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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惩戒,还能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学生?

发布日期:2018-11-09 08:25
摘要」徐海娜: 要求“惩戒权”的和”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撰文 / 徐海娜

■ 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任何消息不胫而走的速度都非常之快,关于教师体罚学生、教师对学生使用言语暴力和凌辱的新闻也总是不绝于耳。但是代表官方的教育局或学校对涉事教师做出处理之后,依然“众怒难平“。这个“众怒”不是家长和学生的怒,而是相当多教师的怒气难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是否是某些教师群体中的一种“次文化”呢?除了惩戒,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办法令学生”听话”呢?

11月2日,一封哈尔滨某小学家长写给学校的公开信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之后被投诉殴打、辱骂、花式罚站学生的教师很快被开除。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平息,此事经网络媒体多次转载之后,写公开信的家长承受了巨大压力。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个孩子被罚站,孩子的父亲“赵副所长”利用警察职权“罚站”了老师。我的一位朋友蔡朝阳写了一篇评论《赵副所长正是何老师的好学生》,认为“赵副所长”和涉事何姓老师的滥权行为出于同一个逻辑。他在文中说,有些学校对学生行为的管理不过是“威吓与规训”,学生噤若寒蝉的背后是对权力的屈从,并提倡武汉名师徐莉主张的那种“没有责罚与羞辱的教育”。这篇很快成了“十万+”的文章和哈尔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都迎来了汹涌的评论,除了正面的评论之外,还有很多带着明显的忿忿不平。他们的“怒”,除了表现为谩骂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老师要有惩戒权”,“现在学生多难管,你来当老师试试”等。

而事实上,蔡朝阳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很多其他开明上进的老师也在寻求更好的与学生相处之道。只能说,要求“惩戒权”的和说“你来当老师”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学生参与制定规则,更易认同和遵守

由于我和家人工作地点的变动,我的孩子不得不在小学阶段经历了5次转学,这也使得我有机会通过孩子见识了不同学校的管理风格。有的学校表面上管理严格,老师也十分严厉,但效果并不好。有的学校没有班长,也没有固定的规章纪律,但是学生无论平时上课,还是出席各种活动,却都秩序井然。

有一次我问进入新学校第一天的孩子,开学第一天都做了什么?他说,就是讨论和制定班规。我又问他,那你在学校听话了吗?他却说,班规叫我们“不要听老师的话!”我当时就震惊了,为此我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评论。

原来,开学第一天,老师就邀请所有学生组成几个讨论小组,做出班规的“提案”,每个小组的“提案”需要说明自己认为班规应该有哪些,理由是什么。最后全班协商制定出一个大家有基本共识、愿意共同遵守的班规来。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讨论了学校游戏场的守则应该有哪些,学校其他地方的守则有哪些等等。美国教师和知名作家Linda Shalaway曾在《Learning to Teach:The Essential Guide for All Teachers》一书中说:“令学生遵守规则的方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我也曾写道,“人只有内心认同某种规则的必要性,才会愿意遵守,可见这间学校的老师们深谙此道。”

而老师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3条班规,第一条是“动脑子,三思而后行”;第二条就是“不要相信老师和其他人”;第三条是“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这班规内在的逻辑大概是,不能叫学生一边要独立思考,一边又要寻求权威。这些规则既消解了师生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又直指学习的核心目标critical thinking,值得我们思索。那时候,我也是这间学校的义务中文老师,我所见的学生都是很有礼貌和守秩序的。无需质疑这所学校的声誉,它在香港的炙手可热程度,是报名等面试机会都需要三年之久。

不重“权力”,重“服务”,学生更自觉

再说一个事例。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学校,不曾有过没有班长的情形,包括大学。如果班长正好是一个正直宽厚的人,便是所有人的福气。可惜有的班长和班干部后来沦为了教室里的“克格勃”。我听闻,现在依然有孩子们之间围绕着班上的小小“权力”而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班长本来是一份荣誉,是优秀的代名词,当它变味的时候,便是教师需要思考的时候。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没有班长。

我一直以为有班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有的国际学校就是没有班长。那里的老师说,班长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垄断,老师也没有权利去指定谁当班长。很多学生小组长、段长、队长之类也都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他们不注重谁在班上更有“权力”,而是注重谁更优秀,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了机会均等,一个班的学生常常轮流负责本该班干部负责的琐事。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乔治•佛林(George J. Flynn)曾经说过,“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领导者愿意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学校班级里大家轮流做事,就是意在告诉孩子们,不要盯着“权力”看,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领袖气质。做领袖,不是靠着强权,而是靠着加强自身能力,以及从服务他人而来的荣耀。

一路接受威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井底之蛙一样地想象,上述那些学校必然纪律涣散,学生学无所成。可是我作为家长义工多次参加学校活动和学生旅行的经验告诉我,这些孩子们和老师相处十分轻松融洽,同时也都懂得守住自己的界线。这些都是我眼中优秀的学校。

