和电影多产的国家相庭抗礼,让一些电影产量不多的国家有机会展示它们的特色作品。

从数据上来看,即使在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奥斯卡外语片奖还是反映了“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因此欧洲国家素来有优势:意大利获奖次数居首(13次),接下来是法国(12次),从1982年以来西班牙得奖频率增加,总共4部影片获奖。

亚洲国家以日本成果最为突出,到1955年为止共有三部武士片获奖,见证了日本武士片辉煌时期,之后日本片曾经多次入围,如 《智惠子抄》(1967)、《影武者》(1980),但这些片子仅获提名并未得奖。今年《小偷家族》是获得提名的五部外语片之一。

华语片曾经获得提名的包括,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代表香港,1993年《霸王别姬》和《喜宴》分别代表香港和台湾,1994年《饮食男女》代表台湾。代表中国大陆获得提名的则有张艺谋的《菊豆》和《英雄》。

但是即使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偏见”,即使奥斯卡奖不是证明软实力的“神器”,我认为这还是难得的突破文化重围的竞技场,仍然值得去争取。


中国的选择

2018年,中国派出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是《战狼2》,从票房和国内声望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从奥斯卡攻略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招险棋。除非是故意要向奥斯卡委员会挑衅,炫耀中国人可以有与西方人完全不能焊合的“中国特色品味”,《战狼2》可以说是当年最不具有奥斯卡相的中国电影。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战狼2》是具有攻击性的“反白人”民族主义电影。这个标签对于中国想要借由电影作品提高国际形象并非有利。

今年中国派出了姜文的《邪不压正》,在87个角逐的国家作品中,没有进入初选名单中的9名,自然更遑论进入提名名单。《邪不压正》(IMDb 6.5分) 被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综艺》杂志评为“滚轴但空虚”,在去年10月宣布将代表中国进攻奥斯卡时,很多影评人问《我不是药神》(IMDb 8.1分)或《江湖儿女》(IMDb 7.0分)是否更为适选?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派出选手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80和1990年代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天下,张艺谋的《菊豆》在1990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奥斯卡提名,他的《英雄》在2002年也拿到了提名。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急切地想要在国际的舞台上施展文化软实力,并且中国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说前所未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好莱坞报道》指出,从201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时候开始,中国提交的奥斯卡参选作品却“让人困惑地自我挫败”。

目前为止,唯一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语电影是《卧虎藏龙》,由具有美国历练的台湾导演李安与美国/亚洲团队携手合作的作品,其生产过程和受到的政策影响和中国制作的电影显然不同,但是《卧虎藏龙》的获奖,也形成接下来数年中国咬定以大卡司大制作大预算的“武侠公式”进攻奥斯卡的趋势,《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天地英雄》(2003)、《无极》(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金陵十三钗》(2011),用同样的异国风情和文化猎奇类型片套路来喂养所谓的“奥斯卡口味”。

在2012年之后,由于整体大政策方向的异动,中国遴选奥斯卡选手电影开始以宣传正能量和打造中国国际形象为主要考虑,2013是《一九四二》,2014是《夜莺》,2015年中国的首选是中法合作的《狼图腾》,但是主办方因为参与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主力而拒绝,而替代的《滚蛋吧!肿瘤君》被认为是代表“正能量”,而不是影评人较为看重的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到了2016年《大唐玄奘》随着一带一路的口号变成中国的“冲奥大使”。

《好莱坞报道》并不认为中国目前还未实现奥斯卡梦纯属质量上的问题,挑出了2013年以来比较具有国际电影相的作品如: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戛纳最佳编剧奖);张艺谋的《归来》(2014);刁亦男的《白日焰火》(2014 柏林金熊奖);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 。

然而《好莱坞报道》认为经过一个“不透明、变化莫测”的官方选拔过程,有时候甚至要靠“关系游说”,遴选的标准实际不像是基于艺术成就或美学标准,而是促进合作制作或鼓捣民族主义,因此经常造成让人搔头的结果。

《好莱坞报道》在专文中引用了南加州大学的专门研究中国娱乐产业的骆思典教授(Stanley Rosen)的话:“中国的一切都必须政治化,结果是为此而做的选择,要么是为了推进一些政治议程,要么是因为某部电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并且避免任何可能对中国有负面报道的作品。”

去年当中国派出吴京的《战狼2》参选时,了解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于此片反应的人都挠着脑袋,无言以对。我并不否定《战狼2》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和它所传达的中国式超级英雄的突破,但是它所爆棚的“虽远必诛”的凶劲儿对于中国国际形象恐怕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是《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虽然并不完美,却能提醒我们其实存在着其他不用叫嚣着威胁,反而更能表达真正软实力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随着票房的成功,最近《流浪地球》受到官方高调吹捧,这部电影虽然有些“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如未来的人类世界是共产社会,中国在地球联合政府扮演领军地位,正如我在《西方影评怎么看〈流浪地球〉》?一文中指出的,美国影评人大抵能够接受这部片子中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妥善包装的大中华意识。但是如果现在官方和舆论附会宣传其中响应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可能适得其反,引起误读,把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更加“政治化”,使得原本的电影软实力“武器化”。也就是说,《流浪地球》被“超规格”政治化后可能反而坏事。

在此同时,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技术原因”被撤出,令很多西方媒体质疑是否真实原因是涉及“文革”时代的敏感问题。如果撤出的初心是为了保护国家形象,反讽的是,恐怕临时撤下所造成的形象伤害,远远超出电影内容被假设可能造成的“伤害”。

