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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涌现莎士比亚热潮

发布日期:2018-12-11 09:19
摘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被认为安全而高雅。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校数量十年间从40所增加到1000多所。



撰文 / 杨缘

■ 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教室里,莎士比亚是个带来坏消息的人物。人类是懦弱的,不道德,充满贪欲,虚伪欺诈,凶狠残忍,嫉妒心重,陈腐老迈,而又愚蠢疯狂——而在追求爱与权力的过程中,死亡与灾难如同家常便饭。

但在当代中国,这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所讲述的关于人性弱点的不朽故事,让学校儿童和戏剧观众们受到了启迪教育。在学校中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和在剧场中演出这些戏剧的更富创意的新方式,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莎士比亚热潮,在当前内容审查愈加严苛的环境下,拓宽了中国家庭在艺术和教育领域的体验。

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莎士比亚戏剧和除了革命剧目外的其他所有类型戏剧都被禁演。但当前的莎士比亚热潮,是近几十年来的数次莎士比亚复兴中距今最近、程度最热烈的一次。

当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翻译的新版《暴风雨》(The Tempest)今年夏天在北京公演时,演出票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去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翻译的中文版《李尔王》(King Lear)也获得了同样追捧。


在中国南方城市福州,明年将建成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一座住宅的复制品,莎士比亚就诞生于这座住宅中,这是该市与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达成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将建成一座全新的小镇, 其主要街区将被命名为新“斯特拉特福住宅区”。2011年,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问英国时,他曾前往真正的莎士比亚斯特拉特福故居参观。

莎士比亚在中国大受欢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的戏剧学助理教授邓肯•利斯(Duncan Lees)表示,因为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安全、可敬的,并被推崇为‘高雅艺术’。”

他补充道:“在当今的中国,莎士比亚作品在政治语境中通常显得非常低调,但其实这些剧作和诗作中包含了大量潜在充满争议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有通过莎士比亚作品进行颠覆性教育的空间。”

在习近平严密管控之下的中国,《暴风雨》关于自由与身份认同的主题明显带有与执政党相左的政治理念——“思想是自由的”,剧中精灵艾尔奥(Ariel)唱到。其对中国现状的隐形挑战从抽象理念延伸到了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排演本身。该剧赋予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内部剧团的中国演员新的自由。在导演提姆•修普(Tim Supple)的指导下,这些演员首次被邀请在表演中进行实验尝试,并修改剧作文本。

“中国的戏剧演出是计划性的,就像建造一排公寓楼。但提姆给我们的是建筑原材料——我们并不知道修建的楼房将会是什么样的。”董汶亮表示,他在剧中饰演艾尔奥。“提姆使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普的执导方式一开始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传统中国导演会精确地告诉你该在哪句台词时穿过舞台。”

《暴风雨》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翁戏剧翻译成中文、同时将中国经典剧目翻译成英文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180万英镑的资金资助。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监督格雷戈里•道兰(Greg Doran)表示,他在与一位中国朋友交谈后受到触动,进而启动了剧作翻译项目。“他们说现有的翻译版本较为陈旧,年轻人无法理解,演员们也感到难以表演。”

自由剧作家赵晗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麦克白》(Macbeth)译为中文。他表示,现有的翻译版本是“为了印刷成书供人阅读的,而不适合舞台表演”。

正因为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试图创作出“有戏剧生命力,演员易于表现,同时观众易于理解”的翻译版本。《暴风雨》的翻译作者苏国云表示:“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戏剧在过去100年间历经变迁。是时候通过新的翻译版本来解决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观众接受度问题了。”

在习近平治下,艺术领域的创造性表达空间有所萎缩。两位戏剧导演抱怨内容审查流程变得愈发严格——所有的剧本以及彩排录像都必须提交给中国文化和旅游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的艺术司。“司内的人员并不具备艺术背景,而且即便他们有艺术背景,他们也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一位导演表示。

“审查委员会的品味和美国福音派教会有些类似。”北京大学英文戏剧研习社(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World Theatre and Film)的艺术监督乔•格雷夫斯(Joe Graves)表示。他富于外交技巧地强调称,戏剧在西方世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审查,“例如通过戏剧领军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或者观众所表现出的欣赏品味。”

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受到审查的戏剧包含咒骂、同性恋以及警方腐败等情节——不过戏剧导演们仅能根据一份语焉不详的部委通知来猜测受到审查的原因,而通知中通常仅称剧作中包含过多粗俗语言。

中国的戏剧界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被分隔为两个圈子。“体制内”的圈子由那些拥有政府资助的剧院组成——例如国家大剧院——它们通常按照已被奉为正统的风格演出经典剧目,并拥有自己的导演和演员团队。因为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国家大剧院相对于绝大多数私营剧院受到了程度更重的内容审查,而私营剧院则在“体制外”蓬勃发展。

据《暴风雨》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透露,一名政府官员参加了该剧的带妆彩排,但仅要求对剧本做出三处修改:去掉三处出现了“他妈的”的台词。“我们将其改成了‘去你的’,因此每当有人说‘去你的’时,请想象他们其实说的是‘他妈的’ 。”

对于中国的千禧一代来说,这其中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群体新增的休闲娱乐支出以及对于任何来自外国的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使得他们成为了支撑戏剧演出票房蓬勃增长的新市场。据格雷夫斯估计,过去三年中国各地大约修建了1800座新剧场,受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激励政策推动。

虽然政府对戏剧的审查与日俱增,莎士比亚戏剧所触及的中国观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例如通过舞台演出的翻译版本和课堂上的戏剧表演研习课。在莎士比亚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道兰引用了莎士比亚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艺术被权势统治得结舌箝口(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并补充称,“不论我们在哪里发现这种情况,都应向其发起挑战。剧院则为这么做提供了一种方式。”

