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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自豪”:贺建奎为基因编辑婴儿实验辩护

发布日期:2018-11-30 06:39
摘要」在香港举行的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称其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是安全且合乎道德的。但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高度怀疑和担忧,并批评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撰文 / PAM BELLUCK

■ 一位声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的中国科学家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的行为是安全和合乎道德的,他坚称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但许多科学家对此似乎高度怀疑,一位会议组织者称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基因组编辑国际会议上,科学家贺建奎说,“事实上,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我感到自豪。”

的确如此,贺建奎唯一道歉的是这起新闻的“意外泄露”。他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改变胚胎,然后将它们植入本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女性的子宫里。

贺建奎周一发表的有关其胚胎编辑工作的声明震惊了科学界。防止将迅速发展的技术如此简单粗暴地应用于改变人类的DNA,科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许多科学家——包括为参加香港这场原本预计不那么有新闻价值的会议而前来的很多顶尖遗传学专家——称贺建奎的行为不道德。他们说,胚胎编辑的安全性存在严重的未解问题,因此需要确保以透明、受监控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以免技术被滥用。

贺建奎周三下午的报告似乎并没有缓解许多同行的担忧。

在他做完报告后,大会组委会负责人、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立即告诉观众,贺建奎所做的一切“仍将被视为不负责任”。

巴尔的摩补充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我们是在事情发生后,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才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在医学上没有必要。”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遗传学和胚胎学教授罗宾·洛维尔-巴奇(Robin Lovell-Badge)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他认为一个许多与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尤其是当你知道科学界的普遍感觉是,我们现在还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洛维尔-巴奇问道,“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你已经违反了法律。如果中国政府知道你的计划,他们也可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

贺建奎演讲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院长弗朗西斯·S·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斥责,称此次演讲中“贺建奎及其团队表现出的对国际道德准则的藐视令人深感不安”。

“非常不幸,这种强大技术在人类生殖细胞上的首次应用,是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科林斯呼吁国际社会就限制此类研究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世界将面临大量同样欠考虑和不道德的项目的严重风险。如果这种科学大灾难继续下去,一项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巨大前景的技术,将被公众正当的愤怒、恐惧和厌恶所淹没。”

当34岁的贺建奎穿着不打领带的衬衫、提着一只棕色公文包走上讲台时,显然,这不会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发言。洛维尔-巴奇说,虽然他参会是早已安排好的,但早些时候曾“把他要在这次演讲中展示的幻灯片给我,里面并没有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会议中心里挤满了科学家和媒体人士,贺建奎也向众人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所做的实验完全不知情。

但他断言,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并说,自己已经在一些研讨会上展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他说,已经将研究成果递交给了一份科学期刊评审,本来无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

他坚持认为,这对双胞胎的父母和其他七对参与其研究的夫妇,都充分了解了其中的风险,而且也明白要对他们的胚胎做什么。

“告诉过婴儿的父母,”贺建奎说。“我们提醒他们,可以于植入前退出研究,或选择植入的胚胎。不过最终参加者选择此双胞胎并开始怀孕。”

在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后,他很快描述起他所说的涉及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的三年研究。他利用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一个名为CCR₅的基因失效,该基因会产生HIV——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感染细胞所需要的蛋白质。

他说,在一个HIV/AIDS组织的帮助下,他招募了八对夫妇,都是男方为HIV携带者,女方不是。其中一对夫妇退出,还有一对则出现“化学妊娠”,也就是胚胎植入子宫后不久即告流产。

在编辑CCR₅基因后,他说他使用体外受精来制造可以抵抗HIV的胚胎。他说,目标是设计不会感染HIV的婴儿。

许多科学家已经指出,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父母一方受到感染的婴儿染上HIV,尤其是父亲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他们说,胚胎编辑应该只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解决的严重疾病。

但贺建奎指出,双胞胎的父母,尤其是携带HIV的父亲,认为这个过程令他重新获得生活的理由。
“我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本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贺建奎说。“但有了这种保护,他发来短信,说他会努力工作挣钱,下半生会好好照顾两个女儿和太太。”

有迹象表明贺建奎没有完全告知同事、大学或父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科学家们对此也表示反对。例如,虽然他给潜在父母的同意书在文本中提到了基因编辑,但它最初将该研究描述为“艾滋病疫苗研发项目”。

贺建奎似乎也没有从中国监管机构获得批准,他等了好几个月都未将这项研究在中国临床试验系统注册,直到11月初才这样做。

“科学是开放的,科学是协作和交流的”,Crispr-Cas9系统的发明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核心成员张锋在贺建奎的发言之后说。“他做的事并不透明。违反了业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科学。”