两部电影遭受到的对比待遇,可能来自于某种基于政治考量对于“给中国长脸”的既定看法。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外的态度源于自我的投射,很多时候甚至国内与外界的视角已经严重脱节。在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光彩的社会现象,在外边看来如果透过艺术的呈现,勇于面对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值得赞赏。

反讽的是,在外界看来,中国越是害怕任何对中国形象“不利”的叙事,越是对中国的形象有损:在世界眼睛里的中国,仿佛成了经不起任何质疑的”玻璃心”,反而变成缺乏自信的表现。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由官方主导的“主旋律”是否越来越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美学“脱节”?过度抛光“国家形象”而缺乏个人意志的输出,整体而言容易造成“去人性化”的刻板印象,并导致对受众的疏离,最终是适得其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之间目前存在了对于电影艺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和欧洲,电影的成就是基于作品的娱乐和艺术成就,但是在中国,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发挥宣传的作用。

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必须面对意识形态对从创作制作到资金运作种种方面形成的不同限制,不但有百般禁忌,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波动,也会形成不确定性,创作者和制作团队花在揣摩审查机构的思维、以及高层领导好恶的功夫上,不少于实际创作的时间,也因此在基础上造成与国外(特别是美国)观众的分割线。

与其绞尽脑汁地揣测奥斯卡投票会员的口味,或是烧脑地想要打磨国家的形象,不如踏踏实实地让电影和艺术、让创作者透过作品说话。

中国如果要向“奥斯卡梦”迈进,这是一个秘诀:虽然艺术作品经常会牵涉到政治议题,但是最终考量如何展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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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裘蒂:中国电影票房层层攀高,但中国电影为何离奥斯卡越来越远?



撰文 / 刘裘蒂

■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时间2月24日,以明星红毯和舞台巨制,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在此前夕,《好莱坞报道》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 姑且不论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中国人是否有与“诺贝尔焦虑”对等的“奥斯卡焦虑”,但是这个问题的确道出了中国影迷和关心中国软实力人士的心结。

中国奥斯卡之问

《好莱坞报道》评论提出了一个经典的“中国奥斯卡之问”:为何在中国票房进入一片盛景,中国成为电影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奥斯卡缘却大跌?

说老实话,在我的心目中,奥斯卡奖并不代表世界上衡量电影成就的最好的一把标尺,但是推动奥斯卡奖的过程,反应了政府战略性的价值观,加上近年来在国际电影节出彩的中国电影似乎与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大相径庭,让人关切中国是否会离“奥斯卡梦”越来越远?


奥斯卡的品味,基本上比以”艺术气质“取胜的欧洲电影节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更倾向于商业大片。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的奥斯卡奖项由专业的委员会(如演员委员会、导演委员会)投票选出入围名单,最终再由美国影艺学院全体会员投票选出得奖作品,因此奥斯卡奖多少反映了美国电影从业者和主流观众的品味。众所周知,美国主流观众对于带字幕的外语片一向不“感冒”。

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机制

最佳外语片算是奥斯卡少有的例外,与其他奖项的“普选”过程有别,是由少数的评审委员筛选和有资格的会员投票决定:先选出9名初步筛选名单,再由30名另行组织的评审委员选出5名入围者,最终得奖结果的投票权仅限于实际参加所有五部提名影片放映展的美国影艺学院现任和终身成员,仅在录像带或DVD上观看过外语电影作品的成员没有资格投票。

主办奥斯卡的美国影艺学院每年邀请各个国家推派一部剧情片来角逐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种”国家代表“的形式,使得奥斯卡外语片成为”奥林匹克“式的竞技场,在国家提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色彩“。

一国推荐一部影片的局限向来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多产的电影大国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可能各有多个有实力参选的作品,但却受限于每国最多仅能获得一个提名。另外受到艺术界人士微词的是,由国家官方推派的影片可能会受到政治或其他非艺术因素考虑所左右。

然而支持一国一部制的人士则认为,这种制度能保护较小国家能得以和电影多产的国家相庭抗礼,让一些电影产量不多的国家有机会展示它们的特色作品。

从数据上来看,即使在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奥斯卡外语片奖还是反映了“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因此欧洲国家素来有优势:意大利获奖次数居首(13次),接下来是法国(12次),从1982年以来西班牙得奖频率增加,总共4部影片获奖。

亚洲国家以日本成果最为突出,到1955年为止共有三部武士片获奖,见证了日本武士片辉煌时期,之后日本片曾经多次入围,如 《智惠子抄》(1967)、《影武者》(1980),但这些片子仅获提名并未得奖。今年《小偷家族》是获得提名的五部外语片之一。

华语片曾经获得提名的包括,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代表香港,1993年《霸王别姬》和《喜宴》分别代表香港和台湾,1994年《饮食男女》代表台湾。代表中国大陆获得提名的则有张艺谋的《菊豆》和《英雄》。

但是即使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偏见”,即使奥斯卡奖不是证明软实力的“神器”,我认为这还是难得的突破文化重围的竞技场,仍然值得去争取。


中国的选择

2018年,中国派出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是《战狼2》,从票房和国内声望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从奥斯卡攻略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招险棋。除非是故意要向奥斯卡委员会挑衅,炫耀中国人可以有与西方人完全不能焊合的“中国特色品味”,《战狼2》可以说是当年最不具有奥斯卡相的中国电影。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战狼2》是具有攻击性的“反白人”民族主义电影。这个标签对于中国想要借由电影作品提高国际形象并非有利。

