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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习特会前瞻:欧洲视角

发布日期:2018-11-20 07:47
摘要」成帅华:如果中美不想浪费G20习特会的机会,就不应聚焦谁做让步,而应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撰文 / 成帅华

■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好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在本月底的G20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和晚宴。

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谈。因为,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ve Orlins)十月份表示,自从四十多年前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双边关系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的不确定。

中美领导人是否会继续相互指责,还是会同意一个逐步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并且携手解决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和美国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

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中方妥协在在政治和法律上难度

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包括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的强硬态度,要让中方在G20峰会上吞下双边让步的结果却是非常困难,有两个原因。

首先,习主席意识到与美国的双边协议在政治上是脆弱的,中方不想再一次陷入窘境。早在今年5月19日,习主席的特使刘鹤副总理已经和白宫达成了联合声明,表明要“继续高层对话”,并“以积极的方式寻求解决争端”,在谈判过程中不征收高关税。但是一眨眼的功夫,特朗普政府就扔开这个停战协议,分三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

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的高调反华言论也再一次提醒中方,与美国的双边让步协定不可持续。美中关系的政治化不是新鲜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的十多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审议是否继续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给中美经贸往来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加入WTO的诸多动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法律上看,中方也难以给予专属于美国的特殊优惠待遇,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WTO的成员。如果中国给美国企业提供比其他WTO成员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优惠或者进口承诺,这将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

如果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和投资,或者引入新的法规加强保护外国技术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适用于所有其他163个WTO成员,包括美国,但是不可能仅限于美国。

为什么是WTO改革?

时钟滴答滴答。由于中美关税竞赛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美国企业只能屏息等待。但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正不遗余力地开发中国市场,本月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例子。

对特朗普来说,他是抓着关税战这个老虎的尾巴,既不能牢牢抓住不放,也不能安全的离开。

如果特朗普继续甚至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院起火是必定的事,无非是时间长短问题。几个季度之后,关税战恶果呈现,那就要损害其竞选连任的计划。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将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参与跨境价值链的美国企业的利润下降,并降低美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当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比特朗普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份发布的经济展望显示,如果贸易战继续,中国的GDP将损失0.6%。与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相比较,经济学家更加担心关税战升级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和社会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问题是从怎样放掉老虎,而在政治上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如此建议。这也是最初设计WTO的目标之一,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内解决成员们之间的争端,这个系统是一个“安全阀门”,尽最大的可能把政治放在门外。WTO也是一个永久的谈判场所,推动市场开放和制定新的规则。

WTO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努力工作,试图说服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中国同事加入到WTO改革的讨论中来。上个月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十个WTO成员贸易部长们在渥太华发布的公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欧盟试图发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欧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四个关于WTO改革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在解决没有点名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问题。另一方面,欧盟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9月中旬召开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强调要重振国际贸易体制,为习特会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基础。G20经济体代表80% 全球GDP和 75% 全球贸易。

G20的贸易部长们“建议我们的领导人们考虑这些重要的议题”,包括“改进WTO的方法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G20如何可以“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以及提出想法“确保WTO继续有相关性”。

习特会可推动WTO 改革的六个要素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WTO的代表仅仅是把他们相互的抱怨下载下来,并没有开始解决方案导向的谈判。美国大使批评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支持的进行性措施损害美国企业和技术所有人的权利,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精神。中国指责美国给予国家安全条款和301条款而采取的关税政策没有事实基础,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文本。中美两国的观点,在WTO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和其他WTO成员的利益,习特会可以考虑以下六个领域,推动WTO改革。

首先是重新审议补贴规则。(a)在工业补贴、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某些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方面,澄清或制定有关规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文本可以作为参考和起点。中国需要在这个领域干些重体力活,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化与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相符合。(b) 消除导致渔业过度捕捞的补贴。去年12月的WTO部长会议设立了2020年前达成协定的截止期,中美两国需要继续加强在谈判中的贡献。(c) 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性农业国内补贴问题也应该予以讨论。

