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为什么伟人都爱读《资治通鉴》?它与《史记》有何区别?今日软阶层如何吸取历史遗产?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一转眼,被赋予不少重大意义的2019,悠忽就将进入历史的烟尘。

如果放在历史的眼光中,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大时代,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时代而已,李白所谓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今年是史学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在一千年前,公元1019年,是北宋年间。今天说到司马光,大家想起来,第一印象就是他所领衔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可以说中国历史必读书。学者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清代康熙等人也留下多条批注,更不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据说也对这本书情有独钟,读过多次。不过,到了一千年后,君主制在多数地方也寿终正寝,按照网络语言是过了9012年了——对于今天的普通软阶层,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来,其实还是一个简单而持久的道理,那就是希望以史为鉴达成善政,这也来自司马光的本意“稽古以至治”。其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也就是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等视角去审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不等于历史真相

不少人,即使没有深入读《资治通鉴》之前,也知道司马光对于史料有所拣择,有自己标准。如果你就就此判断,这是史料瑕疵,那么你对史学理解可能还有限。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去读《资治通鉴》,不是去简单寻找历史的真相,核心在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

比如,《资治通鉴》中李白之类根本没出现,而屈原这样能够名列《史记》列传的人物,《资治通鉴》里也压根就没提。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的疏漏,还是司马光的狭隘?如果换个角度去审视,这种取舍,恰恰体现了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身角色的历史定位与历史意义,那就是为了治国理政,无关的人和事再重要也不写。他所讲述的历史,其实先有观念,再有对史料的取舍。

比如,《三国志》中,蜀汉创始人刘备被描写为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而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描述就出现删节,只有"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通通删掉了。这种删节,显然体现了司马光价值判断,即道德在第一位。

《史记》是文人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史记》vs《资治通鉴》,历史的变迁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差异,除了司马光与司马迁个人特点,是不是也是由于历史的变迁?

我想,二者差异,多多少少隐蔽地体现了不同时代士大夫的区别,或者不那么准确地说,汉儒与宋儒的区别——当然,司马迁不是彻底的汉儒,他的父亲司马谈,就带有道家色彩。

司马迁的思考,仍旧带有汉代甚至先秦特征。司马迁的家族本身就是秦人,春秋战国记忆还在,汉代七国之乱刚平定,可以说此刻郡县制还没有彻底执行,昔日贵族封建制的余晖还在。一方面,在君主之上,还有天道,另一方面司马迁家族自命太史公,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史官文化起源于中国巫史文化的传统,这意味着史官具备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史家价值,其实超越朝代更迭。司马迁写史记的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

我们日常,都会提到“道理”两字,但是从学术而言,“道”和“理”不同。在汉代,更看重道,后人更看重理,宋代更是臻于化境,才有理学家的说法。在汉代与先秦,道有很多,定义也不同,易经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国学大师钱穆指出,“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

而在司马光的年代,世家大族经过唐宋已经瓦解,科举成为寒门弟子的晋升通道。宋儒强调理,已经非常理性,仅仅强调天道对于国家治理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更为强调道德教化。《资治通鉴》的本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带有强烈的理学精神。而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也被无限拔高。对比之下,可以说,司马迁与朝廷的关系,并不是密不可分,史官独立性始终存在,他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当朝皇帝汉武帝,在他笔下都不乏卑微滑稽的一面,而项羽李广与郭解等失败者,人格魅力则熠熠生辉。而在司马光,身处宋代士大夫与皇权公天下的黄金时代,他天然是站在与君主朝廷一体的位置思考。

司马迁vs王安石:保守与革新之争

有意思的是,一千年过去了,不少人谈起司马光,除了知道《资治通鉴》,更多还是把他当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人物。也因为在二十世纪,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行情上涨,作为王安石反面的司马光,其名声则显得可疑。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中,确实可以界定为保守与革新之争,但保守一定不好,革新一定好么?

