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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道歉启示录

发布日期:2018-05-08 17:09


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因读错“鸿鹄”音而道歉的消息在网上热传。各种议论甚嚣尘上,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应该说,北大校长主动认错的举动值得鼓励,勇气也可嘉。不过,道歉要让人接受,要有效果,却并不容易,因为道歉的预期效果并不由道歉者设定,仅有诚恳是远远不够的。在公开道歉的场合,因有了危机公关的属性,更需小心处置。否则,不仅无法取得相关方面的谅解,反而可能令事态扩大,越抹越黑,甚至闹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甚至出现“死磕派”,除去北大校长这一光环之外,还有就是这事发生在北大120校庆庆典暨“五四”青年节纪念这样一个特殊又重要的场合。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校长念错字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在道歉信发出之后,并未起到平息社会舆论的效果,新的更多的质疑又产生了,公众意见进一步分化、对立。不少人对这份稍显冗长且不得要领的道歉信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许多人并不买账。虽然道歉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与想要的谅解相去甚远。

这封道歉信大致包括了三层意思:一是校长个人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二,究其原因,是被“文革”耽误了;三,再次重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点属于摆事实,多数人并无异议;第二点,也就是给出的原因,也可勉强接受。之所以“勉强”,是因为如果按照科学思维,我们只要找出一位与林校长同时代且文字功底不受“文革”影响的人即可推翻这一原因。虽说“文革”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在需要读书的时代无书可读,但要找出身边文字功力好的人并不难。一句话,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文字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个人,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表述。

引发争议最多的还是第三点。请注意,这段文字在最初的演讲稿中出现过,现作为道歉信的最后一段又被强调,足见这段话在校长眼中的分量和意义。

如果读错字是人人都可能犯的毛病,无需过度解读的话,那么,正是上面这段似有励志但又破绽醒目的主张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远超之前一个单纯错别字所引发的联想。

这段包含完整意思的话,不仅愧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现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直接违背了科学精神,秒杀了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此,我想借助英国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逻辑:如果不要质疑,不用思想,要我们肩膀上的“玩意”即脑袋做什么?

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一般都会遵循先质疑、怀疑,再思想的过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论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研究的原点,质疑的价值和重要性。

作为一位科学家,林建华先生应该知晓质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不过,也许“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职位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林先生在校长的位置上最担心的恐怕是学生“闹事”,比如学生对学校的行政事宜提出质疑,要求信息公开等。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浓郁自由主义传统的地方,任何来自学生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校长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校长呼吁同学少焦虑、勿质疑,一门心思“走向未来”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质疑的精神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质疑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正是社会所需,更是物质世界本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不要质疑,没有思想,不仅会令科学以及其他所有人类创造活动瞬间窒息,恐怕社会也会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对人类文明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到一个社会,小到科学探索,几乎能够想到的一切进步都是在不断质疑的声浪中艰难前行的。

让我们暂时跳出上述争议。北大校长的道歉其实还牵扯出两个更为广泛的话题:一是,中国如何建立一种道歉乃至引咎辞职的文化;二是面对社会舆论危机时,如何公关?

从一般意义上看,道歉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环视当今中国,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就政府部门而论,公开道歉其实并不常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拒不道歉,采取各种手段搪塞、应付是常有的事。而那些有道歉想法的人,要么担心道歉无益而错失机会,要么因为不得要领而适得其反。总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愿道歉,不敢道歉和不会道歉的倾向。

关于中国人缺乏道歉的精神或说“对不起”的勇气,恐怕需要一本学术专著来专门研究。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面子”心理在起作用,还是由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抑或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基因所制约?其实,说声道歉不仅不会有损颜面,而且还是一个树立形象的机会。有效的道歉不仅给自己一个台阶,缓和各方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知错就改的个体:自信、豁达又坦荡。

我们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道歉或说“对不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也是其文明的内容之一。在许多场合,有时道歉还不够,于是我们隔三差五会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引咎辞职的报道。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说漏了嘴,马上辞职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而一些非直接下属的过失也会导致上级领导仕途的终止。

前几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为说了性别的先天特性阻挡了女性攀上科学和数学的高峰而惹上麻烦。尽管萨默斯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哈佛师生并不买账,媒体更是不依不饶,死磕不放,最终萨默斯不得不辞职走人。

