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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18-07-30 18:20
摘要」基辛格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但他承认,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



「OR」--邀请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共进午餐并不难。虽已95岁高龄,身体移动十分缓慢,但这位美国外交界的“大军师”非常健谈。曾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这位外交大师,如今仍以同样的热情频频飞赴海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大国领导人会晤。他喜欢置身于风口浪尖。但是,要说服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另一回事。基辛格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清晰思维能力,就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货币政策上的沟通——大师级的洞察力,但是要破译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容易。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推出自己的舒适区。我想知道他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底怎么看。

时机堪称完美。我们在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后的次日共进午餐。美国外交政策的体制内人士相信,此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低点。特朗普做出了不堪设想的表态:接受普京有关他与破坏美国大选无关的说法,而否定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那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将难以让人信服地试图改口,坚称他想说的是“wouldn't”,而非“would”(即他的本意是使用双重否定句式,表示他看不出任何不是俄罗斯在搞鬼的理由——译者注)。但为时已晚。《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使用了戏剧性的标题:《公然叛国》(Open Treason),并配发一幅特朗普一只手牵着普京的手、另一只手拿枪向山姆大叔(Uncle Sam)开枪的漫画。要让基辛格吐露真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我提前一两分钟来到餐厅。基辛格已经落座。他坐在这个半空着的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显得很矮小。一根大大的手杖靠墙支着(几年前他撕裂了一根韧带)。基辛格用低沉沙哑的德国口音说道:“请见谅,我不方便起身。”午餐地点选在Jubilee,这是一家气氛温馨的法式餐厅,就在基辛格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公寓的拐角处。这里距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只有几个街区,这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向客户收取巨额费用,想必只有这些客户才能听到他的真实想法。我唯一给他的诱惑是一顿不错的午餐。我们点单时,基辛格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我的客人。


“啊,是呀,”在我确认之后他开心地笑着说,“否则就是腐败了。”(指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不能让对方买单请客——译者注)他经常在这里用餐。他说:“我昨晚还和女儿在这里共进晚餐。”不时有几个人走过来跟他握手。

其中一人说:“我是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谁?”基辛格问。“乌克兰”,那名外交官答道,“我们非常敬重您。”基辛格面露喜色。

“啊,乌克兰,”他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地缘政治对基辛格影响极大。作为冷战时期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及对苏联缓和战略的缔造者之一,基辛格如今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国与俄罗斯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两国常常相互配合。

但这位冷战外交的老前辈对未来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历史的兴趣。今年,基辛格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当今的人类比作天花和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印加人。他呼吁成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总统委员会。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努力,不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得太晚了。”

今年夏天,基辛格正在家中撰写一本关于伟大政治家的书(男性和女性都有,其中一章写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他刚刚完成关于尼克松的章节,他曾在尼克松政府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章有2.5万词,基辛格正在考虑是否将它作为一本短篇著作单独出版。他担心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说:“这可能会让所有参赛者再次爬出他们的散兵坑。”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这可能会引发外界将水门事件(Watergate)与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进行比较?“这正是我担心的。”他答道。在我有机会追问之前,基辛格把话题转向了撒切尔。“她是一位值得赞赏的合作伙伴,”他说,“我相信这种特殊关系,因为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心理平衡,而这是一种基于历史(而不仅仅是贡献)的天然平衡。”

头盘上来了。基辛格要了一盘鸡肝酱,他吃得津津有味。他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就像婴儿的围兜。我想谈特朗普。基辛格希望继续讨论英国。我问他,对本月去世的99岁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看法。1982年,卡林顿为未能阻止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而引咎辞职。卡林顿去世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宣布辞职,但原因截然不同。世人可以说,前者是带着荣誉辞职的,而后者的行为不光彩。

“我喜欢卡林顿勋爵,”基辛格动情地说道,“我每次去英格兰都必见他。”基辛格说,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卡林顿从没抱怨过不得不辞职这件事。“他对我说:‘如果你私下对朋友说,自己不是真正该负责之人,那么承担责任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当今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品质了,因为要有那种品质,你需要有一种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而当今的人们再也做不到了这一点了。”我提出,约翰逊肯定无法体现这一点。基辛格答道:“我不认为卡林顿对约翰逊的评价很高。”

基辛格对赫尔辛基峰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有点犹豫。

“这是一次不得不举行的会晤。我建议这么做有好几年了。但此前它被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淹没了。那肯定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得谈。看看叙利亚和乌克兰。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的动荡都会影响它,给它带来机遇,但也会被它视作威胁。这些动荡将继续。我担心它们会加速。”

基辛格开始大谈俄罗斯对苦难“近乎神秘的”忍受能力。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若干年错误地以为,俄罗斯将接受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北约(Nato)误判了俄罗斯对于受到尊重的深切渴望。“北约犯的错误是以为,某种历史性演变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但不明白这场演变将在某个节点遭遇完全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西方的国家概念)的理念。而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身份认同的挑战。”我问道,您的意思是我们激怒了普京?

基辛格回答说:“我认为普京并非希特勒(Hitler)那样的角色,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影响。”

主菜上来了。基辛格点了柠檬鲈鱼,放在一层绿色蔬菜之上。他几乎没碰这道菜。后来女服务员主动提出要把这条鱼装入盒子让他带回家时,他说:“不用了,但这道菜非常好。”相比之下,我吃掉了自己点的多佛比目鱼和球芽甘蓝。我们都喝着波多含气矿泉水,这是基辛格特别要求的。我感觉自己还是无法让他把话题转向特朗普——或者没能发现他在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低估了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可能正在为我们做一件未得到肯定的事——安抚俄罗斯熊?基辛格在回答之前又停顿了一下。

