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理解中日韩新格局?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撰文 | 沈建光

OR--商业新媒体 】在2019年圣诞夜,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提出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去全球化浪潮迭起、现有多边经贸格局受到重大冲击的背景下,中日韩此时释放出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信号,无疑为东北亚经济合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中日韩关系曾经屡次因为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考量而恶化,被媒体比作“魏蜀吴”的三个国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国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经济:从日本主导到中国主导

1999年,中日韩合作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二十年来,区域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1999年中国GDP总量突破一万亿美元,刚刚超过韩国,但仍只有日本的不到四分之一。此后,中国借“入世”契机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而日本经历衰退,经济停滞不前,韩国则因依赖出口、国内市场有限,体量难与中日匹敌。

2010年,按照世行口径,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7倍,韩国的8.9倍。同时,中国经济也在逐渐减少出口依赖,不断培养国内市场。根据笔者计算,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已在2015年超过日本,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而日本由于人口萎缩,消费市场停滞不前。

正因此,日韩对中国依赖不断加强:从1990年到2018年,中国在日本外贸中占比从3.5%增至21.4%,在韩国外贸占比从2.1%增至23.6%,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中日韩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日韩仍然缺乏足够政治互信。2019年7月,日韩因为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再生龃龉,日本对韩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并将其剔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韩国随即予以报复。中国需要扮演起桥梁和调解人角色,弥合分歧、塑造共识。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优势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将谈判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例如扩大人民币在区域贸易的结算使用,以及以优惠条件引入更多的优质商品和服务。

贸易:中日韩三国联动极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两国互相加征关税范围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大幅下跌。对此,不少市场观点认为日韩或成为最大赢家,取代部分中美贸易。

但真实情况截然相反:进入2019年,日韩出口均出现持续负增长,表现甚至不如直面关税冲击的中国,中日韩区域内部贸易也萎缩近10%,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贸易受挫不可避免地波及经济。自5月以来,日韩制造业PMI一直处于荣枯线下方。在《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日本GDP增长率从1.0%下调至0.8%,将韩国GDP增长率从2.6%下调至2%。可以说,除越南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出口显著增长外,中美摩擦对日韩都是沉重打击的。

中国需求波动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笔者观察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口与日韩出口的联动显著强化。2015-2016年,中国“去产能”行动就曾严重打击日韩出口。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下行压力双重冲击,中国增速下行,成为本轮日韩出口下跌的首要原因。

产业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紧密,产业终端需求景气度下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战后全球分工变化沿循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阵”理论发展,而日本、韩国、中国因发展方法论相似、位置毗邻,成为雁阵模型中的三个梯队。总体而言,日韩在产业链占据中上游,中国处于中间偏下。

以电子产业为例,分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可发现,日本的半导体上游特种原材料占据绝对优势,韩国的强项是存储器、处理器等集成电路模块,中国则是手机、计算机、游戏机等终端电子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不难理解,本轮电子消费品、特别是手机的下行周期对中日韩的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负面冲击。

把握下一阶段合作的机遇期

有鉴于此,对中国而言,应当将中美休战的窗口期作为升级区域关系的机遇期,塑造中日韩合作“新三角”。近期中美关系取得缓和,双方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是来之不易的喘息机会。但美国对华关税减让幅度有限,中美技术脱钩正在发生,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还将在后续谈判中不断暴露出来,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态势。与其他经济体谋求合作、加强往来,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把握新形势下的经济机遇。

置于全局视角下,美国“内向化”趋势短期难以改变,WTO摇摇欲坠,多边贸易体系需要新的支柱,中日韩对此有共同的追求。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迅速尝试扮演全球新贸易格局领导者的角色,主导TPP的其余参与国达成CPTPP协定,同时推动RCEP谈判,试图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纳入自贸体系;韩国对贸易依赖度为三国最高,特朗普任下美韩关系有所疏远,拓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打通东亚经济圈符合韩国诉求;中国面临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特别是非WTO领域实现更高水准的开放,助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和中美后续阶段谈判。

