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给了我面对男性“潜规则”要求说不的勇气。



撰文 | Abigail Shrier

OR--商业新媒体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父亲来到他最爱逛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让我和弟弟颇感尴尬的是,父亲显然把这里当作图书馆了。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一手拿着玛芬蛋糕,面前摆着一叠书,丝毫没有要在一小时内离开的意思。一位业余歌手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费力地拨弄着吉他,坐在咖啡厅里,我们能隐约听到生涩的旋律。

“你听到了吗?”我开起了玩笑,“如果当初你再给我一点鼓励,现在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了。”

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了眼前的书。“没错,”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当时是不支持!正因为这样,我的孩子现在要读研究生了,而那个人只能在书店唱歌!”

父亲从不掩饰对我抱有的期许,这种情况下,我对吉他的蹩脚尝试只能遗憾放弃。比起智慧,他更看重坚毅,他认为外在美无法与内在魅力相提并论。父亲最倾慕的女性是我母亲,并非因为母亲天资聪颖或成就斐然(虽然她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而是因为她有一种令父亲难以抗拒、并且能让他加以倚赖的力量。

近来,有关“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养育男孩才不会让他们变成“性捕食者”。这种状况下,我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在“#MeToo时代”养育出好的男孩,文章引用了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Peter Glick)的话,他建议家长不要受制于“男孩就要有男子气概”的传统观点,要避免使用“男人一点”这样的措辞,最关键的是,不要再灌输骑士精神。他的原话是,“在和男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再向他们灌输女性需要保护的观点。”

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男孩们改造为女权主义者——能够约束自己的男性特权、不惧落泪、政治上进步开明——性骚扰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然而,只需看看在#MeToo运动中倒下的公众人物——且不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认为开明政治能让男性更加善待女性的想法,应该可以破灭了。

和女性特质一样,男性特质本身并无好坏之说。真正能造成巨大伤害的,是我们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怨念:爱散播谣言、喜欢挑拨离间、拒绝认可无足轻重的人。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是待人接物的某种方式,而非行为准则。男性特质可以体现在英雄主义和庄重之举中,也可以体现在卑劣的行径中,这并不代表男性特质本身的问题。

父亲无可辩驳的男性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他在家里的油毡地板上穿着乐福鞋曳足而行、他低沉的嗓音、两只手指吹口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这一点一滴都让父亲的男性特质显露无疑。而且他总是主动拉住门,谦让他人。如果说这种行为除了礼貌谦卑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恕我无法赞同,因为对我而言,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我们仅仅将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而让女性摆脱责任,这种做法未免令人遗憾。仿佛女性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仿佛女性太脆弱、太情绪化、太愚蠢,无法照顾自己。

这正是“#MeToo运动” 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它竟然没有捍卫以下观点:女性不应允许任何男性以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年轻女性在法律上有责任要求得到善待;所有女性都应明白,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比自己的尊严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MeToo”时刻。当时,我希望某位教授能在学术上帮我一把,对方要求我去一家酒店见他。经历了八个小时的彷徨挣扎之后,我选择了拒绝。这并非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绝不要接受这样的引诱,虽然她这么做过;也并非因为女权主义指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本事来争取成绩;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选择接受,会要了我父亲的命。选择接受意味着,我将令他失望,而且无可挽回。

这是“#MeToo运动”中一个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如何养育女孩才能让她们坚信自己的价值,无论代价多大,也绝不愿舍弃。

2017年影片《茉莉牌局》(Molly’s Game)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饰演的赌局运作人茉莉·布鲁姆(Molly Bloom)坐在其辩护律师(伊德里斯·艾尔巴< Idris Elba >饰)的办公室里。律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斯特拉(Stella),她是一个天资聪颖的高中生,对女儿寄予厚望的父亲经常会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律师问茉莉,“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她太严了?”

