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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失衡

发布日期:2018-07-23 15:42
摘要」傅晓岚: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



「或者 *OR」--——基于无形资产贸易的视角

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反全球化思潮再一次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美国出口,致使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威胁提征惩罚性高额关税。

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进入被白宫不断升级的阶段:7月6日,美国对总额34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25%关税。中国对美国也通过对同等金额的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等进行了反击。7月11日,美国宣布对另外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关税。中国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上诉。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他做好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约5000亿进口商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准备。

那么此次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所谓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真的表明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优势、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吗?理清楚基本事实对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产品贸易在旧的生产范式主导下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主流。但是,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生产的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是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Haskell and Westlake, 2017; Corrado, et al., 2017)。只是无形资产贸易多样而复杂,大量交易未被现存的贸易统计体系涵盖,也少有理论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贸易。

新的全球贸易范式,需要一个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将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综合考虑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Fu,2018)。根据这个综合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这个分析框架也说明:第一,美国的实际国际贸易逆差比目前公布的数字要小很多,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广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不平衡远远没有目前错误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大。第二,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因此,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不论是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还是营销和管理人员。第三,全球化和以全球价值链组织的高度精细化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悖论。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很难同时追求高人均附加值和大量的就业。第四,化解全球贸易中某些部门和地区的损失的解决方式之一,是将往往难以发现或者被隐藏的无形资产贸易的巨大收入曝光并通过合理的机制进行再分配。实现它需要运用诸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统计规则、和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

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新范式

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得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更加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该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Baldwin & Venables, 2013; Baldwin & Robert-Nicoud, 2014)。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通过对生产活动的精细化分割以及生产组织和地理布局精心选择,形成全价值链全球工厂式布局的驱动(Buckley & Ghauri, 2004)。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

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

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成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制成品,同时进口无形资产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无形资产贸易获得知识本身。这其中,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高于实物资产,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WIPO, 2017)。而价值链两端和中间的收入分配差也有不断加深的趋势(WIPO,2017)。

二、无形资产贸易的五种方式

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无形资产,进口制成品;国家B出口制成品,进口无形资产 (Corrado, et al., 2012)。于是,国际贸易(贸易平衡)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然而,无形资产贸易有时会以不同的甚至更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五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Fu, 2018)。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

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除旅游和运输以外的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出口应当包括: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

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注:2%的无形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假设的比例,与FDI和OFDI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在不同产业变化非常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三、结论

结论1:产品贸易,甚至产品加服务贸易,不再是描述国际贸易关系的全面指标。无形资产贸易的各种模式和渠道需要被纳入到这个大的贸易图景中来。

建议: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结论2: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贸易顺差,特别是美国。

建议:真正的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团体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并且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结论3: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752亿美元低很多。实际上,美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包括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和营销和管理人员。

建议: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做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时特朗普政府不要太焦躁和鲁莽,应该停止贸易战,耐心地回到谈判桌前。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结论4:新全球化悖论。现代的生产发展有三个目标,高附加值、高就业机会、和环境保护。生产全球化后,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家很难在单个国家内同时追求三者。这是一个新全球化的悖论。通过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高附加值或者高就业有可能同时达到,但是高人均附加值和高就业机会就很难同时达到。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工厂的精心布局中就把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定位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地区。如果两者都放到一个国家,如让苹果回到美国生产,势必带来苹果手机的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如果要保持原有利润率,势必带来苹果手机单价的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技术进步,在美国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增加就业,也不会给钢厂或者汽车厂的工人带来再就业。因此各国的战略选择是参与国际分工,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传统的和新的收益,再在各国国内通过税收、社会、产业、区域政策进行再分配。

当然,这些新的发现并不排除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使其更加包容;也不减少有关贸易国国内的改革的迫切性。中美都亟需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发展、内需驱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这些都在中国政府的日程表上。但是需要加速且加大力度,特别是向创新和内需驱动转型。美国需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通过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水平、普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再就业可能性。“市场的手”不会自动有效地均贫富。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在这一方面自我反省有限,反而采取了一个伤害自己也伤害全球经济的政策。是时候反省并且修正了!