此外,美联社报道,贺建奎的实验室令一些协助该项目的医务人员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传统的IVF工作,其中包括绘制基因图谱——并不涉及任何编辑胚胎的内容。

贺建奎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的研究不知情。

虽然贺建奎说这对双胞胎已“正常、健康地出生”,但其他科学家质疑她们究竟能有多健康。贺建奎说,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身上,CCR₅基因的两个副本都被禁止,但在另一人身上,只禁止了一个副本。

科学家说,这表明只被禁止了一个副本的孩子仍然容易受到HIV感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发育生物学家玛丽娅·杰辛(Maria Jasin)向贺建奎指出,“两个女孩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增强,而非疾病纠正,”因此,家庭状况可能受到影响。

贺建奎说,父母完全知情,他们决定植入两个胚胎。他说,母亲拒绝进行羊膜穿刺检查,以检查怀孕期间的遗传异常情况。

他说他计划“在未来18年监测双胞胎的健康状况,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够同意继续接受监测和支持”。他用露露和娜娜来称呼两个女孩。

贺建奎说,他最初是自己支付研究费用,后来又获得大学资助。他说他个人承担了病人的医疗费用,而且他所创立的两家基因组公司都没有为此出资。

出于实务和理论上的原因,基因编辑儿童的诞生令人震惊。最首要的是安全问题。

大多数早期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编辑胚胎的努力已经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可能在其他基因中发生的脱靶突变,或镶嵌现象,其中被改变的基因出现在一些细胞中,但不出现在其他细胞中。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影响的后果。

贺建奎说,他努力减少脱靶效应,最终在出生后没有发现脱靶。他说他将继续验血并分析镶嵌现象或脱靶变异。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修复引起疾病的突变等原因而编辑大多数人类细胞中的基因时,只影响被编辑基因的人,但胚胎编辑——也称为种系工程——会令后代产生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基因编辑可以用来创造具有卓越技能或所需身体特征的婴儿,这些变化与治疗致命性遗传疾病的重要性并不处于同样级别,如果这种技术变得普遍,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社会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故意改变人类胚胎定为非法。这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遭到中国许多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反对。

根据中国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周二表示,中国政府已于2003年颁布法规,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以用于研究目的,但只有在它们存活不超过14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说如果中国当局确认有婴儿出生,那将是违反现行规定的。

就在去年,贺建奎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Crispr是一项新技术,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解决安全风险就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写道。

贺建奎定于周四在香港大会的第二场会议上发言,但在周三的发言后,周四的发言被取消了。他在那场会议上的演讲主题为:“制定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和道德原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路线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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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香港举行的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称其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是安全且合乎道德的。但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高度怀疑和担忧,并批评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撰文 / PAM BELLUCK

■ 一位声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的中国科学家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的行为是安全和合乎道德的,他坚称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但许多科学家对此似乎高度怀疑,一位会议组织者称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基因组编辑国际会议上,科学家贺建奎说,“事实上,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我感到自豪。”

的确如此,贺建奎唯一道歉的是这起新闻的“意外泄露”。他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改变胚胎,然后将它们植入本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女性的子宫里。

贺建奎周一发表的有关其胚胎编辑工作的声明震惊了科学界。防止将迅速发展的技术如此简单粗暴地应用于改变人类的DNA,科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许多科学家——包括为参加香港这场原本预计不那么有新闻价值的会议而前来的很多顶尖遗传学专家——称贺建奎的行为不道德。他们说,胚胎编辑的安全性存在严重的未解问题,因此需要确保以透明、受监控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以免技术被滥用。

贺建奎周三下午的报告似乎并没有缓解许多同行的担忧。

在他做完报告后,大会组委会负责人、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立即告诉观众,贺建奎所做的一切“仍将被视为不负责任”。

巴尔的摩补充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我们是在事情发生后,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才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在医学上没有必要。”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遗传学和胚胎学教授罗宾·洛维尔-巴奇(Robin Lovell-Badge)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他认为一个许多与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尤其是当你知道科学界的普遍感觉是,我们现在还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洛维尔-巴奇问道,“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你已经违反了法律。如果中国政府知道你的计划,他们也可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

贺建奎演讲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院长弗朗西斯·S·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斥责,称此次演讲中“贺建奎及其团队表现出的对国际道德准则的藐视令人深感不安”。