最新一起相关事件发生在几个月前。2018年1月24日,席卷美国体操界的性丑闻事件宣判,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医因性侵被处以175年的刑罚。宣判当日,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也宣布辞职,因为这位校长被指未能有效处理针对该校医的性骚扰投诉。

与道歉相比,辞职更难。辞职的“好处”在于,可以使自己与所在机构或组织中分离出来,厘清关系,切割责任。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官场兴起一种因为做错事就辞职的风气,同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对辞职下来的干部妥善安置,而不是让有问题的人硬顶着,甚至“带病提拔”,那么,无疑会挽救许多最终“落水”的干部。与日后因犯事被“揪出来”、沦为阶下囚相比,在问题曝光早期就主动辞职无疑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安排。

北大校长的道歉还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危机公关,这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而言,是需要认真补的一课,而像北大这样时刻被媒体盯着的机构,更要在处置社会舆论和信誉危机方面拿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做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危机公关中要围绕可谅、可靠和可控做文章,否则不仅无法取得想要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恶化。

应该看到,北大校长念错字并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了公共寓意,成为关乎北大声誉的事件。虽说校长道歉旨在主动说明情况,息事宁人,但若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看,道歉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道歉又招致新一轮力度更大的网络围攻。

总而言之,撇开北大校长道歉的内容而论,主动道歉的勇气和举动还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推广。毕竟,中国官员道歉的现象还是太少,凤毛麟角,而道歉的风气也需要慢慢树立。

今后再出现类似场合,道歉者只要吸取教训并遵循危机公关的一般原则即可。若干底线是要牢记的:真话不全说,但绝不说假话。




撰文 / 王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因读错“鸿鹄”音而道歉的消息在网上热传。各种议论甚嚣尘上,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应该说,北大校长主动认错的举动值得鼓励,勇气也可嘉。不过,道歉要让人接受,要有效果,却并不容易,因为道歉的预期效果并不由道歉者设定,仅有诚恳是远远不够的。在公开道歉的场合,因有了危机公关的属性,更需小心处置。否则,不仅无法取得相关方面的谅解,反而可能令事态扩大,越抹越黑,甚至闹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甚至出现“死磕派”,除去北大校长这一光环之外,还有就是这事发生在北大120校庆庆典暨“五四”青年节纪念这样一个特殊又重要的场合。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校长念错字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在道歉信发出之后,并未起到平息社会舆论的效果,新的更多的质疑又产生了,公众意见进一步分化、对立。不少人对这份稍显冗长且不得要领的道歉信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许多人并不买账。虽然道歉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与想要的谅解相去甚远。

这封道歉信大致包括了三层意思:一是校长个人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二,究其原因,是被“文革”耽误了;三,再次重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点属于摆事实,多数人并无异议;第二点,也就是给出的原因,也可勉强接受。之所以“勉强”,是因为如果按照科学思维,我们只要找出一位与林校长同时代且文字功底不受“文革”影响的人即可推翻这一原因。虽说“文革”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在需要读书的时代无书可读,但要找出身边文字功力好的人并不难。一句话,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文字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个人,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表述。

引发争议最多的还是第三点。请注意,这段文字在最初的演讲稿中出现过,现作为道歉信的最后一段又被强调,足见这段话在校长眼中的分量和意义。

如果读错字是人人都可能犯的毛病,无需过度解读的话,那么,正是上面这段似有励志但又破绽醒目的主张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远超之前一个单纯错别字所引发的联想。

这段包含完整意思的话,不仅愧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现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直接违背了科学精神,秒杀了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此,我想借助英国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逻辑:如果不要质疑,不用思想,要我们肩膀上的“玩意”即脑袋做什么?

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一般都会遵循先质疑、怀疑,再思想的过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论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研究的原点,质疑的价值和重要性。

作为一位科学家,林建华先生应该知晓质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不过,也许“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职位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林先生在校长的位置上最担心的恐怕是学生“闹事”,比如学生对学校的行政事宜提出质疑,要求信息公开等。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浓郁自由主义传统的地方,任何来自学生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校长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校长呼吁同学少焦虑、勿质疑,一门心思“走向未来”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质疑的精神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质疑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正是社会所需,更是物质世界本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不要质疑,没有思想,不仅会令科学以及其他所有人类创造活动瞬间窒息,恐怕社会也会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对人类文明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到一个社会,小到科学探索,几乎能够想到的一切进步都是在不断质疑的声浪中艰难前行的。

让我们暂时跳出上述争议。北大校长的道歉其实还牵扯出两个更为广泛的话题:一是,中国如何建立一种道歉乃至引咎辞职的文化;二是面对社会舆论危机时,如何公关?