从教者提升“专业性”,更易适应时代发展

不动用惩戒和规训,他们是否就变得没有原则了呢?我想再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数年前,我的孩子曾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短暂就学,有一天我收到老师的电邮通知,说孩子欺凌了别人,这事情同时也写在了孩子的家校联络手册上。之后几天,老师都持续关注此事。学校的郑重程度令我感到孩子犯了大错。细问之下,原来是他对同桌说“艾米丽穿着尿布”。老师们对侵犯他人权益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文明大概就是这样,教育应该使得我们至少明白,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获得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他人权利受损的敏感的程度,直接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我难以想象,现在在某些学校,还有老师带头侮辱和欺凌学生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学生揭露受到性侵而正当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还有人说他们毁了老师的前途,毁了学校的声誉,指责他们不识大体和不顾大局。

数年前,我在香港攻读“特殊教育文凭”的时候,曾经到过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表面上很普通,事实上却集中了很多其他学校不想要的学生。有违纪行为屡教不改的学生,有屡次离家出走的学生,总之,都是常人眼中的“问题学生”。甚至还有学生,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判服“感化令”,这所学校也收留了他们。(“感化令”是香港刑事处罚的一种。)

在我们接触这里的学生之前,校长先给我们打了很多“强心剂”,包括告诉我们这里学生的“母语”是“粗口”。接着,我们这些实习的教师分组进入不同的上课环节旁观,不知道将面对怎样顽劣的学生,我们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我记得第一次观课是体育课,穿着白净校服的学生在打羽毛球,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接不到球的时候就会将球拍挥向身后的幕帘,发出“啪啪”的声音,老师和其他学生却都处之泰然。之后我们问老师,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那位同学上课时候的不适当行为?体育老师淡然地说,如果没有影响到课堂运行也就算了,可以课后再谈。而且学生拍的是自己的拍子,不是公物,幕帘又拍不坏。

课后我们和这群学生聊天,问他为什么那么暴力?他笑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另一个同学替他说,“就是在发泄呗!”接着大家都笑了。可见所有人都认识到那是不好的。有了笑声开头,学生开始敞开心扉,给我们讲了好多他们干过的“坏事”,还抱怨学校成天就是在教他们“礼貌和规矩”。但所有的相处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粗口,孩子们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在的,并且知书达理,懂得反省。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学校对这些本来顽劣难教的学生是有一系列的“绝招”的,这些“绝招”的核心就是,老师不能情绪化,更不能被学生的情绪控制。有时候,“冷静”便是“专业”。这里的老师不会成天想着要维护“师道尊严”,而是给学生时间和机会去改变自己。校长还说,刚进入的学生往往有很多问题,有的和老师有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明显改善。正所谓“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我还记得当我接受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时候,很多课程都邀请了家长来分享,他们分享自己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家长的焦虑与烦恼等。同时,也会邀请校长和一线的教师来讲几堂课。有的课程还有小组作业,就是挑选一个学生,切实地设计一些项目和计划,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的配合之下,执行一段时间并检讨成效。这些牵涉广泛的学习项目,令我们这群受训学员深感受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学生、家长、老师、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现任教师和社工,他们不是在“评职称”等外在压力之下去学习的,而是切实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希望自己在教师专业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真正的进步。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修习多个“文凭”,乃至新的“学位”,是真的希望自己从内更新,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教学需要。

当有关教师的负面新闻增多的时候,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的时候了。当“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不足以成为一种“次文化”,暗地里较量教育的专业性成为共识的时候,教育便有了新希望。有一天读闲书读到“欲训育孩子,非先将自身充分地修养不可,因成人多半比孩子愚蠢”,觉得有理,便以此作结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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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海娜: 要求“惩戒权”的和”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撰文 / 徐海娜

■ 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任何消息不胫而走的速度都非常之快,关于教师体罚学生、教师对学生使用言语暴力和凌辱的新闻也总是不绝于耳。但是代表官方的教育局或学校对涉事教师做出处理之后,依然“众怒难平“。这个“众怒”不是家长和学生的怒,而是相当多教师的怒气难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是否是某些教师群体中的一种“次文化”呢?除了惩戒,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办法令学生”听话”呢?

11月2日,一封哈尔滨某小学家长写给学校的公开信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之后被投诉殴打、辱骂、花式罚站学生的教师很快被开除。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平息,此事经网络媒体多次转载之后,写公开信的家长承受了巨大压力。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个孩子被罚站,孩子的父亲“赵副所长”利用警察职权“罚站”了老师。我的一位朋友蔡朝阳写了一篇评论《赵副所长正是何老师的好学生》,认为“赵副所长”和涉事何姓老师的滥权行为出于同一个逻辑。他在文中说,有些学校对学生行为的管理不过是“威吓与规训”,学生噤若寒蝉的背后是对权力的屈从,并提倡武汉名师徐莉主张的那种“没有责罚与羞辱的教育”。这篇很快成了“十万+”的文章和哈尔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都迎来了汹涌的评论,除了正面的评论之外,还有很多带着明显的忿忿不平。他们的“怒”,除了表现为谩骂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老师要有惩戒权”,“现在学生多难管,你来当老师试试”等。

而事实上,蔡朝阳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很多其他开明上进的老师也在寻求更好的与学生相处之道。只能说,要求“惩戒权”的和说“你来当老师”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学生参与制定规则,更易认同和遵守

由于我和家人工作地点的变动,我的孩子不得不在小学阶段经历了5次转学,这也使得我有机会通过孩子见识了不同学校的管理风格。有的学校表面上管理严格,老师也十分严厉,但效果并不好。有的学校没有班长,也没有固定的规章纪律,但是学生无论平时上课,还是出席各种活动,却都秩序井然。

