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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赌马秘籍的赌徒

发布日期:2018-07-31 15:28
摘要」比尔•本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他编写了一个计算程序,让他在赌马的时候稳赚不赔;在赢得近10亿美元奖金之后,他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或者 *OR」--在香港,赛马就像一种宗教信仰,当地人赌马的热情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高。他们的大教堂就是跑马地马场(Happy Valley Racecourse),这里有绿草茵茵的椭圆形赛道和泛光灯架,到了夜里,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赛马运动史上最壮丽的景观之一:霓虹闪烁的摩天大楼、整齐排列的高层建筑和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户,更远处是映衬在黑暗中的郁郁葱葱的山峦。

2001年11月6日晚,所有香港人都在谈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累积奖池:被称为“三重三重奏”(Triple Trio)玩法的大奖单注奖金至少将达到1亿港元(当时约合1300万美元)。它的下注有点像三连胜中的三连胜,要求投注者以三种不同的热门度、以任何顺序预测前三名的赛马。可能出现的情况一共有超过1000万种组合。如果没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奖金就会滚存到下一组比赛。截至那个温暖的11月的晚上,大奖已经有六次无人问津。大约有100万人下注——相当于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在跑马地马场的一层,啤酒园里的年轻女郎将泛着泡沫的扎啤递给欢笑的外籍人士,而本地居民则将赌马视为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很多人手拿赛马报纸,靠在栏杆上。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解说员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在扩音器里响起:“三重三重奏的最后一段赛程,它们出发了!”

当这群赛马电闪雷鸣般地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有两匹马跑在了前面。“Mascot Treasure领先一个身位,但Bobo Duck正在反超,”解说员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音量。“Bobo Duck领先了,Mascot正在追击!”当骑手穿过终点线时,观众沸腾了。Bobo Duck战胜了Mascot Treasure获得第一名,Frat Rat名列第三。

在跑马地马场对面的27层楼上,两个美国人坐在一间豪华办公室里,毫不理会电视屏幕上以静音播放的现场画面。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十几台电脑的嗡嗡声。比尔•本特(Bill Benter)和名叫保罗•科拉多纳托(Paul Coladonato)的助手紧盯着摆成一排的三台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他们的计算程序为这场比赛计算出的赌注矩阵——一共51381注。

本特和科拉多纳托注视着一个软件脚本,它可以一次一个地将未押中的下注过滤掉,直到屏幕上只剩下36行内容。他们的下注当中有35注正确预测了其中两场比赛的完赛马匹,各获得一注安慰奖。有一注正确预测了所有九匹赛马。

“天呐——,”本特说。“我们中了大奖。”

这两个美国人无法立即搞清楚自己到底赢得多少奖金,因此,他们试着进行粗略的数学计算,直到八分钟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的开奖结果。本特和科拉多纳托赢了1600万美元奖金。本特数着数字后面的零来进行确认,然后转回头看着他的同事。

他问道:“我们不能领取这笔奖金,对吧?这太没有体育道德了。我们会为自己感到羞耻的。”科拉多纳托对此表示赞同。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粉色的投注单整齐地叠放成一堆。他们俩在里面翻找,挑出了三张含有所有36注中奖组合的投注单。他们久久凝视着这几张纸。然后笑着摆出造型拍照留念——两位专业赌徒赢得了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大一笔奖金,一笔他们永远也不会领取的奖金——然后把这些投注单锁在保险柜里。本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还可以在剩余的赛季把这笔钱赢回来,甚至赢得更多。

10亿美元的计算

老练的赌徒都知道你根本猜不到哪匹马会赢。赛场上存在太多的变数和太多可能的结果。领先的赛马可能会摔断腿。骑手可能会跌下马。有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拿冠军的纯种马就是不在状态。美国体育记者罗杰•卡恩(Roger Kahn)曾经称这种运动是“动画轮盘赌”。如果玩的时间够长,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全球博彩顾问公司(Global Betting & Gaming Consultants)的经营者、研究这个行业已有数年时间的瓦维克•巴特利特(Warwick Bartlett)说:“你要是玩赌马,你就会输。”

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如果有一个人策划出了一个保证盈利的系统,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赚了近10亿美元,直到现在才讲出他的故事,那又怎么样呢?

去年9月,在通过朋友和同事长期不懈地联络本特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我一直在躲着你。主要原因是我天生就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他补充说:“我们都不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游戏当中!”但是,到了10月,他同意在他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一系列采访。这个雅致的办公空间位于卡耐基钢铁时代大厦最高的两层楼里,装饰品包括约1.2米高的中国花瓶和一个大理石壁炉,可以一览无余地俯视莫农加希拉河的景色以及隆隆驶过的货运火车。现年61岁的本特在走路时略微有点驼背。他看上去像一位大学教授,他卷曲的头发和胡须灰白相间,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有点像科米蛙(Kermit)。他告诉我,钱只是推动他做这件事的部分原因——我相信他的话。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本可以通过在金融领域工作更快地致富。本特想要征服赌马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它很难,还因为它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破解了这个难题后,他极力避开赞扬,远离那些偷偷摸摸的极客和流氓无赖——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基本上被这些人占据。以下的部分内容是于他的回忆,不过,但凡有可能让事件和数字获得证实,他们都通过与数十人的访谈以及书籍、法庭记录和其他文件予以了佐证。在本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一件被证明不是真的。那就是在我们谈话开始的时候他所说的,他不认为我在描写他职业生涯时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事。


2018年4月,本特在他位于匹兹堡的办公室

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

本特在一个名叫普莱森特希尔斯的匹兹堡乡村地区长大。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还是鹰级童子军成员,在大学里他开始学习物理学。他的父母一直给他自由——在假期里,他曾经搭便车从欧洲游历到埃及,还驾车穿越俄罗斯——到了1979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让父母对他的信任经受了一次考验。他离开学校,登上一辆灰狗巴士,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玩纸牌。

本特被一本名叫《击败庄家》(Beat the Dealer)的书迷住了,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于1962年出版的这本书讲述了要如何在21点游戏中压制庄家的优势。索普被认为是这种算牌法的发明者:记住已经分发的大牌数量,然后在大牌可能开始减少的时候押下重注。它需要集中注意力,并且玩很多手牌,才能将微小的优势转化为利润,但它行之有效。

对于拥有数学天赋并且向往更有趣生活的羞涩年轻人来说,索普的书就是一盏指路明灯。当本特来到拉斯维加斯后,他在一家711便利店打工,每小时赚3美元,然后拿着薪水去廉价赌场。他活动的地盘包括The Western——这里提供廉价鸡尾酒,经常有衣衫褴褛的客人在上午10点喝得醉醺醺——还有已经开始衰败的El Cortez。他并不在乎这些邋里邋遢的人。看到科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着实让他感到兴奋。那是迪斯科的鼎盛时期,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的歌和Chic乐队的《Le Freak》。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本特可能只赢了40美元,但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和一些新朋友。在赌场大厅里,你很容易就能识别出索普的信徒,他们往往都很专注而且清醒。和他们一样,本特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大谈概率论。

伍兹想到了在香港赌马的主意——但他和本特很快因为钱闹翻了

1980年,他刚刚在麦当劳(McDonald’s)申请了一份夜班清洁工的工作,这时候,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将改变他生活的人。艾伦•伍兹(Alan Woods)是澳大利亚一个算牌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刚刚抵达拉斯维加斯。伍兹当时35岁左右,长着一头灰发和一双冷酷的蓝眼睛。他曾经是一位保险精算师,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他,于是开始环游世界,当一名巡游赌徒。

伍兹勇敢无畏的故事给本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讲述了自己如何将1万美元现金塞进内裤混过马尼拉机场安检的经历。最吸引人的是,他非常自律地磨练算牌技艺。他的团队把现金凑在一起,然后公平地分配赢来的钱。更多队员的加入能够降低一连串坏运气让某人资金枯竭的风险,而且团队友情可以消除这份工作单打独斗的感受。本特加入了这个队伍。

在六周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到蒙特卡罗(Monte Carlo)这样的大赌场玩21点游戏,旁边有穿着无尾礼服的侍者提供服务。他感觉自己像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他的年收入增加到8万美元左右。本特彻底放弃了重返校园的念头。当他母亲在匹兹堡的朋友向她问起他的学习情况时,她告诉他们:“比尔目前正在旅游。”

2000年举办的一场员工圣诞派对。本特雇用了各种各样的人——程序员、学者和记者——他们能够改进他的计算程序

本特和他的队友在拉斯维加斯郊区找到了一所房子,就像痴迷电脑的大学兄弟联谊会成员一样生活在一起。伍兹严格禁止他们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这些人会等到自己的轮班结束后再去畅饮啤酒,然后相互交流自己和赌场保安之间发生摩擦的囧事,保安们总是对算牌活动保持警惕。头颈短粗的赌区经理会在大厅里巡视。一旦发现可疑的玩家,就会让他离开,更严重的会把他带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进行讯问。有传言称,有些算牌的赌客被殴打或被下药。本特认为这种待遇很不公平。他并没有作弊。他只是利用聪明才智来玩游戏。

几年后的一天,本特正在Maxim赌场静静地玩牌,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一位穿西装的魁梧男子说:“跟我来。”来到后面,本特被推搡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这名保安走了出去,然后,一个更加凶狠的家伙走了进来:“快把你该死的证件拿给我看!”本特掏出了钱包。

后来——可能是在1984年——本特、伍兹和他们的一些伙伴被列入了格里芬名册(Griffin Book),这是一家侦探社分发给赌场的黑名单。他们的照片被贴在骗子和扒手的照片旁边,除了感受到侮辱之外,这样的恶名让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维加斯玩牌了。他们需要找到其他游戏。

伍兹知道,亚洲有巨大的赌马奖池等待他们挖掘——其中最大的是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经营的那个。从1884年开始,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就希望在这个亚热带殖民地开辟出一块像英国那样的翠绿怡人之地,这个俱乐部于是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一个政府所有的博彩垄断机构。在每年9月到次年7月的赛季期间,它的两个赛马场——跑马地和沙田马场——每周开放两次,每次都人头攒动。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只有大约550万,但当地人赌马的下注金额比整个美国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下注金额达到了100亿美元左右。

香港赛马采用派利分成法(又称“同注分彩”)。和拉斯维加斯一种体育博彩的赔率(这种赔率是事先设定的,会给予庄家一种决定性的优势)不同,香港这种系统的赔率会流动更新,会根据玩家下注的方式相应调整。赢家分享奖池里的奖金,庄家抽取大约17%的佣金。(在扣除成本之后,香港赛马会的抽成会捐给慈善机构和政府,为香港贡献了高达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了赚到钱,本特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挑选获胜马匹:他必须让自己下注的利润率超过赛马会17%的抽成比率。

他跑到拉斯维加斯一个名叫赌徒读书俱乐部(Gambler’s Book Club)的机构,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赛马的书都买了下来。这些书里面有很多“系统”承诺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对他来说,它们看起来都不足为信,写书人要么是记者,要么是业余赛马裁判。很少有真正涉及到数学的书籍。本特想要更加缜密的专著,于是,他来到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拉斯维加斯分校,这里有一个关于博彩的特别收藏系列。从一堆堆期刊杂志和手稿下面,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篇题为《在赛马场上寻求正回报》(Searchingfor Positive Returns at the Track: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for Handicapping Horse Races)的学术论文。本特坐了下来,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篇论文认为,一匹马的胜负是可以从概率角度被量化的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考虑各种变量——直线速度、马匹身材、获胜记录和骑手的技能——对它们进行加权,魔法就完成了!这样就能预测出一匹马获胜的概率。变量越多、越好、权重越精细,预测结果就越准确。论文的作者不确定利用这个策略能否赚钱,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统计模型,所以并没有非常努力地寻找答案。他们得出结论:“这里面似乎有保持乐观的余地。”

本特自学了高级统计学,然后学着在一台灰绿色屏幕的早期个人电脑上编写软件。与此同时,1984年秋,伍兹飞到香港,寄回一大叠记载了几千场比赛结果的年鉴。本特雇了两位女人帮他把这些结果输入一个数据库,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研究统计回归和开发代码。这项工作花费了他9个月时间。1985年9月,他飞到香港,托运行李当中有三台笨重的IBM电脑。

下注

展现在本特面前的香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这里大约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了。拥挤的天际线似乎每周都在不断冒出新的高楼大厦,最近,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正是以此为灵感,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当中构筑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超大都市。

本特和伍兹在一栋破旧的高楼里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鸟语般的粤语歌曲穿透污迹斑斑的墙壁传进屋里,楼道里整晚都有邻居在大声喧哗。他们的办公室摆放了一个旧书桌和一张堆满了赛马报纸的木桌。如果他们出门的话,唯一的去处就是街道另一头的麦当劳餐厅。

在每周两次的赛马日,本特总会坐在电脑前,伍兹则会研究赛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本特编写的下注程序总是做出奇怪的预测,伍兹就会凭借他对香港赛马活动长达一年的研究,纠正这些错误。他们使用香港赛马会的一个电话账号打电话下注,然后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只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们是专业人士;欢呼和喝倒彩是土包子的行为。

在比赛间隙,本特会努力让他的计算程序领先于一种被称为“赌徒破产理论”的统计学现象。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位拥有有限资金的赌徒不停地与一位拥有无限资金(也就是说,一家赌场,或者全香港的下注者)的对手对赌,他最终会破产,即使这种游戏是公平的。所有连胜的好运都会结束,而连输的厄运则是致命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对爱好持枪的得州物理学家小约翰•凯利(John Kelly Jr.)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本特从玩21点的时候开始就非常熟悉这个理论。凯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做了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中,一位赌马的玩家拥有一项优势:有一条“私人专线”向他提供相当可靠的消息。那么他应该怎么下注呢?赌注太小,会白白浪费了这项优势。赌注太大,会导致毁灭。(记住,这些消息很好,但并不完美。)凯利的解决办法是根据这名赌徒对这条消息的确信程度来决定赌注大小。

本特对凯利假想的消息热线和他自己的预测软件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它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私人的赔率系统比公开的赔率要略微准确一些。如果某匹马的公开赔率是5比1,那么一名赌徒必须平均下注五次,每次下注1美元,才能赢得一次。他花了5美元,才收回5美元——他的奖金和投入的本金一样,还要减去马场收取的1美元佣金。这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本特计算出真正的赔率是4比1,他只要下注四次就可以赢得5美元,也就是有25%的利润率。而且他可以通过成千上万次的下注将坏运气的影响降至最低。凯利的公式,再加上电脑模型让批量下注成为可能,似乎会确保胜利。

更准确地说,胜利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是准确的。截至本特来香港后的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也就是1986年夏季,他和伍兹投入了15万美元本金,输掉了其中的了12万美元。本特飞回拉斯维加斯去寻求投资,但未能成功,伍兹跑到韩国去赌博。他们于当年9月在香港重新汇合。伍兹手里的钱比本特要多,他想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合伙持股比例。据本特回忆,伍兹说:“我想要更大的比例。”本特问:“你想要多大?”伍兹说:“90%。”本特说:“我不能接受。”

伍兹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博彩团队中担任最主要的合伙人,而且非常固执。他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意志就会坚如磐石。本特也不愿让步。他们的联盟瓦解了。一气之下,本特将一行代码写入程序当中,这样,在一个给定的期限之后,这行代码将让软件停止工作——这是一个数码定时炸弹——尽管他知道伍兹今后会很容易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伍兹将继续通过计算程序赌马,本特确信这一点。他也下决心这么做。

分道扬镳

本特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不愿意入股他的赌马游戏,但他们愿意为21点游戏出资。他拿着他们的钱来到大西洋城,花了两年时间经营一个算牌团队,然后用业余时间思索及研究赛马模型。1988年9月,在积攒了几万美元之后,他回到了香港。毫无疑问,伍兹还在那里。这个澳大利亚人雇用了程序员和数学家来开发本特的代码,他一直在赚钱。他搬进了一套视野开阔的阁楼公寓。本特拒绝和他说话。

本特的模型要求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个模型只包含大约20个输入变量——这只是影响一匹赛马表现的无数因素的一小部分,从当天的风速到它早上吃的饲料,都是众多因素之一。在追求完美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他开始相信赛马在不同的气温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当他得知英国气象学者在英格兰西南部保存了一份关于香港天气数据的档案文件时,他乘坐飞机和火车来到那里。一位困惑的档案管理员把他领到布满尘埃的图书馆地下室,在这里,本特把好几年的数据拷贝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当他返回香港后,他把这些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发现气温对比赛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科学的过程。

本特添加的其他变量——例如一匹赛马在完成上次比赛后休息的天数——则比较成功,在他重返香港的第一年里,他就赢了60万美元(据他回忆)。在接下来的那个截至1990年夏季的赛季,他输了一点钱,但总体上仍有盈余。他雇了一名员工,也就是后来追随他数年的科拉多纳托,还有一个人员经常变动的顾问团队,包括独立博彩者、记者、分析师、程序员和数学家。当投注数量增大时,他就从香港的菲佣当中招募一些会说英语的人,把他的下注指令报送给赛马会的电话赌马热线,以每分钟八条的速度读出这些下注指令。

当本特突然想起把一组一目了然的数据纳入程序后,他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组数据就是香港赛马会公开的赔率。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赔率一直是有利可图的,但他发现,利用这些公开赔率作为起点,然后用他自己的计算程序对它们进行改进,获利水平要明显大得多。他认为此举是他最重要的单项发明,他说,在1990至1991赛季,他赢了大约300万美元。

第二年,香港赛马会给本特打电话,当时,他正坐在自己设在跑马地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感到恐惧,想起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区经理拍在他肩头的那只粗壮的大手。但是,香港赛马会不但没有威胁他,相反,一位销售人员说道:“你是我们的最佳客户之一。我们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这个赛马会并不像赌场那样,试图铲除经常击败庄家的赌客;它的动机是最大程度地鼓励下注活动,这样香港的慈善机构和香港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本特问道,是不是有可能让他通过电子方式下注,而不是电话。香港赛马会同意安装一个被他称为“Big CIT”的客户输入终端。他用一根线缆将自己的计算机直接连接到这台机器上,然后增加了下注数量。

本特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种赛马对冲基金,这是一种量化基金,利用概率模型跑赢大盘,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也许仅有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伍兹经营的业务,而它的代码基础也是由本特编写的。他们的回报不断增长。伍兹在1994-1995赛季赚了1000万美元,买了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但他从来没有开过。本特则收购了一家法国酒庄的股份。他们的成功已经不可能继续保密。他们都吸引了很多员工和门客,其中一些人在本特和伍兹之间来回摇摆。鲍勃•穆尔(Bob Moor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疯狂的新西兰人,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了可卡因和视频分析上。他会观看以往比赛的录像,找出那些原本会获胜但却因受到了冲撞和阻挡而未能成功的赛马。这项工作类似于某种好坏运气调节器,可以让计算程序更加有效。



到了夜里,这群计算机模型狂人喜欢到一个名叫湾仔的社区玩乐,这里有众多令人沉醉的花哨酒吧和上空秀舞者,被形容为“狂野放纵的拉斯维加斯”。穆尔喜欢Ridgeway的泳池酒吧,在这里,他可以拉开架势吹嘘他的赌博业绩。伍兹不怎么喝酒,但他很享受这种迷幻的情绪,大多数晚上,你能在Neptune II找到他,这是一间霓虹闪烁的地下酒吧,里面到处都是醉醺醺的生意人和年轻女子。

本特则表现得比较克制。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坐在一家酒吧的最里面,和他人安静地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赋予了一种光环。对于一小群明白这种软件已经征服了跑马地的内部人士来说——也许有十几个人吧——本特就是公认的大师。就连伍兹(在后来接受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这位竞争对手的模型是最好的。但是,这两个男人无法化解他们的分歧。当本特在湾仔遇到他的这位老伙伴时,他会礼貌地笑一笑,然后走开。他们已经10年没有说过话了。