茉莉回答:“我刚搬来洛杉矶时,遇到过一个22岁的女孩。有人通过第三方的安排,带她到伦敦一起过周末。你知道她得到的补偿是什么吗?……一个包。她想要的香奈儿包。”女孩出卖自己,只是为了一个包。“无论你对斯特拉的要求有多高,”茉莉建议,“加倍要求就是了。”

这位律师对女儿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他是在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很珍贵。在生活中,这会成为她最重要的防御武器。

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他认为,用失控的情绪代替理性,这种做法有些可悲;要在辩论中占得上风,我首先必须冷静下来。

当年轻男性不喜欢我,或者对我不太友善时,我发现,自己借鉴和依赖的正是父亲的观点。当一名男性以不当方式对待一名女性时——我所指的并非暴力相待,而是指向对方传递出一种信息,认为她毫无价值——此时,如果这位女性的父亲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件珍宝,那么这名男性恐怕很难得逞。

我们总是在抱怨社会的不平等。但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不公平,也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难以克服。有些人没有称职的好父母,那些拥有称职父母的幸运儿,不会用自身去交换任何不应得的利益。如果你想保护女孩,请为她们找到称职的父母,或者让自己成为这样的父母。父亲们,无论你们对女儿的要求有多高——请加倍要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父亲越男人,女儿越自信

发布日期:2019-12-24 20:13
摘要: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给了我面对男性“潜规则”要求说不的勇气。



撰文 | Abigail Shrier

OR--商业新媒体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父亲来到他最爱逛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让我和弟弟颇感尴尬的是,父亲显然把这里当作图书馆了。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一手拿着玛芬蛋糕,面前摆着一叠书,丝毫没有要在一小时内离开的意思。一位业余歌手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费力地拨弄着吉他,坐在咖啡厅里,我们能隐约听到生涩的旋律。

“你听到了吗?”我开起了玩笑,“如果当初你再给我一点鼓励,现在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了。”

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了眼前的书。“没错,”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当时是不支持!正因为这样,我的孩子现在要读研究生了,而那个人只能在书店唱歌!”

父亲从不掩饰对我抱有的期许,这种情况下,我对吉他的蹩脚尝试只能遗憾放弃。比起智慧,他更看重坚毅,他认为外在美无法与内在魅力相提并论。父亲最倾慕的女性是我母亲,并非因为母亲天资聪颖或成就斐然(虽然她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而是因为她有一种令父亲难以抗拒、并且能让他加以倚赖的力量。

近来,有关“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养育男孩才不会让他们变成“性捕食者”。这种状况下,我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在“#MeToo时代”养育出好的男孩,文章引用了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Peter Glick)的话,他建议家长不要受制于“男孩就要有男子气概”的传统观点,要避免使用“男人一点”这样的措辞,最关键的是,不要再灌输骑士精神。他的原话是,“在和男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再向他们灌输女性需要保护的观点。”

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男孩们改造为女权主义者——能够约束自己的男性特权、不惧落泪、政治上进步开明——性骚扰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然而,只需看看在#MeToo运动中倒下的公众人物——且不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认为开明政治能让男性更加善待女性的想法,应该可以破灭了。

和女性特质一样,男性特质本身并无好坏之说。真正能造成巨大伤害的,是我们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怨念:爱散播谣言、喜欢挑拨离间、拒绝认可无足轻重的人。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是待人接物的某种方式,而非行为准则。男性特质可以体现在英雄主义和庄重之举中,也可以体现在卑劣的行径中,这并不代表男性特质本身的问题。

父亲无可辩驳的男性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他在家里的油毡地板上穿着乐福鞋曳足而行、他低沉的嗓音、两只手指吹口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这一点一滴都让父亲的男性特质显露无疑。而且他总是主动拉住门,谦让他人。如果说这种行为除了礼貌谦卑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恕我无法赞同,因为对我而言,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我们仅仅将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而让女性摆脱责任,这种做法未免令人遗憾。仿佛女性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仿佛女性太脆弱、太情绪化、太愚蠢,无法照顾自己。

这正是“#MeToo运动” 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它竟然没有捍卫以下观点:女性不应允许任何男性以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年轻女性在法律上有责任要求得到善待;所有女性都应明白,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比自己的尊严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MeToo”时刻。当时,我希望某位教授能在学术上帮我一把,对方要求我去一家酒店见他。经历了八个小时的彷徨挣扎之后,我选择了拒绝。这并非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绝不要接受这样的引诱,虽然她这么做过;也并非因为女权主义指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本事来争取成绩;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选择接受,会要了我父亲的命。选择接受意味着,我将令他失望,而且无可挽回。

这是“#MeToo运动”中一个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如何养育女孩才能让她们坚信自己的价值,无论代价多大,也绝不愿舍弃。

2017年影片《茉莉牌局》(Molly’s Game)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饰演的赌局运作人茉莉·布鲁姆(Molly Bloom)坐在其辩护律师(伊德里斯·艾尔巴< Idris Elba >饰)的办公室里。律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斯特拉(Stella),她是一个天资聪颖的高中生,对女儿寄予厚望的父亲经常会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律师问茉莉,“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她太严了?”

