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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公开指认那位知名主持人性骚扰行为之后,弦子和麦烧的生活彻底变了,全世界的恶意铺天盖地而来,江湖已无宽闲处。



撰文 / 常芳菲

■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月23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25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里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7月26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word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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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风暴的弦子麦烧

发布日期:2018-11-02 08:07
摘要」自从公开指认那位知名主持人性骚扰行为之后,弦子和麦烧的生活彻底变了,全世界的恶意铺天盖地而来,江湖已无宽闲处。



撰文 / 常芳菲

■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月23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25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里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7月26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word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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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公开指认那位知名主持人性骚扰行为之后,弦子和麦烧的生活彻底变了,全世界的恶意铺天盖地而来,江湖已无宽闲处。



撰文 / 常芳菲

■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月23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25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里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7月26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word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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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公开指认那位知名主持人性骚扰行为之后,弦子和麦烧的生活彻底变了,全世界的恶意铺天盖地而来,江湖已无宽闲处。



撰文 / 常芳菲

■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月23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25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里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7月26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word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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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风暴的弦子麦烧

发布日期:2018-11-02 08:07
摘要」自从公开指认那位知名主持人性骚扰行为之后,弦子和麦烧的生活彻底变了,全世界的恶意铺天盖地而来,江湖已无宽闲处。



撰文 / 常芳菲

■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月23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25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里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7月26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word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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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公开指认那位知名主持人性骚扰行为之后,弦子和麦烧的生活彻底变了,全世界的恶意铺天盖地而来,江湖已无宽闲处。



撰文 / 常芳菲

■ “你还折不折腾,再折腾信不信我去老家找你妈。”
 
8月23日这天,弦子接到威胁电话。对方有备而来,不仅对她的个人信息了如指掌,声音似乎也经过变声器处理。尽管她在电话里说自己会报警,可这个25岁的女孩对“敌人”一无所知。不确认对方是谁,不知道手机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不清楚对方会不会真去骚扰自己的父母。
 
一个平静午后,她坐在家里缓缓对虎嗅说起这些的时候,一只暹罗猫跑来跑去,弦子很放松。“这个人如果真去找我妈,大概会被我妈打死吧。”她笑了。实际上她并非不害怕。接到电话后,她还是叮嘱了父母上下班注意安全。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北京,弦子都尽量不单独出门。
 
弦子的人生以7月26日这天为分水岭。

在朋友圈发表长文,称自己4年前在央视《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过程中遭遇主持人朱军性骚扰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家庭幸福、安分守己的女孩和一个站在阳光下的性骚扰受害者被蛮横地阻隔开来。弦子希望法律能告诉她,一个男性未经女性同意摸她,需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为此,她不得不承受围观者兴盛的语言暴力。从动机到举报方式,她遭遇了全面质疑。普通网友说朱军位高权重,没必要性骚扰普通女学生,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知名女公知刘瑜也发文,称这种举报方式有“贴大字报”的嫌疑。
 
弦子自己也没想到,早已重获的平静会在7月26日这天被打破。
 
那天,弦子一个年长的女性朋友发文讲述了自己多年前被性侵的经历。弦子很清楚,这个工作优秀的朋友,因为性侵事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状态都不稳定。这直接给了弦子把四年前的一切写下来的动力——“不想她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凌晨5点17分,弦子把长文发到了朋友圈。
 
一个半小时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在朋友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发布到微博。事情的发展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结束晨跑,在发布微博约两个小时之后,麦烧就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短时间内,转发量就突破一万。”她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举报朱军性骚扰事件中的重要传播节点。
 
8月15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麦烧、弦子分别作为第二和第三被告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她们决定积极应诉。这意味着,女性权益、司法公正、权力运行机制的讨论将给出法律维度的答案。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这种“站出来”而鼓掌,称赞她们勇敢的时候,聚光灯也改变了弦子和麦烧的生活。


 
站出来的代价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与一个代表“正能量”的社会名流和它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敌。
 
这滋味并不好受。
 
8月14日下班时分,当麦烧走到张自忠路地铁站时,突然接到了房东的电话。
 
一开始,房东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她最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了什么东西,麦烧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房东说是不是发了和主持人有关的内容,她这才想到朱军。
 
房东立刻跟她摊牌,说自己在公安部门的朋友在案卷里看到了麦烧的名字,称她牵扯进了大案要案。如果麦烧不立刻删除和朱军有关的微博,自己国企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麦烧也要立刻搬离。
 
麦烧突然成了一个麻烦人物,而某种解决麻烦的机制正在默默运行,齿轮转动的声音清晰可辨。
 
她挂掉电话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愤怒,而是发懵。在盘算自己短时间内搬家的可能性之后,她选择删掉了几篇不太重要、没有提及朱军的微博,立刻告知了房东。直到一觉醒来,她才感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被人抓住“北漂”这个弱点,如果她这次选择低头,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她彻底丧失自由表达的权利。麦烧其实已经决定搬走,但房东最后让步了——麦烧可以住到合同期满。
 
很遗憾,让他改变主意的并不是麦烧仗义执言的勇敢,而是号称要人肉房东一家人的愤怒网友。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些生活琐事,那曾经尊敬的业内前辈的否定和拒绝伸出援手,才真正让她失望。昔日的主编听闻种种故事之后,评价道:“(麦烧)太激进了,这样公开应诉完全没有必要。”随后,麦烧供职长达五年的这家知名媒体机构,也拒绝了她将该案报道作为证据并进行公证的要求。
 