东山再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却始终笼罩在一片焦虑之中。本特面临一份额外的、更加特别的焦虑。在香港回归的一个月前,他的团队赢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三重三重奏”奖金。他们处在一个史诗般的奖金赛季,奖金数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香港赛马会通常会让“三重三重奏”的赢家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现身说法,比如说,展示一位更夫是如何通过一次赌注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一次,没有人想要吹嘘这位赢家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的计算程序。

香港赛马会认为,这个辛迪加的胜利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违法,但在一个派利分成博彩系统中,他们赢得的每一块钱都是其他人输掉的钱。如果跑马地和沙田的普通赌客发现,外国计算机怪才正在从这个奖池当中吸走成百上千万的奖金,他们可能会集体停止投注。

本特的“Big CIT”特权被取消了。6月14日,他的一位电话接线员给电话赌马热线Telebet打电话,被告知:“你的账户已经被暂停。”伍兹的账户也被封了。赛马会的管理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保护普通博彩大众的利益”。本特飞回了拉斯维加斯,正如他每个夏天都会做的那样,去思考他接下来的举动。他重读了赛马会的这份声明。电话下注不被允许——但声明没有禁止他联合其他人一起下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像他玩21点的那个时候一样,这需要他保持低调。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那个秋天,一个周五的晚上,本特在香港北角区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房间位于一层,方便他进出。他让助手帮他把笔记本电脑、一台约22公斤重的打印机和一叠叠空白投注单搬了进来。周六是比赛日。当天上午,他们检查了网络连接状态,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标志牌。

下午1点45分,也就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15分钟,这些笔记本电脑收到了从本特的跑马地办公室发出的一行行下注指令。打印机开始吸入空白投注单,然后输出打印好的投注单。

距离发令枪响还有八分钟。本特抓起一叠大约80多张打印好的投注单和赛马会颁发的价值100万港元的信用凭单,冲向门外。穿过这家酒店,有一个场外投注点。里面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他在房间的一侧发现了一台无人使用的自动投注终端机。距离开赛还有两分钟了。他开始把投注单塞进去,一张接一张,直到屏幕上闪现一条信息:“投注截止。”

本特急忙回到酒店房间,查看这些赌注是否已经成功投下。下午2点15分,这些笔记本电脑开始下载来自办公室的下一轮赌注。又到了行动的时间。与此同时,本特雇用的其他团队也在香港的不同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

本特针对电话下注禁令采取的解决方案很费时间,而且要求他组织好跑腿的团队,他们面临被抢劫的风险。但这种办法几乎和原先的安排一样赚钱。香港赛马会继续将他的现金券兑换成支票,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伍兹继续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下注:派一大群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菲律宾女友带着成袋的现金直接去马场。

奖金背后的鬼魂

公开的宣传报道对专业赌徒来说是一种魔咒。那年秋天,行为越来越古怪的穆尔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计算程序下注活动,他先是向当地媒体大肆吹嘘——这些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马神”——然后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这种行为带来了致命性的后果。

之后,香港的税务当局开始调查伍兹的辛迪加。根据法律,博彩收入不用交税,但是公司利润必须纳税。问题在于,这个辛迪加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下注行为,开始表现得像公司一样。如果香港税务局决定追溯性地对公司利润征税,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税务人员向伍兹讨要一份投资者名单时,他逃到了菲律宾。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本特还在继续经营他的现场亲自投注计划,他的模型扩大到追踪每匹马的120多个影响因素,但是,后勤工作着实是个苦差事。他感觉自己和湾仔的赌客朋友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夜间活动的极客和无赖圈子。他开始和一群更加专业的人混迹在一起,习惯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的着装风格,而且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扶轮社的活动。本特信奉“超我服务”这样的格言,匿名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并探访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了金盆洗手以及回到美国。他想,如果一切都必须结束,“我已经有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01年11月,他决定最后押注一次“三重三重奏”。从1997年以来,由于担心惹恼香港赛马会的管理层,本特一直有意避开巨额奖金,但这次的奖金数额实在太大了,令人难以抗拒。对它下注是一件好玩的事,尽管代价也很高昂:他花了160万港元购买了51000种组合。他决定,如果他赢了,他不会兑现奖票。按照赛马会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奖金将捐献给一个慈善信托。

在Bobo Duck、Mascot Treasure和Frat Rat冲过终点之后——然后又过去了几天、几周时间,始终没有人认领这笔奖金——本特对公众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兴趣毫无准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赛马专栏作家写道:“无人认领的‘三重三重奏’奖金背后的鬼魂,仍然像一个不受欢迎的淘气鬼一样四处游荡。”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在香港流传开来。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奖者在看完最后一程比赛后激动地休克而亡。

最后,本特给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写了一封匿名信,解释了他的意图。但该机构从未将信件内容公诸于众。[赛马会发言人萨曼莎•苏(Samantha Sui,音译)对《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表示:“出于隐私和保密性考量,我们不准备披露与特定顾客有关的事宜或者就此发表评论。”]当时,香港赛马会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Henry Chan)告诉《南华早报》,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位彩票持有人到底是谁。他说:“尽管对某位赢家来说这颇为不幸,但这意味着这笔奖金将通过慈善团体带来很多位赢家。”

2001年晚些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香港赛马会取消了电话下注禁令。看起来本特的礼物似乎安抚了这些博彩监管者。这个赛马会还迫于公众的压力,让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中投注。本特选择回到匹兹堡,在当地继续下注。他不想一辈子都呆在香港。

在马尼拉,伍兹像个隐士一样生活,曾经一连数日沉迷于毒品,等待他雇用的年轻女性来陪伴他。他雇用远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博彩者为他工作,但他是个很难相处的老板;他指责员工偷窃,还有一次让所有人接受智商测试,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比他们聪明多少。伍兹开始称呼自己为“Momu”——也就是“master of my universe”的缩写,意思是“我自己宇宙的主宰”。

2007年12月,他给澳大利亚杂志《商业评论周刊》(Business Review Weekly)写信,要求该杂志考虑将自己列入富豪榜。他写道:“我原本打算晚一点再表达自己希望被纳入这个排行榜的心愿,等到我可以让自己跻身前十名的时候再说。然而,从现在来看,我似乎活不了那么久了。”伍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回到跑马地接受治疗;在香港养和医院(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就能看到赛马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朋友玩中国纸牌游戏锄大地,总是能打败他们。他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享年62岁。

对伍兹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消息人士的采访表明,他积累了9亿澳元(当时约合8亿美元)财富。认识伍兹的前香港警员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他:“他留下了一份非常简单的遗嘱,对他的生活方式作了高度总结。资产:939172372.51澳元。负债:15.93澳元。”这本书的书名叫《在怡和午炮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Noonday Gun)。

伍兹把他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孩子,然后象征性地给了众多前女友一笔钱,其中包括一个声称为伍兹生了个孩子的菲律宾女子。朋友们在跑马地马场的一个酒吧里为他举行了一个守灵仪式,出席者既有博彩者,也有骗子。直到最后,伍兹也不相信本特赢得了2001年的“三重三重奏”大奖并放弃了这笔奖金。

算法赌博帝国

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本特告诉我:“赌博一直是误入歧途的聪明人的领地。”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本特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一小群以赌博为生的人群当中。

待他搬回匹兹堡之际,他已经激励香港的其他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辛迪加。作为应对之策,香港赛马会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的技术数据和分析文件,以创造公平的投注环境。只要稍加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博彩者,或者至少是有样学样。跑马地和沙田的赔率公告板都用不同颜色进行标示,以显示针对某匹赛马的投注数量的大幅变化,特别是还能揭示这些辛迪加在支持哪匹赛马。利用计算机程序下注的博彩者数量继续激增。在伍兹去世后,他的孩子继续打理他在香港的业务,但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开始自己单干。本特以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在大学里搞数学讲座,和员工以及顾问分享他的理论,甚至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的体系。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论文——“基于计算机的赛马游戏和下注体系:一篇报告”(Computer-Based Horse Race Handicapping and Wagering Systems: A Report)——已经成为整整一代高科技赌徒的技术指南。

如今,在网上对各种体育运动下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在美国之外的各个地方迅速增长,而在美国,网上投注基本上是被禁止的。然而,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可能于今年取消这项联邦禁令,若果真如此,将会有大量资金涌入这个市场,提高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计算机团队的利润。金融界的大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2016年,美国量化交易公司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LLP创办了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公司Nellie Analytics Inc.,目标面向篮球、美式橄榄球、足球和网球市场。总部位于马耳他的自营体彩投注公司Phoenix在菲律宾设有数据挖掘业务,2010年,它从规模达30亿英镑的信托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 Plc.旗下的一个部门获得了一笔900万英镑(约1300万美元)的投资。RIT的董事长是全球性金融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cob Rothschild)。(RIT在2016年将股权出售给一位私人买家,让它的资金规模扩大到原先的四倍。)很少人知道的是,Phoenix是由伍兹原先的一些员工创办的,其中包括他的门徒保罗•朗格缪尔(Paul Longmuir)。

体彩投注领域的许多最大的玩家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本特-伍兹轴心。例如,澳大利亚媒体称泽尔吉克•拉诺嘎杰克(Zeljko Ranogajec)是“全球最大的投注人”。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全球性的算法博彩帝国,但他职业生涯的开端是在拉斯维加斯与本特和伍兹一起算牌,然后追随他们来到香港。拉诺嘎杰克有一次在伦敦非常罕见地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本特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

本特几乎没有什么遗憾。非要列举的话,可以算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对棒球比赛下注的模型。他花了三个夏天的时间开发这个系统,但只实现了盈亏平衡——对他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令人伤痛的一次失败。美国的这种消遣方式太难预测。然而,这次失败使他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和香港时期一样让他赚了很多钱。他和之前支持他赌棒球的一位伙伴合作,开始对美国的赛马下注。美国各地有不少实行派利分成法的赛马场,到了90年代晚期,开始比较容易搜集到关于这些赛马场的大量数据。当激烈的竞争开始侵蚀香港赌马业务的利润时,美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起飞。他说:“对于某个特定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一叠已经废弃的赌场筹码。“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计算机玩家参与进来,拥有最佳系统的家伙就拥有巨大优势。”

2010年,本特和薇薇安•冯(Vivian Fung,音译)结婚,两人相识于香港的扶轮社。这对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本特似乎从各方面来看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作为一个积极的慈善家,他向匹兹堡的一所特许学校项目捐赠了100万美元,还捐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非洲部分地区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2007年,他创办了具有慈善性质的本特基金会(Benter Foundation),向健康、教育和艺术领域捐款。他在筹款晚会和歌剧之夜遇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

当然,也不知道这些钱具体有多少。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他明显感到不自在的话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金融学教授威廉•津巴(William Ziemba)研究过香港的这些辛迪加。他曾经说过,第一流的团队在理想的赛季可以赚到1亿美元。爱德华•索普(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撰写关于博彩的著作)在2017年的一本书中断言,本特有一个“遍布全球价值10亿美元的赌马业务。”当受到追问时,本特承认,他的业务规模总体上可能已经接近10亿美元,但是,其中一部分钱已经分给了香港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他说,“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

在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2年之后,本特仍然在全球各地的赛马场赌马。当所有计算机玩家同时下注的时候,他能在一场比赛开始前的几秒钟发现赔率的变化,他惊叹于自己仍然能够赢钱。他继续修改自己的模型。最新的变化是:更换新的驯马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一匹马的比赛成绩?

本特还经营着一家医疗转录公司,但利润微薄。他告诉我:“我发现在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我大概是那种只会一招的小马驹,已经黔驴技穷了。”


撰文 / Kit Chellel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比尔•本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他编写了一个计算程序,让他在赌马的时候稳赚不赔;在赢得近10亿美元奖金之后,他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或者 *OR」--在香港,赛马就像一种宗教信仰,当地人赌马的热情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高。他们的大教堂就是跑马地马场(Happy Valley Racecourse),这里有绿草茵茵的椭圆形赛道和泛光灯架,到了夜里,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赛马运动史上最壮丽的景观之一:霓虹闪烁的摩天大楼、整齐排列的高层建筑和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户,更远处是映衬在黑暗中的郁郁葱葱的山峦。

2001年11月6日晚,所有香港人都在谈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累积奖池:被称为“三重三重奏”(Triple Trio)玩法的大奖单注奖金至少将达到1亿港元(当时约合1300万美元)。它的下注有点像三连胜中的三连胜,要求投注者以三种不同的热门度、以任何顺序预测前三名的赛马。可能出现的情况一共有超过1000万种组合。如果没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奖金就会滚存到下一组比赛。截至那个温暖的11月的晚上,大奖已经有六次无人问津。大约有100万人下注——相当于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在跑马地马场的一层,啤酒园里的年轻女郎将泛着泡沫的扎啤递给欢笑的外籍人士,而本地居民则将赌马视为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很多人手拿赛马报纸,靠在栏杆上。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解说员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在扩音器里响起:“三重三重奏的最后一段赛程,它们出发了!”

当这群赛马电闪雷鸣般地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有两匹马跑在了前面。“Mascot Treasure领先一个身位,但Bobo Duck正在反超,”解说员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音量。“Bobo Duck领先了,Mascot正在追击!”当骑手穿过终点线时,观众沸腾了。Bobo Duck战胜了Mascot Treasure获得第一名,Frat Rat名列第三。

在跑马地马场对面的27层楼上,两个美国人坐在一间豪华办公室里,毫不理会电视屏幕上以静音播放的现场画面。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十几台电脑的嗡嗡声。比尔•本特(Bill Benter)和名叫保罗•科拉多纳托(Paul Coladonato)的助手紧盯着摆成一排的三台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他们的计算程序为这场比赛计算出的赌注矩阵——一共51381注。

本特和科拉多纳托注视着一个软件脚本,它可以一次一个地将未押中的下注过滤掉,直到屏幕上只剩下36行内容。他们的下注当中有35注正确预测了其中两场比赛的完赛马匹,各获得一注安慰奖。有一注正确预测了所有九匹赛马。

“天呐——,”本特说。“我们中了大奖。”

这两个美国人无法立即搞清楚自己到底赢得多少奖金,因此,他们试着进行粗略的数学计算,直到八分钟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的开奖结果。本特和科拉多纳托赢了1600万美元奖金。本特数着数字后面的零来进行确认,然后转回头看着他的同事。

他问道:“我们不能领取这笔奖金,对吧?这太没有体育道德了。我们会为自己感到羞耻的。”科拉多纳托对此表示赞同。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粉色的投注单整齐地叠放成一堆。他们俩在里面翻找,挑出了三张含有所有36注中奖组合的投注单。他们久久凝视着这几张纸。然后笑着摆出造型拍照留念——两位专业赌徒赢得了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大一笔奖金,一笔他们永远也不会领取的奖金——然后把这些投注单锁在保险柜里。本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还可以在剩余的赛季把这笔钱赢回来,甚至赢得更多。

10亿美元的计算

老练的赌徒都知道你根本猜不到哪匹马会赢。赛场上存在太多的变数和太多可能的结果。领先的赛马可能会摔断腿。骑手可能会跌下马。有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拿冠军的纯种马就是不在状态。美国体育记者罗杰•卡恩(Roger Kahn)曾经称这种运动是“动画轮盘赌”。如果玩的时间够长,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全球博彩顾问公司(Global Betting & Gaming Consultants)的经营者、研究这个行业已有数年时间的瓦维克•巴特利特(Warwick Bartlett)说:“你要是玩赌马,你就会输。”

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如果有一个人策划出了一个保证盈利的系统,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赚了近10亿美元,直到现在才讲出他的故事,那又怎么样呢?

去年9月,在通过朋友和同事长期不懈地联络本特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我一直在躲着你。主要原因是我天生就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他补充说:“我们都不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游戏当中!”但是,到了10月,他同意在他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一系列采访。这个雅致的办公空间位于卡耐基钢铁时代大厦最高的两层楼里,装饰品包括约1.2米高的中国花瓶和一个大理石壁炉,可以一览无余地俯视莫农加希拉河的景色以及隆隆驶过的货运火车。现年61岁的本特在走路时略微有点驼背。他看上去像一位大学教授,他卷曲的头发和胡须灰白相间,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有点像科米蛙(Kermit)。他告诉我,钱只是推动他做这件事的部分原因——我相信他的话。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本可以通过在金融领域工作更快地致富。本特想要征服赌马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它很难,还因为它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破解了这个难题后,他极力避开赞扬,远离那些偷偷摸摸的极客和流氓无赖——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基本上被这些人占据。以下的部分内容是于他的回忆,不过,但凡有可能让事件和数字获得证实,他们都通过与数十人的访谈以及书籍、法庭记录和其他文件予以了佐证。在本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一件被证明不是真的。那就是在我们谈话开始的时候他所说的,他不认为我在描写他职业生涯时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事。


2018年4月,本特在他位于匹兹堡的办公室

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

本特在一个名叫普莱森特希尔斯的匹兹堡乡村地区长大。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还是鹰级童子军成员,在大学里他开始学习物理学。他的父母一直给他自由——在假期里,他曾经搭便车从欧洲游历到埃及,还驾车穿越俄罗斯——到了1979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让父母对他的信任经受了一次考验。他离开学校,登上一辆灰狗巴士,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玩纸牌。

本特被一本名叫《击败庄家》(Beat the Dealer)的书迷住了,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于1962年出版的这本书讲述了要如何在21点游戏中压制庄家的优势。索普被认为是这种算牌法的发明者:记住已经分发的大牌数量,然后在大牌可能开始减少的时候押下重注。它需要集中注意力,并且玩很多手牌,才能将微小的优势转化为利润,但它行之有效。

对于拥有数学天赋并且向往更有趣生活的羞涩年轻人来说,索普的书就是一盏指路明灯。当本特来到拉斯维加斯后,他在一家711便利店打工,每小时赚3美元,然后拿着薪水去廉价赌场。他活动的地盘包括The Western——这里提供廉价鸡尾酒,经常有衣衫褴褛的客人在上午10点喝得醉醺醺——还有已经开始衰败的El Cortez。他并不在乎这些邋里邋遢的人。看到科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着实让他感到兴奋。那是迪斯科的鼎盛时期,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的歌和Chic乐队的《Le Freak》。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本特可能只赢了40美元,但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和一些新朋友。在赌场大厅里,你很容易就能识别出索普的信徒,他们往往都很专注而且清醒。和他们一样,本特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大谈概率论。

伍兹想到了在香港赌马的主意——但他和本特很快因为钱闹翻了

1980年,他刚刚在麦当劳(McDonald’s)申请了一份夜班清洁工的工作,这时候,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将改变他生活的人。艾伦•伍兹(Alan Woods)是澳大利亚一个算牌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刚刚抵达拉斯维加斯。伍兹当时35岁左右,长着一头灰发和一双冷酷的蓝眼睛。他曾经是一位保险精算师,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他,于是开始环游世界,当一名巡游赌徒。

伍兹勇敢无畏的故事给本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讲述了自己如何将1万美元现金塞进内裤混过马尼拉机场安检的经历。最吸引人的是,他非常自律地磨练算牌技艺。他的团队把现金凑在一起,然后公平地分配赢来的钱。更多队员的加入能够降低一连串坏运气让某人资金枯竭的风险,而且团队友情可以消除这份工作单打独斗的感受。本特加入了这个队伍。

在六周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到蒙特卡罗(Monte Carlo)这样的大赌场玩21点游戏,旁边有穿着无尾礼服的侍者提供服务。他感觉自己像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他的年收入增加到8万美元左右。本特彻底放弃了重返校园的念头。当他母亲在匹兹堡的朋友向她问起他的学习情况时,她告诉他们:“比尔目前正在旅游。”

