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我们的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发布日期:2018-11-09 08:00
摘要」保尔森: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



撰文 / 亨利•保尔森

■ 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这些新风险不是来自金融领域,但它们在作用范围和性质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不是新风险,但在过去,此类风险只是影响全球性公司的营商环境。成功的企业可以抵御它们。如今,政治可能扰乱全球体系的根基。

与此同时,由于私人部门产生了如此多的破坏性创新,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风险。就算是威权政府,也无法再指望对本国经济实施独家控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硬件创新。私人控制的平台上的沟通和数据流动使社会和政治动员成为可能,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角色。

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Bloomberg)“创新经济论坛”(New Economy Forum)倡导努力推动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在新兴市场。论坛希望能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它们各自产生的风险。强劲、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既需要缓解这些风险,也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政府给商业带来了三大突出风险。最明显的是在发达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力。在一代人时间里,市场参与者认为这些都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拥有稳定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有完善的制度,成熟政党通过选举进行可预见的政权轮替。

如今不再是这样了,发达经济体正在给企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政治风险。华盛顿转向保护主义就是一例。但不只如此:意大利的财政抉择可能扰乱市场。瑞典和德国组建执政联盟的需要,德国社民党(SDP)等传统政党变得弱势,看来也必将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信奉民粹主义的新加入者在侵蚀政治规范。

作为第二大风险的监管混乱已经开始抑制跨境交易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已达3.3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

但在美国、欧洲和现在的中国,政治纷扰正在使反垄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监管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重大交易,且往往缺乏透明度。近年来,我们目睹跨国公司境外市场的竞争监管机构扼杀了一些交易,将另外一些交易拖延数月,在几乎没有垄断证据的情况下强制企业集团剥离业务。

第三大风险是对“国家安全”的界定越来越有弹性。监管机构曾对这个概念作出狭义解释,避免扰乱市场。如今,围绕安全问题的政府间较量(尤其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威胁着经济融合,而且模糊了国防与商业之间的界限。

国家安全审查正在扰乱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更重要的是,监管约束加强的威胁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制定长远计划。

对各国政府(包括民主和威权政体)而言,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跨国经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企业高管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成功应对商业风险,以免被束住手脚或无法实现目标。“跨国”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迁移总部,扩散业务,分散资本。

政府有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工具,包括严厉的资本管制和关税。但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加征钢铁关税时发现的那样,企业可能会通过投资海外业务来回应政府举措。这使国与国成了竞争对手。争夺资本投资的竞争加剧了:企业在国家之间居中挑拨,诱使它们提供激励。这可能导致“竞次”现象,企业利润决定政策。

这突显了政府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商业风险。首席执行官们可以鼓动雇员和客户,而且他们拥有支持竞选活动的资金。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他们也受到市场力量的驱动。他们会在政治风险可控、能够获得最佳股东回报的地方投资。政治家们必须问的是,让企业能这样做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政府和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动机,而且面向不同的“顾客群”。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应对风险。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牵扯。

成功的政府将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商业风险冲击,同时为成功的跨国公司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园。敏锐的企业会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时,双方会合作。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评估、管理和应对彼此给对方带来的风险时,它们可能通过发现机会获得成功,也可能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保尔森: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



撰文 / 亨利•保尔森

■ 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这些新风险不是来自金融领域,但它们在作用范围和性质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不是新风险,但在过去,此类风险只是影响全球性公司的营商环境。成功的企业可以抵御它们。如今,政治可能扰乱全球体系的根基。

与此同时,由于私人部门产生了如此多的破坏性创新,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风险。就算是威权政府,也无法再指望对本国经济实施独家控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硬件创新。私人控制的平台上的沟通和数据流动使社会和政治动员成为可能,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角色。

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Bloomberg)“创新经济论坛”(New Economy Forum)倡导努力推动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在新兴市场。论坛希望能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它们各自产生的风险。强劲、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既需要缓解这些风险,也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政府给商业带来了三大突出风险。最明显的是在发达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力。在一代人时间里,市场参与者认为这些都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拥有稳定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有完善的制度,成熟政党通过选举进行可预见的政权轮替。

