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



撰文 | Tom Orlik、Scott Johnson、Alex Tanzi

OR--商业新媒体 】2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按照当前的发展轨迹,到203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10%以上。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越南将接近前20名。

或者它们做不到。

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政权在抛弃政策规范。贸易保护主义在扼杀推动中国崛起的贸易流。自动化和数字化经济在提高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同时让另一些经济体失去原有的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

韩国和日本等成功先例所走过的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从北京到巴西利亚,已经很难把明智的投资、熟练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气候变化,这些有可能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巨大影响的破坏力量加剧了它们面临的挑战。

彭博经济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报告捕捉到了令发展道路变窄以及颠覆全球经济体系输赢家格局的力量。这份报告涵盖了114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它根据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这些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表现。独辟蹊径的是,它还追踪了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输赢家格局的破坏性力量:自动化、气候变化、数字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利用各种数据,建立了一套指数,根据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和新的经济繁荣破坏因素,从好到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主要发现是:越来越难以追赶领先者。从总体上看,中低收21入国家在适应破坏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及早作出雄心勃勃的反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发展到高收入状态的国家数量将进一步缩减,尽管这个数量已经很有限了。

对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正确利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仅靠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愿意提供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再足够。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破坏性力量做出正确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挑战。对美国而言,受移民推动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加速提高将支撑未来十年2.7%的GDP年增长率。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因素,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4%。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破坏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贸易和技术。

贸易是繁荣的驱动因素。但是,如果不能就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也没有对贸易受损者进行补偿,就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到2021年,中美贸易冲突的成本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影响将蔓延到整个亚洲供应链。英国脱欧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将使这个成本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指数首先计算了各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风险。我们使用两个指标:一是GDP当中有多大一部分比例受中美贸易冲突、英国脱欧、美国汽车关税和其他纠纷影响;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海茨·阿希尔(Hites Ahir)和达维德·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研究出来的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标。我们还把各国面临的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也考虑进去,衡量了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当前的关税水平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

中国似乎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因为英国脱欧可能使它和欧盟的关系破裂。对于像越南这样旨在复制中国繁荣之路的新兴国家来说,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正在关闭。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发展就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机器人崛起

自动化正在以牺牲就业保障为代价推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到2030年,全球大约14%的劳动力——也就是3.75亿工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飞速发展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

如果管理不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后果将是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高技能富人和低技能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新兴市场,较低的工资减弱了企业实现自动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破坏性风险较低。自动化正在迅速接近这样一个水平:机器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工作,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发现,全球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已导致中低收入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的自动化指数借鉴了IMF经济学家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和本杰明·希尔根施托克(Benjamin Hilgenstock)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交叉引用了一些数据和各国的调查,这些数据显示工作任务很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各国的调查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情况。该指数还综合考虑了一个衡量劳动力技能和灵活性的指标、劳动力培训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支出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为失业工人提供的补贴支出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很小。当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因素。举例来说,日本面临很高的自动化风险,但也受益于其机器人行业强大的竞争力。

数字鸿沟

全球有近40亿人上网。在高收入国家,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能上网。在发展中经济体,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45%,而且还在迅速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电子商务正在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创造机会,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数据流量的大幅增长正推动着日内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说的“第三次解绑”,服务业有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实现跨境外包。

如果做得好,数字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在发展道路上实现飞跃。如果做得不好,这道数字鸿沟将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两极分化,使中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全球机会。

我们的数字经济指数从四个方面来评估这方面的准备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结果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和韩国位居榜首)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参与。除了少数例外,中低收入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数字经济带来了一个发展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好利用它的准备。

民粹主义

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民粹主义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根据这个定义,20国集团经济总量中的43%被控制在民粹主义统治者手中,大大高于2016年的8%。

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民粹主义统治者更善于发现问题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没有资金支持的免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攻击以及令人不安的政策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统治者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术语包罗万象而质疑它的价值。)然而,确实有一组独特的因素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抬头,那就是:高度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和高失业率。此外,诸如移民增加、高犯罪率和政治机构薄弱等其他现象也是常见的贡献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其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土耳其,该国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了一场经常账户危机。

