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常态化。那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了。



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引爆舆论的杀医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舆论热度正在逐渐退散,正好可以冷静地讨论一下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拖拽效应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买包包——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社交媒体、短视频中看到的所影响的。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上中产。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与示范,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消费品类”欲望。

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示范”,把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拖拽”进入更高的消费层次,产生“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发生改变,一些品类,由奢侈品变为他们眼中的必需品。


然而,个体的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

如果一国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拖拽效应自然就不大。但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更大。中国基尼曲线陡峭,很多人都是被“拖拽”着,有些人则处于强烈的拖拽效应之中。

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品类的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这种需求对于价格非常敏感,产生强烈的议价行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不惜以任何办法迎合这种需求,把高品类商品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跨界品类”由此产生,即需求往上,价格往下。这是所有假冒伪劣的温床。

跨界产品体现了“拖拽效应”,最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比如多年前的奶粉,前不久传出的大西洋三文鱼与淡水三文鱼。而一些定位比较高,但没有示范效应的东西,比如鹅肝酱,一般来说没有假冒。

在医疗领域,拖拽效应该也是存在的。医疗领域的拖拽效应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一方面,这种拖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难以避免。

技术发展带领人类来到新的领域,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医疗、生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来不可治疗的疾病,有了被治愈或者长期缓解的可能,这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技术的普及是有梯度的,就像最新款的手机摄像头,消费是逐渐下沉的,一开始并不能普惠到所有人。这是正常的,是基于市场机制发明技术的必然。技术扩散的梯度,与贫富有关。

前不久,有中国父母带孩子去英国看病的新闻,这还是经济实力稍弱的,更富一些的家庭会选择美国。实力更强,讨论的可能就是去梅奥诊所,而顶级富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长生的可能——长生就像天边的一丝光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但希望的确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亘古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死亡高墙可能已经倒下。

在顶级富人讨论这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的同时,普通人的医疗需求也被拖拽起来,进入更高的需求层次。这些需求所需的预算,往往不但超越医保所能提供的,也超越一般家庭的财富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因病致贫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拖拽效应的存在——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很快,出现了一个尖峰,注定只有少数人的财富能够跟上技术的尖峰,但却拉高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另一种拖拽却是由贫富分化产生的。一些无需天价的治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比如,可治疗的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基尼系数,才进一步加强了拖拽。所以,医疗当中的悲情程度,根本上与基尼系数相关。

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四十年前,几乎没人会认为95岁的老人还需要全力救助,但今天,在少数老人享受高技术医疗保障的时候,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也企图试一试。同样的,三十年前,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家长只能选择等死,因为所有人都一样,但现在,家长会想试一试,于是需求被抬高了。

预期与悲情

这些想“试一试”的医疗需求,在不超过公立医院所能达到的技术范围以内,都是合理的——即便本来不合理,但正如前面所说,拖拽效应把奢侈品变为了必需品。考虑到政治上的公平性,也就必然是合理的。

于是,作为一项国家福利,医保站出来做出了承诺:在不完全报销的制度下,个人出一部分,医保再配给一部分。作为国家承诺,对医保的预期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比如《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结尾是,说相关药物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但实际上很多抗癌药虽然已经纳入医保,但医院实际上拒绝把药开给病人。甚至这会造成没有医保的时候,还有各种药厂的优惠政策,进入医保之后,医保实现不了,而优惠政策也没了。

于是,一方面,需求被拖拽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另一方面,现实则粉碎了预期。

这个是一个糟糕的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求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好的产品,就是给予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预期,而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安全感缺失的稳定感。

打个比方,在一些餐馆,点菜之后,会给一个沙漏,承诺沙漏之前上菜。这个沙漏除了餐馆自我约束上菜时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管理客户的预期:沙漏漏完之前没有上菜都是合理的。这样,那怕上菜时间更久一些,但顾客的预期是稳定的,也并不会投诉。但如果没有这个沙漏,顾客出于不可预期之中,就更容易产生不耐烦。高峰时期餐厅的排队系统,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虽然有些热门餐馆要等很久,但是一般不会有人因为等得久而发生冲突——因为有叫号,预期是明确的。如果等待多久完全不可预期,顾客就难免会闹起来,机场延误导致的冲突,本质上不是因为延误,而是无法预测延误的时长。

