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总体GDP还是人均GDP,埃塞俄比亚都是过去十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过去十年增长亮眼的经济体,几乎都与中国关系密切,或者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



撰文 | 史蒂夫•约翰逊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有一个国家,一边在颠覆其经济增长模式,另一边还被迫低声下气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将陷入经济衰退。

然而过去十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无论从总体还是人均上。该国在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的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的领导下,正经历一场剧烈的战略大反转。

(题图:阿比•艾哈迈德于2019年4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根据IMF整理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6.7%,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则增长了149%,足以使该国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0年代登顶分别以这两项指标排名的两张榜单。*

过去十年间有众多国家的这两项产出指标翻了一番,从重量级的中国和印度,到经济体量较小的蒙古、土库曼斯坦和老挝,拥有1.12亿人口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其中一员。

瑙鲁、卢旺达和加纳的实际GDP也翻了一番,而缅甸、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人均产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增长了100%以上,尽管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它们都被笼罩在经济低迷中。

但这一进步远非普遍情况,冲突频发的利比亚和也门的GDP分别下降了71%和36%,而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则糟糕到IMF已停止整理它们的数据。

赤道几内亚、希腊、中非共和国、苏丹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百姓与2009年时相比也更穷了。

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理•罗伯逊(Charlie Robertson)表示,如果谈到赢家,“你可以说这些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或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比如蒙古、老挝、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以及越南——又一个表现抢眼的国家。晋新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

在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中国增长模式最积极的学生,它启动了一个威权的、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NKC African Economics研究负责人弗朗索瓦•康拉迪(François Conradie)表示:“埃塞俄比亚在这一模式下增长极快,该模式最早由(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引入,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由国家主导的增长,公共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大量电力设施。他们意识到水力发电(利用青尼罗河、奥莫河等)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利用这些大坝进行灌溉以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修建道路,让农民可以将产品推向市场。”

罗伯逊表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超过40%,“这是中国式的水平”。

然而,不像中国,埃塞俄比亚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付这样的投资闪电战,而是被迫举债。根据央行的数据,这导致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十年前的27%升至去年的60%。IMF表示,这使埃塞俄比亚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康拉迪说:“这种(增长)模式在债务方面面临一些硬性限制。”他表示,NKC“非常肯定”国有公司中还隐藏着额外的表外债务。

自从2018年当选以来,改革派总理阿比频繁提及埃塞俄比亚由国家主导的亚洲式发展模式面临的限制,首次对外国投资开放了大量经济领域,向IMF寻求30亿美元的贷款,并为他的自由化议程寻求技术支持。该议程被NKC称为“重大”政策转变。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所有这些改革,以吸引私人投资,并(通过私有化)获得现金流入。”康拉迪表示,“这些改革在政治上遇到了阻力。总统已经疏远了许多接近权力的人,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出现大量暴力事件。”

尽管埃塞俄比亚开始战略大转弯,但罗伯逊的确相信,国家主义模式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耗资40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到粮食产量的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如今能够承受干旱。

在其他地区,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加布里埃尔•斯特恩(Gabriel Sterne)表示,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于如下三点:全球化,毗邻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比如越南等国)效仿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随着中国的增长,活动沿着食物链向下移动,”他说,这对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有利。

罗伯逊表示,随着老挝和柬埔寨制造业的扩张,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受益者,同时它们的“旅游业也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

自十年前纺织业起飞以来,孟加拉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它同样采用了北京模式,即“政府大力推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同时)不太容忍政治反对”。

罗伯逊表示,与埃塞俄比亚一样,“风险在于你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太多债务”,尽管孟加拉国国内储蓄水平较高意味着政府债务迄今仍在控制之中。

斯特恩表示,问题在于,孟加拉国通过这种发展模式能将富裕水平提高多少。

他说:“纺织品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市场影响力。你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如果市场价格对你不利,你的利润就会受到挤压。它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至于印度,尽管在过去十年里,按两项指标衡量的GDP都增长了一倍,但斯特恩表示,印度“本应该做得更好”。

他表示:“印度存在银行业和制度问题,但(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呼叫中心行业和无形服务业表现很好,但那里仍有巨大的潜力,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加纳是非洲很有潜力的国家之一,自2007年发现朱比利(Jubilee)油田以来,加纳一直受益于离岸石油设施的上线。