2000年举办的一场员工圣诞派对。本特雇用了各种各样的人——程序员、学者和记者——他们能够改进他的计算程序

本特和他的队友在拉斯维加斯郊区找到了一所房子,就像痴迷电脑的大学兄弟联谊会成员一样生活在一起。伍兹严格禁止他们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这些人会等到自己的轮班结束后再去畅饮啤酒,然后相互交流自己和赌场保安之间发生摩擦的囧事,保安们总是对算牌活动保持警惕。头颈短粗的赌区经理会在大厅里巡视。一旦发现可疑的玩家,就会让他离开,更严重的会把他带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进行讯问。有传言称,有些算牌的赌客被殴打或被下药。本特认为这种待遇很不公平。他并没有作弊。他只是利用聪明才智来玩游戏。

几年后的一天,本特正在Maxim赌场静静地玩牌,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一位穿西装的魁梧男子说:“跟我来。”来到后面,本特被推搡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这名保安走了出去,然后,一个更加凶狠的家伙走了进来:“快把你该死的证件拿给我看!”本特掏出了钱包。

后来——可能是在1984年——本特、伍兹和他们的一些伙伴被列入了格里芬名册(Griffin Book),这是一家侦探社分发给赌场的黑名单。他们的照片被贴在骗子和扒手的照片旁边,除了感受到侮辱之外,这样的恶名让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维加斯玩牌了。他们需要找到其他游戏。

伍兹知道,亚洲有巨大的赌马奖池等待他们挖掘——其中最大的是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经营的那个。从1884年开始,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就希望在这个亚热带殖民地开辟出一块像英国那样的翠绿怡人之地,这个俱乐部于是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一个政府所有的博彩垄断机构。在每年9月到次年7月的赛季期间,它的两个赛马场——跑马地和沙田马场——每周开放两次,每次都人头攒动。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只有大约550万,但当地人赌马的下注金额比整个美国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下注金额达到了100亿美元左右。

香港赛马采用派利分成法(又称“同注分彩”)。和拉斯维加斯一种体育博彩的赔率(这种赔率是事先设定的,会给予庄家一种决定性的优势)不同,香港这种系统的赔率会流动更新,会根据玩家下注的方式相应调整。赢家分享奖池里的奖金,庄家抽取大约17%的佣金。(在扣除成本之后,香港赛马会的抽成会捐给慈善机构和政府,为香港贡献了高达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了赚到钱,本特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挑选获胜马匹:他必须让自己下注的利润率超过赛马会17%的抽成比率。

他跑到拉斯维加斯一个名叫赌徒读书俱乐部(Gambler’s Book Club)的机构,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赛马的书都买了下来。这些书里面有很多“系统”承诺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对他来说,它们看起来都不足为信,写书人要么是记者,要么是业余赛马裁判。很少有真正涉及到数学的书籍。本特想要更加缜密的专著,于是,他来到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拉斯维加斯分校,这里有一个关于博彩的特别收藏系列。从一堆堆期刊杂志和手稿下面,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篇题为《在赛马场上寻求正回报》(Searchingfor Positive Returns at the Track: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for Handicapping Horse Races)的学术论文。本特坐了下来,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篇论文认为,一匹马的胜负是可以从概率角度被量化的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考虑各种变量——直线速度、马匹身材、获胜记录和骑手的技能——对它们进行加权,魔法就完成了!这样就能预测出一匹马获胜的概率。变量越多、越好、权重越精细,预测结果就越准确。论文的作者不确定利用这个策略能否赚钱,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统计模型,所以并没有非常努力地寻找答案。他们得出结论:“这里面似乎有保持乐观的余地。”

本特自学了高级统计学,然后学着在一台灰绿色屏幕的早期个人电脑上编写软件。与此同时,1984年秋,伍兹飞到香港,寄回一大叠记载了几千场比赛结果的年鉴。本特雇了两位女人帮他把这些结果输入一个数据库,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研究统计回归和开发代码。这项工作花费了他9个月时间。1985年9月,他飞到香港,托运行李当中有三台笨重的IBM电脑。

下注

展现在本特面前的香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这里大约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了。拥挤的天际线似乎每周都在不断冒出新的高楼大厦,最近,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正是以此为灵感,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当中构筑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超大都市。

本特和伍兹在一栋破旧的高楼里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鸟语般的粤语歌曲穿透污迹斑斑的墙壁传进屋里,楼道里整晚都有邻居在大声喧哗。他们的办公室摆放了一个旧书桌和一张堆满了赛马报纸的木桌。如果他们出门的话,唯一的去处就是街道另一头的麦当劳餐厅。

在每周两次的赛马日,本特总会坐在电脑前,伍兹则会研究赛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本特编写的下注程序总是做出奇怪的预测,伍兹就会凭借他对香港赛马活动长达一年的研究,纠正这些错误。他们使用香港赛马会的一个电话账号打电话下注,然后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只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们是专业人士;欢呼和喝倒彩是土包子的行为。

在比赛间隙,本特会努力让他的计算程序领先于一种被称为“赌徒破产理论”的统计学现象。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位拥有有限资金的赌徒不停地与一位拥有无限资金(也就是说,一家赌场,或者全香港的下注者)的对手对赌,他最终会破产,即使这种游戏是公平的。所有连胜的好运都会结束,而连输的厄运则是致命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对爱好持枪的得州物理学家小约翰•凯利(John Kelly Jr.)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本特从玩21点的时候开始就非常熟悉这个理论。凯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做了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中,一位赌马的玩家拥有一项优势:有一条“私人专线”向他提供相当可靠的消息。那么他应该怎么下注呢?赌注太小,会白白浪费了这项优势。赌注太大,会导致毁灭。(记住,这些消息很好,但并不完美。)凯利的解决办法是根据这名赌徒对这条消息的确信程度来决定赌注大小。

本特对凯利假想的消息热线和他自己的预测软件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它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私人的赔率系统比公开的赔率要略微准确一些。如果某匹马的公开赔率是5比1,那么一名赌徒必须平均下注五次,每次下注1美元,才能赢得一次。他花了5美元,才收回5美元——他的奖金和投入的本金一样,还要减去马场收取的1美元佣金。这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本特计算出真正的赔率是4比1,他只要下注四次就可以赢得5美元,也就是有25%的利润率。而且他可以通过成千上万次的下注将坏运气的影响降至最低。凯利的公式,再加上电脑模型让批量下注成为可能,似乎会确保胜利。

更准确地说,胜利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是准确的。截至本特来香港后的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也就是1986年夏季,他和伍兹投入了15万美元本金,输掉了其中的了12万美元。本特飞回拉斯维加斯去寻求投资,但未能成功,伍兹跑到韩国去赌博。他们于当年9月在香港重新汇合。伍兹手里的钱比本特要多,他想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合伙持股比例。据本特回忆,伍兹说:“我想要更大的比例。”本特问:“你想要多大?”伍兹说:“90%。”本特说:“我不能接受。”

伍兹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博彩团队中担任最主要的合伙人,而且非常固执。他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意志就会坚如磐石。本特也不愿让步。他们的联盟瓦解了。一气之下,本特将一行代码写入程序当中,这样,在一个给定的期限之后,这行代码将让软件停止工作——这是一个数码定时炸弹——尽管他知道伍兹今后会很容易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伍兹将继续通过计算程序赌马,本特确信这一点。他也下决心这么做。

分道扬镳

本特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不愿意入股他的赌马游戏,但他们愿意为21点游戏出资。他拿着他们的钱来到大西洋城,花了两年时间经营一个算牌团队,然后用业余时间思索及研究赛马模型。1988年9月,在积攒了几万美元之后,他回到了香港。毫无疑问,伍兹还在那里。这个澳大利亚人雇用了程序员和数学家来开发本特的代码,他一直在赚钱。他搬进了一套视野开阔的阁楼公寓。本特拒绝和他说话。

本特的模型要求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个模型只包含大约20个输入变量——这只是影响一匹赛马表现的无数因素的一小部分,从当天的风速到它早上吃的饲料,都是众多因素之一。在追求完美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他开始相信赛马在不同的气温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当他得知英国气象学者在英格兰西南部保存了一份关于香港天气数据的档案文件时,他乘坐飞机和火车来到那里。一位困惑的档案管理员把他领到布满尘埃的图书馆地下室,在这里,本特把好几年的数据拷贝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当他返回香港后,他把这些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发现气温对比赛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科学的过程。

本特添加的其他变量——例如一匹赛马在完成上次比赛后休息的天数——则比较成功,在他重返香港的第一年里,他就赢了60万美元(据他回忆)。在接下来的那个截至1990年夏季的赛季,他输了一点钱,但总体上仍有盈余。他雇了一名员工,也就是后来追随他数年的科拉多纳托,还有一个人员经常变动的顾问团队,包括独立博彩者、记者、分析师、程序员和数学家。当投注数量增大时,他就从香港的菲佣当中招募一些会说英语的人,把他的下注指令报送给赛马会的电话赌马热线,以每分钟八条的速度读出这些下注指令。

当本特突然想起把一组一目了然的数据纳入程序后,他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组数据就是香港赛马会公开的赔率。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赔率一直是有利可图的,但他发现,利用这些公开赔率作为起点,然后用他自己的计算程序对它们进行改进,获利水平要明显大得多。他认为此举是他最重要的单项发明,他说,在1990至1991赛季,他赢了大约300万美元。

第二年,香港赛马会给本特打电话,当时,他正坐在自己设在跑马地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感到恐惧,想起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区经理拍在他肩头的那只粗壮的大手。但是,香港赛马会不但没有威胁他,相反,一位销售人员说道:“你是我们的最佳客户之一。我们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这个赛马会并不像赌场那样,试图铲除经常击败庄家的赌客;它的动机是最大程度地鼓励下注活动,这样香港的慈善机构和香港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本特问道,是不是有可能让他通过电子方式下注,而不是电话。香港赛马会同意安装一个被他称为“Big CIT”的客户输入终端。他用一根线缆将自己的计算机直接连接到这台机器上,然后增加了下注数量。

本特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种赛马对冲基金,这是一种量化基金,利用概率模型跑赢大盘,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也许仅有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伍兹经营的业务,而它的代码基础也是由本特编写的。他们的回报不断增长。伍兹在1994-1995赛季赚了1000万美元,买了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但他从来没有开过。本特则收购了一家法国酒庄的股份。他们的成功已经不可能继续保密。他们都吸引了很多员工和门客,其中一些人在本特和伍兹之间来回摇摆。鲍勃•穆尔(Bob Moor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疯狂的新西兰人,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了可卡因和视频分析上。他会观看以往比赛的录像,找出那些原本会获胜但却因受到了冲撞和阻挡而未能成功的赛马。这项工作类似于某种好坏运气调节器,可以让计算程序更加有效。



到了夜里,这群计算机模型狂人喜欢到一个名叫湾仔的社区玩乐,这里有众多令人沉醉的花哨酒吧和上空秀舞者,被形容为“狂野放纵的拉斯维加斯”。穆尔喜欢Ridgeway的泳池酒吧,在这里,他可以拉开架势吹嘘他的赌博业绩。伍兹不怎么喝酒,但他很享受这种迷幻的情绪,大多数晚上,你能在Neptune II找到他,这是一间霓虹闪烁的地下酒吧,里面到处都是醉醺醺的生意人和年轻女子。

本特则表现得比较克制。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坐在一家酒吧的最里面,和他人安静地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赋予了一种光环。对于一小群明白这种软件已经征服了跑马地的内部人士来说——也许有十几个人吧——本特就是公认的大师。就连伍兹(在后来接受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这位竞争对手的模型是最好的。但是,这两个男人无法化解他们的分歧。当本特在湾仔遇到他的这位老伙伴时,他会礼貌地笑一笑,然后走开。他们已经10年没有说过话了。

东山再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却始终笼罩在一片焦虑之中。本特面临一份额外的、更加特别的焦虑。在香港回归的一个月前,他的团队赢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三重三重奏”奖金。他们处在一个史诗般的奖金赛季,奖金数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香港赛马会通常会让“三重三重奏”的赢家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现身说法,比如说,展示一位更夫是如何通过一次赌注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一次,没有人想要吹嘘这位赢家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的计算程序。

香港赛马会认为,这个辛迪加的胜利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违法,但在一个派利分成博彩系统中,他们赢得的每一块钱都是其他人输掉的钱。如果跑马地和沙田的普通赌客发现,外国计算机怪才正在从这个奖池当中吸走成百上千万的奖金,他们可能会集体停止投注。

本特的“Big CIT”特权被取消了。6月14日,他的一位电话接线员给电话赌马热线Telebet打电话,被告知:“你的账户已经被暂停。”伍兹的账户也被封了。赛马会的管理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保护普通博彩大众的利益”。本特飞回了拉斯维加斯,正如他每个夏天都会做的那样,去思考他接下来的举动。他重读了赛马会的这份声明。电话下注不被允许——但声明没有禁止他联合其他人一起下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像他玩21点的那个时候一样,这需要他保持低调。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那个秋天,一个周五的晚上,本特在香港北角区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房间位于一层,方便他进出。他让助手帮他把笔记本电脑、一台约22公斤重的打印机和一叠叠空白投注单搬了进来。周六是比赛日。当天上午,他们检查了网络连接状态,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标志牌。

下午1点45分,也就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15分钟,这些笔记本电脑收到了从本特的跑马地办公室发出的一行行下注指令。打印机开始吸入空白投注单,然后输出打印好的投注单。

距离发令枪响还有八分钟。本特抓起一叠大约80多张打印好的投注单和赛马会颁发的价值100万港元的信用凭单,冲向门外。穿过这家酒店,有一个场外投注点。里面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他在房间的一侧发现了一台无人使用的自动投注终端机。距离开赛还有两分钟了。他开始把投注单塞进去,一张接一张,直到屏幕上闪现一条信息:“投注截止。”

本特急忙回到酒店房间,查看这些赌注是否已经成功投下。下午2点15分,这些笔记本电脑开始下载来自办公室的下一轮赌注。又到了行动的时间。与此同时,本特雇用的其他团队也在香港的不同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

本特针对电话下注禁令采取的解决方案很费时间,而且要求他组织好跑腿的团队,他们面临被抢劫的风险。但这种办法几乎和原先的安排一样赚钱。香港赛马会继续将他的现金券兑换成支票,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伍兹继续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下注:派一大群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菲律宾女友带着成袋的现金直接去马场。

奖金背后的鬼魂

公开的宣传报道对专业赌徒来说是一种魔咒。那年秋天,行为越来越古怪的穆尔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计算程序下注活动,他先是向当地媒体大肆吹嘘——这些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马神”——然后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这种行为带来了致命性的后果。

之后,香港的税务当局开始调查伍兹的辛迪加。根据法律,博彩收入不用交税,但是公司利润必须纳税。问题在于,这个辛迪加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下注行为,开始表现得像公司一样。如果香港税务局决定追溯性地对公司利润征税,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税务人员向伍兹讨要一份投资者名单时,他逃到了菲律宾。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本特还在继续经营他的现场亲自投注计划,他的模型扩大到追踪每匹马的120多个影响因素,但是,后勤工作着实是个苦差事。他感觉自己和湾仔的赌客朋友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夜间活动的极客和无赖圈子。他开始和一群更加专业的人混迹在一起,习惯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的着装风格,而且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扶轮社的活动。本特信奉“超我服务”这样的格言,匿名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并探访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了金盆洗手以及回到美国。他想,如果一切都必须结束,“我已经有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01年11月,他决定最后押注一次“三重三重奏”。从1997年以来,由于担心惹恼香港赛马会的管理层,本特一直有意避开巨额奖金,但这次的奖金数额实在太大了,令人难以抗拒。对它下注是一件好玩的事,尽管代价也很高昂:他花了160万港元购买了51000种组合。他决定,如果他赢了,他不会兑现奖票。按照赛马会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奖金将捐献给一个慈善信托。

在Bobo Duck、Mascot Treasure和Frat Rat冲过终点之后——然后又过去了几天、几周时间,始终没有人认领这笔奖金——本特对公众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兴趣毫无准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赛马专栏作家写道:“无人认领的‘三重三重奏’奖金背后的鬼魂,仍然像一个不受欢迎的淘气鬼一样四处游荡。”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在香港流传开来。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奖者在看完最后一程比赛后激动地休克而亡。

最后,本特给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写了一封匿名信,解释了他的意图。但该机构从未将信件内容公诸于众。[赛马会发言人萨曼莎•苏(Samantha Sui,音译)对《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表示:“出于隐私和保密性考量,我们不准备披露与特定顾客有关的事宜或者就此发表评论。”]当时,香港赛马会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Henry Chan)告诉《南华早报》,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位彩票持有人到底是谁。他说:“尽管对某位赢家来说这颇为不幸,但这意味着这笔奖金将通过慈善团体带来很多位赢家。”

2001年晚些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香港赛马会取消了电话下注禁令。看起来本特的礼物似乎安抚了这些博彩监管者。这个赛马会还迫于公众的压力,让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中投注。本特选择回到匹兹堡,在当地继续下注。他不想一辈子都呆在香港。

在马尼拉,伍兹像个隐士一样生活,曾经一连数日沉迷于毒品,等待他雇用的年轻女性来陪伴他。他雇用远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博彩者为他工作,但他是个很难相处的老板;他指责员工偷窃,还有一次让所有人接受智商测试,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比他们聪明多少。伍兹开始称呼自己为“Momu”——也就是“master of my universe”的缩写,意思是“我自己宇宙的主宰”。

2007年12月,他给澳大利亚杂志《商业评论周刊》(Business Review Weekly)写信,要求该杂志考虑将自己列入富豪榜。他写道:“我原本打算晚一点再表达自己希望被纳入这个排行榜的心愿,等到我可以让自己跻身前十名的时候再说。然而,从现在来看,我似乎活不了那么久了。”伍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回到跑马地接受治疗;在香港养和医院(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就能看到赛马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朋友玩中国纸牌游戏锄大地,总是能打败他们。他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享年62岁。

对伍兹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消息人士的采访表明,他积累了9亿澳元(当时约合8亿美元)财富。认识伍兹的前香港警员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他:“他留下了一份非常简单的遗嘱,对他的生活方式作了高度总结。资产:939172372.51澳元。负债:15.93澳元。”这本书的书名叫《在怡和午炮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Noonday Gun)。

伍兹把他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孩子,然后象征性地给了众多前女友一笔钱,其中包括一个声称为伍兹生了个孩子的菲律宾女子。朋友们在跑马地马场的一个酒吧里为他举行了一个守灵仪式,出席者既有博彩者,也有骗子。直到最后,伍兹也不相信本特赢得了2001年的“三重三重奏”大奖并放弃了这笔奖金。

算法赌博帝国

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本特告诉我:“赌博一直是误入歧途的聪明人的领地。”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本特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一小群以赌博为生的人群当中。

待他搬回匹兹堡之际,他已经激励香港的其他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辛迪加。作为应对之策,香港赛马会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的技术数据和分析文件,以创造公平的投注环境。只要稍加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博彩者,或者至少是有样学样。跑马地和沙田的赔率公告板都用不同颜色进行标示,以显示针对某匹赛马的投注数量的大幅变化,特别是还能揭示这些辛迪加在支持哪匹赛马。利用计算机程序下注的博彩者数量继续激增。在伍兹去世后,他的孩子继续打理他在香港的业务,但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开始自己单干。本特以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在大学里搞数学讲座,和员工以及顾问分享他的理论,甚至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的体系。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论文——“基于计算机的赛马游戏和下注体系:一篇报告”(Computer-Based Horse Race Handicapping and Wagering Systems: A Report)——已经成为整整一代高科技赌徒的技术指南。

