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褒贬,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借助孔子,如何评价春秋时代?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我们谈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谈历史人物。人物,是历史精魄的外化。说中国,无论历史还是文化,孔子是绕不开的人物。

孔子的形象,随着时代解读,不断嬗变。无论赞他是千古圣人,抑或说是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或者批判他是维护礼教的孔老二,还是嗤笑他不过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的丧家狗,甚至借他搅合成一锅或浓或稀的鸡汤,等等。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

注释孔子甚至其弟子言行,从来是显学。问题在于,在各种诠释之中,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得有点单薄。青年学者李硕所写的《孔子大历史》一书,梳理了一个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好理解的孔子,值得一读。顺带说一下,这本书入选经济人读书会2019十大好书(中国历史类),更多可以参考公号《徐瑾经济人》。

孔子: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

孔子的记录,不少人都参照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不过相同的文本,不同对照,还是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据说是父母“野合”而生(“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李硕考证,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认为桑间濮上的野外幽会,而是意味着孔子属于非婚生子,也就是私生子。孔子父母孔纥颜氏之所以没有明媒正娶,倒不是如过去说的那样,是因为那样两人年龄差距太多,而是因为阶层差距太多——在一个阶级社会,春秋跨阶层婚姻并不多。他进而断言,孔子母亲颜氏出身并不高,孔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小时候地位低贱。即使孔子发达之后,不少颜家远亲就跟随他,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颜回父子。

孔子命运转变,很可能在母亲去世那年。当时孔子把母亲的棺木停在大路边,表示不知道父亲坟墓在哪里,搞了一出“爸爸去哪里”的闹剧。

李硕推断,借助把父母合葬的机会,孔子进行了认祖归宗,从颜丘变为孔丘,身份也从农民变为贵族。所以,晚年孔子曾经说自己十五岁立志学习,《论语•为政》中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很可能就来自孔子母亲去世自身身份变化的契机。

强调这点,不仅说明孔子其实从小具备世俗智慧,并不是后代眼中的书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一窥当时社会规则。《孔子大历史》的野心,也在于借助孔子,写一本春秋政治史。孔子的时代,经历了诸多大变化,也是春秋尾声和战国变法的开始。

春秋:寡头共和制度?

孔子身份转变背后,其实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隐喻。

如前所说,春秋时代是一个阶层分立的时代,贵族和庶人泾渭分明。粗略地说,贵族最下的身份 “士”,而往往有了土地就可以是“大夫”,大夫有不同等级,往上追溯往往可以到一国国君,不过国君地位传统上由嫡长子继承。一般而言,比大夫更高的是是“卿”,除了身份是贵族,更意味着参与国家政治。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一般不世袭,但随着王权衰微,也往往出现连续担任卿的大家族。

可以说,如果没有起码的贵族身份(也就是士),从社交到出仕婚姻都会受到影响。孔子父亲孔纥是鲁国公卿孟孙氏的家臣,是一个低级小贵族“士”。但由于有这位父亲的血脉,孔子的身份才得以改变,从此从农民变为贵族。

孔子身份的变化以及他对于士身份的向往,其实也是社会转变的隐喻。以往的秩序开始出现松动,不仅周天子权威受到削弱,各诸侯国也往往如此,大贵族占据高位,而中小贵族蠢蠢欲动。当时周天子已经沦为象征符号,即使在周朝嫡系的鲁国,国君所代表的公室也实力不振,朝政被大贵族把持。比如前面谈到的孔子父亲侍奉的公卿孟孙氏,就是鲁国三大家族“三桓”之一——之所以“三桓”家族,是因为都出自鲁桓公,按照实力排名,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我们前面说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是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这一年,三大家族可以说彻底架空国君,将鲁国土地瓜分一空。不仅如此,鲁国重大决策,基本是三家商量决定。

李硕认为,这种政治模式是“寡头共和”,这是他创造一个名词。也就是“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也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寡头共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书中,他并不肯定这种模式,认为这导致国家活力下降,政治动荡以及积贫积弱。他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失败,关键就在于不肯配合寡头。更重要的,春秋时代,资源已经感到紧张,社会上没落贵族越来越多,旧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这是春秋贵族谢幕的开始。