有一次我问进入新学校第一天的孩子,开学第一天都做了什么?他说,就是讨论和制定班规。我又问他,那你在学校听话了吗?他却说,班规叫我们“不要听老师的话!”我当时就震惊了,为此我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评论。

原来,开学第一天,老师就邀请所有学生组成几个讨论小组,做出班规的“提案”,每个小组的“提案”需要说明自己认为班规应该有哪些,理由是什么。最后全班协商制定出一个大家有基本共识、愿意共同遵守的班规来。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讨论了学校游戏场的守则应该有哪些,学校其他地方的守则有哪些等等。美国教师和知名作家Linda Shalaway曾在《Learning to Teach:The Essential Guide for All Teachers》一书中说:“令学生遵守规则的方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我也曾写道,“人只有内心认同某种规则的必要性,才会愿意遵守,可见这间学校的老师们深谙此道。”

而老师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3条班规,第一条是“动脑子,三思而后行”;第二条就是“不要相信老师和其他人”;第三条是“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这班规内在的逻辑大概是,不能叫学生一边要独立思考,一边又要寻求权威。这些规则既消解了师生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又直指学习的核心目标critical thinking,值得我们思索。那时候,我也是这间学校的义务中文老师,我所见的学生都是很有礼貌和守秩序的。无需质疑这所学校的声誉,它在香港的炙手可热程度,是报名等面试机会都需要三年之久。

不重“权力”,重“服务”,学生更自觉

再说一个事例。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学校,不曾有过没有班长的情形,包括大学。如果班长正好是一个正直宽厚的人,便是所有人的福气。可惜有的班长和班干部后来沦为了教室里的“克格勃”。我听闻,现在依然有孩子们之间围绕着班上的小小“权力”而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班长本来是一份荣誉,是优秀的代名词,当它变味的时候,便是教师需要思考的时候。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没有班长。

我一直以为有班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有的国际学校就是没有班长。那里的老师说,班长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垄断,老师也没有权利去指定谁当班长。很多学生小组长、段长、队长之类也都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他们不注重谁在班上更有“权力”,而是注重谁更优秀,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了机会均等,一个班的学生常常轮流负责本该班干部负责的琐事。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乔治•佛林(George J. Flynn)曾经说过,“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领导者愿意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学校班级里大家轮流做事,就是意在告诉孩子们,不要盯着“权力”看,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领袖气质。做领袖,不是靠着强权,而是靠着加强自身能力,以及从服务他人而来的荣耀。

一路接受威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井底之蛙一样地想象,上述那些学校必然纪律涣散,学生学无所成。可是我作为家长义工多次参加学校活动和学生旅行的经验告诉我,这些孩子们和老师相处十分轻松融洽,同时也都懂得守住自己的界线。这些都是我眼中优秀的学校。

从教者提升“专业性”,更易适应时代发展

不动用惩戒和规训,他们是否就变得没有原则了呢?我想再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数年前,我的孩子曾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短暂就学,有一天我收到老师的电邮通知,说孩子欺凌了别人,这事情同时也写在了孩子的家校联络手册上。之后几天,老师都持续关注此事。学校的郑重程度令我感到孩子犯了大错。细问之下,原来是他对同桌说“艾米丽穿着尿布”。老师们对侵犯他人权益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文明大概就是这样,教育应该使得我们至少明白,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获得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他人权利受损的敏感的程度,直接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我难以想象,现在在某些学校,还有老师带头侮辱和欺凌学生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学生揭露受到性侵而正当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还有人说他们毁了老师的前途,毁了学校的声誉,指责他们不识大体和不顾大局。

数年前,我在香港攻读“特殊教育文凭”的时候,曾经到过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表面上很普通,事实上却集中了很多其他学校不想要的学生。有违纪行为屡教不改的学生,有屡次离家出走的学生,总之,都是常人眼中的“问题学生”。甚至还有学生,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判服“感化令”,这所学校也收留了他们。(“感化令”是香港刑事处罚的一种。)

在我们接触这里的学生之前,校长先给我们打了很多“强心剂”,包括告诉我们这里学生的“母语”是“粗口”。接着,我们这些实习的教师分组进入不同的上课环节旁观,不知道将面对怎样顽劣的学生,我们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我记得第一次观课是体育课,穿着白净校服的学生在打羽毛球,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接不到球的时候就会将球拍挥向身后的幕帘,发出“啪啪”的声音,老师和其他学生却都处之泰然。之后我们问老师,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那位同学上课时候的不适当行为?体育老师淡然地说,如果没有影响到课堂运行也就算了,可以课后再谈。而且学生拍的是自己的拍子,不是公物,幕帘又拍不坏。