“非常不幸,这种强大技术在人类生殖细胞上的首次应用,是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科林斯呼吁国际社会就限制此类研究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世界将面临大量同样欠考虑和不道德的项目的严重风险。如果这种科学大灾难继续下去,一项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巨大前景的技术,将被公众正当的愤怒、恐惧和厌恶所淹没。”

当34岁的贺建奎穿着不打领带的衬衫、提着一只棕色公文包走上讲台时,显然,这不会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发言。洛维尔-巴奇说,虽然他参会是早已安排好的,但早些时候曾“把他要在这次演讲中展示的幻灯片给我,里面并没有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会议中心里挤满了科学家和媒体人士,贺建奎也向众人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所做的实验完全不知情。

但他断言,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并说,自己已经在一些研讨会上展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他说,已经将研究成果递交给了一份科学期刊评审,本来无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

他坚持认为,这对双胞胎的父母和其他七对参与其研究的夫妇,都充分了解了其中的风险,而且也明白要对他们的胚胎做什么。

“告诉过婴儿的父母,”贺建奎说。“我们提醒他们,可以于植入前退出研究,或选择植入的胚胎。不过最终参加者选择此双胞胎并开始怀孕。”

在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后,他很快描述起他所说的涉及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的三年研究。他利用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一个名为CCR₅的基因失效,该基因会产生HIV——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感染细胞所需要的蛋白质。

他说,在一个HIV/AIDS组织的帮助下,他招募了八对夫妇,都是男方为HIV携带者,女方不是。其中一对夫妇退出,还有一对则出现“化学妊娠”,也就是胚胎植入子宫后不久即告流产。

在编辑CCR₅基因后,他说他使用体外受精来制造可以抵抗HIV的胚胎。他说,目标是设计不会感染HIV的婴儿。

许多科学家已经指出,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父母一方受到感染的婴儿染上HIV,尤其是父亲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他们说,胚胎编辑应该只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解决的严重疾病。

但贺建奎指出,双胞胎的父母,尤其是携带HIV的父亲,认为这个过程令他重新获得生活的理由。
“我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本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贺建奎说。“但有了这种保护,他发来短信,说他会努力工作挣钱,下半生会好好照顾两个女儿和太太。”

有迹象表明贺建奎没有完全告知同事、大学或父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科学家们对此也表示反对。例如,虽然他给潜在父母的同意书在文本中提到了基因编辑,但它最初将该研究描述为“艾滋病疫苗研发项目”。

贺建奎似乎也没有从中国监管机构获得批准,他等了好几个月都未将这项研究在中国临床试验系统注册,直到11月初才这样做。

“科学是开放的,科学是协作和交流的”,Crispr-Cas9系统的发明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核心成员张锋在贺建奎的发言之后说。“他做的事并不透明。违反了业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科学。”

此外,美联社报道,贺建奎的实验室令一些协助该项目的医务人员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传统的IVF工作,其中包括绘制基因图谱——并不涉及任何编辑胚胎的内容。

贺建奎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的研究不知情。

虽然贺建奎说这对双胞胎已“正常、健康地出生”,但其他科学家质疑她们究竟能有多健康。贺建奎说,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身上,CCR₅基因的两个副本都被禁止,但在另一人身上,只禁止了一个副本。

科学家说,这表明只被禁止了一个副本的孩子仍然容易受到HIV感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发育生物学家玛丽娅·杰辛(Maria Jasin)向贺建奎指出,“两个女孩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增强,而非疾病纠正,”因此,家庭状况可能受到影响。

贺建奎说,父母完全知情,他们决定植入两个胚胎。他说,母亲拒绝进行羊膜穿刺检查,以检查怀孕期间的遗传异常情况。

他说他计划“在未来18年监测双胞胎的健康状况,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够同意继续接受监测和支持”。他用露露和娜娜来称呼两个女孩。

贺建奎说,他最初是自己支付研究费用,后来又获得大学资助。他说他个人承担了病人的医疗费用,而且他所创立的两家基因组公司都没有为此出资。

出于实务和理论上的原因,基因编辑儿童的诞生令人震惊。最首要的是安全问题。

大多数早期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编辑胚胎的努力已经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可能在其他基因中发生的脱靶突变,或镶嵌现象,其中被改变的基因出现在一些细胞中,但不出现在其他细胞中。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影响的后果。