今年中国派出了姜文的《邪不压正》,在87个角逐的国家作品中,没有进入初选名单中的9名,自然更遑论进入提名名单。《邪不压正》(IMDb 6.5分) 被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综艺》杂志评为“滚轴但空虚”,在去年10月宣布将代表中国进攻奥斯卡时,很多影评人问《我不是药神》(IMDb 8.1分)或《江湖儿女》(IMDb 7.0分)是否更为适选?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派出选手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80和1990年代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天下,张艺谋的《菊豆》在1990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奥斯卡提名,他的《英雄》在2002年也拿到了提名。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急切地想要在国际的舞台上施展文化软实力,并且中国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说前所未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好莱坞报道》指出,从201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时候开始,中国提交的奥斯卡参选作品却“让人困惑地自我挫败”。

目前为止,唯一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语电影是《卧虎藏龙》,由具有美国历练的台湾导演李安与美国/亚洲团队携手合作的作品,其生产过程和受到的政策影响和中国制作的电影显然不同,但是《卧虎藏龙》的获奖,也形成接下来数年中国咬定以大卡司大制作大预算的“武侠公式”进攻奥斯卡的趋势,《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天地英雄》(2003)、《无极》(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金陵十三钗》(2011),用同样的异国风情和文化猎奇类型片套路来喂养所谓的“奥斯卡口味”。

在2012年之后,由于整体大政策方向的异动,中国遴选奥斯卡选手电影开始以宣传正能量和打造中国国际形象为主要考虑,2013是《一九四二》,2014是《夜莺》,2015年中国的首选是中法合作的《狼图腾》,但是主办方因为参与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主力而拒绝,而替代的《滚蛋吧!肿瘤君》被认为是代表“正能量”,而不是影评人较为看重的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到了2016年《大唐玄奘》随着一带一路的口号变成中国的“冲奥大使”。

《好莱坞报道》并不认为中国目前还未实现奥斯卡梦纯属质量上的问题,挑出了2013年以来比较具有国际电影相的作品如: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戛纳最佳编剧奖);张艺谋的《归来》(2014);刁亦男的《白日焰火》(2014 柏林金熊奖);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 。

然而《好莱坞报道》认为经过一个“不透明、变化莫测”的官方选拔过程,有时候甚至要靠“关系游说”,遴选的标准实际不像是基于艺术成就或美学标准,而是促进合作制作或鼓捣民族主义,因此经常造成让人搔头的结果。

《好莱坞报道》在专文中引用了南加州大学的专门研究中国娱乐产业的骆思典教授(Stanley Rosen)的话:“中国的一切都必须政治化,结果是为此而做的选择,要么是为了推进一些政治议程,要么是因为某部电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并且避免任何可能对中国有负面报道的作品。”

去年当中国派出吴京的《战狼2》参选时,了解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于此片反应的人都挠着脑袋,无言以对。我并不否定《战狼2》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和它所传达的中国式超级英雄的突破,但是它所爆棚的“虽远必诛”的凶劲儿对于中国国际形象恐怕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是《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虽然并不完美,却能提醒我们其实存在着其他不用叫嚣着威胁,反而更能表达真正软实力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随着票房的成功,最近《流浪地球》受到官方高调吹捧,这部电影虽然有些“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如未来的人类世界是共产社会,中国在地球联合政府扮演领军地位,正如我在《西方影评怎么看〈流浪地球〉》?一文中指出的,美国影评人大抵能够接受这部片子中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妥善包装的大中华意识。但是如果现在官方和舆论附会宣传其中响应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可能适得其反,引起误读,把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更加“政治化”,使得原本的电影软实力“武器化”。也就是说,《流浪地球》被“超规格”政治化后可能反而坏事。

在此同时,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技术原因”被撤出,令很多西方媒体质疑是否真实原因是涉及“文革”时代的敏感问题。如果撤出的初心是为了保护国家形象,反讽的是,恐怕临时撤下所造成的形象伤害,远远超出电影内容被假设可能造成的“伤害”。

两部电影遭受到的对比待遇,可能来自于某种基于政治考量对于“给中国长脸”的既定看法。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外的态度源于自我的投射,很多时候甚至国内与外界的视角已经严重脱节。在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光彩的社会现象,在外边看来如果透过艺术的呈现,勇于面对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值得赞赏。

反讽的是,在外界看来,中国越是害怕任何对中国形象“不利”的叙事,越是对中国的形象有损:在世界眼睛里的中国,仿佛成了经不起任何质疑的”玻璃心”,反而变成缺乏自信的表现。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由官方主导的“主旋律”是否越来越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美学“脱节”?过度抛光“国家形象”而缺乏个人意志的输出,整体而言容易造成“去人性化”的刻板印象,并导致对受众的疏离,最终是适得其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之间目前存在了对于电影艺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和欧洲,电影的成就是基于作品的娱乐和艺术成就,但是在中国,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发挥宣传的作用。

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必须面对意识形态对从创作制作到资金运作种种方面形成的不同限制,不但有百般禁忌,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波动,也会形成不确定性,创作者和制作团队花在揣摩审查机构的思维、以及高层领导好恶的功夫上,不少于实际创作的时间,也因此在基础上造成与国外(特别是美国)观众的分割线。

