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撰文 | 沈燕

OR--商业新媒体 】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在需要降杠杆、防风险情况下,主流观点仍然希望‘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实际上是进一步放水)。我认为这是抱薪救火!”贺铿称,“十年来宏观调控南辕北辙。一直沿着继续扩张财政、扩张货币的路子越走越远,这是经济长期下行且不见好转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二、二”: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乏力,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下行两个周期叠加,压力加大;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宏观调控进入两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过度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三架马车”乏力明显。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明显下降。1-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与2010年经济下行前比较,下降了一半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10月同比增长5.2%,只相当于经济下行前五年(2005-2009每)年平均增长率26.12%的20%不到。外贸,1-10月进出口增速2.4%,只相当于经济下行之前的年平均增速的十分之一不到。

“从这些数字分析,我很难得出GDP有6%以上的增长。”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称。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为纪录新低。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去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为2012年1月以来最高(当时为4.5%)。

**经济下行原因和对策**

他分析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缓慢下行了10年,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底。原因是什么?宏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们都没有深入探索。简单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致。

中等收入陷阱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但他始终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分配结构扭曲。每年创造的财富(GDP)大量沉淀在钢筋混凝土之中,回收期很长,有些根本回收不了。资本形成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居民收入差距太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贺铿称。

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教条主义。要像马克思研究“两大部类”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要像弗瑞希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努力做到调控措施精准。

对于2020年经济走势,贺铿基本赞同清华大学魏杰教授的四点研判,即仍然是还债高峰期、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仍然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仍然是贸易战引起的新开放格局调整的一年。

但是,针对每一个判断相应地提出来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明年的外贸情况可能会比今年好一点,但货币不可以太松。要继续把防风险当作攻坚战来打,尤其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

他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思路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贺铿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继续减税降费,加强供给侧改革。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要进一步厉行节约,反对炫富和铺张浪费,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千方百计提升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

他并提到,政策要稳定、简单、透明。尤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总在变动之中,要一以贯之。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揺”,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

贺铿并说,改善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废话。政策既要具体明确,又要言简意陔,要便于落地执行。

“救弊一定要‘塞其起弊之源’,振兴经济一定要有政通人和的环境。让大家提意见,共同想办法。群策群力,因地制宜。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也要防止职责不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地方,各机构互相监督,运转有序。这样国民经济自然可以慢慢地好起来。”贺铿称。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松动的呼声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撰文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这必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现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如果是“两害”,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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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放水无异于“抱薪救火”

发布日期:2019-12-04 12:21
摘要: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撰文 | 沈燕

OR--商业新媒体 】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在需要降杠杆、防风险情况下,主流观点仍然希望‘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实际上是进一步放水)。我认为这是抱薪救火!”贺铿称,“十年来宏观调控南辕北辙。一直沿着继续扩张财政、扩张货币的路子越走越远,这是经济长期下行且不见好转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二、二”: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乏力,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下行两个周期叠加,压力加大;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宏观调控进入两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过度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三架马车”乏力明显。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明显下降。1-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与2010年经济下行前比较,下降了一半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10月同比增长5.2%,只相当于经济下行前五年(2005-2009每)年平均增长率26.12%的20%不到。外贸,1-10月进出口增速2.4%,只相当于经济下行之前的年平均增速的十分之一不到。

“从这些数字分析,我很难得出GDP有6%以上的增长。”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称。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为纪录新低。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去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为2012年1月以来最高(当时为4.5%)。

**经济下行原因和对策**

他分析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缓慢下行了10年,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底。原因是什么?宏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们都没有深入探索。简单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致。

中等收入陷阱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但他始终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分配结构扭曲。每年创造的财富(GDP)大量沉淀在钢筋混凝土之中,回收期很长,有些根本回收不了。资本形成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居民收入差距太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贺铿称。

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教条主义。要像马克思研究“两大部类”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要像弗瑞希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努力做到调控措施精准。

对于2020年经济走势,贺铿基本赞同清华大学魏杰教授的四点研判,即仍然是还债高峰期、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仍然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仍然是贸易战引起的新开放格局调整的一年。

但是,针对每一个判断相应地提出来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明年的外贸情况可能会比今年好一点,但货币不可以太松。要继续把防风险当作攻坚战来打,尤其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

他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思路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贺铿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继续减税降费,加强供给侧改革。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要进一步厉行节约,反对炫富和铺张浪费,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千方百计提升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

