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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

发布日期:2018-12-14 10:59
摘要」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撰文 / 苏小玲

■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决定论”

中国的木算盘能响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天空吗?当然不能。客观说,在处理与现代民主的国家关系上,中国还不是强国,缺乏足够有力的话语权。为此,政治学者荣剑先生本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认为,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我将其概括为“中美关系美国决定论”。

美国决定论似乎并不新鲜。追溯历史,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一直是以自己的全面优势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重大命运:参与并扭转二战局面;主导建立联合国;发起关贸总协定(WTO);对抗苏共的专制与扩张体制并合力促使苏联最终解体;解放科威特并最终武力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主导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促成美朝直接谈判,缓解朝核危机等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都与美国有关,自然也同美国的现代宪政制度、美国的政治家们与知识精英们、美国的具备自由与民主意志的公民们有关。

然而,美国决定中美关系却是特别的现实。荣文指出,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为美国的民、共两党“站队”,都试图给一方押宝,却是严重误读了美国现实的两党政治,也不外乎是种天真。的确,无论是抑制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势头,或是造成压力促进中国重启改革之路,都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荣剑看来,在今天大形势下的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在捍卫民主自由信念上要远比共和党更胜一筹!而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未来只能面临更大的关系压力。

美国不会跟着中国感觉走,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对中国或世界的愿望与需求。美国的主流舆论也更不会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如果说美国有自己称雄世界的“文化霸权”或强悍的心理素质,这是历史所决定的。美国并非没有自身的社会缺陷,但它时常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规则的提出者与制定者,不是因为仅仅依靠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令人叹服的权衡民主自由的世界观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两百多年前在费城建立的一部美国宪政大法,至今依然使用着,并继续充当着世界各国政府政治的灯塔。

这些年,为了塑造中国的影响力,官方的某些学者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与现实常识,努力矮化美国的国家与政党形象,夸大和批评美国存在的一些并非制度所致的社会矛盾问题,极力唱衰美国的现代政治,同时以意淫的方式将中国实力任意拔高,以达到某种对外震慑的作用。某位军事学者,公开着意地调侃特朗普的政治智商,宣称美国退出若干国际组织是给中国输送千载难逢的“大礼包”。言下之意是,中国正在接手这个地球的领导权。

在中美开启贸易战其间,荣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包括《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内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从中发现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问题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同时也在纠正着作者和国内知识界存在的关于特朗普、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及关于两党政治关系的某些重大偏见,虽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之道,但却提供了思考问题本源的参照。

就此次美国之行中对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观察,荣剑先生归结为三:一是从美国严谨的学者身上,深刻感觉到特朗普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并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提醒中国知识分子放弃“特朗普神话”的幻觉;二是中期选举彰显了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没有人能一手遮天地独断朝纲、支配天下。但这并不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中态度上的一致性。中国人不要期待他们的态度选择,而“错把杭州当汴州”;三是眼下美国政商学各界已不同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反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两党内部只有鹰派没有鸽派。更严峻的是,美国亲中的智库和影响力学者已基本不为中国说话了!

正在形成的美国共识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将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激出了水面,也打出了本质原形。尤其是两国带着色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出台,他们或支持或反对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其撕裂与混战的程度,看似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星球大战”。也许,当下的这个世界,两个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加上身居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大国间较量,正是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悬念的戏剧性冲突。如能以理性的方式握手言和,则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若酿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必然是一片失序混乱的世相呈现,现代文明将遭劫难。

在同荣剑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黎安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知识界左派观点。他不认为特朗普作为总统有何特殊智慧与领导能力,并否定他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警觉:“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认为,中国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的外交投入,也同样会引发美国这样“以前超级大国的危机感。”

这位美国学者还批评了中国。因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国会、五角大楼、政府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是帮了大忙的,其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其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但最终中国没有民主化,反而走了回头路。他表示,美国欢迎友好国家,也欢迎新的大国崛起,但必须不能违反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崛起。

比之于特朗普不断加码的惩罚性关税,我以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反应,才是我们必须要给予严重关注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从民间到官方,更多时候是主动伸出援手。尽管双方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考虑,总有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会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彼此可能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提出报告或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全面对抗,或存在谁颠覆谁的潜在危险。

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自身也并不具有抗衡的实力。正因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融合大于对抗的现实与未来意义,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才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并提出“韬光养晦”之策,以避免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确立新型的、良好的、可持续的国际关系。也因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才抓住这个机遇,以包容共生的姿态邀请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也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乃至崛起的重大机遇。

GDP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化、教育、医疗、环境、舆论、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发展上,中国都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建构。而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加之各级官员每每巨额的贪腐,使国家财政或国民经济的社会品质出现了变异的巨大风险。缺乏公平正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扎实现代化的功课。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该成为本国国民的福祉所依。

可以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是当下美国在理性与情感上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杨帆出海、高调引领世界,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或是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提共产主义,都无法让美国理解其中的真实善意。中国自身还处于一个教育失范、法治失缺、民生失望和社会失序等等的问题状态中,整个国家还在为旧制度不断垫付巨大的成本。不管贸易战继续还是结束,或许都不能避免中美之间以某一种形式,卷入一场更大更广经济政治文化大交锋。而面对现代性文明进程,中国存在的历史负面与沉重包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自决?