回到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之前,对于司马光的历史评价,基本是高于王安石。改革或者革命,站在朝廷角度强力推行,却往往成为机会主义的外衣,为践踏传统与权利而铺路,如王安石的豪情状语,比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恰恰是司马光所讥讽的那类人,以为靠个人才智就可以脱离历史与传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在世的失败与后代评价的失败,其实在意料之中,也非常公允。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官的独立,对于中国人说价值非凡。与此同时,任何历史对于中国人都是当代史,都天然带有强烈的现世关怀,这从《史记》与《资治通鉴》,可以说有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者。

因此,在强调《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不同之余,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相同甚至传承另一面,那就是对于历史资源或者说传统的尊重。《史记》之后,中华文明完成犹如春天的华丽篇章,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到了宋代,文明已经进入烂熟的秋天。看起来绚丽,其实已经感到了严冬的临近。在这样的秋天中,司马光之类的谨小慎微,强调德在才先,并不是空疏迂阔抱残守缺,恰恰是为即将而来的寒冬,保留文明的火种。

司马光之类的保守主义,在过去,成为文明的传统根基所在,在未来,甚至很可能也是传统中最值得保留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对他们所保所守不尽赞同,但也不得不看到这一现实,一个社会的顺利转型,其实依赖于能否能否完成传统创造性转化,也许,时代成败,其实就在对于能否从司马迁司马光的经义中汲取更多智慧。虽然,我并不乐观,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最可能的出路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100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发布日期:2019-12-23 07:12
摘要: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为什么伟人都爱读《资治通鉴》?它与《史记》有何区别?今日软阶层如何吸取历史遗产?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一转眼,被赋予不少重大意义的2019,悠忽就将进入历史的烟尘。

如果放在历史的眼光中,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大时代,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时代而已,李白所谓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今年是史学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在一千年前,公元1019年,是北宋年间。今天说到司马光,大家想起来,第一印象就是他所领衔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可以说中国历史必读书。学者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清代康熙等人也留下多条批注,更不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据说也对这本书情有独钟,读过多次。不过,到了一千年后,君主制在多数地方也寿终正寝,按照网络语言是过了9012年了——对于今天的普通软阶层,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来,其实还是一个简单而持久的道理,那就是希望以史为鉴达成善政,这也来自司马光的本意“稽古以至治”。其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也就是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等视角去审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不等于历史真相

不少人,即使没有深入读《资治通鉴》之前,也知道司马光对于史料有所拣择,有自己标准。如果你就就此判断,这是史料瑕疵,那么你对史学理解可能还有限。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去读《资治通鉴》,不是去简单寻找历史的真相,核心在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

比如,《资治通鉴》中李白之类根本没出现,而屈原这样能够名列《史记》列传的人物,《资治通鉴》里也压根就没提。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的疏漏,还是司马光的狭隘?如果换个角度去审视,这种取舍,恰恰体现了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身角色的历史定位与历史意义,那就是为了治国理政,无关的人和事再重要也不写。他所讲述的历史,其实先有观念,再有对史料的取舍。

比如,《三国志》中,蜀汉创始人刘备被描写为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而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描述就出现删节,只有"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通通删掉了。这种删节,显然体现了司马光价值判断,即道德在第一位。

《史记》是文人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史记》vs《资治通鉴》,历史的变迁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差异,除了司马光与司马迁个人特点,是不是也是由于历史的变迁?

