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开始揣测,禁止用技术手段跟踪个人,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和挽救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拉娜•福鲁哈尔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当今富豪们的力量与过去有所不同吗?最近与硅谷一位著名科技投资者的交谈使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讨论的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的发展,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是如何下降,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是如何加剧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我更沮丧,这激发了我自己的乐观情绪:“好吧,别忘了我们以前曾遏制过垄断权力——想想19世纪的铁路大亨。”对此,这位投资者冷冷地回应道,“没错,但是他们不能左右选举。”

当然,这并不完全正确。据称,铁路大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曾帮助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赢得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斯科特利用他的财富和人脉让海斯获得了南方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后者对其创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支持。交易达成后,海斯乘坐斯科特的私人火车来到华盛顿,4天后宣誓就职。

Facebook、谷歌(Google)或者亚马逊(Amazon)的掌门人的力量真的有什么不同吗?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是肯定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允许他们自下而上地行使权力,这与我们过去看到的任何方式都真正不同。

传统上,经济影响力是自上而下施展的。富人买通媒体和政治体系(通过公开的竞选捐款和更不透明的方法)。有时他们掏钱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就像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现在所做的那样。

他们的钱越多,他们的努力就越成功。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和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学者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展示了在美国金钱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线性。这项研究统计了官方捐款和各种各样的“黑钱”。研究发现,在三个相隔较远的选举时期(1980年、1996年和2012年),主要政党候选人在两党得票率中所占份额与其在竞选总支出中的占比之间的关系大致呈一条直线。作者们写道,这种关系“对参议院来说很明显,对众议院来说紧密得近乎荒谬”。

这可能是美国企业家热情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如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最近在其《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中考察的那样,有充分理由认为美国竞争水平下降可以用政策选择来解释,尤其是那些允许大量正式和非正式政治游说和竞选献金的政策。菲利蓬提出,由于政坛资金较少,欧洲市场实际上比美国市场更自由,企业集中度也较低。

当然,今天的硅谷科技巨头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大举烧钱游说。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新——监视资本主义。他们可以通过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或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产品乃至智慧城市配备的传感器,在线并且(越来越多地)离线跟踪我们每个人。这让他们能够以昔日寡头们想都不敢想的方式分裂和征服我们。

忘掉通过有线电视或向特定政客捐款来影响公众和选举吧。借助监视资本主义,现在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像一粒粒沙子那样分开。这既发生在经济上(基于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同的价格、优惠和信息),也发生在政治上(通过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信息)。我们分享的数据越多,算法就越能预测我们会做什么,并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商家更喜欢的结果。

再加上在谁得到什么信息的问题上完全不透明的事实,你就拥有远远超过昔日巨头的力量。铁路大亨们在“微目标定位”方面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向他们喜欢的政客发放免费乘车卡。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秘密会面。但真正让人们害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平台可以微调算法,让我们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

网上假信息是否真的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或者任何欧洲选举?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事实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经吹嘘他们有能力确定和预测个人行为。这极其令人担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似乎有决心分拆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分拆Facebook不足以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禁止跟踪和微目标定位个人才会解决问题。我曾经认为这样的禁令有些极端。在现阶段,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开始揣测,此举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对于挽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怎样从科技巨头夺回控制权

发布日期:2019-12-11 06:36
摘要:我开始揣测,禁止用技术手段跟踪个人,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和挽救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拉娜•福鲁哈尔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当今富豪们的力量与过去有所不同吗?最近与硅谷一位著名科技投资者的交谈使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讨论的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的发展,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是如何下降,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是如何加剧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我更沮丧,这激发了我自己的乐观情绪:“好吧,别忘了我们以前曾遏制过垄断权力——想想19世纪的铁路大亨。”对此,这位投资者冷冷地回应道,“没错,但是他们不能左右选举。”

当然,这并不完全正确。据称,铁路大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曾帮助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赢得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斯科特利用他的财富和人脉让海斯获得了南方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后者对其创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支持。交易达成后,海斯乘坐斯科特的私人火车来到华盛顿,4天后宣誓就职。

Facebook、谷歌(Google)或者亚马逊(Amazon)的掌门人的力量真的有什么不同吗?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是肯定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允许他们自下而上地行使权力,这与我们过去看到的任何方式都真正不同。

传统上,经济影响力是自上而下施展的。富人买通媒体和政治体系(通过公开的竞选捐款和更不透明的方法)。有时他们掏钱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就像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现在所做的那样。

他们的钱越多,他们的努力就越成功。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和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学者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展示了在美国金钱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线性。这项研究统计了官方捐款和各种各样的“黑钱”。研究发现,在三个相隔较远的选举时期(1980年、1996年和2012年),主要政党候选人在两党得票率中所占份额与其在竞选总支出中的占比之间的关系大致呈一条直线。作者们写道,这种关系“对参议院来说很明显,对众议院来说紧密得近乎荒谬”。

这可能是美国企业家热情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如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最近在其《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中考察的那样,有充分理由认为美国竞争水平下降可以用政策选择来解释,尤其是那些允许大量正式和非正式政治游说和竞选献金的政策。菲利蓬提出,由于政坛资金较少,欧洲市场实际上比美国市场更自由,企业集中度也较低。