基辛格回答说:“我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因为在某个时候,我应该以一种比现在更连贯的方式来谈论特朗普。”但我辩解道,你说得很连贯呀。请不要停下。又是一段欲言又止的沉默。“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其放弃旧伪装的那类人物之一。这未必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或者他正在考虑任何伟大的替代格局。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到了这时,基辛格已经放弃了拨弄他的鱼。我知道他曾向特朗普做过简报。他还17次会晤过普京。他对我说,他向华盛顿报告了那些会晤的内容。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我问他,能否将特朗普与历史上的哪位人物进行比较。这也不管用。基辛格转而开始谈起欧洲外交的健康状况。他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兴奋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我还不能说他能干,因为他才刚刚开始,但我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基辛格说,“在其他欧洲政治家中,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非常本土化。我个人非常喜欢她,也很尊重她,但她不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他会把当下美国体制内的哪位外交人物比作自己或已故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曾与他有过辩论。提到布热津斯基,似乎拨动了他的心弦。“兹比格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什么人的去世像兹比格去世那样让我如此悲痛。”基辛格再次明显动情地说道。“兹比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将世界秩序的理念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如何打造这一秩序?我们有略微不同的想法。但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都是把外交提升至那种影响力水平。”我问,今天还有谁在问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辩论,”基辛格答道,“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基辛格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我太缺乏领悟力,以至于没有听懂。我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飞镖运动员,用不同方式尝试多次投掷。如果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北约,德国会怎么样?基辛格喜欢这个问题,但拒绝预测这种局面的发生几率。他说:“20世纪40年代,欧洲领导人是有明确方向感的,但现在他们大都只想避免麻烦。”我插话说,他们在避免麻烦方面干得也不怎么样。“的确如此,”基辛格带着难以参透的微笑说道。“一位德国知名人士最近对我说,他之前总是把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一种疏远美国的方式,但现在发现自己更担心出现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我问道,特朗普会不会把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吓得站起来?基辛格回答说:“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特朗普时代,那就太讽刺了。但这并非不可能。”

基辛格补充说,另一替代选项没有吸引力。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将受到中国支配,后者希望恢复其作为“中央王国”的历史地位,并成为“全人类的首要顾问”。听上去,基辛格似乎认为中国正在朝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前进。与此同时,美国将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两侧是巨大的海洋,没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需要维护。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不像当年的英国对待欧洲大陆那样,具有保持世界其他地区分而治之的意识。

基辛格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加谨慎,他承认自己仍在努力思索这一主题。但他对自主战争(机器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决定)的未知后果感到担忧。“在我尘世之旅的剩下几年时间,我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不假装知道答案。”

我不清楚基辛格将如何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权力是春药吗?“你说的是哪个词?”基辛格问道。“春药”,我重复道。我引用的是基辛格在其事业全盛时期说过的名言,那时他还是单身。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让他声名大噪的不只是国家事务,还有他的忙碌约会。带着一抹浅笑,基辛格回答道:“我肯定会说,有能力做决策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一个维度。”我说,那是一个微妙的回答。“我确实说过那句话,”他答道,“但是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将其当作人生目标。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错。它基于观察。”

我们开始喝咖啡。我要的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基辛格点的是薄荷茶。我决定向靶心发起最后的孤注一掷。我们已经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告诉他,如果有一种针对基辛格的反复出现的批评,那就是他不遗余力地保持与掌权人士的关系,而代价是从不公开直言。难道现在不是烧毁一两座桥梁的合适时机吗?基辛格显得有些沮丧。

他最后说:“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很多人,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这件事上敦促我。这或许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我紧张地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

“我走的方向很明确,”他回答说,“你看清楚了吗?”差不多吧,我答道。你担心未来。然而你相信,特朗普非常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吓坏我们,促使我们重新打造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一个公平的总结吗?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期,”基辛格答道,“我曾主持无数次峰会,此次(赫尔辛基)峰会并未向我学习。”

很明显,他不会再进一步详述。我问,他会把当前比作哪个时期。基辛格讲述了他在二战中作为一名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公民的经历。他还回忆了当初是什么把这位年轻的德国难民带到美国海岸。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基辛格家乡的犹太人被告知呆在家里。他的父母抓住机会逃到了美国。“当时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德国兵,”他说,“那是一段陪伴我终生的创伤经历。”他的回忆是精心挑选的。

在我们坐下后,一场暴雨就开始了。此时,一把雨伞从窗外掠过。我扶着基辛格在雨中走向他的汽车。司机扶起他另一旁的胳膊。他站不太稳。我意识到,我一直在不礼貌地审问一个年龄几乎是我两倍大的男子。“基辛格博士几天前就开始期待这顿午餐了。”我回到餐厅借雨伞时服务员对我说。我感觉不错——尽管我担心我提出的关于特朗普的问题可能让他失去了胃口。



撰文 /  爱德华•卢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基辛格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但他承认,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



「OR」--邀请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共进午餐并不难。虽已95岁高龄,身体移动十分缓慢,但这位美国外交界的“大军师”非常健谈。曾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这位外交大师,如今仍以同样的热情频频飞赴海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大国领导人会晤。他喜欢置身于风口浪尖。但是,要说服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另一回事。基辛格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清晰思维能力,就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货币政策上的沟通——大师级的洞察力,但是要破译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容易。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推出自己的舒适区。我想知道他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底怎么看。

时机堪称完美。我们在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后的次日共进午餐。美国外交政策的体制内人士相信,此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低点。特朗普做出了不堪设想的表态:接受普京有关他与破坏美国大选无关的说法,而否定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那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将难以让人信服地试图改口,坚称他想说的是“wouldn't”,而非“would”(即他的本意是使用双重否定句式,表示他看不出任何不是俄罗斯在搞鬼的理由——译者注)。但为时已晚。《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使用了戏剧性的标题:《公然叛国》(Open Treason),并配发一幅特朗普一只手牵着普京的手、另一只手拿枪向山姆大叔(Uncle Sam)开枪的漫画。要让基辛格吐露真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我提前一两分钟来到餐厅。基辛格已经落座。他坐在这个半空着的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显得很矮小。一根大大的手杖靠墙支着(几年前他撕裂了一根韧带)。基辛格用低沉沙哑的德国口音说道:“请见谅,我不方便起身。”午餐地点选在Jubilee,这是一家气氛温馨的法式餐厅,就在基辛格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公寓的拐角处。这里距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只有几个街区,这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向客户收取巨额费用,想必只有这些客户才能听到他的真实想法。我唯一给他的诱惑是一顿不错的午餐。我们点单时,基辛格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我的客人。


“啊,是呀,”在我确认之后他开心地笑着说,“否则就是腐败了。”(指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不能让对方买单请客——译者注)他经常在这里用餐。他说:“我昨晚还和女儿在这里共进晚餐。”不时有几个人走过来跟他握手。

其中一人说:“我是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谁?”基辛格问。“乌克兰”,那名外交官答道,“我们非常敬重您。”基辛格面露喜色。

“啊,乌克兰,”他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地缘政治对基辛格影响极大。作为冷战时期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及对苏联缓和战略的缔造者之一,基辛格如今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国与俄罗斯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两国常常相互配合。

但这位冷战外交的老前辈对未来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历史的兴趣。今年,基辛格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当今的人类比作天花和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印加人。他呼吁成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总统委员会。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努力,不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得太晚了。”