这一观点的提出,算是全书一大理论创新,但是恰恰也是我觉得解释力不够的地方。新的大概念,固然容易有大历史的宏观,但却容易陷入叠床架屋说不清楚的状况。先谈名词,孔子也主张“必也正名”,从这个意义来谈寡头共和,这个含义到底什么?与其生造一个名词,不如解释清楚旧的概念。政治学上已经有了现成的名词,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其中,“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

寡头政治,也往往被是贵族制度一种变体,其实春秋用封建贵族制晚期仍旧可以解释。即使寡头政治这个名词,其实也并非全然是坏的,寡头其实必须考虑寡头之外阶层诉求。春秋时期有不禁止乡人议论点评政治的郑国执政子产,也就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主角,乡校就是乡间的学校,一般也是国人议论政治的地方。有意思的,子产本人,来自郑国顶级政治寡头“七穆”家族,而管仲晏子之类出身不高的明相,也都得到当时政治寡头的默认支持,说明当时政治并不是寡头武断地独裁一切。

子产让人议论政治,这一行为不仅得到孔子赞赏,更表示当时的政治现实:贵族寡头在春秋时期不得不考虑阶层内外诉求,作为下层的政治意见,也被考虑在内。至于被不少自由派肯定的英国大宪政,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开创了英国自由的新纪元;而曾经创造威尼斯数百年繁荣的美迪奇家族,也是一种寡头政治。

我越来越认为,越是运用大的概念分析历史,越需要非常小心,就像民主,有着不同的情景,不要说美国的民主与南美日本不同,即使放在英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未完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从孔子看春秋为什么失败(上)

发布日期:2020-01-06 10:22
摘要:无论褒贬,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借助孔子,如何评价春秋时代?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我们谈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谈历史人物。人物,是历史精魄的外化。说中国,无论历史还是文化,孔子是绕不开的人物。

孔子的形象,随着时代解读,不断嬗变。无论赞他是千古圣人,抑或说是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或者批判他是维护礼教的孔老二,还是嗤笑他不过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的丧家狗,甚至借他搅合成一锅或浓或稀的鸡汤,等等。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

注释孔子甚至其弟子言行,从来是显学。问题在于,在各种诠释之中,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得有点单薄。青年学者李硕所写的《孔子大历史》一书,梳理了一个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好理解的孔子,值得一读。顺带说一下,这本书入选经济人读书会2019十大好书(中国历史类),更多可以参考公号《徐瑾经济人》。

孔子: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

孔子的记录,不少人都参照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不过相同的文本,不同对照,还是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据说是父母“野合”而生(“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李硕考证,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认为桑间濮上的野外幽会,而是意味着孔子属于非婚生子,也就是私生子。孔子父母孔纥颜氏之所以没有明媒正娶,倒不是如过去说的那样,是因为那样两人年龄差距太多,而是因为阶层差距太多——在一个阶级社会,春秋跨阶层婚姻并不多。他进而断言,孔子母亲颜氏出身并不高,孔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小时候地位低贱。即使孔子发达之后,不少颜家远亲就跟随他,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颜回父子。

孔子命运转变,很可能在母亲去世那年。当时孔子把母亲的棺木停在大路边,表示不知道父亲坟墓在哪里,搞了一出“爸爸去哪里”的闹剧。

李硕推断,借助把父母合葬的机会,孔子进行了认祖归宗,从颜丘变为孔丘,身份也从农民变为贵族。所以,晚年孔子曾经说自己十五岁立志学习,《论语•为政》中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很可能就来自孔子母亲去世自身身份变化的契机。

强调这点,不仅说明孔子其实从小具备世俗智慧,并不是后代眼中的书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一窥当时社会规则。《孔子大历史》的野心,也在于借助孔子,写一本春秋政治史。孔子的时代,经历了诸多大变化,也是春秋尾声和战国变法的开始。

春秋:寡头共和制度?