今年10岁的刘佩桥(音译)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今年夏天他将自己的假期作业抛在一边,演出了波西米亚王子的角色。“这好玩极了,老师们让我们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刘佩桥是在伦敦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拿下《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这个主要角色的,他在那里和由一群小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莎士比亚戏剧课程。他的母亲李燕(音译)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她自己则从未离开过中国。

中国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经典非常熟悉,西方学生对中国名著则所知不多。很多中国学生首次阅读莎士比亚是通过查尔斯和玛丽•兰姆(Charles and Mary Lamb)为儿童改编的版本,该版本于1904年被翻译为中文。中文版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则被纳入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程大纲,由最富盛名的莎士比亚中文译者朱生豪翻译,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在典型的中国教室里,教师可能需要组织管理5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学生们一起朗诵书中的段落并背诵诗歌,这是一种有效的死记硬背式学习方式。学生们很少真正排演戏剧。但在过去几年中,潮流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某些中国学校致力于打造更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利斯表示,“正因如此,他们开始从英国引进戏剧教育领域专家。”

格雷夫斯补充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非常有限的少数几所表演艺术学院以外,中国的大学中几乎不存在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的戏剧教学。”过去十年间,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Chinese Universities Shakespeare Festival)的学校数量从40所增加到了超过1000所,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首次戏剧表演的机会。

“在教育体系的激烈竞争下,孩子们可能拥有不错的考试成绩,但却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郑州未来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Zhengzhou Future Youth Education)创始人于海洋表示。他于去年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成立了这家非盈利机构,与伦敦环球剧院合作组织学生交流项目。“此类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发现自我的机会之一。不然他们仅会成为非常听话、用功读书的孩子,但他们的个性特点却被压抑。”

于海洋在郑州蒲公英小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小学教师的研习班。在这个研习班中,来自伦敦环球剧院的奥利维亚•马斯(Olivia Mace)用一个举动就打破了两条教室禁忌。她让她的学员们坐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成排就座,并且直接坐在地板上而不是椅子上,以使学员们能够自由活动。“我们被允许自由提问、思考、质疑,因为表演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她表示。

马斯讲授的是受莎士比亚戏剧启发的互动模式,并用这种模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Butterfly Lovers)和《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要让课程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表演来学习,难度是不小的。”她表示,“但我认为戏剧应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育的额外补充。”

课间休息时,参加研习班的小学老师们开始反思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培训老师的肢体语言以及互动性的方式非常棒。”来自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的英语教师Sally Wang表示,“我认为很多中国教师都担心自己的表达过于丰富或者过于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在学生面前丢脸,也担忧如果让学生释放天性,他们将无法再管住学生!”

在郑州,学校的班级规模可以扩充至超过70人,但教育时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过去五年中,习近平集中了中共党内的控制权。教师们所需承担的“非教学”活动任务也越来越重,例如参加共青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 )会议以及中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组织的定期教师培训。据数位老师估计,非教学类会议以及相关工作占用了他们30%至60%的总工作时间。

官方组织的教师培训确能有所助益,却也是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映。教师培训通常是数百位教师在网上或者大报告厅里听取一场报告,之后提交一篇论文作为作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教师在走进伦敦环球剧院的研习班却发现没有讲台、投影仪甚至椅子时会感到迷惑不解。

“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属性,以及入读西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我认为我们教授的这种自我领导和批判思维能力对于中国学生适应其他类型的组织至关重要。”伦敦环球剧院教学主管乔治娅•艾莲娜斯(Georghia Ellinas)表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教师们对于孩子们需做大量思考和努力的模式表示欢迎,而不是仅仅依赖教师提供答案。”

刘佩桥是这么描述出演《冬天的故事》的体会的:“我喜欢戏剧因为我只能活一次。但通过表演我可以体验多种不同的人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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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被认为安全而高雅。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校数量十年间从40所增加到1000多所。



撰文 / 杨缘

■ 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教室里,莎士比亚是个带来坏消息的人物。人类是懦弱的,不道德,充满贪欲,虚伪欺诈,凶狠残忍,嫉妒心重,陈腐老迈,而又愚蠢疯狂——而在追求爱与权力的过程中,死亡与灾难如同家常便饭。

但在当代中国,这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所讲述的关于人性弱点的不朽故事,让学校儿童和戏剧观众们受到了启迪教育。在学校中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和在剧场中演出这些戏剧的更富创意的新方式,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莎士比亚热潮,在当前内容审查愈加严苛的环境下,拓宽了中国家庭在艺术和教育领域的体验。

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莎士比亚戏剧和除了革命剧目外的其他所有类型戏剧都被禁演。但当前的莎士比亚热潮,是近几十年来的数次莎士比亚复兴中距今最近、程度最热烈的一次。

当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翻译的新版《暴风雨》(The Tempest)今年夏天在北京公演时,演出票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去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翻译的中文版《李尔王》(King Lear)也获得了同样追捧。


在中国南方城市福州,明年将建成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一座住宅的复制品,莎士比亚就诞生于这座住宅中,这是该市与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达成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将建成一座全新的小镇, 其主要街区将被命名为新“斯特拉特福住宅区”。2011年,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问英国时,他曾前往真正的莎士比亚斯特拉特福故居参观。

莎士比亚在中国大受欢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的戏剧学助理教授邓肯•利斯(Duncan Lees)表示,因为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安全、可敬的,并被推崇为‘高雅艺术’。”

他补充道:“在当今的中国,莎士比亚作品在政治语境中通常显得非常低调,但其实这些剧作和诗作中包含了大量潜在充满争议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有通过莎士比亚作品进行颠覆性教育的空间。”