贺建奎说,他努力减少脱靶效应,最终在出生后没有发现脱靶。他说他将继续验血并分析镶嵌现象或脱靶变异。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修复引起疾病的突变等原因而编辑大多数人类细胞中的基因时,只影响被编辑基因的人,但胚胎编辑——也称为种系工程——会令后代产生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基因编辑可以用来创造具有卓越技能或所需身体特征的婴儿,这些变化与治疗致命性遗传疾病的重要性并不处于同样级别,如果这种技术变得普遍,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社会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故意改变人类胚胎定为非法。这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遭到中国许多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反对。

根据中国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周二表示,中国政府已于2003年颁布法规,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以用于研究目的,但只有在它们存活不超过14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说如果中国当局确认有婴儿出生,那将是违反现行规定的。

就在去年,贺建奎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Crispr是一项新技术,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解决安全风险就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写道。

贺建奎定于周四在香港大会的第二场会议上发言,但在周三的发言后,周四的发言被取消了。他在那场会议上的演讲主题为:“制定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和道德原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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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PAM BELLUCK

■ 一位声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的中国科学家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的行为是安全和合乎道德的,他坚称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但许多科学家对此似乎高度怀疑,一位会议组织者称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基因组编辑国际会议上,科学家贺建奎说,“事实上,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我感到自豪。”

的确如此,贺建奎唯一道歉的是这起新闻的“意外泄露”。他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改变胚胎,然后将它们植入本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女性的子宫里。

贺建奎周一发表的有关其胚胎编辑工作的声明震惊了科学界。防止将迅速发展的技术如此简单粗暴地应用于改变人类的DNA,科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许多科学家——包括为参加香港这场原本预计不那么有新闻价值的会议而前来的很多顶尖遗传学专家——称贺建奎的行为不道德。他们说,胚胎编辑的安全性存在严重的未解问题,因此需要确保以透明、受监控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以免技术被滥用。

贺建奎周三下午的报告似乎并没有缓解许多同行的担忧。

在他做完报告后,大会组委会负责人、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立即告诉观众,贺建奎所做的一切“仍将被视为不负责任”。

巴尔的摩补充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我们是在事情发生后,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才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在医学上没有必要。”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遗传学和胚胎学教授罗宾·洛维尔-巴奇(Robin Lovell-Badge)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他认为一个许多与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尤其是当你知道科学界的普遍感觉是,我们现在还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洛维尔-巴奇问道,“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你已经违反了法律。如果中国政府知道你的计划,他们也可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

贺建奎演讲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院长弗朗西斯·S·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斥责,称此次演讲中“贺建奎及其团队表现出的对国际道德准则的藐视令人深感不安”。

“非常不幸,这种强大技术在人类生殖细胞上的首次应用,是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科林斯呼吁国际社会就限制此类研究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世界将面临大量同样欠考虑和不道德的项目的严重风险。如果这种科学大灾难继续下去,一项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巨大前景的技术,将被公众正当的愤怒、恐惧和厌恶所淹没。”

当34岁的贺建奎穿着不打领带的衬衫、提着一只棕色公文包走上讲台时,显然,这不会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发言。洛维尔-巴奇说,虽然他参会是早已安排好的,但早些时候曾“把他要在这次演讲中展示的幻灯片给我,里面并没有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会议中心里挤满了科学家和媒体人士,贺建奎也向众人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所做的实验完全不知情。

但他断言,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并说,自己已经在一些研讨会上展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他说,已经将研究成果递交给了一份科学期刊评审,本来无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

他坚持认为,这对双胞胎的父母和其他七对参与其研究的夫妇,都充分了解了其中的风险,而且也明白要对他们的胚胎做什么。

“告诉过婴儿的父母,”贺建奎说。“我们提醒他们,可以于植入前退出研究,或选择植入的胚胎。不过最终参加者选择此双胞胎并开始怀孕。”

在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后,他很快描述起他所说的涉及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的三年研究。他利用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一个名为CCR₅的基因失效,该基因会产生HIV——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感染细胞所需要的蛋白质。

他说,在一个HIV/AIDS组织的帮助下,他招募了八对夫妇,都是男方为HIV携带者,女方不是。其中一对夫妇退出,还有一对则出现“化学妊娠”,也就是胚胎植入子宫后不久即告流产。

在编辑CCR₅基因后,他说他使用体外受精来制造可以抵抗HIV的胚胎。他说,目标是设计不会感染HIV的婴儿。

许多科学家已经指出,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父母一方受到感染的婴儿染上HIV,尤其是父亲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他们说,胚胎编辑应该只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解决的严重疾病。

但贺建奎指出,双胞胎的父母,尤其是携带HIV的父亲,认为这个过程令他重新获得生活的理由。
“我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本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贺建奎说。“但有了这种保护,他发来短信,说他会努力工作挣钱,下半生会好好照顾两个女儿和太太。”

