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边鼓励二胎,一边处罚三胎四胎,当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只在做一件事:执着于孩子生在哪一家。



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广东云浮民警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一事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与同情。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事民警薛先生曾去当地卫健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当时对方回复称仅会被处分,不会开除。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将孩子留下。后单位仍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但当时薛先生的妻子已经怀孕6个多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月份引产与杀婴相差无几,父母自然于心不忍,而且,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要求“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的,医院也未必接收。然而在孩子生下来之后,两人先后被辞退、开除。

消退的同情

大众同情的最初落脚点在于,根据2018年5月,广东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只应是行政处分。但实际上,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所以,行政处罚中,是包含开除的。

随着事情的发展,新的事实出现了,在当地的通报显示:薛先生先与前妻生育一女,又于现任妻子生育一子一女,这都属于政策内生育,而最小的这个孩子,属于他的政策外的第四个孩子。

随后,舆论对薛先生一家的声援迅速减弱。“居然生了四个孩子!”,恐怕这是不少人看到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所以同情迅速减弱。

这种直觉式的反应背后,源于中国人的一种长期的观念:把生育视为一种对他人,对国家的伤害。不过,这观念却经不起基于当下国情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现实国情

经济发展,社会压力大等诸多因素都会规律性的导致生育率降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正是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不过,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却并不如预期。2014年12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共有1100万对夫妇,仅有70万对提出申请,平均申请率仅为6%。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的18%这个数字。

在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2016年以来国内的生育率却不升反降,与此同时,育龄妇女人数也在不断下滑。2018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出生人口下降超过10%,有估计认为全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降幅远超预期。此外,更严峻的是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预计2030年20-35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将大幅下滑。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开始对生育孩子进行资助,辽宁、天津、湖北、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错误的人口理念

不过,这种鼓励二胎,处罚三胎、四胎的政策体系,暴露出了当下生育政策的内在不自洽、不合理性。

最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

这个共识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是需要被养活的,对社会来说,人是一个消耗性的活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增值性的活体”,在这个逻辑之下,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国家养不活不了那么多人”,并进而得到“多生一个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存”,那么,当生育变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进行统筹,所以,需要抑制人口出生,进行计划生育。这个逻辑非常流行,影响了中国人很多年。如今,人们把可以生产出来的医疗、教育都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出于这种“人是消耗性的活体”的理念。

抑制生育的政策,在这个共识下是合乎逻辑的,内在自洽的:生一个就够,两个就多了,三个更不能忍,因为多出来的孩子,是对其他人的侵犯。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就是源于这种理念,即多生了孩子,需要社会来抚养,消耗了社会资源,所以要进行补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共识是错误的,最起码不完全正确。

人并不是一个消耗性的个体,人是会劳动、会生产的。当年中国人觉得人是一个消耗性资源,只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生产力不够发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人已经变为了一种生产性、增值性的活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从人口总量,转向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等更深层、也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以,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而是社会的红利,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对改善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社会稳定都有正面的作用。撇开生育权利的角度不谈,从最功利的角度,当下国家鼓励生育第二胎,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新生儿不足。

矛盾的政策

不过,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矛盾:一边鼓励生育二胎,一边处罚生三胎、四胎。这意味着,政策体系不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反而鼓励生孩子,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于是,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一个,李家生三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纠结于“孩子生在哪家”的执念,直觉性的源于以前的理念:生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那么,自然每个人侵害社会的次数,就应该受限制。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错的。政策制定不能靠直觉,而是要靠逻辑与数据,更不能让旧政策的惯性主导。鼓励二胎,处罚三胎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不自洽、不合理性。当鼓励二胎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处罚三胎就已经变为不合乎逻辑了,是荒谬的,也不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全面放开生育不会造成新生儿的暴增。家庭的生育意愿会边际下降:家庭孩子越多,生育的意愿越小,放开三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放开四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三胎的政策。即便现在放开生育三胎,也无法弥补放开二胎政策未达预期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放开三胎新生儿暴增的情况,如果真有,那是求之不得的。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在国家利益、人民权利、政策内在逻辑自洽上,都是一致的,自洽的。而且,生育三胎家庭,都是大龄夫妻,对政策的时间敏感性非常强。所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现在的问题是,改变政策所需的时间、程序以及毋庸讳言的,部门利益、行政惯性等阻碍了政策快速的修正以适应国家需要,人民期待。

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前的三胎意愿。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缓冲折中的办法。在2016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对记者表示:在“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如果尚未处理或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这种政策的空间,如今也不妨用于妥善应对当下的生育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弥补现在政策内在逻辑矛盾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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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胎四胎,也是国家需要的新生儿

