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自由民主国家当今的种种问题,需要做的是以前做过的事情:改革资本主义。具体而言,可以从五个政策领域着手。



撰文 | 沃尔夫

OR--商业新媒体 】“倘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富裕阶级和贫穷阶级)之和,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分析希腊城邦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所称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其中产阶级的人数。并非巧合的是,美国和英国是西方高收入国家里最不平等的两个国家;二者都是长期稳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被煽动性言论摆布。我们正在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参见图表)

今年9月,我在对“被操纵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后总结说:“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分享利益。结果我们日益看到的似乎是不稳定的食利资本主义、被削弱的竞争、生产率增长低迷、不平等程度加剧,而且不是巧合的是,民主日益退化。”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答案不是推翻市场经济,逆转全球化或停止技术变革。我们要做的是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改革资本主义。这是我最近在与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辩论应不应该拯救自由资本主义时提出的论点。我当时提出,事实上,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写,“如果我们希望一切维持原样,那么一切都得改变。”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拥抱改变。以下是需要着手的五个政策领域。

一,竞争。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的精彩著作《大逆转》(Great Reversal)展示了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何种程度。这并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而是政策选择——尤其是放弃了积极的竞争政策——造成的。美国市场竞争力下降:行业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也过高。而且这种缺乏竞争已经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的利益:它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拉塞尔•琼斯(Russell Jones)和约翰•卢埃林(John Llewellyn)在一篇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论文中指出,英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加价程度也在上升。这篇论文收录于一部宝贵的文集《英国退欧之后:一份英国经济改革方案》(Beyond Brexit: A Programme for UK Economic Reform)。

过去10年期间,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Facebook,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合计在全球进行了400多次收购。不应放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随意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如此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力量是不可接受的。整顿竞争政策应该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并购需要有恰当的理由。

第二,金融。菲利蓬教授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尽管科技进步了,但是140多年来,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令人哀叹的是,这一成本的停滞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还有证据表明,当今的信贷和债务简直太多了。在这方面,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是存在的:大幅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同时减少指令性干预;而更关键的是取消利息可抵税的待遇,从而使负债融资与股权融资处于平等地位。

第三,公司。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它也是一个享有很高特权的实体。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正如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在《有目的企业的原则》(Principles for Purposeful Business)报告中所指出的,“企业的目的是以盈利的方式解决人和地球的问题,而不是获利于造成问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只靠监管来保护我们免受短视商业行为的影响也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当企业运用其强大资源在另一面游说的情况下。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以实现所需的改变。

第四,不平等。正如亚里士多德警告的那样,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削弱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的《松绑: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用令人信服的细节把这些说得非常清楚。解决不平等需要一套政策组合:积极主动的竞争政策;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比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现行制度更加公平的税收分担;增加教育支出,尤其是针对低龄儿童的教育;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结合体面的最低工资和税收抵免。美国的壮年劳动力参与率并不高,尽管劳动力市场不受管制,而且只有最低限度的福利制度。得到好得多的结局是有可能的。

最后,我们的民主国家需要整修。最重要的担忧很可能是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媒体的运作方式。目前的现实是政界人士可以被金钱收买。这是富豪统治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假新闻——与现任美国总统所指的“假新闻”词义相反——的恶性影响也非常明显。我们需要为各政党提供公共资金,对私人献金完全透明,并且更多地使用协商论坛。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因此这项事业是意义重大的,也很紧迫。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问题了,必须改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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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资本主义

发布日期:2019-12-06 06:52
摘要:面对自由民主国家当今的种种问题,需要做的是以前做过的事情:改革资本主义。具体而言,可以从五个政策领域着手。



撰文 | 沃尔夫

OR--商业新媒体 】“倘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富裕阶级和贫穷阶级)之和,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分析希腊城邦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所称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其中产阶级的人数。并非巧合的是,美国和英国是西方高收入国家里最不平等的两个国家;二者都是长期稳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被煽动性言论摆布。我们正在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参见图表)

