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越是不确定,政策信号就越重要,当下政策释放积极信号的意义不仅仅是稳定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改善信心和预期。



撰文 | 邹强

OR--商业新媒体 】今年宏观领域有一个关键词是“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环境形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之国内“去杠杆”、“打破刚兑”等政策,不确定的宏观环境影响了实体补充库存和增加资本开支的意愿,即使在地产等总量需求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也形成了实体企业对于宏观经济偏悲观的预期。我们认为,在这种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需要政府部门给出更加明确的积极政策信号,不仅是稳定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预期。

今年美联储三次降息,基本逻辑是相似的:经济尚可,但需要对冲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降息。我们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确实如此,代表实际经济情况的就业、消费、新建房屋等硬数据保持坚挺,但代表厂商感受的PMI等软数据回落明显。当下并非经济运行出了问题,而是不确定性造成实体的预期出了问题。

国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甚。除了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比如去年的“去杠杆”形成了信用环境收缩,导致大量民企融资难,进一步引发股权质押风险。再比如今年包商事件意味着银行刚兑打破,类似银行是否还有类似风险。

除了贸易战,国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尚未出清的存量风险。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体系的风险都是短期难以出清的,这些存量风险如同数支利剑悬于实体经济之上,使得实体厂商和金融机构难以形成稳定而积极的长期预期,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生产经营和投资更加谨慎。

显然,面对金融风险、地产泡沫、政府隐性债务这些问题,政策已经绝不可能再去表达暧昧或者放任的态度。在强化监管、遏制风险的大环境中,就需要更加积极的常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来释放积极信号,从而达到稳定实体预期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对当下宏观政策方向理解的切入点。

对于当下的经济,我们认为总需求下行的压力是可控的。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变量在今年都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前三季度累计增长7.1%,房地产开发投资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0.5%,社会融资规模前三季度累计大幅增长21.1%。支持总量经济的两大法宝——地产、杠杆在今年都有明显的扩张,总需求今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行。

但是实体厂商的预期基本都是偏悲观的。从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一般而言地产和社融比较强,那经济就会比较坚挺。但我们看今年的制造业PMI,从5月开始,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50以下,这说明制造业厂商的感受是比较悲观的。在历史上,连续半年制造业PMI低于50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2008年危机时候,也只有连续5个月低于50;只有15年下半年经济失速压力较大的时候,出现过连续7个月低于50。我们平时参与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实体厂商,特别是中游制造企业,也确实普遍表达对行业偏悲观的看法。虽然今年总量需求不弱,但实体的感受是偏悲观的,原因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来改善实体的预期就显得更加重要。

积极的政策信号不等于放松监管。当下合适的积极信号是要在严控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大前提下给出的,而且应该是立竿见影的、可以明确感受到的。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确实感受到今年以来的政策是更加积极的,最为明显的是较大规模的减税。还有很多政策是“长期积极”的,比如放管服、改善市场微观环境等等,这些政策事实上是潜移默化的、不易感受到的,当然它们代表了政策长期积极的方向,但实体经济恐怕更加在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恐怕政策不能总是在强调“通过供给侧稳需求”,而是需要做一些更加实在的加法。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信号是极其重要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信号越是重要。比如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最低的”,“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中国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等等。当然我们的政策空间是很充分的,可是政策空间是否真的充分,再多的关于政策空间的喊话,不及释放一些切实的积极政策。比如下调政策利率,扩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等。

总而言之,即使当下经济总量不弱,但贸易摩擦、地产泡沫、隐性债务、金融风险都是我们需要持续面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容易使得实体企业产生悲观预期。因此,需要政策部门给出更加鲜明的积极信号,改善实体经济的预期,防范经济显著下滑的风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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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环境中的积极政策,有何信号意义

发布日期:2019-11-20 05:49
摘要:环境越是不确定,政策信号就越重要,当下政策释放积极信号的意义不仅仅是稳定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改善信心和预期。



撰文 | 邹强

OR--商业新媒体 】今年宏观领域有一个关键词是“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环境形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之国内“去杠杆”、“打破刚兑”等政策,不确定的宏观环境影响了实体补充库存和增加资本开支的意愿,即使在地产等总量需求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也形成了实体企业对于宏观经济偏悲观的预期。我们认为,在这种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需要政府部门给出更加明确的积极政策信号,不仅是稳定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预期。