在习近平严密管控之下的中国,《暴风雨》关于自由与身份认同的主题明显带有与执政党相左的政治理念——“思想是自由的”,剧中精灵艾尔奥(Ariel)唱到。其对中国现状的隐形挑战从抽象理念延伸到了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排演本身。该剧赋予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内部剧团的中国演员新的自由。在导演提姆•修普(Tim Supple)的指导下,这些演员首次被邀请在表演中进行实验尝试,并修改剧作文本。

“中国的戏剧演出是计划性的,就像建造一排公寓楼。但提姆给我们的是建筑原材料——我们并不知道修建的楼房将会是什么样的。”董汶亮表示,他在剧中饰演艾尔奥。“提姆使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普的执导方式一开始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传统中国导演会精确地告诉你该在哪句台词时穿过舞台。”

《暴风雨》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翁戏剧翻译成中文、同时将中国经典剧目翻译成英文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180万英镑的资金资助。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监督格雷戈里•道兰(Greg Doran)表示,他在与一位中国朋友交谈后受到触动,进而启动了剧作翻译项目。“他们说现有的翻译版本较为陈旧,年轻人无法理解,演员们也感到难以表演。”

自由剧作家赵晗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麦克白》(Macbeth)译为中文。他表示,现有的翻译版本是“为了印刷成书供人阅读的,而不适合舞台表演”。

正因为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试图创作出“有戏剧生命力,演员易于表现,同时观众易于理解”的翻译版本。《暴风雨》的翻译作者苏国云表示:“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戏剧在过去100年间历经变迁。是时候通过新的翻译版本来解决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观众接受度问题了。”

在习近平治下,艺术领域的创造性表达空间有所萎缩。两位戏剧导演抱怨内容审查流程变得愈发严格——所有的剧本以及彩排录像都必须提交给中国文化和旅游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的艺术司。“司内的人员并不具备艺术背景,而且即便他们有艺术背景,他们也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一位导演表示。

“审查委员会的品味和美国福音派教会有些类似。”北京大学英文戏剧研习社(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World Theatre and Film)的艺术监督乔•格雷夫斯(Joe Graves)表示。他富于外交技巧地强调称,戏剧在西方世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审查,“例如通过戏剧领军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或者观众所表现出的欣赏品味。”

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受到审查的戏剧包含咒骂、同性恋以及警方腐败等情节——不过戏剧导演们仅能根据一份语焉不详的部委通知来猜测受到审查的原因,而通知中通常仅称剧作中包含过多粗俗语言。

中国的戏剧界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被分隔为两个圈子。“体制内”的圈子由那些拥有政府资助的剧院组成——例如国家大剧院——它们通常按照已被奉为正统的风格演出经典剧目,并拥有自己的导演和演员团队。因为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国家大剧院相对于绝大多数私营剧院受到了程度更重的内容审查,而私营剧院则在“体制外”蓬勃发展。

据《暴风雨》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透露,一名政府官员参加了该剧的带妆彩排,但仅要求对剧本做出三处修改:去掉三处出现了“他妈的”的台词。“我们将其改成了‘去你的’,因此每当有人说‘去你的’时,请想象他们其实说的是‘他妈的’ 。”

对于中国的千禧一代来说,这其中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群体新增的休闲娱乐支出以及对于任何来自外国的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使得他们成为了支撑戏剧演出票房蓬勃增长的新市场。据格雷夫斯估计,过去三年中国各地大约修建了1800座新剧场,受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激励政策推动。

虽然政府对戏剧的审查与日俱增,莎士比亚戏剧所触及的中国观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例如通过舞台演出的翻译版本和课堂上的戏剧表演研习课。在莎士比亚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道兰引用了莎士比亚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艺术被权势统治得结舌箝口(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并补充称,“不论我们在哪里发现这种情况,都应向其发起挑战。剧院则为这么做提供了一种方式。”

今年10岁的刘佩桥(音译)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今年夏天他将自己的假期作业抛在一边,演出了波西米亚王子的角色。“这好玩极了,老师们让我们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刘佩桥是在伦敦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拿下《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这个主要角色的,他在那里和由一群小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莎士比亚戏剧课程。他的母亲李燕(音译)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她自己则从未离开过中国。

中国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经典非常熟悉,西方学生对中国名著则所知不多。很多中国学生首次阅读莎士比亚是通过查尔斯和玛丽•兰姆(Charles and Mary Lamb)为儿童改编的版本,该版本于1904年被翻译为中文。中文版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则被纳入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程大纲,由最富盛名的莎士比亚中文译者朱生豪翻译,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在典型的中国教室里,教师可能需要组织管理5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学生们一起朗诵书中的段落并背诵诗歌,这是一种有效的死记硬背式学习方式。学生们很少真正排演戏剧。但在过去几年中,潮流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某些中国学校致力于打造更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利斯表示,“正因如此,他们开始从英国引进戏剧教育领域专家。”

格雷夫斯补充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非常有限的少数几所表演艺术学院以外,中国的大学中几乎不存在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的戏剧教学。”过去十年间,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Chinese Universities Shakespeare Festival)的学校数量从40所增加到了超过1000所,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首次戏剧表演的机会。

“在教育体系的激烈竞争下,孩子们可能拥有不错的考试成绩,但却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郑州未来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Zhengzhou Future Youth Education)创始人于海洋表示。他于去年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成立了这家非盈利机构,与伦敦环球剧院合作组织学生交流项目。“此类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发现自我的机会之一。不然他们仅会成为非常听话、用功读书的孩子,但他们的个性特点却被压抑。”

于海洋在郑州蒲公英小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小学教师的研习班。在这个研习班中,来自伦敦环球剧院的奥利维亚•马斯(Olivia Mace)用一个举动就打破了两条教室禁忌。她让她的学员们坐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成排就座,并且直接坐在地板上而不是椅子上,以使学员们能够自由活动。“我们被允许自由提问、思考、质疑,因为表演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她表示。

马斯讲授的是受莎士比亚戏剧启发的互动模式,并用这种模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Butterfly Lovers)和《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要让课程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表演来学习,难度是不小的。”她表示,“但我认为戏剧应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育的额外补充。”

课间休息时,参加研习班的小学老师们开始反思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培训老师的肢体语言以及互动性的方式非常棒。”来自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的英语教师Sally Wang表示,“我认为很多中国教师都担心自己的表达过于丰富或者过于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在学生面前丢脸,也担忧如果让学生释放天性,他们将无法再管住学生!”