气候灾难

只关注内部事务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另一场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地球温度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一摄氏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很明显。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泰国史无前例的洪水还是重创美国的五级飓风——正在给房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险损失增加了五倍。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广泛。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较高的气温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出来以适应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机遇,但是,在排放和增长之间作出利弊权衡将不可避免。很难把经济影响折算成美元价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估计,每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大约在全球GDP的0.2%到2%之间。即使是在这个区间的低端,每年的代价也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是高端,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为了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我们使用了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的全球适应倡议脆弱性指数。在这个指数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气温较高、依赖农业、有大量脆弱人群而且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有限。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越南最容易受影响。

推动发展

在破坏性力量不断逼近之际,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落实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让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追踪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

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我们采用的预期是,到2030年为止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

得到有效配置的资本储备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使用的指标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这些投资质量的指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投资自由度指标。

推高生产率的政策使经济潜力得以释放。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和商业环境。

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赶超的潜力,令中低收入国家只需要通过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获得增长空间。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瑞典、瑞士和丹麦名列前茅,反映出较高的教育水平、开放度和有效的治理。中国在新兴市场中排名领先,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投资、对创新的支持以及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效仿中国的例子。在巴西,缺少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政府的高额举债排挤了私人投资。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缩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

展望未来

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破坏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使政治偏离正轨。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策很重要。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及早采取行动落实传统发展驱动因素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中国正在对创新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必要条件。而巴西就没有这么做。

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性力量做出动态反应的国家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丹麦正在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影响。而美国就没有这么做。

需要做到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为投资和创新营造恰当的环境,为工人提供培训以适应自动化趋势,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机会;在国际层面上,就商品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化浪潮做好准备,以及重新积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对话为各经济体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可以学习最佳做法,避免错误。正如这份报告所指明的那样,有些国家做得不错,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对于后一类国家,报告结果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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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还是新生——深度分析新经济下的贸易生态

发布日期:2019-11-19 10:19
摘要: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



撰文 | Tom Orlik、Scott Johnson、Alex Tanzi

OR--商业新媒体 】2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按照当前的发展轨迹,到203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10%以上。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越南将接近前20名。

或者它们做不到。

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政权在抛弃政策规范。贸易保护主义在扼杀推动中国崛起的贸易流。自动化和数字化经济在提高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同时让另一些经济体失去原有的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

韩国和日本等成功先例所走过的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从北京到巴西利亚,已经很难把明智的投资、熟练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气候变化,这些有可能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巨大影响的破坏力量加剧了它们面临的挑战。

彭博经济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报告捕捉到了令发展道路变窄以及颠覆全球经济体系输赢家格局的力量。这份报告涵盖了114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它根据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这些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表现。独辟蹊径的是,它还追踪了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输赢家格局的破坏性力量:自动化、气候变化、数字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利用各种数据,建立了一套指数,根据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和新的经济繁荣破坏因素,从好到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主要发现是:越来越难以追赶领先者。从总体上看,中低收21入国家在适应破坏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及早作出雄心勃勃的反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发展到高收入状态的国家数量将进一步缩减,尽管这个数量已经很有限了。

对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正确利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仅靠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愿意提供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再足够。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破坏性力量做出正确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挑战。对美国而言,受移民推动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加速提高将支撑未来十年2.7%的GDP年增长率。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因素,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4%。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破坏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贸易和技术。

贸易是繁荣的驱动因素。但是,如果不能就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也没有对贸易受损者进行补偿,就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到2021年,中美贸易冲突的成本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影响将蔓延到整个亚洲供应链。英国脱欧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将使这个成本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指数首先计算了各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风险。我们使用两个指标:一是GDP当中有多大一部分比例受中美贸易冲突、英国脱欧、美国汽车关税和其他纠纷影响;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海茨·阿希尔(Hites Ahir)和达维德·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研究出来的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标。我们还把各国面临的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也考虑进去,衡量了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当前的关税水平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

中国似乎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因为英国脱欧可能使它和欧盟的关系破裂。对于像越南这样旨在复制中国繁荣之路的新兴国家来说,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正在关闭。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发展就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机器人崛起

自动化正在以牺牲就业保障为代价推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到2030年,全球大约14%的劳动力——也就是3.75亿工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飞速发展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