今年夏天,基辛格正在家中撰写一本关于伟大政治家的书(男性和女性都有,其中一章写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他刚刚完成关于尼克松的章节,他曾在尼克松政府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章有2.5万词,基辛格正在考虑是否将它作为一本短篇著作单独出版。他担心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说:“这可能会让所有参赛者再次爬出他们的散兵坑。”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这可能会引发外界将水门事件(Watergate)与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进行比较?“这正是我担心的。”他答道。在我有机会追问之前,基辛格把话题转向了撒切尔。“她是一位值得赞赏的合作伙伴,”他说,“我相信这种特殊关系,因为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心理平衡,而这是一种基于历史(而不仅仅是贡献)的天然平衡。”

头盘上来了。基辛格要了一盘鸡肝酱,他吃得津津有味。他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就像婴儿的围兜。我想谈特朗普。基辛格希望继续讨论英国。我问他,对本月去世的99岁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看法。1982年,卡林顿为未能阻止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而引咎辞职。卡林顿去世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宣布辞职,但原因截然不同。世人可以说,前者是带着荣誉辞职的,而后者的行为不光彩。

“我喜欢卡林顿勋爵,”基辛格动情地说道,“我每次去英格兰都必见他。”基辛格说,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卡林顿从没抱怨过不得不辞职这件事。“他对我说:‘如果你私下对朋友说,自己不是真正该负责之人,那么承担责任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当今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品质了,因为要有那种品质,你需要有一种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而当今的人们再也做不到了这一点了。”我提出,约翰逊肯定无法体现这一点。基辛格答道:“我不认为卡林顿对约翰逊的评价很高。”

基辛格对赫尔辛基峰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有点犹豫。

“这是一次不得不举行的会晤。我建议这么做有好几年了。但此前它被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淹没了。那肯定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得谈。看看叙利亚和乌克兰。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的动荡都会影响它,给它带来机遇,但也会被它视作威胁。这些动荡将继续。我担心它们会加速。”

基辛格开始大谈俄罗斯对苦难“近乎神秘的”忍受能力。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若干年错误地以为,俄罗斯将接受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北约(Nato)误判了俄罗斯对于受到尊重的深切渴望。“北约犯的错误是以为,某种历史性演变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但不明白这场演变将在某个节点遭遇完全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西方的国家概念)的理念。而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身份认同的挑战。”我问道,您的意思是我们激怒了普京?

基辛格回答说:“我认为普京并非希特勒(Hitler)那样的角色,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影响。”

主菜上来了。基辛格点了柠檬鲈鱼,放在一层绿色蔬菜之上。他几乎没碰这道菜。后来女服务员主动提出要把这条鱼装入盒子让他带回家时,他说:“不用了,但这道菜非常好。”相比之下,我吃掉了自己点的多佛比目鱼和球芽甘蓝。我们都喝着波多含气矿泉水,这是基辛格特别要求的。我感觉自己还是无法让他把话题转向特朗普——或者没能发现他在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低估了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可能正在为我们做一件未得到肯定的事——安抚俄罗斯熊?基辛格在回答之前又停顿了一下。

基辛格回答说:“我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因为在某个时候,我应该以一种比现在更连贯的方式来谈论特朗普。”但我辩解道,你说得很连贯呀。请不要停下。又是一段欲言又止的沉默。“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其放弃旧伪装的那类人物之一。这未必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或者他正在考虑任何伟大的替代格局。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到了这时,基辛格已经放弃了拨弄他的鱼。我知道他曾向特朗普做过简报。他还17次会晤过普京。他对我说,他向华盛顿报告了那些会晤的内容。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我问他,能否将特朗普与历史上的哪位人物进行比较。这也不管用。基辛格转而开始谈起欧洲外交的健康状况。他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兴奋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我还不能说他能干,因为他才刚刚开始,但我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基辛格说,“在其他欧洲政治家中,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非常本土化。我个人非常喜欢她,也很尊重她,但她不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他会把当下美国体制内的哪位外交人物比作自己或已故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曾与他有过辩论。提到布热津斯基,似乎拨动了他的心弦。“兹比格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什么人的去世像兹比格去世那样让我如此悲痛。”基辛格再次明显动情地说道。“兹比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将世界秩序的理念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如何打造这一秩序?我们有略微不同的想法。但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都是把外交提升至那种影响力水平。”我问,今天还有谁在问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辩论,”基辛格答道,“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基辛格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我太缺乏领悟力,以至于没有听懂。我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飞镖运动员,用不同方式尝试多次投掷。如果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北约,德国会怎么样?基辛格喜欢这个问题,但拒绝预测这种局面的发生几率。他说:“20世纪40年代,欧洲领导人是有明确方向感的,但现在他们大都只想避免麻烦。”我插话说,他们在避免麻烦方面干得也不怎么样。“的确如此,”基辛格带着难以参透的微笑说道。“一位德国知名人士最近对我说,他之前总是把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一种疏远美国的方式,但现在发现自己更担心出现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我问道,特朗普会不会把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吓得站起来?基辛格回答说:“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特朗普时代,那就太讽刺了。但这并非不可能。”

基辛格补充说,另一替代选项没有吸引力。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将受到中国支配,后者希望恢复其作为“中央王国”的历史地位,并成为“全人类的首要顾问”。听上去,基辛格似乎认为中国正在朝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前进。与此同时,美国将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两侧是巨大的海洋,没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需要维护。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不像当年的英国对待欧洲大陆那样,具有保持世界其他地区分而治之的意识。

基辛格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加谨慎,他承认自己仍在努力思索这一主题。但他对自主战争(机器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决定)的未知后果感到担忧。“在我尘世之旅的剩下几年时间,我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不假装知道答案。”

我不清楚基辛格将如何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权力是春药吗?“你说的是哪个词?”基辛格问道。“春药”,我重复道。我引用的是基辛格在其事业全盛时期说过的名言,那时他还是单身。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让他声名大噪的不只是国家事务,还有他的忙碌约会。带着一抹浅笑,基辛格回答道:“我肯定会说,有能力做决策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一个维度。”我说,那是一个微妙的回答。“我确实说过那句话,”他答道,“但是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将其当作人生目标。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错。它基于观察。”

我们开始喝咖啡。我要的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基辛格点的是薄荷茶。我决定向靶心发起最后的孤注一掷。我们已经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告诉他,如果有一种针对基辛格的反复出现的批评,那就是他不遗余力地保持与掌权人士的关系,而代价是从不公开直言。难道现在不是烧毁一两座桥梁的合适时机吗?基辛格显得有些沮丧。

他最后说:“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很多人,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这件事上敦促我。这或许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我紧张地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