与其绞尽脑汁地揣测奥斯卡投票会员的口味,或是烧脑地想要打磨国家的形象,不如踏踏实实地让电影和艺术、让创作者透过作品说话。

中国如果要向“奥斯卡梦”迈进,这是一个秘诀:虽然艺术作品经常会牵涉到政治议题,但是最终考量如何展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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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斯卡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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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外语片算是奥斯卡少有的例外,与其他奖项的“普选”过程有别,是由少数的评审委员筛选和有资格的会员投票决定:先选出9名初步筛选名单,再由30名另行组织的评审委员选出5名入围者,最终得奖结果的投票权仅限于实际参加所有五部提名影片放映展的美国影艺学院现任和终身成员,仅在录像带或DVD上观看过外语电影作品的成员没有资格投票。

主办奥斯卡的美国影艺学院每年邀请各个国家推派一部剧情片来角逐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种”国家代表“的形式,使得奥斯卡外语片成为”奥林匹克“式的竞技场,在国家提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色彩“。

一国推荐一部影片的局限向来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多产的电影大国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可能各有多个有实力参选的作品,但却受限于每国最多仅能获得一个提名。另外受到艺术界人士微词的是,由国家官方推派的影片可能会受到政治或其他非艺术因素考虑所左右。

然而支持一国一部制的人士则认为,这种制度能保护较小国家能得以和电影多产的国家相庭抗礼,让一些电影产量不多的国家有机会展示它们的特色作品。

从数据上来看,即使在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奥斯卡外语片奖还是反映了“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因此欧洲国家素来有优势:意大利获奖次数居首(13次),接下来是法国(12次),从1982年以来西班牙得奖频率增加,总共4部影片获奖。

亚洲国家以日本成果最为突出,到1955年为止共有三部武士片获奖,见证了日本武士片辉煌时期,之后日本片曾经多次入围,如 《智惠子抄》(1967)、《影武者》(1980),但这些片子仅获提名并未得奖。今年《小偷家族》是获得提名的五部外语片之一。

华语片曾经获得提名的包括,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代表香港,1993年《霸王别姬》和《喜宴》分别代表香港和台湾,1994年《饮食男女》代表台湾。代表中国大陆获得提名的则有张艺谋的《菊豆》和《英雄》。

但是即使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偏见”,即使奥斯卡奖不是证明软实力的“神器”,我认为这还是难得的突破文化重围的竞技场,仍然值得去争取。


中国的选择

2018年,中国派出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是《战狼2》,从票房和国内声望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从奥斯卡攻略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招险棋。除非是故意要向奥斯卡委员会挑衅,炫耀中国人可以有与西方人完全不能焊合的“中国特色品味”,《战狼2》可以说是当年最不具有奥斯卡相的中国电影。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战狼2》是具有攻击性的“反白人”民族主义电影。这个标签对于中国想要借由电影作品提高国际形象并非有利。

今年中国派出了姜文的《邪不压正》,在87个角逐的国家作品中,没有进入初选名单中的9名,自然更遑论进入提名名单。《邪不压正》(IMDb 6.5分) 被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综艺》杂志评为“滚轴但空虚”,在去年10月宣布将代表中国进攻奥斯卡时,很多影评人问《我不是药神》(IMDb 8.1分)或《江湖儿女》(IMDb 7.0分)是否更为适选?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派出选手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80和1990年代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天下,张艺谋的《菊豆》在1990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奥斯卡提名,他的《英雄》在2002年也拿到了提名。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急切地想要在国际的舞台上施展文化软实力,并且中国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说前所未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好莱坞报道》指出,从201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时候开始,中国提交的奥斯卡参选作品却“让人困惑地自我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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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之后,由于整体大政策方向的异动,中国遴选奥斯卡选手电影开始以宣传正能量和打造中国国际形象为主要考虑,2013是《一九四二》,2014是《夜莺》,2015年中国的首选是中法合作的《狼图腾》,但是主办方因为参与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主力而拒绝,而替代的《滚蛋吧!肿瘤君》被认为是代表“正能量”,而不是影评人较为看重的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到了2016年《大唐玄奘》随着一带一路的口号变成中国的“冲奥大使”。

《好莱坞报道》并不认为中国目前还未实现奥斯卡梦纯属质量上的问题,挑出了2013年以来比较具有国际电影相的作品如: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戛纳最佳编剧奖);张艺谋的《归来》(2014);刁亦男的《白日焰火》(2014 柏林金熊奖);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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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报道》在专文中引用了南加州大学的专门研究中国娱乐产业的骆思典教授(Stanley Rosen)的话:“中国的一切都必须政治化,结果是为此而做的选择,要么是为了推进一些政治议程,要么是因为某部电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并且避免任何可能对中国有负面报道的作品。”

去年当中国派出吴京的《战狼2》参选时,了解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于此片反应的人都挠着脑袋,无言以对。我并不否定《战狼2》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和它所传达的中国式超级英雄的突破,但是它所爆棚的“虽远必诛”的凶劲儿对于中国国际形象恐怕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是《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虽然并不完美,却能提醒我们其实存在着其他不用叫嚣着威胁,反而更能表达真正软实力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随着票房的成功,最近《流浪地球》受到官方高调吹捧,这部电影虽然有些“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如未来的人类世界是共产社会,中国在地球联合政府扮演领军地位,正如我在《西方影评怎么看〈流浪地球〉》?一文中指出的,美国影评人大抵能够接受这部片子中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妥善包装的大中华意识。但是如果现在官方和舆论附会宣传其中响应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可能适得其反,引起误读,把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更加“政治化”,使得原本的电影软实力“武器化”。也就是说,《流浪地球》被“超规格”政治化后可能反而坏事。