发布日期:2019-11-19 07:49
摘要:一边鼓励二胎,一边处罚三胎四胎,当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只在做一件事:执着于孩子生在哪一家。



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广东云浮民警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一事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与同情。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事民警薛先生曾去当地卫健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当时对方回复称仅会被处分,不会开除。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将孩子留下。后单位仍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但当时薛先生的妻子已经怀孕6个多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月份引产与杀婴相差无几,父母自然于心不忍,而且,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要求“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的,医院也未必接收。然而在孩子生下来之后,两人先后被辞退、开除。

消退的同情

大众同情的最初落脚点在于,根据2018年5月,广东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只应是行政处分。但实际上,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所以,行政处罚中,是包含开除的。

随着事情的发展,新的事实出现了,在当地的通报显示:薛先生先与前妻生育一女,又于现任妻子生育一子一女,这都属于政策内生育,而最小的这个孩子,属于他的政策外的第四个孩子。

随后,舆论对薛先生一家的声援迅速减弱。“居然生了四个孩子!”,恐怕这是不少人看到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所以同情迅速减弱。

这种直觉式的反应背后,源于中国人的一种长期的观念:把生育视为一种对他人,对国家的伤害。不过,这观念却经不起基于当下国情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现实国情

经济发展,社会压力大等诸多因素都会规律性的导致生育率降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正是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不过,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却并不如预期。2014年12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共有1100万对夫妇,仅有70万对提出申请,平均申请率仅为6%。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的18%这个数字。

在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2016年以来国内的生育率却不升反降,与此同时,育龄妇女人数也在不断下滑。2018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出生人口下降超过10%,有估计认为全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降幅远超预期。此外,更严峻的是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预计2030年20-35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将大幅下滑。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开始对生育孩子进行资助,辽宁、天津、湖北、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错误的人口理念

不过,这种鼓励二胎,处罚三胎、四胎的政策体系,暴露出了当下生育政策的内在不自洽、不合理性。

最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

这个共识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是需要被养活的,对社会来说,人是一个消耗性的活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增值性的活体”,在这个逻辑之下,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国家养不活不了那么多人”,并进而得到“多生一个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存”,那么,当生育变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进行统筹,所以,需要抑制人口出生,进行计划生育。这个逻辑非常流行,影响了中国人很多年。如今,人们把可以生产出来的医疗、教育都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出于这种“人是消耗性的活体”的理念。

抑制生育的政策,在这个共识下是合乎逻辑的,内在自洽的:生一个就够,两个就多了,三个更不能忍,因为多出来的孩子,是对其他人的侵犯。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就是源于这种理念,即多生了孩子,需要社会来抚养,消耗了社会资源,所以要进行补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共识是错误的,最起码不完全正确。

人并不是一个消耗性的个体,人是会劳动、会生产的。当年中国人觉得人是一个消耗性资源,只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生产力不够发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人已经变为了一种生产性、增值性的活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从人口总量,转向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等更深层、也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以,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而是社会的红利,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对改善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社会稳定都有正面的作用。撇开生育权利的角度不谈,从最功利的角度,当下国家鼓励生育第二胎,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新生儿不足。

矛盾的政策

不过,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矛盾:一边鼓励生育二胎,一边处罚生三胎、四胎。这意味着,政策体系不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反而鼓励生孩子,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于是,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一个,李家生三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纠结于“孩子生在哪家”的执念,直觉性的源于以前的理念:生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那么,自然每个人侵害社会的次数,就应该受限制。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错的。政策制定不能靠直觉,而是要靠逻辑与数据,更不能让旧政策的惯性主导。鼓励二胎,处罚三胎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不自洽、不合理性。当鼓励二胎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处罚三胎就已经变为不合乎逻辑了,是荒谬的,也不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全面放开生育不会造成新生儿的暴增。家庭的生育意愿会边际下降:家庭孩子越多,生育的意愿越小,放开三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放开四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三胎的政策。即便现在放开生育三胎,也无法弥补放开二胎政策未达预期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放开三胎新生儿暴增的情况,如果真有,那是求之不得的。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在国家利益、人民权利、政策内在逻辑自洽上,都是一致的,自洽的。而且,生育三胎家庭,都是大龄夫妻,对政策的时间敏感性非常强。所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现在的问题是,改变政策所需的时间、程序以及毋庸讳言的,部门利益、行政惯性等阻碍了政策快速的修正以适应国家需要,人民期待。

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前的三胎意愿。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缓冲折中的办法。在2016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对记者表示:在“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如果尚未处理或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这种政策的空间,如今也不妨用于妥善应对当下的生育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弥补现在政策内在逻辑矛盾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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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边鼓励二胎,一边处罚三胎四胎,当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只在做一件事:执着于孩子生在哪一家。



