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能否持久,将取决于就业,而就业增长有赖于深化改革。



撰文 | 乔治•马格努斯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领导者开始担忧经济。面对中国国家通讯社最近所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他们把稳定作为重中之重。

为此,高级银行家和金融官员被派往各省政府处理债务问题。中国还对美国作出让步,以达成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就业显然是中共经济决策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进入2020年,中共将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情况再次暂时稳定下来而感到宽慰,并将乐于宣扬两项关键成就:一是消除贫困,二是通过完成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承诺,将中国建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略微超过1万美元。但展望新的10年,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中国所面临一些最大挑战的关键,这些挑战涉及金融稳定、快速老龄化以及重新实现生产率快速增长。

中国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要到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会揭晓,但有报道暗示,中国政府将容忍增长略微放缓至约6%,并维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想用信贷来过度刺激经济,但仍然下调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要求,让人民币走弱,向小企业输送借款,以及为3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纾困。

现状不可持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低于6%。投资、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增长。中国金融体系中大量较小的银行过度依赖不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国金融和监管当局正在谨防风险在这些银行中传导。此外,当局还在留意现金短缺、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构成的风险。

虽然发表了旨在支撑低迷和容易出现违约的私营部门的言论,政策实际上还是优待更低效、正在亏损的国有部门。消费支出依然在增长,但也正面临压力,原因是债务增加、偿债义务迅速增长、严重不平等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城市地区就业增长率在过去几年跌至2.5%,而这个数字在截至2012年的10年中为逾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700万,过去两年中每年减少约6%。

直至近期,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年增长3%,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然而,服务业就业增长也在放缓,原因是服务业工作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生产率低。缺乏竞争抑制了新机会,日益严重的技能错配也是抑制因素——只有略低于40%的劳动力完成了中学教育,略低于20%的劳动力完成了大学教育。

贸易战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新的威胁,面对贸易战,企业纷纷重新考虑它们迄今为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运营。关税成为了困扰外国企业的诸多问题中新的一个,其他问题包括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盗窃、商业机密安全、优待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政策、干涉私营企业管理的中共政策等。

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和欧盟商会(EU Chambers of Commerce)都报告,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自己的部分供应链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像墨西哥那么遥远的地方。

考虑到贸易战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供应链规划是一个漫长而成本高昂的过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数年还可能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就业增长是2019年中国每一场主要政府会议和中共会议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预计,促进就业增长将继续占据中心地位,而这将通过GDP增长目标来实现。然而,保增长是促就业的错误手段。如果就业增长因为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而进一步走弱,且劳动纠纷增多,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将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很可能试图提振增长。然而,审慎的做法是继续推进去杠杆,同时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议程,这些改革和议程在过去几十年奏效,但被新的治理体系抑制或者逆转。换句话说,对稳定的渴望很可能适得其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相关文章



就业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发布日期:2020-01-14 07:24
摘要: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能否持久,将取决于就业,而就业增长有赖于深化改革。



撰文 | 乔治•马格努斯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领导者开始担忧经济。面对中国国家通讯社最近所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他们把稳定作为重中之重。

为此,高级银行家和金融官员被派往各省政府处理债务问题。中国还对美国作出让步,以达成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就业显然是中共经济决策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进入2020年,中共将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情况再次暂时稳定下来而感到宽慰,并将乐于宣扬两项关键成就:一是消除贫困,二是通过完成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承诺,将中国建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略微超过1万美元。但展望新的10年,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中国所面临一些最大挑战的关键,这些挑战涉及金融稳定、快速老龄化以及重新实现生产率快速增长。

中国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要到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会揭晓,但有报道暗示,中国政府将容忍增长略微放缓至约6%,并维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想用信贷来过度刺激经济,但仍然下调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要求,让人民币走弱,向小企业输送借款,以及为3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纾困。

现状不可持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低于6%。投资、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增长。中国金融体系中大量较小的银行过度依赖不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国金融和监管当局正在谨防风险在这些银行中传导。此外,当局还在留意现金短缺、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构成的风险。

虽然发表了旨在支撑低迷和容易出现违约的私营部门的言论,政策实际上还是优待更低效、正在亏损的国有部门。消费支出依然在增长,但也正面临压力,原因是债务增加、偿债义务迅速增长、严重不平等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城市地区就业增长率在过去几年跌至2.5%,而这个数字在截至2012年的10年中为逾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700万,过去两年中每年减少约6%。

直至近期,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年增长3%,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然而,服务业就业增长也在放缓,原因是服务业工作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生产率低。缺乏竞争抑制了新机会,日益严重的技能错配也是抑制因素——只有略低于40%的劳动力完成了中学教育,略低于20%的劳动力完成了大学教育。

贸易战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新的威胁,面对贸易战,企业纷纷重新考虑它们迄今为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运营。关税成为了困扰外国企业的诸多问题中新的一个,其他问题包括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盗窃、商业机密安全、优待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政策、干涉私营企业管理的中共政策等。