在郑州,学校的班级规模可以扩充至超过70人,但教育时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过去五年中,习近平集中了中共党内的控制权。教师们所需承担的“非教学”活动任务也越来越重,例如参加共青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 )会议以及中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组织的定期教师培训。据数位老师估计,非教学类会议以及相关工作占用了他们30%至60%的总工作时间。

官方组织的教师培训确能有所助益,却也是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映。教师培训通常是数百位教师在网上或者大报告厅里听取一场报告,之后提交一篇论文作为作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教师在走进伦敦环球剧院的研习班却发现没有讲台、投影仪甚至椅子时会感到迷惑不解。

“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属性,以及入读西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我认为我们教授的这种自我领导和批判思维能力对于中国学生适应其他类型的组织至关重要。”伦敦环球剧院教学主管乔治娅•艾莲娜斯(Georghia Ellinas)表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教师们对于孩子们需做大量思考和努力的模式表示欢迎,而不是仅仅依赖教师提供答案。”

刘佩桥是这么描述出演《冬天的故事》的体会的:“我喜欢戏剧因为我只能活一次。但通过表演我可以体验多种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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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代中国,这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所讲述的关于人性弱点的不朽故事,让学校儿童和戏剧观众们受到了启迪教育。在学校中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和在剧场中演出这些戏剧的更富创意的新方式,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莎士比亚热潮,在当前内容审查愈加严苛的环境下,拓宽了中国家庭在艺术和教育领域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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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道:“在当今的中国,莎士比亚作品在政治语境中通常显得非常低调,但其实这些剧作和诗作中包含了大量潜在充满争议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有通过莎士比亚作品进行颠覆性教育的空间。”

在习近平严密管控之下的中国,《暴风雨》关于自由与身份认同的主题明显带有与执政党相左的政治理念——“思想是自由的”,剧中精灵艾尔奥(Ariel)唱到。其对中国现状的隐形挑战从抽象理念延伸到了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排演本身。该剧赋予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内部剧团的中国演员新的自由。在导演提姆•修普(Tim Supple)的指导下,这些演员首次被邀请在表演中进行实验尝试,并修改剧作文本。

“中国的戏剧演出是计划性的,就像建造一排公寓楼。但提姆给我们的是建筑原材料——我们并不知道修建的楼房将会是什么样的。”董汶亮表示,他在剧中饰演艾尔奥。“提姆使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普的执导方式一开始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传统中国导演会精确地告诉你该在哪句台词时穿过舞台。”

《暴风雨》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翁戏剧翻译成中文、同时将中国经典剧目翻译成英文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180万英镑的资金资助。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监督格雷戈里•道兰(Greg Doran)表示,他在与一位中国朋友交谈后受到触动,进而启动了剧作翻译项目。“他们说现有的翻译版本较为陈旧,年轻人无法理解,演员们也感到难以表演。”

自由剧作家赵晗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麦克白》(Macbeth)译为中文。他表示,现有的翻译版本是“为了印刷成书供人阅读的,而不适合舞台表演”。

正因为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试图创作出“有戏剧生命力,演员易于表现,同时观众易于理解”的翻译版本。《暴风雨》的翻译作者苏国云表示:“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戏剧在过去100年间历经变迁。是时候通过新的翻译版本来解决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观众接受度问题了。”

在习近平治下,艺术领域的创造性表达空间有所萎缩。两位戏剧导演抱怨内容审查流程变得愈发严格——所有的剧本以及彩排录像都必须提交给中国文化和旅游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的艺术司。“司内的人员并不具备艺术背景,而且即便他们有艺术背景,他们也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一位导演表示。

“审查委员会的品味和美国福音派教会有些类似。”北京大学英文戏剧研习社(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World Theatre and Film)的艺术监督乔•格雷夫斯(Joe Graves)表示。他富于外交技巧地强调称,戏剧在西方世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审查,“例如通过戏剧领军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或者观众所表现出的欣赏品味。”

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受到审查的戏剧包含咒骂、同性恋以及警方腐败等情节——不过戏剧导演们仅能根据一份语焉不详的部委通知来猜测受到审查的原因,而通知中通常仅称剧作中包含过多粗俗语言。

中国的戏剧界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被分隔为两个圈子。“体制内”的圈子由那些拥有政府资助的剧院组成——例如国家大剧院——它们通常按照已被奉为正统的风格演出经典剧目,并拥有自己的导演和演员团队。因为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国家大剧院相对于绝大多数私营剧院受到了程度更重的内容审查,而私营剧院则在“体制外”蓬勃发展。

据《暴风雨》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透露,一名政府官员参加了该剧的带妆彩排,但仅要求对剧本做出三处修改:去掉三处出现了“他妈的”的台词。“我们将其改成了‘去你的’,因此每当有人说‘去你的’时,请想象他们其实说的是‘他妈的’ 。”

对于中国的千禧一代来说,这其中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群体新增的休闲娱乐支出以及对于任何来自外国的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使得他们成为了支撑戏剧演出票房蓬勃增长的新市场。据格雷夫斯估计,过去三年中国各地大约修建了1800座新剧场,受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激励政策推动。