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广东云浮民警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一事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与同情。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事民警薛先生曾去当地卫健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当时对方回复称仅会被处分,不会开除。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将孩子留下。后单位仍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但当时薛先生的妻子已经怀孕6个多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月份引产与杀婴相差无几,父母自然于心不忍,而且,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要求“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的,医院也未必接收。然而在孩子生下来之后,两人先后被辞退、开除。

消退的同情

大众同情的最初落脚点在于,根据2018年5月,广东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只应是行政处分。但实际上,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所以,行政处罚中,是包含开除的。

随着事情的发展,新的事实出现了,在当地的通报显示:薛先生先与前妻生育一女,又于现任妻子生育一子一女,这都属于政策内生育,而最小的这个孩子,属于他的政策外的第四个孩子。

随后,舆论对薛先生一家的声援迅速减弱。“居然生了四个孩子!”,恐怕这是不少人看到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所以同情迅速减弱。

这种直觉式的反应背后,源于中国人的一种长期的观念:把生育视为一种对他人,对国家的伤害。不过,这观念却经不起基于当下国情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现实国情

经济发展,社会压力大等诸多因素都会规律性的导致生育率降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正是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不过,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却并不如预期。2014年12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共有1100万对夫妇,仅有70万对提出申请,平均申请率仅为6%。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的18%这个数字。

在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2016年以来国内的生育率却不升反降,与此同时,育龄妇女人数也在不断下滑。2018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出生人口下降超过10%,有估计认为全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降幅远超预期。此外,更严峻的是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预计2030年20-35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将大幅下滑。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开始对生育孩子进行资助,辽宁、天津、湖北、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错误的人口理念

不过,这种鼓励二胎,处罚三胎、四胎的政策体系,暴露出了当下生育政策的内在不自洽、不合理性。

最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

这个共识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是需要被养活的,对社会来说,人是一个消耗性的活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增值性的活体”,在这个逻辑之下,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国家养不活不了那么多人”,并进而得到“多生一个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存”,那么,当生育变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进行统筹,所以,需要抑制人口出生,进行计划生育。这个逻辑非常流行,影响了中国人很多年。如今,人们把可以生产出来的医疗、教育都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出于这种“人是消耗性的活体”的理念。

抑制生育的政策,在这个共识下是合乎逻辑的,内在自洽的:生一个就够,两个就多了,三个更不能忍,因为多出来的孩子,是对其他人的侵犯。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就是源于这种理念,即多生了孩子,需要社会来抚养,消耗了社会资源,所以要进行补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共识是错误的,最起码不完全正确。

人并不是一个消耗性的个体,人是会劳动、会生产的。当年中国人觉得人是一个消耗性资源,只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生产力不够发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人已经变为了一种生产性、增值性的活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从人口总量,转向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等更深层、也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以,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而是社会的红利,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对改善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社会稳定都有正面的作用。撇开生育权利的角度不谈,从最功利的角度,当下国家鼓励生育第二胎,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新生儿不足。

矛盾的政策

不过,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矛盾:一边鼓励生育二胎,一边处罚生三胎、四胎。这意味着,政策体系不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反而鼓励生孩子,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于是,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一个,李家生三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纠结于“孩子生在哪家”的执念,直觉性的源于以前的理念:生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那么,自然每个人侵害社会的次数,就应该受限制。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错的。政策制定不能靠直觉,而是要靠逻辑与数据,更不能让旧政策的惯性主导。鼓励二胎,处罚三胎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不自洽、不合理性。当鼓励二胎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处罚三胎就已经变为不合乎逻辑了,是荒谬的,也不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全面放开生育不会造成新生儿的暴增。家庭的生育意愿会边际下降:家庭孩子越多,生育的意愿越小,放开三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放开四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三胎的政策。即便现在放开生育三胎,也无法弥补放开二胎政策未达预期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放开三胎新生儿暴增的情况,如果真有,那是求之不得的。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在国家利益、人民权利、政策内在逻辑自洽上,都是一致的,自洽的。而且,生育三胎家庭,都是大龄夫妻,对政策的时间敏感性非常强。所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现在的问题是,改变政策所需的时间、程序以及毋庸讳言的,部门利益、行政惯性等阻碍了政策快速的修正以适应国家需要,人民期待。

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前的三胎意愿。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缓冲折中的办法。在2016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对记者表示:在“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如果尚未处理或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这种政策的空间,如今也不妨用于妥善应对当下的生育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弥补现在政策内在逻辑矛盾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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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胎四胎,也是国家需要的新生儿