课后我们和这群学生聊天,问他为什么那么暴力?他笑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另一个同学替他说,“就是在发泄呗!”接着大家都笑了。可见所有人都认识到那是不好的。有了笑声开头,学生开始敞开心扉,给我们讲了好多他们干过的“坏事”,还抱怨学校成天就是在教他们“礼貌和规矩”。但所有的相处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粗口,孩子们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在的,并且知书达理,懂得反省。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学校对这些本来顽劣难教的学生是有一系列的“绝招”的,这些“绝招”的核心就是,老师不能情绪化,更不能被学生的情绪控制。有时候,“冷静”便是“专业”。这里的老师不会成天想着要维护“师道尊严”,而是给学生时间和机会去改变自己。校长还说,刚进入的学生往往有很多问题,有的和老师有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明显改善。正所谓“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我还记得当我接受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时候,很多课程都邀请了家长来分享,他们分享自己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家长的焦虑与烦恼等。同时,也会邀请校长和一线的教师来讲几堂课。有的课程还有小组作业,就是挑选一个学生,切实地设计一些项目和计划,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的配合之下,执行一段时间并检讨成效。这些牵涉广泛的学习项目,令我们这群受训学员深感受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学生、家长、老师、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现任教师和社工,他们不是在“评职称”等外在压力之下去学习的,而是切实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希望自己在教师专业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真正的进步。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修习多个“文凭”,乃至新的“学位”,是真的希望自己从内更新,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教学需要。

当有关教师的负面新闻增多的时候,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的时候了。当“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不足以成为一种“次文化”,暗地里较量教育的专业性成为共识的时候,教育便有了新希望。有一天读闲书读到“欲训育孩子,非先将自身充分地修养不可,因成人多半比孩子愚蠢”,觉得有理,便以此作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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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徐海娜

■ 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任何消息不胫而走的速度都非常之快,关于教师体罚学生、教师对学生使用言语暴力和凌辱的新闻也总是不绝于耳。但是代表官方的教育局或学校对涉事教师做出处理之后,依然“众怒难平“。这个“众怒”不是家长和学生的怒,而是相当多教师的怒气难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是否是某些教师群体中的一种“次文化”呢?除了惩戒,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办法令学生”听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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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个孩子被罚站,孩子的父亲“赵副所长”利用警察职权“罚站”了老师。我的一位朋友蔡朝阳写了一篇评论《赵副所长正是何老师的好学生》,认为“赵副所长”和涉事何姓老师的滥权行为出于同一个逻辑。他在文中说,有些学校对学生行为的管理不过是“威吓与规训”,学生噤若寒蝉的背后是对权力的屈从,并提倡武汉名师徐莉主张的那种“没有责罚与羞辱的教育”。这篇很快成了“十万+”的文章和哈尔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都迎来了汹涌的评论,除了正面的评论之外,还有很多带着明显的忿忿不平。他们的“怒”,除了表现为谩骂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老师要有惩戒权”,“现在学生多难管,你来当老师试试”等。

而事实上,蔡朝阳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很多其他开明上进的老师也在寻求更好的与学生相处之道。只能说,要求“惩戒权”的和说“你来当老师”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学生参与制定规则,更易认同和遵守

由于我和家人工作地点的变动,我的孩子不得不在小学阶段经历了5次转学,这也使得我有机会通过孩子见识了不同学校的管理风格。有的学校表面上管理严格,老师也十分严厉,但效果并不好。有的学校没有班长,也没有固定的规章纪律,但是学生无论平时上课,还是出席各种活动,却都秩序井然。

有一次我问进入新学校第一天的孩子,开学第一天都做了什么?他说,就是讨论和制定班规。我又问他,那你在学校听话了吗?他却说,班规叫我们“不要听老师的话!”我当时就震惊了,为此我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评论。

原来,开学第一天,老师就邀请所有学生组成几个讨论小组,做出班规的“提案”,每个小组的“提案”需要说明自己认为班规应该有哪些,理由是什么。最后全班协商制定出一个大家有基本共识、愿意共同遵守的班规来。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讨论了学校游戏场的守则应该有哪些,学校其他地方的守则有哪些等等。美国教师和知名作家Linda Shalaway曾在《Learning to Teach:The Essential Guide for All Teachers》一书中说:“令学生遵守规则的方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我也曾写道,“人只有内心认同某种规则的必要性,才会愿意遵守,可见这间学校的老师们深谙此道。”

而老师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3条班规,第一条是“动脑子,三思而后行”;第二条就是“不要相信老师和其他人”;第三条是“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这班规内在的逻辑大概是,不能叫学生一边要独立思考,一边又要寻求权威。这些规则既消解了师生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又直指学习的核心目标critical thinking,值得我们思索。那时候,我也是这间学校的义务中文老师,我所见的学生都是很有礼貌和守秩序的。无需质疑这所学校的声誉,它在香港的炙手可热程度,是报名等面试机会都需要三年之久。

不重“权力”,重“服务”,学生更自觉

再说一个事例。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学校,不曾有过没有班长的情形,包括大学。如果班长正好是一个正直宽厚的人,便是所有人的福气。可惜有的班长和班干部后来沦为了教室里的“克格勃”。我听闻,现在依然有孩子们之间围绕着班上的小小“权力”而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班长本来是一份荣誉,是优秀的代名词,当它变味的时候,便是教师需要思考的时候。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没有班长。

我一直以为有班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有的国际学校就是没有班长。那里的老师说,班长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垄断,老师也没有权利去指定谁当班长。很多学生小组长、段长、队长之类也都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他们不注重谁在班上更有“权力”,而是注重谁更优秀,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了机会均等,一个班的学生常常轮流负责本该班干部负责的琐事。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乔治•佛林(George J. Flynn)曾经说过,“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领导者愿意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学校班级里大家轮流做事,就是意在告诉孩子们,不要盯着“权力”看,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领袖气质。做领袖,不是靠着强权,而是靠着加强自身能力,以及从服务他人而来的荣耀。