高龄老人的医保,本属政策范围内的配额,但在现实中,病人家属的预期被粉碎了。

控费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暗藏在医疗系统内部,对于患者而言,无法了解这些常识,就无法产生明确预期,那么,当需求上升,而预期又达不到的时候,情绪就激化了——更糟糕的是,患者把预期失败归咎到了医生头上。

不同国家的公立医疗制度,受这种质问的冲击是不一样的。目前,遭遇控费更多的是一个随机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变为一个常态化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

根植于地区经济差异、贫富差异、阶层差异的“拖拽效应”是深刻而牢固的,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医疗领域的技术爆发,甚至会进一步的凸显这种效应。不过,即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厘清这个前提,是有助于清醒、理性地认识围绕医保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情绪,从而做好预期管理。不过,预期管理很难面对这样不甘的质问:你都可以去梅奥诊所了,为何我的孩子(母亲)连住院床位都没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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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悲情背后的拖拽效应与预期管理

发布日期:2020-01-07 07:24
摘要: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常态化。那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了。



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引爆舆论的杀医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舆论热度正在逐渐退散,正好可以冷静地讨论一下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拖拽效应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买包包——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社交媒体、短视频中看到的所影响的。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上中产。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与示范,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消费品类”欲望。

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示范”,把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拖拽”进入更高的消费层次,产生“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发生改变,一些品类,由奢侈品变为他们眼中的必需品。


然而,个体的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

如果一国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拖拽效应自然就不大。但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更大。中国基尼曲线陡峭,很多人都是被“拖拽”着,有些人则处于强烈的拖拽效应之中。

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品类的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这种需求对于价格非常敏感,产生强烈的议价行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不惜以任何办法迎合这种需求,把高品类商品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跨界品类”由此产生,即需求往上,价格往下。这是所有假冒伪劣的温床。

跨界产品体现了“拖拽效应”,最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比如多年前的奶粉,前不久传出的大西洋三文鱼与淡水三文鱼。而一些定位比较高,但没有示范效应的东西,比如鹅肝酱,一般来说没有假冒。

在医疗领域,拖拽效应该也是存在的。医疗领域的拖拽效应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一方面,这种拖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难以避免。

技术发展带领人类来到新的领域,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医疗、生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来不可治疗的疾病,有了被治愈或者长期缓解的可能,这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技术的普及是有梯度的,就像最新款的手机摄像头,消费是逐渐下沉的,一开始并不能普惠到所有人。这是正常的,是基于市场机制发明技术的必然。技术扩散的梯度,与贫富有关。

前不久,有中国父母带孩子去英国看病的新闻,这还是经济实力稍弱的,更富一些的家庭会选择美国。实力更强,讨论的可能就是去梅奥诊所,而顶级富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长生的可能——长生就像天边的一丝光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但希望的确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亘古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死亡高墙可能已经倒下。

在顶级富人讨论这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的同时,普通人的医疗需求也被拖拽起来,进入更高的需求层次。这些需求所需的预算,往往不但超越医保所能提供的,也超越一般家庭的财富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因病致贫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拖拽效应的存在——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很快,出现了一个尖峰,注定只有少数人的财富能够跟上技术的尖峰,但却拉高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另一种拖拽却是由贫富分化产生的。一些无需天价的治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比如,可治疗的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基尼系数,才进一步加强了拖拽。所以,医疗当中的悲情程度,根本上与基尼系数相关。

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四十年前,几乎没人会认为95岁的老人还需要全力救助,但今天,在少数老人享受高技术医疗保障的时候,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也企图试一试。同样的,三十年前,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家长只能选择等死,因为所有人都一样,但现在,家长会想试一试,于是需求被抬高了。

预期与悲情

这些想“试一试”的医疗需求,在不超过公立医院所能达到的技术范围以内,都是合理的——即便本来不合理,但正如前面所说,拖拽效应把奢侈品变为了必需品。考虑到政治上的公平性,也就必然是合理的。

于是,作为一项国家福利,医保站出来做出了承诺:在不完全报销的制度下,个人出一部分,医保再配给一部分。作为国家承诺,对医保的预期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比如《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结尾是,说相关药物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但实际上很多抗癌药虽然已经纳入医保,但医院实际上拒绝把药开给病人。甚至这会造成没有医保的时候,还有各种药厂的优惠政策,进入医保之后,医保实现不了,而优惠政策也没了。