撰文 / 彭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傅晓岚: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



「或者 *OR」--——基于无形资产贸易的视角

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反全球化思潮再一次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美国出口,致使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威胁提征惩罚性高额关税。

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进入被白宫不断升级的阶段:7月6日,美国对总额34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25%关税。中国对美国也通过对同等金额的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等进行了反击。7月11日,美国宣布对另外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关税。中国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上诉。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他做好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约5000亿进口商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准备。

那么此次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所谓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真的表明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优势、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吗?理清楚基本事实对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产品贸易在旧的生产范式主导下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主流。但是,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生产的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是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Haskell and Westlake, 2017; Corrado, et al., 2017)。只是无形资产贸易多样而复杂,大量交易未被现存的贸易统计体系涵盖,也少有理论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贸易。

新的全球贸易范式,需要一个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将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综合考虑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Fu,2018)。根据这个综合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这个分析框架也说明:第一,美国的实际国际贸易逆差比目前公布的数字要小很多,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广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不平衡远远没有目前错误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大。第二,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因此,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不论是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还是营销和管理人员。第三,全球化和以全球价值链组织的高度精细化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悖论。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很难同时追求高人均附加值和大量的就业。第四,化解全球贸易中某些部门和地区的损失的解决方式之一,是将往往难以发现或者被隐藏的无形资产贸易的巨大收入曝光并通过合理的机制进行再分配。实现它需要运用诸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统计规则、和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

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新范式

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得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更加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该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Baldwin & Venables, 2013; Baldwin & Robert-Nicoud, 2014)。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通过对生产活动的精细化分割以及生产组织和地理布局精心选择,形成全价值链全球工厂式布局的驱动(Buckley & Ghauri, 2004)。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

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

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成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制成品,同时进口无形资产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无形资产贸易获得知识本身。这其中,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高于实物资产,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WIPO, 2017)。而价值链两端和中间的收入分配差也有不断加深的趋势(WIPO,2017)。

二、无形资产贸易的五种方式

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无形资产,进口制成品;国家B出口制成品,进口无形资产 (Corrado, et al., 2012)。于是,国际贸易(贸易平衡)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然而,无形资产贸易有时会以不同的甚至更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五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Fu, 2018)。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

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除旅游和运输以外的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出口应当包括: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

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注:2%的无形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假设的比例,与FDI和OFDI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在不同产业变化非常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三、结论

结论1:产品贸易,甚至产品加服务贸易,不再是描述国际贸易关系的全面指标。无形资产贸易的各种模式和渠道需要被纳入到这个大的贸易图景中来。

建议: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结论2: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贸易顺差,特别是美国。

建议:真正的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团体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并且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结论3: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752亿美元低很多。实际上,美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包括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和营销和管理人员。

建议: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做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时特朗普政府不要太焦躁和鲁莽,应该停止贸易战,耐心地回到谈判桌前。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结论4:新全球化悖论。现代的生产发展有三个目标,高附加值、高就业机会、和环境保护。生产全球化后,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家很难在单个国家内同时追求三者。这是一个新全球化的悖论。通过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高附加值或者高就业有可能同时达到,但是高人均附加值和高就业机会就很难同时达到。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工厂的精心布局中就把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定位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地区。如果两者都放到一个国家,如让苹果回到美国生产,势必带来苹果手机的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如果要保持原有利润率,势必带来苹果手机单价的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技术进步,在美国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增加就业,也不会给钢厂或者汽车厂的工人带来再就业。因此各国的战略选择是参与国际分工,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传统的和新的收益,再在各国国内通过税收、社会、产业、区域政策进行再分配。

当然,这些新的发现并不排除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使其更加包容;也不减少有关贸易国国内的改革的迫切性。中美都亟需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发展、内需驱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这些都在中国政府的日程表上。但是需要加速且加大力度,特别是向创新和内需驱动转型。美国需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通过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水平、普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再就业可能性。“市场的手”不会自动有效地均贫富。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在这一方面自我反省有限,反而采取了一个伤害自己也伤害全球经济的政策。是时候反省并且修正了!