如果管理不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后果将是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高技能富人和低技能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新兴市场,较低的工资减弱了企业实现自动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破坏性风险较低。自动化正在迅速接近这样一个水平:机器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工作,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发现,全球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已导致中低收入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的自动化指数借鉴了IMF经济学家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和本杰明·希尔根施托克(Benjamin Hilgenstock)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交叉引用了一些数据和各国的调查,这些数据显示工作任务很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各国的调查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情况。该指数还综合考虑了一个衡量劳动力技能和灵活性的指标、劳动力培训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支出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为失业工人提供的补贴支出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很小。当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因素。举例来说,日本面临很高的自动化风险,但也受益于其机器人行业强大的竞争力。

数字鸿沟

全球有近40亿人上网。在高收入国家,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能上网。在发展中经济体,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45%,而且还在迅速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电子商务正在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创造机会,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数据流量的大幅增长正推动着日内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说的“第三次解绑”,服务业有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实现跨境外包。

如果做得好,数字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在发展道路上实现飞跃。如果做得不好,这道数字鸿沟将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两极分化,使中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全球机会。

我们的数字经济指数从四个方面来评估这方面的准备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结果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和韩国位居榜首)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参与。除了少数例外,中低收入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数字经济带来了一个发展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好利用它的准备。

民粹主义

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民粹主义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根据这个定义,20国集团经济总量中的43%被控制在民粹主义统治者手中,大大高于2016年的8%。

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民粹主义统治者更善于发现问题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没有资金支持的免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攻击以及令人不安的政策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统治者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术语包罗万象而质疑它的价值。)然而,确实有一组独特的因素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抬头,那就是:高度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和高失业率。此外,诸如移民增加、高犯罪率和政治机构薄弱等其他现象也是常见的贡献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其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土耳其,该国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了一场经常账户危机。

气候灾难

只关注内部事务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另一场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地球温度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一摄氏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很明显。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泰国史无前例的洪水还是重创美国的五级飓风——正在给房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险损失增加了五倍。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广泛。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较高的气温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出来以适应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机遇,但是,在排放和增长之间作出利弊权衡将不可避免。很难把经济影响折算成美元价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估计,每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大约在全球GDP的0.2%到2%之间。即使是在这个区间的低端,每年的代价也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是高端,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为了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我们使用了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的全球适应倡议脆弱性指数。在这个指数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气温较高、依赖农业、有大量脆弱人群而且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有限。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越南最容易受影响。

推动发展

在破坏性力量不断逼近之际,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落实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让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追踪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

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我们采用的预期是,到2030年为止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

得到有效配置的资本储备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使用的指标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这些投资质量的指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投资自由度指标。

推高生产率的政策使经济潜力得以释放。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和商业环境。

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赶超的潜力,令中低收入国家只需要通过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获得增长空间。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瑞典、瑞士和丹麦名列前茅,反映出较高的教育水平、开放度和有效的治理。中国在新兴市场中排名领先,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投资、对创新的支持以及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效仿中国的例子。在巴西,缺少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政府的高额举债排挤了私人投资。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缩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

展望未来

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破坏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使政治偏离正轨。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策很重要。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及早采取行动落实传统发展驱动因素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中国正在对创新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必要条件。而巴西就没有这么做。

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性力量做出动态反应的国家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丹麦正在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影响。而美国就没有这么做。

需要做到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为投资和创新营造恰当的环境,为工人提供培训以适应自动化趋势,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机会;在国际层面上,就商品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化浪潮做好准备,以及重新积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对话为各经济体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可以学习最佳做法,避免错误。正如这份报告所指明的那样,有些国家做得不错,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对于后一类国家,报告结果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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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



撰文 | Tom Orlik、Scott Johnson、Alex Tanzi

OR--商业新媒体 】2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按照当前的发展轨迹,到203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10%以上。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越南将接近前20名。

或者它们做不到。

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政权在抛弃政策规范。贸易保护主义在扼杀推动中国崛起的贸易流。自动化和数字化经济在提高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同时让另一些经济体失去原有的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

韩国和日本等成功先例所走过的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从北京到巴西利亚,已经很难把明智的投资、熟练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气候变化,这些有可能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巨大影响的破坏力量加剧了它们面临的挑战。

彭博经济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报告捕捉到了令发展道路变窄以及颠覆全球经济体系输赢家格局的力量。这份报告涵盖了114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它根据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这些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表现。独辟蹊径的是,它还追踪了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输赢家格局的破坏性力量:自动化、气候变化、数字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利用各种数据,建立了一套指数,根据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和新的经济繁荣破坏因素,从好到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主要发现是:越来越难以追赶领先者。从总体上看,中低收21入国家在适应破坏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及早作出雄心勃勃的反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发展到高收入状态的国家数量将进一步缩减,尽管这个数量已经很有限了。