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中美达成贸易休战90天!尽管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若能握手言,将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让世界再一次热切期望。中国应当如何趁此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有舆论称,中国可能无法兑现休战协议中的敏感条款承诺,中国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上路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余智先生也认为:“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可仍可能持续并扩大”。的确,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之战将不可能轻松地止于贸易。中国要平静顺利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化解矛盾源头的办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在华盛顿智库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是在告诉中国与世界,中美之间的历史友谊正在遭受损害:“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并且,彭斯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而“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中国是否应该将此解读为一种理性和善意?即便这样,中美在未来无疑要面临一个漫长的关系严冬。若要缓和,应对美国可能启动的“新冷战”,中国则急需做出重大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内外都在期待着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顺水推舟”之策。或许,仅仅尊重与遵循人类发展的历史常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可获得正解。而优质的国际关系也自有逻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利益或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但人权同时更不能被忽略。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正当权利,即对财富的共同创造权、流通权、分享权如何获得更好、更普遍地保护的一场文化较量,是现代文明在理解和实施上的冲突。这一点,中国似乎更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狭隘藩篱,以行动来融入——尽管落实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激发了美国社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斗志,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观点与立场的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针对所谓“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或更多不同层面的感受体。由于权贵利益集团的使然,“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显得相当抽象模糊,很难真切体会和触及实质。在近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中,人们也看到了国家利益被私人、被官员、被某个家族大量窃据瓜分的事实。这使得民众或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贸易战开打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样高调反驳、义正言辞,民间社会却并未出现像“钓鱼岛”或“萨德”事件那样,呈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这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经济的整体下行、民营企业众所周知的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上发生的民生矛盾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政府和国家几乎是个集合体,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如果政府不可爱,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跟着倒霉。这自然不同于美国:如果人民不高兴,可以通过选票,四年一次推翻并选择新政府。但这与他们如何热爱与忠诚美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前些日,几位在北京的自由派学者朋友聚餐畅谈中美关系,再聊起中美贸易战时,感觉大家似乎已热情大减。或许是,即便战火燃烧得遍地焦土,一时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行事规则。同时,也很难促使决策阶层屈服于美国的贸易压力,转变对市场经济之于中国的根本态度。不过,各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法上也有相左之见,但已没人提出让特朗普先生来直接影响或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出路寄托在中国的自醒自觉上,既不要倒退,更不要流血,而以协商共和的方式让国家更前进几步——这样自己决定自己,最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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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撰文 / 苏小玲

■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决定论”

中国的木算盘能响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天空吗?当然不能。客观说,在处理与现代民主的国家关系上,中国还不是强国,缺乏足够有力的话语权。为此,政治学者荣剑先生本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认为,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我将其概括为“中美关系美国决定论”。

美国决定论似乎并不新鲜。追溯历史,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一直是以自己的全面优势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重大命运:参与并扭转二战局面;主导建立联合国;发起关贸总协定(WTO);对抗苏共的专制与扩张体制并合力促使苏联最终解体;解放科威特并最终武力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主导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促成美朝直接谈判,缓解朝核危机等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都与美国有关,自然也同美国的现代宪政制度、美国的政治家们与知识精英们、美国的具备自由与民主意志的公民们有关。

然而,美国决定中美关系却是特别的现实。荣文指出,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为美国的民、共两党“站队”,都试图给一方押宝,却是严重误读了美国现实的两党政治,也不外乎是种天真。的确,无论是抑制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势头,或是造成压力促进中国重启改革之路,都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荣剑看来,在今天大形势下的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在捍卫民主自由信念上要远比共和党更胜一筹!而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未来只能面临更大的关系压力。

美国不会跟着中国感觉走,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对中国或世界的愿望与需求。美国的主流舆论也更不会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如果说美国有自己称雄世界的“文化霸权”或强悍的心理素质,这是历史所决定的。美国并非没有自身的社会缺陷,但它时常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规则的提出者与制定者,不是因为仅仅依靠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令人叹服的权衡民主自由的世界观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两百多年前在费城建立的一部美国宪政大法,至今依然使用着,并继续充当着世界各国政府政治的灯塔。

这些年,为了塑造中国的影响力,官方的某些学者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与现实常识,努力矮化美国的国家与政党形象,夸大和批评美国存在的一些并非制度所致的社会矛盾问题,极力唱衰美国的现代政治,同时以意淫的方式将中国实力任意拔高,以达到某种对外震慑的作用。某位军事学者,公开着意地调侃特朗普的政治智商,宣称美国退出若干国际组织是给中国输送千载难逢的“大礼包”。言下之意是,中国正在接手这个地球的领导权。

在中美开启贸易战其间,荣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包括《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内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从中发现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问题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同时也在纠正着作者和国内知识界存在的关于特朗普、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及关于两党政治关系的某些重大偏见,虽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之道,但却提供了思考问题本源的参照。

就此次美国之行中对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观察,荣剑先生归结为三:一是从美国严谨的学者身上,深刻感觉到特朗普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并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提醒中国知识分子放弃“特朗普神话”的幻觉;二是中期选举彰显了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没有人能一手遮天地独断朝纲、支配天下。但这并不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中态度上的一致性。中国人不要期待他们的态度选择,而“错把杭州当汴州”;三是眼下美国政商学各界已不同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反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两党内部只有鹰派没有鸽派。更严峻的是,美国亲中的智库和影响力学者已基本不为中国说话了!