茉莉回答:“我刚搬来洛杉矶时,遇到过一个22岁的女孩。有人通过第三方的安排,带她到伦敦一起过周末。你知道她得到的补偿是什么吗?……一个包。她想要的香奈儿包。”女孩出卖自己,只是为了一个包。“无论你对斯特拉的要求有多高,”茉莉建议,“加倍要求就是了。”

这位律师对女儿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他是在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很珍贵。在生活中,这会成为她最重要的防御武器。

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他认为,用失控的情绪代替理性,这种做法有些可悲;要在辩论中占得上风,我首先必须冷静下来。

当年轻男性不喜欢我,或者对我不太友善时,我发现,自己借鉴和依赖的正是父亲的观点。当一名男性以不当方式对待一名女性时——我所指的并非暴力相待,而是指向对方传递出一种信息,认为她毫无价值——此时,如果这位女性的父亲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件珍宝,那么这名男性恐怕很难得逞。

我们总是在抱怨社会的不平等。但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不公平,也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难以克服。有些人没有称职的好父母,那些拥有称职父母的幸运儿,不会用自身去交换任何不应得的利益。如果你想保护女孩,请为她们找到称职的父母,或者让自己成为这样的父母。父亲们,无论你们对女儿的要求有多高——请加倍要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给了我面对男性“潜规则”要求说不的勇气。



撰文 | Abigail Shrier

OR--商业新媒体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父亲来到他最爱逛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让我和弟弟颇感尴尬的是,父亲显然把这里当作图书馆了。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一手拿着玛芬蛋糕,面前摆着一叠书,丝毫没有要在一小时内离开的意思。一位业余歌手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费力地拨弄着吉他,坐在咖啡厅里,我们能隐约听到生涩的旋律。

“你听到了吗?”我开起了玩笑,“如果当初你再给我一点鼓励,现在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了。”

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了眼前的书。“没错,”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当时是不支持!正因为这样,我的孩子现在要读研究生了,而那个人只能在书店唱歌!”

父亲从不掩饰对我抱有的期许,这种情况下,我对吉他的蹩脚尝试只能遗憾放弃。比起智慧,他更看重坚毅,他认为外在美无法与内在魅力相提并论。父亲最倾慕的女性是我母亲,并非因为母亲天资聪颖或成就斐然(虽然她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而是因为她有一种令父亲难以抗拒、并且能让他加以倚赖的力量。

近来,有关“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养育男孩才不会让他们变成“性捕食者”。这种状况下,我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在“#MeToo时代”养育出好的男孩,文章引用了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Peter Glick)的话,他建议家长不要受制于“男孩就要有男子气概”的传统观点,要避免使用“男人一点”这样的措辞,最关键的是,不要再灌输骑士精神。他的原话是,“在和男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再向他们灌输女性需要保护的观点。”

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男孩们改造为女权主义者——能够约束自己的男性特权、不惧落泪、政治上进步开明——性骚扰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然而,只需看看在#MeToo运动中倒下的公众人物——且不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认为开明政治能让男性更加善待女性的想法,应该可以破灭了。

和女性特质一样,男性特质本身并无好坏之说。真正能造成巨大伤害的,是我们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怨念:爱散播谣言、喜欢挑拨离间、拒绝认可无足轻重的人。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是待人接物的某种方式,而非行为准则。男性特质可以体现在英雄主义和庄重之举中,也可以体现在卑劣的行径中,这并不代表男性特质本身的问题。

父亲无可辩驳的男性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他在家里的油毡地板上穿着乐福鞋曳足而行、他低沉的嗓音、两只手指吹口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这一点一滴都让父亲的男性特质显露无疑。而且他总是主动拉住门,谦让他人。如果说这种行为除了礼貌谦卑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恕我无法赞同,因为对我而言,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我们仅仅将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而让女性摆脱责任,这种做法未免令人遗憾。仿佛女性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仿佛女性太脆弱、太情绪化、太愚蠢,无法照顾自己。