对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正确利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仅靠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愿意提供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再足够。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破坏性力量做出正确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挑战。对美国而言,受移民推动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加速提高将支撑未来十年2.7%的GDP年增长率。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因素,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4%。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破坏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贸易和技术。

贸易是繁荣的驱动因素。但是,如果不能就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也没有对贸易受损者进行补偿,就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到2021年,中美贸易冲突的成本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影响将蔓延到整个亚洲供应链。英国脱欧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将使这个成本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指数首先计算了各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风险。我们使用两个指标:一是GDP当中有多大一部分比例受中美贸易冲突、英国脱欧、美国汽车关税和其他纠纷影响;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海茨·阿希尔(Hites Ahir)和达维德·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研究出来的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标。我们还把各国面临的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也考虑进去,衡量了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当前的关税水平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

中国似乎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因为英国脱欧可能使它和欧盟的关系破裂。对于像越南这样旨在复制中国繁荣之路的新兴国家来说,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正在关闭。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发展就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机器人崛起

自动化正在以牺牲就业保障为代价推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到2030年,全球大约14%的劳动力——也就是3.75亿工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飞速发展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

如果管理不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后果将是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高技能富人和低技能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新兴市场,较低的工资减弱了企业实现自动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破坏性风险较低。自动化正在迅速接近这样一个水平:机器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工作,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发现,全球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已导致中低收入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的自动化指数借鉴了IMF经济学家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和本杰明·希尔根施托克(Benjamin Hilgenstock)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交叉引用了一些数据和各国的调查,这些数据显示工作任务很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各国的调查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情况。该指数还综合考虑了一个衡量劳动力技能和灵活性的指标、劳动力培训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支出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为失业工人提供的补贴支出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很小。当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因素。举例来说,日本面临很高的自动化风险,但也受益于其机器人行业强大的竞争力。

数字鸿沟

全球有近40亿人上网。在高收入国家,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能上网。在发展中经济体,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45%,而且还在迅速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电子商务正在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创造机会,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数据流量的大幅增长正推动着日内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说的“第三次解绑”,服务业有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实现跨境外包。

如果做得好,数字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在发展道路上实现飞跃。如果做得不好,这道数字鸿沟将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两极分化,使中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全球机会。

我们的数字经济指数从四个方面来评估这方面的准备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结果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和韩国位居榜首)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参与。除了少数例外,中低收入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数字经济带来了一个发展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好利用它的准备。

民粹主义

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民粹主义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根据这个定义,20国集团经济总量中的43%被控制在民粹主义统治者手中,大大高于2016年的8%。

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民粹主义统治者更善于发现问题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没有资金支持的免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攻击以及令人不安的政策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统治者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术语包罗万象而质疑它的价值。)然而,确实有一组独特的因素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抬头,那就是:高度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和高失业率。此外,诸如移民增加、高犯罪率和政治机构薄弱等其他现象也是常见的贡献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其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土耳其,该国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了一场经常账户危机。

气候灾难

只关注内部事务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另一场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地球温度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一摄氏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很明显。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泰国史无前例的洪水还是重创美国的五级飓风——正在给房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险损失增加了五倍。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广泛。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较高的气温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出来以适应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机遇,但是,在排放和增长之间作出利弊权衡将不可避免。很难把经济影响折算成美元价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估计,每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大约在全球GDP的0.2%到2%之间。即使是在这个区间的低端,每年的代价也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是高端,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为了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我们使用了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的全球适应倡议脆弱性指数。在这个指数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气温较高、依赖农业、有大量脆弱人群而且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有限。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越南最容易受影响。

推动发展

在破坏性力量不断逼近之际,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落实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让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追踪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

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我们采用的预期是,到2030年为止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

得到有效配置的资本储备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使用的指标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这些投资质量的指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投资自由度指标。

推高生产率的政策使经济潜力得以释放。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和商业环境。

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赶超的潜力,令中低收入国家只需要通过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获得增长空间。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瑞典、瑞士和丹麦名列前茅,反映出较高的教育水平、开放度和有效的治理。中国在新兴市场中排名领先,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投资、对创新的支持以及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效仿中国的例子。在巴西,缺少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政府的高额举债排挤了私人投资。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缩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

