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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上市背后最大赢家:如何发现优质“变异”公司?

发布日期:2018-05-04 08:41


眼睛,那是一双如同鹰一般的眼睛,乌黑明亮,仿佛能够看穿一切。当它们直勾勾地盯着你的时候,你很难隐藏什么。

我在北京东北部一间名为“库克”的会议室里注视这双眼睛,想象着它们曾经对视过的创业者:张朝阳、俞永福、梁建章、李学凌、雷军这些如今中国互联网星光熠熠的名字。

43岁的刘芹是这双眼睛的主人。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1998年的搜狐、2000年的携程再到UC、此后的小米,以至于近两年来炙手可热的明星公司快手,背后都有刘芹的影子。他坚信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并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如今科技繁荣的进化时代,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

从刘芹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成功投资人走过的全部历程—他们有着历史赋予的绝佳机遇,同时有强大的好奇心、超前的判断力、极高的情商和耐心,以及面对困境不断焦虑、反省,从而完成自我进化的过程;他们面对的是巨大资金的赌注和一片模糊的未来,他们或许随时准备认输、从零开始,或许收获上百倍的巨大资金回报。另外,还有现在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金钱诱惑和反复无常的人性变化。

1989年秋天,16岁的湖北学生刘芹从武汉来到北京求学。他的父亲是武汉钢铁厂职工,对刘芹能够考上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满意。每年暑假回家,刘芹能够领到36斤“全国粮票”。这所高校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他学习的自动化专业正是该校的王牌专业之一,如果不出意外,钢铁的基因将在这个家族延续。事实上,刘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武钢。

但刘芹不甘于此。高中时候,他读过福特公司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自传,这位美国商业英雄几乎依靠一己之力拯救福特。商业的种子就此在心中埋下。

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开始,所有人都跃跃欲试,投机者不计其数。这是刘芹第二次来到北京,和大多数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样,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对于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这样的环境让他兴奋不已,好奇占据了内心几乎所有空间。这时的刘芹可能还不知道,未来
正是依靠强大的好奇心塑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科技公司格局。

在那个朦胧的市场经济年代,他身边的同学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诸如贩卖旧书、自行车等小生意,刘芹决定承包一部电影赚钱。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直到多年后刘芹回忆起来依旧唏嘘不已。当时,他四处张贴海报宣传电影,准备狠狠赚上一笔。但现实却是一场电影最终只有寥寥20几个人来看,当晚刘芹和同学喝酒,“吐了一个晚上。”这时的刘芹还没有“创业”的概念,只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多方面考虑,现实把他打得惨败。

钢铁的基因没有在刘芹的家族延续。大学毕业后,刘芹第一份工作是在武钢,但他觉得自己要出国学习,回到北京。当备考托福时,“中欧商学院”进入了他的视野,这让他距离自己高中时候的偶像艾柯卡更进一步。

刘芹相信历史创造英雄,而非英雄改写历史。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1999年从中欧商学院毕业后,第一波互联网大潮刚刚来临。他灵敏的嗅觉告诉自己,互联网代表了未来,就像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于是他进入上海一家名为“亿唐”网络兼职,随后由老朋友石建明引荐加入晨兴资本。

在晨兴,刘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价值体系。此前刘芹的下属,现在熊猫资本联合创始人梁维弘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框架。如果有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他,刘芹就会用自己的框架试套一下,如果在框架内,就会投资。”刘芹的商业框架要从物理说起。作为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物理可以解释一切,比如他会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比喻投资:每一家创业公司就像微观世界里的一个粒子,尽管这些粒子都可能整体在向前移动,你不可能同时知道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刘芹的工作则是找到每个正向移动的粒子。正是由于大学时的“自动化工程”专业,让他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数学物理方法。他仔细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总结成为自己的框架: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有收入和利润,收入和利润则来源于公司价值,公司价值由产品和服务承载,产品和服务背后的变化,正是投资人要找到的新的生命力所在,或许是新的技术,或许是其他东西。“世界万物由一个个零件构成,我们需要做的是拆解这些零件,发现新的价值。”他说。

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点点运气。2003年,刘芹与雷军相识。至今,刘芹都感谢雷军曾经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和信心。那是2005年的一天,当刘芹正在开车时,雷军突然打来电话说:“刘芹,我觉得你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投资人。”这句话让刘芹发懵,他当时仅仅是晨兴资本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尽管勤奋,但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而雷军则已功成名就,这种肯定让刘芹更加坚定自己的投资价值观。

此后的刘芹一路风生水起,经过雷军引荐,刘芹投资迅雷、UC、YY。这些投资如今早已让晨兴投资获得不菲回报。

真正让刘芹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小米。也是由于与雷军互相认可,小米在创业之初就找到刘芹,雷军和他打了一个长达12小时的电话,从晚上9点打到早上9点,刘芹认为小米终将是一家“百亿级别”公司。此后的事实众所周知,小米如今估值超过400亿美元。直到现在,谈论小米时,刘芹一直用“我们小米”来解释自己与小米的关系。迎接刘芹的是外界称赞的目光,封面纷至沓来,一些人称他为“投资狙击手”,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有多少项目没有成功,外界根本看不到。”他始终保持着谦虚与克制:“媒体总是放大最好的或者最坏的一面。”