虽然政府对戏剧的审查与日俱增,莎士比亚戏剧所触及的中国观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例如通过舞台演出的翻译版本和课堂上的戏剧表演研习课。在莎士比亚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道兰引用了莎士比亚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艺术被权势统治得结舌箝口(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并补充称,“不论我们在哪里发现这种情况,都应向其发起挑战。剧院则为这么做提供了一种方式。”

今年10岁的刘佩桥(音译)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今年夏天他将自己的假期作业抛在一边,演出了波西米亚王子的角色。“这好玩极了,老师们让我们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刘佩桥是在伦敦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拿下《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这个主要角色的,他在那里和由一群小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莎士比亚戏剧课程。他的母亲李燕(音译)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她自己则从未离开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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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中国学校致力于打造更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利斯表示,“正因如此,他们开始从英国引进戏剧教育领域专家。”

格雷夫斯补充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非常有限的少数几所表演艺术学院以外,中国的大学中几乎不存在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的戏剧教学。”过去十年间,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Chinese Universities Shakespeare Festival)的学校数量从40所增加到了超过1000所,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首次戏剧表演的机会。

“在教育体系的激烈竞争下,孩子们可能拥有不错的考试成绩,但却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郑州未来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Zhengzhou Future Youth Education)创始人于海洋表示。他于去年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成立了这家非盈利机构,与伦敦环球剧院合作组织学生交流项目。“此类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发现自我的机会之一。不然他们仅会成为非常听话、用功读书的孩子,但他们的个性特点却被压抑。”

于海洋在郑州蒲公英小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小学教师的研习班。在这个研习班中,来自伦敦环球剧院的奥利维亚•马斯(Olivia Mace)用一个举动就打破了两条教室禁忌。她让她的学员们坐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成排就座,并且直接坐在地板上而不是椅子上,以使学员们能够自由活动。“我们被允许自由提问、思考、质疑,因为表演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她表示。

马斯讲授的是受莎士比亚戏剧启发的互动模式,并用这种模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Butterfly Lovers)和《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要让课程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表演来学习,难度是不小的。”她表示,“但我认为戏剧应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育的额外补充。”

课间休息时,参加研习班的小学老师们开始反思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培训老师的肢体语言以及互动性的方式非常棒。”来自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的英语教师Sally Wang表示,“我认为很多中国教师都担心自己的表达过于丰富或者过于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在学生面前丢脸,也担忧如果让学生释放天性,他们将无法再管住学生!”

在郑州,学校的班级规模可以扩充至超过70人,但教育时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过去五年中,习近平集中了中共党内的控制权。教师们所需承担的“非教学”活动任务也越来越重,例如参加共青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 )会议以及中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组织的定期教师培训。据数位老师估计,非教学类会议以及相关工作占用了他们30%至60%的总工作时间。

官方组织的教师培训确能有所助益,却也是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映。教师培训通常是数百位教师在网上或者大报告厅里听取一场报告,之后提交一篇论文作为作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教师在走进伦敦环球剧院的研习班却发现没有讲台、投影仪甚至椅子时会感到迷惑不解。

“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属性,以及入读西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我认为我们教授的这种自我领导和批判思维能力对于中国学生适应其他类型的组织至关重要。”伦敦环球剧院教学主管乔治娅•艾莲娜斯(Georghia Ellinas)表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教师们对于孩子们需做大量思考和努力的模式表示欢迎,而不是仅仅依赖教师提供答案。”

刘佩桥是这么描述出演《冬天的故事》的体会的:“我喜欢戏剧因为我只能活一次。但通过表演我可以体验多种不同的人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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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涌现莎士比亚热潮

发布日期:2018-12-11 09:19
摘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被认为安全而高雅。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校数量十年间从40所增加到1000多所。



撰文 / 杨缘

■ 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教室里,莎士比亚是个带来坏消息的人物。人类是懦弱的,不道德,充满贪欲,虚伪欺诈,凶狠残忍,嫉妒心重,陈腐老迈,而又愚蠢疯狂——而在追求爱与权力的过程中,死亡与灾难如同家常便饭。

但在当代中国,这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所讲述的关于人性弱点的不朽故事,让学校儿童和戏剧观众们受到了启迪教育。在学校中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和在剧场中演出这些戏剧的更富创意的新方式,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莎士比亚热潮,在当前内容审查愈加严苛的环境下,拓宽了中国家庭在艺术和教育领域的体验。

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莎士比亚戏剧和除了革命剧目外的其他所有类型戏剧都被禁演。但当前的莎士比亚热潮,是近几十年来的数次莎士比亚复兴中距今最近、程度最热烈的一次。

当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翻译的新版《暴风雨》(The Tempest)今年夏天在北京公演时,演出票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去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翻译的中文版《李尔王》(King Lear)也获得了同样追捧。


在中国南方城市福州,明年将建成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一座住宅的复制品,莎士比亚就诞生于这座住宅中,这是该市与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达成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将建成一座全新的小镇, 其主要街区将被命名为新“斯特拉特福住宅区”。2011年,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问英国时,他曾前往真正的莎士比亚斯特拉特福故居参观。

莎士比亚在中国大受欢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的戏剧学助理教授邓肯•利斯(Duncan Lees)表示,因为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安全、可敬的,并被推崇为‘高雅艺术’。”

他补充道:“在当今的中国,莎士比亚作品在政治语境中通常显得非常低调,但其实这些剧作和诗作中包含了大量潜在充满争议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有通过莎士比亚作品进行颠覆性教育的空间。”

在习近平严密管控之下的中国,《暴风雨》关于自由与身份认同的主题明显带有与执政党相左的政治理念——“思想是自由的”,剧中精灵艾尔奥(Ariel)唱到。其对中国现状的隐形挑战从抽象理念延伸到了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排演本身。该剧赋予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内部剧团的中国演员新的自由。在导演提姆•修普(Tim Supple)的指导下,这些演员首次被邀请在表演中进行实验尝试,并修改剧作文本。