如今,在网上对各种体育运动下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在美国之外的各个地方迅速增长,而在美国,网上投注基本上是被禁止的。然而,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可能于今年取消这项联邦禁令,若果真如此,将会有大量资金涌入这个市场,提高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计算机团队的利润。金融界的大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2016年,美国量化交易公司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LLP创办了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公司Nellie Analytics Inc.,目标面向篮球、美式橄榄球、足球和网球市场。总部位于马耳他的自营体彩投注公司Phoenix在菲律宾设有数据挖掘业务,2010年,它从规模达30亿英镑的信托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 Plc.旗下的一个部门获得了一笔900万英镑(约1300万美元)的投资。RIT的董事长是全球性金融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cob Rothschild)。(RIT在2016年将股权出售给一位私人买家,让它的资金规模扩大到原先的四倍。)很少人知道的是,Phoenix是由伍兹原先的一些员工创办的,其中包括他的门徒保罗•朗格缪尔(Paul Longmuir)。

体彩投注领域的许多最大的玩家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本特-伍兹轴心。例如,澳大利亚媒体称泽尔吉克•拉诺嘎杰克(Zeljko Ranogajec)是“全球最大的投注人”。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全球性的算法博彩帝国,但他职业生涯的开端是在拉斯维加斯与本特和伍兹一起算牌,然后追随他们来到香港。拉诺嘎杰克有一次在伦敦非常罕见地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本特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

本特几乎没有什么遗憾。非要列举的话,可以算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对棒球比赛下注的模型。他花了三个夏天的时间开发这个系统,但只实现了盈亏平衡——对他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令人伤痛的一次失败。美国的这种消遣方式太难预测。然而,这次失败使他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和香港时期一样让他赚了很多钱。他和之前支持他赌棒球的一位伙伴合作,开始对美国的赛马下注。美国各地有不少实行派利分成法的赛马场,到了90年代晚期,开始比较容易搜集到关于这些赛马场的大量数据。当激烈的竞争开始侵蚀香港赌马业务的利润时,美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起飞。他说:“对于某个特定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一叠已经废弃的赌场筹码。“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计算机玩家参与进来,拥有最佳系统的家伙就拥有巨大优势。”

2010年,本特和薇薇安•冯(Vivian Fung,音译)结婚,两人相识于香港的扶轮社。这对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本特似乎从各方面来看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作为一个积极的慈善家,他向匹兹堡的一所特许学校项目捐赠了100万美元,还捐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非洲部分地区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2007年,他创办了具有慈善性质的本特基金会(Benter Foundation),向健康、教育和艺术领域捐款。他在筹款晚会和歌剧之夜遇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

当然,也不知道这些钱具体有多少。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他明显感到不自在的话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金融学教授威廉•津巴(William Ziemba)研究过香港的这些辛迪加。他曾经说过,第一流的团队在理想的赛季可以赚到1亿美元。爱德华•索普(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撰写关于博彩的著作)在2017年的一本书中断言,本特有一个“遍布全球价值10亿美元的赌马业务。”当受到追问时,本特承认,他的业务规模总体上可能已经接近10亿美元,但是,其中一部分钱已经分给了香港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他说,“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

在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2年之后,本特仍然在全球各地的赛马场赌马。当所有计算机玩家同时下注的时候,他能在一场比赛开始前的几秒钟发现赔率的变化,他惊叹于自己仍然能够赢钱。他继续修改自己的模型。最新的变化是:更换新的驯马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一匹马的比赛成绩?

本特还经营着一家医疗转录公司,但利润微薄。他告诉我:“我发现在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我大概是那种只会一招的小马驹,已经黔驴技穷了。”


撰文 / Kit Chellel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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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尔•本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他编写了一个计算程序,让他在赌马的时候稳赚不赔;在赢得近10亿美元奖金之后,他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或者 *OR」--在香港,赛马就像一种宗教信仰,当地人赌马的热情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高。他们的大教堂就是跑马地马场(Happy Valley Racecourse),这里有绿草茵茵的椭圆形赛道和泛光灯架,到了夜里,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赛马运动史上最壮丽的景观之一:霓虹闪烁的摩天大楼、整齐排列的高层建筑和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户,更远处是映衬在黑暗中的郁郁葱葱的山峦。

2001年11月6日晚,所有香港人都在谈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累积奖池:被称为“三重三重奏”(Triple Trio)玩法的大奖单注奖金至少将达到1亿港元(当时约合1300万美元)。它的下注有点像三连胜中的三连胜,要求投注者以三种不同的热门度、以任何顺序预测前三名的赛马。可能出现的情况一共有超过1000万种组合。如果没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奖金就会滚存到下一组比赛。截至那个温暖的11月的晚上,大奖已经有六次无人问津。大约有100万人下注——相当于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在跑马地马场的一层,啤酒园里的年轻女郎将泛着泡沫的扎啤递给欢笑的外籍人士,而本地居民则将赌马视为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很多人手拿赛马报纸,靠在栏杆上。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解说员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在扩音器里响起:“三重三重奏的最后一段赛程,它们出发了!”

当这群赛马电闪雷鸣般地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有两匹马跑在了前面。“Mascot Treasure领先一个身位,但Bobo Duck正在反超,”解说员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音量。“Bobo Duck领先了,Mascot正在追击!”当骑手穿过终点线时,观众沸腾了。Bobo Duck战胜了Mascot Treasure获得第一名,Frat Rat名列第三。

在跑马地马场对面的27层楼上,两个美国人坐在一间豪华办公室里,毫不理会电视屏幕上以静音播放的现场画面。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十几台电脑的嗡嗡声。比尔•本特(Bill Benter)和名叫保罗•科拉多纳托(Paul Coladonato)的助手紧盯着摆成一排的三台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他们的计算程序为这场比赛计算出的赌注矩阵——一共51381注。

本特和科拉多纳托注视着一个软件脚本,它可以一次一个地将未押中的下注过滤掉,直到屏幕上只剩下36行内容。他们的下注当中有35注正确预测了其中两场比赛的完赛马匹,各获得一注安慰奖。有一注正确预测了所有九匹赛马。

“天呐——,”本特说。“我们中了大奖。”

这两个美国人无法立即搞清楚自己到底赢得多少奖金,因此,他们试着进行粗略的数学计算,直到八分钟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的开奖结果。本特和科拉多纳托赢了1600万美元奖金。本特数着数字后面的零来进行确认,然后转回头看着他的同事。

他问道:“我们不能领取这笔奖金,对吧?这太没有体育道德了。我们会为自己感到羞耻的。”科拉多纳托对此表示赞同。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粉色的投注单整齐地叠放成一堆。他们俩在里面翻找,挑出了三张含有所有36注中奖组合的投注单。他们久久凝视着这几张纸。然后笑着摆出造型拍照留念——两位专业赌徒赢得了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大一笔奖金,一笔他们永远也不会领取的奖金——然后把这些投注单锁在保险柜里。本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还可以在剩余的赛季把这笔钱赢回来,甚至赢得更多。

10亿美元的计算

老练的赌徒都知道你根本猜不到哪匹马会赢。赛场上存在太多的变数和太多可能的结果。领先的赛马可能会摔断腿。骑手可能会跌下马。有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拿冠军的纯种马就是不在状态。美国体育记者罗杰•卡恩(Roger Kahn)曾经称这种运动是“动画轮盘赌”。如果玩的时间够长,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全球博彩顾问公司(Global Betting & Gaming Consultants)的经营者、研究这个行业已有数年时间的瓦维克•巴特利特(Warwick Bartlett)说:“你要是玩赌马,你就会输。”

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如果有一个人策划出了一个保证盈利的系统,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赚了近10亿美元,直到现在才讲出他的故事,那又怎么样呢?

去年9月,在通过朋友和同事长期不懈地联络本特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我一直在躲着你。主要原因是我天生就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他补充说:“我们都不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游戏当中!”但是,到了10月,他同意在他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一系列采访。这个雅致的办公空间位于卡耐基钢铁时代大厦最高的两层楼里,装饰品包括约1.2米高的中国花瓶和一个大理石壁炉,可以一览无余地俯视莫农加希拉河的景色以及隆隆驶过的货运火车。现年61岁的本特在走路时略微有点驼背。他看上去像一位大学教授,他卷曲的头发和胡须灰白相间,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有点像科米蛙(Kermit)。他告诉我,钱只是推动他做这件事的部分原因——我相信他的话。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本可以通过在金融领域工作更快地致富。本特想要征服赌马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它很难,还因为它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破解了这个难题后,他极力避开赞扬,远离那些偷偷摸摸的极客和流氓无赖——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基本上被这些人占据。以下的部分内容是于他的回忆,不过,但凡有可能让事件和数字获得证实,他们都通过与数十人的访谈以及书籍、法庭记录和其他文件予以了佐证。在本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一件被证明不是真的。那就是在我们谈话开始的时候他所说的,他不认为我在描写他职业生涯时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事。


2018年4月,本特在他位于匹兹堡的办公室

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

本特在一个名叫普莱森特希尔斯的匹兹堡乡村地区长大。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还是鹰级童子军成员,在大学里他开始学习物理学。他的父母一直给他自由——在假期里,他曾经搭便车从欧洲游历到埃及,还驾车穿越俄罗斯——到了1979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让父母对他的信任经受了一次考验。他离开学校,登上一辆灰狗巴士,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玩纸牌。

本特被一本名叫《击败庄家》(Beat the Dealer)的书迷住了,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于1962年出版的这本书讲述了要如何在21点游戏中压制庄家的优势。索普被认为是这种算牌法的发明者:记住已经分发的大牌数量,然后在大牌可能开始减少的时候押下重注。它需要集中注意力,并且玩很多手牌,才能将微小的优势转化为利润,但它行之有效。

对于拥有数学天赋并且向往更有趣生活的羞涩年轻人来说,索普的书就是一盏指路明灯。当本特来到拉斯维加斯后,他在一家711便利店打工,每小时赚3美元,然后拿着薪水去廉价赌场。他活动的地盘包括The Western——这里提供廉价鸡尾酒,经常有衣衫褴褛的客人在上午10点喝得醉醺醺——还有已经开始衰败的El Cortez。他并不在乎这些邋里邋遢的人。看到科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着实让他感到兴奋。那是迪斯科的鼎盛时期,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的歌和Chic乐队的《Le Freak》。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本特可能只赢了40美元,但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和一些新朋友。在赌场大厅里,你很容易就能识别出索普的信徒,他们往往都很专注而且清醒。和他们一样,本特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大谈概率论。

伍兹想到了在香港赌马的主意——但他和本特很快因为钱闹翻了

1980年,他刚刚在麦当劳(McDonald’s)申请了一份夜班清洁工的工作,这时候,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将改变他生活的人。艾伦•伍兹(Alan Woods)是澳大利亚一个算牌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刚刚抵达拉斯维加斯。伍兹当时35岁左右,长着一头灰发和一双冷酷的蓝眼睛。他曾经是一位保险精算师,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他,于是开始环游世界,当一名巡游赌徒。

伍兹勇敢无畏的故事给本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讲述了自己如何将1万美元现金塞进内裤混过马尼拉机场安检的经历。最吸引人的是,他非常自律地磨练算牌技艺。他的团队把现金凑在一起,然后公平地分配赢来的钱。更多队员的加入能够降低一连串坏运气让某人资金枯竭的风险,而且团队友情可以消除这份工作单打独斗的感受。本特加入了这个队伍。

在六周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到蒙特卡罗(Monte Carlo)这样的大赌场玩21点游戏,旁边有穿着无尾礼服的侍者提供服务。他感觉自己像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他的年收入增加到8万美元左右。本特彻底放弃了重返校园的念头。当他母亲在匹兹堡的朋友向她问起他的学习情况时,她告诉他们:“比尔目前正在旅游。”

2000年举办的一场员工圣诞派对。本特雇用了各种各样的人——程序员、学者和记者——他们能够改进他的计算程序

本特和他的队友在拉斯维加斯郊区找到了一所房子,就像痴迷电脑的大学兄弟联谊会成员一样生活在一起。伍兹严格禁止他们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这些人会等到自己的轮班结束后再去畅饮啤酒,然后相互交流自己和赌场保安之间发生摩擦的囧事,保安们总是对算牌活动保持警惕。头颈短粗的赌区经理会在大厅里巡视。一旦发现可疑的玩家,就会让他离开,更严重的会把他带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进行讯问。有传言称,有些算牌的赌客被殴打或被下药。本特认为这种待遇很不公平。他并没有作弊。他只是利用聪明才智来玩游戏。

几年后的一天,本特正在Maxim赌场静静地玩牌,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一位穿西装的魁梧男子说:“跟我来。”来到后面,本特被推搡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这名保安走了出去,然后,一个更加凶狠的家伙走了进来:“快把你该死的证件拿给我看!”本特掏出了钱包。

后来——可能是在1984年——本特、伍兹和他们的一些伙伴被列入了格里芬名册(Griffin Book),这是一家侦探社分发给赌场的黑名单。他们的照片被贴在骗子和扒手的照片旁边,除了感受到侮辱之外,这样的恶名让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维加斯玩牌了。他们需要找到其他游戏。

伍兹知道,亚洲有巨大的赌马奖池等待他们挖掘——其中最大的是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经营的那个。从1884年开始,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就希望在这个亚热带殖民地开辟出一块像英国那样的翠绿怡人之地,这个俱乐部于是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一个政府所有的博彩垄断机构。在每年9月到次年7月的赛季期间,它的两个赛马场——跑马地和沙田马场——每周开放两次,每次都人头攒动。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只有大约550万,但当地人赌马的下注金额比整个美国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下注金额达到了100亿美元左右。

香港赛马采用派利分成法(又称“同注分彩”)。和拉斯维加斯一种体育博彩的赔率(这种赔率是事先设定的,会给予庄家一种决定性的优势)不同,香港这种系统的赔率会流动更新,会根据玩家下注的方式相应调整。赢家分享奖池里的奖金,庄家抽取大约17%的佣金。(在扣除成本之后,香港赛马会的抽成会捐给慈善机构和政府,为香港贡献了高达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了赚到钱,本特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挑选获胜马匹:他必须让自己下注的利润率超过赛马会17%的抽成比率。

他跑到拉斯维加斯一个名叫赌徒读书俱乐部(Gambler’s Book Club)的机构,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赛马的书都买了下来。这些书里面有很多“系统”承诺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对他来说,它们看起来都不足为信,写书人要么是记者,要么是业余赛马裁判。很少有真正涉及到数学的书籍。本特想要更加缜密的专著,于是,他来到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拉斯维加斯分校,这里有一个关于博彩的特别收藏系列。从一堆堆期刊杂志和手稿下面,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篇题为《在赛马场上寻求正回报》(Searchingfor Positive Returns at the Track: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for Handicapping Horse Races)的学术论文。本特坐了下来,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篇论文认为,一匹马的胜负是可以从概率角度被量化的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考虑各种变量——直线速度、马匹身材、获胜记录和骑手的技能——对它们进行加权,魔法就完成了!这样就能预测出一匹马获胜的概率。变量越多、越好、权重越精细,预测结果就越准确。论文的作者不确定利用这个策略能否赚钱,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统计模型,所以并没有非常努力地寻找答案。他们得出结论:“这里面似乎有保持乐观的余地。”

本特自学了高级统计学,然后学着在一台灰绿色屏幕的早期个人电脑上编写软件。与此同时,1984年秋,伍兹飞到香港,寄回一大叠记载了几千场比赛结果的年鉴。本特雇了两位女人帮他把这些结果输入一个数据库,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研究统计回归和开发代码。这项工作花费了他9个月时间。1985年9月,他飞到香港,托运行李当中有三台笨重的IBM电脑。

下注

展现在本特面前的香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这里大约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了。拥挤的天际线似乎每周都在不断冒出新的高楼大厦,最近,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正是以此为灵感,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当中构筑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超大都市。

本特和伍兹在一栋破旧的高楼里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鸟语般的粤语歌曲穿透污迹斑斑的墙壁传进屋里,楼道里整晚都有邻居在大声喧哗。他们的办公室摆放了一个旧书桌和一张堆满了赛马报纸的木桌。如果他们出门的话,唯一的去处就是街道另一头的麦当劳餐厅。

在每周两次的赛马日,本特总会坐在电脑前,伍兹则会研究赛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本特编写的下注程序总是做出奇怪的预测,伍兹就会凭借他对香港赛马活动长达一年的研究,纠正这些错误。他们使用香港赛马会的一个电话账号打电话下注,然后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只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们是专业人士;欢呼和喝倒彩是土包子的行为。

在比赛间隙,本特会努力让他的计算程序领先于一种被称为“赌徒破产理论”的统计学现象。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位拥有有限资金的赌徒不停地与一位拥有无限资金(也就是说,一家赌场,或者全香港的下注者)的对手对赌,他最终会破产,即使这种游戏是公平的。所有连胜的好运都会结束,而连输的厄运则是致命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对爱好持枪的得州物理学家小约翰•凯利(John Kelly Jr.)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本特从玩21点的时候开始就非常熟悉这个理论。凯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做了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中,一位赌马的玩家拥有一项优势:有一条“私人专线”向他提供相当可靠的消息。那么他应该怎么下注呢?赌注太小,会白白浪费了这项优势。赌注太大,会导致毁灭。(记住,这些消息很好,但并不完美。)凯利的解决办法是根据这名赌徒对这条消息的确信程度来决定赌注大小。

本特对凯利假想的消息热线和他自己的预测软件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它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私人的赔率系统比公开的赔率要略微准确一些。如果某匹马的公开赔率是5比1,那么一名赌徒必须平均下注五次,每次下注1美元,才能赢得一次。他花了5美元,才收回5美元——他的奖金和投入的本金一样,还要减去马场收取的1美元佣金。这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本特计算出真正的赔率是4比1,他只要下注四次就可以赢得5美元,也就是有25%的利润率。而且他可以通过成千上万次的下注将坏运气的影响降至最低。凯利的公式,再加上电脑模型让批量下注成为可能,似乎会确保胜利。

更准确地说,胜利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是准确的。截至本特来香港后的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也就是1986年夏季,他和伍兹投入了15万美元本金,输掉了其中的了12万美元。本特飞回拉斯维加斯去寻求投资,但未能成功,伍兹跑到韩国去赌博。他们于当年9月在香港重新汇合。伍兹手里的钱比本特要多,他想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合伙持股比例。据本特回忆,伍兹说:“我想要更大的比例。”本特问:“你想要多大?”伍兹说:“90%。”本特说:“我不能接受。”

伍兹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博彩团队中担任最主要的合伙人,而且非常固执。他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意志就会坚如磐石。本特也不愿让步。他们的联盟瓦解了。一气之下,本特将一行代码写入程序当中,这样,在一个给定的期限之后,这行代码将让软件停止工作——这是一个数码定时炸弹——尽管他知道伍兹今后会很容易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伍兹将继续通过计算程序赌马,本特确信这一点。他也下决心这么做。

分道扬镳

本特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不愿意入股他的赌马游戏,但他们愿意为21点游戏出资。他拿着他们的钱来到大西洋城,花了两年时间经营一个算牌团队,然后用业余时间思索及研究赛马模型。1988年9月,在积攒了几万美元之后,他回到了香港。毫无疑问,伍兹还在那里。这个澳大利亚人雇用了程序员和数学家来开发本特的代码,他一直在赚钱。他搬进了一套视野开阔的阁楼公寓。本特拒绝和他说话。

本特的模型要求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个模型只包含大约20个输入变量——这只是影响一匹赛马表现的无数因素的一小部分,从当天的风速到它早上吃的饲料,都是众多因素之一。在追求完美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他开始相信赛马在不同的气温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当他得知英国气象学者在英格兰西南部保存了一份关于香港天气数据的档案文件时,他乘坐飞机和火车来到那里。一位困惑的档案管理员把他领到布满尘埃的图书馆地下室,在这里,本特把好几年的数据拷贝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当他返回香港后,他把这些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发现气温对比赛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科学的过程。