小心谨慎的刘芹还是没有预见到一场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甚至连他都没有想到资本在此后几年展现出来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
晨兴资本在2011年投资易到用车。那时共享经济方兴未艾,Uber尚在起步阶段,而易到用车则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和优质、固定客户群体,刘芹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幸运女神青睐。

但此后的一切却是刘芹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后来者滴滴、快的用近乎100亿美元的融资对其他公司形成碾压式的冲击,市场完全升级为滴滴、快的甚至是其背后腾讯、阿里巴巴对于支付场景的竞争。晨兴资本以前的认知优势和易到的先行者优势在如此大体量的资金冲击下荡然无存。直到后来,刘芹投资了另一家共享打车软件大黄蜂,他建议创始人黎勇劲尽快退出打车市场,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不是创业公司和VC的游戏。”
这段过往让刘芹完成了一次自身的转变。他发现,滴滴和快的只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表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更多货币对应出现在中国。“实际上整个资本的供给从稀缺变成泛滥。”他说。

这种泛滥带来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风险偏好发生重大偏移—投资人变得更愿意冒险。背后的逻辑是:信用越高的人从资本市场拿到的资金就越多,就越敢冒险。这就像人类突然来到了侏罗纪面对恐龙—你突然发现早期投资并不是VC之间的竞争,甚至不是VC与PE的竞争,创投机构有时候是在和最有信用的BAT竞争,而BAT们有着海量的资金。

他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晨兴资本需要进行一次反思和进化。过去的投资路径是:对于行业有明确地早期判断,投入资金,催化创业公司加速成功。在易到用车案例上,刘芹无一例外地做到了,但最后易到却没有完成进化过程。“我们过去的路径完全不适应当时的新场景,我们输的明明白白。”他略带遗憾。

反思过后则是改变。刘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入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论中,他称之为“科技进化论”。刘芹认为,科技的进化就是把技术的演进与生物界进化相对应。就像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再到复杂生命体,一直在变异,优胜劣汰。他永远在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把巴菲特和达尔文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就是晨兴新的方法论。”他重新找到了新的框架。刘芹知道晨兴的优势不在资金,而在于寻找、发现有价值的变异公司。晨兴还在发展新的、更多的年轻力量进入合伙人行列。刘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晨兴资本年龄梯队,他还吸收更年轻的方法论,让投资理念更为多元化,从而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第三,则是逐步把多元化的方法论论贯彻到整个团队。

快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一家有着优质变异基因的公司,我们不想用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分析它缺乏了什么,帮助它补上。”刘芹说。晨兴在早期投资快手,但不久后快手迎来增长瓶颈,用户几乎在一年内没有增长。用刘芹的话说,再不增长,融不到钱,公司就快关门了。刘芹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他和同事张斐、袁野一起帮助快手找来宿华担当公司CEO。宿华在百度有着机器分发的经验,很快就将推荐算法应用到内容分发上,体验立刻得到了改善,用户数据上涨到了此前的100倍以上。

采访即将结束,刘芹又谈到了历史和英雄之间的关系。他始终相信历史在选择英雄:“英雄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有极高的风险偏好,这些人一旦和历史规律吻合,就会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我又盯住了刘芹的眼睛。这双眼睛曾经注视过的创业者们有的已经成功,有的已经失败,从零开始,而刘芹还将用这双眼睛凝视更多的创业者,更多被历史选择的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编辑邮箱:service@or123.top)



眼睛,那是一双如同鹰一般的眼睛,乌黑明亮,仿佛能够看穿一切。当它们直勾勾地盯着你的时候,你很难隐藏什么。

我在北京东北部一间名为“库克”的会议室里注视这双眼睛,想象着它们曾经对视过的创业者:张朝阳、俞永福、梁建章、李学凌、雷军这些如今中国互联网星光熠熠的名字。

43岁的刘芹是这双眼睛的主人。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1998年的搜狐、2000年的携程再到UC、此后的小米,以至于近两年来炙手可热的明星公司快手,背后都有刘芹的影子。他坚信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并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如今科技繁荣的进化时代,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

从刘芹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成功投资人走过的全部历程—他们有着历史赋予的绝佳机遇,同时有强大的好奇心、超前的判断力、极高的情商和耐心,以及面对困境不断焦虑、反省,从而完成自我进化的过程;他们面对的是巨大资金的赌注和一片模糊的未来,他们或许随时准备认输、从零开始,或许收获上百倍的巨大资金回报。另外,还有现在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金钱诱惑和反复无常的人性变化。

1989年秋天,16岁的湖北学生刘芹从武汉来到北京求学。他的父亲是武汉钢铁厂职工,对刘芹能够考上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满意。每年暑假回家,刘芹能够领到36斤“全国粮票”。这所高校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他学习的自动化专业正是该校的王牌专业之一,如果不出意外,钢铁的基因将在这个家族延续。事实上,刘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武钢。

但刘芹不甘于此。高中时候,他读过福特公司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自传,这位美国商业英雄几乎依靠一己之力拯救福特。商业的种子就此在心中埋下。

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开始,所有人都跃跃欲试,投机者不计其数。这是刘芹第二次来到北京,和大多数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样,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对于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这样的环境让他兴奋不已,好奇占据了内心几乎所有空间。这时的刘芹可能还不知道,未来
正是依靠强大的好奇心塑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科技公司格局。