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和欧盟商会(EU Chambers of Commerce)都报告,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自己的部分供应链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像墨西哥那么遥远的地方。

考虑到贸易战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供应链规划是一个漫长而成本高昂的过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数年还可能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就业增长是2019年中国每一场主要政府会议和中共会议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预计,促进就业增长将继续占据中心地位,而这将通过GDP增长目标来实现。然而,保增长是促就业的错误手段。如果就业增长因为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而进一步走弱,且劳动纠纷增多,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将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很可能试图提振增长。然而,审慎的做法是继续推进去杠杆,同时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议程,这些改革和议程在过去几十年奏效,但被新的治理体系抑制或者逆转。换句话说,对稳定的渴望很可能适得其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相关文章
摘要: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能否持久,将取决于就业,而就业增长有赖于深化改革。



撰文 | 乔治•马格努斯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领导者开始担忧经济。面对中国国家通讯社最近所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他们把稳定作为重中之重。

为此,高级银行家和金融官员被派往各省政府处理债务问题。中国还对美国作出让步,以达成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就业显然是中共经济决策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进入2020年,中共将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情况再次暂时稳定下来而感到宽慰,并将乐于宣扬两项关键成就:一是消除贫困,二是通过完成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承诺,将中国建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略微超过1万美元。但展望新的10年,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中国所面临一些最大挑战的关键,这些挑战涉及金融稳定、快速老龄化以及重新实现生产率快速增长。

中国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要到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会揭晓,但有报道暗示,中国政府将容忍增长略微放缓至约6%,并维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想用信贷来过度刺激经济,但仍然下调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要求,让人民币走弱,向小企业输送借款,以及为3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纾困。

现状不可持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低于6%。投资、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增长。中国金融体系中大量较小的银行过度依赖不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国金融和监管当局正在谨防风险在这些银行中传导。此外,当局还在留意现金短缺、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构成的风险。

虽然发表了旨在支撑低迷和容易出现违约的私营部门的言论,政策实际上还是优待更低效、正在亏损的国有部门。消费支出依然在增长,但也正面临压力,原因是债务增加、偿债义务迅速增长、严重不平等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城市地区就业增长率在过去几年跌至2.5%,而这个数字在截至2012年的10年中为逾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700万,过去两年中每年减少约6%。

直至近期,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年增长3%,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然而,服务业就业增长也在放缓,原因是服务业工作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生产率低。缺乏竞争抑制了新机会,日益严重的技能错配也是抑制因素——只有略低于40%的劳动力完成了中学教育,略低于20%的劳动力完成了大学教育。

贸易战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新的威胁,面对贸易战,企业纷纷重新考虑它们迄今为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运营。关税成为了困扰外国企业的诸多问题中新的一个,其他问题包括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盗窃、商业机密安全、优待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政策、干涉私营企业管理的中共政策等。

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和欧盟商会(EU Chambers of Commerce)都报告,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自己的部分供应链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像墨西哥那么遥远的地方。

考虑到贸易战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供应链规划是一个漫长而成本高昂的过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数年还可能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就业增长是2019年中国每一场主要政府会议和中共会议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预计,促进就业增长将继续占据中心地位,而这将通过GDP增长目标来实现。然而,保增长是促就业的错误手段。如果就业增长因为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而进一步走弱,且劳动纠纷增多,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将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很可能试图提振增长。然而,审慎的做法是继续推进去杠杆,同时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议程,这些改革和议程在过去几十年奏效,但被新的治理体系抑制或者逆转。换句话说,对稳定的渴望很可能适得其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




就业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发布日期:2020-01-14 07:24
摘要: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能否持久,将取决于就业,而就业增长有赖于深化改革。



撰文 | 乔治•马格努斯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领导者开始担忧经济。面对中国国家通讯社最近所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他们把稳定作为重中之重。

为此,高级银行家和金融官员被派往各省政府处理债务问题。中国还对美国作出让步,以达成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就业显然是中共经济决策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进入2020年,中共将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情况再次暂时稳定下来而感到宽慰,并将乐于宣扬两项关键成就:一是消除贫困,二是通过完成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承诺,将中国建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略微超过1万美元。但展望新的10年,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中国所面临一些最大挑战的关键,这些挑战涉及金融稳定、快速老龄化以及重新实现生产率快速增长。

中国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要到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会揭晓,但有报道暗示,中国政府将容忍增长略微放缓至约6%,并维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想用信贷来过度刺激经济,但仍然下调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要求,让人民币走弱,向小企业输送借款,以及为3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纾困。

现状不可持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低于6%。投资、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增长。中国金融体系中大量较小的银行过度依赖不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国金融和监管当局正在谨防风险在这些银行中传导。此外,当局还在留意现金短缺、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构成的风险。