“我走的方向很明确,”他回答说,“你看清楚了吗?”差不多吧,我答道。你担心未来。然而你相信,特朗普非常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吓坏我们,促使我们重新打造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一个公平的总结吗?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期,”基辛格答道,“我曾主持无数次峰会,此次(赫尔辛基)峰会并未向我学习。”

很明显,他不会再进一步详述。我问,他会把当前比作哪个时期。基辛格讲述了他在二战中作为一名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公民的经历。他还回忆了当初是什么把这位年轻的德国难民带到美国海岸。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基辛格家乡的犹太人被告知呆在家里。他的父母抓住机会逃到了美国。“当时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德国兵,”他说,“那是一段陪伴我终生的创伤经历。”他的回忆是精心挑选的。

在我们坐下后,一场暴雨就开始了。此时,一把雨伞从窗外掠过。我扶着基辛格在雨中走向他的汽车。司机扶起他另一旁的胳膊。他站不太稳。我意识到,我一直在不礼貌地审问一个年龄几乎是我两倍大的男子。“基辛格博士几天前就开始期待这顿午餐了。”我回到餐厅借雨伞时服务员对我说。我感觉不错——尽管我担心我提出的关于特朗普的问题可能让他失去了胃口。



撰文 /  爱德华•卢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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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堪称完美。我们在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后的次日共进午餐。美国外交政策的体制内人士相信,此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低点。特朗普做出了不堪设想的表态:接受普京有关他与破坏美国大选无关的说法,而否定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那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将难以让人信服地试图改口,坚称他想说的是“wouldn't”,而非“would”(即他的本意是使用双重否定句式,表示他看不出任何不是俄罗斯在搞鬼的理由——译者注)。但为时已晚。《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使用了戏剧性的标题:《公然叛国》(Open Treason),并配发一幅特朗普一只手牵着普京的手、另一只手拿枪向山姆大叔(Uncle Sam)开枪的漫画。要让基辛格吐露真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我提前一两分钟来到餐厅。基辛格已经落座。他坐在这个半空着的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显得很矮小。一根大大的手杖靠墙支着(几年前他撕裂了一根韧带)。基辛格用低沉沙哑的德国口音说道:“请见谅,我不方便起身。”午餐地点选在Jubilee,这是一家气氛温馨的法式餐厅,就在基辛格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公寓的拐角处。这里距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只有几个街区,这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向客户收取巨额费用,想必只有这些客户才能听到他的真实想法。我唯一给他的诱惑是一顿不错的午餐。我们点单时,基辛格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我的客人。


“啊,是呀,”在我确认之后他开心地笑着说,“否则就是腐败了。”(指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不能让对方买单请客——译者注)他经常在这里用餐。他说:“我昨晚还和女儿在这里共进晚餐。”不时有几个人走过来跟他握手。

其中一人说:“我是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谁?”基辛格问。“乌克兰”,那名外交官答道,“我们非常敬重您。”基辛格面露喜色。

“啊,乌克兰,”他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地缘政治对基辛格影响极大。作为冷战时期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及对苏联缓和战略的缔造者之一,基辛格如今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国与俄罗斯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两国常常相互配合。

但这位冷战外交的老前辈对未来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历史的兴趣。今年,基辛格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当今的人类比作天花和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印加人。他呼吁成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总统委员会。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努力,不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得太晚了。”

今年夏天,基辛格正在家中撰写一本关于伟大政治家的书(男性和女性都有,其中一章写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他刚刚完成关于尼克松的章节,他曾在尼克松政府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章有2.5万词,基辛格正在考虑是否将它作为一本短篇著作单独出版。他担心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说:“这可能会让所有参赛者再次爬出他们的散兵坑。”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这可能会引发外界将水门事件(Watergate)与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进行比较?“这正是我担心的。”他答道。在我有机会追问之前,基辛格把话题转向了撒切尔。“她是一位值得赞赏的合作伙伴,”他说,“我相信这种特殊关系,因为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心理平衡,而这是一种基于历史(而不仅仅是贡献)的天然平衡。”

头盘上来了。基辛格要了一盘鸡肝酱,他吃得津津有味。他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就像婴儿的围兜。我想谈特朗普。基辛格希望继续讨论英国。我问他,对本月去世的99岁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看法。1982年,卡林顿为未能阻止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而引咎辞职。卡林顿去世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宣布辞职,但原因截然不同。世人可以说,前者是带着荣誉辞职的,而后者的行为不光彩。

“我喜欢卡林顿勋爵,”基辛格动情地说道,“我每次去英格兰都必见他。”基辛格说,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卡林顿从没抱怨过不得不辞职这件事。“他对我说:‘如果你私下对朋友说,自己不是真正该负责之人,那么承担责任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当今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品质了,因为要有那种品质,你需要有一种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而当今的人们再也做不到了这一点了。”我提出,约翰逊肯定无法体现这一点。基辛格答道:“我不认为卡林顿对约翰逊的评价很高。”

基辛格对赫尔辛基峰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有点犹豫。

“这是一次不得不举行的会晤。我建议这么做有好几年了。但此前它被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淹没了。那肯定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得谈。看看叙利亚和乌克兰。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的动荡都会影响它,给它带来机遇,但也会被它视作威胁。这些动荡将继续。我担心它们会加速。”

基辛格开始大谈俄罗斯对苦难“近乎神秘的”忍受能力。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若干年错误地以为,俄罗斯将接受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北约(Nato)误判了俄罗斯对于受到尊重的深切渴望。“北约犯的错误是以为,某种历史性演变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但不明白这场演变将在某个节点遭遇完全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西方的国家概念)的理念。而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身份认同的挑战。”我问道,您的意思是我们激怒了普京?