一路接受威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井底之蛙一样地想象,上述那些学校必然纪律涣散,学生学无所成。可是我作为家长义工多次参加学校活动和学生旅行的经验告诉我,这些孩子们和老师相处十分轻松融洽,同时也都懂得守住自己的界线。这些都是我眼中优秀的学校。

从教者提升“专业性”,更易适应时代发展

不动用惩戒和规训,他们是否就变得没有原则了呢?我想再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数年前,我的孩子曾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短暂就学,有一天我收到老师的电邮通知,说孩子欺凌了别人,这事情同时也写在了孩子的家校联络手册上。之后几天,老师都持续关注此事。学校的郑重程度令我感到孩子犯了大错。细问之下,原来是他对同桌说“艾米丽穿着尿布”。老师们对侵犯他人权益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文明大概就是这样,教育应该使得我们至少明白,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获得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他人权利受损的敏感的程度,直接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我难以想象,现在在某些学校,还有老师带头侮辱和欺凌学生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学生揭露受到性侵而正当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还有人说他们毁了老师的前途,毁了学校的声誉,指责他们不识大体和不顾大局。

数年前,我在香港攻读“特殊教育文凭”的时候,曾经到过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表面上很普通,事实上却集中了很多其他学校不想要的学生。有违纪行为屡教不改的学生,有屡次离家出走的学生,总之,都是常人眼中的“问题学生”。甚至还有学生,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判服“感化令”,这所学校也收留了他们。(“感化令”是香港刑事处罚的一种。)

在我们接触这里的学生之前,校长先给我们打了很多“强心剂”,包括告诉我们这里学生的“母语”是“粗口”。接着,我们这些实习的教师分组进入不同的上课环节旁观,不知道将面对怎样顽劣的学生,我们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我记得第一次观课是体育课,穿着白净校服的学生在打羽毛球,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接不到球的时候就会将球拍挥向身后的幕帘,发出“啪啪”的声音,老师和其他学生却都处之泰然。之后我们问老师,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那位同学上课时候的不适当行为?体育老师淡然地说,如果没有影响到课堂运行也就算了,可以课后再谈。而且学生拍的是自己的拍子,不是公物,幕帘又拍不坏。

课后我们和这群学生聊天,问他为什么那么暴力?他笑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另一个同学替他说,“就是在发泄呗!”接着大家都笑了。可见所有人都认识到那是不好的。有了笑声开头,学生开始敞开心扉,给我们讲了好多他们干过的“坏事”,还抱怨学校成天就是在教他们“礼貌和规矩”。但所有的相处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粗口,孩子们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在的,并且知书达理,懂得反省。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学校对这些本来顽劣难教的学生是有一系列的“绝招”的,这些“绝招”的核心就是,老师不能情绪化,更不能被学生的情绪控制。有时候,“冷静”便是“专业”。这里的老师不会成天想着要维护“师道尊严”,而是给学生时间和机会去改变自己。校长还说,刚进入的学生往往有很多问题,有的和老师有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明显改善。正所谓“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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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关教师的负面新闻增多的时候,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的时候了。当“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不足以成为一种“次文化”,暗地里较量教育的专业性成为共识的时候,教育便有了新希望。有一天读闲书读到“欲训育孩子,非先将自身充分地修养不可,因成人多半比孩子愚蠢”,觉得有理,便以此作结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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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徐海娜

■ 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任何消息不胫而走的速度都非常之快,关于教师体罚学生、教师对学生使用言语暴力和凌辱的新闻也总是不绝于耳。但是代表官方的教育局或学校对涉事教师做出处理之后,依然“众怒难平“。这个“众怒”不是家长和学生的怒,而是相当多教师的怒气难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是否是某些教师群体中的一种“次文化”呢?除了惩戒,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办法令学生”听话”呢?

11月2日,一封哈尔滨某小学家长写给学校的公开信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之后被投诉殴打、辱骂、花式罚站学生的教师很快被开除。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平息,此事经网络媒体多次转载之后,写公开信的家长承受了巨大压力。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个孩子被罚站,孩子的父亲“赵副所长”利用警察职权“罚站”了老师。我的一位朋友蔡朝阳写了一篇评论《赵副所长正是何老师的好学生》,认为“赵副所长”和涉事何姓老师的滥权行为出于同一个逻辑。他在文中说,有些学校对学生行为的管理不过是“威吓与规训”,学生噤若寒蝉的背后是对权力的屈从,并提倡武汉名师徐莉主张的那种“没有责罚与羞辱的教育”。这篇很快成了“十万+”的文章和哈尔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都迎来了汹涌的评论,除了正面的评论之外,还有很多带着明显的忿忿不平。他们的“怒”,除了表现为谩骂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老师要有惩戒权”,“现在学生多难管,你来当老师试试”等。

而事实上,蔡朝阳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很多其他开明上进的老师也在寻求更好的与学生相处之道。只能说,要求“惩戒权”的和说“你来当老师”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学生参与制定规则,更易认同和遵守