从一般意义上看,道歉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环视当今中国,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就政府部门而论,公开道歉其实并不常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拒不道歉,采取各种手段搪塞、应付是常有的事。而那些有道歉想法的人,要么担心道歉无益而错失机会,要么因为不得要领而适得其反。总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愿道歉,不敢道歉和不会道歉的倾向。

关于中国人缺乏道歉的精神或说“对不起”的勇气,恐怕需要一本学术专著来专门研究。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面子”心理在起作用,还是由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抑或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基因所制约?其实,说声道歉不仅不会有损颜面,而且还是一个树立形象的机会。有效的道歉不仅给自己一个台阶,缓和各方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知错就改的个体:自信、豁达又坦荡。

我们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道歉或说“对不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也是其文明的内容之一。在许多场合,有时道歉还不够,于是我们隔三差五会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引咎辞职的报道。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说漏了嘴,马上辞职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而一些非直接下属的过失也会导致上级领导仕途的终止。

前几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为说了性别的先天特性阻挡了女性攀上科学和数学的高峰而惹上麻烦。尽管萨默斯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哈佛师生并不买账,媒体更是不依不饶,死磕不放,最终萨默斯不得不辞职走人。

最新一起相关事件发生在几个月前。2018年1月24日,席卷美国体操界的性丑闻事件宣判,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医因性侵被处以175年的刑罚。宣判当日,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也宣布辞职,因为这位校长被指未能有效处理针对该校医的性骚扰投诉。

与道歉相比,辞职更难。辞职的“好处”在于,可以使自己与所在机构或组织中分离出来,厘清关系,切割责任。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官场兴起一种因为做错事就辞职的风气,同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对辞职下来的干部妥善安置,而不是让有问题的人硬顶着,甚至“带病提拔”,那么,无疑会挽救许多最终“落水”的干部。与日后因犯事被“揪出来”、沦为阶下囚相比,在问题曝光早期就主动辞职无疑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安排。

北大校长的道歉还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危机公关,这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而言,是需要认真补的一课,而像北大这样时刻被媒体盯着的机构,更要在处置社会舆论和信誉危机方面拿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做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危机公关中要围绕可谅、可靠和可控做文章,否则不仅无法取得想要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恶化。

应该看到,北大校长念错字并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了公共寓意,成为关乎北大声誉的事件。虽说校长道歉旨在主动说明情况,息事宁人,但若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看,道歉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道歉又招致新一轮力度更大的网络围攻。

总而言之,撇开北大校长道歉的内容而论,主动道歉的勇气和举动还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推广。毕竟,中国官员道歉的现象还是太少,凤毛麟角,而道歉的风气也需要慢慢树立。

今后再出现类似场合,道歉者只要吸取教训并遵循危机公关的一般原则即可。若干底线是要牢记的:真话不全说,但绝不说假话。




撰文 /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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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因读错“鸿鹄”音而道歉的消息在网上热传。各种议论甚嚣尘上,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应该说,北大校长主动认错的举动值得鼓励,勇气也可嘉。不过,道歉要让人接受,要有效果,却并不容易,因为道歉的预期效果并不由道歉者设定,仅有诚恳是远远不够的。在公开道歉的场合,因有了危机公关的属性,更需小心处置。否则,不仅无法取得相关方面的谅解,反而可能令事态扩大,越抹越黑,甚至闹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甚至出现“死磕派”,除去北大校长这一光环之外,还有就是这事发生在北大120校庆庆典暨“五四”青年节纪念这样一个特殊又重要的场合。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校长念错字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在道歉信发出之后,并未起到平息社会舆论的效果,新的更多的质疑又产生了,公众意见进一步分化、对立。不少人对这份稍显冗长且不得要领的道歉信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许多人并不买账。虽然道歉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与想要的谅解相去甚远。