展望未来

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破坏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使政治偏离正轨。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策很重要。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及早采取行动落实传统发展驱动因素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中国正在对创新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必要条件。而巴西就没有这么做。

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性力量做出动态反应的国家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丹麦正在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影响。而美国就没有这么做。

需要做到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为投资和创新营造恰当的环境,为工人提供培训以适应自动化趋势,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机会;在国际层面上,就商品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化浪潮做好准备,以及重新积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对话为各经济体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可以学习最佳做法,避免错误。正如这份报告所指明的那样,有些国家做得不错,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对于后一类国家,报告结果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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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还是新生——深度分析新经济下的贸易生态

发布日期:2019-11-19 10:19
摘要: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



撰文 | Tom Orlik、Scott Johnson、Alex Tanzi

OR--商业新媒体 】2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按照当前的发展轨迹,到203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10%以上。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越南将接近前20名。

或者它们做不到。

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政权在抛弃政策规范。贸易保护主义在扼杀推动中国崛起的贸易流。自动化和数字化经济在提高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同时让另一些经济体失去原有的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

韩国和日本等成功先例所走过的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从北京到巴西利亚,已经很难把明智的投资、熟练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气候变化,这些有可能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巨大影响的破坏力量加剧了它们面临的挑战。

彭博经济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报告捕捉到了令发展道路变窄以及颠覆全球经济体系输赢家格局的力量。这份报告涵盖了114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它根据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这些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表现。独辟蹊径的是,它还追踪了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输赢家格局的破坏性力量:自动化、气候变化、数字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利用各种数据,建立了一套指数,根据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和新的经济繁荣破坏因素,从好到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主要发现是:越来越难以追赶领先者。从总体上看,中低收21入国家在适应破坏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及早作出雄心勃勃的反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发展到高收入状态的国家数量将进一步缩减,尽管这个数量已经很有限了。

对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正确利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仅靠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愿意提供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再足够。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破坏性力量做出正确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挑战。对美国而言,受移民推动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加速提高将支撑未来十年2.7%的GDP年增长率。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因素,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4%。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破坏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贸易和技术。

贸易是繁荣的驱动因素。但是,如果不能就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也没有对贸易受损者进行补偿,就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到2021年,中美贸易冲突的成本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影响将蔓延到整个亚洲供应链。英国脱欧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将使这个成本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指数首先计算了各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风险。我们使用两个指标:一是GDP当中有多大一部分比例受中美贸易冲突、英国脱欧、美国汽车关税和其他纠纷影响;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海茨·阿希尔(Hites Ahir)和达维德·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研究出来的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标。我们还把各国面临的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也考虑进去,衡量了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当前的关税水平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

中国似乎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因为英国脱欧可能使它和欧盟的关系破裂。对于像越南这样旨在复制中国繁荣之路的新兴国家来说,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正在关闭。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发展就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机器人崛起

自动化正在以牺牲就业保障为代价推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到2030年,全球大约14%的劳动力——也就是3.75亿工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飞速发展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

如果管理不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后果将是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高技能富人和低技能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新兴市场,较低的工资减弱了企业实现自动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破坏性风险较低。自动化正在迅速接近这样一个水平:机器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工作,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发现,全球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已导致中低收入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的自动化指数借鉴了IMF经济学家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和本杰明·希尔根施托克(Benjamin Hilgenstock)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交叉引用了一些数据和各国的调查,这些数据显示工作任务很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各国的调查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情况。该指数还综合考虑了一个衡量劳动力技能和灵活性的指标、劳动力培训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支出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为失业工人提供的补贴支出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很小。当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因素。举例来说,日本面临很高的自动化风险,但也受益于其机器人行业强大的竞争力。

数字鸿沟

全球有近40亿人上网。在高收入国家,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能上网。在发展中经济体,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45%,而且还在迅速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电子商务正在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创造机会,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数据流量的大幅增长正推动着日内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说的“第三次解绑”,服务业有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实现跨境外包。

如果做得好,数字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在发展道路上实现飞跃。如果做得不好,这道数字鸿沟将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两极分化,使中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全球机会。

我们的数字经济指数从四个方面来评估这方面的准备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结果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和韩国位居榜首)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参与。除了少数例外,中低收入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数字经济带来了一个发展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好利用它的准备。