我想,二者差异,多多少少隐蔽地体现了不同时代士大夫的区别,或者不那么准确地说,汉儒与宋儒的区别——当然,司马迁不是彻底的汉儒,他的父亲司马谈,就带有道家色彩。

司马迁的思考,仍旧带有汉代甚至先秦特征。司马迁的家族本身就是秦人,春秋战国记忆还在,汉代七国之乱刚平定,可以说此刻郡县制还没有彻底执行,昔日贵族封建制的余晖还在。一方面,在君主之上,还有天道,另一方面司马迁家族自命太史公,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史官文化起源于中国巫史文化的传统,这意味着史官具备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史家价值,其实超越朝代更迭。司马迁写史记的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

我们日常,都会提到“道理”两字,但是从学术而言,“道”和“理”不同。在汉代,更看重道,后人更看重理,宋代更是臻于化境,才有理学家的说法。在汉代与先秦,道有很多,定义也不同,易经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国学大师钱穆指出,“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

而在司马光的年代,世家大族经过唐宋已经瓦解,科举成为寒门弟子的晋升通道。宋儒强调理,已经非常理性,仅仅强调天道对于国家治理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更为强调道德教化。《资治通鉴》的本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带有强烈的理学精神。而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也被无限拔高。对比之下,可以说,司马迁与朝廷的关系,并不是密不可分,史官独立性始终存在,他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当朝皇帝汉武帝,在他笔下都不乏卑微滑稽的一面,而项羽李广与郭解等失败者,人格魅力则熠熠生辉。而在司马光,身处宋代士大夫与皇权公天下的黄金时代,他天然是站在与君主朝廷一体的位置思考。

司马迁vs王安石:保守与革新之争

有意思的是,一千年过去了,不少人谈起司马光,除了知道《资治通鉴》,更多还是把他当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人物。也因为在二十世纪,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行情上涨,作为王安石反面的司马光,其名声则显得可疑。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中,确实可以界定为保守与革新之争,但保守一定不好,革新一定好么?

回到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之前,对于司马光的历史评价,基本是高于王安石。改革或者革命,站在朝廷角度强力推行,却往往成为机会主义的外衣,为践踏传统与权利而铺路,如王安石的豪情状语,比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恰恰是司马光所讥讽的那类人,以为靠个人才智就可以脱离历史与传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在世的失败与后代评价的失败,其实在意料之中,也非常公允。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官的独立,对于中国人说价值非凡。与此同时,任何历史对于中国人都是当代史,都天然带有强烈的现世关怀,这从《史记》与《资治通鉴》,可以说有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者。

因此,在强调《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不同之余,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相同甚至传承另一面,那就是对于历史资源或者说传统的尊重。《史记》之后,中华文明完成犹如春天的华丽篇章,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到了宋代,文明已经进入烂熟的秋天。看起来绚丽,其实已经感到了严冬的临近。在这样的秋天中,司马光之类的谨小慎微,强调德在才先,并不是空疏迂阔抱残守缺,恰恰是为即将而来的寒冬,保留文明的火种。

司马光之类的保守主义,在过去,成为文明的传统根基所在,在未来,甚至很可能也是传统中最值得保留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对他们所保所守不尽赞同,但也不得不看到这一现实,一个社会的顺利转型,其实依赖于能否能否完成传统创造性转化,也许,时代成败,其实就在对于能否从司马迁司马光的经义中汲取更多智慧。虽然,我并不乐观,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最可能的出路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为什么伟人都爱读《资治通鉴》?它与《史记》有何区别?今日软阶层如何吸取历史遗产?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一转眼,被赋予不少重大意义的2019,悠忽就将进入历史的烟尘。

如果放在历史的眼光中,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大时代,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时代而已,李白所谓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今年是史学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在一千年前,公元1019年,是北宋年间。今天说到司马光,大家想起来,第一印象就是他所领衔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可以说中国历史必读书。学者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清代康熙等人也留下多条批注,更不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据说也对这本书情有独钟,读过多次。不过,到了一千年后,君主制在多数地方也寿终正寝,按照网络语言是过了9012年了——对于今天的普通软阶层,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来,其实还是一个简单而持久的道理,那就是希望以史为鉴达成善政,这也来自司马光的本意“稽古以至治”。其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也就是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等视角去审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不等于历史真相