有迹象表明贺建奎没有完全告知同事、大学或父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科学家们对此也表示反对。例如,虽然他给潜在父母的同意书在文本中提到了基因编辑,但它最初将该研究描述为“艾滋病疫苗研发项目”。

贺建奎似乎也没有从中国监管机构获得批准,他等了好几个月都未将这项研究在中国临床试验系统注册,直到11月初才这样做。

“科学是开放的,科学是协作和交流的”,Crispr-Cas9系统的发明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核心成员张锋在贺建奎的发言之后说。“他做的事并不透明。违反了业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科学。”

此外,美联社报道,贺建奎的实验室令一些协助该项目的医务人员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传统的IVF工作,其中包括绘制基因图谱——并不涉及任何编辑胚胎的内容。

贺建奎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的研究不知情。

虽然贺建奎说这对双胞胎已“正常、健康地出生”,但其他科学家质疑她们究竟能有多健康。贺建奎说,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身上,CCR₅基因的两个副本都被禁止,但在另一人身上,只禁止了一个副本。

科学家说,这表明只被禁止了一个副本的孩子仍然容易受到HIV感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发育生物学家玛丽娅·杰辛(Maria Jasin)向贺建奎指出,“两个女孩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增强,而非疾病纠正,”因此,家庭状况可能受到影响。

贺建奎说,父母完全知情,他们决定植入两个胚胎。他说,母亲拒绝进行羊膜穿刺检查,以检查怀孕期间的遗传异常情况。

他说他计划“在未来18年监测双胞胎的健康状况,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够同意继续接受监测和支持”。他用露露和娜娜来称呼两个女孩。

贺建奎说,他最初是自己支付研究费用,后来又获得大学资助。他说他个人承担了病人的医疗费用,而且他所创立的两家基因组公司都没有为此出资。

出于实务和理论上的原因,基因编辑儿童的诞生令人震惊。最首要的是安全问题。

大多数早期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编辑胚胎的努力已经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可能在其他基因中发生的脱靶突变,或镶嵌现象,其中被改变的基因出现在一些细胞中,但不出现在其他细胞中。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影响的后果。

贺建奎说,他努力减少脱靶效应,最终在出生后没有发现脱靶。他说他将继续验血并分析镶嵌现象或脱靶变异。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修复引起疾病的突变等原因而编辑大多数人类细胞中的基因时,只影响被编辑基因的人,但胚胎编辑——也称为种系工程——会令后代产生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基因编辑可以用来创造具有卓越技能或所需身体特征的婴儿,这些变化与治疗致命性遗传疾病的重要性并不处于同样级别,如果这种技术变得普遍,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社会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故意改变人类胚胎定为非法。这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遭到中国许多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反对。

根据中国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周二表示,中国政府已于2003年颁布法规,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以用于研究目的,但只有在它们存活不超过14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说如果中国当局确认有婴儿出生,那将是违反现行规定的。

就在去年,贺建奎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Crispr是一项新技术,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解决安全风险就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写道。

贺建奎定于周四在香港大会的第二场会议上发言,但在周三的发言后,周四的发言被取消了。他在那场会议上的演讲主题为:“制定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和道德原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路线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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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自豪”:贺建奎为基因编辑婴儿实验辩护

发布日期:2018-11-30 06:39
摘要」在香港举行的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称其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是安全且合乎道德的。但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高度怀疑和担忧,并批评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撰文 / PAM BELLUCK

■ 一位声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的中国科学家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的行为是安全和合乎道德的,他坚称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但许多科学家对此似乎高度怀疑,一位会议组织者称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基因组编辑国际会议上,科学家贺建奎说,“事实上,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我感到自豪。”

的确如此,贺建奎唯一道歉的是这起新闻的“意外泄露”。他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改变胚胎,然后将它们植入本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女性的子宫里。

贺建奎周一发表的有关其胚胎编辑工作的声明震惊了科学界。防止将迅速发展的技术如此简单粗暴地应用于改变人类的DNA,科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许多科学家——包括为参加香港这场原本预计不那么有新闻价值的会议而前来的很多顶尖遗传学专家——称贺建奎的行为不道德。他们说,胚胎编辑的安全性存在严重的未解问题,因此需要确保以透明、受监控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以免技术被滥用。

贺建奎周三下午的报告似乎并没有缓解许多同行的担忧。

在他做完报告后,大会组委会负责人、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立即告诉观众,贺建奎所做的一切“仍将被视为不负责任”。