当然,今天的硅谷科技巨头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大举烧钱游说。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新——监视资本主义。他们可以通过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或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产品乃至智慧城市配备的传感器,在线并且(越来越多地)离线跟踪我们每个人。这让他们能够以昔日寡头们想都不敢想的方式分裂和征服我们。

忘掉通过有线电视或向特定政客捐款来影响公众和选举吧。借助监视资本主义,现在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像一粒粒沙子那样分开。这既发生在经济上(基于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同的价格、优惠和信息),也发生在政治上(通过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信息)。我们分享的数据越多,算法就越能预测我们会做什么,并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商家更喜欢的结果。

再加上在谁得到什么信息的问题上完全不透明的事实,你就拥有远远超过昔日巨头的力量。铁路大亨们在“微目标定位”方面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向他们喜欢的政客发放免费乘车卡。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秘密会面。但真正让人们害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平台可以微调算法,让我们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

网上假信息是否真的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或者任何欧洲选举?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事实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经吹嘘他们有能力确定和预测个人行为。这极其令人担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似乎有决心分拆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分拆Facebook不足以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禁止跟踪和微目标定位个人才会解决问题。我曾经认为这样的禁令有些极端。在现阶段,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开始揣测,此举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对于挽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我开始揣测,禁止用技术手段跟踪个人,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和挽救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拉娜•福鲁哈尔 报道

OR--商业新媒体 】当今富豪们的力量与过去有所不同吗?最近与硅谷一位著名科技投资者的交谈使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讨论的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的发展,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是如何下降,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是如何加剧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我更沮丧,这激发了我自己的乐观情绪:“好吧,别忘了我们以前曾遏制过垄断权力——想想19世纪的铁路大亨。”对此,这位投资者冷冷地回应道,“没错,但是他们不能左右选举。”

当然,这并不完全正确。据称,铁路大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曾帮助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赢得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斯科特利用他的财富和人脉让海斯获得了南方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后者对其创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支持。交易达成后,海斯乘坐斯科特的私人火车来到华盛顿,4天后宣誓就职。

Facebook、谷歌(Google)或者亚马逊(Amazon)的掌门人的力量真的有什么不同吗?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是肯定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允许他们自下而上地行使权力,这与我们过去看到的任何方式都真正不同。

传统上,经济影响力是自上而下施展的。富人买通媒体和政治体系(通过公开的竞选捐款和更不透明的方法)。有时他们掏钱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就像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现在所做的那样。

他们的钱越多,他们的努力就越成功。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和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学者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展示了在美国金钱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线性。这项研究统计了官方捐款和各种各样的“黑钱”。研究发现,在三个相隔较远的选举时期(1980年、1996年和2012年),主要政党候选人在两党得票率中所占份额与其在竞选总支出中的占比之间的关系大致呈一条直线。作者们写道,这种关系“对参议院来说很明显,对众议院来说紧密得近乎荒谬”。

这可能是美国企业家热情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如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最近在其《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中考察的那样,有充分理由认为美国竞争水平下降可以用政策选择来解释,尤其是那些允许大量正式和非正式政治游说和竞选献金的政策。菲利蓬提出,由于政坛资金较少,欧洲市场实际上比美国市场更自由,企业集中度也较低。

当然,今天的硅谷科技巨头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大举烧钱游说。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新——监视资本主义。他们可以通过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或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产品乃至智慧城市配备的传感器,在线并且(越来越多地)离线跟踪我们每个人。这让他们能够以昔日寡头们想都不敢想的方式分裂和征服我们。

忘掉通过有线电视或向特定政客捐款来影响公众和选举吧。借助监视资本主义,现在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像一粒粒沙子那样分开。这既发生在经济上(基于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同的价格、优惠和信息),也发生在政治上(通过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信息)。我们分享的数据越多,算法就越能预测我们会做什么,并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商家更喜欢的结果。

再加上在谁得到什么信息的问题上完全不透明的事实,你就拥有远远超过昔日巨头的力量。铁路大亨们在“微目标定位”方面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向他们喜欢的政客发放免费乘车卡。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秘密会面。但真正让人们害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平台可以微调算法,让我们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

网上假信息是否真的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或者任何欧洲选举?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事实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经吹嘘他们有能力确定和预测个人行为。这极其令人担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似乎有决心分拆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分拆Facebook不足以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禁止跟踪和微目标定位个人才会解决问题。我曾经认为这样的禁令有些极端。在现阶段,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开始揣测,此举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对于挽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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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的发展,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是如何下降,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是如何加剧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我更沮丧,这激发了我自己的乐观情绪:“好吧,别忘了我们以前曾遏制过垄断权力——想想19世纪的铁路大亨。”对此,这位投资者冷冷地回应道,“没错,但是他们不能左右选举。”

当然,这并不完全正确。据称,铁路大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曾帮助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赢得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斯科特利用他的财富和人脉让海斯获得了南方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后者对其创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支持。交易达成后,海斯乘坐斯科特的私人火车来到华盛顿,4天后宣誓就职。