孔子身份转变背后,其实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隐喻。

如前所说,春秋时代是一个阶层分立的时代,贵族和庶人泾渭分明。粗略地说,贵族最下的身份 “士”,而往往有了土地就可以是“大夫”,大夫有不同等级,往上追溯往往可以到一国国君,不过国君地位传统上由嫡长子继承。一般而言,比大夫更高的是是“卿”,除了身份是贵族,更意味着参与国家政治。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一般不世袭,但随着王权衰微,也往往出现连续担任卿的大家族。

可以说,如果没有起码的贵族身份(也就是士),从社交到出仕婚姻都会受到影响。孔子父亲孔纥是鲁国公卿孟孙氏的家臣,是一个低级小贵族“士”。但由于有这位父亲的血脉,孔子的身份才得以改变,从此从农民变为贵族。

孔子身份的变化以及他对于士身份的向往,其实也是社会转变的隐喻。以往的秩序开始出现松动,不仅周天子权威受到削弱,各诸侯国也往往如此,大贵族占据高位,而中小贵族蠢蠢欲动。当时周天子已经沦为象征符号,即使在周朝嫡系的鲁国,国君所代表的公室也实力不振,朝政被大贵族把持。比如前面谈到的孔子父亲侍奉的公卿孟孙氏,就是鲁国三大家族“三桓”之一——之所以“三桓”家族,是因为都出自鲁桓公,按照实力排名,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我们前面说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是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这一年,三大家族可以说彻底架空国君,将鲁国土地瓜分一空。不仅如此,鲁国重大决策,基本是三家商量决定。

李硕认为,这种政治模式是“寡头共和”,这是他创造一个名词。也就是“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也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寡头共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书中,他并不肯定这种模式,认为这导致国家活力下降,政治动荡以及积贫积弱。他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失败,关键就在于不肯配合寡头。更重要的,春秋时代,资源已经感到紧张,社会上没落贵族越来越多,旧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这是春秋贵族谢幕的开始。

这一观点的提出,算是全书一大理论创新,但是恰恰也是我觉得解释力不够的地方。新的大概念,固然容易有大历史的宏观,但却容易陷入叠床架屋说不清楚的状况。先谈名词,孔子也主张“必也正名”,从这个意义来谈寡头共和,这个含义到底什么?与其生造一个名词,不如解释清楚旧的概念。政治学上已经有了现成的名词,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其中,“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

寡头政治,也往往被是贵族制度一种变体,其实春秋用封建贵族制晚期仍旧可以解释。即使寡头政治这个名词,其实也并非全然是坏的,寡头其实必须考虑寡头之外阶层诉求。春秋时期有不禁止乡人议论点评政治的郑国执政子产,也就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主角,乡校就是乡间的学校,一般也是国人议论政治的地方。有意思的,子产本人,来自郑国顶级政治寡头“七穆”家族,而管仲晏子之类出身不高的明相,也都得到当时政治寡头的默认支持,说明当时政治并不是寡头武断地独裁一切。

子产让人议论政治,这一行为不仅得到孔子赞赏,更表示当时的政治现实:贵族寡头在春秋时期不得不考虑阶层内外诉求,作为下层的政治意见,也被考虑在内。至于被不少自由派肯定的英国大宪政,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开创了英国自由的新纪元;而曾经创造威尼斯数百年繁荣的美迪奇家族,也是一种寡头政治。

我越来越认为,越是运用大的概念分析历史,越需要非常小心,就像民主,有着不同的情景,不要说美国的民主与南美日本不同,即使放在英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未完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无论褒贬,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借助孔子,如何评价春秋时代?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我们谈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谈历史人物。人物,是历史精魄的外化。说中国,无论历史还是文化,孔子是绕不开的人物。

孔子的形象,随着时代解读,不断嬗变。无论赞他是千古圣人,抑或说是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或者批判他是维护礼教的孔老二,还是嗤笑他不过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的丧家狗,甚至借他搅合成一锅或浓或稀的鸡汤,等等。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

注释孔子甚至其弟子言行,从来是显学。问题在于,在各种诠释之中,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得有点单薄。青年学者李硕所写的《孔子大历史》一书,梳理了一个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好理解的孔子,值得一读。顺带说一下,这本书入选经济人读书会2019十大好书(中国历史类),更多可以参考公号《徐瑾经济人》。