民粹主义

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民粹主义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根据这个定义,20国集团经济总量中的43%被控制在民粹主义统治者手中,大大高于2016年的8%。

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民粹主义统治者更善于发现问题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没有资金支持的免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攻击以及令人不安的政策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统治者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术语包罗万象而质疑它的价值。)然而,确实有一组独特的因素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抬头,那就是:高度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和高失业率。此外,诸如移民增加、高犯罪率和政治机构薄弱等其他现象也是常见的贡献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其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土耳其,该国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了一场经常账户危机。

气候灾难

只关注内部事务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另一场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地球温度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一摄氏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很明显。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泰国史无前例的洪水还是重创美国的五级飓风——正在给房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险损失增加了五倍。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广泛。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较高的气温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出来以适应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机遇,但是,在排放和增长之间作出利弊权衡将不可避免。很难把经济影响折算成美元价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估计,每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大约在全球GDP的0.2%到2%之间。即使是在这个区间的低端,每年的代价也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是高端,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为了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我们使用了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的全球适应倡议脆弱性指数。在这个指数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气温较高、依赖农业、有大量脆弱人群而且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有限。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越南最容易受影响。

推动发展

在破坏性力量不断逼近之际,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落实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让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追踪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

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我们采用的预期是,到2030年为止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

得到有效配置的资本储备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使用的指标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这些投资质量的指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投资自由度指标。

推高生产率的政策使经济潜力得以释放。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和商业环境。

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赶超的潜力,令中低收入国家只需要通过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获得增长空间。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瑞典、瑞士和丹麦名列前茅,反映出较高的教育水平、开放度和有效的治理。中国在新兴市场中排名领先,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投资、对创新的支持以及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效仿中国的例子。在巴西,缺少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政府的高额举债排挤了私人投资。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缩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

展望未来

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破坏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使政治偏离正轨。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策很重要。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及早采取行动落实传统发展驱动因素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中国正在对创新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必要条件。而巴西就没有这么做。

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性力量做出动态反应的国家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丹麦正在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影响。而美国就没有这么做。

需要做到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为投资和创新营造恰当的环境,为工人提供培训以适应自动化趋势,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机会;在国际层面上,就商品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化浪潮做好准备,以及重新积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对话为各经济体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可以学习最佳做法,避免错误。正如这份报告所指明的那样,有些国家做得不错,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对于后一类国家,报告结果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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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



撰文 | Tom Orlik、Scott Johnson、Alex Tanzi

OR--商业新媒体 】20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9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按照当前的发展轨迹,到203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10%以上。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越南将接近前20名。

或者它们做不到。

破坏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政权在抛弃政策规范。贸易保护主义在扼杀推动中国崛起的贸易流。自动化和数字化经济在提高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同时让另一些经济体失去原有的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

韩国和日本等成功先例所走过的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从北京到巴西利亚,已经很难把明智的投资、熟练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恰到好处地组合起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气候变化,这些有可能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巨大影响的破坏力量加剧了它们面临的挑战。

彭博经济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报告捕捉到了令发展道路变窄以及颠覆全球经济体系输赢家格局的力量。这份报告涵盖了114个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8%。它根据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这些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表现。独辟蹊径的是,它还追踪了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输赢家格局的破坏性力量:自动化、气候变化、数字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利用各种数据,建立了一套指数,根据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和新的经济繁荣破坏因素,从好到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主要发现是:越来越难以追赶领先者。从总体上看,中低收21入国家在适应破坏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及早作出雄心勃勃的反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发展到高收入状态的国家数量将进一步缩减,尽管这个数量已经很有限了。

对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正确利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仅靠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愿意提供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再足够。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破坏性力量做出正确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挑战。对美国而言,受移民推动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加速提高将支撑未来十年2.7%的GDP年增长率。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因素,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4%。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破坏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贸易和技术。

贸易是繁荣的驱动因素。但是,如果不能就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也没有对贸易受损者进行补偿,就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到2021年,中美贸易冲突的成本将达到1.2万亿美元,其影响将蔓延到整个亚洲供应链。英国脱欧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将使这个成本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指数首先计算了各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风险。我们使用两个指标:一是GDP当中有多大一部分比例受中美贸易冲突、英国脱欧、美国汽车关税和其他纠纷影响;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经济学家海茨·阿希尔(Hites Ahir)和达维德·富尔切里(Davide Furceri)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研究出来的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标。我们还把各国面临的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也考虑进去,衡量了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当前的关税水平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