这正是“#MeToo运动” 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它竟然没有捍卫以下观点:女性不应允许任何男性以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年轻女性在法律上有责任要求得到善待;所有女性都应明白,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比自己的尊严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MeToo”时刻。当时,我希望某位教授能在学术上帮我一把,对方要求我去一家酒店见他。经历了八个小时的彷徨挣扎之后,我选择了拒绝。这并非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绝不要接受这样的引诱,虽然她这么做过;也并非因为女权主义指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本事来争取成绩;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选择接受,会要了我父亲的命。选择接受意味着,我将令他失望,而且无可挽回。

这是“#MeToo运动”中一个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如何养育女孩才能让她们坚信自己的价值,无论代价多大,也绝不愿舍弃。

2017年影片《茉莉牌局》(Molly’s Game)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饰演的赌局运作人茉莉·布鲁姆(Molly Bloom)坐在其辩护律师(伊德里斯·艾尔巴< Idris Elba >饰)的办公室里。律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斯特拉(Stella),她是一个天资聪颖的高中生,对女儿寄予厚望的父亲经常会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律师问茉莉,“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她太严了?”

茉莉回答:“我刚搬来洛杉矶时,遇到过一个22岁的女孩。有人通过第三方的安排,带她到伦敦一起过周末。你知道她得到的补偿是什么吗?……一个包。她想要的香奈儿包。”女孩出卖自己,只是为了一个包。“无论你对斯特拉的要求有多高,”茉莉建议,“加倍要求就是了。”

这位律师对女儿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他是在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很珍贵。在生活中,这会成为她最重要的防御武器。

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他认为,用失控的情绪代替理性,这种做法有些可悲;要在辩论中占得上风,我首先必须冷静下来。

当年轻男性不喜欢我,或者对我不太友善时,我发现,自己借鉴和依赖的正是父亲的观点。当一名男性以不当方式对待一名女性时——我所指的并非暴力相待,而是指向对方传递出一种信息,认为她毫无价值——此时,如果这位女性的父亲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件珍宝,那么这名男性恐怕很难得逞。

我们总是在抱怨社会的不平等。但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不公平,也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难以克服。有些人没有称职的好父母,那些拥有称职父母的幸运儿,不会用自身去交换任何不应得的利益。如果你想保护女孩,请为她们找到称职的父母,或者让自己成为这样的父母。父亲们,无论你们对女儿的要求有多高——请加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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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越男人,女儿越自信

发布日期:2019-12-24 20:13
摘要: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给了我面对男性“潜规则”要求说不的勇气。



撰文 | Abigail Shrier

OR--商业新媒体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父亲来到他最爱逛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让我和弟弟颇感尴尬的是,父亲显然把这里当作图书馆了。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一手拿着玛芬蛋糕,面前摆着一叠书,丝毫没有要在一小时内离开的意思。一位业余歌手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费力地拨弄着吉他,坐在咖啡厅里,我们能隐约听到生涩的旋律。

“你听到了吗?”我开起了玩笑,“如果当初你再给我一点鼓励,现在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了。”

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了眼前的书。“没错,”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当时是不支持!正因为这样,我的孩子现在要读研究生了,而那个人只能在书店唱歌!”

父亲从不掩饰对我抱有的期许,这种情况下,我对吉他的蹩脚尝试只能遗憾放弃。比起智慧,他更看重坚毅,他认为外在美无法与内在魅力相提并论。父亲最倾慕的女性是我母亲,并非因为母亲天资聪颖或成就斐然(虽然她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而是因为她有一种令父亲难以抗拒、并且能让他加以倚赖的力量。

近来,有关“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养育男孩才不会让他们变成“性捕食者”。这种状况下,我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在“#MeToo时代”养育出好的男孩,文章引用了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Peter Glick)的话,他建议家长不要受制于“男孩就要有男子气概”的传统观点,要避免使用“男人一点”这样的措辞,最关键的是,不要再灌输骑士精神。他的原话是,“在和男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再向他们灌输女性需要保护的观点。”

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男孩们改造为女权主义者——能够约束自己的男性特权、不惧落泪、政治上进步开明——性骚扰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然而,只需看看在#MeToo运动中倒下的公众人物——且不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认为开明政治能让男性更加善待女性的想法,应该可以破灭了。

