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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存在分歧与矛盾,中美仍需要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只有两国密切合作,才能处理气候变化和核武器扩散这两个人类已知的最大威胁。



撰文 / 罗伯特·E·鲁宾

■ 在美国,支持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声音正在迅速消失。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商界领袖对结构性贸易问题表示失望。军方对北京方面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行动感到担忧。两党重要人士的口气都越来越有对抗性。合理的担忧已经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每个消极的发展,都在向一口本已不深的善意之井投下更多毒药。

这个循环必须逆转。在美国,商界、政策分析人士和媒体应该营造一种氛围,鼓励民选官员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尽管政治体制不同,在中国也应如此。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重大的跨国问题上合作,对我们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地球生命的已知两大威胁: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威胁,现有的国际机构已经证明是不够的。成功处理这些全局性问题,以及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其他跨国问题的最佳机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促进全球行动。

最近在我主持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谈话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会记住那些在迷雾中走在前面的人。”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途径,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分歧放在一边,应对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挑战。

作为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技术、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则,并鼓励其贸易伙伴也这样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基调。(当然,现任政府不接受气候变化的现实,但未来的政府有望认识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两国还需要合作解决核武器的扩散或可能的使用问题。朝鲜继续发展裂变材料和导弹,显然违反了它最近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朝鲜并不是唯一的担忧。例如,巴基斯坦政府软弱无力,对其核武库的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历史的轨迹充满了频繁的冲突。除非你相信人性可能会改变,否则核武器总存在严重风险,会在某个时候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使用。美中合作限制国家间的核扩散、限制将核材料转移给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风险,将使我们大家更加安全。

应对这些挑战,最喜人的前景是两国经济关系重回稳定轨道。两国关系的基调是由高层设定的,所以现在是时候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合作优先的框架内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了。

政府对中国的反感有时似乎是由对贸易逆差的非理性愤怒推动的。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总统的理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应该以双边贸易逆差来评估——是经不住分析的。

另一方面,中国违反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准则,例如补贴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企业、强制执行购买中国产品的规定,有时还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产权。

这些结构性政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们根植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美国需要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这种模式。中国需要认识到,它的体制在贸易领域造成了一些不可接受的后果。

以此为起点,两国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华盛顿的做法本应是多边的、低调的,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巴西、墨西哥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一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同北京接触,希望现在走上这条路还不算太晚。

我们曾经弥合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1990年代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美国和中国曾经共同努力遏制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本届政府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双边合作对2015年该协定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目光必须比每天的贸易新闻更长远,关注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未来,更不用说我们当前的经济利益,我们两国必须在建设性关系中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并采取相应行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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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与核武器,世界需要中美合作

发布日期:2019-01-10 18:43
摘要」尽管存在分歧与矛盾,中美仍需要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只有两国密切合作,才能处理气候变化和核武器扩散这两个人类已知的最大威胁。



撰文 / 罗伯特·E·鲁宾

■ 在美国,支持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声音正在迅速消失。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商界领袖对结构性贸易问题表示失望。军方对北京方面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行动感到担忧。两党重要人士的口气都越来越有对抗性。合理的担忧已经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每个消极的发展,都在向一口本已不深的善意之井投下更多毒药。

这个循环必须逆转。在美国,商界、政策分析人士和媒体应该营造一种氛围,鼓励民选官员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尽管政治体制不同,在中国也应如此。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重大的跨国问题上合作,对我们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地球生命的已知两大威胁: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威胁,现有的国际机构已经证明是不够的。成功处理这些全局性问题,以及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其他跨国问题的最佳机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促进全球行动。

最近在我主持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谈话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会记住那些在迷雾中走在前面的人。”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途径,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分歧放在一边,应对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挑战。

作为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技术、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则,并鼓励其贸易伙伴也这样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基调。(当然,现任政府不接受气候变化的现实,但未来的政府有望认识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两国还需要合作解决核武器的扩散或可能的使用问题。朝鲜继续发展裂变材料和导弹,显然违反了它最近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朝鲜并不是唯一的担忧。例如,巴基斯坦政府软弱无力,对其核武库的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历史的轨迹充满了频繁的冲突。除非你相信人性可能会改变,否则核武器总存在严重风险,会在某个时候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使用。美中合作限制国家间的核扩散、限制将核材料转移给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风险,将使我们大家更加安全。