正在形成的美国共识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将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激出了水面,也打出了本质原形。尤其是两国带着色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出台,他们或支持或反对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其撕裂与混战的程度,看似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星球大战”。也许,当下的这个世界,两个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加上身居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大国间较量,正是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悬念的戏剧性冲突。如能以理性的方式握手言和,则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若酿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必然是一片失序混乱的世相呈现,现代文明将遭劫难。

在同荣剑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黎安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知识界左派观点。他不认为特朗普作为总统有何特殊智慧与领导能力,并否定他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警觉:“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认为,中国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的外交投入,也同样会引发美国这样“以前超级大国的危机感。”

这位美国学者还批评了中国。因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国会、五角大楼、政府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是帮了大忙的,其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其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但最终中国没有民主化,反而走了回头路。他表示,美国欢迎友好国家,也欢迎新的大国崛起,但必须不能违反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崛起。

比之于特朗普不断加码的惩罚性关税,我以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反应,才是我们必须要给予严重关注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从民间到官方,更多时候是主动伸出援手。尽管双方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考虑,总有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会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彼此可能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提出报告或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全面对抗,或存在谁颠覆谁的潜在危险。

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自身也并不具有抗衡的实力。正因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融合大于对抗的现实与未来意义,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才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并提出“韬光养晦”之策,以避免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确立新型的、良好的、可持续的国际关系。也因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才抓住这个机遇,以包容共生的姿态邀请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也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乃至崛起的重大机遇。

GDP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化、教育、医疗、环境、舆论、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发展上,中国都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建构。而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加之各级官员每每巨额的贪腐,使国家财政或国民经济的社会品质出现了变异的巨大风险。缺乏公平正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扎实现代化的功课。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该成为本国国民的福祉所依。

可以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是当下美国在理性与情感上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杨帆出海、高调引领世界,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或是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提共产主义,都无法让美国理解其中的真实善意。中国自身还处于一个教育失范、法治失缺、民生失望和社会失序等等的问题状态中,整个国家还在为旧制度不断垫付巨大的成本。不管贸易战继续还是结束,或许都不能避免中美之间以某一种形式,卷入一场更大更广经济政治文化大交锋。而面对现代性文明进程,中国存在的历史负面与沉重包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自决?

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中美达成贸易休战90天!尽管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若能握手言,将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让世界再一次热切期望。中国应当如何趁此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有舆论称,中国可能无法兑现休战协议中的敏感条款承诺,中国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上路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余智先生也认为:“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可仍可能持续并扩大”。的确,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之战将不可能轻松地止于贸易。中国要平静顺利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化解矛盾源头的办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在华盛顿智库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是在告诉中国与世界,中美之间的历史友谊正在遭受损害:“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并且,彭斯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而“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中国是否应该将此解读为一种理性和善意?即便这样,中美在未来无疑要面临一个漫长的关系严冬。若要缓和,应对美国可能启动的“新冷战”,中国则急需做出重大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内外都在期待着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顺水推舟”之策。或许,仅仅尊重与遵循人类发展的历史常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可获得正解。而优质的国际关系也自有逻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利益或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但人权同时更不能被忽略。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正当权利,即对财富的共同创造权、流通权、分享权如何获得更好、更普遍地保护的一场文化较量,是现代文明在理解和实施上的冲突。这一点,中国似乎更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狭隘藩篱,以行动来融入——尽管落实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激发了美国社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斗志,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观点与立场的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针对所谓“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或更多不同层面的感受体。由于权贵利益集团的使然,“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显得相当抽象模糊,很难真切体会和触及实质。在近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中,人们也看到了国家利益被私人、被官员、被某个家族大量窃据瓜分的事实。这使得民众或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贸易战开打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样高调反驳、义正言辞,民间社会却并未出现像“钓鱼岛”或“萨德”事件那样,呈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这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经济的整体下行、民营企业众所周知的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上发生的民生矛盾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政府和国家几乎是个集合体,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如果政府不可爱,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跟着倒霉。这自然不同于美国:如果人民不高兴,可以通过选票,四年一次推翻并选择新政府。但这与他们如何热爱与忠诚美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前些日,几位在北京的自由派学者朋友聚餐畅谈中美关系,再聊起中美贸易战时,感觉大家似乎已热情大减。或许是,即便战火燃烧得遍地焦土,一时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行事规则。同时,也很难促使决策阶层屈服于美国的贸易压力,转变对市场经济之于中国的根本态度。不过,各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法上也有相左之见,但已没人提出让特朗普先生来直接影响或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出路寄托在中国的自醒自觉上,既不要倒退,更不要流血,而以协商共和的方式让国家更前进几步——这样自己决定自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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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撰文 / 苏小玲

■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决定论”

中国的木算盘能响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天空吗?当然不能。客观说,在处理与现代民主的国家关系上,中国还不是强国,缺乏足够有力的话语权。为此,政治学者荣剑先生本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认为,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我将其概括为“中美关系美国决定论”。

美国决定论似乎并不新鲜。追溯历史,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一直是以自己的全面优势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重大命运:参与并扭转二战局面;主导建立联合国;发起关贸总协定(WTO);对抗苏共的专制与扩张体制并合力促使苏联最终解体;解放科威特并最终武力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主导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促成美朝直接谈判,缓解朝核危机等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都与美国有关,自然也同美国的现代宪政制度、美国的政治家们与知识精英们、美国的具备自由与民主意志的公民们有关。

然而,美国决定中美关系却是特别的现实。荣文指出,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为美国的民、共两党“站队”,都试图给一方押宝,却是严重误读了美国现实的两党政治,也不外乎是种天真。的确,无论是抑制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势头,或是造成压力促进中国重启改革之路,都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荣剑看来,在今天大形势下的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在捍卫民主自由信念上要远比共和党更胜一筹!而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未来只能面临更大的关系压力。

美国不会跟着中国感觉走,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对中国或世界的愿望与需求。美国的主流舆论也更不会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如果说美国有自己称雄世界的“文化霸权”或强悍的心理素质,这是历史所决定的。美国并非没有自身的社会缺陷,但它时常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规则的提出者与制定者,不是因为仅仅依靠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令人叹服的权衡民主自由的世界观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两百多年前在费城建立的一部美国宪政大法,至今依然使用着,并继续充当着世界各国政府政治的灯塔。