“我父亲作为一名男性,都可以理解我站出来的必要性。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却不行。难过倒是没有,就是失望。”
 
麦烧一直扮演着绝对理智的角色,负责分析和解决问题,自动屏蔽流言和情绪干扰。而弦子与她全然相反。
 
庭前证据交换的准备过程并不顺利。
 
弦子会反复假定如果官司输了怎么办,尽管律师告诉她不要想这些,可她还是无法停止担忧;接受媒体采访也是一种折磨,她必须反复回忆那些此前尽力遗忘的细节,也并不是所有媒体都愿意保护她的隐私,在一次采访中,弦子老家的住址就险遭曝光;昔日朋友拒绝出庭为她作证,还透露了当年在笔录里对她的评价,而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弦子遭遇羞辱。
 
和母亲最近一次拌嘴也是因为打官司的事情。母亲坚持认为手写证词交给法庭显得更郑重、更有诚意,可律师需要提交的是word版本。因为一时着急,她就直接回复:你以为法庭是你家开的吗?
 
直到母亲给律师发去电子稿,弦子立刻后悔。“4年前父母被迫承诺不公开这件事,是为了我好;现在,公开写下证词也是为我好。想想就很难过。”她说。


 
“我们想赢”
 
10月25日,长达2个小时庭前会议结束后,朱军并没有出现,媒体把话筒递到弦子和麦烧面前。
 
“这个案子最后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记者问。
 
弦子和麦烧对望,彼此笑了一下。麦烧回过头笃定地连说了两遍:“我们想赢。”
 
10月底的北京,天气已经彻底冷下来。法庭外面除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她们鼓劲打气的普通网友。然而这只是事情比较好的一面。
 
早就有律师朋友直白地告诉麦烧,这场官司凶多吉少。可即便麦烧做好了为这场战斗身负重伤的准备,艰难程度依然超出预料。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她甚至不太想和我回忆对方律师的辩护策略和过程。
 
弦子多年没有联络的熟人,在法庭上再度相见,却已经成为了朱军的证人。在问及证人的作证经过时,弦子立刻发来信息:证人是不是不适合写,会不会给对方压力。
 
而对弦子和麦烧来说,独自承担这些并不容易。
 
庭前会议的前一天晚上(10月24日),弦子和朋友聚在家里,靠看王晶版的《天龙八部》来缓解紧张。当弦子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部老电影,她的世界是温暖安稳的。但几小时之后,她必须再次回到那场风暴里。
 
这4年来,她和她的父母一直回避谈及朱军和性骚扰的细节,“觉得尴尬,说了会伤害彼此。”但因为这场官司,她的微博被朱军翻看。为了应对朱军出庭的可能,弦子强迫自己看由他主持的节目。她希望自己不要因为情绪而表现失准。
 
上一次弦子站在媒体面前,还是在4个月前,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乐华七子在首都体育馆的巡回见面会。
 
2018年6月25日,这一天是属于一个亲妈粉的欢乐时光。
 
当时她穿着鹅黄色上衣,红色长裙,随身带了两个发亮的头箍——一个写着大大的Justin(黄明昊),另一个写着朱正廷。面对《每日文娱播报》的镜头,她低头害羞地称赞自己的偶像:(他们)才华和颜值都有。
 
而现在,她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却变成了:为什么4年前放弃追究,今天又选择站出来。


 
命运的推手
 
当然也有朋友劝弦子退却,不要站出来。可她从来没想过要逃跑。“他们总是误会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在我们,我和麦烧是有很多选择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最新的证据是,就在三天前(10月30日),同样在微博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的罗丝接到了海淀法院的电话。后者通知罗丝已经被周翊以侵犯名誉权起诉。而爆料人“我是落生”即便在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后迅速在微博向周翊道歉,也无法免于被列为第三被告的命运。
 
认怂没有用,弦子也不愿意认怂。
 
“可能包括我男朋友在内都认为,正义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不站出来是应该的,站出来是好的。可我不这样想。如果不站出来,我会愧疚。”她说。
 
她最近频繁想起《沉默的羔羊》这本书。她自己既是受害的“羔羊”,又是可以拯救少女免遭厄运的人。如果她不这么做,脑海中羔羊的尖叫就不会停止。


 
而麦烧的使命感或多或少与她的记者生涯有关。
 
2011年年底,在调查河南、安徽两地交界处丙肝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卫生局阻拦麦烧在医院里采访患者,于是她想将几个病人带回宾馆房间。她走在队伍的后面,一个彪形大汉追上她,拦在她面前,在对峙的五六秒时间里,她没有害怕也没有哭。“反正他总不能打我吧,那我就一定要带这些病人走。”
 
麦烧的冷静、执着一直让弦子佩服。弦子也顺理成章的相信官司没有给麦烧压力,直到闲聊时的一个提问——“如果现在朱军撤诉了你会怎样?”麦烧说:“会高兴得想跳楼。”
 
那一刻我也意识到,她们并不是斗士,是被际遇、命运甩上了浪潮之巅。
 
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对Me Too运动的讨论此起彼伏。《新周刊》副主编蒋方舟实名举报章文性骚扰;罗丝举报迷笛音乐节副总周翊性侵;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被实习生指控性侵;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阿廖沙”遭遇教授性侵;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邓飞被举报性骚扰……
 
然而故事的走向不是聊着聊着ID消失,就是下一个热点来临,因无人关注最终不了了之。
 
但正因如此,弦子和麦烧的挺身而出才更具意义。就像麦烧在微博中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即使再无力也要去做,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会帮助下一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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