不少人,即使没有深入读《资治通鉴》之前,也知道司马光对于史料有所拣择,有自己标准。如果你就就此判断,这是史料瑕疵,那么你对史学理解可能还有限。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去读《资治通鉴》,不是去简单寻找历史的真相,核心在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

比如,《资治通鉴》中李白之类根本没出现,而屈原这样能够名列《史记》列传的人物,《资治通鉴》里也压根就没提。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的疏漏,还是司马光的狭隘?如果换个角度去审视,这种取舍,恰恰体现了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身角色的历史定位与历史意义,那就是为了治国理政,无关的人和事再重要也不写。他所讲述的历史,其实先有观念,再有对史料的取舍。

比如,《三国志》中,蜀汉创始人刘备被描写为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而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描述就出现删节,只有"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通通删掉了。这种删节,显然体现了司马光价值判断,即道德在第一位。

《史记》是文人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史记》vs《资治通鉴》,历史的变迁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差异,除了司马光与司马迁个人特点,是不是也是由于历史的变迁?

我想,二者差异,多多少少隐蔽地体现了不同时代士大夫的区别,或者不那么准确地说,汉儒与宋儒的区别——当然,司马迁不是彻底的汉儒,他的父亲司马谈,就带有道家色彩。

司马迁的思考,仍旧带有汉代甚至先秦特征。司马迁的家族本身就是秦人,春秋战国记忆还在,汉代七国之乱刚平定,可以说此刻郡县制还没有彻底执行,昔日贵族封建制的余晖还在。一方面,在君主之上,还有天道,另一方面司马迁家族自命太史公,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史官文化起源于中国巫史文化的传统,这意味着史官具备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史家价值,其实超越朝代更迭。司马迁写史记的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

我们日常,都会提到“道理”两字,但是从学术而言,“道”和“理”不同。在汉代,更看重道,后人更看重理,宋代更是臻于化境,才有理学家的说法。在汉代与先秦,道有很多,定义也不同,易经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国学大师钱穆指出,“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

而在司马光的年代,世家大族经过唐宋已经瓦解,科举成为寒门弟子的晋升通道。宋儒强调理,已经非常理性,仅仅强调天道对于国家治理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更为强调道德教化。《资治通鉴》的本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带有强烈的理学精神。而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也被无限拔高。对比之下,可以说,司马迁与朝廷的关系,并不是密不可分,史官独立性始终存在,他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当朝皇帝汉武帝,在他笔下都不乏卑微滑稽的一面,而项羽李广与郭解等失败者,人格魅力则熠熠生辉。而在司马光,身处宋代士大夫与皇权公天下的黄金时代,他天然是站在与君主朝廷一体的位置思考。

司马迁vs王安石:保守与革新之争

有意思的是,一千年过去了,不少人谈起司马光,除了知道《资治通鉴》,更多还是把他当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人物。也因为在二十世纪,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行情上涨,作为王安石反面的司马光,其名声则显得可疑。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中,确实可以界定为保守与革新之争,但保守一定不好,革新一定好么?

回到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之前,对于司马光的历史评价,基本是高于王安石。改革或者革命,站在朝廷角度强力推行,却往往成为机会主义的外衣,为践踏传统与权利而铺路,如王安石的豪情状语,比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恰恰是司马光所讥讽的那类人,以为靠个人才智就可以脱离历史与传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在世的失败与后代评价的失败,其实在意料之中,也非常公允。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官的独立,对于中国人说价值非凡。与此同时,任何历史对于中国人都是当代史,都天然带有强烈的现世关怀,这从《史记》与《资治通鉴》,可以说有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者。

因此,在强调《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不同之余,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相同甚至传承另一面,那就是对于历史资源或者说传统的尊重。《史记》之后,中华文明完成犹如春天的华丽篇章,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到了宋代,文明已经进入烂熟的秋天。看起来绚丽,其实已经感到了严冬的临近。在这样的秋天中,司马光之类的谨小慎微,强调德在才先,并不是空疏迂阔抱残守缺,恰恰是为即将而来的寒冬,保留文明的火种。