“中国的戏剧演出是计划性的,就像建造一排公寓楼。但提姆给我们的是建筑原材料——我们并不知道修建的楼房将会是什么样的。”董汶亮表示,他在剧中饰演艾尔奥。“提姆使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普的执导方式一开始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传统中国导演会精确地告诉你该在哪句台词时穿过舞台。”

《暴风雨》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翁戏剧翻译成中文、同时将中国经典剧目翻译成英文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180万英镑的资金资助。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监督格雷戈里•道兰(Greg Doran)表示,他在与一位中国朋友交谈后受到触动,进而启动了剧作翻译项目。“他们说现有的翻译版本较为陈旧,年轻人无法理解,演员们也感到难以表演。”

自由剧作家赵晗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麦克白》(Macbeth)译为中文。他表示,现有的翻译版本是“为了印刷成书供人阅读的,而不适合舞台表演”。

正因为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试图创作出“有戏剧生命力,演员易于表现,同时观众易于理解”的翻译版本。《暴风雨》的翻译作者苏国云表示:“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戏剧在过去100年间历经变迁。是时候通过新的翻译版本来解决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观众接受度问题了。”

在习近平治下,艺术领域的创造性表达空间有所萎缩。两位戏剧导演抱怨内容审查流程变得愈发严格——所有的剧本以及彩排录像都必须提交给中国文化和旅游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的艺术司。“司内的人员并不具备艺术背景,而且即便他们有艺术背景,他们也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一位导演表示。

“审查委员会的品味和美国福音派教会有些类似。”北京大学英文戏剧研习社(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World Theatre and Film)的艺术监督乔•格雷夫斯(Joe Graves)表示。他富于外交技巧地强调称,戏剧在西方世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审查,“例如通过戏剧领军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或者观众所表现出的欣赏品味。”

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受到审查的戏剧包含咒骂、同性恋以及警方腐败等情节——不过戏剧导演们仅能根据一份语焉不详的部委通知来猜测受到审查的原因,而通知中通常仅称剧作中包含过多粗俗语言。

中国的戏剧界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被分隔为两个圈子。“体制内”的圈子由那些拥有政府资助的剧院组成——例如国家大剧院——它们通常按照已被奉为正统的风格演出经典剧目,并拥有自己的导演和演员团队。因为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国家大剧院相对于绝大多数私营剧院受到了程度更重的内容审查,而私营剧院则在“体制外”蓬勃发展。

据《暴风雨》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透露,一名政府官员参加了该剧的带妆彩排,但仅要求对剧本做出三处修改:去掉三处出现了“他妈的”的台词。“我们将其改成了‘去你的’,因此每当有人说‘去你的’时,请想象他们其实说的是‘他妈的’ 。”

对于中国的千禧一代来说,这其中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群体新增的休闲娱乐支出以及对于任何来自外国的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使得他们成为了支撑戏剧演出票房蓬勃增长的新市场。据格雷夫斯估计,过去三年中国各地大约修建了1800座新剧场,受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激励政策推动。

虽然政府对戏剧的审查与日俱增,莎士比亚戏剧所触及的中国观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例如通过舞台演出的翻译版本和课堂上的戏剧表演研习课。在莎士比亚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道兰引用了莎士比亚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艺术被权势统治得结舌箝口(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并补充称,“不论我们在哪里发现这种情况,都应向其发起挑战。剧院则为这么做提供了一种方式。”

今年10岁的刘佩桥(音译)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今年夏天他将自己的假期作业抛在一边,演出了波西米亚王子的角色。“这好玩极了,老师们让我们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刘佩桥是在伦敦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拿下《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这个主要角色的,他在那里和由一群小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莎士比亚戏剧课程。他的母亲李燕(音译)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她自己则从未离开过中国。

中国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经典非常熟悉,西方学生对中国名著则所知不多。很多中国学生首次阅读莎士比亚是通过查尔斯和玛丽•兰姆(Charles and Mary Lamb)为儿童改编的版本,该版本于1904年被翻译为中文。中文版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则被纳入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程大纲,由最富盛名的莎士比亚中文译者朱生豪翻译,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在典型的中国教室里,教师可能需要组织管理5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学生们一起朗诵书中的段落并背诵诗歌,这是一种有效的死记硬背式学习方式。学生们很少真正排演戏剧。但在过去几年中,潮流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某些中国学校致力于打造更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利斯表示,“正因如此,他们开始从英国引进戏剧教育领域专家。”

格雷夫斯补充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非常有限的少数几所表演艺术学院以外,中国的大学中几乎不存在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的戏剧教学。”过去十年间,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Chinese Universities Shakespeare Festival)的学校数量从40所增加到了超过1000所,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首次戏剧表演的机会。

“在教育体系的激烈竞争下,孩子们可能拥有不错的考试成绩,但却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郑州未来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Zhengzhou Future Youth Education)创始人于海洋表示。他于去年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成立了这家非盈利机构,与伦敦环球剧院合作组织学生交流项目。“此类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发现自我的机会之一。不然他们仅会成为非常听话、用功读书的孩子,但他们的个性特点却被压抑。”

于海洋在郑州蒲公英小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小学教师的研习班。在这个研习班中,来自伦敦环球剧院的奥利维亚•马斯(Olivia Mace)用一个举动就打破了两条教室禁忌。她让她的学员们坐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成排就座,并且直接坐在地板上而不是椅子上,以使学员们能够自由活动。“我们被允许自由提问、思考、质疑,因为表演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她表示。

马斯讲授的是受莎士比亚戏剧启发的互动模式,并用这种模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Butterfly Lovers)和《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要让课程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表演来学习,难度是不小的。”她表示,“但我认为戏剧应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育的额外补充。”

课间休息时,参加研习班的小学老师们开始反思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培训老师的肢体语言以及互动性的方式非常棒。”来自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的英语教师Sally Wang表示,“我认为很多中国教师都担心自己的表达过于丰富或者过于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在学生面前丢脸,也担忧如果让学生释放天性,他们将无法再管住学生!”