在此同时,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技术原因”被撤出,令很多西方媒体质疑是否真实原因是涉及“文革”时代的敏感问题。如果撤出的初心是为了保护国家形象,反讽的是,恐怕临时撤下所造成的形象伤害,远远超出电影内容被假设可能造成的“伤害”。

两部电影遭受到的对比待遇,可能来自于某种基于政治考量对于“给中国长脸”的既定看法。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外的态度源于自我的投射,很多时候甚至国内与外界的视角已经严重脱节。在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光彩的社会现象,在外边看来如果透过艺术的呈现,勇于面对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值得赞赏。

反讽的是,在外界看来,中国越是害怕任何对中国形象“不利”的叙事,越是对中国的形象有损:在世界眼睛里的中国,仿佛成了经不起任何质疑的”玻璃心”,反而变成缺乏自信的表现。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由官方主导的“主旋律”是否越来越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美学“脱节”?过度抛光“国家形象”而缺乏个人意志的输出,整体而言容易造成“去人性化”的刻板印象,并导致对受众的疏离,最终是适得其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之间目前存在了对于电影艺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和欧洲,电影的成就是基于作品的娱乐和艺术成就,但是在中国,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发挥宣传的作用。

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必须面对意识形态对从创作制作到资金运作种种方面形成的不同限制,不但有百般禁忌,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波动,也会形成不确定性,创作者和制作团队花在揣摩审查机构的思维、以及高层领导好恶的功夫上,不少于实际创作的时间,也因此在基础上造成与国外(特别是美国)观众的分割线。

与其绞尽脑汁地揣测奥斯卡投票会员的口味,或是烧脑地想要打磨国家的形象,不如踏踏实实地让电影和艺术、让创作者透过作品说话。

中国如果要向“奥斯卡梦”迈进,这是一个秘诀:虽然艺术作品经常会牵涉到政治议题,但是最终考量如何展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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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奥斯卡梦“有多远?

发布日期:2019-02-25 11:47
摘要」刘裘蒂:中国电影票房层层攀高,但中国电影为何离奥斯卡越来越远?



撰文 / 刘裘蒂

■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时间2月24日,以明星红毯和舞台巨制,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在此前夕,《好莱坞报道》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 姑且不论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中国人是否有与“诺贝尔焦虑”对等的“奥斯卡焦虑”,但是这个问题的确道出了中国影迷和关心中国软实力人士的心结。

中国奥斯卡之问

《好莱坞报道》评论提出了一个经典的“中国奥斯卡之问”:为何在中国票房进入一片盛景,中国成为电影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奥斯卡缘却大跌?

说老实话,在我的心目中,奥斯卡奖并不代表世界上衡量电影成就的最好的一把标尺,但是推动奥斯卡奖的过程,反应了政府战略性的价值观,加上近年来在国际电影节出彩的中国电影似乎与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大相径庭,让人关切中国是否会离“奥斯卡梦”越来越远?


奥斯卡的品味,基本上比以”艺术气质“取胜的欧洲电影节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更倾向于商业大片。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的奥斯卡奖项由专业的委员会(如演员委员会、导演委员会)投票选出入围名单,最终再由美国影艺学院全体会员投票选出得奖作品,因此奥斯卡奖多少反映了美国电影从业者和主流观众的品味。众所周知,美国主流观众对于带字幕的外语片一向不“感冒”。

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机制

最佳外语片算是奥斯卡少有的例外,与其他奖项的“普选”过程有别,是由少数的评审委员筛选和有资格的会员投票决定:先选出9名初步筛选名单,再由30名另行组织的评审委员选出5名入围者,最终得奖结果的投票权仅限于实际参加所有五部提名影片放映展的美国影艺学院现任和终身成员,仅在录像带或DVD上观看过外语电影作品的成员没有资格投票。

主办奥斯卡的美国影艺学院每年邀请各个国家推派一部剧情片来角逐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种”国家代表“的形式,使得奥斯卡外语片成为”奥林匹克“式的竞技场,在国家提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色彩“。

一国推荐一部影片的局限向来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多产的电影大国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可能各有多个有实力参选的作品,但却受限于每国最多仅能获得一个提名。另外受到艺术界人士微词的是,由国家官方推派的影片可能会受到政治或其他非艺术因素考虑所左右。

然而支持一国一部制的人士则认为,这种制度能保护较小国家能得以和电影多产的国家相庭抗礼,让一些电影产量不多的国家有机会展示它们的特色作品。

从数据上来看,即使在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奥斯卡外语片奖还是反映了“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因此欧洲国家素来有优势:意大利获奖次数居首(13次),接下来是法国(12次),从1982年以来西班牙得奖频率增加,总共4部影片获奖。

亚洲国家以日本成果最为突出,到1955年为止共有三部武士片获奖,见证了日本武士片辉煌时期,之后日本片曾经多次入围,如 《智惠子抄》(1967)、《影武者》(1980),但这些片子仅获提名并未得奖。今年《小偷家族》是获得提名的五部外语片之一。