于是,一方面,需求被拖拽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另一方面,现实则粉碎了预期。

这个是一个糟糕的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求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好的产品,就是给予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预期,而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安全感缺失的稳定感。

打个比方,在一些餐馆,点菜之后,会给一个沙漏,承诺沙漏之前上菜。这个沙漏除了餐馆自我约束上菜时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管理客户的预期:沙漏漏完之前没有上菜都是合理的。这样,那怕上菜时间更久一些,但顾客的预期是稳定的,也并不会投诉。但如果没有这个沙漏,顾客出于不可预期之中,就更容易产生不耐烦。高峰时期餐厅的排队系统,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虽然有些热门餐馆要等很久,但是一般不会有人因为等得久而发生冲突——因为有叫号,预期是明确的。如果等待多久完全不可预期,顾客就难免会闹起来,机场延误导致的冲突,本质上不是因为延误,而是无法预测延误的时长。

高龄老人的医保,本属政策范围内的配额,但在现实中,病人家属的预期被粉碎了。

控费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暗藏在医疗系统内部,对于患者而言,无法了解这些常识,就无法产生明确预期,那么,当需求上升,而预期又达不到的时候,情绪就激化了——更糟糕的是,患者把预期失败归咎到了医生头上。

不同国家的公立医疗制度,受这种质问的冲击是不一样的。目前,遭遇控费更多的是一个随机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变为一个常态化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

根植于地区经济差异、贫富差异、阶层差异的“拖拽效应”是深刻而牢固的,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医疗领域的技术爆发,甚至会进一步的凸显这种效应。不过,即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厘清这个前提,是有助于清醒、理性地认识围绕医保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情绪,从而做好预期管理。不过,预期管理很难面对这样不甘的质问:你都可以去梅奥诊所了,为何我的孩子(母亲)连住院床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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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效应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买包包——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社交媒体、短视频中看到的所影响的。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上中产。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与示范,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消费品类”欲望。

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示范”,把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拖拽”进入更高的消费层次,产生“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发生改变,一些品类,由奢侈品变为他们眼中的必需品。


然而,个体的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

如果一国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拖拽效应自然就不大。但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更大。中国基尼曲线陡峭,很多人都是被“拖拽”着,有些人则处于强烈的拖拽效应之中。

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品类的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这种需求对于价格非常敏感,产生强烈的议价行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不惜以任何办法迎合这种需求,把高品类商品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跨界品类”由此产生,即需求往上,价格往下。这是所有假冒伪劣的温床。

跨界产品体现了“拖拽效应”,最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比如多年前的奶粉,前不久传出的大西洋三文鱼与淡水三文鱼。而一些定位比较高,但没有示范效应的东西,比如鹅肝酱,一般来说没有假冒。

在医疗领域,拖拽效应该也是存在的。医疗领域的拖拽效应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一方面,这种拖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难以避免。

技术发展带领人类来到新的领域,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医疗、生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来不可治疗的疾病,有了被治愈或者长期缓解的可能,这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技术的普及是有梯度的,就像最新款的手机摄像头,消费是逐渐下沉的,一开始并不能普惠到所有人。这是正常的,是基于市场机制发明技术的必然。技术扩散的梯度,与贫富有关。

前不久,有中国父母带孩子去英国看病的新闻,这还是经济实力稍弱的,更富一些的家庭会选择美国。实力更强,讨论的可能就是去梅奥诊所,而顶级富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长生的可能——长生就像天边的一丝光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但希望的确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亘古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死亡高墙可能已经倒下。

在顶级富人讨论这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的同时,普通人的医疗需求也被拖拽起来,进入更高的需求层次。这些需求所需的预算,往往不但超越医保所能提供的,也超越一般家庭的财富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因病致贫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拖拽效应的存在——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很快,出现了一个尖峰,注定只有少数人的财富能够跟上技术的尖峰,但却拉高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另一种拖拽却是由贫富分化产生的。一些无需天价的治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比如,可治疗的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基尼系数,才进一步加强了拖拽。所以,医疗当中的悲情程度,根本上与基尼系数相关。

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四十年前,几乎没人会认为95岁的老人还需要全力救助,但今天,在少数老人享受高技术医疗保障的时候,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也企图试一试。同样的,三十年前,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家长只能选择等死,因为所有人都一样,但现在,家长会想试一试,于是需求被抬高了。