康拉迪警告称,尽管石油生产提振了GDP,“但不一定会让加纳人变得更富裕”,而过度的政府支出将公共债务推高至GDP的60%左右。

相反,卢旺达采取了一种支持增长、但也支持外国投资的威权模式,有人将其与新加坡的模式相提并论。

罗伯逊表示:“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美元来建造一个会议中心和酒店,并确保机场和道路状况良好。”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国际捐助者慷慨的发展援助。

康拉迪表示:“他们在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利率、减少繁文缛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他认为,强劲的增长对那些从很低的基数发展起来的最贫穷国家来说要容易一些。

他补充说:“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可持续性,因为他们让来卢旺达创业变得非常容易。在这里建立地区总部正变得比在肯尼亚更容易。”

然而,从不利方面来看,“卢旺达很专制。人们可能因为卷入政治而失踪。我并不是支持者,(尽管)或许可以说,人们不需要民主,他们需要学校和医院。”

此外,有人指称,卢旺达为了掩盖贫困加剧而操纵官方统计数据,使人们对其总体数据产生一定的怀疑,虽然其基础设施的改善无可置疑。

康拉迪表示:“他们会美化统计数据,所以你不能完全信赖这些数据。他们肯定美化了通胀数据。”

在另一个表现强劲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担忧。至少从官方数据来看,该国在过去十年内GDP增长了130%,仅次于埃塞俄比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128%,仅次于埃塞俄比亚和中国。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琼•佩恩(John Payne)表示,在过去十年的最初阶段,得益于邻国中国的需求飞涨,这个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升高,使该国“大为受益”。

然而,由于天然气价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并且中国增长开始放缓,一些人认为土库曼斯坦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官方数据来源——也被IMF数据采纳——宣称,经济增长仍处于6%左右,即便所有支持数据都神秘消失了。

“2017年他们停止发布数据,(虽然)他们仍宣称增长有6%,”佩恩表示,“许多报告都说(这个数据)缺乏信誉、不可信。如果你思考一下天然气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这个数据是对不上的。有传言称该国通胀达到两位数,还有粮食补贴。”

在排名的另一极,赤道几内亚在未被冲突撕裂的国家中表现绝对是最差的,在过去十年中其GDP下降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缩水43%:2019年,该国连续第五年GDP收缩至少4.5%。

像许多石油出口国一样,赤道几内亚受到油价下跌的冲击,但它的问题比这更深。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Teodoro Obiang Nguema)总统领导的政府和他的家族成员被指控制度腐败和侵犯人权。

“他们非常腐败,”康拉迪表示,“在那里投资有极高的声誉风险。”

*给学究们的注释:我明白2010年代在2020年12月31日才截止,但是,如果我们算上2000年,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把今年提前看作是本十年的末尾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2010年代增长冠军:埃塞俄比亚

发布日期:2019-12-26 13:39
摘要:无论总体GDP还是人均GDP,埃塞俄比亚都是过去十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过去十年增长亮眼的经济体,几乎都与中国关系密切,或者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



撰文 | 史蒂夫•约翰逊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有一个国家,一边在颠覆其经济增长模式,另一边还被迫低声下气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将陷入经济衰退。

然而过去十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无论从总体还是人均上。该国在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的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的领导下,正经历一场剧烈的战略大反转。

(题图:阿比•艾哈迈德于2019年4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根据IMF整理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6.7%,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则增长了149%,足以使该国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0年代登顶分别以这两项指标排名的两张榜单。*

过去十年间有众多国家的这两项产出指标翻了一番,从重量级的中国和印度,到经济体量较小的蒙古、土库曼斯坦和老挝,拥有1.12亿人口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其中一员。

瑙鲁、卢旺达和加纳的实际GDP也翻了一番,而缅甸、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人均产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增长了100%以上,尽管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它们都被笼罩在经济低迷中。

但这一进步远非普遍情况,冲突频发的利比亚和也门的GDP分别下降了71%和36%,而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则糟糕到IMF已停止整理它们的数据。

赤道几内亚、希腊、中非共和国、苏丹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百姓与2009年时相比也更穷了。

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理•罗伯逊(Charlie Robertson)表示,如果谈到赢家,“你可以说这些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或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比如蒙古、老挝、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以及越南——又一个表现抢眼的国家。晋新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

在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中国增长模式最积极的学生,它启动了一个威权的、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NKC African Economics研究负责人弗朗索瓦•康拉迪(François Conradie)表示:“埃塞俄比亚在这一模式下增长极快,该模式最早由(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引入,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由国家主导的增长,公共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大量电力设施。他们意识到水力发电(利用青尼罗河、奥莫河等)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利用这些大坝进行灌溉以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修建道路,让农民可以将产品推向市场。”