华语片曾经获得提名的包括,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代表香港,1993年《霸王别姬》和《喜宴》分别代表香港和台湾,1994年《饮食男女》代表台湾。代表中国大陆获得提名的则有张艺谋的《菊豆》和《英雄》。

但是即使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偏见”,即使奥斯卡奖不是证明软实力的“神器”,我认为这还是难得的突破文化重围的竞技场,仍然值得去争取。


中国的选择

2018年,中国派出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是《战狼2》,从票房和国内声望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从奥斯卡攻略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招险棋。除非是故意要向奥斯卡委员会挑衅,炫耀中国人可以有与西方人完全不能焊合的“中国特色品味”,《战狼2》可以说是当年最不具有奥斯卡相的中国电影。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战狼2》是具有攻击性的“反白人”民族主义电影。这个标签对于中国想要借由电影作品提高国际形象并非有利。

今年中国派出了姜文的《邪不压正》,在87个角逐的国家作品中,没有进入初选名单中的9名,自然更遑论进入提名名单。《邪不压正》(IMDb 6.5分) 被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综艺》杂志评为“滚轴但空虚”,在去年10月宣布将代表中国进攻奥斯卡时,很多影评人问《我不是药神》(IMDb 8.1分)或《江湖儿女》(IMDb 7.0分)是否更为适选?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派出选手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80和1990年代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天下,张艺谋的《菊豆》在1990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奥斯卡提名,他的《英雄》在2002年也拿到了提名。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急切地想要在国际的舞台上施展文化软实力,并且中国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说前所未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好莱坞报道》指出,从201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时候开始,中国提交的奥斯卡参选作品却“让人困惑地自我挫败”。

目前为止,唯一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语电影是《卧虎藏龙》,由具有美国历练的台湾导演李安与美国/亚洲团队携手合作的作品,其生产过程和受到的政策影响和中国制作的电影显然不同,但是《卧虎藏龙》的获奖,也形成接下来数年中国咬定以大卡司大制作大预算的“武侠公式”进攻奥斯卡的趋势,《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天地英雄》(2003)、《无极》(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金陵十三钗》(2011),用同样的异国风情和文化猎奇类型片套路来喂养所谓的“奥斯卡口味”。

在2012年之后,由于整体大政策方向的异动,中国遴选奥斯卡选手电影开始以宣传正能量和打造中国国际形象为主要考虑,2013是《一九四二》,2014是《夜莺》,2015年中国的首选是中法合作的《狼图腾》,但是主办方因为参与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主力而拒绝,而替代的《滚蛋吧!肿瘤君》被认为是代表“正能量”,而不是影评人较为看重的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到了2016年《大唐玄奘》随着一带一路的口号变成中国的“冲奥大使”。

《好莱坞报道》并不认为中国目前还未实现奥斯卡梦纯属质量上的问题,挑出了2013年以来比较具有国际电影相的作品如: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戛纳最佳编剧奖);张艺谋的《归来》(2014);刁亦男的《白日焰火》(2014 柏林金熊奖);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 。

然而《好莱坞报道》认为经过一个“不透明、变化莫测”的官方选拔过程,有时候甚至要靠“关系游说”,遴选的标准实际不像是基于艺术成就或美学标准,而是促进合作制作或鼓捣民族主义,因此经常造成让人搔头的结果。

《好莱坞报道》在专文中引用了南加州大学的专门研究中国娱乐产业的骆思典教授(Stanley Rosen)的话:“中国的一切都必须政治化,结果是为此而做的选择,要么是为了推进一些政治议程,要么是因为某部电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并且避免任何可能对中国有负面报道的作品。”

去年当中国派出吴京的《战狼2》参选时,了解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于此片反应的人都挠着脑袋,无言以对。我并不否定《战狼2》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和它所传达的中国式超级英雄的突破,但是它所爆棚的“虽远必诛”的凶劲儿对于中国国际形象恐怕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是《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虽然并不完美,却能提醒我们其实存在着其他不用叫嚣着威胁,反而更能表达真正软实力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随着票房的成功,最近《流浪地球》受到官方高调吹捧,这部电影虽然有些“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如未来的人类世界是共产社会,中国在地球联合政府扮演领军地位,正如我在《西方影评怎么看〈流浪地球〉》?一文中指出的,美国影评人大抵能够接受这部片子中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妥善包装的大中华意识。但是如果现在官方和舆论附会宣传其中响应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可能适得其反,引起误读,把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更加“政治化”,使得原本的电影软实力“武器化”。也就是说,《流浪地球》被“超规格”政治化后可能反而坏事。

在此同时,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技术原因”被撤出,令很多西方媒体质疑是否真实原因是涉及“文革”时代的敏感问题。如果撤出的初心是为了保护国家形象,反讽的是,恐怕临时撤下所造成的形象伤害,远远超出电影内容被假设可能造成的“伤害”。

两部电影遭受到的对比待遇,可能来自于某种基于政治考量对于“给中国长脸”的既定看法。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外的态度源于自我的投射,很多时候甚至国内与外界的视角已经严重脱节。在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光彩的社会现象,在外边看来如果透过艺术的呈现,勇于面对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值得赞赏。

反讽的是,在外界看来,中国越是害怕任何对中国形象“不利”的叙事,越是对中国的形象有损:在世界眼睛里的中国,仿佛成了经不起任何质疑的”玻璃心”,反而变成缺乏自信的表现。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由官方主导的“主旋律”是否越来越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美学“脱节”?过度抛光“国家形象”而缺乏个人意志的输出,整体而言容易造成“去人性化”的刻板印象,并导致对受众的疏离,最终是适得其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之间目前存在了对于电影艺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和欧洲,电影的成就是基于作品的娱乐和艺术成就,但是在中国,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发挥宣传的作用。