孔子: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

孔子的记录,不少人都参照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不过相同的文本,不同对照,还是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据说是父母“野合”而生(“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李硕考证,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认为桑间濮上的野外幽会,而是意味着孔子属于非婚生子,也就是私生子。孔子父母孔纥颜氏之所以没有明媒正娶,倒不是如过去说的那样,是因为那样两人年龄差距太多,而是因为阶层差距太多——在一个阶级社会,春秋跨阶层婚姻并不多。他进而断言,孔子母亲颜氏出身并不高,孔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小时候地位低贱。即使孔子发达之后,不少颜家远亲就跟随他,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颜回父子。

孔子命运转变,很可能在母亲去世那年。当时孔子把母亲的棺木停在大路边,表示不知道父亲坟墓在哪里,搞了一出“爸爸去哪里”的闹剧。

李硕推断,借助把父母合葬的机会,孔子进行了认祖归宗,从颜丘变为孔丘,身份也从农民变为贵族。所以,晚年孔子曾经说自己十五岁立志学习,《论语•为政》中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很可能就来自孔子母亲去世自身身份变化的契机。

强调这点,不仅说明孔子其实从小具备世俗智慧,并不是后代眼中的书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一窥当时社会规则。《孔子大历史》的野心,也在于借助孔子,写一本春秋政治史。孔子的时代,经历了诸多大变化,也是春秋尾声和战国变法的开始。

春秋:寡头共和制度?

孔子身份转变背后,其实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隐喻。

如前所说,春秋时代是一个阶层分立的时代,贵族和庶人泾渭分明。粗略地说,贵族最下的身份 “士”,而往往有了土地就可以是“大夫”,大夫有不同等级,往上追溯往往可以到一国国君,不过国君地位传统上由嫡长子继承。一般而言,比大夫更高的是是“卿”,除了身份是贵族,更意味着参与国家政治。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一般不世袭,但随着王权衰微,也往往出现连续担任卿的大家族。

可以说,如果没有起码的贵族身份(也就是士),从社交到出仕婚姻都会受到影响。孔子父亲孔纥是鲁国公卿孟孙氏的家臣,是一个低级小贵族“士”。但由于有这位父亲的血脉,孔子的身份才得以改变,从此从农民变为贵族。

孔子身份的变化以及他对于士身份的向往,其实也是社会转变的隐喻。以往的秩序开始出现松动,不仅周天子权威受到削弱,各诸侯国也往往如此,大贵族占据高位,而中小贵族蠢蠢欲动。当时周天子已经沦为象征符号,即使在周朝嫡系的鲁国,国君所代表的公室也实力不振,朝政被大贵族把持。比如前面谈到的孔子父亲侍奉的公卿孟孙氏,就是鲁国三大家族“三桓”之一——之所以“三桓”家族,是因为都出自鲁桓公,按照实力排名,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我们前面说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是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这一年,三大家族可以说彻底架空国君,将鲁国土地瓜分一空。不仅如此,鲁国重大决策,基本是三家商量决定。

李硕认为,这种政治模式是“寡头共和”,这是他创造一个名词。也就是“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也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寡头共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书中,他并不肯定这种模式,认为这导致国家活力下降,政治动荡以及积贫积弱。他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失败,关键就在于不肯配合寡头。更重要的,春秋时代,资源已经感到紧张,社会上没落贵族越来越多,旧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这是春秋贵族谢幕的开始。

这一观点的提出,算是全书一大理论创新,但是恰恰也是我觉得解释力不够的地方。新的大概念,固然容易有大历史的宏观,但却容易陷入叠床架屋说不清楚的状况。先谈名词,孔子也主张“必也正名”,从这个意义来谈寡头共和,这个含义到底什么?与其生造一个名词,不如解释清楚旧的概念。政治学上已经有了现成的名词,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其中,“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

寡头政治,也往往被是贵族制度一种变体,其实春秋用封建贵族制晚期仍旧可以解释。即使寡头政治这个名词,其实也并非全然是坏的,寡头其实必须考虑寡头之外阶层诉求。春秋时期有不禁止乡人议论点评政治的郑国执政子产,也就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主角,乡校就是乡间的学校,一般也是国人议论政治的地方。有意思的,子产本人,来自郑国顶级政治寡头“七穆”家族,而管仲晏子之类出身不高的明相,也都得到当时政治寡头的默认支持,说明当时政治并不是寡头武断地独裁一切。