司马光之类的保守主义,在过去,成为文明的传统根基所在,在未来,甚至很可能也是传统中最值得保留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对他们所保所守不尽赞同,但也不得不看到这一现实,一个社会的顺利转型,其实依赖于能否能否完成传统创造性转化,也许,时代成败,其实就在对于能否从司马迁司马光的经义中汲取更多智慧。虽然,我并不乐观,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最可能的出路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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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年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发布日期:2019-12-23 07:12
摘要: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为什么伟人都爱读《资治通鉴》?它与《史记》有何区别?今日软阶层如何吸取历史遗产?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一转眼,被赋予不少重大意义的2019,悠忽就将进入历史的烟尘。

如果放在历史的眼光中,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大时代,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时代而已,李白所谓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今年是史学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在一千年前,公元1019年,是北宋年间。今天说到司马光,大家想起来,第一印象就是他所领衔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可以说中国历史必读书。学者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清代康熙等人也留下多条批注,更不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据说也对这本书情有独钟,读过多次。不过,到了一千年后,君主制在多数地方也寿终正寝,按照网络语言是过了9012年了——对于今天的普通软阶层,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来,其实还是一个简单而持久的道理,那就是希望以史为鉴达成善政,这也来自司马光的本意“稽古以至治”。其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也就是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等视角去审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不等于历史真相

不少人,即使没有深入读《资治通鉴》之前,也知道司马光对于史料有所拣择,有自己标准。如果你就就此判断,这是史料瑕疵,那么你对史学理解可能还有限。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去读《资治通鉴》,不是去简单寻找历史的真相,核心在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

比如,《资治通鉴》中李白之类根本没出现,而屈原这样能够名列《史记》列传的人物,《资治通鉴》里也压根就没提。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的疏漏,还是司马光的狭隘?如果换个角度去审视,这种取舍,恰恰体现了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身角色的历史定位与历史意义,那就是为了治国理政,无关的人和事再重要也不写。他所讲述的历史,其实先有观念,再有对史料的取舍。

比如,《三国志》中,蜀汉创始人刘备被描写为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而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描述就出现删节,只有"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通通删掉了。这种删节,显然体现了司马光价值判断,即道德在第一位。

《史记》是文人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史记》vs《资治通鉴》,历史的变迁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差异,除了司马光与司马迁个人特点,是不是也是由于历史的变迁?

我想,二者差异,多多少少隐蔽地体现了不同时代士大夫的区别,或者不那么准确地说,汉儒与宋儒的区别——当然,司马迁不是彻底的汉儒,他的父亲司马谈,就带有道家色彩。

司马迁的思考,仍旧带有汉代甚至先秦特征。司马迁的家族本身就是秦人,春秋战国记忆还在,汉代七国之乱刚平定,可以说此刻郡县制还没有彻底执行,昔日贵族封建制的余晖还在。一方面,在君主之上,还有天道,另一方面司马迁家族自命太史公,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史官文化起源于中国巫史文化的传统,这意味着史官具备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史家价值,其实超越朝代更迭。司马迁写史记的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

我们日常,都会提到“道理”两字,但是从学术而言,“道”和“理”不同。在汉代,更看重道,后人更看重理,宋代更是臻于化境,才有理学家的说法。在汉代与先秦,道有很多,定义也不同,易经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国学大师钱穆指出,“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

而在司马光的年代,世家大族经过唐宋已经瓦解,科举成为寒门弟子的晋升通道。宋儒强调理,已经非常理性,仅仅强调天道对于国家治理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更为强调道德教化。《资治通鉴》的本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带有强烈的理学精神。而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也被无限拔高。对比之下,可以说,司马迁与朝廷的关系,并不是密不可分,史官独立性始终存在,他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当朝皇帝汉武帝,在他笔下都不乏卑微滑稽的一面,而项羽李广与郭解等失败者,人格魅力则熠熠生辉。而在司马光,身处宋代士大夫与皇权公天下的黄金时代,他天然是站在与君主朝廷一体的位置思考。

司马迁vs王安石:保守与革新之争

有意思的是,一千年过去了,不少人谈起司马光,除了知道《资治通鉴》,更多还是把他当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人物。也因为在二十世纪,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行情上涨,作为王安石反面的司马光,其名声则显得可疑。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中,确实可以界定为保守与革新之争,但保守一定不好,革新一定好么?