这些年,为了塑造中国的影响力,官方的某些学者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与现实常识,努力矮化美国的国家与政党形象,夸大和批评美国存在的一些并非制度所致的社会矛盾问题,极力唱衰美国的现代政治,同时以意淫的方式将中国实力任意拔高,以达到某种对外震慑的作用。某位军事学者,公开着意地调侃特朗普的政治智商,宣称美国退出若干国际组织是给中国输送千载难逢的“大礼包”。言下之意是,中国正在接手这个地球的领导权。

在中美开启贸易战其间,荣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包括《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内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从中发现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问题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同时也在纠正着作者和国内知识界存在的关于特朗普、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及关于两党政治关系的某些重大偏见,虽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之道,但却提供了思考问题本源的参照。

就此次美国之行中对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观察,荣剑先生归结为三:一是从美国严谨的学者身上,深刻感觉到特朗普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并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提醒中国知识分子放弃“特朗普神话”的幻觉;二是中期选举彰显了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没有人能一手遮天地独断朝纲、支配天下。但这并不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中态度上的一致性。中国人不要期待他们的态度选择,而“错把杭州当汴州”;三是眼下美国政商学各界已不同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反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两党内部只有鹰派没有鸽派。更严峻的是,美国亲中的智库和影响力学者已基本不为中国说话了!

正在形成的美国共识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将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激出了水面,也打出了本质原形。尤其是两国带着色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出台,他们或支持或反对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其撕裂与混战的程度,看似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星球大战”。也许,当下的这个世界,两个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加上身居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大国间较量,正是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悬念的戏剧性冲突。如能以理性的方式握手言和,则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若酿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必然是一片失序混乱的世相呈现,现代文明将遭劫难。

在同荣剑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黎安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知识界左派观点。他不认为特朗普作为总统有何特殊智慧与领导能力,并否定他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警觉:“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认为,中国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的外交投入,也同样会引发美国这样“以前超级大国的危机感。”

这位美国学者还批评了中国。因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国会、五角大楼、政府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是帮了大忙的,其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其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但最终中国没有民主化,反而走了回头路。他表示,美国欢迎友好国家,也欢迎新的大国崛起,但必须不能违反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崛起。

比之于特朗普不断加码的惩罚性关税,我以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反应,才是我们必须要给予严重关注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从民间到官方,更多时候是主动伸出援手。尽管双方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考虑,总有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会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彼此可能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提出报告或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全面对抗,或存在谁颠覆谁的潜在危险。

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自身也并不具有抗衡的实力。正因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融合大于对抗的现实与未来意义,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才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并提出“韬光养晦”之策,以避免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确立新型的、良好的、可持续的国际关系。也因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才抓住这个机遇,以包容共生的姿态邀请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也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乃至崛起的重大机遇。

GDP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化、教育、医疗、环境、舆论、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发展上,中国都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建构。而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加之各级官员每每巨额的贪腐,使国家财政或国民经济的社会品质出现了变异的巨大风险。缺乏公平正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扎实现代化的功课。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该成为本国国民的福祉所依。

可以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是当下美国在理性与情感上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杨帆出海、高调引领世界,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或是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提共产主义,都无法让美国理解其中的真实善意。中国自身还处于一个教育失范、法治失缺、民生失望和社会失序等等的问题状态中,整个国家还在为旧制度不断垫付巨大的成本。不管贸易战继续还是结束,或许都不能避免中美之间以某一种形式,卷入一场更大更广经济政治文化大交锋。而面对现代性文明进程,中国存在的历史负面与沉重包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自决?

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中美达成贸易休战90天!尽管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若能握手言,将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让世界再一次热切期望。中国应当如何趁此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有舆论称,中国可能无法兑现休战协议中的敏感条款承诺,中国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上路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余智先生也认为:“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可仍可能持续并扩大”。的确,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之战将不可能轻松地止于贸易。中国要平静顺利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化解矛盾源头的办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在华盛顿智库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是在告诉中国与世界,中美之间的历史友谊正在遭受损害:“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并且,彭斯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而“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中国是否应该将此解读为一种理性和善意?即便这样,中美在未来无疑要面临一个漫长的关系严冬。若要缓和,应对美国可能启动的“新冷战”,中国则急需做出重大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内外都在期待着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顺水推舟”之策。或许,仅仅尊重与遵循人类发展的历史常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可获得正解。而优质的国际关系也自有逻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利益或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但人权同时更不能被忽略。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正当权利,即对财富的共同创造权、流通权、分享权如何获得更好、更普遍地保护的一场文化较量,是现代文明在理解和实施上的冲突。这一点,中国似乎更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狭隘藩篱,以行动来融入——尽管落实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激发了美国社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斗志,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观点与立场的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针对所谓“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或更多不同层面的感受体。由于权贵利益集团的使然,“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显得相当抽象模糊,很难真切体会和触及实质。在近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中,人们也看到了国家利益被私人、被官员、被某个家族大量窃据瓜分的事实。这使得民众或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贸易战开打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样高调反驳、义正言辞,民间社会却并未出现像“钓鱼岛”或“萨德”事件那样,呈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这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经济的整体下行、民营企业众所周知的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上发生的民生矛盾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政府和国家几乎是个集合体,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如果政府不可爱,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跟着倒霉。这自然不同于美国:如果人民不高兴,可以通过选票,四年一次推翻并选择新政府。但这与他们如何热爱与忠诚美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前些日,几位在北京的自由派学者朋友聚餐畅谈中美关系,再聊起中美贸易战时,感觉大家似乎已热情大减。或许是,即便战火燃烧得遍地焦土,一时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行事规则。同时,也很难促使决策阶层屈服于美国的贸易压力,转变对市场经济之于中国的根本态度。不过,各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法上也有相左之见,但已没人提出让特朗普先生来直接影响或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出路寄托在中国的自醒自觉上,既不要倒退,更不要流血,而以协商共和的方式让国家更前进几步——这样自己决定自己,最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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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转向,中国何以自决?