在那个朦胧的市场经济年代,他身边的同学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诸如贩卖旧书、自行车等小生意,刘芹决定承包一部电影赚钱。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直到多年后刘芹回忆起来依旧唏嘘不已。当时,他四处张贴海报宣传电影,准备狠狠赚上一笔。但现实却是一场电影最终只有寥寥20几个人来看,当晚刘芹和同学喝酒,“吐了一个晚上。”这时的刘芹还没有“创业”的概念,只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多方面考虑,现实把他打得惨败。

钢铁的基因没有在刘芹的家族延续。大学毕业后,刘芹第一份工作是在武钢,但他觉得自己要出国学习,回到北京。当备考托福时,“中欧商学院”进入了他的视野,这让他距离自己高中时候的偶像艾柯卡更进一步。

刘芹相信历史创造英雄,而非英雄改写历史。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1999年从中欧商学院毕业后,第一波互联网大潮刚刚来临。他灵敏的嗅觉告诉自己,互联网代表了未来,就像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于是他进入上海一家名为“亿唐”网络兼职,随后由老朋友石建明引荐加入晨兴资本。

在晨兴,刘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价值体系。此前刘芹的下属,现在熊猫资本联合创始人梁维弘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框架。如果有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他,刘芹就会用自己的框架试套一下,如果在框架内,就会投资。”刘芹的商业框架要从物理说起。作为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物理可以解释一切,比如他会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比喻投资:每一家创业公司就像微观世界里的一个粒子,尽管这些粒子都可能整体在向前移动,你不可能同时知道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刘芹的工作则是找到每个正向移动的粒子。正是由于大学时的“自动化工程”专业,让他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数学物理方法。他仔细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总结成为自己的框架: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有收入和利润,收入和利润则来源于公司价值,公司价值由产品和服务承载,产品和服务背后的变化,正是投资人要找到的新的生命力所在,或许是新的技术,或许是其他东西。“世界万物由一个个零件构成,我们需要做的是拆解这些零件,发现新的价值。”他说。

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点点运气。2003年,刘芹与雷军相识。至今,刘芹都感谢雷军曾经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和信心。那是2005年的一天,当刘芹正在开车时,雷军突然打来电话说:“刘芹,我觉得你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投资人。”这句话让刘芹发懵,他当时仅仅是晨兴资本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尽管勤奋,但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而雷军则已功成名就,这种肯定让刘芹更加坚定自己的投资价值观。

此后的刘芹一路风生水起,经过雷军引荐,刘芹投资迅雷、UC、YY。这些投资如今早已让晨兴投资获得不菲回报。

真正让刘芹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小米。也是由于与雷军互相认可,小米在创业之初就找到刘芹,雷军和他打了一个长达12小时的电话,从晚上9点打到早上9点,刘芹认为小米终将是一家“百亿级别”公司。此后的事实众所周知,小米如今估值超过400亿美元。直到现在,谈论小米时,刘芹一直用“我们小米”来解释自己与小米的关系。迎接刘芹的是外界称赞的目光,封面纷至沓来,一些人称他为“投资狙击手”,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有多少项目没有成功,外界根本看不到。”他始终保持着谦虚与克制:“媒体总是放大最好的或者最坏的一面。”

小心谨慎的刘芹还是没有预见到一场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甚至连他都没有想到资本在此后几年展现出来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
晨兴资本在2011年投资易到用车。那时共享经济方兴未艾,Uber尚在起步阶段,而易到用车则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和优质、固定客户群体,刘芹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幸运女神青睐。

但此后的一切却是刘芹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后来者滴滴、快的用近乎100亿美元的融资对其他公司形成碾压式的冲击,市场完全升级为滴滴、快的甚至是其背后腾讯、阿里巴巴对于支付场景的竞争。晨兴资本以前的认知优势和易到的先行者优势在如此大体量的资金冲击下荡然无存。直到后来,刘芹投资了另一家共享打车软件大黄蜂,他建议创始人黎勇劲尽快退出打车市场,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不是创业公司和VC的游戏。”
这段过往让刘芹完成了一次自身的转变。他发现,滴滴和快的只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表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更多货币对应出现在中国。“实际上整个资本的供给从稀缺变成泛滥。”他说。

这种泛滥带来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风险偏好发生重大偏移—投资人变得更愿意冒险。背后的逻辑是:信用越高的人从资本市场拿到的资金就越多,就越敢冒险。这就像人类突然来到了侏罗纪面对恐龙—你突然发现早期投资并不是VC之间的竞争,甚至不是VC与PE的竞争,创投机构有时候是在和最有信用的BAT竞争,而BAT们有着海量的资金。

他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晨兴资本需要进行一次反思和进化。过去的投资路径是:对于行业有明确地早期判断,投入资金,催化创业公司加速成功。在易到用车案例上,刘芹无一例外地做到了,但最后易到却没有完成进化过程。“我们过去的路径完全不适应当时的新场景,我们输的明明白白。”他略带遗憾。

反思过后则是改变。刘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入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论中,他称之为“科技进化论”。刘芹认为,科技的进化就是把技术的演进与生物界进化相对应。就像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再到复杂生命体,一直在变异,优胜劣汰。他永远在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把巴菲特和达尔文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就是晨兴新的方法论。”他重新找到了新的框架。刘芹知道晨兴的优势不在资金,而在于寻找、发现有价值的变异公司。晨兴还在发展新的、更多的年轻力量进入合伙人行列。刘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晨兴资本年龄梯队,他还吸收更年轻的方法论,让投资理念更为多元化,从而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第三,则是逐步把多元化的方法论论贯彻到整个团队。