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必须面对意识形态对从创作制作到资金运作种种方面形成的不同限制,不但有百般禁忌,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波动,也会形成不确定性,创作者和制作团队花在揣摩审查机构的思维、以及高层领导好恶的功夫上,不少于实际创作的时间,也因此在基础上造成与国外(特别是美国)观众的分割线。

与其绞尽脑汁地揣测奥斯卡投票会员的口味,或是烧脑地想要打磨国家的形象,不如踏踏实实地让电影和艺术、让创作者透过作品说话。

中国如果要向“奥斯卡梦”迈进,这是一个秘诀:虽然艺术作品经常会牵涉到政治议题,但是最终考量如何展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刘裘蒂:中国电影票房层层攀高,但中国电影为何离奥斯卡越来越远?



撰文 / 刘裘蒂

■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时间2月24日,以明星红毯和舞台巨制,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在此前夕,《好莱坞报道》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 姑且不论每年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中国人是否有与“诺贝尔焦虑”对等的“奥斯卡焦虑”,但是这个问题的确道出了中国影迷和关心中国软实力人士的心结。

中国奥斯卡之问

《好莱坞报道》评论提出了一个经典的“中国奥斯卡之问”:为何在中国票房进入一片盛景,中国成为电影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同时,中国的奥斯卡缘却大跌?

说老实话,在我的心目中,奥斯卡奖并不代表世界上衡量电影成就的最好的一把标尺,但是推动奥斯卡奖的过程,反应了政府战略性的价值观,加上近年来在国际电影节出彩的中国电影似乎与官方倡导的“主旋律”大相径庭,让人关切中国是否会离“奥斯卡梦”越来越远?


奥斯卡的品味,基本上比以”艺术气质“取胜的欧洲电影节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更倾向于商业大片。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的奥斯卡奖项由专业的委员会(如演员委员会、导演委员会)投票选出入围名单,最终再由美国影艺学院全体会员投票选出得奖作品,因此奥斯卡奖多少反映了美国电影从业者和主流观众的品味。众所周知,美国主流观众对于带字幕的外语片一向不“感冒”。

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机制

最佳外语片算是奥斯卡少有的例外,与其他奖项的“普选”过程有别,是由少数的评审委员筛选和有资格的会员投票决定:先选出9名初步筛选名单,再由30名另行组织的评审委员选出5名入围者,最终得奖结果的投票权仅限于实际参加所有五部提名影片放映展的美国影艺学院现任和终身成员,仅在录像带或DVD上观看过外语电影作品的成员没有资格投票。

主办奥斯卡的美国影艺学院每年邀请各个国家推派一部剧情片来角逐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种”国家代表“的形式,使得奥斯卡外语片成为”奥林匹克“式的竞技场,在国家提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家色彩“。

一国推荐一部影片的局限向来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多产的电影大国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可能各有多个有实力参选的作品,但却受限于每国最多仅能获得一个提名。另外受到艺术界人士微词的是,由国家官方推派的影片可能会受到政治或其他非艺术因素考虑所左右。

然而支持一国一部制的人士则认为,这种制度能保护较小国家能得以和电影多产的国家相庭抗礼,让一些电影产量不多的国家有机会展示它们的特色作品。

从数据上来看,即使在有大熔炉之称的美国,奥斯卡外语片奖还是反映了“西方中心”的文化观,因此欧洲国家素来有优势:意大利获奖次数居首(13次),接下来是法国(12次),从1982年以来西班牙得奖频率增加,总共4部影片获奖。

亚洲国家以日本成果最为突出,到1955年为止共有三部武士片获奖,见证了日本武士片辉煌时期,之后日本片曾经多次入围,如 《智惠子抄》(1967)、《影武者》(1980),但这些片子仅获提名并未得奖。今年《小偷家族》是获得提名的五部外语片之一。

华语片曾经获得提名的包括,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代表香港,1993年《霸王别姬》和《喜宴》分别代表香港和台湾,1994年《饮食男女》代表台湾。代表中国大陆获得提名的则有张艺谋的《菊豆》和《英雄》。

但是即使面对不可避免的“文化偏见”,即使奥斯卡奖不是证明软实力的“神器”,我认为这还是难得的突破文化重围的竞技场,仍然值得去争取。


中国的选择

2018年,中国派出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是《战狼2》,从票房和国内声望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从奥斯卡攻略的角度而言,这是一招险棋。除非是故意要向奥斯卡委员会挑衅,炫耀中国人可以有与西方人完全不能焊合的“中国特色品味”,《战狼2》可以说是当年最不具有奥斯卡相的中国电影。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战狼2》是具有攻击性的“反白人”民族主义电影。这个标签对于中国想要借由电影作品提高国际形象并非有利。

今年中国派出了姜文的《邪不压正》,在87个角逐的国家作品中,没有进入初选名单中的9名,自然更遑论进入提名名单。《邪不压正》(IMDb 6.5分) 被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综艺》杂志评为“滚轴但空虚”,在去年10月宣布将代表中国进攻奥斯卡时,很多影评人问《我不是药神》(IMDb 8.1分)或《江湖儿女》(IMDb 7.0分)是否更为适选?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年派出选手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80和1990年代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天下,张艺谋的《菊豆》在1990年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奥斯卡提名,他的《英雄》在2002年也拿到了提名。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急切地想要在国际的舞台上施展文化软实力,并且中国的电影制作产量可以说前所未见,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好莱坞报道》指出,从201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时候开始,中国提交的奥斯卡参选作品却“让人困惑地自我挫败”。