应对这些挑战,最喜人的前景是两国经济关系重回稳定轨道。两国关系的基调是由高层设定的,所以现在是时候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合作优先的框架内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了。

政府对中国的反感有时似乎是由对贸易逆差的非理性愤怒推动的。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总统的理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应该以双边贸易逆差来评估——是经不住分析的。

另一方面,中国违反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准则,例如补贴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企业、强制执行购买中国产品的规定,有时还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产权。

这些结构性政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们根植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美国需要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这种模式。中国需要认识到,它的体制在贸易领域造成了一些不可接受的后果。

以此为起点,两国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华盛顿的做法本应是多边的、低调的,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巴西、墨西哥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一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同北京接触,希望现在走上这条路还不算太晚。

我们曾经弥合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1990年代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美国和中国曾经共同努力遏制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本届政府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双边合作对2015年该协定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目光必须比每天的贸易新闻更长远,关注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未来,更不用说我们当前的经济利益,我们两国必须在建设性关系中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并采取相应行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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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尽管存在分歧与矛盾,中美仍需要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只有两国密切合作,才能处理气候变化和核武器扩散这两个人类已知的最大威胁。



撰文 / 罗伯特·E·鲁宾

■ 在美国,支持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声音正在迅速消失。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商界领袖对结构性贸易问题表示失望。军方对北京方面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行动感到担忧。两党重要人士的口气都越来越有对抗性。合理的担忧已经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每个消极的发展,都在向一口本已不深的善意之井投下更多毒药。

这个循环必须逆转。在美国,商界、政策分析人士和媒体应该营造一种氛围,鼓励民选官员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尽管政治体制不同,在中国也应如此。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重大的跨国问题上合作,对我们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地球生命的已知两大威胁: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威胁,现有的国际机构已经证明是不够的。成功处理这些全局性问题,以及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其他跨国问题的最佳机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促进全球行动。

最近在我主持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谈话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会记住那些在迷雾中走在前面的人。”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途径,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分歧放在一边,应对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挑战。

作为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技术、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则,并鼓励其贸易伙伴也这样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基调。(当然,现任政府不接受气候变化的现实,但未来的政府有望认识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两国还需要合作解决核武器的扩散或可能的使用问题。朝鲜继续发展裂变材料和导弹,显然违反了它最近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朝鲜并不是唯一的担忧。例如,巴基斯坦政府软弱无力,对其核武库的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历史的轨迹充满了频繁的冲突。除非你相信人性可能会改变,否则核武器总存在严重风险,会在某个时候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使用。美中合作限制国家间的核扩散、限制将核材料转移给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风险,将使我们大家更加安全。

应对这些挑战,最喜人的前景是两国经济关系重回稳定轨道。两国关系的基调是由高层设定的,所以现在是时候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合作优先的框架内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了。

政府对中国的反感有时似乎是由对贸易逆差的非理性愤怒推动的。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总统的理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应该以双边贸易逆差来评估——是经不住分析的。

另一方面,中国违反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准则,例如补贴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企业、强制执行购买中国产品的规定,有时还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产权。

这些结构性政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们根植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美国需要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这种模式。中国需要认识到,它的体制在贸易领域造成了一些不可接受的后果。

以此为起点,两国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华盛顿的做法本应是多边的、低调的,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巴西、墨西哥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一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同北京接触,希望现在走上这条路还不算太晚。

我们曾经弥合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1990年代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美国和中国曾经共同努力遏制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本届政府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双边合作对2015年该协定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目光必须比每天的贸易新闻更长远,关注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未来,更不用说我们当前的经济利益,我们两国必须在建设性关系中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并采取相应行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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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与核武器,世界需要中美合作

发布日期:2019-01-10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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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支持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声音正在迅速消失。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商界领袖对结构性贸易问题表示失望。军方对北京方面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行动感到担忧。两党重要人士的口气都越来越有对抗性。合理的担忧已经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每个消极的发展,都在向一口本已不深的善意之井投下更多毒药。

这个循环必须逆转。在美国,商界、政策分析人士和媒体应该营造一种氛围,鼓励民选官员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尽管政治体制不同,在中国也应如此。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重大的跨国问题上合作,对我们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地球生命的已知两大威胁: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威胁,现有的国际机构已经证明是不够的。成功处理这些全局性问题,以及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其他跨国问题的最佳机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促进全球行动。

最近在我主持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谈话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会记住那些在迷雾中走在前面的人。”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途径,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分歧放在一边,应对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挑战。