快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一家有着优质变异基因的公司,我们不想用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分析它缺乏了什么,帮助它补上。”刘芹说。晨兴在早期投资快手,但不久后快手迎来增长瓶颈,用户几乎在一年内没有增长。用刘芹的话说,再不增长,融不到钱,公司就快关门了。刘芹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他和同事张斐、袁野一起帮助快手找来宿华担当公司CEO。宿华在百度有着机器分发的经验,很快就将推荐算法应用到内容分发上,体验立刻得到了改善,用户数据上涨到了此前的100倍以上。

采访即将结束,刘芹又谈到了历史和英雄之间的关系。他始终相信历史在选择英雄:“英雄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有极高的风险偏好,这些人一旦和历史规律吻合,就会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我又盯住了刘芹的眼睛。这双眼睛曾经注视过的创业者们有的已经成功,有的已经失败,从零开始,而刘芹还将用这双眼睛凝视更多的创业者,更多被历史选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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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刘芹是这双眼睛的主人。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1998年的搜狐、2000年的携程再到UC、此后的小米,以至于近两年来炙手可热的明星公司快手,背后都有刘芹的影子。他坚信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并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如今科技繁荣的进化时代,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

从刘芹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成功投资人走过的全部历程—他们有着历史赋予的绝佳机遇,同时有强大的好奇心、超前的判断力、极高的情商和耐心,以及面对困境不断焦虑、反省,从而完成自我进化的过程;他们面对的是巨大资金的赌注和一片模糊的未来,他们或许随时准备认输、从零开始,或许收获上百倍的巨大资金回报。另外,还有现在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金钱诱惑和反复无常的人性变化。

1989年秋天,16岁的湖北学生刘芹从武汉来到北京求学。他的父亲是武汉钢铁厂职工,对刘芹能够考上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满意。每年暑假回家,刘芹能够领到36斤“全国粮票”。这所高校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他学习的自动化专业正是该校的王牌专业之一,如果不出意外,钢铁的基因将在这个家族延续。事实上,刘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武钢。

但刘芹不甘于此。高中时候,他读过福特公司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自传,这位美国商业英雄几乎依靠一己之力拯救福特。商业的种子就此在心中埋下。

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开始,所有人都跃跃欲试,投机者不计其数。这是刘芹第二次来到北京,和大多数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样,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对于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这样的环境让他兴奋不已,好奇占据了内心几乎所有空间。这时的刘芹可能还不知道,未来
正是依靠强大的好奇心塑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科技公司格局。

在那个朦胧的市场经济年代,他身边的同学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诸如贩卖旧书、自行车等小生意,刘芹决定承包一部电影赚钱。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直到多年后刘芹回忆起来依旧唏嘘不已。当时,他四处张贴海报宣传电影,准备狠狠赚上一笔。但现实却是一场电影最终只有寥寥20几个人来看,当晚刘芹和同学喝酒,“吐了一个晚上。”这时的刘芹还没有“创业”的概念,只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多方面考虑,现实把他打得惨败。

钢铁的基因没有在刘芹的家族延续。大学毕业后,刘芹第一份工作是在武钢,但他觉得自己要出国学习,回到北京。当备考托福时,“中欧商学院”进入了他的视野,这让他距离自己高中时候的偶像艾柯卡更进一步。

刘芹相信历史创造英雄,而非英雄改写历史。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1999年从中欧商学院毕业后,第一波互联网大潮刚刚来临。他灵敏的嗅觉告诉自己,互联网代表了未来,就像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于是他进入上海一家名为“亿唐”网络兼职,随后由老朋友石建明引荐加入晨兴资本。

在晨兴,刘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价值体系。此前刘芹的下属,现在熊猫资本联合创始人梁维弘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框架。如果有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他,刘芹就会用自己的框架试套一下,如果在框架内,就会投资。”刘芹的商业框架要从物理说起。作为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物理可以解释一切,比如他会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比喻投资:每一家创业公司就像微观世界里的一个粒子,尽管这些粒子都可能整体在向前移动,你不可能同时知道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刘芹的工作则是找到每个正向移动的粒子。正是由于大学时的“自动化工程”专业,让他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数学物理方法。他仔细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总结成为自己的框架: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有收入和利润,收入和利润则来源于公司价值,公司价值由产品和服务承载,产品和服务背后的变化,正是投资人要找到的新的生命力所在,或许是新的技术,或许是其他东西。“世界万物由一个个零件构成,我们需要做的是拆解这些零件,发现新的价值。”他说。

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点点运气。2003年,刘芹与雷军相识。至今,刘芹都感谢雷军曾经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和信心。那是2005年的一天,当刘芹正在开车时,雷军突然打来电话说:“刘芹,我觉得你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投资人。”这句话让刘芹发懵,他当时仅仅是晨兴资本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尽管勤奋,但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而雷军则已功成名就,这种肯定让刘芹更加坚定自己的投资价值观。

