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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被谋杀的88位记者，他们应该留下名字
今年被谋杀的88位记者，他们应该留下名字
发布日期：2018-11-08 14:01
「摘要」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撰文 / 罗婷
■ 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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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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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撰文 / 罗婷
■ 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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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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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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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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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撰文 / 罗婷
■ 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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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被谋杀的88位记者，他们应该留下名字
今年被谋杀的88位记者，他们应该留下名字
发布日期：2018-11-08 14:01
「摘要」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撰文 / 罗婷
■ 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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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或者 *OR」商业新媒体
「摘要」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撰文 / 罗婷
■ 2018年秋天，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之死震惊世界——以其死亡的惨烈程度、记者的异见者身份与谋杀者的王室背景。这个悲剧故事撕开了人们理解动荡地区记者生存状态的一道口子，但更多记者被害案并不为人所知。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仅在今年，悲剧就发生了至少88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1月2日，全世界一共有88位记者被谋杀。
一些声音消失了
从1月13日，77岁的墨西哥资深记者卡洛斯·多米恩格斯·罗德里格斯在发表关于政治暴力和腐败的文章后被谋杀开始，到最近一次，是10月23日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发表走私毒品的报道后被射杀。
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报道毒品、逃税与政权腐败，都是危险的。在阿富汗与墨西哥尤其如此。它们分别以今年死亡15人与10人的成绩，成为世界上对记者来说最不友好的国家。去年它们的死亡人数是11人与13人，同样稳坐前两把交椅。按照《卫报》的说法：「自从10年前墨西哥发动对贩毒集团的军事化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成了记者的墓地。」
但实际上，死亡并不仅仅发生在战乱或政局动荡的国家，近50%的记者都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祖国被谋杀的。就算是在新闻自由指数相对较高的欧美，死亡也不能幸免。美国马里兰州的《首都公报》，在今年6月遭到枪击，造成5人死亡。在保加利亚，就职于独立媒体的女记者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被毒打和强奸致死，死前一个月，她报道了和政要诈骗相关的新闻。
死亡记者中最年轻的人，是20岁的索马里记者哈斯木·伊曼，他同时也是一位大学生。他一头卷发，笑起来有酒窝，一张照片里，他站在摄像机后面，年轻得惊人。他在经过一个公园附近的检查站时，被一名警察开枪打死。
最年长者是80岁的佩雷斯·加西亚先生，他在家中被人用拳头击打而死，房间被纵火，伪装成意外。他是墨西哥一本著名杂志的主编。
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发生在今年4月。阿富汗的一次袭击事件，一共夺走了11名记者的生命。他们供职于法新社、BBC与喀布尔电视台，是那群把战争的细节传递给世界的人。
这也是自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媒体工作者死伤最惨重的一次。「记者无国界组织」阿富汗-伊朗事务的负责人雷扎·莫尼说:「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有13名记者被杀，这是阿富汗媒体为了继续报道新闻而付出的代价。」