预期与悲情

这些想“试一试”的医疗需求,在不超过公立医院所能达到的技术范围以内,都是合理的——即便本来不合理,但正如前面所说,拖拽效应把奢侈品变为了必需品。考虑到政治上的公平性,也就必然是合理的。

于是,作为一项国家福利,医保站出来做出了承诺:在不完全报销的制度下,个人出一部分,医保再配给一部分。作为国家承诺,对医保的预期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比如《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结尾是,说相关药物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但实际上很多抗癌药虽然已经纳入医保,但医院实际上拒绝把药开给病人。甚至这会造成没有医保的时候,还有各种药厂的优惠政策,进入医保之后,医保实现不了,而优惠政策也没了。

于是,一方面,需求被拖拽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另一方面,现实则粉碎了预期。

这个是一个糟糕的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求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好的产品,就是给予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预期,而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安全感缺失的稳定感。

打个比方,在一些餐馆,点菜之后,会给一个沙漏,承诺沙漏之前上菜。这个沙漏除了餐馆自我约束上菜时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管理客户的预期:沙漏漏完之前没有上菜都是合理的。这样,那怕上菜时间更久一些,但顾客的预期是稳定的,也并不会投诉。但如果没有这个沙漏,顾客出于不可预期之中,就更容易产生不耐烦。高峰时期餐厅的排队系统,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虽然有些热门餐馆要等很久,但是一般不会有人因为等得久而发生冲突——因为有叫号,预期是明确的。如果等待多久完全不可预期,顾客就难免会闹起来,机场延误导致的冲突,本质上不是因为延误,而是无法预测延误的时长。

高龄老人的医保,本属政策范围内的配额,但在现实中,病人家属的预期被粉碎了。

控费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暗藏在医疗系统内部,对于患者而言,无法了解这些常识,就无法产生明确预期,那么,当需求上升,而预期又达不到的时候,情绪就激化了——更糟糕的是,患者把预期失败归咎到了医生头上。

不同国家的公立医疗制度,受这种质问的冲击是不一样的。目前,遭遇控费更多的是一个随机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变为一个常态化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

根植于地区经济差异、贫富差异、阶层差异的“拖拽效应”是深刻而牢固的,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医疗领域的技术爆发,甚至会进一步的凸显这种效应。不过,即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厘清这个前提,是有助于清醒、理性地认识围绕医保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情绪,从而做好预期管理。不过,预期管理很难面对这样不甘的质问:你都可以去梅奥诊所了,为何我的孩子(母亲)连住院床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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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悲情背后的拖拽效应与预期管理

发布日期:2020-01-07 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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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引爆舆论的杀医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周,舆论热度正在逐渐退散,正好可以冷静地讨论一下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拖拽效应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买包包——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社交媒体、短视频中看到的所影响的。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上中产。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与示范,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消费品类”欲望。

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示范”,把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拖拽”进入更高的消费层次,产生“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发生改变,一些品类,由奢侈品变为他们眼中的必需品。


然而,个体的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

如果一国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拖拽效应自然就不大。但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更大。中国基尼曲线陡峭,很多人都是被“拖拽”着,有些人则处于强烈的拖拽效应之中。

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品类的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这种需求对于价格非常敏感,产生强烈的议价行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不惜以任何办法迎合这种需求,把高品类商品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跨界品类”由此产生,即需求往上,价格往下。这是所有假冒伪劣的温床。

跨界产品体现了“拖拽效应”,最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比如多年前的奶粉,前不久传出的大西洋三文鱼与淡水三文鱼。而一些定位比较高,但没有示范效应的东西,比如鹅肝酱,一般来说没有假冒。

在医疗领域,拖拽效应该也是存在的。医疗领域的拖拽效应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一方面,这种拖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难以避免。

技术发展带领人类来到新的领域,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医疗、生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来不可治疗的疾病,有了被治愈或者长期缓解的可能,这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技术的普及是有梯度的,就像最新款的手机摄像头,消费是逐渐下沉的,一开始并不能普惠到所有人。这是正常的,是基于市场机制发明技术的必然。技术扩散的梯度,与贫富有关。

前不久,有中国父母带孩子去英国看病的新闻,这还是经济实力稍弱的,更富一些的家庭会选择美国。实力更强,讨论的可能就是去梅奥诊所,而顶级富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长生的可能——长生就像天边的一丝光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但希望的确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亘古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死亡高墙可能已经倒下。