在笔者看来,达成自贸协定将是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里程碑,一方面关税逐步减免、互相开放投资领域将有力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中日韩以一个整体参与同其他经济体和集团的谈判,减少“各自为战”的局面。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处于上升期。笔者10月受邀前往小田原参加2019年日美金融对话,与日本多名政府高官和企业代表交流,对此感触良多。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参与收购和投资日本企业的数量达到59家,为5年来新高。中日高层互访和民间往来也更加密集,特别是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日本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7%,远高于4.6%的总体增速。

就三边经贸合作而言,中韩自贸区已于2015年建立,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均未签订自贸协定。中日升温无疑为更加复杂、需要更多妥协的中日韩谈判创造了基础。

当然,谈判过程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小到行业保护与产业竞争,大到日韩如何权衡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都需要谈判者的智慧。但如果各方能够卸下历史和政治包袱,以积极的心态推进全方位合作,成为与美墨加和欧盟并列的大型自贸区,不仅将有利于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更能够巩固各国对于中国在多边主义的领导力建立信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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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日韩“新三角”的中国视角

发布日期:2020-01-02 07:17
摘要:如何理解中日韩新格局?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撰文 | 沈建光

OR--商业新媒体 】在2019年圣诞夜,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提出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去全球化浪潮迭起、现有多边经贸格局受到重大冲击的背景下,中日韩此时释放出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信号,无疑为东北亚经济合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中日韩关系曾经屡次因为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考量而恶化,被媒体比作“魏蜀吴”的三个国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国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经济:从日本主导到中国主导

1999年,中日韩合作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二十年来,区域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1999年中国GDP总量突破一万亿美元,刚刚超过韩国,但仍只有日本的不到四分之一。此后,中国借“入世”契机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而日本经历衰退,经济停滞不前,韩国则因依赖出口、国内市场有限,体量难与中日匹敌。

2010年,按照世行口径,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7倍,韩国的8.9倍。同时,中国经济也在逐渐减少出口依赖,不断培养国内市场。根据笔者计算,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已在2015年超过日本,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而日本由于人口萎缩,消费市场停滞不前。

正因此,日韩对中国依赖不断加强:从1990年到2018年,中国在日本外贸中占比从3.5%增至21.4%,在韩国外贸占比从2.1%增至23.6%,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中日韩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日韩仍然缺乏足够政治互信。2019年7月,日韩因为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再生龃龉,日本对韩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并将其剔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韩国随即予以报复。中国需要扮演起桥梁和调解人角色,弥合分歧、塑造共识。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优势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将谈判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例如扩大人民币在区域贸易的结算使用,以及以优惠条件引入更多的优质商品和服务。

贸易:中日韩三国联动极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两国互相加征关税范围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大幅下跌。对此,不少市场观点认为日韩或成为最大赢家,取代部分中美贸易。

但真实情况截然相反:进入2019年,日韩出口均出现持续负增长,表现甚至不如直面关税冲击的中国,中日韩区域内部贸易也萎缩近10%,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贸易受挫不可避免地波及经济。自5月以来,日韩制造业PMI一直处于荣枯线下方。在《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日本GDP增长率从1.0%下调至0.8%,将韩国GDP增长率从2.6%下调至2%。可以说,除越南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出口显著增长外,中美摩擦对日韩都是沉重打击的。

中国需求波动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笔者观察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口与日韩出口的联动显著强化。2015-2016年,中国“去产能”行动就曾严重打击日韩出口。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下行压力双重冲击,中国增速下行,成为本轮日韩出口下跌的首要原因。

产业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紧密,产业终端需求景气度下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战后全球分工变化沿循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阵”理论发展,而日本、韩国、中国因发展方法论相似、位置毗邻,成为雁阵模型中的三个梯队。总体而言,日韩在产业链占据中上游,中国处于中间偏下。

以电子产业为例,分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可发现,日本的半导体上游特种原材料占据绝对优势,韩国的强项是存储器、处理器等集成电路模块,中国则是手机、计算机、游戏机等终端电子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不难理解,本轮电子消费品、特别是手机的下行周期对中日韩的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负面冲击。

把握下一阶段合作的机遇期

有鉴于此,对中国而言,应当将中美休战的窗口期作为升级区域关系的机遇期,塑造中日韩合作“新三角”。近期中美关系取得缓和,双方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是来之不易的喘息机会。但美国对华关税减让幅度有限,中美技术脱钩正在发生,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还将在后续谈判中不断暴露出来,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态势。与其他经济体谋求合作、加强往来,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把握新形势下的经济机遇。