由于我和家人工作地点的变动,我的孩子不得不在小学阶段经历了5次转学,这也使得我有机会通过孩子见识了不同学校的管理风格。有的学校表面上管理严格,老师也十分严厉,但效果并不好。有的学校没有班长,也没有固定的规章纪律,但是学生无论平时上课,还是出席各种活动,却都秩序井然。

有一次我问进入新学校第一天的孩子,开学第一天都做了什么?他说,就是讨论和制定班规。我又问他,那你在学校听话了吗?他却说,班规叫我们“不要听老师的话!”我当时就震惊了,为此我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评论。

原来,开学第一天,老师就邀请所有学生组成几个讨论小组,做出班规的“提案”,每个小组的“提案”需要说明自己认为班规应该有哪些,理由是什么。最后全班协商制定出一个大家有基本共识、愿意共同遵守的班规来。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讨论了学校游戏场的守则应该有哪些,学校其他地方的守则有哪些等等。美国教师和知名作家Linda Shalaway曾在《Learning to Teach:The Essential Guide for All Teachers》一书中说:“令学生遵守规则的方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我也曾写道,“人只有内心认同某种规则的必要性,才会愿意遵守,可见这间学校的老师们深谙此道。”

而老师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3条班规,第一条是“动脑子,三思而后行”;第二条就是“不要相信老师和其他人”;第三条是“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这班规内在的逻辑大概是,不能叫学生一边要独立思考,一边又要寻求权威。这些规则既消解了师生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又直指学习的核心目标critical thinking,值得我们思索。那时候,我也是这间学校的义务中文老师,我所见的学生都是很有礼貌和守秩序的。无需质疑这所学校的声誉,它在香港的炙手可热程度,是报名等面试机会都需要三年之久。

不重“权力”,重“服务”,学生更自觉

再说一个事例。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学校,不曾有过没有班长的情形,包括大学。如果班长正好是一个正直宽厚的人,便是所有人的福气。可惜有的班长和班干部后来沦为了教室里的“克格勃”。我听闻,现在依然有孩子们之间围绕着班上的小小“权力”而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班长本来是一份荣誉,是优秀的代名词,当它变味的时候,便是教师需要思考的时候。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没有班长。

我一直以为有班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有的国际学校就是没有班长。那里的老师说,班长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垄断,老师也没有权利去指定谁当班长。很多学生小组长、段长、队长之类也都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他们不注重谁在班上更有“权力”,而是注重谁更优秀,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了机会均等,一个班的学生常常轮流负责本该班干部负责的琐事。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乔治•佛林(George J. Flynn)曾经说过,“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领导者愿意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学校班级里大家轮流做事,就是意在告诉孩子们,不要盯着“权力”看,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领袖气质。做领袖,不是靠着强权,而是靠着加强自身能力,以及从服务他人而来的荣耀。

一路接受威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井底之蛙一样地想象,上述那些学校必然纪律涣散,学生学无所成。可是我作为家长义工多次参加学校活动和学生旅行的经验告诉我,这些孩子们和老师相处十分轻松融洽,同时也都懂得守住自己的界线。这些都是我眼中优秀的学校。

从教者提升“专业性”,更易适应时代发展

不动用惩戒和规训,他们是否就变得没有原则了呢?我想再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数年前,我的孩子曾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短暂就学,有一天我收到老师的电邮通知,说孩子欺凌了别人,这事情同时也写在了孩子的家校联络手册上。之后几天,老师都持续关注此事。学校的郑重程度令我感到孩子犯了大错。细问之下,原来是他对同桌说“艾米丽穿着尿布”。老师们对侵犯他人权益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文明大概就是这样,教育应该使得我们至少明白,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获得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他人权利受损的敏感的程度,直接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我难以想象,现在在某些学校,还有老师带头侮辱和欺凌学生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学生揭露受到性侵而正当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还有人说他们毁了老师的前途,毁了学校的声誉,指责他们不识大体和不顾大局。

数年前,我在香港攻读“特殊教育文凭”的时候,曾经到过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表面上很普通,事实上却集中了很多其他学校不想要的学生。有违纪行为屡教不改的学生,有屡次离家出走的学生,总之,都是常人眼中的“问题学生”。甚至还有学生,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判服“感化令”,这所学校也收留了他们。(“感化令”是香港刑事处罚的一种。)

在我们接触这里的学生之前,校长先给我们打了很多“强心剂”,包括告诉我们这里学生的“母语”是“粗口”。接着,我们这些实习的教师分组进入不同的上课环节旁观,不知道将面对怎样顽劣的学生,我们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我记得第一次观课是体育课,穿着白净校服的学生在打羽毛球,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接不到球的时候就会将球拍挥向身后的幕帘,发出“啪啪”的声音,老师和其他学生却都处之泰然。之后我们问老师,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那位同学上课时候的不适当行为?体育老师淡然地说,如果没有影响到课堂运行也就算了,可以课后再谈。而且学生拍的是自己的拍子,不是公物,幕帘又拍不坏。