本特添加的其他变量——例如一匹赛马在完成上次比赛后休息的天数——则比较成功,在他重返香港的第一年里,他就赢了60万美元(据他回忆)。在接下来的那个截至1990年夏季的赛季,他输了一点钱,但总体上仍有盈余。他雇了一名员工,也就是后来追随他数年的科拉多纳托,还有一个人员经常变动的顾问团队,包括独立博彩者、记者、分析师、程序员和数学家。当投注数量增大时,他就从香港的菲佣当中招募一些会说英语的人,把他的下注指令报送给赛马会的电话赌马热线,以每分钟八条的速度读出这些下注指令。

当本特突然想起把一组一目了然的数据纳入程序后,他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组数据就是香港赛马会公开的赔率。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赔率一直是有利可图的,但他发现,利用这些公开赔率作为起点,然后用他自己的计算程序对它们进行改进,获利水平要明显大得多。他认为此举是他最重要的单项发明,他说,在1990至1991赛季,他赢了大约300万美元。

第二年,香港赛马会给本特打电话,当时,他正坐在自己设在跑马地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感到恐惧,想起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区经理拍在他肩头的那只粗壮的大手。但是,香港赛马会不但没有威胁他,相反,一位销售人员说道:“你是我们的最佳客户之一。我们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这个赛马会并不像赌场那样,试图铲除经常击败庄家的赌客;它的动机是最大程度地鼓励下注活动,这样香港的慈善机构和香港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本特问道,是不是有可能让他通过电子方式下注,而不是电话。香港赛马会同意安装一个被他称为“Big CIT”的客户输入终端。他用一根线缆将自己的计算机直接连接到这台机器上,然后增加了下注数量。

本特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种赛马对冲基金,这是一种量化基金,利用概率模型跑赢大盘,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也许仅有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伍兹经营的业务,而它的代码基础也是由本特编写的。他们的回报不断增长。伍兹在1994-1995赛季赚了1000万美元,买了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但他从来没有开过。本特则收购了一家法国酒庄的股份。他们的成功已经不可能继续保密。他们都吸引了很多员工和门客,其中一些人在本特和伍兹之间来回摇摆。鲍勃•穆尔(Bob Moor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疯狂的新西兰人,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了可卡因和视频分析上。他会观看以往比赛的录像,找出那些原本会获胜但却因受到了冲撞和阻挡而未能成功的赛马。这项工作类似于某种好坏运气调节器,可以让计算程序更加有效。



到了夜里,这群计算机模型狂人喜欢到一个名叫湾仔的社区玩乐,这里有众多令人沉醉的花哨酒吧和上空秀舞者,被形容为“狂野放纵的拉斯维加斯”。穆尔喜欢Ridgeway的泳池酒吧,在这里,他可以拉开架势吹嘘他的赌博业绩。伍兹不怎么喝酒,但他很享受这种迷幻的情绪,大多数晚上,你能在Neptune II找到他,这是一间霓虹闪烁的地下酒吧,里面到处都是醉醺醺的生意人和年轻女子。

本特则表现得比较克制。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坐在一家酒吧的最里面,和他人安静地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赋予了一种光环。对于一小群明白这种软件已经征服了跑马地的内部人士来说——也许有十几个人吧——本特就是公认的大师。就连伍兹(在后来接受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这位竞争对手的模型是最好的。但是,这两个男人无法化解他们的分歧。当本特在湾仔遇到他的这位老伙伴时,他会礼貌地笑一笑,然后走开。他们已经10年没有说过话了。

东山再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却始终笼罩在一片焦虑之中。本特面临一份额外的、更加特别的焦虑。在香港回归的一个月前,他的团队赢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三重三重奏”奖金。他们处在一个史诗般的奖金赛季,奖金数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香港赛马会通常会让“三重三重奏”的赢家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现身说法,比如说,展示一位更夫是如何通过一次赌注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一次,没有人想要吹嘘这位赢家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的计算程序。

香港赛马会认为,这个辛迪加的胜利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违法,但在一个派利分成博彩系统中,他们赢得的每一块钱都是其他人输掉的钱。如果跑马地和沙田的普通赌客发现,外国计算机怪才正在从这个奖池当中吸走成百上千万的奖金,他们可能会集体停止投注。

本特的“Big CIT”特权被取消了。6月14日,他的一位电话接线员给电话赌马热线Telebet打电话,被告知:“你的账户已经被暂停。”伍兹的账户也被封了。赛马会的管理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保护普通博彩大众的利益”。本特飞回了拉斯维加斯,正如他每个夏天都会做的那样,去思考他接下来的举动。他重读了赛马会的这份声明。电话下注不被允许——但声明没有禁止他联合其他人一起下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像他玩21点的那个时候一样,这需要他保持低调。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那个秋天,一个周五的晚上,本特在香港北角区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房间位于一层,方便他进出。他让助手帮他把笔记本电脑、一台约22公斤重的打印机和一叠叠空白投注单搬了进来。周六是比赛日。当天上午,他们检查了网络连接状态,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标志牌。

下午1点45分,也就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15分钟,这些笔记本电脑收到了从本特的跑马地办公室发出的一行行下注指令。打印机开始吸入空白投注单,然后输出打印好的投注单。

距离发令枪响还有八分钟。本特抓起一叠大约80多张打印好的投注单和赛马会颁发的价值100万港元的信用凭单,冲向门外。穿过这家酒店,有一个场外投注点。里面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他在房间的一侧发现了一台无人使用的自动投注终端机。距离开赛还有两分钟了。他开始把投注单塞进去,一张接一张,直到屏幕上闪现一条信息:“投注截止。”

本特急忙回到酒店房间,查看这些赌注是否已经成功投下。下午2点15分,这些笔记本电脑开始下载来自办公室的下一轮赌注。又到了行动的时间。与此同时,本特雇用的其他团队也在香港的不同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

本特针对电话下注禁令采取的解决方案很费时间,而且要求他组织好跑腿的团队,他们面临被抢劫的风险。但这种办法几乎和原先的安排一样赚钱。香港赛马会继续将他的现金券兑换成支票,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伍兹继续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下注:派一大群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菲律宾女友带着成袋的现金直接去马场。

奖金背后的鬼魂

公开的宣传报道对专业赌徒来说是一种魔咒。那年秋天,行为越来越古怪的穆尔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计算程序下注活动,他先是向当地媒体大肆吹嘘——这些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马神”——然后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这种行为带来了致命性的后果。

之后,香港的税务当局开始调查伍兹的辛迪加。根据法律,博彩收入不用交税,但是公司利润必须纳税。问题在于,这个辛迪加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下注行为,开始表现得像公司一样。如果香港税务局决定追溯性地对公司利润征税,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税务人员向伍兹讨要一份投资者名单时,他逃到了菲律宾。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本特还在继续经营他的现场亲自投注计划,他的模型扩大到追踪每匹马的120多个影响因素,但是,后勤工作着实是个苦差事。他感觉自己和湾仔的赌客朋友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夜间活动的极客和无赖圈子。他开始和一群更加专业的人混迹在一起,习惯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的着装风格,而且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扶轮社的活动。本特信奉“超我服务”这样的格言,匿名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并探访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了金盆洗手以及回到美国。他想,如果一切都必须结束,“我已经有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01年11月,他决定最后押注一次“三重三重奏”。从1997年以来,由于担心惹恼香港赛马会的管理层,本特一直有意避开巨额奖金,但这次的奖金数额实在太大了,令人难以抗拒。对它下注是一件好玩的事,尽管代价也很高昂:他花了160万港元购买了51000种组合。他决定,如果他赢了,他不会兑现奖票。按照赛马会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奖金将捐献给一个慈善信托。

在Bobo Duck、Mascot Treasure和Frat Rat冲过终点之后——然后又过去了几天、几周时间,始终没有人认领这笔奖金——本特对公众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兴趣毫无准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赛马专栏作家写道:“无人认领的‘三重三重奏’奖金背后的鬼魂,仍然像一个不受欢迎的淘气鬼一样四处游荡。”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在香港流传开来。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奖者在看完最后一程比赛后激动地休克而亡。

最后,本特给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写了一封匿名信,解释了他的意图。但该机构从未将信件内容公诸于众。[赛马会发言人萨曼莎•苏(Samantha Sui,音译)对《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表示:“出于隐私和保密性考量,我们不准备披露与特定顾客有关的事宜或者就此发表评论。”]当时,香港赛马会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Henry Chan)告诉《南华早报》,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位彩票持有人到底是谁。他说:“尽管对某位赢家来说这颇为不幸,但这意味着这笔奖金将通过慈善团体带来很多位赢家。”

2001年晚些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香港赛马会取消了电话下注禁令。看起来本特的礼物似乎安抚了这些博彩监管者。这个赛马会还迫于公众的压力,让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中投注。本特选择回到匹兹堡,在当地继续下注。他不想一辈子都呆在香港。

在马尼拉,伍兹像个隐士一样生活,曾经一连数日沉迷于毒品,等待他雇用的年轻女性来陪伴他。他雇用远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博彩者为他工作,但他是个很难相处的老板;他指责员工偷窃,还有一次让所有人接受智商测试,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比他们聪明多少。伍兹开始称呼自己为“Momu”——也就是“master of my universe”的缩写,意思是“我自己宇宙的主宰”。

2007年12月,他给澳大利亚杂志《商业评论周刊》(Business Review Weekly)写信,要求该杂志考虑将自己列入富豪榜。他写道:“我原本打算晚一点再表达自己希望被纳入这个排行榜的心愿,等到我可以让自己跻身前十名的时候再说。然而,从现在来看,我似乎活不了那么久了。”伍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回到跑马地接受治疗;在香港养和医院(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就能看到赛马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朋友玩中国纸牌游戏锄大地,总是能打败他们。他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享年62岁。

对伍兹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消息人士的采访表明,他积累了9亿澳元(当时约合8亿美元)财富。认识伍兹的前香港警员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他:“他留下了一份非常简单的遗嘱,对他的生活方式作了高度总结。资产:939172372.51澳元。负债:15.93澳元。”这本书的书名叫《在怡和午炮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Noonday Gun)。

伍兹把他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孩子,然后象征性地给了众多前女友一笔钱,其中包括一个声称为伍兹生了个孩子的菲律宾女子。朋友们在跑马地马场的一个酒吧里为他举行了一个守灵仪式,出席者既有博彩者,也有骗子。直到最后,伍兹也不相信本特赢得了2001年的“三重三重奏”大奖并放弃了这笔奖金。

算法赌博帝国

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本特告诉我:“赌博一直是误入歧途的聪明人的领地。”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本特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一小群以赌博为生的人群当中。

待他搬回匹兹堡之际,他已经激励香港的其他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辛迪加。作为应对之策,香港赛马会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的技术数据和分析文件,以创造公平的投注环境。只要稍加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博彩者,或者至少是有样学样。跑马地和沙田的赔率公告板都用不同颜色进行标示,以显示针对某匹赛马的投注数量的大幅变化,特别是还能揭示这些辛迪加在支持哪匹赛马。利用计算机程序下注的博彩者数量继续激增。在伍兹去世后,他的孩子继续打理他在香港的业务,但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开始自己单干。本特以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在大学里搞数学讲座,和员工以及顾问分享他的理论,甚至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的体系。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论文——“基于计算机的赛马游戏和下注体系:一篇报告”(Computer-Based Horse Race Handicapping and Wagering Systems: A Report)——已经成为整整一代高科技赌徒的技术指南。

如今,在网上对各种体育运动下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在美国之外的各个地方迅速增长,而在美国,网上投注基本上是被禁止的。然而,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可能于今年取消这项联邦禁令,若果真如此,将会有大量资金涌入这个市场,提高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计算机团队的利润。金融界的大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2016年,美国量化交易公司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LLP创办了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公司Nellie Analytics Inc.,目标面向篮球、美式橄榄球、足球和网球市场。总部位于马耳他的自营体彩投注公司Phoenix在菲律宾设有数据挖掘业务,2010年,它从规模达30亿英镑的信托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 Plc.旗下的一个部门获得了一笔900万英镑(约1300万美元)的投资。RIT的董事长是全球性金融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cob Rothschild)。(RIT在2016年将股权出售给一位私人买家,让它的资金规模扩大到原先的四倍。)很少人知道的是,Phoenix是由伍兹原先的一些员工创办的,其中包括他的门徒保罗•朗格缪尔(Paul Longmuir)。

体彩投注领域的许多最大的玩家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本特-伍兹轴心。例如,澳大利亚媒体称泽尔吉克•拉诺嘎杰克(Zeljko Ranogajec)是“全球最大的投注人”。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全球性的算法博彩帝国,但他职业生涯的开端是在拉斯维加斯与本特和伍兹一起算牌,然后追随他们来到香港。拉诺嘎杰克有一次在伦敦非常罕见地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本特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

本特几乎没有什么遗憾。非要列举的话,可以算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对棒球比赛下注的模型。他花了三个夏天的时间开发这个系统,但只实现了盈亏平衡——对他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令人伤痛的一次失败。美国的这种消遣方式太难预测。然而,这次失败使他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和香港时期一样让他赚了很多钱。他和之前支持他赌棒球的一位伙伴合作,开始对美国的赛马下注。美国各地有不少实行派利分成法的赛马场,到了90年代晚期,开始比较容易搜集到关于这些赛马场的大量数据。当激烈的竞争开始侵蚀香港赌马业务的利润时,美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起飞。他说:“对于某个特定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一叠已经废弃的赌场筹码。“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计算机玩家参与进来,拥有最佳系统的家伙就拥有巨大优势。”

2010年,本特和薇薇安•冯(Vivian Fung,音译)结婚,两人相识于香港的扶轮社。这对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本特似乎从各方面来看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作为一个积极的慈善家,他向匹兹堡的一所特许学校项目捐赠了100万美元,还捐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非洲部分地区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2007年,他创办了具有慈善性质的本特基金会(Benter Foundation),向健康、教育和艺术领域捐款。他在筹款晚会和歌剧之夜遇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

当然,也不知道这些钱具体有多少。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他明显感到不自在的话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金融学教授威廉•津巴(William Ziemba)研究过香港的这些辛迪加。他曾经说过,第一流的团队在理想的赛季可以赚到1亿美元。爱德华•索普(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撰写关于博彩的著作)在2017年的一本书中断言,本特有一个“遍布全球价值10亿美元的赌马业务。”当受到追问时,本特承认,他的业务规模总体上可能已经接近10亿美元,但是,其中一部分钱已经分给了香港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他说,“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

在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2年之后,本特仍然在全球各地的赛马场赌马。当所有计算机玩家同时下注的时候,他能在一场比赛开始前的几秒钟发现赔率的变化,他惊叹于自己仍然能够赢钱。他继续修改自己的模型。最新的变化是:更换新的驯马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一匹马的比赛成绩?

本特还经营着一家医疗转录公司,但利润微薄。他告诉我:“我发现在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我大概是那种只会一招的小马驹,已经黔驴技穷了。”


撰文 / Kit Chellel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破解赌马秘籍的赌徒

发布日期:2018-07-31 15:28
摘要」比尔•本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他编写了一个计算程序,让他在赌马的时候稳赚不赔;在赢得近10亿美元奖金之后,他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或者 *OR」--在香港,赛马就像一种宗教信仰,当地人赌马的热情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高。他们的大教堂就是跑马地马场(Happy Valley Racecourse),这里有绿草茵茵的椭圆形赛道和泛光灯架,到了夜里,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赛马运动史上最壮丽的景观之一:霓虹闪烁的摩天大楼、整齐排列的高层建筑和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户,更远处是映衬在黑暗中的郁郁葱葱的山峦。

2001年11月6日晚,所有香港人都在谈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累积奖池:被称为“三重三重奏”(Triple Trio)玩法的大奖单注奖金至少将达到1亿港元(当时约合1300万美元)。它的下注有点像三连胜中的三连胜,要求投注者以三种不同的热门度、以任何顺序预测前三名的赛马。可能出现的情况一共有超过1000万种组合。如果没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奖金就会滚存到下一组比赛。截至那个温暖的11月的晚上,大奖已经有六次无人问津。大约有100万人下注——相当于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在跑马地马场的一层,啤酒园里的年轻女郎将泛着泡沫的扎啤递给欢笑的外籍人士,而本地居民则将赌马视为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很多人手拿赛马报纸,靠在栏杆上。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解说员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在扩音器里响起:“三重三重奏的最后一段赛程,它们出发了!”

当这群赛马电闪雷鸣般地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有两匹马跑在了前面。“Mascot Treasure领先一个身位,但Bobo Duck正在反超,”解说员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音量。“Bobo Duck领先了,Mascot正在追击!”当骑手穿过终点线时,观众沸腾了。Bobo Duck战胜了Mascot Treasure获得第一名,Frat Rat名列第三。

在跑马地马场对面的27层楼上,两个美国人坐在一间豪华办公室里,毫不理会电视屏幕上以静音播放的现场画面。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十几台电脑的嗡嗡声。比尔•本特(Bill Benter)和名叫保罗•科拉多纳托(Paul Coladonato)的助手紧盯着摆成一排的三台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他们的计算程序为这场比赛计算出的赌注矩阵——一共51381注。

本特和科拉多纳托注视着一个软件脚本,它可以一次一个地将未押中的下注过滤掉,直到屏幕上只剩下36行内容。他们的下注当中有35注正确预测了其中两场比赛的完赛马匹,各获得一注安慰奖。有一注正确预测了所有九匹赛马。

“天呐——,”本特说。“我们中了大奖。”

这两个美国人无法立即搞清楚自己到底赢得多少奖金,因此,他们试着进行粗略的数学计算,直到八分钟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的开奖结果。本特和科拉多纳托赢了1600万美元奖金。本特数着数字后面的零来进行确认,然后转回头看着他的同事。

他问道:“我们不能领取这笔奖金,对吧?这太没有体育道德了。我们会为自己感到羞耻的。”科拉多纳托对此表示赞同。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粉色的投注单整齐地叠放成一堆。他们俩在里面翻找,挑出了三张含有所有36注中奖组合的投注单。他们久久凝视着这几张纸。然后笑着摆出造型拍照留念——两位专业赌徒赢得了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大一笔奖金,一笔他们永远也不会领取的奖金——然后把这些投注单锁在保险柜里。本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还可以在剩余的赛季把这笔钱赢回来,甚至赢得更多。

10亿美元的计算

老练的赌徒都知道你根本猜不到哪匹马会赢。赛场上存在太多的变数和太多可能的结果。领先的赛马可能会摔断腿。骑手可能会跌下马。有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拿冠军的纯种马就是不在状态。美国体育记者罗杰•卡恩(Roger Kahn)曾经称这种运动是“动画轮盘赌”。如果玩的时间够长,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全球博彩顾问公司(Global Betting & Gaming Consultants)的经营者、研究这个行业已有数年时间的瓦维克•巴特利特(Warwick Bartlett)说:“你要是玩赌马,你就会输。”

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如果有一个人策划出了一个保证盈利的系统,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赚了近10亿美元,直到现在才讲出他的故事,那又怎么样呢?