基辛格回答说:“我认为普京并非希特勒(Hitler)那样的角色,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影响。”

主菜上来了。基辛格点了柠檬鲈鱼,放在一层绿色蔬菜之上。他几乎没碰这道菜。后来女服务员主动提出要把这条鱼装入盒子让他带回家时,他说:“不用了,但这道菜非常好。”相比之下,我吃掉了自己点的多佛比目鱼和球芽甘蓝。我们都喝着波多含气矿泉水,这是基辛格特别要求的。我感觉自己还是无法让他把话题转向特朗普——或者没能发现他在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低估了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可能正在为我们做一件未得到肯定的事——安抚俄罗斯熊?基辛格在回答之前又停顿了一下。

基辛格回答说:“我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因为在某个时候,我应该以一种比现在更连贯的方式来谈论特朗普。”但我辩解道,你说得很连贯呀。请不要停下。又是一段欲言又止的沉默。“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其放弃旧伪装的那类人物之一。这未必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或者他正在考虑任何伟大的替代格局。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到了这时,基辛格已经放弃了拨弄他的鱼。我知道他曾向特朗普做过简报。他还17次会晤过普京。他对我说,他向华盛顿报告了那些会晤的内容。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我问他,能否将特朗普与历史上的哪位人物进行比较。这也不管用。基辛格转而开始谈起欧洲外交的健康状况。他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兴奋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我还不能说他能干,因为他才刚刚开始,但我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基辛格说,“在其他欧洲政治家中,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非常本土化。我个人非常喜欢她,也很尊重她,但她不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他会把当下美国体制内的哪位外交人物比作自己或已故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曾与他有过辩论。提到布热津斯基,似乎拨动了他的心弦。“兹比格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什么人的去世像兹比格去世那样让我如此悲痛。”基辛格再次明显动情地说道。“兹比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将世界秩序的理念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如何打造这一秩序?我们有略微不同的想法。但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都是把外交提升至那种影响力水平。”我问,今天还有谁在问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辩论,”基辛格答道,“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基辛格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我太缺乏领悟力,以至于没有听懂。我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飞镖运动员,用不同方式尝试多次投掷。如果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北约,德国会怎么样?基辛格喜欢这个问题,但拒绝预测这种局面的发生几率。他说:“20世纪40年代,欧洲领导人是有明确方向感的,但现在他们大都只想避免麻烦。”我插话说,他们在避免麻烦方面干得也不怎么样。“的确如此,”基辛格带着难以参透的微笑说道。“一位德国知名人士最近对我说,他之前总是把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一种疏远美国的方式,但现在发现自己更担心出现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我问道,特朗普会不会把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吓得站起来?基辛格回答说:“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特朗普时代,那就太讽刺了。但这并非不可能。”

基辛格补充说,另一替代选项没有吸引力。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将受到中国支配,后者希望恢复其作为“中央王国”的历史地位,并成为“全人类的首要顾问”。听上去,基辛格似乎认为中国正在朝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前进。与此同时,美国将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两侧是巨大的海洋,没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需要维护。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不像当年的英国对待欧洲大陆那样,具有保持世界其他地区分而治之的意识。

基辛格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加谨慎,他承认自己仍在努力思索这一主题。但他对自主战争(机器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决定)的未知后果感到担忧。“在我尘世之旅的剩下几年时间,我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不假装知道答案。”

我不清楚基辛格将如何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权力是春药吗?“你说的是哪个词?”基辛格问道。“春药”,我重复道。我引用的是基辛格在其事业全盛时期说过的名言,那时他还是单身。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让他声名大噪的不只是国家事务,还有他的忙碌约会。带着一抹浅笑,基辛格回答道:“我肯定会说,有能力做决策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一个维度。”我说,那是一个微妙的回答。“我确实说过那句话,”他答道,“但是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将其当作人生目标。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错。它基于观察。”

我们开始喝咖啡。我要的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基辛格点的是薄荷茶。我决定向靶心发起最后的孤注一掷。我们已经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告诉他,如果有一种针对基辛格的反复出现的批评,那就是他不遗余力地保持与掌权人士的关系,而代价是从不公开直言。难道现在不是烧毁一两座桥梁的合适时机吗?基辛格显得有些沮丧。

他最后说:“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很多人,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这件事上敦促我。这或许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我紧张地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

“我走的方向很明确,”他回答说,“你看清楚了吗?”差不多吧,我答道。你担心未来。然而你相信,特朗普非常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吓坏我们,促使我们重新打造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一个公平的总结吗?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期,”基辛格答道,“我曾主持无数次峰会,此次(赫尔辛基)峰会并未向我学习。”

很明显,他不会再进一步详述。我问,他会把当前比作哪个时期。基辛格讲述了他在二战中作为一名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公民的经历。他还回忆了当初是什么把这位年轻的德国难民带到美国海岸。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基辛格家乡的犹太人被告知呆在家里。他的父母抓住机会逃到了美国。“当时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德国兵,”他说,“那是一段陪伴我终生的创伤经历。”他的回忆是精心挑选的。

在我们坐下后,一场暴雨就开始了。此时,一把雨伞从窗外掠过。我扶着基辛格在雨中走向他的汽车。司机扶起他另一旁的胳膊。他站不太稳。我意识到,我一直在不礼貌地审问一个年龄几乎是我两倍大的男子。“基辛格博士几天前就开始期待这顿午餐了。”我回到餐厅借雨伞时服务员对我说。我感觉不错——尽管我担心我提出的关于特朗普的问题可能让他失去了胃口。



撰文 /  爱德华•卢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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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亨利•基辛格共进午餐

发布日期:2018-07-30 18:20
摘要」基辛格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但他承认,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



「OR」--邀请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共进午餐并不难。虽已95岁高龄,身体移动十分缓慢,但这位美国外交界的“大军师”非常健谈。曾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这位外交大师,如今仍以同样的热情频频飞赴海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大国领导人会晤。他喜欢置身于风口浪尖。但是,要说服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另一回事。基辛格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清晰思维能力,就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货币政策上的沟通——大师级的洞察力,但是要破译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容易。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推出自己的舒适区。我想知道他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底怎么看。

时机堪称完美。我们在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后的次日共进午餐。美国外交政策的体制内人士相信,此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低点。特朗普做出了不堪设想的表态:接受普京有关他与破坏美国大选无关的说法,而否定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那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将难以让人信服地试图改口,坚称他想说的是“wouldn't”,而非“would”(即他的本意是使用双重否定句式,表示他看不出任何不是俄罗斯在搞鬼的理由——译者注)。但为时已晚。《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使用了戏剧性的标题:《公然叛国》(Open Treason),并配发一幅特朗普一只手牵着普京的手、另一只手拿枪向山姆大叔(Uncle Sam)开枪的漫画。要让基辛格吐露真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我提前一两分钟来到餐厅。基辛格已经落座。他坐在这个半空着的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显得很矮小。一根大大的手杖靠墙支着(几年前他撕裂了一根韧带)。基辛格用低沉沙哑的德国口音说道:“请见谅,我不方便起身。”午餐地点选在Jubilee,这是一家气氛温馨的法式餐厅,就在基辛格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公寓的拐角处。这里距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只有几个街区,这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向客户收取巨额费用,想必只有这些客户才能听到他的真实想法。我唯一给他的诱惑是一顿不错的午餐。我们点单时,基辛格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我的客人。


“啊,是呀,”在我确认之后他开心地笑着说,“否则就是腐败了。”(指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不能让对方买单请客——译者注)他经常在这里用餐。他说:“我昨晚还和女儿在这里共进晚餐。”不时有几个人走过来跟他握手。