这封道歉信大致包括了三层意思:一是校长个人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二,究其原因,是被“文革”耽误了;三,再次重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点属于摆事实,多数人并无异议;第二点,也就是给出的原因,也可勉强接受。之所以“勉强”,是因为如果按照科学思维,我们只要找出一位与林校长同时代且文字功底不受“文革”影响的人即可推翻这一原因。虽说“文革”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在需要读书的时代无书可读,但要找出身边文字功力好的人并不难。一句话,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文字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个人,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表述。

引发争议最多的还是第三点。请注意,这段文字在最初的演讲稿中出现过,现作为道歉信的最后一段又被强调,足见这段话在校长眼中的分量和意义。

如果读错字是人人都可能犯的毛病,无需过度解读的话,那么,正是上面这段似有励志但又破绽醒目的主张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远超之前一个单纯错别字所引发的联想。

这段包含完整意思的话,不仅愧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现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直接违背了科学精神,秒杀了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此,我想借助英国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逻辑:如果不要质疑,不用思想,要我们肩膀上的“玩意”即脑袋做什么?

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一般都会遵循先质疑、怀疑,再思想的过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论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研究的原点,质疑的价值和重要性。

作为一位科学家,林建华先生应该知晓质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不过,也许“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职位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林先生在校长的位置上最担心的恐怕是学生“闹事”,比如学生对学校的行政事宜提出质疑,要求信息公开等。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浓郁自由主义传统的地方,任何来自学生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校长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校长呼吁同学少焦虑、勿质疑,一门心思“走向未来”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质疑的精神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质疑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正是社会所需,更是物质世界本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不要质疑,没有思想,不仅会令科学以及其他所有人类创造活动瞬间窒息,恐怕社会也会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对人类文明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到一个社会,小到科学探索,几乎能够想到的一切进步都是在不断质疑的声浪中艰难前行的。

让我们暂时跳出上述争议。北大校长的道歉其实还牵扯出两个更为广泛的话题:一是,中国如何建立一种道歉乃至引咎辞职的文化;二是面对社会舆论危机时,如何公关?

从一般意义上看,道歉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环视当今中国,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就政府部门而论,公开道歉其实并不常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拒不道歉,采取各种手段搪塞、应付是常有的事。而那些有道歉想法的人,要么担心道歉无益而错失机会,要么因为不得要领而适得其反。总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愿道歉,不敢道歉和不会道歉的倾向。

关于中国人缺乏道歉的精神或说“对不起”的勇气,恐怕需要一本学术专著来专门研究。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面子”心理在起作用,还是由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抑或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基因所制约?其实,说声道歉不仅不会有损颜面,而且还是一个树立形象的机会。有效的道歉不仅给自己一个台阶,缓和各方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知错就改的个体:自信、豁达又坦荡。

我们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道歉或说“对不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也是其文明的内容之一。在许多场合,有时道歉还不够,于是我们隔三差五会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引咎辞职的报道。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说漏了嘴,马上辞职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而一些非直接下属的过失也会导致上级领导仕途的终止。

前几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为说了性别的先天特性阻挡了女性攀上科学和数学的高峰而惹上麻烦。尽管萨默斯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哈佛师生并不买账,媒体更是不依不饶,死磕不放,最终萨默斯不得不辞职走人。

最新一起相关事件发生在几个月前。2018年1月24日,席卷美国体操界的性丑闻事件宣判,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医因性侵被处以175年的刑罚。宣判当日,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也宣布辞职,因为这位校长被指未能有效处理针对该校医的性骚扰投诉。

与道歉相比,辞职更难。辞职的“好处”在于,可以使自己与所在机构或组织中分离出来,厘清关系,切割责任。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官场兴起一种因为做错事就辞职的风气,同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对辞职下来的干部妥善安置,而不是让有问题的人硬顶着,甚至“带病提拔”,那么,无疑会挽救许多最终“落水”的干部。与日后因犯事被“揪出来”、沦为阶下囚相比,在问题曝光早期就主动辞职无疑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安排。

北大校长的道歉还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危机公关,这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而言,是需要认真补的一课,而像北大这样时刻被媒体盯着的机构,更要在处置社会舆论和信誉危机方面拿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做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危机公关中要围绕可谅、可靠和可控做文章,否则不仅无法取得想要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恶化。

