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月晓:经济增长底部徘徊的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周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与机制而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因管理体制和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或者 *OR」--外部冲击和供给侧改革

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理念,持续性的经济“萧条”,是不当投资迟迟得不到修正的缘故,正是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的“出清”,从而使得周期性“衰退”变成了持续性“萧条”。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看,虽然美国自2015年开始逐渐开启了货币退出步伐,但世界经济整体仍然处在低迷阶段,从2008年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算起,世界经济已延续了十年的低迷状态。显然,发达国家超常规的货币量化宽松,不仅延长了自身的经济低迷期,而且还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甚至不得不承担发达国家危机的成本,如资本流动冲击、发达国家政策变更等带来的汇率波动!

对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海外经济环境恶化不仅是外部需求的疲软,而且还意味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贸易冲突的上升。基于全球责任和自身平稳发展的需要,中国适时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应对措施,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供给侧改革重点:补短板

201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平稳的中国经济态势和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观上也带来了中国与某些国家间经济竞争冲突的增加。在当前时间节点,针对海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大力度,同时以“创新力”和“新动能”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按照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起飞阶段的中后期向成熟阶段转换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由告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日益转向科技等创新要素,要素禀赋优势日益转向后天比较优势。在经济运行动力上,这一阶段投资仍然是第一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这些特征,实际上也正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界定,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中国经济状态有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方案,也正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需要。

现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从经济周期管理的角度,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认为,经济低迷时期的正确政策应对是加速“出清”。由于“出清”带来的社会冲击,政策常常是反向而行,延缓“出清”,因而常常使得经济低迷时期延长。那么中国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否也是延缓了市场“出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表明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也是存在着正常的商业波动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本身的阶段提升,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传统周期形势,实际上2012年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新周期模式。

在新周期模式下,中国经济并未有商业繁荣期形成的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当前的“去产能”,主要是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产业周期成熟效应。201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产业都由快速成长期先后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放缓、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市场集中度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产能”的过程。“去产能”在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基本上就是个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实体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金融投资中趋向“龙头”、大蓝筹优先等投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去产能”并非是中国过去产业投资过度的结果。从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看,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的趋势是逐渐提高的,虽然同期国民经济季度同比增长稳定在6.7-6.9。可见,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过度和不当投资。

“补短板”重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或许市场认为,中国的过度和不当投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0年间,中国超前的基础建设被认为 “物非所用”而被诟病。事后证明,中国基建先行的策略对引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基建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升级,促进了生产边界扩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并且还为TFP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从当前各地高铁站、机场普遍的人满为患状况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空间还很巨大。中国对基础设施的高额需求,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基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经验的经济学认识,对中国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适应。

2008金融危机后十年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叠加国内产业周期成熟期的影响,使得同期的中国经济也步入了延续至今的“底部徘徊”期。笔者早在2012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呈现“底部徘徊”态势,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产业周期普遍进入成熟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机制等因素受到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因投资管理体制和政府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年中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方向,显然是要支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从投资构成的角度,短期看的增长领域主要在于基础设施领域。在中国投资总构成占比超过22%的基建投资增长,2013年以来表现相对平稳。对后续增长的担忧,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前投资主体——政府,担忧政府后续投资能力跟不上,这是市场当前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宏观经济反映。基建投资主体局限于政府,是中国投资管理体制造成的。2014年后,PPP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更常见形式,2016年后PPP在中国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规模逐渐提高。根据财政部2018年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7749个、投资额11.9万亿元;累计落地项目数3668个、投资额6万亿元,落地率47.3%。从增强现有投资主体融资能力、拓展投资主体的角度,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不仅意味着当期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提高“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在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得到更强推进。



撰文 / 胡月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补短板”为何要补在基础设施领域?

发布日期:2018-08-31 07:39
摘要」胡月晓:经济增长底部徘徊的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周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与机制而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因管理体制和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或者 *OR」--外部冲击和供给侧改革

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理念,持续性的经济“萧条”,是不当投资迟迟得不到修正的缘故,正是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的“出清”,从而使得周期性“衰退”变成了持续性“萧条”。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看,虽然美国自2015年开始逐渐开启了货币退出步伐,但世界经济整体仍然处在低迷阶段,从2008年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算起,世界经济已延续了十年的低迷状态。显然,发达国家超常规的货币量化宽松,不仅延长了自身的经济低迷期,而且还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甚至不得不承担发达国家危机的成本,如资本流动冲击、发达国家政策变更等带来的汇率波动!