发布日期:2018-12-14 10:59
摘要」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撰文 / 苏小玲

■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决定论”

中国的木算盘能响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天空吗?当然不能。客观说,在处理与现代民主的国家关系上,中国还不是强国,缺乏足够有力的话语权。为此,政治学者荣剑先生本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认为,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我将其概括为“中美关系美国决定论”。

美国决定论似乎并不新鲜。追溯历史,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一直是以自己的全面优势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重大命运:参与并扭转二战局面;主导建立联合国;发起关贸总协定(WTO);对抗苏共的专制与扩张体制并合力促使苏联最终解体;解放科威特并最终武力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主导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促成美朝直接谈判,缓解朝核危机等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都与美国有关,自然也同美国的现代宪政制度、美国的政治家们与知识精英们、美国的具备自由与民主意志的公民们有关。

然而,美国决定中美关系却是特别的现实。荣文指出,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为美国的民、共两党“站队”,都试图给一方押宝,却是严重误读了美国现实的两党政治,也不外乎是种天真。的确,无论是抑制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势头,或是造成压力促进中国重启改革之路,都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荣剑看来,在今天大形势下的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在捍卫民主自由信念上要远比共和党更胜一筹!而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未来只能面临更大的关系压力。

美国不会跟着中国感觉走,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对中国或世界的愿望与需求。美国的主流舆论也更不会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如果说美国有自己称雄世界的“文化霸权”或强悍的心理素质,这是历史所决定的。美国并非没有自身的社会缺陷,但它时常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规则的提出者与制定者,不是因为仅仅依靠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令人叹服的权衡民主自由的世界观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两百多年前在费城建立的一部美国宪政大法,至今依然使用着,并继续充当着世界各国政府政治的灯塔。

这些年,为了塑造中国的影响力,官方的某些学者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与现实常识,努力矮化美国的国家与政党形象,夸大和批评美国存在的一些并非制度所致的社会矛盾问题,极力唱衰美国的现代政治,同时以意淫的方式将中国实力任意拔高,以达到某种对外震慑的作用。某位军事学者,公开着意地调侃特朗普的政治智商,宣称美国退出若干国际组织是给中国输送千载难逢的“大礼包”。言下之意是,中国正在接手这个地球的领导权。

在中美开启贸易战其间,荣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包括《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内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从中发现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问题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同时也在纠正着作者和国内知识界存在的关于特朗普、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及关于两党政治关系的某些重大偏见,虽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之道,但却提供了思考问题本源的参照。

就此次美国之行中对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观察,荣剑先生归结为三:一是从美国严谨的学者身上,深刻感觉到特朗普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并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提醒中国知识分子放弃“特朗普神话”的幻觉;二是中期选举彰显了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没有人能一手遮天地独断朝纲、支配天下。但这并不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中态度上的一致性。中国人不要期待他们的态度选择,而“错把杭州当汴州”;三是眼下美国政商学各界已不同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反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两党内部只有鹰派没有鸽派。更严峻的是,美国亲中的智库和影响力学者已基本不为中国说话了!

正在形成的美国共识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将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激出了水面,也打出了本质原形。尤其是两国带着色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出台,他们或支持或反对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其撕裂与混战的程度,看似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星球大战”。也许,当下的这个世界,两个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加上身居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大国间较量,正是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悬念的戏剧性冲突。如能以理性的方式握手言和,则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若酿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必然是一片失序混乱的世相呈现,现代文明将遭劫难。

在同荣剑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黎安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知识界左派观点。他不认为特朗普作为总统有何特殊智慧与领导能力,并否定他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警觉:“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认为,中国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的外交投入,也同样会引发美国这样“以前超级大国的危机感。”

这位美国学者还批评了中国。因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国会、五角大楼、政府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是帮了大忙的,其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其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但最终中国没有民主化,反而走了回头路。他表示,美国欢迎友好国家,也欢迎新的大国崛起,但必须不能违反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崛起。

比之于特朗普不断加码的惩罚性关税,我以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反应,才是我们必须要给予严重关注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从民间到官方,更多时候是主动伸出援手。尽管双方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考虑,总有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会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彼此可能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提出报告或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全面对抗,或存在谁颠覆谁的潜在危险。

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自身也并不具有抗衡的实力。正因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融合大于对抗的现实与未来意义,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才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并提出“韬光养晦”之策,以避免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确立新型的、良好的、可持续的国际关系。也因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才抓住这个机遇,以包容共生的姿态邀请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也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乃至崛起的重大机遇。

GDP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化、教育、医疗、环境、舆论、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发展上,中国都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建构。而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加之各级官员每每巨额的贪腐,使国家财政或国民经济的社会品质出现了变异的巨大风险。缺乏公平正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扎实现代化的功课。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该成为本国国民的福祉所依。

可以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是当下美国在理性与情感上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杨帆出海、高调引领世界,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或是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提共产主义,都无法让美国理解其中的真实善意。中国自身还处于一个教育失范、法治失缺、民生失望和社会失序等等的问题状态中,整个国家还在为旧制度不断垫付巨大的成本。不管贸易战继续还是结束,或许都不能避免中美之间以某一种形式,卷入一场更大更广经济政治文化大交锋。而面对现代性文明进程,中国存在的历史负面与沉重包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自决?