其中一人说:“我是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谁?”基辛格问。“乌克兰”,那名外交官答道,“我们非常敬重您。”基辛格面露喜色。

“啊,乌克兰,”他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地缘政治对基辛格影响极大。作为冷战时期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及对苏联缓和战略的缔造者之一,基辛格如今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国与俄罗斯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两国常常相互配合。

但这位冷战外交的老前辈对未来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历史的兴趣。今年,基辛格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当今的人类比作天花和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印加人。他呼吁成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总统委员会。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努力,不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得太晚了。”

今年夏天,基辛格正在家中撰写一本关于伟大政治家的书(男性和女性都有,其中一章写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他刚刚完成关于尼克松的章节,他曾在尼克松政府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章有2.5万词,基辛格正在考虑是否将它作为一本短篇著作单独出版。他担心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说:“这可能会让所有参赛者再次爬出他们的散兵坑。”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这可能会引发外界将水门事件(Watergate)与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进行比较?“这正是我担心的。”他答道。在我有机会追问之前,基辛格把话题转向了撒切尔。“她是一位值得赞赏的合作伙伴,”他说,“我相信这种特殊关系,因为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心理平衡,而这是一种基于历史(而不仅仅是贡献)的天然平衡。”

头盘上来了。基辛格要了一盘鸡肝酱,他吃得津津有味。他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就像婴儿的围兜。我想谈特朗普。基辛格希望继续讨论英国。我问他,对本月去世的99岁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看法。1982年,卡林顿为未能阻止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而引咎辞职。卡林顿去世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宣布辞职,但原因截然不同。世人可以说,前者是带着荣誉辞职的,而后者的行为不光彩。

“我喜欢卡林顿勋爵,”基辛格动情地说道,“我每次去英格兰都必见他。”基辛格说,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卡林顿从没抱怨过不得不辞职这件事。“他对我说:‘如果你私下对朋友说,自己不是真正该负责之人,那么承担责任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当今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品质了,因为要有那种品质,你需要有一种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而当今的人们再也做不到了这一点了。”我提出,约翰逊肯定无法体现这一点。基辛格答道:“我不认为卡林顿对约翰逊的评价很高。”

基辛格对赫尔辛基峰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有点犹豫。

“这是一次不得不举行的会晤。我建议这么做有好几年了。但此前它被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淹没了。那肯定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得谈。看看叙利亚和乌克兰。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的动荡都会影响它,给它带来机遇,但也会被它视作威胁。这些动荡将继续。我担心它们会加速。”

基辛格开始大谈俄罗斯对苦难“近乎神秘的”忍受能力。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若干年错误地以为,俄罗斯将接受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北约(Nato)误判了俄罗斯对于受到尊重的深切渴望。“北约犯的错误是以为,某种历史性演变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但不明白这场演变将在某个节点遭遇完全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西方的国家概念)的理念。而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身份认同的挑战。”我问道,您的意思是我们激怒了普京?

基辛格回答说:“我认为普京并非希特勒(Hitler)那样的角色,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影响。”

主菜上来了。基辛格点了柠檬鲈鱼,放在一层绿色蔬菜之上。他几乎没碰这道菜。后来女服务员主动提出要把这条鱼装入盒子让他带回家时,他说:“不用了,但这道菜非常好。”相比之下,我吃掉了自己点的多佛比目鱼和球芽甘蓝。我们都喝着波多含气矿泉水,这是基辛格特别要求的。我感觉自己还是无法让他把话题转向特朗普——或者没能发现他在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低估了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可能正在为我们做一件未得到肯定的事——安抚俄罗斯熊?基辛格在回答之前又停顿了一下。

基辛格回答说:“我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因为在某个时候,我应该以一种比现在更连贯的方式来谈论特朗普。”但我辩解道,你说得很连贯呀。请不要停下。又是一段欲言又止的沉默。“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其放弃旧伪装的那类人物之一。这未必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或者他正在考虑任何伟大的替代格局。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到了这时,基辛格已经放弃了拨弄他的鱼。我知道他曾向特朗普做过简报。他还17次会晤过普京。他对我说,他向华盛顿报告了那些会晤的内容。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我问他,能否将特朗普与历史上的哪位人物进行比较。这也不管用。基辛格转而开始谈起欧洲外交的健康状况。他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兴奋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我还不能说他能干,因为他才刚刚开始,但我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基辛格说,“在其他欧洲政治家中,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非常本土化。我个人非常喜欢她,也很尊重她,但她不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他会把当下美国体制内的哪位外交人物比作自己或已故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曾与他有过辩论。提到布热津斯基,似乎拨动了他的心弦。“兹比格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什么人的去世像兹比格去世那样让我如此悲痛。”基辛格再次明显动情地说道。“兹比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将世界秩序的理念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如何打造这一秩序?我们有略微不同的想法。但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都是把外交提升至那种影响力水平。”我问,今天还有谁在问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辩论,”基辛格答道,“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基辛格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我太缺乏领悟力,以至于没有听懂。我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飞镖运动员,用不同方式尝试多次投掷。如果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北约,德国会怎么样?基辛格喜欢这个问题,但拒绝预测这种局面的发生几率。他说:“20世纪40年代,欧洲领导人是有明确方向感的,但现在他们大都只想避免麻烦。”我插话说,他们在避免麻烦方面干得也不怎么样。“的确如此,”基辛格带着难以参透的微笑说道。“一位德国知名人士最近对我说,他之前总是把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一种疏远美国的方式,但现在发现自己更担心出现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我问道,特朗普会不会把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吓得站起来?基辛格回答说:“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特朗普时代,那就太讽刺了。但这并非不可能。”

基辛格补充说,另一替代选项没有吸引力。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将受到中国支配,后者希望恢复其作为“中央王国”的历史地位,并成为“全人类的首要顾问”。听上去,基辛格似乎认为中国正在朝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前进。与此同时,美国将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两侧是巨大的海洋,没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需要维护。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不像当年的英国对待欧洲大陆那样,具有保持世界其他地区分而治之的意识。

基辛格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加谨慎,他承认自己仍在努力思索这一主题。但他对自主战争(机器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决定)的未知后果感到担忧。“在我尘世之旅的剩下几年时间,我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不假装知道答案。”

我不清楚基辛格将如何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权力是春药吗?“你说的是哪个词?”基辛格问道。“春药”,我重复道。我引用的是基辛格在其事业全盛时期说过的名言,那时他还是单身。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让他声名大噪的不只是国家事务,还有他的忙碌约会。带着一抹浅笑,基辛格回答道:“我肯定会说,有能力做决策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一个维度。”我说,那是一个微妙的回答。“我确实说过那句话,”他答道,“但是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将其当作人生目标。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错。它基于观察。”