如今不再是这样了,发达经济体正在给企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政治风险。华盛顿转向保护主义就是一例。但不只如此:意大利的财政抉择可能扰乱市场。瑞典和德国组建执政联盟的需要,德国社民党(SDP)等传统政党变得弱势,看来也必将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信奉民粹主义的新加入者在侵蚀政治规范。

作为第二大风险的监管混乱已经开始抑制跨境交易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已达3.3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

但在美国、欧洲和现在的中国,政治纷扰正在使反垄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监管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重大交易,且往往缺乏透明度。近年来,我们目睹跨国公司境外市场的竞争监管机构扼杀了一些交易,将另外一些交易拖延数月,在几乎没有垄断证据的情况下强制企业集团剥离业务。

第三大风险是对“国家安全”的界定越来越有弹性。监管机构曾对这个概念作出狭义解释,避免扰乱市场。如今,围绕安全问题的政府间较量(尤其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威胁着经济融合,而且模糊了国防与商业之间的界限。

国家安全审查正在扰乱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更重要的是,监管约束加强的威胁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制定长远计划。

对各国政府(包括民主和威权政体)而言,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跨国经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企业高管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成功应对商业风险,以免被束住手脚或无法实现目标。“跨国”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迁移总部,扩散业务,分散资本。

政府有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工具,包括严厉的资本管制和关税。但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加征钢铁关税时发现的那样,企业可能会通过投资海外业务来回应政府举措。这使国与国成了竞争对手。争夺资本投资的竞争加剧了:企业在国家之间居中挑拨,诱使它们提供激励。这可能导致“竞次”现象,企业利润决定政策。

这突显了政府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商业风险。首席执行官们可以鼓动雇员和客户,而且他们拥有支持竞选活动的资金。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他们也受到市场力量的驱动。他们会在政治风险可控、能够获得最佳股东回报的地方投资。政治家们必须问的是,让企业能这样做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政府和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动机,而且面向不同的“顾客群”。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应对风险。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牵扯。

成功的政府将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商业风险冲击,同时为成功的跨国公司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园。敏锐的企业会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时,双方会合作。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评估、管理和应对彼此给对方带来的风险时,它们可能通过发现机会获得成功,也可能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读者评论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


摘要」保尔森: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



撰文 / 亨利•保尔森

■ 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这些新风险不是来自金融领域,但它们在作用范围和性质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不是新风险,但在过去,此类风险只是影响全球性公司的营商环境。成功的企业可以抵御它们。如今,政治可能扰乱全球体系的根基。

与此同时,由于私人部门产生了如此多的破坏性创新,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风险。就算是威权政府,也无法再指望对本国经济实施独家控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硬件创新。私人控制的平台上的沟通和数据流动使社会和政治动员成为可能,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角色。

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Bloomberg)“创新经济论坛”(New Economy Forum)倡导努力推动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在新兴市场。论坛希望能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它们各自产生的风险。强劲、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既需要缓解这些风险,也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政府给商业带来了三大突出风险。最明显的是在发达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力。在一代人时间里,市场参与者认为这些都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拥有稳定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有完善的制度,成熟政党通过选举进行可预见的政权轮替。

如今不再是这样了,发达经济体正在给企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政治风险。华盛顿转向保护主义就是一例。但不只如此:意大利的财政抉择可能扰乱市场。瑞典和德国组建执政联盟的需要,德国社民党(SDP)等传统政党变得弱势,看来也必将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信奉民粹主义的新加入者在侵蚀政治规范。

作为第二大风险的监管混乱已经开始抑制跨境交易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已达3.3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

但在美国、欧洲和现在的中国,政治纷扰正在使反垄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监管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重大交易,且往往缺乏透明度。近年来,我们目睹跨国公司境外市场的竞争监管机构扼杀了一些交易,将另外一些交易拖延数月,在几乎没有垄断证据的情况下强制企业集团剥离业务。