和女性特质一样,男性特质本身并无好坏之说。真正能造成巨大伤害的,是我们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怨念:爱散播谣言、喜欢挑拨离间、拒绝认可无足轻重的人。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是待人接物的某种方式,而非行为准则。男性特质可以体现在英雄主义和庄重之举中,也可以体现在卑劣的行径中,这并不代表男性特质本身的问题。

父亲无可辩驳的男性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他在家里的油毡地板上穿着乐福鞋曳足而行、他低沉的嗓音、两只手指吹口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这一点一滴都让父亲的男性特质显露无疑。而且他总是主动拉住门,谦让他人。如果说这种行为除了礼貌谦卑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恕我无法赞同,因为对我而言,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我们仅仅将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而让女性摆脱责任,这种做法未免令人遗憾。仿佛女性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仿佛女性太脆弱、太情绪化、太愚蠢,无法照顾自己。

这正是“#MeToo运动” 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它竟然没有捍卫以下观点:女性不应允许任何男性以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年轻女性在法律上有责任要求得到善待;所有女性都应明白,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比自己的尊严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MeToo”时刻。当时,我希望某位教授能在学术上帮我一把,对方要求我去一家酒店见他。经历了八个小时的彷徨挣扎之后,我选择了拒绝。这并非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绝不要接受这样的引诱,虽然她这么做过;也并非因为女权主义指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本事来争取成绩;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选择接受,会要了我父亲的命。选择接受意味着,我将令他失望,而且无可挽回。

这是“#MeToo运动”中一个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如何养育女孩才能让她们坚信自己的价值,无论代价多大,也绝不愿舍弃。

2017年影片《茉莉牌局》(Molly’s Game)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饰演的赌局运作人茉莉·布鲁姆(Molly Bloom)坐在其辩护律师(伊德里斯·艾尔巴< Idris Elba >饰)的办公室里。律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斯特拉(Stella),她是一个天资聪颖的高中生,对女儿寄予厚望的父亲经常会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律师问茉莉,“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她太严了?”

茉莉回答:“我刚搬来洛杉矶时,遇到过一个22岁的女孩。有人通过第三方的安排,带她到伦敦一起过周末。你知道她得到的补偿是什么吗?……一个包。她想要的香奈儿包。”女孩出卖自己,只是为了一个包。“无论你对斯特拉的要求有多高,”茉莉建议,“加倍要求就是了。”

这位律师对女儿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他是在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很珍贵。在生活中,这会成为她最重要的防御武器。

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他认为,用失控的情绪代替理性,这种做法有些可悲;要在辩论中占得上风,我首先必须冷静下来。

当年轻男性不喜欢我,或者对我不太友善时,我发现,自己借鉴和依赖的正是父亲的观点。当一名男性以不当方式对待一名女性时——我所指的并非暴力相待,而是指向对方传递出一种信息,认为她毫无价值——此时,如果这位女性的父亲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件珍宝,那么这名男性恐怕很难得逞。

我们总是在抱怨社会的不平等。但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不公平,也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难以克服。有些人没有称职的好父母,那些拥有称职父母的幸运儿,不会用自身去交换任何不应得的利益。如果你想保护女孩,请为她们找到称职的父母,或者让自己成为这样的父母。父亲们,无论你们对女儿的要求有多高——请加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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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Abigail Shrier

OR--商业新媒体 】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父亲来到他最爱逛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让我和弟弟颇感尴尬的是,父亲显然把这里当作图书馆了。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一手拿着玛芬蛋糕,面前摆着一叠书,丝毫没有要在一小时内离开的意思。一位业余歌手在大楼的某个角落费力地拨弄着吉他,坐在咖啡厅里,我们能隐约听到生涩的旋律。

“你听到了吗?”我开起了玩笑,“如果当初你再给我一点鼓励,现在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了。”

他抬起头,视线离开了眼前的书。“没错,”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当时是不支持!正因为这样,我的孩子现在要读研究生了,而那个人只能在书店唱歌!”