今年9月,我在对“被操纵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后总结说:“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分享利益。结果我们日益看到的似乎是不稳定的食利资本主义、被削弱的竞争、生产率增长低迷、不平等程度加剧,而且不是巧合的是,民主日益退化。”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答案不是推翻市场经济,逆转全球化或停止技术变革。我们要做的是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改革资本主义。这是我最近在与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辩论应不应该拯救自由资本主义时提出的论点。我当时提出,事实上,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写,“如果我们希望一切维持原样,那么一切都得改变。”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拥抱改变。以下是需要着手的五个政策领域。

一,竞争。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的精彩著作《大逆转》(Great Reversal)展示了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何种程度。这并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而是政策选择——尤其是放弃了积极的竞争政策——造成的。美国市场竞争力下降:行业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也过高。而且这种缺乏竞争已经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的利益:它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拉塞尔•琼斯(Russell Jones)和约翰•卢埃林(John Llewellyn)在一篇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论文中指出,英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加价程度也在上升。这篇论文收录于一部宝贵的文集《英国退欧之后:一份英国经济改革方案》(Beyond Brexit: A Programme for UK Economic Reform)。

过去10年期间,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Facebook,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合计在全球进行了400多次收购。不应放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随意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如此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力量是不可接受的。整顿竞争政策应该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并购需要有恰当的理由。

第二,金融。菲利蓬教授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尽管科技进步了,但是140多年来,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令人哀叹的是,这一成本的停滞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还有证据表明,当今的信贷和债务简直太多了。在这方面,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是存在的:大幅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同时减少指令性干预;而更关键的是取消利息可抵税的待遇,从而使负债融资与股权融资处于平等地位。

第三,公司。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它也是一个享有很高特权的实体。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正如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在《有目的企业的原则》(Principles for Purposeful Business)报告中所指出的,“企业的目的是以盈利的方式解决人和地球的问题,而不是获利于造成问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只靠监管来保护我们免受短视商业行为的影响也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当企业运用其强大资源在另一面游说的情况下。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以实现所需的改变。

第四,不平等。正如亚里士多德警告的那样,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削弱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的《松绑: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用令人信服的细节把这些说得非常清楚。解决不平等需要一套政策组合:积极主动的竞争政策;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比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现行制度更加公平的税收分担;增加教育支出,尤其是针对低龄儿童的教育;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结合体面的最低工资和税收抵免。美国的壮年劳动力参与率并不高,尽管劳动力市场不受管制,而且只有最低限度的福利制度。得到好得多的结局是有可能的。

最后,我们的民主国家需要整修。最重要的担忧很可能是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媒体的运作方式。目前的现实是政界人士可以被金钱收买。这是富豪统治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假新闻——与现任美国总统所指的“假新闻”词义相反——的恶性影响也非常明显。我们需要为各政党提供公共资金,对私人献金完全透明,并且更多地使用协商论坛。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因此这项事业是意义重大的,也很紧迫。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问题了,必须改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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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我在对“被操纵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后总结说:“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分享利益。结果我们日益看到的似乎是不稳定的食利资本主义、被削弱的竞争、生产率增长低迷、不平等程度加剧,而且不是巧合的是,民主日益退化。”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答案不是推翻市场经济,逆转全球化或停止技术变革。我们要做的是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改革资本主义。这是我最近在与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辩论应不应该拯救自由资本主义时提出的论点。我当时提出,事实上,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写,“如果我们希望一切维持原样,那么一切都得改变。”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拥抱改变。以下是需要着手的五个政策领域。

一,竞争。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的精彩著作《大逆转》(Great Reversal)展示了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何种程度。这并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而是政策选择——尤其是放弃了积极的竞争政策——造成的。美国市场竞争力下降:行业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也过高。而且这种缺乏竞争已经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的利益:它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拉塞尔•琼斯(Russell Jones)和约翰•卢埃林(John Llewellyn)在一篇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论文中指出,英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加价程度也在上升。这篇论文收录于一部宝贵的文集《英国退欧之后:一份英国经济改革方案》(Beyond Brexit: A Programme for UK Economic Reform)。

过去10年期间,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Facebook,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合计在全球进行了400多次收购。不应放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随意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如此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力量是不可接受的。整顿竞争政策应该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并购需要有恰当的理由。