罗伯逊表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超过40%,“这是中国式的水平”。

然而,不像中国,埃塞俄比亚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付这样的投资闪电战,而是被迫举债。根据央行的数据,这导致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十年前的27%升至去年的60%。IMF表示,这使埃塞俄比亚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康拉迪说:“这种(增长)模式在债务方面面临一些硬性限制。”他表示,NKC“非常肯定”国有公司中还隐藏着额外的表外债务。

自从2018年当选以来,改革派总理阿比频繁提及埃塞俄比亚由国家主导的亚洲式发展模式面临的限制,首次对外国投资开放了大量经济领域,向IMF寻求30亿美元的贷款,并为他的自由化议程寻求技术支持。该议程被NKC称为“重大”政策转变。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所有这些改革,以吸引私人投资,并(通过私有化)获得现金流入。”康拉迪表示,“这些改革在政治上遇到了阻力。总统已经疏远了许多接近权力的人,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出现大量暴力事件。”

尽管埃塞俄比亚开始战略大转弯,但罗伯逊的确相信,国家主义模式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耗资40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到粮食产量的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如今能够承受干旱。

在其他地区,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加布里埃尔•斯特恩(Gabriel Sterne)表示,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于如下三点:全球化,毗邻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比如越南等国)效仿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随着中国的增长,活动沿着食物链向下移动,”他说,这对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有利。

罗伯逊表示,随着老挝和柬埔寨制造业的扩张,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受益者,同时它们的“旅游业也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

自十年前纺织业起飞以来,孟加拉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它同样采用了北京模式,即“政府大力推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同时)不太容忍政治反对”。

罗伯逊表示,与埃塞俄比亚一样,“风险在于你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太多债务”,尽管孟加拉国国内储蓄水平较高意味着政府债务迄今仍在控制之中。

斯特恩表示,问题在于,孟加拉国通过这种发展模式能将富裕水平提高多少。

他说:“纺织品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市场影响力。你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如果市场价格对你不利,你的利润就会受到挤压。它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至于印度,尽管在过去十年里,按两项指标衡量的GDP都增长了一倍,但斯特恩表示,印度“本应该做得更好”。

他表示:“印度存在银行业和制度问题,但(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呼叫中心行业和无形服务业表现很好,但那里仍有巨大的潜力,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加纳是非洲很有潜力的国家之一,自2007年发现朱比利(Jubilee)油田以来,加纳一直受益于离岸石油设施的上线。

康拉迪警告称,尽管石油生产提振了GDP,“但不一定会让加纳人变得更富裕”,而过度的政府支出将公共债务推高至GDP的60%左右。

相反,卢旺达采取了一种支持增长、但也支持外国投资的威权模式,有人将其与新加坡的模式相提并论。

罗伯逊表示:“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美元来建造一个会议中心和酒店,并确保机场和道路状况良好。”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国际捐助者慷慨的发展援助。

康拉迪表示:“他们在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利率、减少繁文缛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他认为,强劲的增长对那些从很低的基数发展起来的最贫穷国家来说要容易一些。

他补充说:“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可持续性,因为他们让来卢旺达创业变得非常容易。在这里建立地区总部正变得比在肯尼亚更容易。”

然而,从不利方面来看,“卢旺达很专制。人们可能因为卷入政治而失踪。我并不是支持者,(尽管)或许可以说,人们不需要民主,他们需要学校和医院。”

此外,有人指称,卢旺达为了掩盖贫困加剧而操纵官方统计数据,使人们对其总体数据产生一定的怀疑,虽然其基础设施的改善无可置疑。

康拉迪表示:“他们会美化统计数据,所以你不能完全信赖这些数据。他们肯定美化了通胀数据。”

在另一个表现强劲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担忧。至少从官方数据来看,该国在过去十年内GDP增长了130%,仅次于埃塞俄比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128%,仅次于埃塞俄比亚和中国。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琼•佩恩(John Payne)表示,在过去十年的最初阶段,得益于邻国中国的需求飞涨,这个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升高,使该国“大为受益”。

然而,由于天然气价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并且中国增长开始放缓,一些人认为土库曼斯坦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官方数据来源——也被IMF数据采纳——宣称,经济增长仍处于6%左右,即便所有支持数据都神秘消失了。

“2017年他们停止发布数据,(虽然)他们仍宣称增长有6%,”佩恩表示,“许多报告都说(这个数据)缺乏信誉、不可信。如果你思考一下天然气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这个数据是对不上的。有传言称该国通胀达到两位数,还有粮食补贴。”