对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海外经济环境恶化不仅是外部需求的疲软,而且还意味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贸易冲突的上升。基于全球责任和自身平稳发展的需要,中国适时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应对措施,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供给侧改革重点:补短板

201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平稳的中国经济态势和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观上也带来了中国与某些国家间经济竞争冲突的增加。在当前时间节点,针对海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大力度,同时以“创新力”和“新动能”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按照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起飞阶段的中后期向成熟阶段转换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由告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日益转向科技等创新要素,要素禀赋优势日益转向后天比较优势。在经济运行动力上,这一阶段投资仍然是第一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这些特征,实际上也正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界定,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中国经济状态有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方案,也正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需要。

现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从经济周期管理的角度,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认为,经济低迷时期的正确政策应对是加速“出清”。由于“出清”带来的社会冲击,政策常常是反向而行,延缓“出清”,因而常常使得经济低迷时期延长。那么中国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否也是延缓了市场“出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表明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也是存在着正常的商业波动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本身的阶段提升,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传统周期形势,实际上2012年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新周期模式。

在新周期模式下,中国经济并未有商业繁荣期形成的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当前的“去产能”,主要是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产业周期成熟效应。201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产业都由快速成长期先后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放缓、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市场集中度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产能”的过程。“去产能”在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基本上就是个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实体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金融投资中趋向“龙头”、大蓝筹优先等投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去产能”并非是中国过去产业投资过度的结果。从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看,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的趋势是逐渐提高的,虽然同期国民经济季度同比增长稳定在6.7-6.9。可见,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过度和不当投资。

“补短板”重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或许市场认为,中国的过度和不当投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0年间,中国超前的基础建设被认为 “物非所用”而被诟病。事后证明,中国基建先行的策略对引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基建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升级,促进了生产边界扩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并且还为TFP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从当前各地高铁站、机场普遍的人满为患状况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空间还很巨大。中国对基础设施的高额需求,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基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经验的经济学认识,对中国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适应。

2008金融危机后十年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叠加国内产业周期成熟期的影响,使得同期的中国经济也步入了延续至今的“底部徘徊”期。笔者早在2012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呈现“底部徘徊”态势,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产业周期普遍进入成熟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机制等因素受到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因投资管理体制和政府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年中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方向,显然是要支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从投资构成的角度,短期看的增长领域主要在于基础设施领域。在中国投资总构成占比超过22%的基建投资增长,2013年以来表现相对平稳。对后续增长的担忧,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前投资主体——政府,担忧政府后续投资能力跟不上,这是市场当前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宏观经济反映。基建投资主体局限于政府,是中国投资管理体制造成的。2014年后,PPP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更常见形式,2016年后PPP在中国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规模逐渐提高。根据财政部2018年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7749个、投资额11.9万亿元;累计落地项目数3668个、投资额6万亿元,落地率47.3%。从增强现有投资主体融资能力、拓展投资主体的角度,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不仅意味着当期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提高“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在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得到更强推进。



撰文 / 胡月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胡月晓:经济增长底部徘徊的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周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与机制而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因管理体制和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或者 *OR」--外部冲击和供给侧改革

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理念,持续性的经济“萧条”,是不当投资迟迟得不到修正的缘故,正是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的“出清”,从而使得周期性“衰退”变成了持续性“萧条”。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看,虽然美国自2015年开始逐渐开启了货币退出步伐,但世界经济整体仍然处在低迷阶段,从2008年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算起,世界经济已延续了十年的低迷状态。显然,发达国家超常规的货币量化宽松,不仅延长了自身的经济低迷期,而且还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甚至不得不承担发达国家危机的成本,如资本流动冲击、发达国家政策变更等带来的汇率波动!

对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海外经济环境恶化不仅是外部需求的疲软,而且还意味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贸易冲突的上升。基于全球责任和自身平稳发展的需要,中国适时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应对措施,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供给侧改革重点:补短板

201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平稳的中国经济态势和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观上也带来了中国与某些国家间经济竞争冲突的增加。在当前时间节点,针对海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大力度,同时以“创新力”和“新动能”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按照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起飞阶段的中后期向成熟阶段转换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由告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日益转向科技等创新要素,要素禀赋优势日益转向后天比较优势。在经济运行动力上,这一阶段投资仍然是第一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这些特征,实际上也正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界定,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中国经济状态有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方案,也正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需要。

现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从经济周期管理的角度,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认为,经济低迷时期的正确政策应对是加速“出清”。由于“出清”带来的社会冲击,政策常常是反向而行,延缓“出清”,因而常常使得经济低迷时期延长。那么中国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否也是延缓了市场“出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表明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也是存在着正常的商业波动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本身的阶段提升,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传统周期形势,实际上2012年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新周期模式。

在新周期模式下,中国经济并未有商业繁荣期形成的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当前的“去产能”,主要是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产业周期成熟效应。201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产业都由快速成长期先后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放缓、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市场集中度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产能”的过程。“去产能”在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基本上就是个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实体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金融投资中趋向“龙头”、大蓝筹优先等投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去产能”并非是中国过去产业投资过度的结果。从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看,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的趋势是逐渐提高的,虽然同期国民经济季度同比增长稳定在6.7-6.9。可见,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过度和不当投资。