他并提到,政策要稳定、简单、透明。尤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总在变动之中,要一以贯之。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揺”,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

贺铿并说,改善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废话。政策既要具体明确,又要言简意陔,要便于落地执行。

“救弊一定要‘塞其起弊之源’,振兴经济一定要有政通人和的环境。让大家提意见,共同想办法。群策群力,因地制宜。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也要防止职责不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地方,各机构互相监督,运转有序。这样国民经济自然可以慢慢地好起来。”贺铿称。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松动的呼声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撰文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这必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现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如果是“两害”,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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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沈燕

OR--商业新媒体 】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在需要降杠杆、防风险情况下,主流观点仍然希望‘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实际上是进一步放水)。我认为这是抱薪救火!”贺铿称,“十年来宏观调控南辕北辙。一直沿着继续扩张财政、扩张货币的路子越走越远,这是经济长期下行且不见好转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二、二”: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乏力,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下行两个周期叠加,压力加大;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宏观调控进入两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过度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三架马车”乏力明显。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明显下降。1-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与2010年经济下行前比较,下降了一半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10月同比增长5.2%,只相当于经济下行前五年(2005-2009每)年平均增长率26.12%的20%不到。外贸,1-10月进出口增速2.4%,只相当于经济下行之前的年平均增速的十分之一不到。

“从这些数字分析,我很难得出GDP有6%以上的增长。”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称。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为纪录新低。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去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为2012年1月以来最高(当时为4.5%)。

**经济下行原因和对策**

他分析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缓慢下行了10年,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底。原因是什么?宏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们都没有深入探索。简单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致。

中等收入陷阱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但他始终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分配结构扭曲。每年创造的财富(GDP)大量沉淀在钢筋混凝土之中,回收期很长,有些根本回收不了。资本形成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居民收入差距太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贺铿称。

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教条主义。要像马克思研究“两大部类”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要像弗瑞希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努力做到调控措施精准。

对于2020年经济走势,贺铿基本赞同清华大学魏杰教授的四点研判,即仍然是还债高峰期、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仍然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仍然是贸易战引起的新开放格局调整的一年。

但是,针对每一个判断相应地提出来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明年的外贸情况可能会比今年好一点,但货币不可以太松。要继续把防风险当作攻坚战来打,尤其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

他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思路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贺铿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继续减税降费,加强供给侧改革。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要进一步厉行节约,反对炫富和铺张浪费,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千方百计提升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

他并提到,政策要稳定、简单、透明。尤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总在变动之中,要一以贯之。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揺”,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

贺铿并说,改善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废话。政策既要具体明确,又要言简意陔,要便于落地执行。

“救弊一定要‘塞其起弊之源’,振兴经济一定要有政通人和的环境。让大家提意见,共同想办法。群策群力,因地制宜。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也要防止职责不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地方,各机构互相监督,运转有序。这样国民经济自然可以慢慢地好起来。”贺铿称。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松动的呼声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撰文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这必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现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如果是“两害”,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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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放水无异于“抱薪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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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撰文 | 沈燕

OR--商业新媒体 】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在需要降杠杆、防风险情况下,主流观点仍然希望‘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实际上是进一步放水)。我认为这是抱薪救火!”贺铿称,“十年来宏观调控南辕北辙。一直沿着继续扩张财政、扩张货币的路子越走越远,这是经济长期下行且不见好转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二、二”: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乏力,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下行两个周期叠加,压力加大;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宏观调控进入两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过度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三架马车”乏力明显。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明显下降。1-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与2010年经济下行前比较,下降了一半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10月同比增长5.2%,只相当于经济下行前五年(2005-2009每)年平均增长率26.12%的20%不到。外贸,1-10月进出口增速2.4%,只相当于经济下行之前的年平均增速的十分之一不到。

“从这些数字分析,我很难得出GDP有6%以上的增长。”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称。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为纪录新低。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去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为2012年1月以来最高(当时为4.5%)。

**经济下行原因和对策**

他分析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缓慢下行了10年,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底。原因是什么?宏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们都没有深入探索。简单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致。

中等收入陷阱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但他始终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分配结构扭曲。每年创造的财富(GDP)大量沉淀在钢筋混凝土之中,回收期很长,有些根本回收不了。资本形成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居民收入差距太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贺铿称。

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教条主义。要像马克思研究“两大部类”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要像弗瑞希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努力做到调控措施精准。