巴尔的摩补充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我们是在事情发生后,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才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在医学上没有必要。”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遗传学和胚胎学教授罗宾·洛维尔-巴奇(Robin Lovell-Badge)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他认为一个许多与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尤其是当你知道科学界的普遍感觉是,我们现在还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洛维尔-巴奇问道,“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你已经违反了法律。如果中国政府知道你的计划,他们也可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

贺建奎演讲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院长弗朗西斯·S·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斥责,称此次演讲中“贺建奎及其团队表现出的对国际道德准则的藐视令人深感不安”。

“非常不幸,这种强大技术在人类生殖细胞上的首次应用,是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科林斯呼吁国际社会就限制此类研究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世界将面临大量同样欠考虑和不道德的项目的严重风险。如果这种科学大灾难继续下去,一项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巨大前景的技术,将被公众正当的愤怒、恐惧和厌恶所淹没。”

当34岁的贺建奎穿着不打领带的衬衫、提着一只棕色公文包走上讲台时,显然,这不会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发言。洛维尔-巴奇说,虽然他参会是早已安排好的,但早些时候曾“把他要在这次演讲中展示的幻灯片给我,里面并没有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会议中心里挤满了科学家和媒体人士,贺建奎也向众人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所做的实验完全不知情。

但他断言,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并说,自己已经在一些研讨会上展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他说,已经将研究成果递交给了一份科学期刊评审,本来无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

他坚持认为,这对双胞胎的父母和其他七对参与其研究的夫妇,都充分了解了其中的风险,而且也明白要对他们的胚胎做什么。

“告诉过婴儿的父母,”贺建奎说。“我们提醒他们,可以于植入前退出研究,或选择植入的胚胎。不过最终参加者选择此双胞胎并开始怀孕。”

在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后,他很快描述起他所说的涉及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的三年研究。他利用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一个名为CCR₅的基因失效,该基因会产生HIV——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感染细胞所需要的蛋白质。

他说,在一个HIV/AIDS组织的帮助下,他招募了八对夫妇,都是男方为HIV携带者,女方不是。其中一对夫妇退出,还有一对则出现“化学妊娠”,也就是胚胎植入子宫后不久即告流产。

在编辑CCR₅基因后,他说他使用体外受精来制造可以抵抗HIV的胚胎。他说,目标是设计不会感染HIV的婴儿。

许多科学家已经指出,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父母一方受到感染的婴儿染上HIV,尤其是父亲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他们说,胚胎编辑应该只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解决的严重疾病。

但贺建奎指出,双胞胎的父母,尤其是携带HIV的父亲,认为这个过程令他重新获得生活的理由。
“我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本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贺建奎说。“但有了这种保护,他发来短信,说他会努力工作挣钱,下半生会好好照顾两个女儿和太太。”

有迹象表明贺建奎没有完全告知同事、大学或父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科学家们对此也表示反对。例如,虽然他给潜在父母的同意书在文本中提到了基因编辑,但它最初将该研究描述为“艾滋病疫苗研发项目”。

贺建奎似乎也没有从中国监管机构获得批准,他等了好几个月都未将这项研究在中国临床试验系统注册,直到11月初才这样做。

“科学是开放的,科学是协作和交流的”,Crispr-Cas9系统的发明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核心成员张锋在贺建奎的发言之后说。“他做的事并不透明。违反了业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科学。”

此外,美联社报道,贺建奎的实验室令一些协助该项目的医务人员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传统的IVF工作,其中包括绘制基因图谱——并不涉及任何编辑胚胎的内容。

贺建奎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的研究不知情。

虽然贺建奎说这对双胞胎已“正常、健康地出生”,但其他科学家质疑她们究竟能有多健康。贺建奎说,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身上,CCR₅基因的两个副本都被禁止,但在另一人身上,只禁止了一个副本。

科学家说,这表明只被禁止了一个副本的孩子仍然容易受到HIV感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发育生物学家玛丽娅·杰辛(Maria Jasin)向贺建奎指出,“两个女孩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增强,而非疾病纠正,”因此,家庭状况可能受到影响。

贺建奎说,父母完全知情,他们决定植入两个胚胎。他说,母亲拒绝进行羊膜穿刺检查,以检查怀孕期间的遗传异常情况。

他说他计划“在未来18年监测双胞胎的健康状况,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够同意继续接受监测和支持”。他用露露和娜娜来称呼两个女孩。