课后我们和这群学生聊天,问他为什么那么暴力?他笑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另一个同学替他说,“就是在发泄呗!”接着大家都笑了。可见所有人都认识到那是不好的。有了笑声开头,学生开始敞开心扉,给我们讲了好多他们干过的“坏事”,还抱怨学校成天就是在教他们“礼貌和规矩”。但所有的相处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粗口,孩子们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在的,并且知书达理,懂得反省。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学校对这些本来顽劣难教的学生是有一系列的“绝招”的,这些“绝招”的核心就是,老师不能情绪化,更不能被学生的情绪控制。有时候,“冷静”便是“专业”。这里的老师不会成天想着要维护“师道尊严”,而是给学生时间和机会去改变自己。校长还说,刚进入的学生往往有很多问题,有的和老师有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明显改善。正所谓“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我还记得当我接受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时候,很多课程都邀请了家长来分享,他们分享自己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家长的焦虑与烦恼等。同时,也会邀请校长和一线的教师来讲几堂课。有的课程还有小组作业,就是挑选一个学生,切实地设计一些项目和计划,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的配合之下,执行一段时间并检讨成效。这些牵涉广泛的学习项目,令我们这群受训学员深感受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学生、家长、老师、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现任教师和社工,他们不是在“评职称”等外在压力之下去学习的,而是切实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希望自己在教师专业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真正的进步。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修习多个“文凭”,乃至新的“学位”,是真的希望自己从内更新,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教学需要。

当有关教师的负面新闻增多的时候,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的时候了。当“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不足以成为一种“次文化”,暗地里较量教育的专业性成为共识的时候,教育便有了新希望。有一天读闲书读到“欲训育孩子,非先将自身充分地修养不可,因成人多半比孩子愚蠢”,觉得有理,便以此作结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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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海娜: 要求“惩戒权”的和”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撰文 / 徐海娜

■ 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任何消息不胫而走的速度都非常之快,关于教师体罚学生、教师对学生使用言语暴力和凌辱的新闻也总是不绝于耳。但是代表官方的教育局或学校对涉事教师做出处理之后,依然“众怒难平“。这个“众怒”不是家长和学生的怒,而是相当多教师的怒气难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是否是某些教师群体中的一种“次文化”呢?除了惩戒,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办法令学生”听话”呢?

11月2日,一封哈尔滨某小学家长写给学校的公开信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之后被投诉殴打、辱骂、花式罚站学生的教师很快被开除。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平息,此事经网络媒体多次转载之后,写公开信的家长承受了巨大压力。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有个孩子被罚站,孩子的父亲“赵副所长”利用警察职权“罚站”了老师。我的一位朋友蔡朝阳写了一篇评论《赵副所长正是何老师的好学生》,认为“赵副所长”和涉事何姓老师的滥权行为出于同一个逻辑。他在文中说,有些学校对学生行为的管理不过是“威吓与规训”,学生噤若寒蝉的背后是对权力的屈从,并提倡武汉名师徐莉主张的那种“没有责罚与羞辱的教育”。这篇很快成了“十万+”的文章和哈尔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都迎来了汹涌的评论,除了正面的评论之外,还有很多带着明显的忿忿不平。他们的“怒”,除了表现为谩骂之外,最为突出的就是——“老师要有惩戒权”,“现在学生多难管,你来当老师试试”等。

而事实上,蔡朝阳是一位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语文老师,很多其他开明上进的老师也在寻求更好的与学生相处之道。只能说,要求“惩戒权”的和说“你来当老师”的,都没有认识到教师特有的专业性何在,所以他们才想象不到,除了惩戒与规训之外,还有很多令学生“听话”的方法。

学生参与制定规则,更易认同和遵守

由于我和家人工作地点的变动,我的孩子不得不在小学阶段经历了5次转学,这也使得我有机会通过孩子见识了不同学校的管理风格。有的学校表面上管理严格,老师也十分严厉,但效果并不好。有的学校没有班长,也没有固定的规章纪律,但是学生无论平时上课,还是出席各种活动,却都秩序井然。

有一次我问进入新学校第一天的孩子,开学第一天都做了什么?他说,就是讨论和制定班规。我又问他,那你在学校听话了吗?他却说,班规叫我们“不要听老师的话!”我当时就震惊了,为此我还曾专门写过一篇评论。

原来,开学第一天,老师就邀请所有学生组成几个讨论小组,做出班规的“提案”,每个小组的“提案”需要说明自己认为班规应该有哪些,理由是什么。最后全班协商制定出一个大家有基本共识、愿意共同遵守的班规来。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讨论了学校游戏场的守则应该有哪些,学校其他地方的守则有哪些等等。美国教师和知名作家Linda Shalaway曾在《Learning to Teach:The Essential Guide for All Teachers》一书中说:“令学生遵守规则的方法,是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我也曾写道,“人只有内心认同某种规则的必要性,才会愿意遵守,可见这间学校的老师们深谙此道。”

而老师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3条班规,第一条是“动脑子,三思而后行”;第二条就是“不要相信老师和其他人”;第三条是“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这班规内在的逻辑大概是,不能叫学生一边要独立思考,一边又要寻求权威。这些规则既消解了师生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又直指学习的核心目标critical thinking,值得我们思索。那时候,我也是这间学校的义务中文老师,我所见的学生都是很有礼貌和守秩序的。无需质疑这所学校的声誉,它在香港的炙手可热程度,是报名等面试机会都需要三年之久。