第二是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议题上,美国和其他所有WTO成员之间有一个分水岭。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继续阻挠启动程序来任命WTO上诉机构的空缺职位,其真实的意图,用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的话说,就是回到1995年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时代,“在裁定发布之后,你可以谈判”,裁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包括中国和欧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裁定至关重要。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立场,回到现有上诉机构体制的可能性很小,为此成员们可以讨论两个备选方案。 (a) 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备忘录协定中设立的仲裁机制,裁定对冲裁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不涉及美国的争端。美国保持他需要的灵活性,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这个仲裁制度。(b) 开发建立一个“双枝头”的制度,现有的程序继续处理与贸易救济措施无关的争端,同时设立一个专门法庭单独处理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争端。设立专门法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较,贸易救济措施类的案件确实需要法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法律和审计财务经验,二是因为美国所批评的上诉机构的审理结果大多数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比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

第三,监督和透明度。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意向加强监督成员们的通报义务,改进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的透明度。欧盟和加拿大在他们的建议中都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对没有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批评,该成员的外交官不能在任何委员会或者工作组担任主席等。

第四,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美中贸易战而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忽略了这个一个多边的议题,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员们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时候就讨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同意保护知识产权,而获得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更多的技术转移。TRIPS第7条明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木雕是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扩散……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平衡权利和义务”。协定66.2条还特别规定发达的国家应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WTO改革应当审议当前技术转让的新的发展和挑战,包括技术共同开发和本地化、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全球战略、全球创新网络的逐步形成等,并对政府的作用界定明确的规范,比如,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执行的最佳实践,以及在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商业往来中政府应当和不应当干预的程度。在这个议题上,所有成员应当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的扩散和转移,对于实现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五,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最近几个月,40多个WTO成员已经加快角度,旨在“为未来的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WTO谈判,一起开始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也应当加入这个数字经济开放和规则的讨论,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美国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数字时代创造更好的、更具可预期性的国际市场环境。

第六,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a)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在WTO体制内自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是中国确实不是一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行业已经具有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因此,可以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成员们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出口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0%以上,那么在谈判中这个产品和行业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较少的灵活性和较短的执行期。(b) 发展中国家继续要求发达成员解决剩余的多哈发展回合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高峰的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切实的提供积极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c)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儿童相对贫困率高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民粹主义吸引了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在WTO,成员们可以讨论和分享在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自动化时代如何调整现有的社会市场制度,以及如何更新国内政策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关切。

当前,强硬派抢占头条新闻,冷战言论时隐时现。在这个情形下,习近平和特朗普可以在G20峰会期间炉边夜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对他们国内人民的责任,对跌跌撞撞的全球经济、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他们需要明白,规则,而不是让步,才是可持续的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所在。WTO改革为双方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从而可以走出丛林,而不被关税之虎回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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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帅华:如果中美不想浪费G20习特会的机会,就不应聚焦谁做让步,而应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撰文 / 成帅华

■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好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在本月底的G20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和晚宴。

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谈。因为,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ve Orlins)十月份表示,自从四十多年前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双边关系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的不确定。

中美领导人是否会继续相互指责,还是会同意一个逐步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并且携手解决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和美国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

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中方妥协在在政治和法律上难度

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包括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的强硬态度,要让中方在G20峰会上吞下双边让步的结果却是非常困难,有两个原因。

首先,习主席意识到与美国的双边协议在政治上是脆弱的,中方不想再一次陷入窘境。早在今年5月19日,习主席的特使刘鹤副总理已经和白宫达成了联合声明,表明要“继续高层对话”,并“以积极的方式寻求解决争端”,在谈判过程中不征收高关税。但是一眨眼的功夫,特朗普政府就扔开这个停战协议,分三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

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的高调反华言论也再一次提醒中方,与美国的双边让步协定不可持续。美中关系的政治化不是新鲜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的十多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审议是否继续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给中美经贸往来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加入WTO的诸多动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法律上看,中方也难以给予专属于美国的特殊优惠待遇,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WTO的成员。如果中国给美国企业提供比其他WTO成员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优惠或者进口承诺,这将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

如果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和投资,或者引入新的法规加强保护外国技术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适用于所有其他163个WTO成员,包括美国,但是不可能仅限于美国。

为什么是WTO改革?