此后的刘芹一路风生水起,经过雷军引荐,刘芹投资迅雷、UC、YY。这些投资如今早已让晨兴投资获得不菲回报。

真正让刘芹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小米。也是由于与雷军互相认可,小米在创业之初就找到刘芹,雷军和他打了一个长达12小时的电话,从晚上9点打到早上9点,刘芹认为小米终将是一家“百亿级别”公司。此后的事实众所周知,小米如今估值超过400亿美元。直到现在,谈论小米时,刘芹一直用“我们小米”来解释自己与小米的关系。迎接刘芹的是外界称赞的目光,封面纷至沓来,一些人称他为“投资狙击手”,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有多少项目没有成功,外界根本看不到。”他始终保持着谦虚与克制:“媒体总是放大最好的或者最坏的一面。”

小心谨慎的刘芹还是没有预见到一场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甚至连他都没有想到资本在此后几年展现出来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
晨兴资本在2011年投资易到用车。那时共享经济方兴未艾,Uber尚在起步阶段,而易到用车则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和优质、固定客户群体,刘芹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幸运女神青睐。

但此后的一切却是刘芹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后来者滴滴、快的用近乎100亿美元的融资对其他公司形成碾压式的冲击,市场完全升级为滴滴、快的甚至是其背后腾讯、阿里巴巴对于支付场景的竞争。晨兴资本以前的认知优势和易到的先行者优势在如此大体量的资金冲击下荡然无存。直到后来,刘芹投资了另一家共享打车软件大黄蜂,他建议创始人黎勇劲尽快退出打车市场,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不是创业公司和VC的游戏。”
这段过往让刘芹完成了一次自身的转变。他发现,滴滴和快的只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表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更多货币对应出现在中国。“实际上整个资本的供给从稀缺变成泛滥。”他说。

这种泛滥带来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风险偏好发生重大偏移—投资人变得更愿意冒险。背后的逻辑是:信用越高的人从资本市场拿到的资金就越多,就越敢冒险。这就像人类突然来到了侏罗纪面对恐龙—你突然发现早期投资并不是VC之间的竞争,甚至不是VC与PE的竞争,创投机构有时候是在和最有信用的BAT竞争,而BAT们有着海量的资金。

他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晨兴资本需要进行一次反思和进化。过去的投资路径是:对于行业有明确地早期判断,投入资金,催化创业公司加速成功。在易到用车案例上,刘芹无一例外地做到了,但最后易到却没有完成进化过程。“我们过去的路径完全不适应当时的新场景,我们输的明明白白。”他略带遗憾。

反思过后则是改变。刘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入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论中,他称之为“科技进化论”。刘芹认为,科技的进化就是把技术的演进与生物界进化相对应。就像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再到复杂生命体,一直在变异,优胜劣汰。他永远在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把巴菲特和达尔文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就是晨兴新的方法论。”他重新找到了新的框架。刘芹知道晨兴的优势不在资金,而在于寻找、发现有价值的变异公司。晨兴还在发展新的、更多的年轻力量进入合伙人行列。刘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晨兴资本年龄梯队,他还吸收更年轻的方法论,让投资理念更为多元化,从而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第三,则是逐步把多元化的方法论论贯彻到整个团队。

快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一家有着优质变异基因的公司,我们不想用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分析它缺乏了什么,帮助它补上。”刘芹说。晨兴在早期投资快手,但不久后快手迎来增长瓶颈,用户几乎在一年内没有增长。用刘芹的话说,再不增长,融不到钱,公司就快关门了。刘芹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他和同事张斐、袁野一起帮助快手找来宿华担当公司CEO。宿华在百度有着机器分发的经验,很快就将推荐算法应用到内容分发上,体验立刻得到了改善,用户数据上涨到了此前的100倍以上。

采访即将结束,刘芹又谈到了历史和英雄之间的关系。他始终相信历史在选择英雄:“英雄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有极高的风险偏好,这些人一旦和历史规律吻合,就会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我又盯住了刘芹的眼睛。这双眼睛曾经注视过的创业者们有的已经成功,有的已经失败,从零开始,而刘芹还将用这双眼睛凝视更多的创业者,更多被历史选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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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05-04 08:41


眼睛,那是一双如同鹰一般的眼睛,乌黑明亮,仿佛能够看穿一切。当它们直勾勾地盯着你的时候,你很难隐藏什么。

我在北京东北部一间名为“库克”的会议室里注视这双眼睛,想象着它们曾经对视过的创业者:张朝阳、俞永福、梁建章、李学凌、雷军这些如今中国互联网星光熠熠的名字。

43岁的刘芹是这双眼睛的主人。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1998年的搜狐、2000年的携程再到UC、此后的小米,以至于近两年来炙手可热的明星公司快手,背后都有刘芹的影子。他坚信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并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如今科技繁荣的进化时代,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

从刘芹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成功投资人走过的全部历程—他们有着历史赋予的绝佳机遇,同时有强大的好奇心、超前的判断力、极高的情商和耐心,以及面对困境不断焦虑、反省,从而完成自我进化的过程;他们面对的是巨大资金的赌注和一片模糊的未来,他们或许随时准备认输、从零开始,或许收获上百倍的巨大资金回报。另外,还有现在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金钱诱惑和反复无常的人性变化。

1989年秋天,16岁的湖北学生刘芹从武汉来到北京求学。他的父亲是武汉钢铁厂职工,对刘芹能够考上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满意。每年暑假回家,刘芹能够领到36斤“全国粮票”。这所高校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他学习的自动化专业正是该校的王牌专业之一,如果不出意外,钢铁的基因将在这个家族延续。事实上,刘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武钢。