去年9月,在通过朋友和同事长期不懈地联络本特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我一直在躲着你。主要原因是我天生就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他补充说:“我们都不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游戏当中!”但是,到了10月,他同意在他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一系列采访。这个雅致的办公空间位于卡耐基钢铁时代大厦最高的两层楼里,装饰品包括约1.2米高的中国花瓶和一个大理石壁炉,可以一览无余地俯视莫农加希拉河的景色以及隆隆驶过的货运火车。现年61岁的本特在走路时略微有点驼背。他看上去像一位大学教授,他卷曲的头发和胡须灰白相间,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有点像科米蛙(Kermit)。他告诉我,钱只是推动他做这件事的部分原因——我相信他的话。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本可以通过在金融领域工作更快地致富。本特想要征服赌马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它很难,还因为它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破解了这个难题后,他极力避开赞扬,远离那些偷偷摸摸的极客和流氓无赖——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基本上被这些人占据。以下的部分内容是于他的回忆,不过,但凡有可能让事件和数字获得证实,他们都通过与数十人的访谈以及书籍、法庭记录和其他文件予以了佐证。在本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一件被证明不是真的。那就是在我们谈话开始的时候他所说的,他不认为我在描写他职业生涯时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事。


2018年4月,本特在他位于匹兹堡的办公室

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

本特在一个名叫普莱森特希尔斯的匹兹堡乡村地区长大。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还是鹰级童子军成员,在大学里他开始学习物理学。他的父母一直给他自由——在假期里,他曾经搭便车从欧洲游历到埃及,还驾车穿越俄罗斯——到了1979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让父母对他的信任经受了一次考验。他离开学校,登上一辆灰狗巴士,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玩纸牌。

本特被一本名叫《击败庄家》(Beat the Dealer)的书迷住了,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于1962年出版的这本书讲述了要如何在21点游戏中压制庄家的优势。索普被认为是这种算牌法的发明者:记住已经分发的大牌数量,然后在大牌可能开始减少的时候押下重注。它需要集中注意力,并且玩很多手牌,才能将微小的优势转化为利润,但它行之有效。

对于拥有数学天赋并且向往更有趣生活的羞涩年轻人来说,索普的书就是一盏指路明灯。当本特来到拉斯维加斯后,他在一家711便利店打工,每小时赚3美元,然后拿着薪水去廉价赌场。他活动的地盘包括The Western——这里提供廉价鸡尾酒,经常有衣衫褴褛的客人在上午10点喝得醉醺醺——还有已经开始衰败的El Cortez。他并不在乎这些邋里邋遢的人。看到科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着实让他感到兴奋。那是迪斯科的鼎盛时期,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的歌和Chic乐队的《Le Freak》。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本特可能只赢了40美元,但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和一些新朋友。在赌场大厅里,你很容易就能识别出索普的信徒,他们往往都很专注而且清醒。和他们一样,本特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大谈概率论。

伍兹想到了在香港赌马的主意——但他和本特很快因为钱闹翻了

1980年,他刚刚在麦当劳(McDonald’s)申请了一份夜班清洁工的工作,这时候,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将改变他生活的人。艾伦•伍兹(Alan Woods)是澳大利亚一个算牌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刚刚抵达拉斯维加斯。伍兹当时35岁左右,长着一头灰发和一双冷酷的蓝眼睛。他曾经是一位保险精算师,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他,于是开始环游世界,当一名巡游赌徒。

伍兹勇敢无畏的故事给本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讲述了自己如何将1万美元现金塞进内裤混过马尼拉机场安检的经历。最吸引人的是,他非常自律地磨练算牌技艺。他的团队把现金凑在一起,然后公平地分配赢来的钱。更多队员的加入能够降低一连串坏运气让某人资金枯竭的风险,而且团队友情可以消除这份工作单打独斗的感受。本特加入了这个队伍。

在六周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到蒙特卡罗(Monte Carlo)这样的大赌场玩21点游戏,旁边有穿着无尾礼服的侍者提供服务。他感觉自己像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他的年收入增加到8万美元左右。本特彻底放弃了重返校园的念头。当他母亲在匹兹堡的朋友向她问起他的学习情况时,她告诉他们:“比尔目前正在旅游。”

2000年举办的一场员工圣诞派对。本特雇用了各种各样的人——程序员、学者和记者——他们能够改进他的计算程序

本特和他的队友在拉斯维加斯郊区找到了一所房子,就像痴迷电脑的大学兄弟联谊会成员一样生活在一起。伍兹严格禁止他们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这些人会等到自己的轮班结束后再去畅饮啤酒,然后相互交流自己和赌场保安之间发生摩擦的囧事,保安们总是对算牌活动保持警惕。头颈短粗的赌区经理会在大厅里巡视。一旦发现可疑的玩家,就会让他离开,更严重的会把他带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进行讯问。有传言称,有些算牌的赌客被殴打或被下药。本特认为这种待遇很不公平。他并没有作弊。他只是利用聪明才智来玩游戏。

几年后的一天,本特正在Maxim赌场静静地玩牌,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一位穿西装的魁梧男子说:“跟我来。”来到后面,本特被推搡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这名保安走了出去,然后,一个更加凶狠的家伙走了进来:“快把你该死的证件拿给我看!”本特掏出了钱包。

后来——可能是在1984年——本特、伍兹和他们的一些伙伴被列入了格里芬名册(Griffin Book),这是一家侦探社分发给赌场的黑名单。他们的照片被贴在骗子和扒手的照片旁边,除了感受到侮辱之外,这样的恶名让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维加斯玩牌了。他们需要找到其他游戏。

伍兹知道,亚洲有巨大的赌马奖池等待他们挖掘——其中最大的是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经营的那个。从1884年开始,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就希望在这个亚热带殖民地开辟出一块像英国那样的翠绿怡人之地,这个俱乐部于是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一个政府所有的博彩垄断机构。在每年9月到次年7月的赛季期间,它的两个赛马场——跑马地和沙田马场——每周开放两次,每次都人头攒动。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只有大约550万,但当地人赌马的下注金额比整个美国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下注金额达到了100亿美元左右。

香港赛马采用派利分成法(又称“同注分彩”)。和拉斯维加斯一种体育博彩的赔率(这种赔率是事先设定的,会给予庄家一种决定性的优势)不同,香港这种系统的赔率会流动更新,会根据玩家下注的方式相应调整。赢家分享奖池里的奖金,庄家抽取大约17%的佣金。(在扣除成本之后,香港赛马会的抽成会捐给慈善机构和政府,为香港贡献了高达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了赚到钱,本特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挑选获胜马匹:他必须让自己下注的利润率超过赛马会17%的抽成比率。

他跑到拉斯维加斯一个名叫赌徒读书俱乐部(Gambler’s Book Club)的机构,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赛马的书都买了下来。这些书里面有很多“系统”承诺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对他来说,它们看起来都不足为信,写书人要么是记者,要么是业余赛马裁判。很少有真正涉及到数学的书籍。本特想要更加缜密的专著,于是,他来到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拉斯维加斯分校,这里有一个关于博彩的特别收藏系列。从一堆堆期刊杂志和手稿下面,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篇题为《在赛马场上寻求正回报》(Searchingfor Positive Returns at the Track: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for Handicapping Horse Races)的学术论文。本特坐了下来,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篇论文认为,一匹马的胜负是可以从概率角度被量化的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考虑各种变量——直线速度、马匹身材、获胜记录和骑手的技能——对它们进行加权,魔法就完成了!这样就能预测出一匹马获胜的概率。变量越多、越好、权重越精细,预测结果就越准确。论文的作者不确定利用这个策略能否赚钱,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统计模型,所以并没有非常努力地寻找答案。他们得出结论:“这里面似乎有保持乐观的余地。”

本特自学了高级统计学,然后学着在一台灰绿色屏幕的早期个人电脑上编写软件。与此同时,1984年秋,伍兹飞到香港,寄回一大叠记载了几千场比赛结果的年鉴。本特雇了两位女人帮他把这些结果输入一个数据库,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研究统计回归和开发代码。这项工作花费了他9个月时间。1985年9月,他飞到香港,托运行李当中有三台笨重的IBM电脑。

下注

展现在本特面前的香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这里大约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了。拥挤的天际线似乎每周都在不断冒出新的高楼大厦,最近,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正是以此为灵感,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当中构筑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超大都市。

本特和伍兹在一栋破旧的高楼里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鸟语般的粤语歌曲穿透污迹斑斑的墙壁传进屋里,楼道里整晚都有邻居在大声喧哗。他们的办公室摆放了一个旧书桌和一张堆满了赛马报纸的木桌。如果他们出门的话,唯一的去处就是街道另一头的麦当劳餐厅。

在每周两次的赛马日,本特总会坐在电脑前,伍兹则会研究赛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本特编写的下注程序总是做出奇怪的预测,伍兹就会凭借他对香港赛马活动长达一年的研究,纠正这些错误。他们使用香港赛马会的一个电话账号打电话下注,然后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只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们是专业人士;欢呼和喝倒彩是土包子的行为。

在比赛间隙,本特会努力让他的计算程序领先于一种被称为“赌徒破产理论”的统计学现象。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位拥有有限资金的赌徒不停地与一位拥有无限资金(也就是说,一家赌场,或者全香港的下注者)的对手对赌,他最终会破产,即使这种游戏是公平的。所有连胜的好运都会结束,而连输的厄运则是致命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对爱好持枪的得州物理学家小约翰•凯利(John Kelly Jr.)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本特从玩21点的时候开始就非常熟悉这个理论。凯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做了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中,一位赌马的玩家拥有一项优势:有一条“私人专线”向他提供相当可靠的消息。那么他应该怎么下注呢?赌注太小,会白白浪费了这项优势。赌注太大,会导致毁灭。(记住,这些消息很好,但并不完美。)凯利的解决办法是根据这名赌徒对这条消息的确信程度来决定赌注大小。

本特对凯利假想的消息热线和他自己的预测软件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它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私人的赔率系统比公开的赔率要略微准确一些。如果某匹马的公开赔率是5比1,那么一名赌徒必须平均下注五次,每次下注1美元,才能赢得一次。他花了5美元,才收回5美元——他的奖金和投入的本金一样,还要减去马场收取的1美元佣金。这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本特计算出真正的赔率是4比1,他只要下注四次就可以赢得5美元,也就是有25%的利润率。而且他可以通过成千上万次的下注将坏运气的影响降至最低。凯利的公式,再加上电脑模型让批量下注成为可能,似乎会确保胜利。

更准确地说,胜利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是准确的。截至本特来香港后的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也就是1986年夏季,他和伍兹投入了15万美元本金,输掉了其中的了12万美元。本特飞回拉斯维加斯去寻求投资,但未能成功,伍兹跑到韩国去赌博。他们于当年9月在香港重新汇合。伍兹手里的钱比本特要多,他想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合伙持股比例。据本特回忆,伍兹说:“我想要更大的比例。”本特问:“你想要多大?”伍兹说:“90%。”本特说:“我不能接受。”

伍兹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博彩团队中担任最主要的合伙人,而且非常固执。他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意志就会坚如磐石。本特也不愿让步。他们的联盟瓦解了。一气之下,本特将一行代码写入程序当中,这样,在一个给定的期限之后,这行代码将让软件停止工作——这是一个数码定时炸弹——尽管他知道伍兹今后会很容易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伍兹将继续通过计算程序赌马,本特确信这一点。他也下决心这么做。

分道扬镳

本特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不愿意入股他的赌马游戏,但他们愿意为21点游戏出资。他拿着他们的钱来到大西洋城,花了两年时间经营一个算牌团队,然后用业余时间思索及研究赛马模型。1988年9月,在积攒了几万美元之后,他回到了香港。毫无疑问,伍兹还在那里。这个澳大利亚人雇用了程序员和数学家来开发本特的代码,他一直在赚钱。他搬进了一套视野开阔的阁楼公寓。本特拒绝和他说话。

本特的模型要求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个模型只包含大约20个输入变量——这只是影响一匹赛马表现的无数因素的一小部分,从当天的风速到它早上吃的饲料,都是众多因素之一。在追求完美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他开始相信赛马在不同的气温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当他得知英国气象学者在英格兰西南部保存了一份关于香港天气数据的档案文件时,他乘坐飞机和火车来到那里。一位困惑的档案管理员把他领到布满尘埃的图书馆地下室,在这里,本特把好几年的数据拷贝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当他返回香港后,他把这些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发现气温对比赛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科学的过程。

本特添加的其他变量——例如一匹赛马在完成上次比赛后休息的天数——则比较成功,在他重返香港的第一年里,他就赢了60万美元(据他回忆)。在接下来的那个截至1990年夏季的赛季,他输了一点钱,但总体上仍有盈余。他雇了一名员工,也就是后来追随他数年的科拉多纳托,还有一个人员经常变动的顾问团队,包括独立博彩者、记者、分析师、程序员和数学家。当投注数量增大时,他就从香港的菲佣当中招募一些会说英语的人,把他的下注指令报送给赛马会的电话赌马热线,以每分钟八条的速度读出这些下注指令。

当本特突然想起把一组一目了然的数据纳入程序后,他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组数据就是香港赛马会公开的赔率。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赔率一直是有利可图的,但他发现,利用这些公开赔率作为起点,然后用他自己的计算程序对它们进行改进,获利水平要明显大得多。他认为此举是他最重要的单项发明,他说,在1990至1991赛季,他赢了大约300万美元。

第二年,香港赛马会给本特打电话,当时,他正坐在自己设在跑马地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感到恐惧,想起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区经理拍在他肩头的那只粗壮的大手。但是,香港赛马会不但没有威胁他,相反,一位销售人员说道:“你是我们的最佳客户之一。我们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这个赛马会并不像赌场那样,试图铲除经常击败庄家的赌客;它的动机是最大程度地鼓励下注活动,这样香港的慈善机构和香港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本特问道,是不是有可能让他通过电子方式下注,而不是电话。香港赛马会同意安装一个被他称为“Big CIT”的客户输入终端。他用一根线缆将自己的计算机直接连接到这台机器上,然后增加了下注数量。

本特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种赛马对冲基金,这是一种量化基金,利用概率模型跑赢大盘,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也许仅有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伍兹经营的业务,而它的代码基础也是由本特编写的。他们的回报不断增长。伍兹在1994-1995赛季赚了1000万美元,买了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但他从来没有开过。本特则收购了一家法国酒庄的股份。他们的成功已经不可能继续保密。他们都吸引了很多员工和门客,其中一些人在本特和伍兹之间来回摇摆。鲍勃•穆尔(Bob Moor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疯狂的新西兰人,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了可卡因和视频分析上。他会观看以往比赛的录像,找出那些原本会获胜但却因受到了冲撞和阻挡而未能成功的赛马。这项工作类似于某种好坏运气调节器,可以让计算程序更加有效。



到了夜里,这群计算机模型狂人喜欢到一个名叫湾仔的社区玩乐,这里有众多令人沉醉的花哨酒吧和上空秀舞者,被形容为“狂野放纵的拉斯维加斯”。穆尔喜欢Ridgeway的泳池酒吧,在这里,他可以拉开架势吹嘘他的赌博业绩。伍兹不怎么喝酒,但他很享受这种迷幻的情绪,大多数晚上,你能在Neptune II找到他,这是一间霓虹闪烁的地下酒吧,里面到处都是醉醺醺的生意人和年轻女子。

本特则表现得比较克制。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坐在一家酒吧的最里面,和他人安静地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赋予了一种光环。对于一小群明白这种软件已经征服了跑马地的内部人士来说——也许有十几个人吧——本特就是公认的大师。就连伍兹(在后来接受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这位竞争对手的模型是最好的。但是,这两个男人无法化解他们的分歧。当本特在湾仔遇到他的这位老伙伴时,他会礼貌地笑一笑,然后走开。他们已经10年没有说过话了。

东山再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却始终笼罩在一片焦虑之中。本特面临一份额外的、更加特别的焦虑。在香港回归的一个月前,他的团队赢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三重三重奏”奖金。他们处在一个史诗般的奖金赛季,奖金数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香港赛马会通常会让“三重三重奏”的赢家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现身说法,比如说,展示一位更夫是如何通过一次赌注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一次,没有人想要吹嘘这位赢家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的计算程序。

香港赛马会认为,这个辛迪加的胜利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违法,但在一个派利分成博彩系统中,他们赢得的每一块钱都是其他人输掉的钱。如果跑马地和沙田的普通赌客发现,外国计算机怪才正在从这个奖池当中吸走成百上千万的奖金,他们可能会集体停止投注。

本特的“Big CIT”特权被取消了。6月14日,他的一位电话接线员给电话赌马热线Telebet打电话,被告知:“你的账户已经被暂停。”伍兹的账户也被封了。赛马会的管理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保护普通博彩大众的利益”。本特飞回了拉斯维加斯,正如他每个夏天都会做的那样,去思考他接下来的举动。他重读了赛马会的这份声明。电话下注不被允许——但声明没有禁止他联合其他人一起下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像他玩21点的那个时候一样,这需要他保持低调。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那个秋天,一个周五的晚上,本特在香港北角区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房间位于一层,方便他进出。他让助手帮他把笔记本电脑、一台约22公斤重的打印机和一叠叠空白投注单搬了进来。周六是比赛日。当天上午,他们检查了网络连接状态,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标志牌。

下午1点45分,也就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15分钟,这些笔记本电脑收到了从本特的跑马地办公室发出的一行行下注指令。打印机开始吸入空白投注单,然后输出打印好的投注单。

距离发令枪响还有八分钟。本特抓起一叠大约80多张打印好的投注单和赛马会颁发的价值100万港元的信用凭单,冲向门外。穿过这家酒店,有一个场外投注点。里面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他在房间的一侧发现了一台无人使用的自动投注终端机。距离开赛还有两分钟了。他开始把投注单塞进去,一张接一张,直到屏幕上闪现一条信息:“投注截止。”

本特急忙回到酒店房间,查看这些赌注是否已经成功投下。下午2点15分,这些笔记本电脑开始下载来自办公室的下一轮赌注。又到了行动的时间。与此同时,本特雇用的其他团队也在香港的不同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

本特针对电话下注禁令采取的解决方案很费时间,而且要求他组织好跑腿的团队,他们面临被抢劫的风险。但这种办法几乎和原先的安排一样赚钱。香港赛马会继续将他的现金券兑换成支票,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伍兹继续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下注:派一大群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菲律宾女友带着成袋的现金直接去马场。

奖金背后的鬼魂

公开的宣传报道对专业赌徒来说是一种魔咒。那年秋天,行为越来越古怪的穆尔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计算程序下注活动,他先是向当地媒体大肆吹嘘——这些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马神”——然后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这种行为带来了致命性的后果。

之后,香港的税务当局开始调查伍兹的辛迪加。根据法律,博彩收入不用交税,但是公司利润必须纳税。问题在于,这个辛迪加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下注行为,开始表现得像公司一样。如果香港税务局决定追溯性地对公司利润征税,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税务人员向伍兹讨要一份投资者名单时,他逃到了菲律宾。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本特还在继续经营他的现场亲自投注计划,他的模型扩大到追踪每匹马的120多个影响因素,但是,后勤工作着实是个苦差事。他感觉自己和湾仔的赌客朋友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夜间活动的极客和无赖圈子。他开始和一群更加专业的人混迹在一起,习惯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的着装风格,而且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扶轮社的活动。本特信奉“超我服务”这样的格言,匿名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并探访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了金盆洗手以及回到美国。他想,如果一切都必须结束,“我已经有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01年11月,他决定最后押注一次“三重三重奏”。从1997年以来,由于担心惹恼香港赛马会的管理层,本特一直有意避开巨额奖金,但这次的奖金数额实在太大了,令人难以抗拒。对它下注是一件好玩的事,尽管代价也很高昂:他花了160万港元购买了51000种组合。他决定,如果他赢了,他不会兑现奖票。按照赛马会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奖金将捐献给一个慈善信托。

在Bobo Duck、Mascot Treasure和Frat Rat冲过终点之后——然后又过去了几天、几周时间,始终没有人认领这笔奖金——本特对公众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兴趣毫无准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赛马专栏作家写道:“无人认领的‘三重三重奏’奖金背后的鬼魂,仍然像一个不受欢迎的淘气鬼一样四处游荡。”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在香港流传开来。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奖者在看完最后一程比赛后激动地休克而亡。

最后,本特给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写了一封匿名信,解释了他的意图。但该机构从未将信件内容公诸于众。[赛马会发言人萨曼莎•苏(Samantha Sui,音译)对《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表示:“出于隐私和保密性考量,我们不准备披露与特定顾客有关的事宜或者就此发表评论。”]当时,香港赛马会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Henry Chan)告诉《南华早报》,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位彩票持有人到底是谁。他说:“尽管对某位赢家来说这颇为不幸,但这意味着这笔奖金将通过慈善团体带来很多位赢家。”