比起2017年，世界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变得更好——2017年，全球记者的死亡人数下降到80人，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今年又有了更多的死亡。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杀戮只是最极端的一种结局。对记者的其他干扰也一直存在，包括非致命性的人身攻击、绑架、非法拘留、威胁、骚扰，以及对家人的报复。
危险早已预警
死者的亲友们讲述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故事，关于他们即将得到的幸福。
墨西哥的电视台记者罗德里格斯·瓦拉达雷斯，是位才华横溢且努力的年轻人。同事们说，他原定在周四与未婚妻完婚，但在周三晚上——也就是婚礼前夜，他被枪杀了。
54岁的日本记者德川，已经在阿富汗的Tolo News电视台工作了12年。他是家里唯一挣钱的人，工资要支撑母亲和妹妹看病。今年秋天他终于准备结婚，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和未婚妻寻找合适的婚礼礼堂。
一些死者已经成为了父母。法新社的首席摄影记者沙阿·马莱，在阿富汗的爆炸中去世。爆炸前他给无法抵达现场的同事发去安慰的信息：「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几分钟后爆炸发生，他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他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
记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甚至有许多人都曾尝试向政府申请保护。巴基斯坦记者索冰尔·汗曾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申请，内容是受到当地毒贩的威胁。墨西哥记者马里奥•戈麦斯也曾向当地政府提起过对自己的威胁诉讼，他曾得到一些保护措施，但后来又被政府撤回。
在印度，知名记者舒贾特·布哈里多年来一直被警察保护，所以枪手行凶时，甚至也杀了随行的警察。舒贾特一直明白危险的存在，他曾告诉朋友:「当我出门进入市场时，我总是回头看看谁在跟踪我的车」、「做一名记者，尤其是做一名成功的记者，意味着敌人多于朋友。」
舒贾特因为负有盛名，被许多印度民众哀悼。葬礼那天，政治领袖、记者与普通民众都站在街边，目送他的灵柩穿过整座城市。在这个地区，他曾用温和坚定的声音影响了很多人。
舒贾特·布哈里遇害后
今年10月12日，另一场盛大的葬礼为维多利亚·马里诺娃而办。她的灵柩上盖满鲜花，教堂里挤满了从欧洲各国赶来的、眼含泪水的人。教堂门口放着她的照片，一篮白玫瑰，一篮红玫瑰。
这位保加利亚的女记者，在做了一期关于欧盟资金的节目之后遇害，尸体在多瑙河边被发现。她的一位同行说，滥用欧盟资金的调查，在本国非常敏感，这是保加利亚其他媒体不敢报道的话题。
但在更多地方，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这常常出现在类似阿富汗、索马里、也门这样不在主流话语体系内的国家。阿富汗的电视频道ToloNews，曾多次遭受精准打击，2016年1月的一次袭击中，该台7名记者死亡。多年来这个机构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人。
你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死亡记者名单里找到死者的名字，但是仅此而已。没有备极哀荣的葬礼，也没有长篇累牍的哀悼。
死亡案件就这样被悬置了
在2013年，为纪念在马里遭暗杀的两名法国记者，联合国大会曾通过决议，宣布11月2日为「终结侵害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敦促世界各国采取措施追责。
但5年过去了，就在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向发生过记者杀害案的56个成员国发出信息请求，跟踪2016到2017年这些死亡案件的处理情况。情况仍不容乐观——接近九成的案件仍未解决。没有找到凶手，更谈不上审判。
把时间拉到更长，观察从2008年至今这十年间的数据，仍然没有变化。1000例左右的死亡案件中，只有近100件查明了真相。
今年这88个死亡案件里，可以称得上被认真调查并处理了的，只有这一位记者的故事——
今年二月，27岁的斯洛伐克调查记者库恰克与未婚妻玛蒂娜库·希尼罗娃在家中被杀，头部、胸部多处中枪。凶手是被用7万欧元雇佣的职业杀手。
去世前，库恰克在调查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与意大利黑手党的关系。他最后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黑手党曾与两名斯洛伐克人有过商业往来，而这两名斯洛伐克人，正在总理菲科的办公室工作。
几天后，这对夫妻就死在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他们本来马上就要结婚了。在同事们眼中，库恰克是一位谦虚、专注、认真的记者。一位同行评价他为「斯洛伐克调查性新闻领域最聪明的人才之一」。
库恰克的死，使他所在的编辑部做出一个决定——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着手调查、编辑和出版库切克的最终调查报告。他们与所有媒体同行分享了他们拿到的资料。
斯洛伐克的媒体们最终做出了这篇报道，影响了整个国家——它查明了，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渗透到斯洛伐克东部的贫困地区，他们与当地政客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利用国家机构，滥用慷慨的欧盟补贴。
库恰克之死，导致斯洛伐克爆发规模巨大的抗议活动，数万人要求政府改组。斯洛伐克政坛震荡，两周时间内，文化部长、内务部长相继辞职。
20天后，担任了10年斯洛伐克总理的罗伯特·菲科，也辞职了。
库恰克的朋友彼得·纳吉在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末尾处写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女儿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一个记者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工作而被枪杀。她不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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