贺建奎说,他最初是自己支付研究费用,后来又获得大学资助。他说他个人承担了病人的医疗费用,而且他所创立的两家基因组公司都没有为此出资。

出于实务和理论上的原因,基因编辑儿童的诞生令人震惊。最首要的是安全问题。

大多数早期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编辑胚胎的努力已经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可能在其他基因中发生的脱靶突变,或镶嵌现象,其中被改变的基因出现在一些细胞中,但不出现在其他细胞中。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影响的后果。

贺建奎说,他努力减少脱靶效应,最终在出生后没有发现脱靶。他说他将继续验血并分析镶嵌现象或脱靶变异。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修复引起疾病的突变等原因而编辑大多数人类细胞中的基因时,只影响被编辑基因的人,但胚胎编辑——也称为种系工程——会令后代产生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基因编辑可以用来创造具有卓越技能或所需身体特征的婴儿,这些变化与治疗致命性遗传疾病的重要性并不处于同样级别,如果这种技术变得普遍,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社会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故意改变人类胚胎定为非法。这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遭到中国许多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反对。

根据中国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周二表示,中国政府已于2003年颁布法规,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以用于研究目的,但只有在它们存活不超过14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说如果中国当局确认有婴儿出生,那将是违反现行规定的。

就在去年,贺建奎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Crispr是一项新技术,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解决安全风险就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写道。

贺建奎定于周四在香港大会的第二场会议上发言,但在周三的发言后,周四的发言被取消了。他在那场会议上的演讲主题为:“制定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和道德原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路线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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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香港举行的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贺建奎称其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行为是安全且合乎道德的。但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高度怀疑和担忧,并批评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撰文 / PAM BELLUCK

■ 一位声称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的中国科学家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的行为是安全和合乎道德的,他坚称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但许多科学家对此似乎高度怀疑,一位会议组织者称他的行为不负责任。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基因组编辑国际会议上,科学家贺建奎说,“事实上,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我感到自豪。”

的确如此,贺建奎唯一道歉的是这起新闻的“意外泄露”。他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改变胚胎,然后将它们植入本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女性的子宫里。

贺建奎周一发表的有关其胚胎编辑工作的声明震惊了科学界。防止将迅速发展的技术如此简单粗暴地应用于改变人类的DNA,科学家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许多科学家——包括为参加香港这场原本预计不那么有新闻价值的会议而前来的很多顶尖遗传学专家——称贺建奎的行为不道德。他们说,胚胎编辑的安全性存在严重的未解问题,因此需要确保以透明、受监控的方式进行这类研究,以免技术被滥用。

贺建奎周三下午的报告似乎并没有缓解许多同行的担忧。

在他做完报告后,大会组委会负责人、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立即告诉观众,贺建奎所做的一切“仍将被视为不负责任”。

巴尔的摩补充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透明的过程。我们是在事情发生后,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才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在医学上没有必要。”

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遗传学和胚胎学教授罗宾·洛维尔-巴奇(Robin Lovell-Badge)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他认为一个许多与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保密?尤其是当你知道科学界的普遍感觉是,我们现在还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洛维尔-巴奇问道,“你知道现在的指控是你已经违反了法律。如果中国政府知道你的计划,他们也可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

贺建奎演讲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院长弗朗西斯·S·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斥责,称此次演讲中“贺建奎及其团队表现出的对国际道德准则的藐视令人深感不安”。

“非常不幸,这种强大技术在人类生殖细胞上的首次应用,是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的,”科林斯呼吁国际社会就限制此类研究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世界将面临大量同样欠考虑和不道德的项目的严重风险。如果这种科学大灾难继续下去,一项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巨大前景的技术,将被公众正当的愤怒、恐惧和厌恶所淹没。”

当34岁的贺建奎穿着不打领带的衬衫、提着一只棕色公文包走上讲台时,显然,这不会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发言。洛维尔-巴奇说,虽然他参会是早已安排好的,但早些时候曾“把他要在这次演讲中展示的幻灯片给我,里面并没有他今天要讲的内容”。

会议中心里挤满了科学家和媒体人士,贺建奎也向众人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所做的实验完全不知情。

但他断言,他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并说,自己已经在一些研讨会上展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他说,已经将研究成果递交给了一份科学期刊评审,本来无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

他坚持认为,这对双胞胎的父母和其他七对参与其研究的夫妇,都充分了解了其中的风险,而且也明白要对他们的胚胎做什么。

“告诉过婴儿的父母,”贺建奎说。“我们提醒他们,可以于植入前退出研究,或选择植入的胚胎。不过最终参加者选择此双胞胎并开始怀孕。”