子产让人议论政治,这一行为不仅得到孔子赞赏,更表示当时的政治现实:贵族寡头在春秋时期不得不考虑阶层内外诉求,作为下层的政治意见,也被考虑在内。至于被不少自由派肯定的英国大宪政,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开创了英国自由的新纪元;而曾经创造威尼斯数百年繁荣的美迪奇家族,也是一种寡头政治。

我越来越认为,越是运用大的概念分析历史,越需要非常小心,就像民主,有着不同的情景,不要说美国的民主与南美日本不同,即使放在英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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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看春秋为什么失败(上)

发布日期:2020-01-06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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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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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形象,随着时代解读,不断嬗变。无论赞他是千古圣人,抑或说是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或者批判他是维护礼教的孔老二,还是嗤笑他不过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的丧家狗,甚至借他搅合成一锅或浓或稀的鸡汤,等等。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

注释孔子甚至其弟子言行,从来是显学。问题在于,在各种诠释之中,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得有点单薄。青年学者李硕所写的《孔子大历史》一书,梳理了一个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好理解的孔子,值得一读。顺带说一下,这本书入选经济人读书会2019十大好书(中国历史类),更多可以参考公号《徐瑾经济人》。

孔子: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

孔子的记录,不少人都参照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不过相同的文本,不同对照,还是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据说是父母“野合”而生(“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李硕考证,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认为桑间濮上的野外幽会,而是意味着孔子属于非婚生子,也就是私生子。孔子父母孔纥颜氏之所以没有明媒正娶,倒不是如过去说的那样,是因为那样两人年龄差距太多,而是因为阶层差距太多——在一个阶级社会,春秋跨阶层婚姻并不多。他进而断言,孔子母亲颜氏出身并不高,孔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小时候地位低贱。即使孔子发达之后,不少颜家远亲就跟随他,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颜回父子。

孔子命运转变,很可能在母亲去世那年。当时孔子把母亲的棺木停在大路边,表示不知道父亲坟墓在哪里,搞了一出“爸爸去哪里”的闹剧。

李硕推断,借助把父母合葬的机会,孔子进行了认祖归宗,从颜丘变为孔丘,身份也从农民变为贵族。所以,晚年孔子曾经说自己十五岁立志学习,《论语•为政》中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很可能就来自孔子母亲去世自身身份变化的契机。

强调这点,不仅说明孔子其实从小具备世俗智慧,并不是后代眼中的书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一窥当时社会规则。《孔子大历史》的野心,也在于借助孔子,写一本春秋政治史。孔子的时代,经历了诸多大变化,也是春秋尾声和战国变法的开始。

春秋:寡头共和制度?

孔子身份转变背后,其实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隐喻。

如前所说,春秋时代是一个阶层分立的时代,贵族和庶人泾渭分明。粗略地说,贵族最下的身份 “士”,而往往有了土地就可以是“大夫”,大夫有不同等级,往上追溯往往可以到一国国君,不过国君地位传统上由嫡长子继承。一般而言,比大夫更高的是是“卿”,除了身份是贵族,更意味着参与国家政治。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一般不世袭,但随着王权衰微,也往往出现连续担任卿的大家族。

可以说,如果没有起码的贵族身份(也就是士),从社交到出仕婚姻都会受到影响。孔子父亲孔纥是鲁国公卿孟孙氏的家臣,是一个低级小贵族“士”。但由于有这位父亲的血脉,孔子的身份才得以改变,从此从农民变为贵族。

孔子身份的变化以及他对于士身份的向往,其实也是社会转变的隐喻。以往的秩序开始出现松动,不仅周天子权威受到削弱,各诸侯国也往往如此,大贵族占据高位,而中小贵族蠢蠢欲动。当时周天子已经沦为象征符号,即使在周朝嫡系的鲁国,国君所代表的公室也实力不振,朝政被大贵族把持。比如前面谈到的孔子父亲侍奉的公卿孟孙氏,就是鲁国三大家族“三桓”之一——之所以“三桓”家族,是因为都出自鲁桓公,按照实力排名,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我们前面说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是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这一年,三大家族可以说彻底架空国君,将鲁国土地瓜分一空。不仅如此,鲁国重大决策,基本是三家商量决定。