在排名的另一极,赤道几内亚在未被冲突撕裂的国家中表现绝对是最差的,在过去十年中其GDP下降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缩水43%:2019年,该国连续第五年GDP收缩至少4.5%。

像许多石油出口国一样,赤道几内亚受到油价下跌的冲击,但它的问题比这更深。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Teodoro Obiang Nguema)总统领导的政府和他的家族成员被指控制度腐败和侵犯人权。

“他们非常腐败,”康拉迪表示,“在那里投资有极高的声誉风险。”

*给学究们的注释:我明白2010年代在2020年12月31日才截止,但是,如果我们算上2000年,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把今年提前看作是本十年的末尾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无论总体GDP还是人均GDP,埃塞俄比亚都是过去十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过去十年增长亮眼的经济体,几乎都与中国关系密切,或者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



撰文 | 史蒂夫•约翰逊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有一个国家,一边在颠覆其经济增长模式,另一边还被迫低声下气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将陷入经济衰退。

然而过去十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无论从总体还是人均上。该国在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的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的领导下,正经历一场剧烈的战略大反转。

(题图:阿比•艾哈迈德于2019年4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根据IMF整理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6.7%,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则增长了149%,足以使该国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0年代登顶分别以这两项指标排名的两张榜单。*

过去十年间有众多国家的这两项产出指标翻了一番,从重量级的中国和印度,到经济体量较小的蒙古、土库曼斯坦和老挝,拥有1.12亿人口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其中一员。

瑙鲁、卢旺达和加纳的实际GDP也翻了一番,而缅甸、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人均产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增长了100%以上,尽管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它们都被笼罩在经济低迷中。

但这一进步远非普遍情况,冲突频发的利比亚和也门的GDP分别下降了71%和36%,而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则糟糕到IMF已停止整理它们的数据。

赤道几内亚、希腊、中非共和国、苏丹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百姓与2009年时相比也更穷了。

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理•罗伯逊(Charlie Robertson)表示,如果谈到赢家,“你可以说这些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或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比如蒙古、老挝、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以及越南——又一个表现抢眼的国家。晋新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

在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中国增长模式最积极的学生,它启动了一个威权的、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NKC African Economics研究负责人弗朗索瓦•康拉迪(François Conradie)表示:“埃塞俄比亚在这一模式下增长极快,该模式最早由(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引入,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由国家主导的增长,公共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大量电力设施。他们意识到水力发电(利用青尼罗河、奥莫河等)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利用这些大坝进行灌溉以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修建道路,让农民可以将产品推向市场。”

罗伯逊表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超过40%,“这是中国式的水平”。

然而,不像中国,埃塞俄比亚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付这样的投资闪电战,而是被迫举债。根据央行的数据,这导致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十年前的27%升至去年的60%。IMF表示,这使埃塞俄比亚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康拉迪说:“这种(增长)模式在债务方面面临一些硬性限制。”他表示,NKC“非常肯定”国有公司中还隐藏着额外的表外债务。

自从2018年当选以来,改革派总理阿比频繁提及埃塞俄比亚由国家主导的亚洲式发展模式面临的限制,首次对外国投资开放了大量经济领域,向IMF寻求30亿美元的贷款,并为他的自由化议程寻求技术支持。该议程被NKC称为“重大”政策转变。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所有这些改革,以吸引私人投资,并(通过私有化)获得现金流入。”康拉迪表示,“这些改革在政治上遇到了阻力。总统已经疏远了许多接近权力的人,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出现大量暴力事件。”

尽管埃塞俄比亚开始战略大转弯,但罗伯逊的确相信,国家主义模式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耗资40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到粮食产量的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如今能够承受干旱。

在其他地区,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加布里埃尔•斯特恩(Gabriel Sterne)表示,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于如下三点:全球化,毗邻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比如越南等国)效仿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随着中国的增长,活动沿着食物链向下移动,”他说,这对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有利。

罗伯逊表示,随着老挝和柬埔寨制造业的扩张,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受益者,同时它们的“旅游业也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

自十年前纺织业起飞以来,孟加拉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它同样采用了北京模式,即“政府大力推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同时)不太容忍政治反对”。

罗伯逊表示,与埃塞俄比亚一样,“风险在于你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太多债务”,尽管孟加拉国国内储蓄水平较高意味着政府债务迄今仍在控制之中。