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中美达成贸易休战90天!尽管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若能握手言,将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让世界再一次热切期望。中国应当如何趁此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有舆论称,中国可能无法兑现休战协议中的敏感条款承诺,中国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上路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余智先生也认为:“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可仍可能持续并扩大”。的确,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之战将不可能轻松地止于贸易。中国要平静顺利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化解矛盾源头的办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在华盛顿智库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是在告诉中国与世界,中美之间的历史友谊正在遭受损害:“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并且,彭斯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而“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中国是否应该将此解读为一种理性和善意?即便这样,中美在未来无疑要面临一个漫长的关系严冬。若要缓和,应对美国可能启动的“新冷战”,中国则急需做出重大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内外都在期待着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顺水推舟”之策。或许,仅仅尊重与遵循人类发展的历史常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可获得正解。而优质的国际关系也自有逻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利益或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但人权同时更不能被忽略。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正当权利,即对财富的共同创造权、流通权、分享权如何获得更好、更普遍地保护的一场文化较量,是现代文明在理解和实施上的冲突。这一点,中国似乎更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狭隘藩篱,以行动来融入——尽管落实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激发了美国社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斗志,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观点与立场的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针对所谓“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或更多不同层面的感受体。由于权贵利益集团的使然,“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显得相当抽象模糊,很难真切体会和触及实质。在近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中,人们也看到了国家利益被私人、被官员、被某个家族大量窃据瓜分的事实。这使得民众或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贸易战开打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样高调反驳、义正言辞,民间社会却并未出现像“钓鱼岛”或“萨德”事件那样,呈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这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经济的整体下行、民营企业众所周知的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上发生的民生矛盾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政府和国家几乎是个集合体,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如果政府不可爱,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跟着倒霉。这自然不同于美国:如果人民不高兴,可以通过选票,四年一次推翻并选择新政府。但这与他们如何热爱与忠诚美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前些日,几位在北京的自由派学者朋友聚餐畅谈中美关系,再聊起中美贸易战时,感觉大家似乎已热情大减。或许是,即便战火燃烧得遍地焦土,一时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行事规则。同时,也很难促使决策阶层屈服于美国的贸易压力,转变对市场经济之于中国的根本态度。不过,各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法上也有相左之见,但已没人提出让特朗普先生来直接影响或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出路寄托在中国的自醒自觉上,既不要倒退,更不要流血,而以协商共和的方式让国家更前进几步——这样自己决定自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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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小玲:中国人不要寄望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中国的自醒自觉上。



撰文 / 苏小玲

■ 贸易战,将中美关系推到悬崖绝壁。虽不限于中国,美欧与美日之间同样有贸易摩擦,但却不像中美这样一石激起千层大浪。有预言,一场类似美苏争霸、旷日持久的全面新冷战即将开启。其实,在针对中国的对应反击上,美国的舆论已超出经贸层面,文化与政治的制度冲突正在呈现。对双方来说,一种包含且超越一般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它涉及到一个试图淡化却未能终结的历史性问题。

中美贸易战是种必然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有相当的权宜性,缺乏从根本上创新社会民主的性质与价值向度。而旧制度的落后和非现代性,随着国力的强大,势必形成新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欧美列国发生普遍的冲突。恰巧的是,中国果然借力于有限的市场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巧的还在于:中国放弃原有“韬光养晦”、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高调介入或建立影响全球的各类组织,并最终提出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战后至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即欧美日现代社会体系相对稳固 ,即便当下的欧盟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所属各国深陷难民、宗教以及民族、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的困扰,包括欧洲许多国家对特朗普执政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十分抵触与不满,整个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也充满疑虑和困惑,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底线在整个欧美主场并未被突破。却未曾预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发生了贸易战,而这场冲突的根源,是中国被认为坏了西方定下的市场游戏规则。


自然,特朗普成为总统,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程序结果。而在他任前任后,美国选民中的支持者欢呼雀跃,反对者则骂声如潮。尖锐的选择对立让全国陷入一片热闹的口舌之战。有意味的是,这同时也让远在彼岸的中国坠入狂欢与期待中。海湖庄园的“习特会”,使官方高层感觉中美将迎来一个润滑的、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学界的某些专家则也预测频频、评论乐观;而大量的民众却陶醉于美国即将退却、中国问鼎国际的战略实施中。

被邀请在北京故宫特别行走的特朗普,并没向中南海伸出更诱人的橄榄枝。相反,他的新政府不久就关注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并宣布了对5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让中国上下十分错愕!随即中国政府以牙还牙,以同样征收500亿的产品关税迎战。可政治家特朗普却开始强调美国利益优先,宣扬要对历史上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给予捍卫。其一系列举动,赢得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看好,而中国的不少民众,尤其是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特朗普也投以期待的目光,希望这位美国新总统对中国的改革推进事务有所作为。

中国价值观冲突超越经贸冲突

至今为止,执政的特朗普依然不被众多美国人看好,被认定要回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保守主义中去。对此,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地抨击特朗普,不相信他会给美国带来自由主义的出路。那种激烈,某些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群体分裂。特朗普的政策尽管立竿见影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安全,但反对党和知识精英们依然心怀忧虑,难以信任。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平分秋色,国会没有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而失去对决策权力的制衡,这种理性的结局或体现了两党多数人的智慧,也避免了人们对总统独裁大政的担忧。

美国的未来怎样?是在倒退中走向民粹与衰退,还是在周折中继续捍卫历史价值、完善自由与民主体制?某种程度上,中美两国的舆论在关心特朗普的行为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已超过了贸易战的严重性。有人认为,特朗普有可能成为继里根之后的又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并重开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贸易的不公平与摩擦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近日一位西方作者发表在FT中文网的文章认为:“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前线或战役”。他写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内看到各个领域的零星冲突,即5G、人工智能、台湾、南中国海、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放贷方面的竞争。”