置于全局视角下,美国“内向化”趋势短期难以改变,WTO摇摇欲坠,多边贸易体系需要新的支柱,中日韩对此有共同的追求。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迅速尝试扮演全球新贸易格局领导者的角色,主导TPP的其余参与国达成CPTPP协定,同时推动RCEP谈判,试图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纳入自贸体系;韩国对贸易依赖度为三国最高,特朗普任下美韩关系有所疏远,拓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打通东亚经济圈符合韩国诉求;中国面临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特别是非WTO领域实现更高水准的开放,助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和中美后续阶段谈判。

在笔者看来,达成自贸协定将是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里程碑,一方面关税逐步减免、互相开放投资领域将有力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中日韩以一个整体参与同其他经济体和集团的谈判,减少“各自为战”的局面。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处于上升期。笔者10月受邀前往小田原参加2019年日美金融对话,与日本多名政府高官和企业代表交流,对此感触良多。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参与收购和投资日本企业的数量达到59家,为5年来新高。中日高层互访和民间往来也更加密集,特别是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日本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7%,远高于4.6%的总体增速。

就三边经贸合作而言,中韩自贸区已于2015年建立,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均未签订自贸协定。中日升温无疑为更加复杂、需要更多妥协的中日韩谈判创造了基础。

当然,谈判过程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小到行业保护与产业竞争,大到日韩如何权衡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都需要谈判者的智慧。但如果各方能够卸下历史和政治包袱,以积极的心态推进全方位合作,成为与美墨加和欧盟并列的大型自贸区,不仅将有利于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更能够巩固各国对于中国在多边主义的领导力建立信心。■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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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沈建光

OR--商业新媒体 】在2019年圣诞夜,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提出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去全球化浪潮迭起、现有多边经贸格局受到重大冲击的背景下,中日韩此时释放出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信号,无疑为东北亚经济合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中日韩关系曾经屡次因为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考量而恶化,被媒体比作“魏蜀吴”的三个国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国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经济:从日本主导到中国主导

1999年,中日韩合作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二十年来,区域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1999年中国GDP总量突破一万亿美元,刚刚超过韩国,但仍只有日本的不到四分之一。此后,中国借“入世”契机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而日本经历衰退,经济停滞不前,韩国则因依赖出口、国内市场有限,体量难与中日匹敌。

2010年,按照世行口径,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7倍,韩国的8.9倍。同时,中国经济也在逐渐减少出口依赖,不断培养国内市场。根据笔者计算,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已在2015年超过日本,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而日本由于人口萎缩,消费市场停滞不前。

正因此,日韩对中国依赖不断加强:从1990年到2018年,中国在日本外贸中占比从3.5%增至21.4%,在韩国外贸占比从2.1%增至23.6%,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中日韩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日韩仍然缺乏足够政治互信。2019年7月,日韩因为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再生龃龉,日本对韩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并将其剔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韩国随即予以报复。中国需要扮演起桥梁和调解人角色,弥合分歧、塑造共识。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优势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将谈判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例如扩大人民币在区域贸易的结算使用,以及以优惠条件引入更多的优质商品和服务。

贸易:中日韩三国联动极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两国互相加征关税范围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大幅下跌。对此,不少市场观点认为日韩或成为最大赢家,取代部分中美贸易。

但真实情况截然相反:进入2019年,日韩出口均出现持续负增长,表现甚至不如直面关税冲击的中国,中日韩区域内部贸易也萎缩近10%,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贸易受挫不可避免地波及经济。自5月以来,日韩制造业PMI一直处于荣枯线下方。在《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日本GDP增长率从1.0%下调至0.8%,将韩国GDP增长率从2.6%下调至2%。可以说,除越南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出口显著增长外,中美摩擦对日韩都是沉重打击的。

中国需求波动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笔者观察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口与日韩出口的联动显著强化。2015-2016年,中国“去产能”行动就曾严重打击日韩出口。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下行压力双重冲击,中国增速下行,成为本轮日韩出口下跌的首要原因。

产业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紧密,产业终端需求景气度下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战后全球分工变化沿循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阵”理论发展,而日本、韩国、中国因发展方法论相似、位置毗邻,成为雁阵模型中的三个梯队。总体而言,日韩在产业链占据中上游,中国处于中间偏下。