应该看到,北大校长念错字并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了公共寓意,成为关乎北大声誉的事件。虽说校长道歉旨在主动说明情况,息事宁人,但若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看,道歉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道歉又招致新一轮力度更大的网络围攻。

总而言之,撇开北大校长道歉的内容而论,主动道歉的勇气和举动还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推广。毕竟,中国官员道歉的现象还是太少,凤毛麟角,而道歉的风气也需要慢慢树立。

今后再出现类似场合,道歉者只要吸取教训并遵循危机公关的一般原则即可。若干底线是要牢记的:真话不全说,但绝不说假话。




撰文 / 王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北大校长道歉启示录

发布日期:2018-05-08 17:09


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因读错“鸿鹄”音而道歉的消息在网上热传。各种议论甚嚣尘上,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应该说,北大校长主动认错的举动值得鼓励,勇气也可嘉。不过,道歉要让人接受,要有效果,却并不容易,因为道歉的预期效果并不由道歉者设定,仅有诚恳是远远不够的。在公开道歉的场合,因有了危机公关的属性,更需小心处置。否则,不仅无法取得相关方面的谅解,反而可能令事态扩大,越抹越黑,甚至闹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甚至出现“死磕派”,除去北大校长这一光环之外,还有就是这事发生在北大120校庆庆典暨“五四”青年节纪念这样一个特殊又重要的场合。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校长念错字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在道歉信发出之后,并未起到平息社会舆论的效果,新的更多的质疑又产生了,公众意见进一步分化、对立。不少人对这份稍显冗长且不得要领的道歉信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许多人并不买账。虽然道歉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与想要的谅解相去甚远。

这封道歉信大致包括了三层意思:一是校长个人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二,究其原因,是被“文革”耽误了;三,再次重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点属于摆事实,多数人并无异议;第二点,也就是给出的原因,也可勉强接受。之所以“勉强”,是因为如果按照科学思维,我们只要找出一位与林校长同时代且文字功底不受“文革”影响的人即可推翻这一原因。虽说“文革”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在需要读书的时代无书可读,但要找出身边文字功力好的人并不难。一句话,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文字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个人,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表述。

引发争议最多的还是第三点。请注意,这段文字在最初的演讲稿中出现过,现作为道歉信的最后一段又被强调,足见这段话在校长眼中的分量和意义。

如果读错字是人人都可能犯的毛病,无需过度解读的话,那么,正是上面这段似有励志但又破绽醒目的主张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远超之前一个单纯错别字所引发的联想。

这段包含完整意思的话,不仅愧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现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直接违背了科学精神,秒杀了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此,我想借助英国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逻辑:如果不要质疑,不用思想,要我们肩膀上的“玩意”即脑袋做什么?

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一般都会遵循先质疑、怀疑,再思想的过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论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研究的原点,质疑的价值和重要性。

作为一位科学家,林建华先生应该知晓质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不过,也许“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职位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林先生在校长的位置上最担心的恐怕是学生“闹事”,比如学生对学校的行政事宜提出质疑,要求信息公开等。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浓郁自由主义传统的地方,任何来自学生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校长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校长呼吁同学少焦虑、勿质疑,一门心思“走向未来”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质疑的精神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质疑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正是社会所需,更是物质世界本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不要质疑,没有思想,不仅会令科学以及其他所有人类创造活动瞬间窒息,恐怕社会也会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对人类文明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到一个社会,小到科学探索,几乎能够想到的一切进步都是在不断质疑的声浪中艰难前行的。

让我们暂时跳出上述争议。北大校长的道歉其实还牵扯出两个更为广泛的话题:一是,中国如何建立一种道歉乃至引咎辞职的文化;二是面对社会舆论危机时,如何公关?