这样的观察并非单门独家,结论也不会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中美因贸易争端激活了两国的内在矛盾。无论贸易战的结局如何,它最终将淡化或超越经济范畴而进入更深刻广泛的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传统国家,制度介于专制与威权之间,具有自己的历史思维惯性,要在文化与政治价值体系上与美国对接的确十分困难。尽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已有40年之久,但无关社会政治与文化即现代文明的这场改革,依然是表层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我行我素。

封闭自决的套路难以更张,而权力阶层或权贵集团更愿意从自身永久的利益出发,缺乏从整个民族及公民社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规划未来。至于所谓被强调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与整个中国社会与现实无关的少数人的模式。所以,中国的对外关系与表达时常也是趋于模糊,够不成完整、真实与对等。所以,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美国,每一次重大的举动都会牵扯一番中国人的神经,不论是对国内的大选、对台湾的态度,还是处理朝核危机。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8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揭示了国家间除经济、政治等冲突之外的另一面形态,即不同文化、宗教、情感与思想的冲突。事实上,当中国社会让出一半的跑道,让市场经济进入运行后,其收到的效果举世瞩目。而在另一半的旧跑道上,承载着包括国有企业、传统意识形态与相关文化在内的体制,坚守着所谓的“阵地”。而建立现代文明必须的要件——新闻与出版自由、言论与思想市场被封锁紧闭。如此文化矛盾,也多少表现在中国对WTO相关条款的执行过程中。

或许在中国官方的构想里,加入世贸组织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并非美国等西方成员国寄望的那样具有改变社会文明形态的倾向。但不管怎样,21世纪的中国,依然身陷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在面对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上,容易误读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想形态与治理模式。批评不到位,评价不到位,借鉴不到位,即便是人家明摆的那点好处,我们也不易顺手拿来。所谓文化的障碍,根本在于,对一种普世价值的严重不认同。

美国的政治问题,似乎也只有美国人自己明了。的确,当美国社会按自己的节奏行事,特朗普政府又以严厉的态度和方式针对中国问题时,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包括整天思考大国关系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与应对。在对中美关系问题上,作为保守的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官方智库们,热情期待民主党在众议院取胜以钳制总统特朗普;而某些心急情躁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和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以便特朗普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国继续改革。但特朗普完全只按美国的规则行事,绝无可能有优先的“中国意识”。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决定论”

中国的木算盘能响彻在华盛顿或纽约的天空吗?当然不能。客观说,在处理与现代民主的国家关系上,中国还不是强国,缺乏足够有力的话语权。为此,政治学者荣剑先生本月6日在FT中文网发表《决定中美关系的,是美国如何看中国》,认为,中国官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各自的期待出发,判断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只能是一厢情愿。比中国如何看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我将其概括为“中美关系美国决定论”。

美国决定论似乎并不新鲜。追溯历史,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一直是以自己的全面优势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这个世界的重大命运:参与并扭转二战局面;主导建立联合国;发起关贸总协定(WTO);对抗苏共的专制与扩张体制并合力促使苏联最终解体;解放科威特并最终武力结束萨达姆独裁政权;主导中国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促成美朝直接谈判,缓解朝核危机等等。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发生的大事都与美国有关,自然也同美国的现代宪政制度、美国的政治家们与知识精英们、美国的具备自由与民主意志的公民们有关。

然而,美国决定中美关系却是特别的现实。荣文指出,中国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别为美国的民、共两党“站队”,都试图给一方押宝,却是严重误读了美国现实的两党政治,也不外乎是种天真。的确,无论是抑制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势头,或是造成压力促进中国重启改革之路,都属于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力。在荣剑看来,在今天大形势下的关系格局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谁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在捍卫民主自由信念上要远比共和党更胜一筹!而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未来只能面临更大的关系压力。

美国不会跟着中国感觉走,美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表达对中国或世界的愿望与需求。美国的主流舆论也更不会关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如果说美国有自己称雄世界的“文化霸权”或强悍的心理素质,这是历史所决定的。美国并非没有自身的社会缺陷,但它时常能成为这个地球上规则的提出者与制定者,不是因为仅仅依靠它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令人叹服的权衡民主自由的世界观与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两百多年前在费城建立的一部美国宪政大法,至今依然使用着,并继续充当着世界各国政府政治的灯塔。

这些年,为了塑造中国的影响力,官方的某些学者不惜违背历史事实与现实常识,努力矮化美国的国家与政党形象,夸大和批评美国存在的一些并非制度所致的社会矛盾问题,极力唱衰美国的现代政治,同时以意淫的方式将中国实力任意拔高,以达到某种对外震慑的作用。某位军事学者,公开着意地调侃特朗普的政治智商,宣称美国退出若干国际组织是给中国输送千载难逢的“大礼包”。言下之意是,中国正在接手这个地球的领导权。

在中美开启贸易战其间,荣剑与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黎安友教授的长篇对话,包括《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在内的系列文章,让读者从中发现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问题新认知。这种新认知,同时也在纠正着作者和国内知识界存在的关于特朗普、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以及关于两党政治关系的某些重大偏见,虽然没有提出如何解决之道,但却提供了思考问题本源的参照。

就此次美国之行中对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的观察,荣剑先生归结为三:一是从美国严谨的学者身上,深刻感觉到特朗普完全颠覆了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架构,并造成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提醒中国知识分子放弃“特朗普神话”的幻觉;二是中期选举彰显了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没有人能一手遮天地独断朝纲、支配天下。但这并不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反中态度上的一致性。中国人不要期待他们的态度选择,而“错把杭州当汴州”;三是眼下美国政商学各界已不同以往,他们对中国的反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而在两党内部只有鹰派没有鸽派。更严峻的是,美国亲中的智库和影响力学者已基本不为中国说话了!