时钟滴答滴答。由于中美关税竞赛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美国企业只能屏息等待。但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正不遗余力地开发中国市场,本月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例子。

对特朗普来说,他是抓着关税战这个老虎的尾巴,既不能牢牢抓住不放,也不能安全的离开。

如果特朗普继续甚至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院起火是必定的事,无非是时间长短问题。几个季度之后,关税战恶果呈现,那就要损害其竞选连任的计划。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将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参与跨境价值链的美国企业的利润下降,并降低美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当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比特朗普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份发布的经济展望显示,如果贸易战继续,中国的GDP将损失0.6%。与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相比较,经济学家更加担心关税战升级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和社会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问题是从怎样放掉老虎,而在政治上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如此建议。这也是最初设计WTO的目标之一,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内解决成员们之间的争端,这个系统是一个“安全阀门”,尽最大的可能把政治放在门外。WTO也是一个永久的谈判场所,推动市场开放和制定新的规则。

WTO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努力工作,试图说服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中国同事加入到WTO改革的讨论中来。上个月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十个WTO成员贸易部长们在渥太华发布的公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欧盟试图发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欧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四个关于WTO改革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在解决没有点名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问题。另一方面,欧盟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9月中旬召开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强调要重振国际贸易体制,为习特会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基础。G20经济体代表80% 全球GDP和 75% 全球贸易。

G20的贸易部长们“建议我们的领导人们考虑这些重要的议题”,包括“改进WTO的方法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G20如何可以“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以及提出想法“确保WTO继续有相关性”。

习特会可推动WTO 改革的六个要素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WTO的代表仅仅是把他们相互的抱怨下载下来,并没有开始解决方案导向的谈判。美国大使批评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支持的进行性措施损害美国企业和技术所有人的权利,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精神。中国指责美国给予国家安全条款和301条款而采取的关税政策没有事实基础,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文本。中美两国的观点,在WTO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和其他WTO成员的利益,习特会可以考虑以下六个领域,推动WTO改革。

首先是重新审议补贴规则。(a)在工业补贴、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某些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方面,澄清或制定有关规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文本可以作为参考和起点。中国需要在这个领域干些重体力活,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化与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相符合。(b) 消除导致渔业过度捕捞的补贴。去年12月的WTO部长会议设立了2020年前达成协定的截止期,中美两国需要继续加强在谈判中的贡献。(c) 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性农业国内补贴问题也应该予以讨论。

第二是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议题上,美国和其他所有WTO成员之间有一个分水岭。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继续阻挠启动程序来任命WTO上诉机构的空缺职位,其真实的意图,用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的话说,就是回到1995年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时代,“在裁定发布之后,你可以谈判”,裁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包括中国和欧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裁定至关重要。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立场,回到现有上诉机构体制的可能性很小,为此成员们可以讨论两个备选方案。 (a) 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备忘录协定中设立的仲裁机制,裁定对冲裁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不涉及美国的争端。美国保持他需要的灵活性,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这个仲裁制度。(b) 开发建立一个“双枝头”的制度,现有的程序继续处理与贸易救济措施无关的争端,同时设立一个专门法庭单独处理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争端。设立专门法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较,贸易救济措施类的案件确实需要法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法律和审计财务经验,二是因为美国所批评的上诉机构的审理结果大多数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比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

第三,监督和透明度。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意向加强监督成员们的通报义务,改进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的透明度。欧盟和加拿大在他们的建议中都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对没有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批评,该成员的外交官不能在任何委员会或者工作组担任主席等。

第四,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美中贸易战而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忽略了这个一个多边的议题,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员们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时候就讨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同意保护知识产权,而获得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更多的技术转移。TRIPS第7条明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木雕是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扩散……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平衡权利和义务”。协定66.2条还特别规定发达的国家应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WTO改革应当审议当前技术转让的新的发展和挑战,包括技术共同开发和本地化、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全球战略、全球创新网络的逐步形成等,并对政府的作用界定明确的规范,比如,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执行的最佳实践,以及在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商业往来中政府应当和不应当干预的程度。在这个议题上,所有成员应当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的扩散和转移,对于实现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五,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最近几个月,40多个WTO成员已经加快角度,旨在“为未来的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WTO谈判,一起开始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也应当加入这个数字经济开放和规则的讨论,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美国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数字时代创造更好的、更具可预期性的国际市场环境。

第六,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a)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在WTO体制内自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是中国确实不是一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行业已经具有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因此,可以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成员们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出口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0%以上,那么在谈判中这个产品和行业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较少的灵活性和较短的执行期。(b) 发展中国家继续要求发达成员解决剩余的多哈发展回合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高峰的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切实的提供积极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c)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儿童相对贫困率高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民粹主义吸引了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在WTO,成员们可以讨论和分享在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自动化时代如何调整现有的社会市场制度,以及如何更新国内政策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关切。