李硕认为,这种政治模式是“寡头共和”,这是他创造一个名词。也就是“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也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寡头共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书中,他并不肯定这种模式,认为这导致国家活力下降,政治动荡以及积贫积弱。他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失败,关键就在于不肯配合寡头。更重要的,春秋时代,资源已经感到紧张,社会上没落贵族越来越多,旧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这是春秋贵族谢幕的开始。

这一观点的提出,算是全书一大理论创新,但是恰恰也是我觉得解释力不够的地方。新的大概念,固然容易有大历史的宏观,但却容易陷入叠床架屋说不清楚的状况。先谈名词,孔子也主张“必也正名”,从这个意义来谈寡头共和,这个含义到底什么?与其生造一个名词,不如解释清楚旧的概念。政治学上已经有了现成的名词,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其中,“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

寡头政治,也往往被是贵族制度一种变体,其实春秋用封建贵族制晚期仍旧可以解释。即使寡头政治这个名词,其实也并非全然是坏的,寡头其实必须考虑寡头之外阶层诉求。春秋时期有不禁止乡人议论点评政治的郑国执政子产,也就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主角,乡校就是乡间的学校,一般也是国人议论政治的地方。有意思的,子产本人,来自郑国顶级政治寡头“七穆”家族,而管仲晏子之类出身不高的明相,也都得到当时政治寡头的默认支持,说明当时政治并不是寡头武断地独裁一切。

子产让人议论政治,这一行为不仅得到孔子赞赏,更表示当时的政治现实:贵族寡头在春秋时期不得不考虑阶层内外诉求,作为下层的政治意见,也被考虑在内。至于被不少自由派肯定的英国大宪政,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开创了英国自由的新纪元;而曾经创造威尼斯数百年繁荣的美迪奇家族,也是一种寡头政治。

我越来越认为,越是运用大的概念分析历史,越需要非常小心,就像民主,有着不同的情景,不要说美国的民主与南美日本不同,即使放在英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未完待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无论褒贬,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借助孔子,如何评价春秋时代?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我们谈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谈历史人物。人物,是历史精魄的外化。说中国,无论历史还是文化,孔子是绕不开的人物。

孔子的形象,随着时代解读,不断嬗变。无论赞他是千古圣人,抑或说是有帝王之德的“素王”,或者批判他是维护礼教的孔老二,还是嗤笑他不过是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理想的丧家狗,甚至借他搅合成一锅或浓或稀的鸡汤,等等。孔子还是孔子,在历史之中,在文化之中。

注释孔子甚至其弟子言行,从来是显学。问题在于,在各种诠释之中,孔子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得有点单薄。青年学者李硕所写的《孔子大历史》一书,梳理了一个对普通读者而言,更好理解的孔子,值得一读。顺带说一下,这本书入选经济人读书会2019十大好书(中国历史类),更多可以参考公号《徐瑾经济人》。

孔子:从低贱农民到小贵族

孔子的记录,不少人都参照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不过相同的文本,不同对照,还是可以得到新的解释。

大家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据说是父母“野合”而生(“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李硕考证,所谓“野合”,并不是一般认为桑间濮上的野外幽会,而是意味着孔子属于非婚生子,也就是私生子。孔子父母孔纥颜氏之所以没有明媒正娶,倒不是如过去说的那样,是因为那样两人年龄差距太多,而是因为阶层差距太多——在一个阶级社会,春秋跨阶层婚姻并不多。他进而断言,孔子母亲颜氏出身并不高,孔子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小时候地位低贱。即使孔子发达之后,不少颜家远亲就跟随他,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颜回父子。

孔子命运转变,很可能在母亲去世那年。当时孔子把母亲的棺木停在大路边,表示不知道父亲坟墓在哪里,搞了一出“爸爸去哪里”的闹剧。

李硕推断,借助把父母合葬的机会,孔子进行了认祖归宗,从颜丘变为孔丘,身份也从农民变为贵族。所以,晚年孔子曾经说自己十五岁立志学习,《论语•为政》中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很可能就来自孔子母亲去世自身身份变化的契机。

强调这点,不仅说明孔子其实从小具备世俗智慧,并不是后代眼中的书呆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一窥当时社会规则。《孔子大历史》的野心,也在于借助孔子,写一本春秋政治史。孔子的时代,经历了诸多大变化,也是春秋尾声和战国变法的开始。

春秋:寡头共和制度?