斯特恩表示,问题在于,孟加拉国通过这种发展模式能将富裕水平提高多少。

他说:“纺织品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市场影响力。你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如果市场价格对你不利,你的利润就会受到挤压。它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至于印度,尽管在过去十年里,按两项指标衡量的GDP都增长了一倍,但斯特恩表示,印度“本应该做得更好”。

他表示:“印度存在银行业和制度问题,但(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呼叫中心行业和无形服务业表现很好,但那里仍有巨大的潜力,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加纳是非洲很有潜力的国家之一,自2007年发现朱比利(Jubilee)油田以来,加纳一直受益于离岸石油设施的上线。

康拉迪警告称,尽管石油生产提振了GDP,“但不一定会让加纳人变得更富裕”,而过度的政府支出将公共债务推高至GDP的60%左右。

相反,卢旺达采取了一种支持增长、但也支持外国投资的威权模式,有人将其与新加坡的模式相提并论。

罗伯逊表示:“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美元来建造一个会议中心和酒店,并确保机场和道路状况良好。”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国际捐助者慷慨的发展援助。

康拉迪表示:“他们在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利率、减少繁文缛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他认为,强劲的增长对那些从很低的基数发展起来的最贫穷国家来说要容易一些。

他补充说:“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可持续性,因为他们让来卢旺达创业变得非常容易。在这里建立地区总部正变得比在肯尼亚更容易。”

然而,从不利方面来看,“卢旺达很专制。人们可能因为卷入政治而失踪。我并不是支持者,(尽管)或许可以说,人们不需要民主,他们需要学校和医院。”

此外,有人指称,卢旺达为了掩盖贫困加剧而操纵官方统计数据,使人们对其总体数据产生一定的怀疑,虽然其基础设施的改善无可置疑。

康拉迪表示:“他们会美化统计数据,所以你不能完全信赖这些数据。他们肯定美化了通胀数据。”

在另一个表现强劲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担忧。至少从官方数据来看,该国在过去十年内GDP增长了130%,仅次于埃塞俄比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128%,仅次于埃塞俄比亚和中国。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琼•佩恩(John Payne)表示,在过去十年的最初阶段,得益于邻国中国的需求飞涨,这个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升高,使该国“大为受益”。

然而,由于天然气价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并且中国增长开始放缓,一些人认为土库曼斯坦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官方数据来源——也被IMF数据采纳——宣称,经济增长仍处于6%左右,即便所有支持数据都神秘消失了。

“2017年他们停止发布数据,(虽然)他们仍宣称增长有6%,”佩恩表示,“许多报告都说(这个数据)缺乏信誉、不可信。如果你思考一下天然气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这个数据是对不上的。有传言称该国通胀达到两位数,还有粮食补贴。”

在排名的另一极,赤道几内亚在未被冲突撕裂的国家中表现绝对是最差的,在过去十年中其GDP下降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缩水43%:2019年,该国连续第五年GDP收缩至少4.5%。

像许多石油出口国一样,赤道几内亚受到油价下跌的冲击,但它的问题比这更深。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Teodoro Obiang Nguema)总统领导的政府和他的家族成员被指控制度腐败和侵犯人权。

“他们非常腐败,”康拉迪表示,“在那里投资有极高的声誉风险。”

*给学究们的注释:我明白2010年代在2020年12月31日才截止,但是,如果我们算上2000年,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把今年提前看作是本十年的末尾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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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代增长冠军:埃塞俄比亚

发布日期:2019-12-26 13:39
摘要:无论总体GDP还是人均GDP,埃塞俄比亚都是过去十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过去十年增长亮眼的经济体,几乎都与中国关系密切,或者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



撰文 | 史蒂夫•约翰逊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有一个国家,一边在颠覆其经济增长模式,另一边还被迫低声下气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将陷入经济衰退。

然而过去十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无论从总体还是人均上。该国在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的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的领导下,正经历一场剧烈的战略大反转。

(题图:阿比•艾哈迈德于2019年4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根据IMF整理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6.7%,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则增长了149%,足以使该国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0年代登顶分别以这两项指标排名的两张榜单。*

过去十年间有众多国家的这两项产出指标翻了一番,从重量级的中国和印度,到经济体量较小的蒙古、土库曼斯坦和老挝,拥有1.12亿人口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其中一员。

瑙鲁、卢旺达和加纳的实际GDP也翻了一番,而缅甸、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人均产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增长了100%以上,尽管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它们都被笼罩在经济低迷中。

但这一进步远非普遍情况,冲突频发的利比亚和也门的GDP分别下降了71%和36%,而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则糟糕到IMF已停止整理它们的数据。