正在形成的美国共识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将两国之间的深刻矛盾激出了水面,也打出了本质原形。尤其是两国带着色彩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出台,他们或支持或反对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倾向。其撕裂与混战的程度,看似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星球大战”。也许,当下的这个世界,两个不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国家,加上身居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的大国间较量,正是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悬念的戏剧性冲突。如能以理性的方式握手言和,则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若酿成“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必然是一片失序混乱的世相呈现,现代文明将遭劫难。

在同荣剑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黎安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知识界左派观点。他不认为特朗普作为总统有何特殊智慧与领导能力,并否定他不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抱有很深的警觉:“中国有钱,它把钱大量地用于军事,它的军事现在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它过去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还认为,中国对非洲、南美以及各个地区的的外交投入,也同样会引发美国这样“以前超级大国的危机感。”

这位美国学者还批评了中国。因为,不仅仅是特朗普,在国会、五角大楼、政府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是帮了大忙的,其成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而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其希望并相信中国也会民主化。但最终中国没有民主化,反而走了回头路。他表示,美国欢迎友好国家,也欢迎新的大国崛起,但必须不能违反美国所有的基本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也表明美国决定了中国在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一步崛起。

比之于特朗普不断加码的惩罚性关税,我以为美国社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反应,才是我们必须要给予严重关注的。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从民间到官方,更多时候是主动伸出援手。尽管双方出于意识形态分歧上的考虑,总有各种机构和专业人士会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彼此可能潜在的威胁进行研究提出报告或警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会爆发全面对抗,或存在谁颠覆谁的潜在危险。

对中国来说,客观上,自身也并不具有抗衡的实力。正因看到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融合大于对抗的现实与未来意义,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才推动改革开放的实施,并提出“韬光养晦”之策,以避免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间的冲突,确立新型的、良好的、可持续的国际关系。也因如此,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才抓住这个机遇,以包容共生的姿态邀请中国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也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乃至崛起的重大机遇。

GDP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文化、教育、医疗、环境、舆论、社会保障以及乡村发展上,中国都普遍缺乏现代化的建构。而长期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现象,加之各级官员每每巨额的贪腐,使国家财政或国民经济的社会品质出现了变异的巨大风险。缺乏公平正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扎实现代化的功课。至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应该成为本国国民的福祉所依。

可以判断,中国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是当下美国在理性与情感上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杨帆出海、高调引领世界,还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或是纪念《共产党宣言》重提共产主义,都无法让美国理解其中的真实善意。中国自身还处于一个教育失范、法治失缺、民生失望和社会失序等等的问题状态中,整个国家还在为旧制度不断垫付巨大的成本。不管贸易战继续还是结束,或许都不能避免中美之间以某一种形式,卷入一场更大更广经济政治文化大交锋。而面对现代性文明进程,中国存在的历史负面与沉重包袱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自决?

在20国集团阿根廷峰会结束后,中美达成贸易休战90天!尽管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但若能握手言,将直接关系到众多国家的切身利益,让世界再一次热切期望。中国应当如何趁此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有舆论称,中国可能无法兑现休战协议中的敏感条款承诺,中国也无法改变自己已经上路的发展模式。中国学者余智先生也认为:“双方尚未就结构性改革达成‘重要共识’,贸易战可仍可能持续并扩大”。的确,在笔者看来,中美贸易之战将不可能轻松地止于贸易。中国要平静顺利前行,需要从根本上寻找化解矛盾源头的办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在华盛顿智库就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是在告诉中国与世界,中美之间的历史友谊正在遭受损害:“北京正在使用一种全政府的手段,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以及宣传,在美国推进其影响和利益。”并且,彭斯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而“美国人民别无所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中国是否应该将此解读为一种理性和善意?即便这样,中美在未来无疑要面临一个漫长的关系严冬。若要缓和,应对美国可能启动的“新冷战”,中国则急需做出重大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内外都在期待着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最为便捷的“顺水推舟”之策。或许,仅仅尊重与遵循人类发展的历史常识,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就可获得正解。而优质的国际关系也自有逻辑。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利益或主权必须得到维护,但人权同时更不能被忽略。贸易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类生存的正当权利,即对财富的共同创造权、流通权、分享权如何获得更好、更普遍地保护的一场文化较量,是现代文明在理解和实施上的冲突。这一点,中国似乎更需要走出计划经济的狭隘藩篱,以行动来融入——尽管落实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这场贸易战激发了美国社会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斗志,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观点与立场的分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暴露了一个问题,针对所谓“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或更多不同层面的感受体。由于权贵利益集团的使然,“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显得相当抽象模糊,很难真切体会和触及实质。在近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运动中,人们也看到了国家利益被私人、被官员、被某个家族大量窃据瓜分的事实。这使得民众或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贸易战开打以来,无论官方舆论怎样高调反驳、义正言辞,民间社会却并未出现像“钓鱼岛”或“萨德”事件那样,呈现出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这直接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经济的整体下行、民营企业众所周知的发展瓶颈,以及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上发生的民生矛盾等问题,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中国社会民众的普遍认知中,政府和国家几乎是个集合体,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如果政府不可爱,那么这个“国家”也会跟着倒霉。这自然不同于美国:如果人民不高兴,可以通过选票,四年一次推翻并选择新政府。但这与他们如何热爱与忠诚美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前些日,几位在北京的自由派学者朋友聚餐畅谈中美关系,再聊起中美贸易战时,感觉大家似乎已热情大减。或许是,即便战火燃烧得遍地焦土,一时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行事规则。同时,也很难促使决策阶层屈服于美国的贸易压力,转变对市场经济之于中国的根本态度。不过,各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看法上也有相左之见,但已没人提出让特朗普先生来直接影响或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把出路寄托在中国的自醒自觉上,既不要倒退,更不要流血,而以协商共和的方式让国家更前进几步——这样自己决定自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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