以电子产业为例,分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可发现,日本的半导体上游特种原材料占据绝对优势,韩国的强项是存储器、处理器等集成电路模块,中国则是手机、计算机、游戏机等终端电子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不难理解,本轮电子消费品、特别是手机的下行周期对中日韩的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负面冲击。

把握下一阶段合作的机遇期

有鉴于此,对中国而言,应当将中美休战的窗口期作为升级区域关系的机遇期,塑造中日韩合作“新三角”。近期中美关系取得缓和,双方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是来之不易的喘息机会。但美国对华关税减让幅度有限,中美技术脱钩正在发生,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还将在后续谈判中不断暴露出来,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态势。与其他经济体谋求合作、加强往来,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把握新形势下的经济机遇。

置于全局视角下,美国“内向化”趋势短期难以改变,WTO摇摇欲坠,多边贸易体系需要新的支柱,中日韩对此有共同的追求。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迅速尝试扮演全球新贸易格局领导者的角色,主导TPP的其余参与国达成CPTPP协定,同时推动RCEP谈判,试图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纳入自贸体系;韩国对贸易依赖度为三国最高,特朗普任下美韩关系有所疏远,拓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打通东亚经济圈符合韩国诉求;中国面临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特别是非WTO领域实现更高水准的开放,助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和中美后续阶段谈判。

在笔者看来,达成自贸协定将是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里程碑,一方面关税逐步减免、互相开放投资领域将有力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中日韩以一个整体参与同其他经济体和集团的谈判,减少“各自为战”的局面。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处于上升期。笔者10月受邀前往小田原参加2019年日美金融对话,与日本多名政府高官和企业代表交流,对此感触良多。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参与收购和投资日本企业的数量达到59家,为5年来新高。中日高层互访和民间往来也更加密集,特别是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日本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7%,远高于4.6%的总体增速。

就三边经贸合作而言,中韩自贸区已于2015年建立,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均未签订自贸协定。中日升温无疑为更加复杂、需要更多妥协的中日韩谈判创造了基础。

当然,谈判过程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小到行业保护与产业竞争,大到日韩如何权衡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都需要谈判者的智慧。但如果各方能够卸下历史和政治包袱,以积极的心态推进全方位合作,成为与美墨加和欧盟并列的大型自贸区,不仅将有利于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更能够巩固各国对于中国在多边主义的领导力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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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日韩“新三角”的中国视角

发布日期:2020-01-02 07:17
摘要:如何理解中日韩新格局?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撰文 | 沈建光

OR--商业新媒体 】在2019年圣诞夜,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提出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去全球化浪潮迭起、现有多边经贸格局受到重大冲击的背景下,中日韩此时释放出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信号,无疑为东北亚经济合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中日韩关系曾经屡次因为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考量而恶化,被媒体比作“魏蜀吴”的三个国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国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经济:从日本主导到中国主导

1999年,中日韩合作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二十年来,区域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1999年中国GDP总量突破一万亿美元,刚刚超过韩国,但仍只有日本的不到四分之一。此后,中国借“入世”契机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而日本经历衰退,经济停滞不前,韩国则因依赖出口、国内市场有限,体量难与中日匹敌。

2010年,按照世行口径,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7倍,韩国的8.9倍。同时,中国经济也在逐渐减少出口依赖,不断培养国内市场。根据笔者计算,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已在2015年超过日本,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而日本由于人口萎缩,消费市场停滞不前。

正因此,日韩对中国依赖不断加强:从1990年到2018年,中国在日本外贸中占比从3.5%增至21.4%,在韩国外贸占比从2.1%增至23.6%,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中日韩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日韩仍然缺乏足够政治互信。2019年7月,日韩因为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再生龃龉,日本对韩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并将其剔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韩国随即予以报复。中国需要扮演起桥梁和调解人角色,弥合分歧、塑造共识。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优势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将谈判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例如扩大人民币在区域贸易的结算使用,以及以优惠条件引入更多的优质商品和服务。

贸易:中日韩三国联动极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两国互相加征关税范围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大幅下跌。对此,不少市场观点认为日韩或成为最大赢家,取代部分中美贸易。