第三大风险是对“国家安全”的界定越来越有弹性。监管机构曾对这个概念作出狭义解释,避免扰乱市场。如今,围绕安全问题的政府间较量(尤其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威胁着经济融合,而且模糊了国防与商业之间的界限。

国家安全审查正在扰乱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更重要的是,监管约束加强的威胁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制定长远计划。

对各国政府(包括民主和威权政体)而言,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跨国经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企业高管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成功应对商业风险,以免被束住手脚或无法实现目标。“跨国”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迁移总部,扩散业务,分散资本。

政府有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工具,包括严厉的资本管制和关税。但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加征钢铁关税时发现的那样,企业可能会通过投资海外业务来回应政府举措。这使国与国成了竞争对手。争夺资本投资的竞争加剧了:企业在国家之间居中挑拨,诱使它们提供激励。这可能导致“竞次”现象,企业利润决定政策。

这突显了政府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商业风险。首席执行官们可以鼓动雇员和客户,而且他们拥有支持竞选活动的资金。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他们也受到市场力量的驱动。他们会在政治风险可控、能够获得最佳股东回报的地方投资。政治家们必须问的是,让企业能这样做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政府和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动机,而且面向不同的“顾客群”。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应对风险。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牵扯。

成功的政府将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商业风险冲击,同时为成功的跨国公司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园。敏锐的企业会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时,双方会合作。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评估、管理和应对彼此给对方带来的风险时,它们可能通过发现机会获得成功,也可能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我们的时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发布日期:2018-11-09 08:00
摘要」保尔森: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



撰文 / 亨利•保尔森

■ 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这些新风险不是来自金融领域,但它们在作用范围和性质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不是新风险,但在过去,此类风险只是影响全球性公司的营商环境。成功的企业可以抵御它们。如今,政治可能扰乱全球体系的根基。

与此同时,由于私人部门产生了如此多的破坏性创新,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风险。就算是威权政府,也无法再指望对本国经济实施独家控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硬件创新。私人控制的平台上的沟通和数据流动使社会和政治动员成为可能,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角色。

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Bloomberg)“创新经济论坛”(New Economy Forum)倡导努力推动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在新兴市场。论坛希望能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它们各自产生的风险。强劲、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既需要缓解这些风险,也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政府给商业带来了三大突出风险。最明显的是在发达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力。在一代人时间里,市场参与者认为这些都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拥有稳定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有完善的制度,成熟政党通过选举进行可预见的政权轮替。

如今不再是这样了,发达经济体正在给企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政治风险。华盛顿转向保护主义就是一例。但不只如此:意大利的财政抉择可能扰乱市场。瑞典和德国组建执政联盟的需要,德国社民党(SDP)等传统政党变得弱势,看来也必将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信奉民粹主义的新加入者在侵蚀政治规范。

作为第二大风险的监管混乱已经开始抑制跨境交易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已达3.3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

但在美国、欧洲和现在的中国,政治纷扰正在使反垄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监管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重大交易,且往往缺乏透明度。近年来,我们目睹跨国公司境外市场的竞争监管机构扼杀了一些交易,将另外一些交易拖延数月,在几乎没有垄断证据的情况下强制企业集团剥离业务。

第三大风险是对“国家安全”的界定越来越有弹性。监管机构曾对这个概念作出狭义解释,避免扰乱市场。如今,围绕安全问题的政府间较量(尤其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威胁着经济融合,而且模糊了国防与商业之间的界限。

国家安全审查正在扰乱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更重要的是,监管约束加强的威胁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制定长远计划。

对各国政府(包括民主和威权政体)而言,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跨国经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企业高管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成功应对商业风险,以免被束住手脚或无法实现目标。“跨国”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迁移总部,扩散业务,分散资本。

政府有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工具,包括严厉的资本管制和关税。但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加征钢铁关税时发现的那样,企业可能会通过投资海外业务来回应政府举措。这使国与国成了竞争对手。争夺资本投资的竞争加剧了:企业在国家之间居中挑拨,诱使它们提供激励。这可能导致“竞次”现象,企业利润决定政策。