当前,强硬派抢占头条新闻,冷战言论时隐时现。在这个情形下,习近平和特朗普可以在G20峰会期间炉边夜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对他们国内人民的责任,对跌跌撞撞的全球经济、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他们需要明白,规则,而不是让步,才是可持续的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所在。WTO改革为双方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从而可以走出丛林,而不被关税之虎回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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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谈。因为,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ve Orlins)十月份表示,自从四十多年前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双边关系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的不确定。

中美领导人是否会继续相互指责,还是会同意一个逐步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并且携手解决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和美国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

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中方妥协在在政治和法律上难度

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包括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的强硬态度,要让中方在G20峰会上吞下双边让步的结果却是非常困难,有两个原因。

首先,习主席意识到与美国的双边协议在政治上是脆弱的,中方不想再一次陷入窘境。早在今年5月19日,习主席的特使刘鹤副总理已经和白宫达成了联合声明,表明要“继续高层对话”,并“以积极的方式寻求解决争端”,在谈判过程中不征收高关税。但是一眨眼的功夫,特朗普政府就扔开这个停战协议,分三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

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的高调反华言论也再一次提醒中方,与美国的双边让步协定不可持续。美中关系的政治化不是新鲜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的十多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审议是否继续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给中美经贸往来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加入WTO的诸多动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法律上看,中方也难以给予专属于美国的特殊优惠待遇,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WTO的成员。如果中国给美国企业提供比其他WTO成员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优惠或者进口承诺,这将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

如果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和投资,或者引入新的法规加强保护外国技术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适用于所有其他163个WTO成员,包括美国,但是不可能仅限于美国。

为什么是WTO改革?

时钟滴答滴答。由于中美关税竞赛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美国企业只能屏息等待。但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正不遗余力地开发中国市场,本月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例子。

对特朗普来说,他是抓着关税战这个老虎的尾巴,既不能牢牢抓住不放,也不能安全的离开。

如果特朗普继续甚至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院起火是必定的事,无非是时间长短问题。几个季度之后,关税战恶果呈现,那就要损害其竞选连任的计划。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将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参与跨境价值链的美国企业的利润下降,并降低美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当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比特朗普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份发布的经济展望显示,如果贸易战继续,中国的GDP将损失0.6%。与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相比较,经济学家更加担心关税战升级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和社会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问题是从怎样放掉老虎,而在政治上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如此建议。这也是最初设计WTO的目标之一,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内解决成员们之间的争端,这个系统是一个“安全阀门”,尽最大的可能把政治放在门外。WTO也是一个永久的谈判场所,推动市场开放和制定新的规则。

WTO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努力工作,试图说服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中国同事加入到WTO改革的讨论中来。上个月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十个WTO成员贸易部长们在渥太华发布的公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欧盟试图发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欧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四个关于WTO改革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在解决没有点名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问题。另一方面,欧盟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9月中旬召开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强调要重振国际贸易体制,为习特会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基础。G20经济体代表80% 全球GDP和 75% 全球贸易。

G20的贸易部长们“建议我们的领导人们考虑这些重要的议题”,包括“改进WTO的方法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G20如何可以“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以及提出想法“确保WTO继续有相关性”。

习特会可推动WTO 改革的六个要素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WTO的代表仅仅是把他们相互的抱怨下载下来,并没有开始解决方案导向的谈判。美国大使批评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支持的进行性措施损害美国企业和技术所有人的权利,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精神。中国指责美国给予国家安全条款和301条款而采取的关税政策没有事实基础,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文本。中美两国的观点,在WTO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和其他WTO成员的利益,习特会可以考虑以下六个领域,推动WTO改革。

首先是重新审议补贴规则。(a)在工业补贴、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某些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方面,澄清或制定有关规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文本可以作为参考和起点。中国需要在这个领域干些重体力活,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化与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相符合。(b) 消除导致渔业过度捕捞的补贴。去年12月的WTO部长会议设立了2020年前达成协定的截止期,中美两国需要继续加强在谈判中的贡献。(c) 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性农业国内补贴问题也应该予以讨论。