但真实情况截然相反:进入2019年,日韩出口均出现持续负增长,表现甚至不如直面关税冲击的中国,中日韩区域内部贸易也萎缩近10%,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贸易受挫不可避免地波及经济。自5月以来,日韩制造业PMI一直处于荣枯线下方。在《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日本GDP增长率从1.0%下调至0.8%,将韩国GDP增长率从2.6%下调至2%。可以说,除越南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出口显著增长外,中美摩擦对日韩都是沉重打击的。

中国需求波动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笔者观察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口与日韩出口的联动显著强化。2015-2016年,中国“去产能”行动就曾严重打击日韩出口。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下行压力双重冲击,中国增速下行,成为本轮日韩出口下跌的首要原因。

产业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紧密,产业终端需求景气度下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战后全球分工变化沿循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阵”理论发展,而日本、韩国、中国因发展方法论相似、位置毗邻,成为雁阵模型中的三个梯队。总体而言,日韩在产业链占据中上游,中国处于中间偏下。

以电子产业为例,分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可发现,日本的半导体上游特种原材料占据绝对优势,韩国的强项是存储器、处理器等集成电路模块,中国则是手机、计算机、游戏机等终端电子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不难理解,本轮电子消费品、特别是手机的下行周期对中日韩的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负面冲击。

把握下一阶段合作的机遇期

有鉴于此,对中国而言,应当将中美休战的窗口期作为升级区域关系的机遇期,塑造中日韩合作“新三角”。近期中美关系取得缓和,双方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是来之不易的喘息机会。但美国对华关税减让幅度有限,中美技术脱钩正在发生,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还将在后续谈判中不断暴露出来,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态势。与其他经济体谋求合作、加强往来,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把握新形势下的经济机遇。

置于全局视角下,美国“内向化”趋势短期难以改变,WTO摇摇欲坠,多边贸易体系需要新的支柱,中日韩对此有共同的追求。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迅速尝试扮演全球新贸易格局领导者的角色,主导TPP的其余参与国达成CPTPP协定,同时推动RCEP谈判,试图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纳入自贸体系;韩国对贸易依赖度为三国最高,特朗普任下美韩关系有所疏远,拓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打通东亚经济圈符合韩国诉求;中国面临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特别是非WTO领域实现更高水准的开放,助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和中美后续阶段谈判。

在笔者看来,达成自贸协定将是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里程碑,一方面关税逐步减免、互相开放投资领域将有力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中日韩以一个整体参与同其他经济体和集团的谈判,减少“各自为战”的局面。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处于上升期。笔者10月受邀前往小田原参加2019年日美金融对话,与日本多名政府高官和企业代表交流,对此感触良多。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参与收购和投资日本企业的数量达到59家,为5年来新高。中日高层互访和民间往来也更加密集,特别是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日本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7%,远高于4.6%的总体增速。

就三边经贸合作而言,中韩自贸区已于2015年建立,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均未签订自贸协定。中日升温无疑为更加复杂、需要更多妥协的中日韩谈判创造了基础。

当然,谈判过程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小到行业保护与产业竞争,大到日韩如何权衡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都需要谈判者的智慧。但如果各方能够卸下历史和政治包袱,以积极的心态推进全方位合作,成为与美墨加和欧盟并列的大型自贸区,不仅将有利于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更能够巩固各国对于中国在多边主义的领导力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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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关系曾经屡次因为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考量而恶化,被媒体比作“魏蜀吴”的三个国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国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笔者认为,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韩消解争议、扩大合作并非纸上谈兵,而是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经济:从日本主导到中国主导

1999年,中日韩合作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二十年来,区域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1999年中国GDP总量突破一万亿美元,刚刚超过韩国,但仍只有日本的不到四分之一。此后,中国借“入世”契机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现弯道超车,而日本经历衰退,经济停滞不前,韩国则因依赖出口、国内市场有限,体量难与中日匹敌。

2010年,按照世行口径,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中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7倍,韩国的8.9倍。同时,中国经济也在逐渐减少出口依赖,不断培养国内市场。根据笔者计算,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已在2015年超过日本,而且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而日本由于人口萎缩,消费市场停滞不前。