从一般意义上看,道歉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环视当今中国,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就政府部门而论,公开道歉其实并不常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拒不道歉,采取各种手段搪塞、应付是常有的事。而那些有道歉想法的人,要么担心道歉无益而错失机会,要么因为不得要领而适得其反。总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愿道歉,不敢道歉和不会道歉的倾向。

关于中国人缺乏道歉的精神或说“对不起”的勇气,恐怕需要一本学术专著来专门研究。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面子”心理在起作用,还是由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抑或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基因所制约?其实,说声道歉不仅不会有损颜面,而且还是一个树立形象的机会。有效的道歉不仅给自己一个台阶,缓和各方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知错就改的个体:自信、豁达又坦荡。

我们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道歉或说“对不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也是其文明的内容之一。在许多场合,有时道歉还不够,于是我们隔三差五会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引咎辞职的报道。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说漏了嘴,马上辞职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而一些非直接下属的过失也会导致上级领导仕途的终止。

前几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为说了性别的先天特性阻挡了女性攀上科学和数学的高峰而惹上麻烦。尽管萨默斯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哈佛师生并不买账,媒体更是不依不饶,死磕不放,最终萨默斯不得不辞职走人。

最新一起相关事件发生在几个月前。2018年1月24日,席卷美国体操界的性丑闻事件宣判,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医因性侵被处以175年的刑罚。宣判当日,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也宣布辞职,因为这位校长被指未能有效处理针对该校医的性骚扰投诉。

与道歉相比,辞职更难。辞职的“好处”在于,可以使自己与所在机构或组织中分离出来,厘清关系,切割责任。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官场兴起一种因为做错事就辞职的风气,同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对辞职下来的干部妥善安置,而不是让有问题的人硬顶着,甚至“带病提拔”,那么,无疑会挽救许多最终“落水”的干部。与日后因犯事被“揪出来”、沦为阶下囚相比,在问题曝光早期就主动辞职无疑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安排。

北大校长的道歉还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危机公关,这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而言,是需要认真补的一课,而像北大这样时刻被媒体盯着的机构,更要在处置社会舆论和信誉危机方面拿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做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危机公关中要围绕可谅、可靠和可控做文章,否则不仅无法取得想要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恶化。

应该看到,北大校长念错字并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了公共寓意,成为关乎北大声誉的事件。虽说校长道歉旨在主动说明情况,息事宁人,但若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看,道歉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道歉又招致新一轮力度更大的网络围攻。

总而言之,撇开北大校长道歉的内容而论,主动道歉的勇气和举动还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推广。毕竟,中国官员道歉的现象还是太少,凤毛麟角,而道歉的风气也需要慢慢树立。

今后再出现类似场合,道歉者只要吸取教训并遵循危机公关的一般原则即可。若干底线是要牢记的:真话不全说,但绝不说假话。




撰文 / 王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因读错“鸿鹄”音而道歉的消息在网上热传。各种议论甚嚣尘上,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应该说,北大校长主动认错的举动值得鼓励,勇气也可嘉。不过,道歉要让人接受,要有效果,却并不容易,因为道歉的预期效果并不由道歉者设定,仅有诚恳是远远不够的。在公开道歉的场合,因有了危机公关的属性,更需小心处置。否则,不仅无法取得相关方面的谅解,反而可能令事态扩大,越抹越黑,甚至闹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社会热议甚至出现“死磕派”,除去北大校长这一光环之外,还有就是这事发生在北大120校庆庆典暨“五四”青年节纪念这样一个特殊又重要的场合。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北大校长念错字的消息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在道歉信发出之后,并未起到平息社会舆论的效果,新的更多的质疑又产生了,公众意见进一步分化、对立。不少人对这份稍显冗长且不得要领的道歉信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许多人并不买账。虽然道歉获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与想要的谅解相去甚远。

这封道歉信大致包括了三层意思:一是校长个人的“文字功底的确不好”;二,究其原因,是被“文革”耽误了;三,再次重申“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点属于摆事实,多数人并无异议;第二点,也就是给出的原因,也可勉强接受。之所以“勉强”,是因为如果按照科学思维,我们只要找出一位与林校长同时代且文字功底不受“文革”影响的人即可推翻这一原因。虽说“文革”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在需要读书的时代无书可读,但要找出身边文字功力好的人并不难。一句话,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文字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个人,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关系的表述。

引发争议最多的还是第三点。请注意,这段文字在最初的演讲稿中出现过,现作为道歉信的最后一段又被强调,足见这段话在校长眼中的分量和意义。

如果读错字是人人都可能犯的毛病,无需过度解读的话,那么,正是上面这段似有励志但又破绽醒目的主张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反弹,远超之前一个单纯错别字所引发的联想。

这段包含完整意思的话,不仅愧对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现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直接违背了科学精神,秒杀了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般规律。在此,我想借助英国文学名著《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的逻辑:如果不要质疑,不用思想,要我们肩膀上的“玩意”即脑袋做什么?