虽然发表了旨在支撑低迷和容易出现违约的私营部门的言论,政策实际上还是优待更低效、正在亏损的国有部门。消费支出依然在增长,但也正面临压力,原因是债务增加、偿债义务迅速增长、严重不平等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城市地区就业增长率在过去几年跌至2.5%,而这个数字在截至2012年的10年中为逾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700万,过去两年中每年减少约6%。

直至近期,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年增长3%,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然而,服务业就业增长也在放缓,原因是服务业工作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生产率低。缺乏竞争抑制了新机会,日益严重的技能错配也是抑制因素——只有略低于40%的劳动力完成了中学教育,略低于20%的劳动力完成了大学教育。

贸易战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新的威胁,面对贸易战,企业纷纷重新考虑它们迄今为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运营。关税成为了困扰外国企业的诸多问题中新的一个,其他问题包括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盗窃、商业机密安全、优待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政策、干涉私营企业管理的中共政策等。

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和欧盟商会(EU Chambers of Commerce)都报告,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自己的部分供应链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像墨西哥那么遥远的地方。

考虑到贸易战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供应链规划是一个漫长而成本高昂的过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数年还可能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就业增长是2019年中国每一场主要政府会议和中共会议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预计,促进就业增长将继续占据中心地位,而这将通过GDP增长目标来实现。然而,保增长是促就业的错误手段。如果就业增长因为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而进一步走弱,且劳动纠纷增多,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将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很可能试图提振增长。然而,审慎的做法是继续推进去杠杆,同时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议程,这些改革和议程在过去几十年奏效,但被新的治理体系抑制或者逆转。换句话说,对稳定的渴望很可能适得其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相关文章
摘要: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能否持久,将取决于就业,而就业增长有赖于深化改革。



撰文 | 乔治•马格努斯

OR--商业新媒体 】中国领导者开始担忧经济。面对中国国家通讯社最近所说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他们把稳定作为重中之重。

为此,高级银行家和金融官员被派往各省政府处理债务问题。中国还对美国作出让步,以达成有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就业显然是中共经济决策者最担忧的问题之一。

进入2020年,中共将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情况再次暂时稳定下来而感到宽慰,并将乐于宣扬两项关键成就:一是消除贫困,二是通过完成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承诺,将中国建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略微超过1万美元。但展望新的10年,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将是中国所面临一些最大挑战的关键,这些挑战涉及金融稳定、快速老龄化以及重新实现生产率快速增长。

中国在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要到今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会揭晓,但有报道暗示,中国政府将容忍增长略微放缓至约6%,并维持“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想用信贷来过度刺激经济,但仍然下调了利率和银行准备金要求,让人民币走弱,向小企业输送借款,以及为3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纾困。

现状不可持续。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低于6%。投资、出口和房地产行业几乎没有增长。中国金融体系中大量较小的银行过度依赖不稳定的资金来源,中国金融和监管当局正在谨防风险在这些银行中传导。此外,当局还在留意现金短缺、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构成的风险。

虽然发表了旨在支撑低迷和容易出现违约的私营部门的言论,政策实际上还是优待更低效、正在亏损的国有部门。消费支出依然在增长,但也正面临压力,原因是债务增加、偿债义务迅速增长、严重不平等和就业方面的问题。

城市地区就业增长率在过去几年跌至2.5%,而这个数字在截至2012年的10年中为逾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4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1700万,过去两年中每年减少约6%。

直至近期,中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每年增长3%,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使中国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然而,服务业就业增长也在放缓,原因是服务业工作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生产率低。缺乏竞争抑制了新机会,日益严重的技能错配也是抑制因素——只有略低于40%的劳动力完成了中学教育,略低于20%的劳动力完成了大学教育。

贸易战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新的威胁,面对贸易战,企业纷纷重新考虑它们迄今为止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运营。关税成为了困扰外国企业的诸多问题中新的一个,其他问题包括非关税壁垒、强制技术转让、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盗窃、商业机密安全、优待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政策、干涉私营企业管理的中共政策等。

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和欧盟商会(EU Chambers of Commerce)都报告,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考虑将自己的部分供应链转移至亚洲其他国家,甚至像墨西哥那么遥远的地方。

考虑到贸易战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供应链规划是一个漫长而成本高昂的过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数年还可能失去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

就业增长是2019年中国每一场主要政府会议和中共会议的重中之重。我们可以预计,促进就业增长将继续占据中心地位,而这将通过GDP增长目标来实现。然而,保增长是促就业的错误手段。如果就业增长因为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而进一步走弱,且劳动纠纷增多,中国在去杠杆与高经济增长之间取得的脆弱平衡将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很可能试图提振增长。然而,审慎的做法是继续推进去杠杆,同时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议程,这些改革和议程在过去几十年奏效,但被新的治理体系抑制或者逆转。换句话说,对稳定的渴望很可能适得其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相关文章

读者评论


您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OR


最新资讯
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