今年美联储三次降息,基本逻辑是相似的:经济尚可,但需要对冲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降息。我们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确实如此,代表实际经济情况的就业、消费、新建房屋等硬数据保持坚挺,但代表厂商感受的PMI等软数据回落明显。当下并非经济运行出了问题,而是不确定性造成实体的预期出了问题。

国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甚。除了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比如去年的“去杠杆”形成了信用环境收缩,导致大量民企融资难,进一步引发股权质押风险。再比如今年包商事件意味着银行刚兑打破,类似银行是否还有类似风险。

除了贸易战,国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尚未出清的存量风险。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体系的风险都是短期难以出清的,这些存量风险如同数支利剑悬于实体经济之上,使得实体厂商和金融机构难以形成稳定而积极的长期预期,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生产经营和投资更加谨慎。

显然,面对金融风险、地产泡沫、政府隐性债务这些问题,政策已经绝不可能再去表达暧昧或者放任的态度。在强化监管、遏制风险的大环境中,就需要更加积极的常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来释放积极信号,从而达到稳定实体预期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对当下宏观政策方向理解的切入点。

对于当下的经济,我们认为总需求下行的压力是可控的。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变量在今年都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前三季度累计增长7.1%,房地产开发投资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0.5%,社会融资规模前三季度累计大幅增长21.1%。支持总量经济的两大法宝——地产、杠杆在今年都有明显的扩张,总需求今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行。

但是实体厂商的预期基本都是偏悲观的。从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一般而言地产和社融比较强,那经济就会比较坚挺。但我们看今年的制造业PMI,从5月开始,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50以下,这说明制造业厂商的感受是比较悲观的。在历史上,连续半年制造业PMI低于50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2008年危机时候,也只有连续5个月低于50;只有15年下半年经济失速压力较大的时候,出现过连续7个月低于50。我们平时参与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实体厂商,特别是中游制造企业,也确实普遍表达对行业偏悲观的看法。虽然今年总量需求不弱,但实体的感受是偏悲观的,原因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来改善实体的预期就显得更加重要。

积极的政策信号不等于放松监管。当下合适的积极信号是要在严控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大前提下给出的,而且应该是立竿见影的、可以明确感受到的。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确实感受到今年以来的政策是更加积极的,最为明显的是较大规模的减税。还有很多政策是“长期积极”的,比如放管服、改善市场微观环境等等,这些政策事实上是潜移默化的、不易感受到的,当然它们代表了政策长期积极的方向,但实体经济恐怕更加在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恐怕政策不能总是在强调“通过供给侧稳需求”,而是需要做一些更加实在的加法。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信号是极其重要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信号越是重要。比如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最低的”,“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中国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等等。当然我们的政策空间是很充分的,可是政策空间是否真的充分,再多的关于政策空间的喊话,不及释放一些切实的积极政策。比如下调政策利率,扩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等。

总而言之,即使当下经济总量不弱,但贸易摩擦、地产泡沫、隐性债务、金融风险都是我们需要持续面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容易使得实体企业产生悲观预期。因此,需要政策部门给出更加鲜明的积极信号,改善实体经济的预期,防范经济显著下滑的风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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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联储三次降息,基本逻辑是相似的:经济尚可,但需要对冲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降息。我们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确实如此,代表实际经济情况的就业、消费、新建房屋等硬数据保持坚挺,但代表厂商感受的PMI等软数据回落明显。当下并非经济运行出了问题,而是不确定性造成实体的预期出了问题。

国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甚。除了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比如去年的“去杠杆”形成了信用环境收缩,导致大量民企融资难,进一步引发股权质押风险。再比如今年包商事件意味着银行刚兑打破,类似银行是否还有类似风险。

除了贸易战,国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尚未出清的存量风险。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体系的风险都是短期难以出清的,这些存量风险如同数支利剑悬于实体经济之上,使得实体厂商和金融机构难以形成稳定而积极的长期预期,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生产经营和投资更加谨慎。

显然,面对金融风险、地产泡沫、政府隐性债务这些问题,政策已经绝不可能再去表达暧昧或者放任的态度。在强化监管、遏制风险的大环境中,就需要更加积极的常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来释放积极信号,从而达到稳定实体预期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对当下宏观政策方向理解的切入点。

对于当下的经济,我们认为总需求下行的压力是可控的。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变量在今年都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前三季度累计增长7.1%,房地产开发投资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0.5%,社会融资规模前三季度累计大幅增长21.1%。支持总量经济的两大法宝——地产、杠杆在今年都有明显的扩张,总需求今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行。