但刘芹不甘于此。高中时候,他读过福特公司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自传,这位美国商业英雄几乎依靠一己之力拯救福特。商业的种子就此在心中埋下。

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开始,所有人都跃跃欲试,投机者不计其数。这是刘芹第二次来到北京,和大多数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样,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对于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这样的环境让他兴奋不已,好奇占据了内心几乎所有空间。这时的刘芹可能还不知道,未来
正是依靠强大的好奇心塑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科技公司格局。

在那个朦胧的市场经济年代,他身边的同学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诸如贩卖旧书、自行车等小生意,刘芹决定承包一部电影赚钱。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直到多年后刘芹回忆起来依旧唏嘘不已。当时,他四处张贴海报宣传电影,准备狠狠赚上一笔。但现实却是一场电影最终只有寥寥20几个人来看,当晚刘芹和同学喝酒,“吐了一个晚上。”这时的刘芹还没有“创业”的概念,只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多方面考虑,现实把他打得惨败。

钢铁的基因没有在刘芹的家族延续。大学毕业后,刘芹第一份工作是在武钢,但他觉得自己要出国学习,回到北京。当备考托福时,“中欧商学院”进入了他的视野,这让他距离自己高中时候的偶像艾柯卡更进一步。

刘芹相信历史创造英雄,而非英雄改写历史。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1999年从中欧商学院毕业后,第一波互联网大潮刚刚来临。他灵敏的嗅觉告诉自己,互联网代表了未来,就像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于是他进入上海一家名为“亿唐”网络兼职,随后由老朋友石建明引荐加入晨兴资本。

在晨兴,刘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价值体系。此前刘芹的下属,现在熊猫资本联合创始人梁维弘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框架。如果有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他,刘芹就会用自己的框架试套一下,如果在框架内,就会投资。”刘芹的商业框架要从物理说起。作为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物理可以解释一切,比如他会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比喻投资:每一家创业公司就像微观世界里的一个粒子,尽管这些粒子都可能整体在向前移动,你不可能同时知道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刘芹的工作则是找到每个正向移动的粒子。正是由于大学时的“自动化工程”专业,让他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数学物理方法。他仔细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总结成为自己的框架: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有收入和利润,收入和利润则来源于公司价值,公司价值由产品和服务承载,产品和服务背后的变化,正是投资人要找到的新的生命力所在,或许是新的技术,或许是其他东西。“世界万物由一个个零件构成,我们需要做的是拆解这些零件,发现新的价值。”他说。

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点点运气。2003年,刘芹与雷军相识。至今,刘芹都感谢雷军曾经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和信心。那是2005年的一天,当刘芹正在开车时,雷军突然打来电话说:“刘芹,我觉得你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投资人。”这句话让刘芹发懵,他当时仅仅是晨兴资本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尽管勤奋,但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而雷军则已功成名就,这种肯定让刘芹更加坚定自己的投资价值观。

此后的刘芹一路风生水起,经过雷军引荐,刘芹投资迅雷、UC、YY。这些投资如今早已让晨兴投资获得不菲回报。

真正让刘芹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小米。也是由于与雷军互相认可,小米在创业之初就找到刘芹,雷军和他打了一个长达12小时的电话,从晚上9点打到早上9点,刘芹认为小米终将是一家“百亿级别”公司。此后的事实众所周知,小米如今估值超过400亿美元。直到现在,谈论小米时,刘芹一直用“我们小米”来解释自己与小米的关系。迎接刘芹的是外界称赞的目光,封面纷至沓来,一些人称他为“投资狙击手”,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有多少项目没有成功,外界根本看不到。”他始终保持着谦虚与克制:“媒体总是放大最好的或者最坏的一面。”

小心谨慎的刘芹还是没有预见到一场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甚至连他都没有想到资本在此后几年展现出来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
晨兴资本在2011年投资易到用车。那时共享经济方兴未艾,Uber尚在起步阶段,而易到用车则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和优质、固定客户群体,刘芹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幸运女神青睐。

但此后的一切却是刘芹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后来者滴滴、快的用近乎100亿美元的融资对其他公司形成碾压式的冲击,市场完全升级为滴滴、快的甚至是其背后腾讯、阿里巴巴对于支付场景的竞争。晨兴资本以前的认知优势和易到的先行者优势在如此大体量的资金冲击下荡然无存。直到后来,刘芹投资了另一家共享打车软件大黄蜂,他建议创始人黎勇劲尽快退出打车市场,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不是创业公司和VC的游戏。”
这段过往让刘芹完成了一次自身的转变。他发现,滴滴和快的只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表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更多货币对应出现在中国。“实际上整个资本的供给从稀缺变成泛滥。”他说。

这种泛滥带来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风险偏好发生重大偏移—投资人变得更愿意冒险。背后的逻辑是:信用越高的人从资本市场拿到的资金就越多,就越敢冒险。这就像人类突然来到了侏罗纪面对恐龙—你突然发现早期投资并不是VC之间的竞争,甚至不是VC与PE的竞争,创投机构有时候是在和最有信用的BAT竞争,而BAT们有着海量的资金。

他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晨兴资本需要进行一次反思和进化。过去的投资路径是:对于行业有明确地早期判断,投入资金,催化创业公司加速成功。在易到用车案例上,刘芹无一例外地做到了,但最后易到却没有完成进化过程。“我们过去的路径完全不适应当时的新场景,我们输的明明白白。”他略带遗憾。