2001年晚些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香港赛马会取消了电话下注禁令。看起来本特的礼物似乎安抚了这些博彩监管者。这个赛马会还迫于公众的压力,让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中投注。本特选择回到匹兹堡,在当地继续下注。他不想一辈子都呆在香港。

在马尼拉,伍兹像个隐士一样生活,曾经一连数日沉迷于毒品,等待他雇用的年轻女性来陪伴他。他雇用远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博彩者为他工作,但他是个很难相处的老板;他指责员工偷窃,还有一次让所有人接受智商测试,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比他们聪明多少。伍兹开始称呼自己为“Momu”——也就是“master of my universe”的缩写,意思是“我自己宇宙的主宰”。

2007年12月,他给澳大利亚杂志《商业评论周刊》(Business Review Weekly)写信,要求该杂志考虑将自己列入富豪榜。他写道:“我原本打算晚一点再表达自己希望被纳入这个排行榜的心愿,等到我可以让自己跻身前十名的时候再说。然而,从现在来看,我似乎活不了那么久了。”伍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回到跑马地接受治疗;在香港养和医院(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就能看到赛马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朋友玩中国纸牌游戏锄大地,总是能打败他们。他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享年62岁。

对伍兹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消息人士的采访表明,他积累了9亿澳元(当时约合8亿美元)财富。认识伍兹的前香港警员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他:“他留下了一份非常简单的遗嘱,对他的生活方式作了高度总结。资产:939172372.51澳元。负债:15.93澳元。”这本书的书名叫《在怡和午炮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Noonday Gun)。

伍兹把他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孩子,然后象征性地给了众多前女友一笔钱,其中包括一个声称为伍兹生了个孩子的菲律宾女子。朋友们在跑马地马场的一个酒吧里为他举行了一个守灵仪式,出席者既有博彩者,也有骗子。直到最后,伍兹也不相信本特赢得了2001年的“三重三重奏”大奖并放弃了这笔奖金。

算法赌博帝国

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本特告诉我:“赌博一直是误入歧途的聪明人的领地。”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本特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一小群以赌博为生的人群当中。

待他搬回匹兹堡之际,他已经激励香港的其他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辛迪加。作为应对之策,香港赛马会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的技术数据和分析文件,以创造公平的投注环境。只要稍加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博彩者,或者至少是有样学样。跑马地和沙田的赔率公告板都用不同颜色进行标示,以显示针对某匹赛马的投注数量的大幅变化,特别是还能揭示这些辛迪加在支持哪匹赛马。利用计算机程序下注的博彩者数量继续激增。在伍兹去世后,他的孩子继续打理他在香港的业务,但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开始自己单干。本特以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在大学里搞数学讲座,和员工以及顾问分享他的理论,甚至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的体系。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论文——“基于计算机的赛马游戏和下注体系:一篇报告”(Computer-Based Horse Race Handicapping and Wagering Systems: A Report)——已经成为整整一代高科技赌徒的技术指南。

如今,在网上对各种体育运动下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在美国之外的各个地方迅速增长,而在美国,网上投注基本上是被禁止的。然而,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可能于今年取消这项联邦禁令,若果真如此,将会有大量资金涌入这个市场,提高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计算机团队的利润。金融界的大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2016年,美国量化交易公司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LLP创办了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公司Nellie Analytics Inc.,目标面向篮球、美式橄榄球、足球和网球市场。总部位于马耳他的自营体彩投注公司Phoenix在菲律宾设有数据挖掘业务,2010年,它从规模达30亿英镑的信托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 Plc.旗下的一个部门获得了一笔900万英镑(约1300万美元)的投资。RIT的董事长是全球性金融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cob Rothschild)。(RIT在2016年将股权出售给一位私人买家,让它的资金规模扩大到原先的四倍。)很少人知道的是,Phoenix是由伍兹原先的一些员工创办的,其中包括他的门徒保罗•朗格缪尔(Paul Longmuir)。

体彩投注领域的许多最大的玩家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本特-伍兹轴心。例如,澳大利亚媒体称泽尔吉克•拉诺嘎杰克(Zeljko Ranogajec)是“全球最大的投注人”。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全球性的算法博彩帝国,但他职业生涯的开端是在拉斯维加斯与本特和伍兹一起算牌,然后追随他们来到香港。拉诺嘎杰克有一次在伦敦非常罕见地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本特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

本特几乎没有什么遗憾。非要列举的话,可以算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对棒球比赛下注的模型。他花了三个夏天的时间开发这个系统,但只实现了盈亏平衡——对他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令人伤痛的一次失败。美国的这种消遣方式太难预测。然而,这次失败使他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和香港时期一样让他赚了很多钱。他和之前支持他赌棒球的一位伙伴合作,开始对美国的赛马下注。美国各地有不少实行派利分成法的赛马场,到了90年代晚期,开始比较容易搜集到关于这些赛马场的大量数据。当激烈的竞争开始侵蚀香港赌马业务的利润时,美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起飞。他说:“对于某个特定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一叠已经废弃的赌场筹码。“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计算机玩家参与进来,拥有最佳系统的家伙就拥有巨大优势。”

2010年,本特和薇薇安•冯(Vivian Fung,音译)结婚,两人相识于香港的扶轮社。这对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本特似乎从各方面来看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作为一个积极的慈善家,他向匹兹堡的一所特许学校项目捐赠了100万美元,还捐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非洲部分地区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2007年,他创办了具有慈善性质的本特基金会(Benter Foundation),向健康、教育和艺术领域捐款。他在筹款晚会和歌剧之夜遇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

当然,也不知道这些钱具体有多少。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他明显感到不自在的话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金融学教授威廉•津巴(William Ziemba)研究过香港的这些辛迪加。他曾经说过,第一流的团队在理想的赛季可以赚到1亿美元。爱德华•索普(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撰写关于博彩的著作)在2017年的一本书中断言,本特有一个“遍布全球价值10亿美元的赌马业务。”当受到追问时,本特承认,他的业务规模总体上可能已经接近10亿美元,但是,其中一部分钱已经分给了香港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他说,“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

在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2年之后,本特仍然在全球各地的赛马场赌马。当所有计算机玩家同时下注的时候,他能在一场比赛开始前的几秒钟发现赔率的变化,他惊叹于自己仍然能够赢钱。他继续修改自己的模型。最新的变化是:更换新的驯马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一匹马的比赛成绩?

本特还经营着一家医疗转录公司,但利润微薄。他告诉我:“我发现在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我大概是那种只会一招的小马驹,已经黔驴技穷了。”


撰文 / Kit Chellel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比尔•本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他编写了一个计算程序,让他在赌马的时候稳赚不赔;在赢得近10亿美元奖金之后,他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或者 *OR」--在香港,赛马就像一种宗教信仰,当地人赌马的热情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高。他们的大教堂就是跑马地马场(Happy Valley Racecourse),这里有绿草茵茵的椭圆形赛道和泛光灯架,到了夜里,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赛马运动史上最壮丽的景观之一:霓虹闪烁的摩天大楼、整齐排列的高层建筑和一扇扇灯火通明的窗户,更远处是映衬在黑暗中的郁郁葱葱的山峦。

2001年11月6日晚,所有香港人都在谈论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累积奖池:被称为“三重三重奏”(Triple Trio)玩法的大奖单注奖金至少将达到1亿港元(当时约合1300万美元)。它的下注有点像三连胜中的三连胜,要求投注者以三种不同的热门度、以任何顺序预测前三名的赛马。可能出现的情况一共有超过1000万种组合。如果没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奖金就会滚存到下一组比赛。截至那个温暖的11月的晚上,大奖已经有六次无人问津。大约有100万人下注——相当于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在跑马地马场的一层,啤酒园里的年轻女郎将泛着泡沫的扎啤递给欢笑的外籍人士,而本地居民则将赌马视为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很多人手拿赛马报纸,靠在栏杆上。随着发令员的一声枪响,解说员带着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在扩音器里响起:“三重三重奏的最后一段赛程,它们出发了!”

当这群赛马电闪雷鸣般地转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有两匹马跑在了前面。“Mascot Treasure领先一个身位,但Bobo Duck正在反超,”解说员一边说着,一边提高了音量。“Bobo Duck领先了,Mascot正在追击!”当骑手穿过终点线时,观众沸腾了。Bobo Duck战胜了Mascot Treasure获得第一名,Frat Rat名列第三。

在跑马地马场对面的27层楼上,两个美国人坐在一间豪华办公室里,毫不理会电视屏幕上以静音播放的现场画面。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是十几台电脑的嗡嗡声。比尔•本特(Bill Benter)和名叫保罗•科拉多纳托(Paul Coladonato)的助手紧盯着摆成一排的三台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他们的计算程序为这场比赛计算出的赌注矩阵——一共51381注。

本特和科拉多纳托注视着一个软件脚本,它可以一次一个地将未押中的下注过滤掉,直到屏幕上只剩下36行内容。他们的下注当中有35注正确预测了其中两场比赛的完赛马匹,各获得一注安慰奖。有一注正确预测了所有九匹赛马。

“天呐——,”本特说。“我们中了大奖。”

这两个美国人无法立即搞清楚自己到底赢得多少奖金,因此,他们试着进行粗略的数学计算,直到八分钟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的开奖结果。本特和科拉多纳托赢了1600万美元奖金。本特数着数字后面的零来进行确认,然后转回头看着他的同事。

他问道:“我们不能领取这笔奖金,对吧?这太没有体育道德了。我们会为自己感到羞耻的。”科拉多纳托对此表示赞同。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粉色的投注单整齐地叠放成一堆。他们俩在里面翻找,挑出了三张含有所有36注中奖组合的投注单。他们久久凝视着这几张纸。然后笑着摆出造型拍照留念——两位专业赌徒赢得了他们职业生涯当中最大一笔奖金,一笔他们永远也不会领取的奖金——然后把这些投注单锁在保险柜里。本特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还可以在剩余的赛季把这笔钱赢回来,甚至赢得更多。

10亿美元的计算

老练的赌徒都知道你根本猜不到哪匹马会赢。赛场上存在太多的变数和太多可能的结果。领先的赛马可能会摔断腿。骑手可能会跌下马。有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拿冠军的纯种马就是不在状态。美国体育记者罗杰•卡恩(Roger Kahn)曾经称这种运动是“动画轮盘赌”。如果玩的时间够长,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全球博彩顾问公司(Global Betting & Gaming Consultants)的经营者、研究这个行业已有数年时间的瓦维克•巴特利特(Warwick Bartlett)说:“你要是玩赌马,你就会输。”

如果这不是真的呢?如果有一个人策划出了一个保证盈利的系统,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个人已经赚了近10亿美元,直到现在才讲出他的故事,那又怎么样呢?

去年9月,在通过朋友和同事长期不懈地联络本特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我一直在躲着你。主要原因是我天生就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他补充说:“我们都不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游戏当中!”但是,到了10月,他同意在他位于匹兹堡市中心的办公室接受一系列采访。这个雅致的办公空间位于卡耐基钢铁时代大厦最高的两层楼里,装饰品包括约1.2米高的中国花瓶和一个大理石壁炉,可以一览无余地俯视莫农加希拉河的景色以及隆隆驶过的货运火车。现年61岁的本特在走路时略微有点驼背。他看上去像一位大学教授,他卷曲的头发和胡须灰白相间,他说话的声音很柔和,有点像科米蛙(Kermit)。他告诉我,钱只是推动他做这件事的部分原因——我相信他的话。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本可以通过在金融领域工作更快地致富。本特想要征服赌马游戏不仅仅是因为它很难,还因为它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破解了这个难题后,他极力避开赞扬,远离那些偷偷摸摸的极客和流氓无赖——他所选择的这个领域基本上被这些人占据。以下的部分内容是于他的回忆,不过,但凡有可能让事件和数字获得证实,他们都通过与数十人的访谈以及书籍、法庭记录和其他文件予以了佐证。在本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当中,只有一件被证明不是真的。那就是在我们谈话开始的时候他所说的,他不认为我在描写他职业生涯时能找到什么有趣的事。


2018年4月,本特在他位于匹兹堡的办公室

从拉斯维加斯到香港

本特在一个名叫普莱森特希尔斯的匹兹堡乡村地区长大。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还是鹰级童子军成员,在大学里他开始学习物理学。他的父母一直给他自由——在假期里,他曾经搭便车从欧洲游历到埃及,还驾车穿越俄罗斯——到了1979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让父母对他的信任经受了一次考验。他离开学校,登上一辆灰狗巴士,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玩纸牌。

本特被一本名叫《击败庄家》(Beat the Dealer)的书迷住了,数学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于1962年出版的这本书讲述了要如何在21点游戏中压制庄家的优势。索普被认为是这种算牌法的发明者:记住已经分发的大牌数量,然后在大牌可能开始减少的时候押下重注。它需要集中注意力,并且玩很多手牌,才能将微小的优势转化为利润,但它行之有效。

对于拥有数学天赋并且向往更有趣生活的羞涩年轻人来说,索普的书就是一盏指路明灯。当本特来到拉斯维加斯后,他在一家711便利店打工,每小时赚3美元,然后拿着薪水去廉价赌场。他活动的地盘包括The Western——这里提供廉价鸡尾酒,经常有衣衫褴褛的客人在上午10点喝得醉醺醺——还有已经开始衰败的El Cortez。他并不在乎这些邋里邋遢的人。看到科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着实让他感到兴奋。那是迪斯科的鼎盛时期,电台里播放的都是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的歌和Chic乐队的《Le Freak》。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本特可能只赢了40美元,但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和一些新朋友。在赌场大厅里,你很容易就能识别出索普的信徒,他们往往都很专注而且清醒。和他们一样,本特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他留着小胡子,穿着粗花呢夹克,大谈概率论。

伍兹想到了在香港赌马的主意——但他和本特很快因为钱闹翻了

1980年,他刚刚在麦当劳(McDonald’s)申请了一份夜班清洁工的工作,这时候,他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将改变他生活的人。艾伦•伍兹(Alan Woods)是澳大利亚一个算牌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刚刚抵达拉斯维加斯。伍兹当时35岁左右,长着一头灰发和一双冷酷的蓝眼睛。他曾经是一位保险精算师,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他,于是开始环游世界,当一名巡游赌徒。

伍兹勇敢无畏的故事给本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讲述了自己如何将1万美元现金塞进内裤混过马尼拉机场安检的经历。最吸引人的是,他非常自律地磨练算牌技艺。他的团队把现金凑在一起,然后公平地分配赢来的钱。更多队员的加入能够降低一连串坏运气让某人资金枯竭的风险,而且团队友情可以消除这份工作单打独斗的感受。本特加入了这个队伍。

在六周之内,他发现自己已经可以到蒙特卡罗(Monte Carlo)这样的大赌场玩21点游戏,旁边有穿着无尾礼服的侍者提供服务。他感觉自己像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他的年收入增加到8万美元左右。本特彻底放弃了重返校园的念头。当他母亲在匹兹堡的朋友向她问起他的学习情况时,她告诉他们:“比尔目前正在旅游。”

2000年举办的一场员工圣诞派对。本特雇用了各种各样的人——程序员、学者和记者——他们能够改进他的计算程序

本特和他的队友在拉斯维加斯郊区找到了一所房子,就像痴迷电脑的大学兄弟联谊会成员一样生活在一起。伍兹严格禁止他们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这些人会等到自己的轮班结束后再去畅饮啤酒,然后相互交流自己和赌场保安之间发生摩擦的囧事,保安们总是对算牌活动保持警惕。头颈短粗的赌区经理会在大厅里巡视。一旦发现可疑的玩家,就会让他离开,更严重的会把他带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进行讯问。有传言称,有些算牌的赌客被殴打或被下药。本特认为这种待遇很不公平。他并没有作弊。他只是利用聪明才智来玩游戏。

几年后的一天,本特正在Maxim赌场静静地玩牌,突然,一只粗壮的大手落在了他的肩头。一位穿西装的魁梧男子说:“跟我来。”来到后面,本特被推搡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并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他拒绝了。这名保安走了出去,然后,一个更加凶狠的家伙走了进来:“快把你该死的证件拿给我看!”本特掏出了钱包。

后来——可能是在1984年——本特、伍兹和他们的一些伙伴被列入了格里芬名册(Griffin Book),这是一家侦探社分发给赌场的黑名单。他们的照片被贴在骗子和扒手的照片旁边,除了感受到侮辱之外,这样的恶名让他们几乎不可能继续在维加斯玩牌了。他们需要找到其他游戏。

伍兹知道,亚洲有巨大的赌马奖池等待他们挖掘——其中最大的是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经营的那个。从1884年开始,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就希望在这个亚热带殖民地开辟出一块像英国那样的翠绿怡人之地,这个俱乐部于是成为他们的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为一个政府所有的博彩垄断机构。在每年9月到次年7月的赛季期间,它的两个赛马场——跑马地和沙田马场——每周开放两次,每次都人头攒动。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口只有大约550万,但当地人赌马的下注金额比整个美国还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下注金额达到了100亿美元左右。

香港赛马采用派利分成法(又称“同注分彩”)。和拉斯维加斯一种体育博彩的赔率(这种赔率是事先设定的,会给予庄家一种决定性的优势)不同,香港这种系统的赔率会流动更新,会根据玩家下注的方式相应调整。赢家分享奖池里的奖金,庄家抽取大约17%的佣金。(在扣除成本之后,香港赛马会的抽成会捐给慈善机构和政府,为香港贡献了高达十分之一的税收收入。)为了赚到钱,本特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挑选获胜马匹:他必须让自己下注的利润率超过赛马会17%的抽成比率。

他跑到拉斯维加斯一个名叫赌徒读书俱乐部(Gambler’s Book Club)的机构,把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赛马的书都买了下来。这些书里面有很多“系统”承诺能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但对他来说,它们看起来都不足为信,写书人要么是记者,要么是业余赛马裁判。很少有真正涉及到数学的书籍。本特想要更加缜密的专著,于是,他来到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拉斯维加斯分校,这里有一个关于博彩的特别收藏系列。从一堆堆期刊杂志和手稿下面,他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篇题为《在赛马场上寻求正回报》(Searchingfor Positive Returns at the Track: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for Handicapping Horse Races)的学术论文。本特坐了下来,仔细阅读,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篇论文认为,一匹马的胜负是可以从概率角度被量化的各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考虑各种变量——直线速度、马匹身材、获胜记录和骑手的技能——对它们进行加权,魔法就完成了!这样就能预测出一匹马获胜的概率。变量越多、越好、权重越精细,预测结果就越准确。论文的作者不确定利用这个策略能否赚钱,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统计模型,所以并没有非常努力地寻找答案。他们得出结论:“这里面似乎有保持乐观的余地。”

本特自学了高级统计学,然后学着在一台灰绿色屏幕的早期个人电脑上编写软件。与此同时,1984年秋,伍兹飞到香港,寄回一大叠记载了几千场比赛结果的年鉴。本特雇了两位女人帮他把这些结果输入一个数据库,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时间用来研究统计回归和开发代码。这项工作花费了他9个月时间。1985年9月,他飞到香港,托运行李当中有三台笨重的IBM电脑。

下注

展现在本特面前的香港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这里大约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了。拥挤的天际线似乎每周都在不断冒出新的高楼大厦,最近,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正是以此为灵感,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当中构筑了一个反乌托邦式的超大都市。

本特和伍兹在一栋破旧的高楼里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鸟语般的粤语歌曲穿透污迹斑斑的墙壁传进屋里,楼道里整晚都有邻居在大声喧哗。他们的办公室摆放了一个旧书桌和一张堆满了赛马报纸的木桌。如果他们出门的话,唯一的去处就是街道另一头的麦当劳餐厅。