撰文 / 彭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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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反全球化思潮再一次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美国出口,致使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威胁提征惩罚性高额关税。

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进入被白宫不断升级的阶段:7月6日,美国对总额34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25%关税。中国对美国也通过对同等金额的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等进行了反击。7月11日,美国宣布对另外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关税。中国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上诉。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他做好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约5000亿进口商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准备。

那么此次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所谓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真的表明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优势、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吗?理清楚基本事实对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产品贸易在旧的生产范式主导下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主流。但是,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生产的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是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Haskell and Westlake, 2017; Corrado, et al., 2017)。只是无形资产贸易多样而复杂,大量交易未被现存的贸易统计体系涵盖,也少有理论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贸易。

新的全球贸易范式,需要一个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将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综合考虑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Fu,2018)。根据这个综合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这个分析框架也说明:第一,美国的实际国际贸易逆差比目前公布的数字要小很多,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广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不平衡远远没有目前错误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大。第二,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因此,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不论是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还是营销和管理人员。第三,全球化和以全球价值链组织的高度精细化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悖论。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很难同时追求高人均附加值和大量的就业。第四,化解全球贸易中某些部门和地区的损失的解决方式之一,是将往往难以发现或者被隐藏的无形资产贸易的巨大收入曝光并通过合理的机制进行再分配。实现它需要运用诸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统计规则、和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

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新范式

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得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更加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该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Baldwin & Venables, 2013; Baldwin & Robert-Nicoud, 2014)。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通过对生产活动的精细化分割以及生产组织和地理布局精心选择,形成全价值链全球工厂式布局的驱动(Buckley & Ghauri, 2004)。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

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

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成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制成品,同时进口无形资产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无形资产贸易获得知识本身。这其中,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高于实物资产,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WIPO, 2017)。而价值链两端和中间的收入分配差也有不断加深的趋势(WIPO,2017)。

二、无形资产贸易的五种方式

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无形资产,进口制成品;国家B出口制成品,进口无形资产 (Corrado, et al., 2012)。于是,国际贸易(贸易平衡)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然而,无形资产贸易有时会以不同的甚至更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五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Fu, 2018)。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

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除旅游和运输以外的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出口应当包括: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

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注:2%的无形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假设的比例,与FDI和OFDI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在不同产业变化非常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三、结论

结论1:产品贸易,甚至产品加服务贸易,不再是描述国际贸易关系的全面指标。无形资产贸易的各种模式和渠道需要被纳入到这个大的贸易图景中来。

建议: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结论2: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贸易顺差,特别是美国。

建议:真正的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团体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并且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结论3: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752亿美元低很多。实际上,美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包括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和营销和管理人员。

建议: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做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时特朗普政府不要太焦躁和鲁莽,应该停止贸易战,耐心地回到谈判桌前。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结论4:新全球化悖论。现代的生产发展有三个目标,高附加值、高就业机会、和环境保护。生产全球化后,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家很难在单个国家内同时追求三者。这是一个新全球化的悖论。通过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高附加值或者高就业有可能同时达到,但是高人均附加值和高就业机会就很难同时达到。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工厂的精心布局中就把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定位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地区。如果两者都放到一个国家,如让苹果回到美国生产,势必带来苹果手机的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如果要保持原有利润率,势必带来苹果手机单价的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技术进步,在美国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增加就业,也不会给钢厂或者汽车厂的工人带来再就业。因此各国的战略选择是参与国际分工,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传统的和新的收益,再在各国国内通过税收、社会、产业、区域政策进行再分配。

当然,这些新的发现并不排除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使其更加包容;也不减少有关贸易国国内的改革的迫切性。中美都亟需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发展、内需驱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这些都在中国政府的日程表上。但是需要加速且加大力度,特别是向创新和内需驱动转型。美国需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通过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水平、普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再就业可能性。“市场的手”不会自动有效地均贫富。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在这一方面自我反省有限,反而采取了一个伤害自己也伤害全球经济的政策。是时候反省并且修正了!