目前为止,唯一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华语电影是《卧虎藏龙》,由具有美国历练的台湾导演李安与美国/亚洲团队携手合作的作品,其生产过程和受到的政策影响和中国制作的电影显然不同,但是《卧虎藏龙》的获奖,也形成接下来数年中国咬定以大卡司大制作大预算的“武侠公式”进攻奥斯卡的趋势,《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天地英雄》(2003)、《无极》(2005)、《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金陵十三钗》(2011),用同样的异国风情和文化猎奇类型片套路来喂养所谓的“奥斯卡口味”。

在2012年之后,由于整体大政策方向的异动,中国遴选奥斯卡选手电影开始以宣传正能量和打造中国国际形象为主要考虑,2013是《一九四二》,2014是《夜莺》,2015年中国的首选是中法合作的《狼图腾》,但是主办方因为参与的中国工作人员并非主力而拒绝,而替代的《滚蛋吧!肿瘤君》被认为是代表“正能量”,而不是影评人较为看重的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到了2016年《大唐玄奘》随着一带一路的口号变成中国的“冲奥大使”。

《好莱坞报道》并不认为中国目前还未实现奥斯卡梦纯属质量上的问题,挑出了2013年以来比较具有国际电影相的作品如: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戛纳最佳编剧奖);张艺谋的《归来》(2014);刁亦男的《白日焰火》(2014 柏林金熊奖);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2018) 。

然而《好莱坞报道》认为经过一个“不透明、变化莫测”的官方选拔过程,有时候甚至要靠“关系游说”,遴选的标准实际不像是基于艺术成就或美学标准,而是促进合作制作或鼓捣民族主义,因此经常造成让人搔头的结果。

《好莱坞报道》在专文中引用了南加州大学的专门研究中国娱乐产业的骆思典教授(Stanley Rosen)的话:“中国的一切都必须政治化,结果是为此而做的选择,要么是为了推进一些政治议程,要么是因为某部电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并且避免任何可能对中国有负面报道的作品。”

去年当中国派出吴京的《战狼2》参选时,了解美国观众和影评人对于此片反应的人都挠着脑袋,无言以对。我并不否定《战狼2》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价值和它所传达的中国式超级英雄的突破,但是它所爆棚的“虽远必诛”的凶劲儿对于中国国际形象恐怕没有正面的影响。反而是《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虽然并不完美,却能提醒我们其实存在着其他不用叫嚣着威胁,反而更能表达真正软实力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随着票房的成功,最近《流浪地球》受到官方高调吹捧,这部电影虽然有些“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如未来的人类世界是共产社会,中国在地球联合政府扮演领军地位,正如我在《西方影评怎么看〈流浪地球〉》?一文中指出的,美国影评人大抵能够接受这部片子中被“人类命运共同体”妥善包装的大中华意识。但是如果现在官方和舆论附会宣传其中响应领导人的“政治思想”,可能适得其反,引起误读,把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更加“政治化”,使得原本的电影软实力“武器化”。也就是说,《流浪地球》被“超规格”政治化后可能反而坏事。

在此同时,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刻因“技术原因”被撤出,令很多西方媒体质疑是否真实原因是涉及“文革”时代的敏感问题。如果撤出的初心是为了保护国家形象,反讽的是,恐怕临时撤下所造成的形象伤害,远远超出电影内容被假设可能造成的“伤害”。

两部电影遭受到的对比待遇,可能来自于某种基于政治考量对于“给中国长脸”的既定看法。

其实许多中国人对外的态度源于自我的投射,很多时候甚至国内与外界的视角已经严重脱节。在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光彩的社会现象,在外边看来如果透过艺术的呈现,勇于面对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进程,值得赞赏。

反讽的是,在外界看来,中国越是害怕任何对中国形象“不利”的叙事,越是对中国的形象有损:在世界眼睛里的中国,仿佛成了经不起任何质疑的”玻璃心”,反而变成缺乏自信的表现。

另外令人担心的是,由官方主导的“主旋律”是否越来越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和美学“脱节”?过度抛光“国家形象”而缺乏个人意志的输出,整体而言容易造成“去人性化”的刻板印象,并导致对受众的疏离,最终是适得其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西之间目前存在了对于电影艺术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美国和欧洲,电影的成就是基于作品的娱乐和艺术成就,但是在中国,电影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发挥宣传的作用。

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必须面对意识形态对从创作制作到资金运作种种方面形成的不同限制,不但有百般禁忌,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波动,也会形成不确定性,创作者和制作团队花在揣摩审查机构的思维、以及高层领导好恶的功夫上,不少于实际创作的时间,也因此在基础上造成与国外(特别是美国)观众的分割线。

与其绞尽脑汁地揣测奥斯卡投票会员的口味,或是烧脑地想要打磨国家的形象,不如踏踏实实地让电影和艺术、让创作者透过作品说话。

中国如果要向“奥斯卡梦”迈进,这是一个秘诀:虽然艺术作品经常会牵涉到政治议题,但是最终考量如何展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让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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