但是实体厂商的预期基本都是偏悲观的。从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一般而言地产和社融比较强,那经济就会比较坚挺。但我们看今年的制造业PMI,从5月开始,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50以下,这说明制造业厂商的感受是比较悲观的。在历史上,连续半年制造业PMI低于50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2008年危机时候,也只有连续5个月低于50;只有15年下半年经济失速压力较大的时候,出现过连续7个月低于50。我们平时参与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实体厂商,特别是中游制造企业,也确实普遍表达对行业偏悲观的看法。虽然今年总量需求不弱,但实体的感受是偏悲观的,原因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来改善实体的预期就显得更加重要。

积极的政策信号不等于放松监管。当下合适的积极信号是要在严控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大前提下给出的,而且应该是立竿见影的、可以明确感受到的。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确实感受到今年以来的政策是更加积极的,最为明显的是较大规模的减税。还有很多政策是“长期积极”的,比如放管服、改善市场微观环境等等,这些政策事实上是潜移默化的、不易感受到的,当然它们代表了政策长期积极的方向,但实体经济恐怕更加在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恐怕政策不能总是在强调“通过供给侧稳需求”,而是需要做一些更加实在的加法。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信号是极其重要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信号越是重要。比如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最低的”,“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中国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等等。当然我们的政策空间是很充分的,可是政策空间是否真的充分,再多的关于政策空间的喊话,不及释放一些切实的积极政策。比如下调政策利率,扩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等。

总而言之,即使当下经济总量不弱,但贸易摩擦、地产泡沫、隐性债务、金融风险都是我们需要持续面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容易使得实体企业产生悲观预期。因此,需要政策部门给出更加鲜明的积极信号,改善实体经济的预期,防范经济显著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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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1-20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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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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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美联储三次降息,基本逻辑是相似的:经济尚可,但需要对冲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降息。我们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确实如此,代表实际经济情况的就业、消费、新建房屋等硬数据保持坚挺,但代表厂商感受的PMI等软数据回落明显。当下并非经济运行出了问题,而是不确定性造成实体的预期出了问题。

国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甚。除了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比如去年的“去杠杆”形成了信用环境收缩,导致大量民企融资难,进一步引发股权质押风险。再比如今年包商事件意味着银行刚兑打破,类似银行是否还有类似风险。

除了贸易战,国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尚未出清的存量风险。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体系的风险都是短期难以出清的,这些存量风险如同数支利剑悬于实体经济之上,使得实体厂商和金融机构难以形成稳定而积极的长期预期,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生产经营和投资更加谨慎。

显然,面对金融风险、地产泡沫、政府隐性债务这些问题,政策已经绝不可能再去表达暧昧或者放任的态度。在强化监管、遏制风险的大环境中,就需要更加积极的常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来释放积极信号,从而达到稳定实体预期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对当下宏观政策方向理解的切入点。

对于当下的经济,我们认为总需求下行的压力是可控的。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变量在今年都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前三季度累计增长7.1%,房地产开发投资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0.5%,社会融资规模前三季度累计大幅增长21.1%。支持总量经济的两大法宝——地产、杠杆在今年都有明显的扩张,总需求今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行。

但是实体厂商的预期基本都是偏悲观的。从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一般而言地产和社融比较强,那经济就会比较坚挺。但我们看今年的制造业PMI,从5月开始,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50以下,这说明制造业厂商的感受是比较悲观的。在历史上,连续半年制造业PMI低于50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2008年危机时候,也只有连续5个月低于50;只有15年下半年经济失速压力较大的时候,出现过连续7个月低于50。我们平时参与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实体厂商,特别是中游制造企业,也确实普遍表达对行业偏悲观的看法。虽然今年总量需求不弱,但实体的感受是偏悲观的,原因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来改善实体的预期就显得更加重要。

积极的政策信号不等于放松监管。当下合适的积极信号是要在严控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大前提下给出的,而且应该是立竿见影的、可以明确感受到的。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确实感受到今年以来的政策是更加积极的,最为明显的是较大规模的减税。还有很多政策是“长期积极”的,比如放管服、改善市场微观环境等等,这些政策事实上是潜移默化的、不易感受到的,当然它们代表了政策长期积极的方向,但实体经济恐怕更加在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恐怕政策不能总是在强调“通过供给侧稳需求”,而是需要做一些更加实在的加法。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信号是极其重要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信号越是重要。比如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最低的”,“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中国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等等。当然我们的政策空间是很充分的,可是政策空间是否真的充分,再多的关于政策空间的喊话,不及释放一些切实的积极政策。比如下调政策利率,扩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等。