我们开始喝咖啡。我要的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基辛格点的是薄荷茶。我决定向靶心发起最后的孤注一掷。我们已经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告诉他,如果有一种针对基辛格的反复出现的批评,那就是他不遗余力地保持与掌权人士的关系,而代价是从不公开直言。难道现在不是烧毁一两座桥梁的合适时机吗?基辛格显得有些沮丧。

他最后说:“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很多人,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这件事上敦促我。这或许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我紧张地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

“我走的方向很明确,”他回答说,“你看清楚了吗?”差不多吧,我答道。你担心未来。然而你相信,特朗普非常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吓坏我们,促使我们重新打造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一个公平的总结吗?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期,”基辛格答道,“我曾主持无数次峰会,此次(赫尔辛基)峰会并未向我学习。”

很明显,他不会再进一步详述。我问,他会把当前比作哪个时期。基辛格讲述了他在二战中作为一名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公民的经历。他还回忆了当初是什么把这位年轻的德国难民带到美国海岸。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基辛格家乡的犹太人被告知呆在家里。他的父母抓住机会逃到了美国。“当时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德国兵,”他说,“那是一段陪伴我终生的创伤经历。”他的回忆是精心挑选的。

在我们坐下后,一场暴雨就开始了。此时,一把雨伞从窗外掠过。我扶着基辛格在雨中走向他的汽车。司机扶起他另一旁的胳膊。他站不太稳。我意识到,我一直在不礼貌地审问一个年龄几乎是我两倍大的男子。“基辛格博士几天前就开始期待这顿午餐了。”我回到餐厅借雨伞时服务员对我说。我感觉不错——尽管我担心我提出的关于特朗普的问题可能让他失去了胃口。



撰文 /  爱德华•卢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基辛格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但他承认,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



「OR」--邀请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共进午餐并不难。虽已95岁高龄,身体移动十分缓慢,但这位美国外交界的“大军师”非常健谈。曾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这位外交大师,如今仍以同样的热情频频飞赴海外,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大国领导人会晤。他喜欢置身于风口浪尖。但是,要说服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是另一回事。基辛格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清晰思维能力,就像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货币政策上的沟通——大师级的洞察力,但是要破译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容易。我的任务就是把他推出自己的舒适区。我想知道他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到底怎么看。

时机堪称完美。我们在特朗普与普京在赫尔辛基会面后的次日共进午餐。美国外交政策的体制内人士相信,此次峰会将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低点。特朗普做出了不堪设想的表态:接受普京有关他与破坏美国大选无关的说法,而否定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那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将难以让人信服地试图改口,坚称他想说的是“wouldn't”,而非“would”(即他的本意是使用双重否定句式,表示他看不出任何不是俄罗斯在搞鬼的理由——译者注)。但为时已晚。《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使用了戏剧性的标题:《公然叛国》(Open Treason),并配发一幅特朗普一只手牵着普京的手、另一只手拿枪向山姆大叔(Uncle Sam)开枪的漫画。要让基辛格吐露真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我提前一两分钟来到餐厅。基辛格已经落座。他坐在这个半空着的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显得很矮小。一根大大的手杖靠墙支着(几年前他撕裂了一根韧带)。基辛格用低沉沙哑的德国口音说道:“请见谅,我不方便起身。”午餐地点选在Jubilee,这是一家气氛温馨的法式餐厅,就在基辛格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公寓的拐角处。这里距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只有几个街区,这家地缘政治咨询公司向客户收取巨额费用,想必只有这些客户才能听到他的真实想法。我唯一给他的诱惑是一顿不错的午餐。我们点单时,基辛格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我的客人。


“啊,是呀,”在我确认之后他开心地笑着说,“否则就是腐败了。”(指媒体记者在采访时不能让对方买单请客——译者注)他经常在这里用餐。他说:“我昨晚还和女儿在这里共进晚餐。”不时有几个人走过来跟他握手。

其中一人说:“我是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谁?”基辛格问。“乌克兰”,那名外交官答道,“我们非常敬重您。”基辛格面露喜色。

“啊,乌克兰,”他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

地缘政治对基辛格影响极大。作为冷战时期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以及对苏联缓和战略的缔造者之一,基辛格如今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国与俄罗斯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且两国常常相互配合。

但这位冷战外交的老前辈对未来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历史的兴趣。今年,基辛格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他把当今的人类比作天花和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印加人。他呼吁成立一个有关人工智能的总统委员会。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始这项努力,不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得太晚了。”

今年夏天,基辛格正在家中撰写一本关于伟大政治家的书(男性和女性都有,其中一章写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他刚刚完成关于尼克松的章节,他曾在尼克松政府兼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一章有2.5万词,基辛格正在考虑是否将它作为一本短篇著作单独出版。他担心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说:“这可能会让所有参赛者再次爬出他们的散兵坑。”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这可能会引发外界将水门事件(Watergate)与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进行比较?“这正是我担心的。”他答道。在我有机会追问之前,基辛格把话题转向了撒切尔。“她是一位值得赞赏的合作伙伴,”他说,“我相信这种特殊关系,因为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心理平衡,而这是一种基于历史(而不仅仅是贡献)的天然平衡。”

头盘上来了。基辛格要了一盘鸡肝酱,他吃得津津有味。他把餐巾塞进衬衫领子,就像婴儿的围兜。我想谈特朗普。基辛格希望继续讨论英国。我问他,对本月去世的99岁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Lord Carrington)的看法。1982年,卡林顿为未能阻止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而引咎辞职。卡林顿去世当天,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宣布辞职,但原因截然不同。世人可以说,前者是带着荣誉辞职的,而后者的行为不光彩。

“我喜欢卡林顿勋爵,”基辛格动情地说道,“我每次去英格兰都必见他。”基辛格说,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卡林顿从没抱怨过不得不辞职这件事。“他对我说:‘如果你私下对朋友说,自己不是真正该负责之人,那么承担责任又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当今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种品质了,因为要有那种品质,你需要有一种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而当今的人们再也做不到了这一点了。”我提出,约翰逊肯定无法体现这一点。基辛格答道:“我不认为卡林顿对约翰逊的评价很高。”

基辛格对赫尔辛基峰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有点犹豫。

“这是一次不得不举行的会晤。我建议这么做有好几年了。但此前它被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淹没了。那肯定是一个错失的机会。但我认为问题还是得谈。看看叙利亚和乌克兰。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的动荡都会影响它,给它带来机遇,但也会被它视作威胁。这些动荡将继续。我担心它们会加速。”

基辛格开始大谈俄罗斯对苦难“近乎神秘的”忍受能力。他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若干年错误地以为,俄罗斯将接受西方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北约(Nato)误判了俄罗斯对于受到尊重的深切渴望。“北约犯的错误是以为,某种历史性演变将席卷整个欧亚大陆,但不明白这场演变将在某个节点遭遇完全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西方的国家概念)的理念。而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对其身份认同的挑战。”我问道,您的意思是我们激怒了普京?