第二是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议题上,美国和其他所有WTO成员之间有一个分水岭。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继续阻挠启动程序来任命WTO上诉机构的空缺职位,其真实的意图,用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的话说,就是回到1995年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时代,“在裁定发布之后,你可以谈判”,裁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包括中国和欧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裁定至关重要。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立场,回到现有上诉机构体制的可能性很小,为此成员们可以讨论两个备选方案。 (a) 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备忘录协定中设立的仲裁机制,裁定对冲裁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不涉及美国的争端。美国保持他需要的灵活性,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这个仲裁制度。(b) 开发建立一个“双枝头”的制度,现有的程序继续处理与贸易救济措施无关的争端,同时设立一个专门法庭单独处理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争端。设立专门法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较,贸易救济措施类的案件确实需要法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法律和审计财务经验,二是因为美国所批评的上诉机构的审理结果大多数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比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

第三,监督和透明度。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意向加强监督成员们的通报义务,改进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的透明度。欧盟和加拿大在他们的建议中都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对没有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批评,该成员的外交官不能在任何委员会或者工作组担任主席等。

第四,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美中贸易战而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忽略了这个一个多边的议题,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员们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时候就讨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同意保护知识产权,而获得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更多的技术转移。TRIPS第7条明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木雕是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扩散……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平衡权利和义务”。协定66.2条还特别规定发达的国家应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WTO改革应当审议当前技术转让的新的发展和挑战,包括技术共同开发和本地化、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全球战略、全球创新网络的逐步形成等,并对政府的作用界定明确的规范,比如,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执行的最佳实践,以及在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商业往来中政府应当和不应当干预的程度。在这个议题上,所有成员应当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的扩散和转移,对于实现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五,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最近几个月,40多个WTO成员已经加快角度,旨在“为未来的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WTO谈判,一起开始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也应当加入这个数字经济开放和规则的讨论,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美国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数字时代创造更好的、更具可预期性的国际市场环境。

第六,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a)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在WTO体制内自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是中国确实不是一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行业已经具有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因此,可以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成员们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出口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0%以上,那么在谈判中这个产品和行业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较少的灵活性和较短的执行期。(b) 发展中国家继续要求发达成员解决剩余的多哈发展回合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高峰的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切实的提供积极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c)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儿童相对贫困率高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民粹主义吸引了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在WTO,成员们可以讨论和分享在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自动化时代如何调整现有的社会市场制度,以及如何更新国内政策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关切。

当前,强硬派抢占头条新闻,冷战言论时隐时现。在这个情形下,习近平和特朗普可以在G20峰会期间炉边夜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对他们国内人民的责任,对跌跌撞撞的全球经济、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他们需要明白,规则,而不是让步,才是可持续的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所在。WTO改革为双方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从而可以走出丛林,而不被关税之虎回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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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习特会前瞻:欧洲视角

发布日期:2018-11-20 07:47
摘要」成帅华:如果中美不想浪费G20习特会的机会,就不应聚焦谁做让步,而应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撰文 / 成帅华

■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好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在本月底的G20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和晚宴。

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谈。因为,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ve Orlins)十月份表示,自从四十多年前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双边关系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的不确定。

中美领导人是否会继续相互指责,还是会同意一个逐步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并且携手解决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和美国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

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中方妥协在在政治和法律上难度

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包括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的强硬态度,要让中方在G20峰会上吞下双边让步的结果却是非常困难,有两个原因。

首先,习主席意识到与美国的双边协议在政治上是脆弱的,中方不想再一次陷入窘境。早在今年5月19日,习主席的特使刘鹤副总理已经和白宫达成了联合声明,表明要“继续高层对话”,并“以积极的方式寻求解决争端”,在谈判过程中不征收高关税。但是一眨眼的功夫,特朗普政府就扔开这个停战协议,分三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

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的高调反华言论也再一次提醒中方,与美国的双边让步协定不可持续。美中关系的政治化不是新鲜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的十多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审议是否继续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给中美经贸往来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加入WTO的诸多动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法律上看,中方也难以给予专属于美国的特殊优惠待遇,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WTO的成员。如果中国给美国企业提供比其他WTO成员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优惠或者进口承诺,这将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

如果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和投资,或者引入新的法规加强保护外国技术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适用于所有其他163个WTO成员,包括美国,但是不可能仅限于美国。

为什么是WTO改革?