孔子身份转变背后,其实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隐喻。

如前所说,春秋时代是一个阶层分立的时代,贵族和庶人泾渭分明。粗略地说,贵族最下的身份 “士”,而往往有了土地就可以是“大夫”,大夫有不同等级,往上追溯往往可以到一国国君,不过国君地位传统上由嫡长子继承。一般而言,比大夫更高的是是“卿”,除了身份是贵族,更意味着参与国家政治。大夫的地位是世袭的,卿的地位一般不世袭,但随着王权衰微,也往往出现连续担任卿的大家族。

可以说,如果没有起码的贵族身份(也就是士),从社交到出仕婚姻都会受到影响。孔子父亲孔纥是鲁国公卿孟孙氏的家臣,是一个低级小贵族“士”。但由于有这位父亲的血脉,孔子的身份才得以改变,从此从农民变为贵族。

孔子身份的变化以及他对于士身份的向往,其实也是社会转变的隐喻。以往的秩序开始出现松动,不仅周天子权威受到削弱,各诸侯国也往往如此,大贵族占据高位,而中小贵族蠢蠢欲动。当时周天子已经沦为象征符号,即使在周朝嫡系的鲁国,国君所代表的公室也实力不振,朝政被大贵族把持。比如前面谈到的孔子父亲侍奉的公卿孟孙氏,就是鲁国三大家族“三桓”之一——之所以“三桓”家族,是因为都出自鲁桓公,按照实力排名,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

我们前面说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是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这一年,三大家族可以说彻底架空国君,将鲁国土地瓜分一空。不仅如此,鲁国重大决策,基本是三家商量决定。

李硕认为,这种政治模式是“寡头共和”,这是他创造一个名词。也就是“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也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寡头共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书中,他并不肯定这种模式,认为这导致国家活力下降,政治动荡以及积贫积弱。他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失败,关键就在于不肯配合寡头。更重要的,春秋时代,资源已经感到紧张,社会上没落贵族越来越多,旧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这是春秋贵族谢幕的开始。

这一观点的提出,算是全书一大理论创新,但是恰恰也是我觉得解释力不够的地方。新的大概念,固然容易有大历史的宏观,但却容易陷入叠床架屋说不清楚的状况。先谈名词,孔子也主张“必也正名”,从这个意义来谈寡头共和,这个含义到底什么?与其生造一个名词,不如解释清楚旧的概念。政治学上已经有了现成的名词,寡头政治。所谓寡头政治,脱胎于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其中,“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

寡头政治,也往往被是贵族制度一种变体,其实春秋用封建贵族制晚期仍旧可以解释。即使寡头政治这个名词,其实也并非全然是坏的,寡头其实必须考虑寡头之外阶层诉求。春秋时期有不禁止乡人议论点评政治的郑国执政子产,也就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主角,乡校就是乡间的学校,一般也是国人议论政治的地方。有意思的,子产本人,来自郑国顶级政治寡头“七穆”家族,而管仲晏子之类出身不高的明相,也都得到当时政治寡头的默认支持,说明当时政治并不是寡头武断地独裁一切。

子产让人议论政治,这一行为不仅得到孔子赞赏,更表示当时的政治现实:贵族寡头在春秋时期不得不考虑阶层内外诉求,作为下层的政治意见,也被考虑在内。至于被不少自由派肯定的英国大宪政,其实也是一种寡头政治形式,这种模式被认为开创了英国自由的新纪元;而曾经创造威尼斯数百年繁荣的美迪奇家族,也是一种寡头政治。

我越来越认为,越是运用大的概念分析历史,越需要非常小心,就像民主,有着不同的情景,不要说美国的民主与南美日本不同,即使放在英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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