在顶级富人讨论这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的同时,普通人的医疗需求也被拖拽起来,进入更高的需求层次。这些需求所需的预算,往往不但超越医保所能提供的,也超越一般家庭的财富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因病致贫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拖拽效应的存在——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很快,出现了一个尖峰,注定只有少数人的财富能够跟上技术的尖峰,但却拉高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另一种拖拽却是由贫富分化产生的。一些无需天价的治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比如,可治疗的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基尼系数,才进一步加强了拖拽。所以,医疗当中的悲情程度,根本上与基尼系数相关。

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四十年前,几乎没人会认为95岁的老人还需要全力救助,但今天,在少数老人享受高技术医疗保障的时候,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也企图试一试。同样的,三十年前,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家长只能选择等死,因为所有人都一样,但现在,家长会想试一试,于是需求被抬高了。

预期与悲情

这些想“试一试”的医疗需求,在不超过公立医院所能达到的技术范围以内,都是合理的——即便本来不合理,但正如前面所说,拖拽效应把奢侈品变为了必需品。考虑到政治上的公平性,也就必然是合理的。

于是,作为一项国家福利,医保站出来做出了承诺:在不完全报销的制度下,个人出一部分,医保再配给一部分。作为国家承诺,对医保的预期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比如《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结尾是,说相关药物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但实际上很多抗癌药虽然已经纳入医保,但医院实际上拒绝把药开给病人。甚至这会造成没有医保的时候,还有各种药厂的优惠政策,进入医保之后,医保实现不了,而优惠政策也没了。

于是,一方面,需求被拖拽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另一方面,现实则粉碎了预期。

这个是一个糟糕的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求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好的产品,就是给予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预期,而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安全感缺失的稳定感。

打个比方,在一些餐馆,点菜之后,会给一个沙漏,承诺沙漏之前上菜。这个沙漏除了餐馆自我约束上菜时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管理客户的预期:沙漏漏完之前没有上菜都是合理的。这样,那怕上菜时间更久一些,但顾客的预期是稳定的,也并不会投诉。但如果没有这个沙漏,顾客出于不可预期之中,就更容易产生不耐烦。高峰时期餐厅的排队系统,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虽然有些热门餐馆要等很久,但是一般不会有人因为等得久而发生冲突——因为有叫号,预期是明确的。如果等待多久完全不可预期,顾客就难免会闹起来,机场延误导致的冲突,本质上不是因为延误,而是无法预测延误的时长。

高龄老人的医保,本属政策范围内的配额,但在现实中,病人家属的预期被粉碎了。

控费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暗藏在医疗系统内部,对于患者而言,无法了解这些常识,就无法产生明确预期,那么,当需求上升,而预期又达不到的时候,情绪就激化了——更糟糕的是,患者把预期失败归咎到了医生头上。

不同国家的公立医疗制度,受这种质问的冲击是不一样的。目前,遭遇控费更多的是一个随机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变为一个常态化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

根植于地区经济差异、贫富差异、阶层差异的“拖拽效应”是深刻而牢固的,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医疗领域的技术爆发,甚至会进一步的凸显这种效应。不过,即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厘清这个前提,是有助于清醒、理性地认识围绕医保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情绪,从而做好预期管理。不过,预期管理很难面对这样不甘的质问:你都可以去梅奥诊所了,为何我的孩子(母亲)连住院床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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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效应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买包包——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社交媒体、短视频中看到的所影响的。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上中产。他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与示范,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消费品类”欲望。

不断的、潜移默化的“示范”,把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拖拽”进入更高的消费层次,产生“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发生改变,一些品类,由奢侈品变为他们眼中的必需品。


然而,个体的购买行为受其收入约束。

如果一国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水平,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拖拽效应自然就不大。但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更大。中国基尼曲线陡峭,很多人都是被“拖拽”着,有些人则处于强烈的拖拽效应之中。

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品类的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这种需求对于价格非常敏感,产生强烈的议价行为,缺乏监管的市场,不惜以任何办法迎合这种需求,把高品类商品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跨界品类”由此产生,即需求往上,价格往下。这是所有假冒伪劣的温床。

跨界产品体现了“拖拽效应”,最容易出现假冒伪劣。比如多年前的奶粉,前不久传出的大西洋三文鱼与淡水三文鱼。而一些定位比较高,但没有示范效应的东西,比如鹅肝酱,一般来说没有假冒。