在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后,他很快描述起他所说的涉及小鼠、猴子和人类胚胎的三年研究。他利用编辑技术Crispr-Cas9使一个名为CCR₅的基因失效,该基因会产生HIV——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感染细胞所需要的蛋白质。

他说,在一个HIV/AIDS组织的帮助下,他招募了八对夫妇,都是男方为HIV携带者,女方不是。其中一对夫妇退出,还有一对则出现“化学妊娠”,也就是胚胎植入子宫后不久即告流产。

在编辑CCR₅基因后,他说他使用体外受精来制造可以抵抗HIV的胚胎。他说,目标是设计不会感染HIV的婴儿。

许多科学家已经指出,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父母一方受到感染的婴儿染上HIV,尤其是父亲受到感染的情况下。他们说,胚胎编辑应该只用于预防或者治疗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解决的严重疾病。

但贺建奎指出,双胞胎的父母,尤其是携带HIV的父亲,认为这个过程令他重新获得生活的理由。
“我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本来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贺建奎说。“但有了这种保护,他发来短信,说他会努力工作挣钱,下半生会好好照顾两个女儿和太太。”

有迹象表明贺建奎没有完全告知同事、大学或父母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科学家们对此也表示反对。例如,虽然他给潜在父母的同意书在文本中提到了基因编辑,但它最初将该研究描述为“艾滋病疫苗研发项目”。

贺建奎似乎也没有从中国监管机构获得批准,他等了好几个月都未将这项研究在中国临床试验系统注册,直到11月初才这样做。

“科学是开放的,科学是协作和交流的”,Crispr-Cas9系统的发明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核心成员张锋在贺建奎的发言之后说。“他做的事并不透明。违反了业界的共识,并不代表科学。”

此外,美联社报道,贺建奎的实验室令一些协助该项目的医务人员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传统的IVF工作,其中包括绘制基因图谱——并不涉及任何编辑胚胎的内容。

贺建奎承认,他所在的中国大学对他的研究不知情。

虽然贺建奎说这对双胞胎已“正常、健康地出生”,但其他科学家质疑她们究竟能有多健康。贺建奎说,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人身上,CCR₅基因的两个副本都被禁止,但在另一人身上,只禁止了一个副本。

科学家说,这表明只被禁止了一个副本的孩子仍然容易受到HIV感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发育生物学家玛丽娅·杰辛(Maria Jasin)向贺建奎指出,“两个女孩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增强,而非疾病纠正,”因此,家庭状况可能受到影响。

贺建奎说,父母完全知情,他们决定植入两个胚胎。他说,母亲拒绝进行羊膜穿刺检查,以检查怀孕期间的遗传异常情况。

他说他计划“在未来18年监测双胞胎的健康状况,希望她们成年后能够同意继续接受监测和支持”。他用露露和娜娜来称呼两个女孩。

贺建奎说,他最初是自己支付研究费用,后来又获得大学资助。他说他个人承担了病人的医疗费用,而且他所创立的两家基因组公司都没有为此出资。

出于实务和理论上的原因,基因编辑儿童的诞生令人震惊。最首要的是安全问题。

大多数早期在实验室培养皿中编辑胚胎的努力已经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可能在其他基因中发生的脱靶突变,或镶嵌现象,其中被改变的基因出现在一些细胞中,但不出现在其他细胞中。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影响的后果。

贺建奎说,他努力减少脱靶效应,最终在出生后没有发现脱靶。他说他将继续验血并分析镶嵌现象或脱靶变异。

另一个问题是,为了修复引起疾病的突变等原因而编辑大多数人类细胞中的基因时,只影响被编辑基因的人,但胚胎编辑——也称为种系工程——会令后代产生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基因编辑可以用来创造具有卓越技能或所需身体特征的婴儿,这些变化与治疗致命性遗传疾病的重要性并不处于同样级别,如果这种技术变得普遍,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社会影响。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将故意改变人类胚胎定为非法。这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遭到中国许多研究人员和机构的反对。

根据中国国有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周二表示,中国政府已于2003年颁布法规,允许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实验以用于研究目的,但只有在它们存活不超过14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说如果中国当局确认有婴儿出生,那将是违反现行规定的。

就在去年,贺建奎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Crispr是一项新技术,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解决安全风险就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写道。

贺建奎定于周四在香港大会的第二场会议上发言,但在周三的发言后,周四的发言被取消了。他在那场会议上的演讲主题为:“制定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和道德原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标准的路线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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