在郑州,学校的班级规模可以扩充至超过70人,但教育时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过去五年中,习近平集中了中共党内的控制权。教师们所需承担的“非教学”活动任务也越来越重,例如参加共青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 )会议以及中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组织的定期教师培训。据数位老师估计,非教学类会议以及相关工作占用了他们30%至60%的总工作时间。

官方组织的教师培训确能有所助益,却也是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映。教师培训通常是数百位教师在网上或者大报告厅里听取一场报告,之后提交一篇论文作为作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教师在走进伦敦环球剧院的研习班却发现没有讲台、投影仪甚至椅子时会感到迷惑不解。

“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属性,以及入读西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我认为我们教授的这种自我领导和批判思维能力对于中国学生适应其他类型的组织至关重要。”伦敦环球剧院教学主管乔治娅•艾莲娜斯(Georghia Ellinas)表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教师们对于孩子们需做大量思考和努力的模式表示欢迎,而不是仅仅依赖教师提供答案。”

刘佩桥是这么描述出演《冬天的故事》的体会的:“我喜欢戏剧因为我只能活一次。但通过表演我可以体验多种不同的人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被认为安全而高雅。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学校数量十年间从40所增加到1000多所。



撰文 / 杨缘

■ 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教室里,莎士比亚是个带来坏消息的人物。人类是懦弱的,不道德,充满贪欲,虚伪欺诈,凶狠残忍,嫉妒心重,陈腐老迈,而又愚蠢疯狂——而在追求爱与权力的过程中,死亡与灾难如同家常便饭。

但在当代中国,这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剧作家所讲述的关于人性弱点的不朽故事,让学校儿童和戏剧观众们受到了启迪教育。在学校中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和在剧场中演出这些戏剧的更富创意的新方式,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莎士比亚热潮,在当前内容审查愈加严苛的环境下,拓宽了中国家庭在艺术和教育领域的体验。

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莎士比亚戏剧和除了革命剧目外的其他所有类型戏剧都被禁演。但当前的莎士比亚热潮,是近几十年来的数次莎士比亚复兴中距今最近、程度最热烈的一次。

当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翻译的新版《暴风雨》(The Tempest)今年夏天在北京公演时,演出票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去年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翻译的中文版《李尔王》(King Lear)也获得了同样追捧。


在中国南方城市福州,明年将建成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一座住宅的复制品,莎士比亚就诞生于这座住宅中,这是该市与莎士比亚出生地信托基金会(Shakespeare Birthplace Trust)达成协议内容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将建成一座全新的小镇, 其主要街区将被命名为新“斯特拉特福住宅区”。2011年,当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访问英国时,他曾前往真正的莎士比亚斯特拉特福故居参观。

莎士比亚在中国大受欢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的戏剧学助理教授邓肯•利斯(Duncan Lees)表示,因为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安全、可敬的,并被推崇为‘高雅艺术’。”

他补充道:“在当今的中国,莎士比亚作品在政治语境中通常显得非常低调,但其实这些剧作和诗作中包含了大量潜在充满争议的内容。在任何地方都有通过莎士比亚作品进行颠覆性教育的空间。”

在习近平严密管控之下的中国,《暴风雨》关于自由与身份认同的主题明显带有与执政党相左的政治理念——“思想是自由的”,剧中精灵艾尔奥(Ariel)唱到。其对中国现状的隐形挑战从抽象理念延伸到了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排演本身。该剧赋予了来自国家大剧院内部剧团的中国演员新的自由。在导演提姆•修普(Tim Supple)的指导下,这些演员首次被邀请在表演中进行实验尝试,并修改剧作文本。

“中国的戏剧演出是计划性的,就像建造一排公寓楼。但提姆给我们的是建筑原材料——我们并不知道修建的楼房将会是什么样的。”董汶亮表示,他在剧中饰演艾尔奥。“提姆使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修普的执导方式一开始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传统中国导演会精确地告诉你该在哪句台词时穿过舞台。”

《暴风雨》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翁戏剧翻译成中文、同时将中国经典剧目翻译成英文的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获得了英国政府180万英镑的资金资助。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艺术监督格雷戈里•道兰(Greg Doran)表示,他在与一位中国朋友交谈后受到触动,进而启动了剧作翻译项目。“他们说现有的翻译版本较为陈旧,年轻人无法理解,演员们也感到难以表演。”

自由剧作家赵晗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麦克白》(Macbeth)译为中文。他表示,现有的翻译版本是“为了印刷成书供人阅读的,而不适合舞台表演”。

正因为此,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试图创作出“有戏剧生命力,演员易于表现,同时观众易于理解”的翻译版本。《暴风雨》的翻译作者苏国云表示:“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戏剧在过去100年间历经变迁。是时候通过新的翻译版本来解决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观众接受度问题了。”

在习近平治下,艺术领域的创造性表达空间有所萎缩。两位戏剧导演抱怨内容审查流程变得愈发严格——所有的剧本以及彩排录像都必须提交给中国文化和旅游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的艺术司。“司内的人员并不具备艺术背景,而且即便他们有艺术背景,他们也不能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一位导演表示。

“审查委员会的品味和美国福音派教会有些类似。”北京大学英文戏剧研习社(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World Theatre and Film)的艺术监督乔•格雷夫斯(Joe Graves)表示。他富于外交技巧地强调称,戏剧在西方世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审查,“例如通过戏剧领军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或者观众所表现出的欣赏品味。”