中国似乎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因为英国脱欧可能使它和欧盟的关系破裂。对于像越南这样旨在复制中国繁荣之路的新兴国家来说,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正在关闭。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发展就是一个更加艰难的过程。

机器人崛起

自动化正在以牺牲就业保障为代价推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到2030年,全球大约14%的劳动力——也就是3.75亿工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飞速发展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

如果管理不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后果将是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高技能富人和低技能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新兴市场,较低的工资减弱了企业实现自动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破坏性风险较低。自动化正在迅速接近这样一个水平:机器可以完成很大一部分低附加值的工作,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发现,全球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已导致中低收入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的自动化指数借鉴了IMF经济学家米塔利·达斯(Mitali Das)和本杰明·希尔根施托克(Benjamin Hilgenstock)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交叉引用了一些数据和各国的调查,这些数据显示工作任务很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各国的调查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情况。该指数还综合考虑了一个衡量劳动力技能和灵活性的指标、劳动力培训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支出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为失业工人提供的补贴支出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很小。当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因素。举例来说,日本面临很高的自动化风险,但也受益于其机器人行业强大的竞争力。

数字鸿沟

全球有近40亿人上网。在高收入国家,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能上网。在发展中经济体,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45%,而且还在迅速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电子商务正在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创造机会,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数据流量的大幅增长正推动着日内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所说的“第三次解绑”,服务业有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实现跨境外包。

如果做得好,数字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在发展道路上实现飞跃。如果做得不好,这道数字鸿沟将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两极分化,使中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全球机会。

我们的数字经济指数从四个方面来评估这方面的准备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结果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和韩国位居榜首)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参与。除了少数例外,中低收入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数字经济带来了一个发展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好利用它的准备。

民粹主义

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民粹主义政治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of Berlin)的曼努埃尔·丰克(Manuel Funke)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1870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根据这个定义,20国集团经济总量中的43%被控制在民粹主义统治者手中,大大高于2016年的8%。

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民粹主义统治者更善于发现问题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没有资金支持的免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攻击以及令人不安的政策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统治者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因为这个术语包罗万象而质疑它的价值。)然而,确实有一组独特的因素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抬头,那就是:高度不平等、低社会流动性和高失业率。此外,诸如移民增加、高犯罪率和政治机构薄弱等其他现象也是常见的贡献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其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土耳其,该国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了一场经常账户危机。

气候灾难

只关注内部事务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另一场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地球温度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一摄氏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很明显。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泰国史无前例的洪水还是重创美国的五级飓风——正在给房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险损失增加了五倍。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广泛。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较高的气温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出来以适应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机遇,但是,在排放和增长之间作出利弊权衡将不可避免。很难把经济影响折算成美元价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估计,每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大约在全球GDP的0.2%到2%之间。即使是在这个区间的低端,每年的代价也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是高端,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为了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我们使用了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的全球适应倡议脆弱性指数。在这个指数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些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气温较高、依赖农业、有大量脆弱人群而且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有限。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越南最容易受影响。

推动发展

在破坏性力量不断逼近之际,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落实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让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追踪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

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我们采用的预期是,到2030年为止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

得到有效配置的资本储备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使用的指标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代表这些投资质量的指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投资自由度指标。

推高生产率的政策使经济潜力得以释放。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和商业环境。

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赶超的潜力,令中低收入国家只需要通过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获得增长空间。我们采用的指标是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瑞典、瑞士和丹麦名列前茅,反映出较高的教育水平、开放度和有效的治理。中国在新兴市场中排名领先,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投资、对创新的支持以及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效仿中国的例子。在巴西,缺少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政府的高额举债排挤了私人投资。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缩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

展望未来

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破坏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使政治偏离正轨。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策很重要。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及早采取行动落实传统发展驱动因素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中国正在对创新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必要条件。而巴西就没有这么做。

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性力量做出动态反应的国家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丹麦正在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影响。而美国就没有这么做。

需要做到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政策为投资和创新营造恰当的环境,为工人提供培训以适应自动化趋势,在数字经济中创造机会;在国际层面上,就商品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数字化浪潮做好准备,以及重新积蓄力量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对话为各经济体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可以学习最佳做法,避免错误。正如这份报告所指明的那样,有些国家做得不错,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对于后一类国家,报告结果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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