Facebook、谷歌(Google)或者亚马逊(Amazon)的掌门人的力量真的有什么不同吗?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是肯定的。他们的商业模式允许他们自下而上地行使权力,这与我们过去看到的任何方式都真正不同。

传统上,经济影响力是自上而下施展的。富人买通媒体和政治体系(通过公开的竞选捐款和更不透明的方法)。有时他们掏钱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就像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现在所做的那样。

他们的钱越多,他们的努力就越成功。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和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学者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展示了在美国金钱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线性。这项研究统计了官方捐款和各种各样的“黑钱”。研究发现,在三个相隔较远的选举时期(1980年、1996年和2012年),主要政党候选人在两党得票率中所占份额与其在竞选总支出中的占比之间的关系大致呈一条直线。作者们写道,这种关系“对参议院来说很明显,对众议院来说紧密得近乎荒谬”。

这可能是美国企业家热情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如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最近在其《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中考察的那样,有充分理由认为美国竞争水平下降可以用政策选择来解释,尤其是那些允许大量正式和非正式政治游说和竞选献金的政策。菲利蓬提出,由于政坛资金较少,欧洲市场实际上比美国市场更自由,企业集中度也较低。

当然,今天的硅谷科技巨头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大举烧钱游说。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新——监视资本主义。他们可以通过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或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产品乃至智慧城市配备的传感器,在线并且(越来越多地)离线跟踪我们每个人。这让他们能够以昔日寡头们想都不敢想的方式分裂和征服我们。

忘掉通过有线电视或向特定政客捐款来影响公众和选举吧。借助监视资本主义,现在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像一粒粒沙子那样分开。这既发生在经济上(基于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同的价格、优惠和信息),也发生在政治上(通过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信息)。我们分享的数据越多,算法就越能预测我们会做什么,并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商家更喜欢的结果。

再加上在谁得到什么信息的问题上完全不透明的事实,你就拥有远远超过昔日巨头的力量。铁路大亨们在“微目标定位”方面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向他们喜欢的政客发放免费乘车卡。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秘密会面。但真正让人们害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平台可以微调算法,让我们有不同的感觉,甚至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

网上假信息是否真的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或者任何欧洲选举?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事实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经吹嘘他们有能力确定和预测个人行为。这极其令人担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似乎有决心分拆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分拆Facebook不足以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禁止跟踪和微目标定位个人才会解决问题。我曾经认为这样的禁令有些极端。在现阶段,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开始揣测,此举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对于挽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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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20年的发展,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是如何下降,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是如何加剧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我更沮丧,这激发了我自己的乐观情绪:“好吧,别忘了我们以前曾遏制过垄断权力——想想19世纪的铁路大亨。”对此,这位投资者冷冷地回应道,“没错,但是他们不能左右选举。”

当然,这并不完全正确。据称,铁路大亨托马斯•斯科特(Thomas Scott)曾帮助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赢得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斯科特利用他的财富和人脉让海斯获得了南方的政治支持,以换取后者对其创建第二条横贯大陆铁路的支持。交易达成后,海斯乘坐斯科特的私人火车来到华盛顿,4天后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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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经济影响力是自上而下施展的。富人买通媒体和政治体系(通过公开的竞选捐款和更不透明的方法)。有时他们掏钱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就像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现在所做的那样。

他们的钱越多,他们的努力就越成功。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和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学者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展示了在美国金钱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线性。这项研究统计了官方捐款和各种各样的“黑钱”。研究发现,在三个相隔较远的选举时期(1980年、1996年和2012年),主要政党候选人在两党得票率中所占份额与其在竞选总支出中的占比之间的关系大致呈一条直线。作者们写道,这种关系“对参议院来说很明显,对众议院来说紧密得近乎荒谬”。

这可能是美国企业家热情下降的原因之一。正如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最近在其《大逆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中考察的那样,有充分理由认为美国竞争水平下降可以用政策选择来解释,尤其是那些允许大量正式和非正式政治游说和竞选献金的政策。菲利蓬提出,由于政坛资金较少,欧洲市场实际上比美国市场更自由,企业集中度也较低。

当然,今天的硅谷科技巨头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都大举烧钱游说。但是他们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那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创新——监视资本主义。他们可以通过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或者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产品乃至智慧城市配备的传感器,在线并且(越来越多地)离线跟踪我们每个人。这让他们能够以昔日寡头们想都不敢想的方式分裂和征服我们。

忘掉通过有线电视或向特定政客捐款来影响公众和选举吧。借助监视资本主义,现在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像一粒粒沙子那样分开。这既发生在经济上(基于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同的价格、优惠和信息),也发生在政治上(通过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信息)。我们分享的数据越多,算法就越能预测我们会做什么,并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商家更喜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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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假信息是否真的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或者任何欧洲选举?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事实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经吹嘘他们有能力确定和预测个人行为。这极其令人担忧。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似乎有决心分拆大型科技公司。但是分拆Facebook不足以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有禁止跟踪和微目标定位个人才会解决问题。我曾经认为这样的禁令有些极端。在现阶段,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也开始揣测,此举对于恢复美国的竞争,对于挽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信任是不是绝对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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