赤道几内亚、希腊、中非共和国、苏丹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百姓与2009年时相比也更穷了。

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理•罗伯逊(Charlie Robertson)表示,如果谈到赢家,“你可以说这些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或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比如蒙古、老挝、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以及越南——又一个表现抢眼的国家。晋新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

在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中国增长模式最积极的学生,它启动了一个威权的、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NKC African Economics研究负责人弗朗索瓦•康拉迪(François Conradie)表示:“埃塞俄比亚在这一模式下增长极快,该模式最早由(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引入,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由国家主导的增长,公共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大量电力设施。他们意识到水力发电(利用青尼罗河、奥莫河等)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利用这些大坝进行灌溉以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修建道路,让农民可以将产品推向市场。”

罗伯逊表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超过40%,“这是中国式的水平”。

然而,不像中国,埃塞俄比亚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付这样的投资闪电战,而是被迫举债。根据央行的数据,这导致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十年前的27%升至去年的60%。IMF表示,这使埃塞俄比亚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康拉迪说:“这种(增长)模式在债务方面面临一些硬性限制。”他表示,NKC“非常肯定”国有公司中还隐藏着额外的表外债务。

自从2018年当选以来,改革派总理阿比频繁提及埃塞俄比亚由国家主导的亚洲式发展模式面临的限制,首次对外国投资开放了大量经济领域,向IMF寻求30亿美元的贷款,并为他的自由化议程寻求技术支持。该议程被NKC称为“重大”政策转变。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所有这些改革,以吸引私人投资,并(通过私有化)获得现金流入。”康拉迪表示,“这些改革在政治上遇到了阻力。总统已经疏远了许多接近权力的人,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出现大量暴力事件。”

尽管埃塞俄比亚开始战略大转弯,但罗伯逊的确相信,国家主义模式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耗资40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到粮食产量的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如今能够承受干旱。

在其他地区,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加布里埃尔•斯特恩(Gabriel Sterne)表示,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于如下三点:全球化,毗邻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比如越南等国)效仿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随着中国的增长,活动沿着食物链向下移动,”他说,这对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有利。

罗伯逊表示,随着老挝和柬埔寨制造业的扩张,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受益者,同时它们的“旅游业也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

自十年前纺织业起飞以来,孟加拉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它同样采用了北京模式,即“政府大力推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同时)不太容忍政治反对”。

罗伯逊表示,与埃塞俄比亚一样,“风险在于你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太多债务”,尽管孟加拉国国内储蓄水平较高意味着政府债务迄今仍在控制之中。

斯特恩表示,问题在于,孟加拉国通过这种发展模式能将富裕水平提高多少。

他说:“纺织品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市场影响力。你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如果市场价格对你不利,你的利润就会受到挤压。它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至于印度,尽管在过去十年里,按两项指标衡量的GDP都增长了一倍,但斯特恩表示,印度“本应该做得更好”。

他表示:“印度存在银行业和制度问题,但(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呼叫中心行业和无形服务业表现很好,但那里仍有巨大的潜力,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加纳是非洲很有潜力的国家之一,自2007年发现朱比利(Jubilee)油田以来,加纳一直受益于离岸石油设施的上线。

康拉迪警告称,尽管石油生产提振了GDP,“但不一定会让加纳人变得更富裕”,而过度的政府支出将公共债务推高至GDP的60%左右。

相反,卢旺达采取了一种支持增长、但也支持外国投资的威权模式,有人将其与新加坡的模式相提并论。

罗伯逊表示:“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美元来建造一个会议中心和酒店,并确保机场和道路状况良好。”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国际捐助者慷慨的发展援助。

康拉迪表示:“他们在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利率、减少繁文缛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他认为,强劲的增长对那些从很低的基数发展起来的最贫穷国家来说要容易一些。

他补充说:“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可持续性,因为他们让来卢旺达创业变得非常容易。在这里建立地区总部正变得比在肯尼亚更容易。”

然而,从不利方面来看,“卢旺达很专制。人们可能因为卷入政治而失踪。我并不是支持者,(尽管)或许可以说,人们不需要民主,他们需要学校和医院。”

此外,有人指称,卢旺达为了掩盖贫困加剧而操纵官方统计数据,使人们对其总体数据产生一定的怀疑,虽然其基础设施的改善无可置疑。

康拉迪表示:“他们会美化统计数据,所以你不能完全信赖这些数据。他们肯定美化了通胀数据。”