在医疗领域,拖拽效应该也是存在的。医疗领域的拖拽效应有自身的独特特征。一方面,这种拖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难以避免。

技术发展带领人类来到新的领域,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新可能。医疗、生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原来不可治疗的疾病,有了被治愈或者长期缓解的可能,这有效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但是,技术的普及是有梯度的,就像最新款的手机摄像头,消费是逐渐下沉的,一开始并不能普惠到所有人。这是正常的,是基于市场机制发明技术的必然。技术扩散的梯度,与贫富有关。

前不久,有中国父母带孩子去英国看病的新闻,这还是经济实力稍弱的,更富一些的家庭会选择美国。实力更强,讨论的可能就是去梅奥诊所,而顶级富人甚至已经在讨论长生的可能——长生就像天边的一丝光亮,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但希望的确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亘古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平等的死亡高墙可能已经倒下。

在顶级富人讨论这个近乎哲学的问题的同时,普通人的医疗需求也被拖拽起来,进入更高的需求层次。这些需求所需的预算,往往不但超越医保所能提供的,也超越一般家庭的财富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因病致贫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拖拽效应的存在——技术的发展速度变得很快,出现了一个尖峰,注定只有少数人的财富能够跟上技术的尖峰,但却拉高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另一方面,另一种拖拽却是由贫富分化产生的。一些无需天价的治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比如,可治疗的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高基尼系数,才进一步加强了拖拽。所以,医疗当中的悲情程度,根本上与基尼系数相关。

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四十年前,几乎没人会认为95岁的老人还需要全力救助,但今天,在少数老人享受高技术医疗保障的时候,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也企图试一试。同样的,三十年前,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家长只能选择等死,因为所有人都一样,但现在,家长会想试一试,于是需求被抬高了。

预期与悲情

这些想“试一试”的医疗需求,在不超过公立医院所能达到的技术范围以内,都是合理的——即便本来不合理,但正如前面所说,拖拽效应把奢侈品变为了必需品。考虑到政治上的公平性,也就必然是合理的。

于是,作为一项国家福利,医保站出来做出了承诺:在不完全报销的制度下,个人出一部分,医保再配给一部分。作为国家承诺,对医保的预期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比如《我不是药神》的电影结尾是,说相关药物已经被纳入国家医保,但实际上很多抗癌药虽然已经纳入医保,但医院实际上拒绝把药开给病人。甚至这会造成没有医保的时候,还有各种药厂的优惠政策,进入医保之后,医保实现不了,而优惠政策也没了。

于是,一方面,需求被拖拽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另一方面,现实则粉碎了预期。

这个是一个糟糕的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求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好的产品,就是给予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预期,而用户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出现安全感缺失的稳定感。

打个比方,在一些餐馆,点菜之后,会给一个沙漏,承诺沙漏之前上菜。这个沙漏除了餐馆自我约束上菜时间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管理客户的预期:沙漏漏完之前没有上菜都是合理的。这样,那怕上菜时间更久一些,但顾客的预期是稳定的,也并不会投诉。但如果没有这个沙漏,顾客出于不可预期之中,就更容易产生不耐烦。高峰时期餐厅的排队系统,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虽然有些热门餐馆要等很久,但是一般不会有人因为等得久而发生冲突——因为有叫号,预期是明确的。如果等待多久完全不可预期,顾客就难免会闹起来,机场延误导致的冲突,本质上不是因为延误,而是无法预测延误的时长。

高龄老人的医保,本属政策范围内的配额,但在现实中,病人家属的预期被粉碎了。

控费不是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暗藏在医疗系统内部,对于患者而言,无法了解这些常识,就无法产生明确预期,那么,当需求上升,而预期又达不到的时候,情绪就激化了——更糟糕的是,患者把预期失败归咎到了医生头上。

不同国家的公立医疗制度,受这种质问的冲击是不一样的。目前,遭遇控费更多的是一个随机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控费就有可能变为一个常态化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人脉、黑市去竞争医保资源。

根植于地区经济差异、贫富差异、阶层差异的“拖拽效应”是深刻而牢固的,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医疗领域的技术爆发,甚至会进一步的凸显这种效应。不过,即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厘清这个前提,是有助于清醒、理性地认识围绕医保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情绪,从而做好预期管理。不过,预期管理很难面对这样不甘的质问:你都可以去梅奥诊所了,为何我的孩子(母亲)连住院床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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