父亲从不掩饰对我抱有的期许,这种情况下,我对吉他的蹩脚尝试只能遗憾放弃。比起智慧,他更看重坚毅,他认为外在美无法与内在魅力相提并论。父亲最倾慕的女性是我母亲,并非因为母亲天资聪颖或成就斐然(虽然她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而是因为她有一种令父亲难以抗拒、并且能让他加以倚赖的力量。

近来,有关“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养育男孩才不会让他们变成“性捕食者”。这种状况下,我总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文章谈到如何在“#MeToo时代”养育出好的男孩,文章引用了心理学家彼得∙格利克(Peter Glick)的话,他建议家长不要受制于“男孩就要有男子气概”的传统观点,要避免使用“男人一点”这样的措辞,最关键的是,不要再灌输骑士精神。他的原话是,“在和男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再向他们灌输女性需要保护的观点。”

许多人似乎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男孩们改造为女权主义者——能够约束自己的男性特权、不惧落泪、政治上进步开明——性骚扰问题基本就能解决了。然而,只需看看在#MeToo运动中倒下的公众人物——且不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认为开明政治能让男性更加善待女性的想法,应该可以破灭了。

和女性特质一样,男性特质本身并无好坏之说。真正能造成巨大伤害的,是我们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怨念:爱散播谣言、喜欢挑拨离间、拒绝认可无足轻重的人。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是待人接物的某种方式,而非行为准则。男性特质可以体现在英雄主义和庄重之举中,也可以体现在卑劣的行径中,这并不代表男性特质本身的问题。

父亲无可辩驳的男性特质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他在家里的油毡地板上穿着乐福鞋曳足而行、他低沉的嗓音、两只手指吹口哨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这一点一滴都让父亲的男性特质显露无疑。而且他总是主动拉住门,谦让他人。如果说这种行为除了礼貌谦卑之外,还存在其他解释,恕我无法赞同,因为对我而言,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我们仅仅将焦点放在男性身上,而让女性摆脱责任,这种做法未免令人遗憾。仿佛女性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仿佛女性太脆弱、太情绪化、太愚蠢,无法照顾自己。

这正是“#MeToo运动” 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它竟然没有捍卫以下观点:女性不应允许任何男性以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年轻女性在法律上有责任要求得到善待;所有女性都应明白,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比自己的尊严更有价值。

我自己也曾遭遇过“#MeToo”时刻。当时,我希望某位教授能在学术上帮我一把,对方要求我去一家酒店见他。经历了八个小时的彷徨挣扎之后,我选择了拒绝。这并非因为母亲曾告诉我绝不要接受这样的引诱,虽然她这么做过;也并非因为女权主义指引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本事来争取成绩;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选择接受,会要了我父亲的命。选择接受意味着,我将令他失望,而且无可挽回。

这是“#MeToo运动”中一个很少有人讨论的问题:如何养育女孩才能让她们坚信自己的价值,无论代价多大,也绝不愿舍弃。

2017年影片《茉莉牌局》(Molly’s Game)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杰西卡·查斯坦(Jessica Chastain)饰演的赌局运作人茉莉·布鲁姆(Molly Bloom)坐在其辩护律师(伊德里斯·艾尔巴< Idris Elba >饰)的办公室里。律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斯特拉(Stella),她是一个天资聪颖的高中生,对女儿寄予厚望的父亲经常会给她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律师问茉莉,“你是不是觉得我对她太严了?”

茉莉回答:“我刚搬来洛杉矶时,遇到过一个22岁的女孩。有人通过第三方的安排,带她到伦敦一起过周末。你知道她得到的补偿是什么吗?……一个包。她想要的香奈儿包。”女孩出卖自己,只是为了一个包。“无论你对斯特拉的要求有多高,”茉莉建议,“加倍要求就是了。”

这位律师对女儿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他是在告诉女儿,她自己也很珍贵。在生活中,这会成为她最重要的防御武器。

我的父亲从不允许我自怜自艾,也不允许我用眼泪换取胜利。他认为,用失控的情绪代替理性,这种做法有些可悲;要在辩论中占得上风,我首先必须冷静下来。

当年轻男性不喜欢我,或者对我不太友善时,我发现,自己借鉴和依赖的正是父亲的观点。当一名男性以不当方式对待一名女性时——我所指的并非暴力相待,而是指向对方传递出一种信息,认为她毫无价值——此时,如果这位女性的父亲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件珍宝,那么这名男性恐怕很难得逞。

我们总是在抱怨社会的不平等。但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不公平,也没有什么不平等比子女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更加难以克服。有些人没有称职的好父母,那些拥有称职父母的幸运儿,不会用自身去交换任何不应得的利益。如果你想保护女孩,请为她们找到称职的父母,或者让自己成为这样的父母。父亲们,无论你们对女儿的要求有多高——请加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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