撰文 / 彭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失衡

发布日期:2018-07-23 15:42
摘要」傅晓岚: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



「或者 *OR」--——基于无形资产贸易的视角

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反全球化思潮再一次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美国出口,致使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威胁提征惩罚性高额关税。

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进入被白宫不断升级的阶段:7月6日,美国对总额34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25%关税。中国对美国也通过对同等金额的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等进行了反击。7月11日,美国宣布对另外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关税。中国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上诉。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他做好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约5000亿进口商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准备。

那么此次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所谓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真的表明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优势、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吗?理清楚基本事实对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产品贸易在旧的生产范式主导下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主流。但是,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生产的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是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Haskell and Westlake, 2017; Corrado, et al., 2017)。只是无形资产贸易多样而复杂,大量交易未被现存的贸易统计体系涵盖,也少有理论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贸易。

新的全球贸易范式,需要一个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将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综合考虑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Fu,2018)。根据这个综合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这个分析框架也说明:第一,美国的实际国际贸易逆差比目前公布的数字要小很多,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广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不平衡远远没有目前错误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大。第二,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因此,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不论是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还是营销和管理人员。第三,全球化和以全球价值链组织的高度精细化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悖论。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很难同时追求高人均附加值和大量的就业。第四,化解全球贸易中某些部门和地区的损失的解决方式之一,是将往往难以发现或者被隐藏的无形资产贸易的巨大收入曝光并通过合理的机制进行再分配。实现它需要运用诸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统计规则、和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

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新范式

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得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更加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该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Baldwin & Venables, 2013; Baldwin & Robert-Nicoud, 2014)。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通过对生产活动的精细化分割以及生产组织和地理布局精心选择,形成全价值链全球工厂式布局的驱动(Buckley & Ghauri, 2004)。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

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

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成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制成品,同时进口无形资产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无形资产贸易获得知识本身。这其中,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高于实物资产,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WIPO, 2017)。而价值链两端和中间的收入分配差也有不断加深的趋势(WIPO,2017)。

二、无形资产贸易的五种方式

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无形资产,进口制成品;国家B出口制成品,进口无形资产 (Corrado, et al., 2012)。于是,国际贸易(贸易平衡)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然而,无形资产贸易有时会以不同的甚至更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五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Fu, 2018)。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

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除旅游和运输以外的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出口应当包括: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

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注:2%的无形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假设的比例,与FDI和OFDI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在不同产业变化非常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三、结论

结论1:产品贸易,甚至产品加服务贸易,不再是描述国际贸易关系的全面指标。无形资产贸易的各种模式和渠道需要被纳入到这个大的贸易图景中来。

建议: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结论2: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贸易顺差,特别是美国。

建议:真正的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团体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并且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结论3: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752亿美元低很多。实际上,美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包括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和营销和管理人员。

建议: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做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时特朗普政府不要太焦躁和鲁莽,应该停止贸易战,耐心地回到谈判桌前。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结论4:新全球化悖论。现代的生产发展有三个目标,高附加值、高就业机会、和环境保护。生产全球化后,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家很难在单个国家内同时追求三者。这是一个新全球化的悖论。通过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高附加值或者高就业有可能同时达到,但是高人均附加值和高就业机会就很难同时达到。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工厂的精心布局中就把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定位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地区。如果两者都放到一个国家,如让苹果回到美国生产,势必带来苹果手机的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如果要保持原有利润率,势必带来苹果手机单价的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技术进步,在美国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增加就业,也不会给钢厂或者汽车厂的工人带来再就业。因此各国的战略选择是参与国际分工,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传统的和新的收益,再在各国国内通过税收、社会、产业、区域政策进行再分配。

当然,这些新的发现并不排除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使其更加包容;也不减少有关贸易国国内的改革的迫切性。中美都亟需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发展、内需驱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这些都在中国政府的日程表上。但是需要加速且加大力度,特别是向创新和内需驱动转型。美国需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通过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水平、普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再就业可能性。“市场的手”不会自动有效地均贫富。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在这一方面自我反省有限,反而采取了一个伤害自己也伤害全球经济的政策。是时候反省并且修正了!