不重“权力”,重“服务”,学生更自觉

再说一个事例。我小时候经历过的学校,不曾有过没有班长的情形,包括大学。如果班长正好是一个正直宽厚的人,便是所有人的福气。可惜有的班长和班干部后来沦为了教室里的“克格勃”。我听闻,现在依然有孩子们之间围绕着班上的小小“权力”而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班长本来是一份荣誉,是优秀的代名词,当它变味的时候,便是教师需要思考的时候。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没有班长。

我一直以为有班长是理所当然的事,直到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才知道,有的国际学校就是没有班长。那里的老师说,班长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机会,没有人可以垄断,老师也没有权利去指定谁当班长。很多学生小组长、段长、队长之类也都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他们不注重谁在班上更有“权力”,而是注重谁更优秀,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服务。为了机会均等,一个班的学生常常轮流负责本该班干部负责的琐事。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乔治•佛林(George J. Flynn)曾经说过,“领导的真正价值在于领导者愿意把其他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学校班级里大家轮流做事,就是意在告诉孩子们,不要盯着“权力”看,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领袖气质。做领袖,不是靠着强权,而是靠着加强自身能力,以及从服务他人而来的荣耀。

一路接受威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很容易井底之蛙一样地想象,上述那些学校必然纪律涣散,学生学无所成。可是我作为家长义工多次参加学校活动和学生旅行的经验告诉我,这些孩子们和老师相处十分轻松融洽,同时也都懂得守住自己的界线。这些都是我眼中优秀的学校。

从教者提升“专业性”,更易适应时代发展

不动用惩戒和规训,他们是否就变得没有原则了呢?我想再用一个事例来说明。数年前,我的孩子曾在美国一所公立小学短暂就学,有一天我收到老师的电邮通知,说孩子欺凌了别人,这事情同时也写在了孩子的家校联络手册上。之后几天,老师都持续关注此事。学校的郑重程度令我感到孩子犯了大错。细问之下,原来是他对同桌说“艾米丽穿着尿布”。老师们对侵犯他人权益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文明大概就是这样,教育应该使得我们至少明白,每一个个体都需要获得应有的尊重,每个人都有不受侵犯的权利。对他人权利受损的敏感的程度,直接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我难以想象,现在在某些学校,还有老师带头侮辱和欺凌学生的情形发生。甚至在一些学校里,学生揭露受到性侵而正当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还有人说他们毁了老师的前途,毁了学校的声誉,指责他们不识大体和不顾大局。

数年前,我在香港攻读“特殊教育文凭”的时候,曾经到过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表面上很普通,事实上却集中了很多其他学校不想要的学生。有违纪行为屡教不改的学生,有屡次离家出走的学生,总之,都是常人眼中的“问题学生”。甚至还有学生,因为触犯了法律而被判服“感化令”,这所学校也收留了他们。(“感化令”是香港刑事处罚的一种。)

在我们接触这里的学生之前,校长先给我们打了很多“强心剂”,包括告诉我们这里学生的“母语”是“粗口”。接着,我们这些实习的教师分组进入不同的上课环节旁观,不知道将面对怎样顽劣的学生,我们的内心都忐忑不安。我记得第一次观课是体育课,穿着白净校服的学生在打羽毛球,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接不到球的时候就会将球拍挥向身后的幕帘,发出“啪啪”的声音,老师和其他学生却都处之泰然。之后我们问老师,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那位同学上课时候的不适当行为?体育老师淡然地说,如果没有影响到课堂运行也就算了,可以课后再谈。而且学生拍的是自己的拍子,不是公物,幕帘又拍不坏。

课后我们和这群学生聊天,问他为什么那么暴力?他笑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另一个同学替他说,“就是在发泄呗!”接着大家都笑了。可见所有人都认识到那是不好的。有了笑声开头,学生开始敞开心扉,给我们讲了好多他们干过的“坏事”,还抱怨学校成天就是在教他们“礼貌和规矩”。但所有的相处过程中,我们没有听到一句粗口,孩子们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在的,并且知书达理,懂得反省。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学校对这些本来顽劣难教的学生是有一系列的“绝招”的,这些“绝招”的核心就是,老师不能情绪化,更不能被学生的情绪控制。有时候,“冷静”便是“专业”。这里的老师不会成天想着要维护“师道尊严”,而是给学生时间和机会去改变自己。校长还说,刚进入的学生往往有很多问题,有的和老师有很强的对抗性,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明显改善。正所谓“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我还记得当我接受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时候,很多课程都邀请了家长来分享,他们分享自己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家长的焦虑与烦恼等。同时,也会邀请校长和一线的教师来讲几堂课。有的课程还有小组作业,就是挑选一个学生,切实地设计一些项目和计划,在学校老师和家长的配合之下,执行一段时间并检讨成效。这些牵涉广泛的学习项目,令我们这群受训学员深感受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学生、家长、老师、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现任教师和社工,他们不是在“评职称”等外在压力之下去学习的,而是切实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希望自己在教师专业的理论和实践上有真正的进步。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修习多个“文凭”,乃至新的“学位”,是真的希望自己从内更新,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教学需要。

当有关教师的负面新闻增多的时候,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审视我们的“专业性够不够”的时候了。当“必须让学生有所惧怕”不足以成为一种“次文化”,暗地里较量教育的专业性成为共识的时候,教育便有了新希望。有一天读闲书读到“欲训育孩子,非先将自身充分地修养不可,因成人多半比孩子愚蠢”,觉得有理,便以此作结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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