“补短板”重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或许市场认为,中国的过度和不当投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0年间,中国超前的基础建设被认为 “物非所用”而被诟病。事后证明,中国基建先行的策略对引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基建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升级,促进了生产边界扩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并且还为TFP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从当前各地高铁站、机场普遍的人满为患状况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空间还很巨大。中国对基础设施的高额需求,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基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经验的经济学认识,对中国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适应。

2008金融危机后十年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叠加国内产业周期成熟期的影响,使得同期的中国经济也步入了延续至今的“底部徘徊”期。笔者早在2012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呈现“底部徘徊”态势,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产业周期普遍进入成熟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机制等因素受到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因投资管理体制和政府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年中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方向,显然是要支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从投资构成的角度,短期看的增长领域主要在于基础设施领域。在中国投资总构成占比超过22%的基建投资增长,2013年以来表现相对平稳。对后续增长的担忧,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前投资主体——政府,担忧政府后续投资能力跟不上,这是市场当前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宏观经济反映。基建投资主体局限于政府,是中国投资管理体制造成的。2014年后,PPP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更常见形式,2016年后PPP在中国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规模逐渐提高。根据财政部2018年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7749个、投资额11.9万亿元;累计落地项目数3668个、投资额6万亿元,落地率47.3%。从增强现有投资主体融资能力、拓展投资主体的角度,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不仅意味着当期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提高“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在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得到更强推进。



撰文 / 胡月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读者评论




“补短板”为何要补在基础设施领域?

发布日期:2018-08-31 07:39
摘要」胡月晓:经济增长底部徘徊的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周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与机制而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因管理体制和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或者 *OR」--外部冲击和供给侧改革

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理念,持续性的经济“萧条”,是不当投资迟迟得不到修正的缘故,正是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的“出清”,从而使得周期性“衰退”变成了持续性“萧条”。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看,虽然美国自2015年开始逐渐开启了货币退出步伐,但世界经济整体仍然处在低迷阶段,从2008年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算起,世界经济已延续了十年的低迷状态。显然,发达国家超常规的货币量化宽松,不仅延长了自身的经济低迷期,而且还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甚至不得不承担发达国家危机的成本,如资本流动冲击、发达国家政策变更等带来的汇率波动!

对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海外经济环境恶化不仅是外部需求的疲软,而且还意味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贸易冲突的上升。基于全球责任和自身平稳发展的需要,中国适时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应对措施,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供给侧改革重点:补短板

201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平稳的中国经济态势和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观上也带来了中国与某些国家间经济竞争冲突的增加。在当前时间节点,针对海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大力度,同时以“创新力”和“新动能”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按照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起飞阶段的中后期向成熟阶段转换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由告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日益转向科技等创新要素,要素禀赋优势日益转向后天比较优势。在经济运行动力上,这一阶段投资仍然是第一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这些特征,实际上也正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界定,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中国经济状态有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方案,也正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需要。

现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从经济周期管理的角度,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认为,经济低迷时期的正确政策应对是加速“出清”。由于“出清”带来的社会冲击,政策常常是反向而行,延缓“出清”,因而常常使得经济低迷时期延长。那么中国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否也是延缓了市场“出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表明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也是存在着正常的商业波动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本身的阶段提升,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传统周期形势,实际上2012年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新周期模式。

在新周期模式下,中国经济并未有商业繁荣期形成的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当前的“去产能”,主要是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产业周期成熟效应。201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产业都由快速成长期先后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放缓、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市场集中度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产能”的过程。“去产能”在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基本上就是个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实体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金融投资中趋向“龙头”、大蓝筹优先等投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去产能”并非是中国过去产业投资过度的结果。从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看,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的趋势是逐渐提高的,虽然同期国民经济季度同比增长稳定在6.7-6.9。可见,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过度和不当投资。

“补短板”重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或许市场认为,中国的过度和不当投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0年间,中国超前的基础建设被认为 “物非所用”而被诟病。事后证明,中国基建先行的策略对引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基建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升级,促进了生产边界扩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并且还为TFP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从当前各地高铁站、机场普遍的人满为患状况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空间还很巨大。中国对基础设施的高额需求,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基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经验的经济学认识,对中国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适应。

2008金融危机后十年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叠加国内产业周期成熟期的影响,使得同期的中国经济也步入了延续至今的“底部徘徊”期。笔者早在2012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呈现“底部徘徊”态势,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产业周期普遍进入成熟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机制等因素受到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因投资管理体制和政府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年中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方向,显然是要支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从投资构成的角度,短期看的增长领域主要在于基础设施领域。在中国投资总构成占比超过22%的基建投资增长,2013年以来表现相对平稳。对后续增长的担忧,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前投资主体——政府,担忧政府后续投资能力跟不上,这是市场当前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宏观经济反映。基建投资主体局限于政府,是中国投资管理体制造成的。2014年后,PPP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更常见形式,2016年后PPP在中国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规模逐渐提高。根据财政部2018年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7749个、投资额11.9万亿元;累计落地项目数3668个、投资额6万亿元,落地率47.3%。从增强现有投资主体融资能力、拓展投资主体的角度,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不仅意味着当期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提高“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在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得到更强推进。