撰文 / 彭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傅晓岚: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



「或者 *OR」--——基于无形资产贸易的视角

今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反全球化思潮再一次达到一个高潮。美国指责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美国出口,致使美国工人工作机会流失”,威胁提征惩罚性高额关税。

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进入被白宫不断升级的阶段:7月6日,美国对总额340亿美元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增加25%关税。中国对美国也通过对同等金额的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等进行了反击。7月11日,美国宣布对另外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关税。中国就此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上诉。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他做好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约5000亿进口商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准备。

那么此次贸易战的一个焦点——所谓的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真的表明中国对美国有巨大贸易优势、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吗?理清楚基本事实对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产品贸易在旧的生产范式主导下是国家之间贸易的主流。但是,近几十年来,数字化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生产的不断碎片化,从研发到销售的生产过程全球分布,新的生产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范式变革导致了生产范式的变化,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范式变化。产品贸易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代表两国贸易的绝对主流;而知识为代表的无形资产贸易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是当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Haskell and Westlake, 2017; Corrado, et al., 2017)。只是无形资产贸易多样而复杂,大量交易未被现存的贸易统计体系涵盖,也少有理论详细阐述无形资产贸易。

新的全球贸易范式,需要一个适应当代全球化的产业组织方式的、将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贸易综合考虑的国际贸易分析框架(Fu,2018)。根据这个综合分析框架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果证明美国在无形资产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综合考虑货物和无形资产贸易后的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这个分析框架也说明:第一,美国的实际国际贸易逆差比目前公布的数字要小很多,最多是目前公布数字的一半。广而言之,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不平衡远远没有目前错误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大。第二,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因此,贸易战不仅伤害中国,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不论是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还是营销和管理人员。第三,全球化和以全球价值链组织的高度精细化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带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悖论。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很难同时追求高人均附加值和大量的就业。第四,化解全球贸易中某些部门和地区的损失的解决方式之一,是将往往难以发现或者被隐藏的无形资产贸易的巨大收入曝光并通过合理的机制进行再分配。实现它需要运用诸如物联网、大数据等新的技术手段、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统计规则、和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

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新范式

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使得国际生产变的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更加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该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Baldwin & Venables, 2013; Baldwin & Robert-Nicoud, 2014)。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通过对生产活动的精细化分割以及生产组织和地理布局精心选择,形成全价值链全球工厂式布局的驱动(Buckley & Ghauri, 2004)。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创造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如劳动力与资本密集度、隐性知识、竞争)。

在很多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开端的概念、研发和末端的营销、品牌化——比中间的制造环节创造更多单位劳动力增加值,和Stan Shinh提出的微笑曲线一样。

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出口无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密集零部件,同时进口制成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出口制成品,同时进口无形资产密集产品、服务或者通过各种无形资产贸易获得知识本身。这其中,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的价值占比高于实物资产,且逐年递增。2014年无形资产的收入占全球所有制造业产品的32%,几乎是有形资产的两倍(WIPO, 2017)。而价值链两端和中间的收入分配差也有不断加深的趋势(WIPO,2017)。

二、无形资产贸易的五种方式

从一个简单的两国家两部门模型开始。国家A出口无形资产,进口制成品;国家B出口制成品,进口无形资产 (Corrado, et al., 2012)。于是,国际贸易(贸易平衡)是价值链上无形资产贸易和产品贸易的结合。然而,无形资产贸易有时会以不同的甚至更复杂的方式出现。一般来说,无形资产(知识与品牌)的贸易有五种形式:授权、直接投资、外包、合作/联盟和提供咨询服务(Fu, 2018)。这些方式在价值链上以不同方式获取增加值。

如果我们只考察两国,A和B,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国家A向国家B的除旅游和运输以外的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出口应当包括:

•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账户下“贸易平衡表”中的产品出口;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无形资产授权产生的授权费用;

•经常账户下资本项目中知识产权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收益;

•经常账户下无形资产形成的资本和对外投资获得的资本项目收益;

•记录在公司出口或者海外销售中的无形资产通过外包、合作/联盟产生的增加值(技术、管理资本和品牌)。

以美国总体贸易收支为例:

考虑了无形资产贸易收入后,2016年美国的贸易净收支(包括产品、知识产权、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通讯和其他服务,以2%收益率计算的OFDI存量净收益和以2%收益率计算的无形资产密集行业FDI存量净收益*,以及苹果公司的非美国部分收入)为3963.8亿美元逆差,比 7499.3亿美元仅以产品贸易计算的逆差减少了近一半;2015年美国贸易净收支为3971.5亿美元逆差,而不是7625.7亿美元。(*注:2%的无形资产收益率是一个假设的比例,与FDI和OFDI的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密切相关,而且可能如Guvenen等(2018)发现的在不同产业变化非常大。)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计算并未考虑除了苹果公司外的通过外包活动产生的无形资产贸易。并且,以上计算假设OFDI和FDI包含的知识产权收益为存量总额的2%。如果知识产权收益率上升到OFDI和FDI存量总额的3%,美国贸易逆差2016年会减少到3622.1亿美元,2015年减少到3635.4亿美元。


三、结论

结论1:产品贸易,甚至产品加服务贸易,不再是描述国际贸易关系的全面指标。无形资产贸易的各种模式和渠道需要被纳入到这个大的贸易图景中来。

建议: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整合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和可靠的公司自申报系统。而国际合作是建立标准和执行对于新框架的使用和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保障。

结论2: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像商品贸易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严重。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贸易顺差,特别是美国。

建议:真正的问题是无形资产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集中在少数的所有者和一小部分创造这些无形资产的研究技术人员手里。所以,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贸易获得巨大利益的团体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是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措施。并且应当禁止跨境避税行为。

结论3:解决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工具应当是基于真实的完整的贸易活动。根据本文的分析,中美真实的贸易逆差比大众认知的3752亿美元低很多。实际上,美国有巨大的无形资产顺差。美国需要国际市场来实现其先进技术、商业秘密、国际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贸易战导致的国际市场丧失、特别是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由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链接和传递效应,也使得贸易战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国。它影响的不仅仅是蓝领工人,还影响高技能的白领,包括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和营销和管理人员。

建议:减少逆差的谈判基础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同时,无形资产出口应当被当做一种政策工具纳入两国政府的考量,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时特朗普政府不要太焦躁和鲁莽,应该停止贸易战,耐心地回到谈判桌前。在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结论4:新全球化悖论。现代的生产发展有三个目标,高附加值、高就业机会、和环境保护。生产全球化后,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国家很难在单个国家内同时追求三者。这是一个新全球化的悖论。通过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高附加值或者高就业有可能同时达到,但是高人均附加值和高就业机会就很难同时达到。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工厂的精心布局中就把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定位在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地区。如果两者都放到一个国家,如让苹果回到美国生产,势必带来苹果手机的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如果要保持原有利润率,势必带来苹果手机单价的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损害。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技术进步,在美国用机器人代替人工生产。这样的方式既不会增加就业,也不会给钢厂或者汽车厂的工人带来再就业。因此各国的战略选择是参与国际分工,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传统的和新的收益,再在各国国内通过税收、社会、产业、区域政策进行再分配。

当然,这些新的发现并不排除全球化需要的改革,使其更加包容;也不减少有关贸易国国内的改革的迫切性。中美都亟需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创新发展、内需驱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这些都在中国政府的日程表上。但是需要加速且加大力度,特别是向创新和内需驱动转型。美国需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政策来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通过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水平、普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和再就业可能性。“市场的手”不会自动有效地均贫富。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在这一方面自我反省有限,反而采取了一个伤害自己也伤害全球经济的政策。是时候反省并且修正了!



撰文 / 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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