对于2020年经济走势,贺铿基本赞同清华大学魏杰教授的四点研判,即仍然是还债高峰期、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仍然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仍然是贸易战引起的新开放格局调整的一年。

但是,针对每一个判断相应地提出来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明年的外贸情况可能会比今年好一点,但货币不可以太松。要继续把防风险当作攻坚战来打,尤其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

他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思路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贺铿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继续减税降费,加强供给侧改革。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要进一步厉行节约,反对炫富和铺张浪费,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千方百计提升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

他并提到,政策要稳定、简单、透明。尤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总在变动之中,要一以贯之。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揺”,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

贺铿并说,改善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废话。政策既要具体明确,又要言简意陔,要便于落地执行。

“救弊一定要‘塞其起弊之源’,振兴经济一定要有政通人和的环境。让大家提意见,共同想办法。群策群力,因地制宜。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也要防止职责不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地方,各机构互相监督,运转有序。这样国民经济自然可以慢慢地好起来。”贺铿称。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松动的呼声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撰文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这必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现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如果是“两害”,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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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沈燕

OR--商业新媒体 】面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速有可能“破6”的担忧,呼吁积极财政政策更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水的呼声又起。对此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认为这无异于“抱薪救火”。

他在接受路透专访时称,中国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

“在需要降杠杆、防风险情况下,主流观点仍然希望‘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政策‘逆周期’发力(实际上是进一步放水)。我认为这是抱薪救火!”贺铿称,“十年来宏观调控南辕北辙。一直沿着继续扩张财政、扩张货币的路子越走越远,这是经济长期下行且不见好转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二、二”: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乏力,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下行和中国经济下行两个周期叠加,压力加大;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宏观调控进入两难。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过度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分析,“三架马车”乏力明显。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明显下降。1-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与2010年经济下行前比较,下降了一半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1-10月同比增长5.2%,只相当于经济下行前五年(2005-2009每)年平均增长率26.12%的20%不到。外贸,1-10月进出口增速2.4%,只相当于经济下行之前的年平均增速的十分之一不到。

“从这些数字分析,我很难得出GDP有6%以上的增长。”曾担任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称。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超预期降至6%,为纪录新低。今年财政预算赤字率为2.8%,较去年的预算赤字率2.6%略有提高。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8%,为2012年1月以来最高(当时为4.5%)。

**经济下行原因和对策**

他分析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缓慢下行了10年,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底。原因是什么?宏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们都没有深入探索。简单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所致。

中等收入陷阱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但他始终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分配结构扭曲。每年创造的财富(GDP)大量沉淀在钢筋混凝土之中,回收期很长,有些根本回收不了。资本形成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居民收入差距太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我们连续20年实行积极财政、稳健货币(实为宽松货币)政策,不仅使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而且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经济杠杆率越来越高,经济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积越多。”贺铿称。

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教条主义。要像马克思研究“两大部类”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还要像弗瑞希一样,认真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努力做到调控措施精准。

对于2020年经济走势,贺铿基本赞同清华大学魏杰教授的四点研判,即仍然是还债高峰期、仍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仍然是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一年、仍然是贸易战引起的新开放格局调整的一年。

但是,针对每一个判断相应地提出来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明年的外贸情况可能会比今年好一点,但货币不可以太松。要继续把防风险当作攻坚战来打,尤其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

他建议要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由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逐渐过渡到平衡财政与灵活货币政策组合思路上来。要实行“两稳”“两防”“一降”措施:即稳货币供给、稳外汇储备;继续防止金融地产化和防止地产金融化;坚持降杠杆的总指导思想,不能总是寅吃卯粮。

贺铿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继续减税降费,加强供给侧改革。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要进一步厉行节约,反对炫富和铺张浪费,千方百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民生;千方百计提升就业水平,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

他并提到,政策要稳定、简单、透明。尤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总在变动之中,要一以贯之。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揺”,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

贺铿并说,改善营商环境和政治环境,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废话。政策既要具体明确,又要言简意陔,要便于落地执行。

“救弊一定要‘塞其起弊之源’,振兴经济一定要有政通人和的环境。让大家提意见,共同想办法。群策群力,因地制宜。既要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也要防止职责不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地方,各机构互相监督,运转有序。这样国民经济自然可以慢慢地好起来。”贺铿称。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松动的呼声再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撰文称,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进一步下滑,需要采取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有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相信经济肯定能够维持在6%以上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对美国特朗普挑战中国经济的最好回答。

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这必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现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如果是“两害”,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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