撰文 / 胡月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胡月晓:经济增长底部徘徊的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周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与机制而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因管理体制和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或者 *OR」--外部冲击和供给侧改革

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理念,持续性的经济“萧条”,是不当投资迟迟得不到修正的缘故,正是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的“出清”,从而使得周期性“衰退”变成了持续性“萧条”。从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看,虽然美国自2015年开始逐渐开启了货币退出步伐,但世界经济整体仍然处在低迷阶段,从2008年欧美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算起,世界经济已延续了十年的低迷状态。显然,发达国家超常规的货币量化宽松,不仅延长了自身的经济低迷期,而且还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压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甚至不得不承担发达国家危机的成本,如资本流动冲击、发达国家政策变更等带来的汇率波动!

对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海外经济环境恶化不仅是外部需求的疲软,而且还意味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贸易冲突的上升。基于全球责任和自身平稳发展的需要,中国适时推出了供给侧改革的应对措施,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供给侧改革重点:补短板

201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平稳的中国经济态势和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客观上也带来了中国与某些国家间经济竞争冲突的增加。在当前时间节点,针对海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尤其在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大力度,同时以“创新力”和“新动能”来推进“去产能”工作。

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言,按照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起飞阶段的中后期向成熟阶段转换时期。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由告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日益转向科技等创新要素,要素禀赋优势日益转向后天比较优势。在经济运行动力上,这一阶段投资仍然是第一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这些特征,实际上也正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新常态的界定,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中国经济状态有正确认识;供给侧改革的经济政策方案,也正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需要。

现阶段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补短板”。从经济周期管理的角度,自由市场的经济思想认为,经济低迷时期的正确政策应对是加速“出清”。由于“出清”带来的社会冲击,政策常常是反向而行,延缓“出清”,因而常常使得经济低迷时期延长。那么中国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是否也是延缓了市场“出清”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明显的“十年一周期”特征,表明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也是存在着正常的商业波动的。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本身的阶段提升,改变了中国经济的传统周期形势,实际上2012年后中国经济就进入了新周期模式。

在新周期模式下,中国经济并未有商业繁荣期形成的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当前的“去产能”,主要是经济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产业周期成熟效应。201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产业都由快速成长期先后进入了成熟期,市场放缓、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度趋于上升;市场集中度提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产能”的过程。“去产能”在实践中的现实表现,基本上就是个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实体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就是价值投资理念的普及,金融投资中趋向“龙头”、大蓝筹优先等投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去产能”并非是中国过去产业投资过度的结果。从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看,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的趋势是逐渐提高的,虽然同期国民经济季度同比增长稳定在6.7-6.9。可见,中国工业领域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过度和不当投资。

“补短板”重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或许市场认为,中国的过度和不当投资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0年间,中国超前的基础建设被认为 “物非所用”而被诟病。事后证明,中国基建先行的策略对引领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基建发展不仅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升级,促进了生产边界扩展和市场一体化发展,并且还为TFP效率的提升创造了条件。从当前各地高铁站、机场普遍的人满为患状况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空间还很巨大。中国对基础设施的高额需求,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基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经验的经济学认识,对中国实际上有着很多的不适应。

2008金融危机后十年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叠加国内产业周期成熟期的影响,使得同期的中国经济也步入了延续至今的“底部徘徊”期。笔者早在2012年就指出,中国经济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底部徘徊”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第一增长动力仍是投资。经济增长之所以会呈现“底部徘徊”态势,直接原因是投资不足:产业投资因产业周期普遍进入成熟期而放缓、地产投资因市场、机制等因素受到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因投资管理体制和政府投资能力而增长不足。

年中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方向,显然是要支持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从投资构成的角度,短期看的增长领域主要在于基础设施领域。在中国投资总构成占比超过22%的基建投资增长,2013年以来表现相对平稳。对后续增长的担忧,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前投资主体——政府,担忧政府后续投资能力跟不上,这是市场当前对政府债务问题的宏观经济反映。基建投资主体局限于政府,是中国投资管理体制造成的。2014年后,PPP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成为更常见形式,2016年后PPP在中国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规模逐渐提高。根据财政部2018年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项目数7749个、投资额11.9万亿元;累计落地项目数3668个、投资额6万亿元,落地率47.3%。从增强现有投资主体融资能力、拓展投资主体的角度,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不仅意味着当期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提高“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中国在投融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得到更强推进。



撰文 / 胡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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