时钟滴答滴答。由于中美关税竞赛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美国企业只能屏息等待。但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正不遗余力地开发中国市场,本月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例子。

对特朗普来说,他是抓着关税战这个老虎的尾巴,既不能牢牢抓住不放,也不能安全的离开。

如果特朗普继续甚至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院起火是必定的事,无非是时间长短问题。几个季度之后,关税战恶果呈现,那就要损害其竞选连任的计划。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将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参与跨境价值链的美国企业的利润下降,并降低美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当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比特朗普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份发布的经济展望显示,如果贸易战继续,中国的GDP将损失0.6%。与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相比较,经济学家更加担心关税战升级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和社会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问题是从怎样放掉老虎,而在政治上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如此建议。这也是最初设计WTO的目标之一,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内解决成员们之间的争端,这个系统是一个“安全阀门”,尽最大的可能把政治放在门外。WTO也是一个永久的谈判场所,推动市场开放和制定新的规则。

WTO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努力工作,试图说服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中国同事加入到WTO改革的讨论中来。上个月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十个WTO成员贸易部长们在渥太华发布的公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欧盟试图发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欧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四个关于WTO改革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在解决没有点名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问题。另一方面,欧盟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9月中旬召开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强调要重振国际贸易体制,为习特会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基础。G20经济体代表80% 全球GDP和 75% 全球贸易。

G20的贸易部长们“建议我们的领导人们考虑这些重要的议题”,包括“改进WTO的方法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G20如何可以“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以及提出想法“确保WTO继续有相关性”。

习特会可推动WTO 改革的六个要素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WTO的代表仅仅是把他们相互的抱怨下载下来,并没有开始解决方案导向的谈判。美国大使批评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支持的进行性措施损害美国企业和技术所有人的权利,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精神。中国指责美国给予国家安全条款和301条款而采取的关税政策没有事实基础,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文本。中美两国的观点,在WTO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和其他WTO成员的利益,习特会可以考虑以下六个领域,推动WTO改革。

首先是重新审议补贴规则。(a)在工业补贴、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某些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方面,澄清或制定有关规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文本可以作为参考和起点。中国需要在这个领域干些重体力活,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化与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相符合。(b) 消除导致渔业过度捕捞的补贴。去年12月的WTO部长会议设立了2020年前达成协定的截止期,中美两国需要继续加强在谈判中的贡献。(c) 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性农业国内补贴问题也应该予以讨论。

第二是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议题上,美国和其他所有WTO成员之间有一个分水岭。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继续阻挠启动程序来任命WTO上诉机构的空缺职位,其真实的意图,用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的话说,就是回到1995年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时代,“在裁定发布之后,你可以谈判”,裁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包括中国和欧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裁定至关重要。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立场,回到现有上诉机构体制的可能性很小,为此成员们可以讨论两个备选方案。 (a) 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备忘录协定中设立的仲裁机制,裁定对冲裁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不涉及美国的争端。美国保持他需要的灵活性,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这个仲裁制度。(b) 开发建立一个“双枝头”的制度,现有的程序继续处理与贸易救济措施无关的争端,同时设立一个专门法庭单独处理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争端。设立专门法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较,贸易救济措施类的案件确实需要法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法律和审计财务经验,二是因为美国所批评的上诉机构的审理结果大多数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比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

第三,监督和透明度。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意向加强监督成员们的通报义务,改进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的透明度。欧盟和加拿大在他们的建议中都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对没有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批评,该成员的外交官不能在任何委员会或者工作组担任主席等。

第四,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美中贸易战而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忽略了这个一个多边的议题,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员们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时候就讨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同意保护知识产权,而获得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更多的技术转移。TRIPS第7条明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木雕是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扩散……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平衡权利和义务”。协定66.2条还特别规定发达的国家应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WTO改革应当审议当前技术转让的新的发展和挑战,包括技术共同开发和本地化、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全球战略、全球创新网络的逐步形成等,并对政府的作用界定明确的规范,比如,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执行的最佳实践,以及在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商业往来中政府应当和不应当干预的程度。在这个议题上,所有成员应当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的扩散和转移,对于实现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五,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最近几个月,40多个WTO成员已经加快角度,旨在“为未来的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WTO谈判,一起开始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也应当加入这个数字经济开放和规则的讨论,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美国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数字时代创造更好的、更具可预期性的国际市场环境。