第二,金融。菲利蓬教授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尽管科技进步了,但是140多年来,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令人哀叹的是,这一成本的停滞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还有证据表明,当今的信贷和债务简直太多了。在这方面,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是存在的:大幅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同时减少指令性干预;而更关键的是取消利息可抵税的待遇,从而使负债融资与股权融资处于平等地位。

第三,公司。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它也是一个享有很高特权的实体。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正如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在《有目的企业的原则》(Principles for Purposeful Business)报告中所指出的,“企业的目的是以盈利的方式解决人和地球的问题,而不是获利于造成问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只靠监管来保护我们免受短视商业行为的影响也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当企业运用其强大资源在另一面游说的情况下。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以实现所需的改变。

第四,不平等。正如亚里士多德警告的那样,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削弱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的《松绑: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用令人信服的细节把这些说得非常清楚。解决不平等需要一套政策组合:积极主动的竞争政策;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比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现行制度更加公平的税收分担;增加教育支出,尤其是针对低龄儿童的教育;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结合体面的最低工资和税收抵免。美国的壮年劳动力参与率并不高,尽管劳动力市场不受管制,而且只有最低限度的福利制度。得到好得多的结局是有可能的。

最后,我们的民主国家需要整修。最重要的担忧很可能是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媒体的运作方式。目前的现实是政界人士可以被金钱收买。这是富豪统治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假新闻——与现任美国总统所指的“假新闻”词义相反——的恶性影响也非常明显。我们需要为各政党提供公共资金,对私人献金完全透明,并且更多地使用协商论坛。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因此这项事业是意义重大的,也很紧迫。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问题了,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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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沃尔夫

OR--商业新媒体 】“倘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它两个部分(富裕阶级和贫穷阶级)之和,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分析希腊城邦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现在所称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其中产阶级的人数。并非巧合的是,美国和英国是西方高收入国家里最不平等的两个国家;二者都是长期稳定的民主国家,现在却被煽动性言论摆布。我们正在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是对的。(参见图表)

今年9月,我在对“被操纵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后总结说:“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分享利益。结果我们日益看到的似乎是不稳定的食利资本主义、被削弱的竞争、生产率增长低迷、不平等程度加剧,而且不是巧合的是,民主日益退化。”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答案不是推翻市场经济,逆转全球化或停止技术变革。我们要做的是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改革资本主义。这是我最近在与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辩论应不应该拯救自由资本主义时提出的论点。我当时提出,事实上,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写,“如果我们希望一切维持原样,那么一切都得改变。”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拥抱改变。以下是需要着手的五个政策领域。

一,竞争。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的精彩著作《大逆转》(Great Reversal)展示了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何种程度。这并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而是政策选择——尤其是放弃了积极的竞争政策——造成的。美国市场竞争力下降:行业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也过高。而且这种缺乏竞争已经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的利益:它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拉塞尔•琼斯(Russell Jones)和约翰•卢埃林(John Llewellyn)在一篇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论文中指出,英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加价程度也在上升。这篇论文收录于一部宝贵的文集《英国退欧之后:一份英国经济改革方案》(Beyond Brexit: A Programme for UK Economic Reform)。

过去10年期间,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Facebook,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合计在全球进行了400多次收购。不应放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随意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如此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力量是不可接受的。整顿竞争政策应该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并购需要有恰当的理由。

第二,金融。菲利蓬教授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尽管科技进步了,但是140多年来,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令人哀叹的是,这一成本的停滞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还有证据表明,当今的信贷和债务简直太多了。在这方面,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是存在的:大幅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同时减少指令性干预;而更关键的是取消利息可抵税的待遇,从而使负债融资与股权融资处于平等地位。

第三,公司。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它也是一个享有很高特权的实体。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正如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在《有目的企业的原则》(Principles for Purposeful Business)报告中所指出的,“企业的目的是以盈利的方式解决人和地球的问题,而不是获利于造成问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只靠监管来保护我们免受短视商业行为的影响也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当企业运用其强大资源在另一面游说的情况下。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以实现所需的改变。

第四,不平等。正如亚里士多德警告的那样,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削弱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的《松绑: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用令人信服的细节把这些说得非常清楚。解决不平等需要一套政策组合:积极主动的竞争政策;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比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现行制度更加公平的税收分担;增加教育支出,尤其是针对低龄儿童的教育;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结合体面的最低工资和税收抵免。美国的壮年劳动力参与率并不高,尽管劳动力市场不受管制,而且只有最低限度的福利制度。得到好得多的结局是有可能的。