在每周两次的赛马日,本特总会坐在电脑前,伍兹则会研究赛马新闻。刚开始的时候,本特编写的下注程序总是做出奇怪的预测,伍兹就会凭借他对香港赛马活动长达一年的研究,纠正这些错误。他们使用香港赛马会的一个电话账号打电话下注,然后在电视上观看比赛。如果他们赢了,只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们是专业人士;欢呼和喝倒彩是土包子的行为。

在比赛间隙,本特会努力让他的计算程序领先于一种被称为“赌徒破产理论”的统计学现象。这个理论认为,如果一位拥有有限资金的赌徒不停地与一位拥有无限资金(也就是说,一家赌场,或者全香港的下注者)的对手对赌,他最终会破产,即使这种游戏是公平的。所有连胜的好运都会结束,而连输的厄运则是致命的。

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对爱好持枪的得州物理学家小约翰•凯利(John Kelly Jr.)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本特从玩21点的时候开始就非常熟悉这个理论。凯利曾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做了一种假设,在这个假设中,一位赌马的玩家拥有一项优势:有一条“私人专线”向他提供相当可靠的消息。那么他应该怎么下注呢?赌注太小,会白白浪费了这项优势。赌注太大,会导致毁灭。(记住,这些消息很好,但并不完美。)凯利的解决办法是根据这名赌徒对这条消息的确信程度来决定赌注大小。

本特对凯利假想的消息热线和他自己的预测软件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它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私人的赔率系统比公开的赔率要略微准确一些。如果某匹马的公开赔率是5比1,那么一名赌徒必须平均下注五次,每次下注1美元,才能赢得一次。他花了5美元,才收回5美元——他的奖金和投入的本金一样,还要减去马场收取的1美元佣金。这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本特计算出真正的赔率是4比1,他只要下注四次就可以赢得5美元,也就是有25%的利润率。而且他可以通过成千上万次的下注将坏运气的影响降至最低。凯利的公式,再加上电脑模型让批量下注成为可能,似乎会确保胜利。

更准确地说,胜利的前提是这个模型是准确的。截至本特来香港后的第一个赛季结束时,也就是1986年夏季,他和伍兹投入了15万美元本金,输掉了其中的了12万美元。本特飞回拉斯维加斯去寻求投资,但未能成功,伍兹跑到韩国去赌博。他们于当年9月在香港重新汇合。伍兹手里的钱比本特要多,他想要重新调整他们的合伙持股比例。据本特回忆,伍兹说:“我想要更大的比例。”本特问:“你想要多大?”伍兹说:“90%。”本特说:“我不能接受。”

伍兹已经习惯于在一个博彩团队中担任最主要的合伙人,而且非常固执。他从来不发脾气,但是,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意志就会坚如磐石。本特也不愿让步。他们的联盟瓦解了。一气之下,本特将一行代码写入程序当中,这样,在一个给定的期限之后,这行代码将让软件停止工作——这是一个数码定时炸弹——尽管他知道伍兹今后会很容易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伍兹将继续通过计算程序赌马,本特确信这一点。他也下决心这么做。

分道扬镳

本特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不愿意入股他的赌马游戏,但他们愿意为21点游戏出资。他拿着他们的钱来到大西洋城,花了两年时间经营一个算牌团队,然后用业余时间思索及研究赛马模型。1988年9月,在积攒了几万美元之后,他回到了香港。毫无疑问,伍兹还在那里。这个澳大利亚人雇用了程序员和数学家来开发本特的代码,他一直在赚钱。他搬进了一套视野开阔的阁楼公寓。本特拒绝和他说话。

本特的模型要求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个模型只包含大约20个输入变量——这只是影响一匹赛马表现的无数因素的一小部分,从当天的风速到它早上吃的饲料,都是众多因素之一。在追求完美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他开始相信赛马在不同的气温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当他得知英国气象学者在英格兰西南部保存了一份关于香港天气数据的档案文件时,他乘坐飞机和火车来到那里。一位困惑的档案管理员把他领到布满尘埃的图书馆地下室,在这里,本特把好几年的数据拷贝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当他返回香港后,他把这些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发现气温对比赛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科学的过程。

本特添加的其他变量——例如一匹赛马在完成上次比赛后休息的天数——则比较成功,在他重返香港的第一年里,他就赢了60万美元(据他回忆)。在接下来的那个截至1990年夏季的赛季,他输了一点钱,但总体上仍有盈余。他雇了一名员工,也就是后来追随他数年的科拉多纳托,还有一个人员经常变动的顾问团队,包括独立博彩者、记者、分析师、程序员和数学家。当投注数量增大时,他就从香港的菲佣当中招募一些会说英语的人,把他的下注指令报送给赛马会的电话赌马热线,以每分钟八条的速度读出这些下注指令。

当本特突然想起把一组一目了然的数据纳入程序后,他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组数据就是香港赛马会公开的赔率。从零开始创建自己的赔率一直是有利可图的,但他发现,利用这些公开赔率作为起点,然后用他自己的计算程序对它们进行改进,获利水平要明显大得多。他认为此举是他最重要的单项发明,他说,在1990至1991赛季,他赢了大约300万美元。

第二年,香港赛马会给本特打电话,当时,他正坐在自己设在跑马地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感到恐惧,想起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区经理拍在他肩头的那只粗壮的大手。但是,香港赛马会不但没有威胁他,相反,一位销售人员说道:“你是我们的最佳客户之一。我们还有什么能帮你的吗?”这个赛马会并不像赌场那样,试图铲除经常击败庄家的赌客;它的动机是最大程度地鼓励下注活动,这样香港的慈善机构和香港政府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本特问道,是不是有可能让他通过电子方式下注,而不是电话。香港赛马会同意安装一个被他称为“Big CIT”的客户输入终端。他用一根线缆将自己的计算机直接连接到这台机器上,然后增加了下注数量。

本特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种赛马对冲基金,这是一种量化基金,利用概率模型跑赢大盘,给投资者带来回报。也许仅有的另外一个类似的东西就是伍兹经营的业务,而它的代码基础也是由本特编写的。他们的回报不断增长。伍兹在1994-1995赛季赚了1000万美元,买了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但他从来没有开过。本特则收购了一家法国酒庄的股份。他们的成功已经不可能继续保密。他们都吸引了很多员工和门客,其中一些人在本特和伍兹之间来回摇摆。鲍勃•穆尔(Bob Moor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疯狂的新西兰人,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了可卡因和视频分析上。他会观看以往比赛的录像,找出那些原本会获胜但却因受到了冲撞和阻挡而未能成功的赛马。这项工作类似于某种好坏运气调节器,可以让计算程序更加有效。



到了夜里,这群计算机模型狂人喜欢到一个名叫湾仔的社区玩乐,这里有众多令人沉醉的花哨酒吧和上空秀舞者,被形容为“狂野放纵的拉斯维加斯”。穆尔喜欢Ridgeway的泳池酒吧,在这里,他可以拉开架势吹嘘他的赌博业绩。伍兹不怎么喝酒,但他很享受这种迷幻的情绪,大多数晚上,你能在Neptune II找到他,这是一间霓虹闪烁的地下酒吧,里面到处都是醉醺醺的生意人和年轻女子。

本特则表现得比较克制。你经常可以看到他坐在一家酒吧的最里面,和他人安静地交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赋予了一种光环。对于一小群明白这种软件已经征服了跑马地的内部人士来说——也许有十几个人吧——本特就是公认的大师。就连伍兹(在后来接受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都承认,他这位竞争对手的模型是最好的。但是,这两个男人无法化解他们的分歧。当本特在湾仔遇到他的这位老伙伴时,他会礼貌地笑一笑,然后走开。他们已经10年没有说过话了。

东山再起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却始终笼罩在一片焦虑之中。本特面临一份额外的、更加特别的焦虑。在香港回归的一个月前,他的团队赢得了一笔数额巨大的“三重三重奏”奖金。他们处在一个史诗般的奖金赛季,奖金数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香港赛马会通常会让“三重三重奏”的赢家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现身说法,比如说,展示一位更夫是如何通过一次赌注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一次,没有人想要吹嘘这位赢家其实是一个美国人的计算程序。

香港赛马会认为,这个辛迪加的胜利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违法,但在一个派利分成博彩系统中,他们赢得的每一块钱都是其他人输掉的钱。如果跑马地和沙田的普通赌客发现,外国计算机怪才正在从这个奖池当中吸走成百上千万的奖金,他们可能会集体停止投注。

本特的“Big CIT”特权被取消了。6月14日,他的一位电话接线员给电话赌马热线Telebet打电话,被告知:“你的账户已经被暂停。”伍兹的账户也被封了。赛马会的管理者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保护普通博彩大众的利益”。本特飞回了拉斯维加斯,正如他每个夏天都会做的那样,去思考他接下来的举动。他重读了赛马会的这份声明。电话下注不被允许——但声明没有禁止他联合其他人一起下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像他玩21点的那个时候一样,这需要他保持低调。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那个秋天,一个周五的晚上,本特在香港北角区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房间位于一层,方便他进出。他让助手帮他把笔记本电脑、一台约22公斤重的打印机和一叠叠空白投注单搬了进来。周六是比赛日。当天上午,他们检查了网络连接状态,在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标志牌。

下午1点45分,也就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15分钟,这些笔记本电脑收到了从本特的跑马地办公室发出的一行行下注指令。打印机开始吸入空白投注单,然后输出打印好的投注单。

距离发令枪响还有八分钟。本特抓起一叠大约80多张打印好的投注单和赛马会颁发的价值100万港元的信用凭单,冲向门外。穿过这家酒店,有一个场外投注点。里面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他在房间的一侧发现了一台无人使用的自动投注终端机。距离开赛还有两分钟了。他开始把投注单塞进去,一张接一张,直到屏幕上闪现一条信息:“投注截止。”

本特急忙回到酒店房间,查看这些赌注是否已经成功投下。下午2点15分,这些笔记本电脑开始下载来自办公室的下一轮赌注。又到了行动的时间。与此同时,本特雇用的其他团队也在香港的不同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

本特针对电话下注禁令采取的解决方案很费时间,而且要求他组织好跑腿的团队,他们面临被抢劫的风险。但这种办法几乎和原先的安排一样赚钱。香港赛马会继续将他的现金券兑换成支票,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伍兹继续以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下注:派一大群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菲律宾女友带着成袋的现金直接去马场。

奖金背后的鬼魂

公开的宣传报道对专业赌徒来说是一种魔咒。那年秋天,行为越来越古怪的穆尔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计算程序下注活动,他先是向当地媒体大肆吹嘘——这些媒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马神”——然后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这种行为带来了致命性的后果。

之后,香港的税务当局开始调查伍兹的辛迪加。根据法律,博彩收入不用交税,但是公司利润必须纳税。问题在于,这个辛迪加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下注行为,开始表现得像公司一样。如果香港税务局决定追溯性地对公司利润征税,由此引发的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税务人员向伍兹讨要一份投资者名单时,他逃到了菲律宾。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本特还在继续经营他的现场亲自投注计划,他的模型扩大到追踪每匹马的120多个影响因素,但是,后勤工作着实是个苦差事。他感觉自己和湾仔的赌客朋友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夜间活动的极客和无赖圈子。他开始和一群更加专业的人混迹在一起,习惯了他们穿西装打领带的着装风格,而且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当地扶轮社的活动。本特信奉“超我服务”这样的格言,匿名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并探访中国贫困地区的学校和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他第一次严肃认真地考虑了金盆洗手以及回到美国。他想,如果一切都必须结束,“我已经有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就在那个时候,也就是2001年11月,他决定最后押注一次“三重三重奏”。从1997年以来,由于担心惹恼香港赛马会的管理层,本特一直有意避开巨额奖金,但这次的奖金数额实在太大了,令人难以抗拒。对它下注是一件好玩的事,尽管代价也很高昂:他花了160万港元购买了51000种组合。他决定,如果他赢了,他不会兑现奖票。按照赛马会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奖金将捐献给一个慈善信托。

在Bobo Duck、Mascot Treasure和Frat Rat冲过终点之后——然后又过去了几天、几周时间,始终没有人认领这笔奖金——本特对公众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兴趣毫无准备。《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赛马专栏作家写道:“无人认领的‘三重三重奏’奖金背后的鬼魂,仍然像一个不受欢迎的淘气鬼一样四处游荡。”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在香港流传开来。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奖者在看完最后一程比赛后激动地休克而亡。

最后,本特给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写了一封匿名信,解释了他的意图。但该机构从未将信件内容公诸于众。[赛马会发言人萨曼莎•苏(Samantha Sui,音译)对《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表示:“出于隐私和保密性考量,我们不准备披露与特定顾客有关的事宜或者就此发表评论。”]当时,香港赛马会投注事务执行总监陈承楷(Henry Chan)告诉《南华早报》,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位彩票持有人到底是谁。他说:“尽管对某位赢家来说这颇为不幸,但这意味着这笔奖金将通过慈善团体带来很多位赢家。”

2001年晚些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香港赛马会取消了电话下注禁令。看起来本特的礼物似乎安抚了这些博彩监管者。这个赛马会还迫于公众的压力,让顾客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中投注。本特选择回到匹兹堡,在当地继续下注。他不想一辈子都呆在香港。

在马尼拉,伍兹像个隐士一样生活,曾经一连数日沉迷于毒品,等待他雇用的年轻女性来陪伴他。他雇用远在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博彩者为他工作,但他是个很难相处的老板;他指责员工偷窃,还有一次让所有人接受智商测试,然后告诉他们自己比他们聪明多少。伍兹开始称呼自己为“Momu”——也就是“master of my universe”的缩写,意思是“我自己宇宙的主宰”。

2007年12月,他给澳大利亚杂志《商业评论周刊》(Business Review Weekly)写信,要求该杂志考虑将自己列入富豪榜。他写道:“我原本打算晚一点再表达自己希望被纳入这个排行榜的心愿,等到我可以让自己跻身前十名的时候再说。然而,从现在来看,我似乎活不了那么久了。”伍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回到跑马地接受治疗;在香港养和医院(Hong Kong Sanatorium & Hospital)就能看到赛马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和朋友玩中国纸牌游戏锄大地,总是能打败他们。他于2008年1月26日去世,享年62岁。

对伍兹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消息人士的采访表明,他积累了9亿澳元(当时约合8亿美元)财富。认识伍兹的前香港警员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他:“他留下了一份非常简单的遗嘱,对他的生活方式作了高度总结。资产:939172372.51澳元。负债:15.93澳元。”这本书的书名叫《在怡和午炮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Noonday Gun)。

伍兹把他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两个孩子,然后象征性地给了众多前女友一笔钱,其中包括一个声称为伍兹生了个孩子的菲律宾女子。朋友们在跑马地马场的一个酒吧里为他举行了一个守灵仪式,出席者既有博彩者,也有骗子。直到最后,伍兹也不相信本特赢得了2001年的“三重三重奏”大奖并放弃了这笔奖金。

算法赌博帝国

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本特告诉我:“赌博一直是误入歧途的聪明人的领地。”和其他任何人相比,本特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一小群以赌博为生的人群当中。

待他搬回匹兹堡之际,他已经激励香港的其他人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辛迪加。作为应对之策,香港赛马会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的技术数据和分析文件,以创造公平的投注环境。只要稍加努力,任何人都能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博彩者,或者至少是有样学样。跑马地和沙田的赔率公告板都用不同颜色进行标示,以显示针对某匹赛马的投注数量的大幅变化,特别是还能揭示这些辛迪加在支持哪匹赛马。利用计算机程序下注的博彩者数量继续激增。在伍兹去世后,他的孩子继续打理他在香港的业务,但这个团队的其他成员开始自己单干。本特以各种方式传播自己成功的秘诀:他在大学里搞数学讲座,和员工以及顾问分享他的理论,甚至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详细介绍了他的体系。发表于1995年的这篇论文——“基于计算机的赛马游戏和下注体系:一篇报告”(Computer-Based Horse Race Handicapping and Wagering Systems: A Report)——已经成为整整一代高科技赌徒的技术指南。

如今,在网上对各种体育运动下注已经成为一个规模达600亿美元的产业,在美国之外的各个地方迅速增长,而在美国,网上投注基本上是被禁止的。然而,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可能于今年取消这项联邦禁令,若果真如此,将会有大量资金涌入这个市场,提高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和计算机团队的利润。金融界的大公司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2016年,美国量化交易公司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 LLP创办了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公司Nellie Analytics Inc.,目标面向篮球、美式橄榄球、足球和网球市场。总部位于马耳他的自营体彩投注公司Phoenix在菲律宾设有数据挖掘业务,2010年,它从规模达30亿英镑的信托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 Plc.旗下的一个部门获得了一笔900万英镑(约1300万美元)的投资。RIT的董事长是全球性金融王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cob Rothschild)。(RIT在2016年将股权出售给一位私人买家,让它的资金规模扩大到原先的四倍。)很少人知道的是,Phoenix是由伍兹原先的一些员工创办的,其中包括他的门徒保罗•朗格缪尔(Paul Longmuir)。

体彩投注领域的许多最大的玩家都可以直接追溯到本特-伍兹轴心。例如,澳大利亚媒体称泽尔吉克•拉诺嘎杰克(Zeljko Ranogajec)是“全球最大的投注人”。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全球性的算法博彩帝国,但他职业生涯的开端是在拉斯维加斯与本特和伍兹一起算牌,然后追随他们来到香港。拉诺嘎杰克有一次在伦敦非常罕见地接受了采访,他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本特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

本特几乎没有什么遗憾。非要列举的话,可以算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对棒球比赛下注的模型。他花了三个夏天的时间开发这个系统,但只实现了盈亏平衡——对他来说,这是职业生涯中令人伤痛的一次失败。美国的这种消遣方式太难预测。然而,这次失败使他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和香港时期一样让他赚了很多钱。他和之前支持他赌棒球的一位伙伴合作,开始对美国的赛马下注。美国各地有不少实行派利分成法的赛马场,到了90年代晚期,开始比较容易搜集到关于这些赛马场的大量数据。当激烈的竞争开始侵蚀香港赌马业务的利润时,美国的业务才刚刚开始起飞。他说:“对于某个特定市场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一边说着,一边摆弄着一叠已经废弃的赌场筹码。“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计算机玩家参与进来,拥有最佳系统的家伙就拥有巨大优势。”

2010年,本特和薇薇安•冯(Vivian Fung,音译)结婚,两人相识于香港的扶轮社。这对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本特似乎从各方面来看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作为一个积极的慈善家,他向匹兹堡的一所特许学校项目捐赠了100万美元,还捐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非洲部分地区普及脊髓灰质炎疫苗。2007年,他创办了具有慈善性质的本特基金会(Benter Foundation),向健康、教育和艺术领域捐款。他在筹款晚会和歌剧之夜遇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

当然,也不知道这些钱具体有多少。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他明显感到不自在的话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金融学教授威廉•津巴(William Ziemba)研究过香港的这些辛迪加。他曾经说过,第一流的团队在理想的赛季可以赚到1亿美元。爱德华•索普(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撰写关于博彩的著作)在2017年的一本书中断言,本特有一个“遍布全球价值10亿美元的赌马业务。”当受到追问时,本特承认,他的业务规模总体上可能已经接近10亿美元,但是,其中一部分钱已经分给了香港和美国的合作伙伴。“不幸的是,”他说,“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

在首次踏上香港的土地32年之后,本特仍然在全球各地的赛马场赌马。当所有计算机玩家同时下注的时候,他能在一场比赛开始前的几秒钟发现赔率的变化,他惊叹于自己仍然能够赢钱。他继续修改自己的模型。最新的变化是:更换新的驯马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一匹马的比赛成绩?

本特还经营着一家医疗转录公司,但利润微薄。他告诉我:“我发现在现实世界做生意比赌马难多了。我大概是那种只会一招的小马驹,已经黔驴技穷了。”


撰文 / Kit Chellel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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