第六,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a)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在WTO体制内自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是中国确实不是一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行业已经具有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因此,可以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成员们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出口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0%以上,那么在谈判中这个产品和行业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较少的灵活性和较短的执行期。(b) 发展中国家继续要求发达成员解决剩余的多哈发展回合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高峰的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切实的提供积极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c)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儿童相对贫困率高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民粹主义吸引了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在WTO,成员们可以讨论和分享在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自动化时代如何调整现有的社会市场制度,以及如何更新国内政策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关切。

当前,强硬派抢占头条新闻,冷战言论时隐时现。在这个情形下,习近平和特朗普可以在G20峰会期间炉边夜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对他们国内人民的责任,对跌跌撞撞的全球经济、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他们需要明白,规则,而不是让步,才是可持续的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所在。WTO改革为双方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从而可以走出丛林,而不被关税之虎回咬。■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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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帅华:如果中美不想浪费G20习特会的机会,就不应聚焦谁做让步,而应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撰文 / 成帅华

■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好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在本月底的G20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和晚宴。

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谈。因为,正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ve Orlins)十月份表示,自从四十多年前尼克松访华以来,美中双边关系的未来从来没有如此的不确定。

中美领导人是否会继续相互指责,还是会同意一个逐步取消关税的时间表,并且携手解决全球贸易体制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中国和美国处于这场危机的中心。

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

中方妥协在在政治和法律上难度

虽然有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包括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的强硬态度,要让中方在G20峰会上吞下双边让步的结果却是非常困难,有两个原因。

首先,习主席意识到与美国的双边协议在政治上是脆弱的,中方不想再一次陷入窘境。早在今年5月19日,习主席的特使刘鹤副总理已经和白宫达成了联合声明,表明要“继续高层对话”,并“以积极的方式寻求解决争端”,在谈判过程中不征收高关税。但是一眨眼的功夫,特朗普政府就扔开这个停战协议,分三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

美国中期选举期间的高调反华言论也再一次提醒中方,与美国的双边让步协定不可持续。美中关系的政治化不是新鲜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的十多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审议是否继续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与中国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给中美经贸往来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加入WTO的诸多动因之一,就是为了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

其次,从法律上看,中方也难以给予专属于美国的特殊优惠待遇,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WTO的成员。如果中国给美国企业提供比其他WTO成员更加优惠的市场准入优惠或者进口承诺,这将违反WTO的非歧视原则。

如果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行业和投资,或者引入新的法规加强保护外国技术持有人的合法权利,这些都是适用于所有其他163个WTO成员,包括美国,但是不可能仅限于美国。

为什么是WTO改革?

时钟滴答滴答。由于中美关税竞赛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些美国企业只能屏息等待。但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正不遗余力地开发中国市场,本月上海举行的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例子。

对特朗普来说,他是抓着关税战这个老虎的尾巴,既不能牢牢抓住不放,也不能安全的离开。

如果特朗普继续甚至增加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院起火是必定的事,无非是时间长短问题。几个季度之后,关税战恶果呈现,那就要损害其竞选连任的计划。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战将导致消费品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参与跨境价值链的美国企业的利润下降,并降低美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当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比特朗普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月份发布的经济展望显示,如果贸易战继续,中国的GDP将损失0.6%。与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相比较,经济学家更加担心关税战升级可能会刺破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和社会危机,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问题是从怎样放掉老虎,而在政治上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曾如此建议。这也是最初设计WTO的目标之一,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内解决成员们之间的争端,这个系统是一个“安全阀门”,尽最大的可能把政治放在门外。WTO也是一个永久的谈判场所,推动市场开放和制定新的规则。

WTO的一些成员已经开始努力工作,试图说服他们的美国同事和中国同事加入到WTO改革的讨论中来。上个月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其他十个WTO成员贸易部长们在渥太华发布的公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欧盟试图发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欧盟和美国、日本签署了四个关于WTO改革的三方联合声明,强调了美国在解决没有点名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问题。另一方面,欧盟也和中国建立WTO改革工作组,该工作组已经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

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9月中旬召开的G20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强调要重振国际贸易体制,为习特会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基础。G20经济体代表80% 全球GDP和 75% 全球贸易。

G20的贸易部长们“建议我们的领导人们考虑这些重要的议题”,包括“改进WTO的方法来应对当前和未来挑战”,G20如何可以“以合作的方式”解决当前局势,以及提出想法“确保WTO继续有相关性”。