在另一个表现强劲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担忧。至少从官方数据来看,该国在过去十年内GDP增长了130%,仅次于埃塞俄比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128%,仅次于埃塞俄比亚和中国。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琼•佩恩(John Payne)表示,在过去十年的最初阶段,得益于邻国中国的需求飞涨,这个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升高,使该国“大为受益”。

然而,由于天然气价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并且中国增长开始放缓,一些人认为土库曼斯坦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官方数据来源——也被IMF数据采纳——宣称,经济增长仍处于6%左右,即便所有支持数据都神秘消失了。

“2017年他们停止发布数据,(虽然)他们仍宣称增长有6%,”佩恩表示,“许多报告都说(这个数据)缺乏信誉、不可信。如果你思考一下天然气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这个数据是对不上的。有传言称该国通胀达到两位数,还有粮食补贴。”

在排名的另一极,赤道几内亚在未被冲突撕裂的国家中表现绝对是最差的,在过去十年中其GDP下降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缩水43%:2019年,该国连续第五年GDP收缩至少4.5%。

像许多石油出口国一样,赤道几内亚受到油价下跌的冲击,但它的问题比这更深。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Teodoro Obiang Nguema)总统领导的政府和他的家族成员被指控制度腐败和侵犯人权。

“他们非常腐败,”康拉迪表示,“在那里投资有极高的声誉风险。”

*给学究们的注释:我明白2010年代在2020年12月31日才截止,但是,如果我们算上2000年,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把今年提前看作是本十年的末尾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无论总体GDP还是人均GDP,埃塞俄比亚都是过去十年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过去十年增长亮眼的经济体,几乎都与中国关系密切,或者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



撰文 | 史蒂夫•约翰逊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如果有一个国家,一边在颠覆其经济增长模式,另一边还被迫低声下气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将陷入经济衰退。

然而过去十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无论从总体还是人均上。该国在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的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的领导下,正经历一场剧烈的战略大反转。

(题图:阿比•艾哈迈德于2019年4月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根据IMF整理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6.7%,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则增长了149%,足以使该国在即将画上句号的2010年代登顶分别以这两项指标排名的两张榜单。*

过去十年间有众多国家的这两项产出指标翻了一番,从重量级的中国和印度,到经济体量较小的蒙古、土库曼斯坦和老挝,拥有1.12亿人口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其中一员。

瑙鲁、卢旺达和加纳的实际GDP也翻了一番,而缅甸、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的人均产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增长了100%以上,尽管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它们都被笼罩在经济低迷中。

但这一进步远非普遍情况,冲突频发的利比亚和也门的GDP分别下降了71%和36%,而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则糟糕到IMF已停止整理它们的数据。

赤道几内亚、希腊、中非共和国、苏丹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百姓与2009年时相比也更穷了。

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查理•罗伯逊(Charlie Robertson)表示,如果谈到赢家,“你可以说这些国家几乎都与中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或采用了中国的增长模式”,比如蒙古、老挝、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国,以及越南——又一个表现抢眼的国家。晋新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新兴市场的投资银行。

在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中国增长模式最积极的学生,它启动了一个威权的、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计划,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NKC African Economics研究负责人弗朗索瓦•康拉迪(François Conradie)表示:“埃塞俄比亚在这一模式下增长极快,该模式最早由(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引入,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由国家主导的增长,公共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大量电力设施。他们意识到水力发电(利用青尼罗河、奥莫河等)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并利用这些大坝进行灌溉以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修建道路,让农民可以将产品推向市场。”

罗伯逊表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超过40%,“这是中国式的水平”。

然而,不像中国,埃塞俄比亚没有足够的国内储蓄来支付这样的投资闪电战,而是被迫举债。根据央行的数据,这导致该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十年前的27%升至去年的60%。IMF表示,这使埃塞俄比亚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康拉迪说:“这种(增长)模式在债务方面面临一些硬性限制。”他表示,NKC“非常肯定”国有公司中还隐藏着额外的表外债务。

自从2018年当选以来,改革派总理阿比频繁提及埃塞俄比亚由国家主导的亚洲式发展模式面临的限制,首次对外国投资开放了大量经济领域,向IMF寻求30亿美元的贷款,并为他的自由化议程寻求技术支持。该议程被NKC称为“重大”政策转变。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所有这些改革,以吸引私人投资,并(通过私有化)获得现金流入。”康拉迪表示,“这些改革在政治上遇到了阻力。总统已经疏远了许多接近权力的人,埃塞俄比亚第一次出现大量暴力事件。”