回到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之前,对于司马光的历史评价,基本是高于王安石。改革或者革命,站在朝廷角度强力推行,却往往成为机会主义的外衣,为践踏传统与权利而铺路,如王安石的豪情状语,比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恰恰是司马光所讥讽的那类人,以为靠个人才智就可以脱离历史与传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在世的失败与后代评价的失败,其实在意料之中,也非常公允。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官的独立,对于中国人说价值非凡。与此同时,任何历史对于中国人都是当代史,都天然带有强烈的现世关怀,这从《史记》与《资治通鉴》,可以说有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者。

因此,在强调《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不同之余,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相同甚至传承另一面,那就是对于历史资源或者说传统的尊重。《史记》之后,中华文明完成犹如春天的华丽篇章,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到了宋代,文明已经进入烂熟的秋天。看起来绚丽,其实已经感到了严冬的临近。在这样的秋天中,司马光之类的谨小慎微,强调德在才先,并不是空疏迂阔抱残守缺,恰恰是为即将而来的寒冬,保留文明的火种。

司马光之类的保守主义,在过去,成为文明的传统根基所在,在未来,甚至很可能也是传统中最值得保留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对他们所保所守不尽赞同,但也不得不看到这一现实,一个社会的顺利转型,其实依赖于能否能否完成传统创造性转化,也许,时代成败,其实就在对于能否从司马迁司马光的经义中汲取更多智慧。虽然,我并不乐观,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最可能的出路之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为什么伟人都爱读《资治通鉴》?它与《史记》有何区别?今日软阶层如何吸取历史遗产?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一转眼,被赋予不少重大意义的2019,悠忽就将进入历史的烟尘。

如果放在历史的眼光中,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大时代,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时代而已,李白所谓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今年是史学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在一千年前,公元1019年,是北宋年间。今天说到司马光,大家想起来,第一印象就是他所领衔编纂的史书《资治通鉴》。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本编年体史书,可以说中国历史必读书。学者梁启超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清代康熙等人也留下多条批注,更不说,毛泽东和蒋介石据说也对这本书情有独钟,读过多次。不过,到了一千年后,君主制在多数地方也寿终正寝,按照网络语言是过了9012年了——对于今天的普通软阶层,为什么还要读《资治通鉴》?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姜鹏看来,其实还是一个简单而持久的道理,那就是希望以史为鉴达成善政,这也来自司马光的本意“稽古以至治”。其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也就是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等视角去审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不等于历史真相

不少人,即使没有深入读《资治通鉴》之前,也知道司马光对于史料有所拣择,有自己标准。如果你就就此判断,这是史料瑕疵,那么你对史学理解可能还有限。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去读《资治通鉴》,不是去简单寻找历史的真相,核心在于司马光讲述的历史。

比如,《资治通鉴》中李白之类根本没出现,而屈原这样能够名列《史记》列传的人物,《资治通鉴》里也压根就没提。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的疏漏,还是司马光的狭隘?如果换个角度去审视,这种取舍,恰恰体现了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觉,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身角色的历史定位与历史意义,那就是为了治国理政,无关的人和事再重要也不写。他所讲述的历史,其实先有观念,再有对史料的取舍。

比如,《三国志》中,蜀汉创始人刘备被描写为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而在《资治通鉴》中,对刘备描述就出现删节,只有"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都通通删掉了。这种删节,显然体现了司马光价值判断,即道德在第一位。