作为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技术、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则,并鼓励其贸易伙伴也这样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基调。(当然,现任政府不接受气候变化的现实,但未来的政府有望认识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两国还需要合作解决核武器的扩散或可能的使用问题。朝鲜继续发展裂变材料和导弹,显然违反了它最近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朝鲜并不是唯一的担忧。例如,巴基斯坦政府软弱无力,对其核武库的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历史的轨迹充满了频繁的冲突。除非你相信人性可能会改变,否则核武器总存在严重风险,会在某个时候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使用。美中合作限制国家间的核扩散、限制将核材料转移给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风险,将使我们大家更加安全。

应对这些挑战,最喜人的前景是两国经济关系重回稳定轨道。两国关系的基调是由高层设定的,所以现在是时候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合作优先的框架内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了。

政府对中国的反感有时似乎是由对贸易逆差的非理性愤怒推动的。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总统的理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应该以双边贸易逆差来评估——是经不住分析的。

另一方面,中国违反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准则,例如补贴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企业、强制执行购买中国产品的规定,有时还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产权。

这些结构性政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们根植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美国需要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这种模式。中国需要认识到,它的体制在贸易领域造成了一些不可接受的后果。

以此为起点,两国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华盛顿的做法本应是多边的、低调的,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巴西、墨西哥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一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同北京接触,希望现在走上这条路还不算太晚。

我们曾经弥合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1990年代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美国和中国曾经共同努力遏制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本届政府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双边合作对2015年该协定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目光必须比每天的贸易新闻更长远,关注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未来,更不用说我们当前的经济利益,我们两国必须在建设性关系中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并采取相应行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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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伯特·E·鲁宾

■ 在美国,支持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声音正在迅速消失。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商界领袖对结构性贸易问题表示失望。军方对北京方面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行动感到担忧。两党重要人士的口气都越来越有对抗性。合理的担忧已经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每个消极的发展,都在向一口本已不深的善意之井投下更多毒药。

这个循环必须逆转。在美国,商界、政策分析人士和媒体应该营造一种氛围,鼓励民选官员追求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尽管政治体制不同,在中国也应如此。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重大的跨国问题上合作,对我们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地球生命的已知两大威胁:核武器和气候变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威胁,现有的国际机构已经证明是不够的。成功处理这些全局性问题,以及流行病、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等其他跨国问题的最佳机会,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促进全球行动。

最近在我主持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谈话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历史会记住那些在迷雾中走在前面的人。”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靠途径,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在没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分歧放在一边,应对这两个生死攸关的挑战。

作为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投资清洁能源技术、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则,并鼓励其贸易伙伴也这样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基调。(当然,现任政府不接受气候变化的现实,但未来的政府有望认识到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两国还需要合作解决核武器的扩散或可能的使用问题。朝鲜继续发展裂变材料和导弹,显然违反了它最近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朝鲜并不是唯一的担忧。例如,巴基斯坦政府软弱无力,对其核武库的控制存在不确定性。

人类历史的轨迹充满了频繁的冲突。除非你相信人性可能会改变,否则核武器总存在严重风险,会在某个时候被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使用。美中合作限制国家间的核扩散、限制将核材料转移给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风险,将使我们大家更加安全。

应对这些挑战,最喜人的前景是两国经济关系重回稳定轨道。两国关系的基调是由高层设定的,所以现在是时候让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合作优先的框架内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了。

政府对中国的反感有时似乎是由对贸易逆差的非理性愤怒推动的。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总统的理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应该以双边贸易逆差来评估——是经不住分析的。

另一方面,中国违反了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准则,例如补贴出口、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企业、强制执行购买中国产品的规定,有时还要求外国公司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产权。

这些结构性政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们根植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美国需要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这种模式。中国需要认识到,它的体制在贸易领域造成了一些不可接受的后果。

以此为起点,两国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华盛顿的做法本应是多边的、低调的,与我们的欧洲盟友、巴西、墨西哥和日本等其他国家一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同北京接触,希望现在走上这条路还不算太晚。

我们曾经弥合过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1990年代我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美国和中国曾经共同努力遏制亚洲金融危机。尽管本届政府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但双边合作对2015年该协定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的目光必须比每天的贸易新闻更长远,关注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摩擦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未来,更不用说我们当前的经济利益,我们两国必须在建设性关系中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并采取相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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