反思过后则是改变。刘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入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论中,他称之为“科技进化论”。刘芹认为,科技的进化就是把技术的演进与生物界进化相对应。就像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再到复杂生命体,一直在变异,优胜劣汰。他永远在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把巴菲特和达尔文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就是晨兴新的方法论。”他重新找到了新的框架。刘芹知道晨兴的优势不在资金,而在于寻找、发现有价值的变异公司。晨兴还在发展新的、更多的年轻力量进入合伙人行列。刘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晨兴资本年龄梯队,他还吸收更年轻的方法论,让投资理念更为多元化,从而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第三,则是逐步把多元化的方法论论贯彻到整个团队。

快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一家有着优质变异基因的公司,我们不想用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分析它缺乏了什么,帮助它补上。”刘芹说。晨兴在早期投资快手,但不久后快手迎来增长瓶颈,用户几乎在一年内没有增长。用刘芹的话说,再不增长,融不到钱,公司就快关门了。刘芹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他和同事张斐、袁野一起帮助快手找来宿华担当公司CEO。宿华在百度有着机器分发的经验,很快就将推荐算法应用到内容分发上,体验立刻得到了改善,用户数据上涨到了此前的100倍以上。

采访即将结束,刘芹又谈到了历史和英雄之间的关系。他始终相信历史在选择英雄:“英雄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有极高的风险偏好,这些人一旦和历史规律吻合,就会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我又盯住了刘芹的眼睛。这双眼睛曾经注视过的创业者们有的已经成功,有的已经失败,从零开始,而刘芹还将用这双眼睛凝视更多的创业者,更多被历史选择的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编辑邮箱:service@or123.top)



眼睛,那是一双如同鹰一般的眼睛,乌黑明亮,仿佛能够看穿一切。当它们直勾勾地盯着你的时候,你很难隐藏什么。

我在北京东北部一间名为“库克”的会议室里注视这双眼睛,想象着它们曾经对视过的创业者:张朝阳、俞永福、梁建章、李学凌、雷军这些如今中国互联网星光熠熠的名字。

43岁的刘芹是这双眼睛的主人。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1998年的搜狐、2000年的携程再到UC、此后的小米,以至于近两年来炙手可热的明星公司快手,背后都有刘芹的影子。他坚信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并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如今科技繁荣的进化时代,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

从刘芹的故事中,你可以看到成功投资人走过的全部历程—他们有着历史赋予的绝佳机遇,同时有强大的好奇心、超前的判断力、极高的情商和耐心,以及面对困境不断焦虑、反省,从而完成自我进化的过程;他们面对的是巨大资金的赌注和一片模糊的未来,他们或许随时准备认输、从零开始,或许收获上百倍的巨大资金回报。另外,还有现在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金钱诱惑和反复无常的人性变化。

1989年秋天,16岁的湖北学生刘芹从武汉来到北京求学。他的父亲是武汉钢铁厂职工,对刘芹能够考上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满意。每年暑假回家,刘芹能够领到36斤“全国粮票”。这所高校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他学习的自动化专业正是该校的王牌专业之一,如果不出意外,钢铁的基因将在这个家族延续。事实上,刘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武钢。

但刘芹不甘于此。高中时候,他读过福特公司CEO李·艾柯卡(Lee Iacocca)的自传,这位美国商业英雄几乎依靠一己之力拯救福特。商业的种子就此在心中埋下。

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开始,所有人都跃跃欲试,投机者不计其数。这是刘芹第二次来到北京,和大多数刚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样,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对于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来说,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这样的环境让他兴奋不已,好奇占据了内心几乎所有空间。这时的刘芹可能还不知道,未来
正是依靠强大的好奇心塑造、甚至改变了中国科技公司格局。

在那个朦胧的市场经济年代,他身边的同学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诸如贩卖旧书、自行车等小生意,刘芹决定承包一部电影赚钱。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直到多年后刘芹回忆起来依旧唏嘘不已。当时,他四处张贴海报宣传电影,准备狠狠赚上一笔。但现实却是一场电影最终只有寥寥20几个人来看,当晚刘芹和同学喝酒,“吐了一个晚上。”这时的刘芹还没有“创业”的概念,只知道要想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多方面考虑,现实把他打得惨败。

钢铁的基因没有在刘芹的家族延续。大学毕业后,刘芹第一份工作是在武钢,但他觉得自己要出国学习,回到北京。当备考托福时,“中欧商学院”进入了他的视野,这让他距离自己高中时候的偶像艾柯卡更进一步。

刘芹相信历史创造英雄,而非英雄改写历史。他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当1999年从中欧商学院毕业后,第一波互联网大潮刚刚来临。他灵敏的嗅觉告诉自己,互联网代表了未来,就像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于是他进入上海一家名为“亿唐”网络兼职,随后由老朋友石建明引荐加入晨兴资本。

在晨兴,刘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价值体系。此前刘芹的下属,现在熊猫资本联合创始人梁维弘说:“他有一套自己的框架。如果有一家初创公司找到他,刘芹就会用自己的框架试套一下,如果在框架内,就会投资。”刘芹的商业框架要从物理说起。作为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相信物理可以解释一切,比如他会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比喻投资:每一家创业公司就像微观世界里的一个粒子,尽管这些粒子都可能整体在向前移动,你不可能同时知道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刘芹的工作则是找到每个正向移动的粒子。正是由于大学时的“自动化工程”专业,让他找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数学物理方法。他仔细研究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并总结成为自己的框架: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有收入和利润,收入和利润则来源于公司价值,公司价值由产品和服务承载,产品和服务背后的变化,正是投资人要找到的新的生命力所在,或许是新的技术,或许是其他东西。“世界万物由一个个零件构成,我们需要做的是拆解这些零件,发现新的价值。”他说。