尽管埃塞俄比亚开始战略大转弯,但罗伯逊的确相信,国家主义模式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耗资40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到粮食产量的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如今能够承受干旱。

在其他地区,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全球宏观研究主管加布里埃尔•斯特恩(Gabriel Sterne)表示,一些东南亚国家受益于如下三点:全球化,毗邻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比如越南等国)效仿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随着中国的增长,活动沿着食物链向下移动,”他说,这对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有利。

罗伯逊表示,随着老挝和柬埔寨制造业的扩张,这两个国家成为了主要受益者,同时它们的“旅游业也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繁荣”。

自十年前纺织业起飞以来,孟加拉国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尽管它同样采用了北京模式,即“政府大力推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同时)不太容忍政治反对”。

罗伯逊表示,与埃塞俄比亚一样,“风险在于你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太多债务”,尽管孟加拉国国内储蓄水平较高意味着政府债务迄今仍在控制之中。

斯特恩表示,问题在于,孟加拉国通过这种发展模式能将富裕水平提高多少。

他说:“纺织品没问题,但是你没有市场影响力。你处于价值链的底部,如果市场价格对你不利,你的利润就会受到挤压。它只能让你走这么远。”

至于印度,尽管在过去十年里,按两项指标衡量的GDP都增长了一倍,但斯特恩表示,印度“本应该做得更好”。

他表示:“印度存在银行业和制度问题,但(印度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呼叫中心行业和无形服务业表现很好,但那里仍有巨大的潜力,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加纳是非洲很有潜力的国家之一,自2007年发现朱比利(Jubilee)油田以来,加纳一直受益于离岸石油设施的上线。

康拉迪警告称,尽管石油生产提振了GDP,“但不一定会让加纳人变得更富裕”,而过度的政府支出将公共债务推高至GDP的60%左右。

相反,卢旺达采取了一种支持增长、但也支持外国投资的威权模式,有人将其与新加坡的模式相提并论。

罗伯逊表示:“他们动用了所有的美元来建造一个会议中心和酒店,并确保机场和道路状况良好。”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国际捐助者慷慨的发展援助。

康拉迪表示:“他们在改善投资环境、降低利率、减少繁文缛节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尽管他认为,强劲的增长对那些从很低的基数发展起来的最贫穷国家来说要容易一些。

他补充说:“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具可持续性,因为他们让来卢旺达创业变得非常容易。在这里建立地区总部正变得比在肯尼亚更容易。”

然而,从不利方面来看,“卢旺达很专制。人们可能因为卷入政治而失踪。我并不是支持者,(尽管)或许可以说,人们不需要民主,他们需要学校和医院。”

此外,有人指称,卢旺达为了掩盖贫困加剧而操纵官方统计数据,使人们对其总体数据产生一定的怀疑,虽然其基础设施的改善无可置疑。

康拉迪表示:“他们会美化统计数据,所以你不能完全信赖这些数据。他们肯定美化了通胀数据。”

在另一个表现强劲的国家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担忧。至少从官方数据来看,该国在过去十年内GDP增长了130%,仅次于埃塞俄比亚,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了128%,仅次于埃塞俄比亚和中国。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琼•佩恩(John Payne)表示,在过去十年的最初阶段,得益于邻国中国的需求飞涨,这个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的价格升高,使该国“大为受益”。

然而,由于天然气价格从2014年开始下降,并且中国增长开始放缓,一些人认为土库曼斯坦可能会受到冲击。但是,官方数据来源——也被IMF数据采纳——宣称,经济增长仍处于6%左右,即便所有支持数据都神秘消失了。

“2017年他们停止发布数据,(虽然)他们仍宣称增长有6%,”佩恩表示,“许多报告都说(这个数据)缺乏信誉、不可信。如果你思考一下天然气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这个数据是对不上的。有传言称该国通胀达到两位数,还有粮食补贴。”

在排名的另一极,赤道几内亚在未被冲突撕裂的国家中表现绝对是最差的,在过去十年中其GDP下降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收入缩水43%:2019年,该国连续第五年GDP收缩至少4.5%。

像许多石油出口国一样,赤道几内亚受到油价下跌的冲击,但它的问题比这更深。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Teodoro Obiang Nguema)总统领导的政府和他的家族成员被指控制度腐败和侵犯人权。

“他们非常腐败,”康拉迪表示,“在那里投资有极高的声誉风险。”

*给学究们的注释:我明白2010年代在2020年12月31日才截止,但是,如果我们算上2000年,那么几乎所有人都把今年提前看作是本十年的末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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