习特会可推动WTO 改革的六个要素

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在WTO的代表仅仅是把他们相互的抱怨下载下来,并没有开始解决方案导向的谈判。美国大使批评中国是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经济,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支持的进行性措施损害美国企业和技术所有人的权利,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精神。中国指责美国给予国家安全条款和301条款而采取的关税政策没有事实基础,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违反了WTO规则的文本。中美两国的观点,在WTO都有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平衡美国、中国和其他WTO成员的利益,习特会可以考虑以下六个领域,推动WTO改革。

首先是重新审议补贴规则。(a)在工业补贴、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以及某些国有企业作为公共机构向其他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方面,澄清或制定有关规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关于国有企业的文本可以作为参考和起点。中国需要在这个领域干些重体力活,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化与中国国内改革议程相符合。(b) 消除导致渔业过度捕捞的补贴。去年12月的WTO部长会议设立了2020年前达成协定的截止期,中美两国需要继续加强在谈判中的贡献。(c) 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性农业国内补贴问题也应该予以讨论。

第二是争端解决机制。在这个议题上,美国和其他所有WTO成员之间有一个分水岭。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继续阻挠启动程序来任命WTO上诉机构的空缺职位,其真实的意图,用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的话说,就是回到1995年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时代,“在裁定发布之后,你可以谈判”,裁定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包括中国和欧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上诉机构裁定至关重要。

鉴于特朗普政府的上述立场,回到现有上诉机构体制的可能性很小,为此成员们可以讨论两个备选方案。 (a) 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备忘录协定中设立的仲裁机制,裁定对冲裁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不涉及美国的争端。美国保持他需要的灵活性,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这个仲裁制度。(b) 开发建立一个“双枝头”的制度,现有的程序继续处理与贸易救济措施无关的争端,同时设立一个专门法庭单独处理贸易救济措施有关的争端。设立专门法庭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与其他案件相比较,贸易救济措施类的案件确实需要法官有更多的技术性的法律和审计财务经验,二是因为美国所批评的上诉机构的审理结果大多数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比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做法。

第三,监督和透明度。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意向加强监督成员们的通报义务,改进与贸易有关的国内政策的透明度。欧盟和加拿大在他们的建议中都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对没有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点名批评,该成员的外交官不能在任何委员会或者工作组担任主席等。

第四,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因为美中贸易战而经常成为新闻头条,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忽略了这个一个多边的议题,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员们谈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时候就讨论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同意保护知识产权,而获得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更多的技术转移。TRIPS第7条明确指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木雕是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扩散……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平衡权利和义务”。协定66.2条还特别规定发达的国家应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WTO改革应当审议当前技术转让的新的发展和挑战,包括技术共同开发和本地化、跨国公司技术换市场的全球战略、全球创新网络的逐步形成等,并对政府的作用界定明确的规范,比如,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法规执行的最佳实践,以及在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的商业往来中政府应当和不应当干预的程度。在这个议题上,所有成员应当有发言的机会,因为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的扩散和转移,对于实现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关键的作用。

第五,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最近几个月,40多个WTO成员已经加快角度,旨在“为未来的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WTO谈判,一起开始探索性的工作”。中国也应当加入这个数字经济开放和规则的讨论,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美国和中国应当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为数字时代创造更好的、更具可预期性的国际市场环境。

第六,发展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有多个层面的含义。(a)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在WTO体制内自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到很多好处,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大的便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但是中国确实不是一个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行业已经具有有发达国家一样的竞争力。因此,可以建议开发一个独立的指标体系,来评估成员们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手机出口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10%以上,那么在谈判中这个产品和行业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较少的灵活性和较短的执行期。(b) 发展中国家继续要求发达成员解决剩余的多哈发展回合议题,包括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高峰的问题,发达国家如何切实的提供积极机制促进向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 (c)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儿童相对贫困率高等。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民粹主义吸引了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发展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在WTO,成员们可以讨论和分享在经济一体化和技术自动化时代如何调整现有的社会市场制度,以及如何更新国内政策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弱势群体的关切。

当前,强硬派抢占头条新闻,冷战言论时隐时现。在这个情形下,习近平和特朗普可以在G20峰会期间炉边夜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应当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责任,对他们国内人民的责任,对跌跌撞撞的全球经济、以及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责任。

他们需要明白,规则,而不是让步,才是可持续的解决中美争端的关键所在。WTO改革为双方提供一个及时的平台,从而可以走出丛林,而不被关税之虎回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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