《史记》是文人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的历史?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历史书,《史记》与《资治通鉴》,都出自司马氏。不过,这两部历史的写法,非常不同,这就体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史学的微妙。

比如,前面谈到屈原。在《史记》记载中,可以说塑造了屈原的千古传奇,但是关于屈原作为政治家的叙述,有些前后矛盾。从政治重要性考虑,姜鹏指出,关于屈原有两个重要问题,即到底屈原有没有劝楚怀王杀张仪,一个是屈原到底有没有劝楚怀王进入秦国——就是这两个重要问题,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说法不同。顺带说一句,这对司马迁是家常便饭,常常同一个人物,同一个场景,在不同的篇目中,就有所出入。往好里说,这是是采用了不同来源,更为丰富立体,往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严谨。

对比之下,司马光就不同。《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处理,往往强调一致性,多种说法只保留一种,其他的说法,会在《资治通鉴考异》有所体现。可以说,这种做法更为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做法,即使宫崎市定等日本历史大家,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欣赏肯定。具体到屈原的处理,姜鹏认为,司马光很可能为了严谨,放弃了选用屈原的史料。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仅是历史学家,他被人们记住,还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家而存在。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权力操作与底层逻辑,有着深刻理解,《资治通鉴》最大价值也在于此。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黑暗的书。恰恰相反,《资治通鉴》并不是一本阴谋教科书。相反,这部书是一本劝人向善的书,其对于君主,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具体而言,比如谈到汉高祖刘邦晚年立太子的事情,也体现了《史记》《资治通鉴》的旨趣不同。大家知道,刘邦晚年宠爱戚夫人,曾想废掉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件事,最后放弃了。为什么放弃,《史记》对此有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其中“商山四皓”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商山四皓,顾名思义,就是隐居商山的四位高人。

这四位高人为什么出场,甚至改变了太子的人选?在《史记》中,吕后听闻刘邦想改立太子,就很着急,情急之下,求教张良。张良是韩国贵族后代,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刘邦对他基本上言听计从。张良最开始拒绝出主意,不得已就说,如果要保太子,需要请出商山的四位隐士。于是,在一番运作之下,这四位隐士真的答应下山,来到太子身边。于是,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刘邦见到太子身边的这四位隐士。你想啊,古代崇老,四个老人家,衣着不凡,头发眉毛都白了,自然很让人好奇。刘邦就问,这是谁?一问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

于是,刘邦他就好奇怪,我以前请你们,你们都不都出山,为什么太子请你们就来了。这四位老人家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意思就是太子已经得到天下人心。刘邦被说得没话说,看到这一情况,因此改变了换太子的想法。

这个故事,司马迁讲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曲折生动,里面人物也各有特色。不过,就是因为太有戏剧性,让司马光就很怀疑,刘邦这样杀伐决断的政治家,怎么会因为四个山野老人的几句话,就改变看法么?于是,在《资治通鉴》中,我们看到,改立太子这件事走不通,关键是来自政治力量的考量。当时朝堂之上,反对废太子的,除了有大夫周昌、儒学大臣叔孙通和留侯张良等,掌握兵权的吕氏集团也让刘邦忌惮。最终,为了政权安定,刘邦就放弃了废太子。

你看,司马光对权力运作的规律掌握得通透,所以写的时候,反而显得没有那么戏剧性,格局也显得不同。对于司马迁这位前辈,司马光也评价他,喜欢采纳奇闻异事,未必靠谱,”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

因此,在司马光的笔下,对比国政,刘邦一时的偏好,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帝王很多时候,反而是最需要克己复礼的人。作为一本帝王教科书,司马光核定史料的标准,其实就体现了他的政治哲学。借助这个案例,姜鹏强调,《史记》是文学家写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写的历史。在司马光的价值排序中,秩序是高于君主的,因此,萧公权、柏杨等人,从现代眼光批判司马光忠君不仅苛责,而且很可能不太正确。

《史记》vs《资治通鉴》,历史的变迁

关于《史记》和《资治通鉴》差异,除了司马光与司马迁个人特点,是不是也是由于历史的变迁?