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受到审查的戏剧包含咒骂、同性恋以及警方腐败等情节——不过戏剧导演们仅能根据一份语焉不详的部委通知来猜测受到审查的原因,而通知中通常仅称剧作中包含过多粗俗语言。

中国的戏剧界和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被分隔为两个圈子。“体制内”的圈子由那些拥有政府资助的剧院组成——例如国家大剧院——它们通常按照已被奉为正统的风格演出经典剧目,并拥有自己的导演和演员团队。因为与政府的关系密切,国家大剧院相对于绝大多数私营剧院受到了程度更重的内容审查,而私营剧院则在“体制外”蓬勃发展。

据《暴风雨》主创团队的一名成员透露,一名政府官员参加了该剧的带妆彩排,但仅要求对剧本做出三处修改:去掉三处出现了“他妈的”的台词。“我们将其改成了‘去你的’,因此每当有人说‘去你的’时,请想象他们其实说的是‘他妈的’ 。”

对于中国的千禧一代来说,这其中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群体新增的休闲娱乐支出以及对于任何来自外国的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使得他们成为了支撑戏剧演出票房蓬勃增长的新市场。据格雷夫斯估计,过去三年中国各地大约修建了1800座新剧场,受政府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优惠激励政策推动。

虽然政府对戏剧的审查与日俱增,莎士比亚戏剧所触及的中国观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例如通过舞台演出的翻译版本和课堂上的戏剧表演研习课。在莎士比亚对当代生活的影响这一问题上,道兰引用了莎士比亚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诗中的一句话——“艺术被权势统治得结舌箝口(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并补充称,“不论我们在哪里发现这种情况,都应向其发起挑战。剧院则为这么做提供了一种方式。”

今年10岁的刘佩桥(音译)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今年夏天他将自己的假期作业抛在一边,演出了波西米亚王子的角色。“这好玩极了,老师们让我们像疯了一样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刘佩桥是在伦敦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拿下《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这个主要角色的,他在那里和由一群小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一起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莎士比亚戏剧课程。他的母亲李燕(音译)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体验不同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她自己则从未离开过中国。

中国学生对于英语文学经典非常熟悉,西方学生对中国名著则所知不多。很多中国学生首次阅读莎士比亚是通过查尔斯和玛丽•兰姆(Charles and Mary Lamb)为儿童改编的版本,该版本于1904年被翻译为中文。中文版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则被纳入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课程大纲,由最富盛名的莎士比亚中文译者朱生豪翻译,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在典型的中国教室里,教师可能需要组织管理50个甚至更多的学生。学生们一起朗诵书中的段落并背诵诗歌,这是一种有效的死记硬背式学习方式。学生们很少真正排演戏剧。但在过去几年中,潮流已经开始发生转变。

“某些中国学校致力于打造更有创造力的教育模式。”利斯表示,“正因如此,他们开始从英国引进戏剧教育领域专家。”

格雷夫斯补充称:“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除了非常有限的少数几所表演艺术学院以外,中国的大学中几乎不存在以舞台表演为目的的戏剧教学。”过去十年间,参加中国大学莎士比亚戏剧节(Chinese Universities Shakespeare Festival)的学校数量从40所增加到了超过1000所,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首次戏剧表演的机会。

“在教育体系的激烈竞争下,孩子们可能拥有不错的考试成绩,但却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个性和兴趣爱好。“郑州未来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Zhengzhou Future Youth Education)创始人于海洋表示。他于去年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成立了这家非盈利机构,与伦敦环球剧院合作组织学生交流项目。“此类项目对于孩子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发现自我的机会之一。不然他们仅会成为非常听话、用功读书的孩子,但他们的个性特点却被压抑。”

于海洋在郑州蒲公英小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小学教师的研习班。在这个研习班中,来自伦敦环球剧院的奥利维亚•马斯(Olivia Mace)用一个举动就打破了两条教室禁忌。她让她的学员们坐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成排就座,并且直接坐在地板上而不是椅子上,以使学员们能够自由活动。“我们被允许自由提问、思考、质疑,因为表演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她表示。

马斯讲授的是受莎士比亚戏剧启发的互动模式,并用这种模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The Butterfly Lovers)和《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要让课程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表演来学习,难度是不小的。”她表示,“但我认为戏剧应成为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教育的额外补充。”

课间休息时,参加研习班的小学老师们开始反思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培训老师的肢体语言以及互动性的方式非常棒。”来自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的英语教师Sally Wang表示,“我认为很多中国教师都担心自己的表达过于丰富或者过于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在学生面前丢脸,也担忧如果让学生释放天性,他们将无法再管住学生!”

在郑州,学校的班级规模可以扩充至超过70人,但教育时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过去五年中,习近平集中了中共党内的控制权。教师们所需承担的“非教学”活动任务也越来越重,例如参加共青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 )会议以及中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组织的定期教师培训。据数位老师估计,非教学类会议以及相关工作占用了他们30%至60%的总工作时间。

官方组织的教师培训确能有所助益,却也是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反映。教师培训通常是数百位教师在网上或者大报告厅里听取一场报告,之后提交一篇论文作为作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教师在走进伦敦环球剧院的研习班却发现没有讲台、投影仪甚至椅子时会感到迷惑不解。

“考虑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全球化属性,以及入读西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我认为我们教授的这种自我领导和批判思维能力对于中国学生适应其他类型的组织至关重要。”伦敦环球剧院教学主管乔治娅•艾莲娜斯(Georghia Ellinas)表示。“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中国教师们对于孩子们需做大量思考和努力的模式表示欢迎,而不是仅仅依赖教师提供答案。”

刘佩桥是这么描述出演《冬天的故事》的体会的:“我喜欢戏剧因为我只能活一次。但通过表演我可以体验多种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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