在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中,一般都会遵循先质疑、怀疑,再思想的过程,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有论断:“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见,作为科学研究的原点,质疑的价值和重要性。

作为一位科学家,林建华先生应该知晓质疑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不过,也许“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职位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林先生在校长的位置上最担心的恐怕是学生“闹事”,比如学生对学校的行政事宜提出质疑,要求信息公开等。在北大这样一个有着浓郁自由主义传统的地方,任何来自学生的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校长难以控制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校长呼吁同学少焦虑、勿质疑,一门心思“走向未来”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社会,质疑的精神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因为质疑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正是社会所需,更是物质世界本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丰富多彩的体现。不要质疑,没有思想,不仅会令科学以及其他所有人类创造活动瞬间窒息,恐怕社会也会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对人类文明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到一个社会,小到科学探索,几乎能够想到的一切进步都是在不断质疑的声浪中艰难前行的。

让我们暂时跳出上述争议。北大校长的道歉其实还牵扯出两个更为广泛的话题:一是,中国如何建立一种道歉乃至引咎辞职的文化;二是面对社会舆论危机时,如何公关?

从一般意义上看,道歉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环视当今中国,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就政府部门而论,公开道歉其实并不常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拒不道歉,采取各种手段搪塞、应付是常有的事。而那些有道歉想法的人,要么担心道歉无益而错失机会,要么因为不得要领而适得其反。总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愿道歉,不敢道歉和不会道歉的倾向。

关于中国人缺乏道歉的精神或说“对不起”的勇气,恐怕需要一本学术专著来专门研究。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面子”心理在起作用,还是由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抑或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基因所制约?其实,说声道歉不仅不会有损颜面,而且还是一个树立形象的机会。有效的道歉不仅给自己一个台阶,缓和各方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知错就改的个体:自信、豁达又坦荡。

我们知道,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道歉或说“对不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也是其文明的内容之一。在许多场合,有时道歉还不够,于是我们隔三差五会看到西方国家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引咎辞职的报道。一些公众人物因为不小心说错了话或说漏了嘴,马上辞职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而一些非直接下属的过失也会导致上级领导仕途的终止。

前几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为说了性别的先天特性阻挡了女性攀上科学和数学的高峰而惹上麻烦。尽管萨默斯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哈佛师生并不买账,媒体更是不依不饶,死磕不放,最终萨默斯不得不辞职走人。

最新一起相关事件发生在几个月前。2018年1月24日,席卷美国体操界的性丑闻事件宣判,前美国体操队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体操队队医因性侵被处以175年的刑罚。宣判当日,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也宣布辞职,因为这位校长被指未能有效处理针对该校医的性骚扰投诉。

与道歉相比,辞职更难。辞职的“好处”在于,可以使自己与所在机构或组织中分离出来,厘清关系,切割责任。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官场兴起一种因为做错事就辞职的风气,同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对辞职下来的干部妥善安置,而不是让有问题的人硬顶着,甚至“带病提拔”,那么,无疑会挽救许多最终“落水”的干部。与日后因犯事被“揪出来”、沦为阶下囚相比,在问题曝光早期就主动辞职无疑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安排。

北大校长的道歉还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危机公关,这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组织而言,是需要认真补的一课,而像北大这样时刻被媒体盯着的机构,更要在处置社会舆论和信誉危机方面拿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做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危机公关中要围绕可谅、可靠和可控做文章,否则不仅无法取得想要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恶化。

应该看到,北大校长念错字并不仅仅是校长个人的事情,而是具有了公共寓意,成为关乎北大声誉的事件。虽说校长道歉旨在主动说明情况,息事宁人,但若从危机公关角度来看,道歉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道歉又招致新一轮力度更大的网络围攻。

总而言之,撇开北大校长道歉的内容而论,主动道歉的勇气和举动还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推广。毕竟,中国官员道歉的现象还是太少,凤毛麟角,而道歉的风气也需要慢慢树立。

今后再出现类似场合,道歉者只要吸取教训并遵循危机公关的一般原则即可。若干底线是要牢记的:真话不全说,但绝不说假话。




撰文 /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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