这突显了政府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商业风险。首席执行官们可以鼓动雇员和客户,而且他们拥有支持竞选活动的资金。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他们也受到市场力量的驱动。他们会在政治风险可控、能够获得最佳股东回报的地方投资。政治家们必须问的是,让企业能这样做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政府和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动机,而且面向不同的“顾客群”。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应对风险。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牵扯。

成功的政府将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商业风险冲击,同时为成功的跨国公司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园。敏锐的企业会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时,双方会合作。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评估、管理和应对彼此给对方带来的风险时,它们可能通过发现机会获得成功,也可能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保尔森: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



撰文 / 亨利•保尔森

■ 在我50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我从未见过公共和私人部门受到如此多风险的冲击。这些新风险不是来自金融领域,但它们在作用范围和性质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

企业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不是新风险,但在过去,此类风险只是影响全球性公司的营商环境。成功的企业可以抵御它们。如今,政治可能扰乱全球体系的根基。

与此同时,由于私人部门产生了如此多的破坏性创新,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商业风险。就算是威权政府,也无法再指望对本国经济实施独家控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硬件创新。私人控制的平台上的沟通和数据流动使社会和政治动员成为可能,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角色。

本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Bloomberg)“创新经济论坛”(New Economy Forum)倡导努力推动增长和发展,尤其是在新兴市场。论坛希望能帮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它们各自产生的风险。强劲、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既需要缓解这些风险,也需要共同的解决方案。


政府给商业带来了三大突出风险。最明显的是在发达民主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威力。在一代人时间里,市场参与者认为这些都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欧洲和美国被认为拥有稳定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有完善的制度,成熟政党通过选举进行可预见的政权轮替。

如今不再是这样了,发达经济体正在给企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政治风险。华盛顿转向保护主义就是一例。但不只如此:意大利的财政抉择可能扰乱市场。瑞典和德国组建执政联盟的需要,德国社民党(SDP)等传统政党变得弱势,看来也必将造成同样的后果,因为信奉民粹主义的新加入者在侵蚀政治规范。

作为第二大风险的监管混乱已经开始抑制跨境交易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已达3.3万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

但在美国、欧洲和现在的中国,政治纷扰正在使反垄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监管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评估重大交易,且往往缺乏透明度。近年来,我们目睹跨国公司境外市场的竞争监管机构扼杀了一些交易,将另外一些交易拖延数月,在几乎没有垄断证据的情况下强制企业集团剥离业务。

第三大风险是对“国家安全”的界定越来越有弹性。监管机构曾对这个概念作出狭义解释,避免扰乱市场。如今,围绕安全问题的政府间较量(尤其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威胁着经济融合,而且模糊了国防与商业之间的界限。

国家安全审查正在扰乱贸易、投资和供应链。更重要的是,监管约束加强的威胁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制定长远计划。

对各国政府(包括民主和威权政体)而言,形势也在不断变化。跨国经营近年来发生了变化,企业高管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成功应对商业风险,以免被束住手脚或无法实现目标。“跨国”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迁移总部,扩散业务,分散资本。

政府有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工具,包括严厉的资本管制和关税。但正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加征钢铁关税时发现的那样,企业可能会通过投资海外业务来回应政府举措。这使国与国成了竞争对手。争夺资本投资的竞争加剧了:企业在国家之间居中挑拨,诱使它们提供激励。这可能导致“竞次”现象,企业利润决定政策。

这突显了政府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商业风险。首席执行官们可以鼓动雇员和客户,而且他们拥有支持竞选活动的资金。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他们也受到市场力量的驱动。他们会在政治风险可控、能够获得最佳股东回报的地方投资。政治家们必须问的是,让企业能这样做的自由放任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

政府和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动机,而且面向不同的“顾客群”。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应对风险。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牵扯。

成功的政府将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商业风险冲击,同时为成功的跨国公司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家园。敏锐的企业会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时,双方会合作。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评估、管理和应对彼此给对方带来的风险时,它们可能通过发现机会获得成功,也可能失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读者评论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