正因此,日韩对中国依赖不断加强:从1990年到2018年,中国在日本外贸中占比从3.5%增至21.4%,在韩国外贸占比从2.1%增至23.6%,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中日韩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日韩仍然缺乏足够政治互信。2019年7月,日韩因为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再生龃龉,日本对韩国实施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并将其剔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韩国随即予以报复。中国需要扮演起桥梁和调解人角色,弥合分歧、塑造共识。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经济体量优势发挥主导作用,可以将谈判引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例如扩大人民币在区域贸易的结算使用,以及以优惠条件引入更多的优质商品和服务。

贸易:中日韩三国联动极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两国互相加征关税范围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大幅下跌。对此,不少市场观点认为日韩或成为最大赢家,取代部分中美贸易。

但真实情况截然相反:进入2019年,日韩出口均出现持续负增长,表现甚至不如直面关税冲击的中国,中日韩区域内部贸易也萎缩近10%,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贸易受挫不可避免地波及经济。自5月以来,日韩制造业PMI一直处于荣枯线下方。在《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日本GDP增长率从1.0%下调至0.8%,将韩国GDP增长率从2.6%下调至2%。可以说,除越南大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出口显著增长外,中美摩擦对日韩都是沉重打击的。

中国需求波动对世界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愈发不可忽视。笔者观察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口与日韩出口的联动显著强化。2015-2016年,中国“去产能”行动就曾严重打击日韩出口。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下行压力双重冲击,中国增速下行,成为本轮日韩出口下跌的首要原因。

产业层面看,中日韩关系紧密,产业终端需求景气度下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战后全球分工变化沿循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阵”理论发展,而日本、韩国、中国因发展方法论相似、位置毗邻,成为雁阵模型中的三个梯队。总体而言,日韩在产业链占据中上游,中国处于中间偏下。

以电子产业为例,分析联合国Comtrade数据可发现,日本的半导体上游特种原材料占据绝对优势,韩国的强项是存储器、处理器等集成电路模块,中国则是手机、计算机、游戏机等终端电子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不难理解,本轮电子消费品、特别是手机的下行周期对中日韩的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负面冲击。

把握下一阶段合作的机遇期

有鉴于此,对中国而言,应当将中美休战的窗口期作为升级区域关系的机遇期,塑造中日韩合作“新三角”。近期中美关系取得缓和,双方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这是来之不易的喘息机会。但美国对华关税减让幅度有限,中美技术脱钩正在发生,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分歧还将在后续谈判中不断暴露出来,博弈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态势。与其他经济体谋求合作、加强往来,有助于对冲中美博弈,把握新形势下的经济机遇。

置于全局视角下,美国“内向化”趋势短期难以改变,WTO摇摇欲坠,多边贸易体系需要新的支柱,中日韩对此有共同的追求。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迅速尝试扮演全球新贸易格局领导者的角色,主导TPP的其余参与国达成CPTPP协定,同时推动RCEP谈判,试图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纳入自贸体系;韩国对贸易依赖度为三国最高,特朗普任下美韩关系有所疏远,拓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打通东亚经济圈符合韩国诉求;中国面临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特别是非WTO领域实现更高水准的开放,助推下一阶段的深化改革和中美后续阶段谈判。

在笔者看来,达成自贸协定将是中日韩深化经济合作的里程碑,一方面关税逐步减免、互相开放投资领域将有力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将有利于中日韩以一个整体参与同其他经济体和集团的谈判,减少“各自为战”的局面。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处于上升期。笔者10月受邀前往小田原参加2019年日美金融对话,与日本多名政府高官和企业代表交流,对此感触良多。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参与收购和投资日本企业的数量达到59家,为5年来新高。中日高层互访和民间往来也更加密集,特别是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9年上半年日本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1.7%,远高于4.6%的总体增速。

就三边经贸合作而言,中韩自贸区已于2015年建立,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均未签订自贸协定。中日升温无疑为更加复杂、需要更多妥协的中日韩谈判创造了基础。

当然,谈判过程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小到行业保护与产业竞争,大到日韩如何权衡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都需要谈判者的智慧。但如果各方能够卸下历史和政治包袱,以积极的心态推进全方位合作,成为与美墨加和欧盟并列的大型自贸区,不仅将有利于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更能够巩固各国对于中国在多边主义的领导力建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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