我想,二者差异,多多少少隐蔽地体现了不同时代士大夫的区别,或者不那么准确地说,汉儒与宋儒的区别——当然,司马迁不是彻底的汉儒,他的父亲司马谈,就带有道家色彩。

司马迁的思考,仍旧带有汉代甚至先秦特征。司马迁的家族本身就是秦人,春秋战国记忆还在,汉代七国之乱刚平定,可以说此刻郡县制还没有彻底执行,昔日贵族封建制的余晖还在。一方面,在君主之上,还有天道,另一方面司马迁家族自命太史公,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史官文化起源于中国巫史文化的传统,这意味着史官具备某种神秘的超越性。史家价值,其实超越朝代更迭。司马迁写史记的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体现了强烈的独立性。

我们日常,都会提到“道理”两字,但是从学术而言,“道”和“理”不同。在汉代,更看重道,后人更看重理,宋代更是臻于化境,才有理学家的说法。在汉代与先秦,道有很多,定义也不同,易经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国学大师钱穆指出,“道是教人该怎样,理是告诉人必这样。”“理是规定一切的,道是完成一切的。”

而在司马光的年代,世家大族经过唐宋已经瓦解,科举成为寒门弟子的晋升通道。宋儒强调理,已经非常理性,仅仅强调天道对于国家治理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更为强调道德教化。《资治通鉴》的本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带有强烈的理学精神。而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也被无限拔高。对比之下,可以说,司马迁与朝廷的关系,并不是密不可分,史官独立性始终存在,他笔下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当朝皇帝汉武帝,在他笔下都不乏卑微滑稽的一面,而项羽李广与郭解等失败者,人格魅力则熠熠生辉。而在司马光,身处宋代士大夫与皇权公天下的黄金时代,他天然是站在与君主朝廷一体的位置思考。

司马迁vs王安石:保守与革新之争

有意思的是,一千年过去了,不少人谈起司马光,除了知道《资治通鉴》,更多还是把他当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人物。也因为在二十世纪,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行情上涨,作为王安石反面的司马光,其名声则显得可疑。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论中,确实可以界定为保守与革新之争,但保守一定不好,革新一定好么?

回到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之前,对于司马光的历史评价,基本是高于王安石。改革或者革命,站在朝廷角度强力推行,却往往成为机会主义的外衣,为践踏传统与权利而铺路,如王安石的豪情状语,比如“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恰恰是司马光所讥讽的那类人,以为靠个人才智就可以脱离历史与传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在世的失败与后代评价的失败,其实在意料之中,也非常公允。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史官的独立,对于中国人说价值非凡。与此同时,任何历史对于中国人都是当代史,都天然带有强烈的现世关怀,这从《史记》与《资治通鉴》,可以说有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思想者。

因此,在强调《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不同之余,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相同甚至传承另一面,那就是对于历史资源或者说传统的尊重。《史记》之后,中华文明完成犹如春天的华丽篇章,英雄的时代逐渐落幕。到了宋代,文明已经进入烂熟的秋天。看起来绚丽,其实已经感到了严冬的临近。在这样的秋天中,司马光之类的谨小慎微,强调德在才先,并不是空疏迂阔抱残守缺,恰恰是为即将而来的寒冬,保留文明的火种。

司马光之类的保守主义,在过去,成为文明的传统根基所在,在未来,甚至很可能也是传统中最值得保留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对他们所保所守不尽赞同,但也不得不看到这一现实,一个社会的顺利转型,其实依赖于能否能否完成传统创造性转化,也许,时代成败,其实就在对于能否从司马迁司马光的经义中汲取更多智慧。虽然,我并不乐观,但是这可能是我们最可能的出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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