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点点运气。2003年,刘芹与雷军相识。至今,刘芹都感谢雷军曾经给予他莫大的鼓励和信心。那是2005年的一天,当刘芹正在开车时,雷军突然打来电话说:“刘芹,我觉得你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投资人。”这句话让刘芹发懵,他当时仅仅是晨兴资本一名普通的投资经理,尽管勤奋,但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知道未来究竟如何,而雷军则已功成名就,这种肯定让刘芹更加坚定自己的投资价值观。

此后的刘芹一路风生水起,经过雷军引荐,刘芹投资迅雷、UC、YY。这些投资如今早已让晨兴投资获得不菲回报。

真正让刘芹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小米。也是由于与雷军互相认可,小米在创业之初就找到刘芹,雷军和他打了一个长达12小时的电话,从晚上9点打到早上9点,刘芹认为小米终将是一家“百亿级别”公司。此后的事实众所周知,小米如今估值超过400亿美元。直到现在,谈论小米时,刘芹一直用“我们小米”来解释自己与小米的关系。迎接刘芹的是外界称赞的目光,封面纷至沓来,一些人称他为“投资狙击手”,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有多少项目没有成功,外界根本看不到。”他始终保持着谦虚与克制:“媒体总是放大最好的或者最坏的一面。”

小心谨慎的刘芹还是没有预见到一场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甚至连他都没有想到资本在此后几年展现出来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正在等待着他。
晨兴资本在2011年投资易到用车。那时共享经济方兴未艾,Uber尚在起步阶段,而易到用车则已经有了清晰的商业模式和优质、固定客户群体,刘芹觉得自己再一次被幸运女神青睐。

但此后的一切却是刘芹远远没有预料到的。后来者滴滴、快的用近乎100亿美元的融资对其他公司形成碾压式的冲击,市场完全升级为滴滴、快的甚至是其背后腾讯、阿里巴巴对于支付场景的竞争。晨兴资本以前的认知优势和易到的先行者优势在如此大体量的资金冲击下荡然无存。直到后来,刘芹投资了另一家共享打车软件大黄蜂,他建议创始人黎勇劲尽快退出打车市场,因为“这个行业已经不是创业公司和VC的游戏。”
这段过往让刘芹完成了一次自身的转变。他发现,滴滴和快的只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表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所谓量化宽松政策,更多货币对应出现在中国。“实际上整个资本的供给从稀缺变成泛滥。”他说。

这种泛滥带来的结果就是所有人的风险偏好发生重大偏移—投资人变得更愿意冒险。背后的逻辑是:信用越高的人从资本市场拿到的资金就越多,就越敢冒险。这就像人类突然来到了侏罗纪面对恐龙—你突然发现早期投资并不是VC之间的竞争,甚至不是VC与PE的竞争,创投机构有时候是在和最有信用的BAT竞争,而BAT们有着海量的资金。

他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晨兴资本需要进行一次反思和进化。过去的投资路径是:对于行业有明确地早期判断,投入资金,催化创业公司加速成功。在易到用车案例上,刘芹无一例外地做到了,但最后易到却没有完成进化过程。“我们过去的路径完全不适应当时的新场景,我们输的明明白白。”他略带遗憾。

反思过后则是改变。刘芹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加入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方法论中,他称之为“科技进化论”。刘芹认为,科技的进化就是把技术的演进与生物界进化相对应。就像生命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再到复杂生命体,一直在变异,优胜劣汰。他永远在寻找优质的变异公司。“把巴菲特和达尔文的理论结合起来应用就是晨兴新的方法论。”他重新找到了新的框架。刘芹知道晨兴的优势不在资金,而在于寻找、发现有价值的变异公司。晨兴还在发展新的、更多的年轻力量进入合伙人行列。刘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晨兴资本年龄梯队,他还吸收更年轻的方法论,让投资理念更为多元化,从而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第三,则是逐步把多元化的方法论论贯彻到整个团队。

快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一家有着优质变异基因的公司,我们不想用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分析它缺乏了什么,帮助它补上。”刘芹说。晨兴在早期投资快手,但不久后快手迎来增长瓶颈,用户几乎在一年内没有增长。用刘芹的话说,再不增长,融不到钱,公司就快关门了。刘芹没有用钱来解决问题,他和同事张斐、袁野一起帮助快手找来宿华担当公司CEO。宿华在百度有着机器分发的经验,很快就将推荐算法应用到内容分发上,体验立刻得到了改善,用户数据上涨到了此前的100倍以上。

采访即将结束,刘芹又谈到了历史和英雄之间的关系。他始终相信历史在选择英雄:“英雄和普通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有极高的风险偏好,这些人一旦和历史规律吻合,就会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我又盯住了刘芹的眼睛。这双眼睛曾经注视过的创业者们有的已经成功,有的已经失败,从零开始,而刘芹还将用这双眼睛凝视更多的创业者,更多被历史选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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