最后,我们的民主国家需要整修。最重要的担忧很可能是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媒体的运作方式。目前的现实是政界人士可以被金钱收买。这是富豪统治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假新闻——与现任美国总统所指的“假新闻”词义相反——的恶性影响也非常明显。我们需要为各政党提供公共资金,对私人献金完全透明,并且更多地使用协商论坛。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因此这项事业是意义重大的,也很紧迫。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问题了,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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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我在对“被操纵的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后总结说:“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每个人都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分享利益。结果我们日益看到的似乎是不稳定的食利资本主义、被削弱的竞争、生产率增长低迷、不平等程度加剧,而且不是巧合的是,民主日益退化。”那么,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答案不是推翻市场经济,逆转全球化或停止技术变革。我们要做的是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改革资本主义。这是我最近在与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辩论应不应该拯救自由资本主义时提出的论点。我当时提出,事实上,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写,“如果我们希望一切维持原样,那么一切都得改变。”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就必须拥抱改变。以下是需要着手的五个政策领域。

一,竞争。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的精彩著作《大逆转》(Great Reversal)展示了竞争在美国已经减弱到何种程度。这并不是不可抗力的结果,而是政策选择——尤其是放弃了积极的竞争政策——造成的。美国市场竞争力下降:行业集中度高,领军企业地位固化,它们的利润率也过高。而且这种缺乏竞争已经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员工的利益:它导致价格上涨、投资减少和生产率增速下滑。拉塞尔•琼斯(Russell Jones)和约翰•卢埃林(John Llewellyn)在一篇关于减少不平等的论文中指出,英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加价程度也在上升。这篇论文收录于一部宝贵的文集《英国退欧之后:一份英国经济改革方案》(Beyond Brexit: A Programme for UK Economic Reform)。

过去10年期间,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Facebook,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合计在全球进行了400多次收购。不应放任这些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随意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如此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力量是不可接受的。整顿竞争政策应该始于这样一个假设:并购需要有恰当的理由。

第二,金融。菲利蓬教授最惊人的结论之一是,尽管科技进步了,但是140多年来,金融中介的单位成本在美国一直没有降低。令人哀叹的是,这一成本的停滞并不意味着金融稳定。还有证据表明,当今的信贷和债务简直太多了。在这方面,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是存在的:大幅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同时减少指令性干预;而更关键的是取消利息可抵税的待遇,从而使负债融资与股权融资处于平等地位。

第三,公司。有限责任股份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它也是一个享有很高特权的实体。狭隘地专注于最大化股东价值已加剧了种种不良影响。正如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在《有目的企业的原则》(Principles for Purposeful Business)报告中所指出的,“企业的目的是以盈利的方式解决人和地球的问题,而不是获利于造成问题。”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只靠监管来保护我们免受短视商业行为的影响也是没有希望的,尤其是当企业运用其强大资源在另一面游说的情况下。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新的法律以实现所需的改变。

第四,不平等。正如亚里士多德警告的那样,超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让政治更加对立,减弱社会流动性;削弱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的《松绑: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用令人信服的细节把这些说得非常清楚。解决不平等需要一套政策组合:积极主动的竞争政策;打击避税和逃税行为;比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现行制度更加公平的税收分担;增加教育支出,尤其是针对低龄儿童的教育;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结合体面的最低工资和税收抵免。美国的壮年劳动力参与率并不高,尽管劳动力市场不受管制,而且只有最低限度的福利制度。得到好得多的结局是有可能的。

最后,我们的民主国家需要整修。最重要的担忧很可能是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媒体的运作方式。目前的现实是政界人士可以被金钱收买。这是富豪统治制度,而不是民主制度。假新闻——与现任美国总统所指的“假新闻”词义相反——的恶性影响也非常明显。我们需要为各政党提供公共资金,对私人献金完全透明,并且更多地使用协商论坛。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在其他方面需要的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一切维持原状,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表现很可能会更糟糕,直到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或全部,或部分。因此这项事业是意义重大的,也很紧迫。我们绝不能接受现状。现状已经出问题了,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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