总而言之,即使当下经济总量不弱,但贸易摩擦、地产泡沫、隐性债务、金融风险都是我们需要持续面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容易使得实体企业产生悲观预期。因此,需要政策部门给出更加鲜明的积极信号,改善实体经济的预期,防范经济显著下滑的风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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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邹强

OR--商业新媒体 】今年宏观领域有一个关键词是“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环境形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之国内“去杠杆”、“打破刚兑”等政策,不确定的宏观环境影响了实体补充库存和增加资本开支的意愿,即使在地产等总量需求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也形成了实体企业对于宏观经济偏悲观的预期。我们认为,在这种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需要政府部门给出更加明确的积极政策信号,不仅是稳定经济总量,更重要的是稳定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预期。

今年美联储三次降息,基本逻辑是相似的:经济尚可,但需要对冲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降息。我们分析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确实如此,代表实际经济情况的就业、消费、新建房屋等硬数据保持坚挺,但代表厂商感受的PMI等软数据回落明显。当下并非经济运行出了问题,而是不确定性造成实体的预期出了问题。

国内环境的“不确定性”更甚。除了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比如去年的“去杠杆”形成了信用环境收缩,导致大量民企融资难,进一步引发股权质押风险。再比如今年包商事件意味着银行刚兑打破,类似银行是否还有类似风险。

除了贸易战,国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尚未出清的存量风险。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金融体系的风险都是短期难以出清的,这些存量风险如同数支利剑悬于实体经济之上,使得实体厂商和金融机构难以形成稳定而积极的长期预期,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生产经营和投资更加谨慎。

显然,面对金融风险、地产泡沫、政府隐性债务这些问题,政策已经绝不可能再去表达暧昧或者放任的态度。在强化监管、遏制风险的大环境中,就需要更加积极的常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来释放积极信号,从而达到稳定实体预期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对当下宏观政策方向理解的切入点。

对于当下的经济,我们认为总需求下行的压力是可控的。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变量在今年都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商品房销售额前三季度累计增长7.1%,房地产开发投资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0.5%,社会融资规模前三季度累计大幅增长21.1%。支持总量经济的两大法宝——地产、杠杆在今年都有明显的扩张,总需求今年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下行。

但是实体厂商的预期基本都是偏悲观的。从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的经验来看,一般而言地产和社融比较强,那经济就会比较坚挺。但我们看今年的制造业PMI,从5月开始,已经连续6个月处于50以下,这说明制造业厂商的感受是比较悲观的。在历史上,连续半年制造业PMI低于50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2008年危机时候,也只有连续5个月低于50;只有15年下半年经济失速压力较大的时候,出现过连续7个月低于50。我们平时参与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实体厂商,特别是中游制造企业,也确实普遍表达对行业偏悲观的看法。虽然今年总量需求不弱,但实体的感受是偏悲观的,原因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更加积极的政策信号来改善实体的预期就显得更加重要。

积极的政策信号不等于放松监管。当下合适的积极信号是要在严控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大前提下给出的,而且应该是立竿见影的、可以明确感受到的。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确实感受到今年以来的政策是更加积极的,最为明显的是较大规模的减税。还有很多政策是“长期积极”的,比如放管服、改善市场微观环境等等,这些政策事实上是潜移默化的、不易感受到的,当然它们代表了政策长期积极的方向,但实体经济恐怕更加在乎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恐怕政策不能总是在强调“通过供给侧稳需求”,而是需要做一些更加实在的加法。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信号是极其重要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信号越是重要。比如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政府债务率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中最低的”,“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中国是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中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等等。当然我们的政策空间是很充分的,可是政策空间是否真的充分,再多的关于政策空间的喊话,不及释放一些切实的积极政策。比如下调政策利率,扩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等。

总而言之,即使当下经济总量不弱,但贸易摩擦、地产泡沫、隐性债务、金融风险都是我们需要持续面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容易使得实体企业产生悲观预期。因此,需要政策部门给出更加鲜明的积极信号,改善实体经济的预期,防范经济显著下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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