基辛格回答说:“我认为普京并非希特勒(Hitler)那样的角色,他受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影响。”

主菜上来了。基辛格点了柠檬鲈鱼,放在一层绿色蔬菜之上。他几乎没碰这道菜。后来女服务员主动提出要把这条鱼装入盒子让他带回家时,他说:“不用了,但这道菜非常好。”相比之下,我吃掉了自己点的多佛比目鱼和球芽甘蓝。我们都喝着波多含气矿泉水,这是基辛格特别要求的。我感觉自己还是无法让他把话题转向特朗普——或者没能发现他在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低估了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可能正在为我们做一件未得到肯定的事——安抚俄罗斯熊?基辛格在回答之前又停顿了一下。

基辛格回答说:“我不想过多谈论特朗普,因为在某个时候,我应该以一种比现在更连贯的方式来谈论特朗普。”但我辩解道,你说得很连贯呀。请不要停下。又是一段欲言又止的沉默。“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其放弃旧伪装的那类人物之一。这未必意味着他明白这一点,或者他正在考虑任何伟大的替代格局。这可能只是一场意外。”

到了这时,基辛格已经放弃了拨弄他的鱼。我知道他曾向特朗普做过简报。他还17次会晤过普京。他对我说,他向华盛顿报告了那些会晤的内容。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我问他,能否将特朗普与历史上的哪位人物进行比较。这也不管用。基辛格转而开始谈起欧洲外交的健康状况。他找不到任何能让他兴奋的领导人,除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我还不能说他能干,因为他才刚刚开始,但我喜欢他的行事风格,”基辛格说,“在其他欧洲政治家中,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非常本土化。我个人非常喜欢她,也很尊重她,但她不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

他会把当下美国体制内的哪位外交人物比作自己或已故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曾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曾与他有过辩论。提到布热津斯基,似乎拨动了他的心弦。“兹比格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什么人的去世像兹比格去世那样让我如此悲痛。”基辛格再次明显动情地说道。“兹比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将世界秩序的理念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如何打造这一秩序?我们有略微不同的想法。但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都是把外交提升至那种影响力水平。”我问,今天还有谁在问这些问题。“现在没有辩论,”基辛格答道,“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基辛格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我太缺乏领悟力,以至于没有听懂。我就像一个蒙着眼睛的飞镖运动员,用不同方式尝试多次投掷。如果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北约,德国会怎么样?基辛格喜欢这个问题,但拒绝预测这种局面的发生几率。他说:“20世纪40年代,欧洲领导人是有明确方向感的,但现在他们大都只想避免麻烦。”我插话说,他们在避免麻烦方面干得也不怎么样。“的确如此,”基辛格带着难以参透的微笑说道。“一位德国知名人士最近对我说,他之前总是把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视为一种疏远美国的方式,但现在发现自己更担心出现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我问道,特朗普会不会把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吓得站起来?基辛格回答说:“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特朗普时代,那就太讽刺了。但这并非不可能。”

基辛格补充说,另一替代选项没有吸引力。分裂的大西洋将把欧洲变成“欧亚大陆的附属物”,将受到中国支配,后者希望恢复其作为“中央王国”的历史地位,并成为“全人类的首要顾问”。听上去,基辛格似乎认为中国正在朝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前进。与此同时,美国将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孤岛,两侧是巨大的海洋,没有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需要维护。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却不像当年的英国对待欧洲大陆那样,具有保持世界其他地区分而治之的意识。

基辛格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更加谨慎,他承认自己仍在努力思索这一主题。但他对自主战争(机器需要作出道德上的决定)的未知后果感到担忧。“在我尘世之旅的剩下几年时间,我所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他说,“我不假装知道答案。”

我不清楚基辛格将如何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权力是春药吗?“你说的是哪个词?”基辛格问道。“春药”,我重复道。我引用的是基辛格在其事业全盛时期说过的名言,那时他还是单身。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让他声名大噪的不只是国家事务,还有他的忙碌约会。带着一抹浅笑,基辛格回答道:“我肯定会说,有能力做决策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到的一个维度。”我说,那是一个微妙的回答。“我确实说过那句话,”他答道,“但是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确立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将其当作人生目标。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错。它基于观察。”

我们开始喝咖啡。我要的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基辛格点的是薄荷茶。我决定向靶心发起最后的孤注一掷。我们已经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告诉他,如果有一种针对基辛格的反复出现的批评,那就是他不遗余力地保持与掌权人士的关系,而代价是从不公开直言。难道现在不是烧毁一两座桥梁的合适时机吗?基辛格显得有些沮丧。

他最后说:“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批评,很多人,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这件事上敦促我。这或许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我紧张地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合适的时候了。

“我走的方向很明确,”他回答说,“你看清楚了吗?”差不多吧,我答道。你担心未来。然而你相信,特朗普非常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吓坏我们,促使我们重新打造我们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是一个公平的总结吗?

“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时期,”基辛格答道,“我曾主持无数次峰会,此次(赫尔辛基)峰会并未向我学习。”

很明显,他不会再进一步详述。我问,他会把当前比作哪个时期。基辛格讲述了他在二战中作为一名身穿美军制服的新公民的经历。他还回忆了当初是什么把这位年轻的德国难民带到美国海岸。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基辛格家乡的犹太人被告知呆在家里。他的父母抓住机会逃到了美国。“当时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德国兵,”他说,“那是一段陪伴我终生的创伤经历。”他的回忆是精心挑选的。

在我们坐下后,一场暴雨就开始了。此时,一把雨伞从窗外掠过。我扶着基辛格在雨中走向他的汽车。司机扶起他另一旁的胳膊。他站不太稳。我意识到,我一直在不礼貌地审问一个年龄几乎是我两倍大的男子。“基辛格博士几天前就开始期待这顿午餐了。”我回到餐厅借雨伞时服务员对我说。我感觉不错——尽管我担心我提出的关于特朗普的问题可能让他失去了胃口。



撰文 /  爱德华•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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