发布日期:2019-11-19 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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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广东云浮民警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一事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与同情。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事民警薛先生曾去当地卫健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当时对方回复称仅会被处分,不会开除。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将孩子留下。后单位仍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但当时薛先生的妻子已经怀孕6个多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月份引产与杀婴相差无几,父母自然于心不忍,而且,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要求“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的,医院也未必接收。然而在孩子生下来之后,两人先后被辞退、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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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同情的最初落脚点在于,根据2018年5月,广东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只应是行政处分。但实际上,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所以,行政处罚中,是包含开除的。

随着事情的发展,新的事实出现了,在当地的通报显示:薛先生先与前妻生育一女,又于现任妻子生育一子一女,这都属于政策内生育,而最小的这个孩子,属于他的政策外的第四个孩子。

随后,舆论对薛先生一家的声援迅速减弱。“居然生了四个孩子!”,恐怕这是不少人看到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所以同情迅速减弱。

这种直觉式的反应背后,源于中国人的一种长期的观念:把生育视为一种对他人,对国家的伤害。不过,这观念却经不起基于当下国情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现实国情

经济发展,社会压力大等诸多因素都会规律性的导致生育率降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正是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不过,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却并不如预期。2014年12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共有1100万对夫妇,仅有70万对提出申请,平均申请率仅为6%。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的18%这个数字。

在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2016年以来国内的生育率却不升反降,与此同时,育龄妇女人数也在不断下滑。2018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出生人口下降超过10%,有估计认为全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降幅远超预期。此外,更严峻的是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预计2030年20-35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将大幅下滑。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开始对生育孩子进行资助,辽宁、天津、湖北、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错误的人口理念

不过,这种鼓励二胎,处罚三胎、四胎的政策体系,暴露出了当下生育政策的内在不自洽、不合理性。

最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

这个共识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是需要被养活的,对社会来说,人是一个消耗性的活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增值性的活体”,在这个逻辑之下,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国家养不活不了那么多人”,并进而得到“多生一个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存”,那么,当生育变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进行统筹,所以,需要抑制人口出生,进行计划生育。这个逻辑非常流行,影响了中国人很多年。如今,人们把可以生产出来的医疗、教育都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出于这种“人是消耗性的活体”的理念。

抑制生育的政策,在这个共识下是合乎逻辑的,内在自洽的:生一个就够,两个就多了,三个更不能忍,因为多出来的孩子,是对其他人的侵犯。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就是源于这种理念,即多生了孩子,需要社会来抚养,消耗了社会资源,所以要进行补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共识是错误的,最起码不完全正确。

人并不是一个消耗性的个体,人是会劳动、会生产的。当年中国人觉得人是一个消耗性资源,只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生产力不够发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人已经变为了一种生产性、增值性的活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从人口总量,转向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等更深层、也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以,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而是社会的红利,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对改善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社会稳定都有正面的作用。撇开生育权利的角度不谈,从最功利的角度,当下国家鼓励生育第二胎,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新生儿不足。

矛盾的政策

不过,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矛盾:一边鼓励生育二胎,一边处罚生三胎、四胎。这意味着,政策体系不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反而鼓励生孩子,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于是,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一个,李家生三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纠结于“孩子生在哪家”的执念,直觉性的源于以前的理念:生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那么,自然每个人侵害社会的次数,就应该受限制。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错的。政策制定不能靠直觉,而是要靠逻辑与数据,更不能让旧政策的惯性主导。鼓励二胎,处罚三胎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不自洽、不合理性。当鼓励二胎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处罚三胎就已经变为不合乎逻辑了,是荒谬的,也不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全面放开生育不会造成新生儿的暴增。家庭的生育意愿会边际下降:家庭孩子越多,生育的意愿越小,放开三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放开四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三胎的政策。即便现在放开生育三胎,也无法弥补放开二胎政策未达预期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放开三胎新生儿暴增的情况,如果真有,那是求之不得的。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在国家利益、人民权利、政策内在逻辑自洽上,都是一致的,自洽的。而且,生育三胎家庭,都是大龄夫妻,对政策的时间敏感性非常强。所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现在的问题是,改变政策所需的时间、程序以及毋庸讳言的,部门利益、行政惯性等阻碍了政策快速的修正以适应国家需要,人民期待。

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前的三胎意愿。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缓冲折中的办法。在2016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对记者表示:在“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如果尚未处理或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这种政策的空间,如今也不妨用于妥善应对当下的生育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弥补现在政策内在逻辑矛盾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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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边鼓励二胎,一边处罚三胎四胎,当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只在做一件事:执着于孩子生在哪一家。



撰文 | 刘远举

OR--商业新媒体 】近日,广东云浮民警因生三胎被单位辞退一事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与同情。

根据媒体的报道,当事民警薛先生曾去当地卫健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当时对方回复称仅会被处分,不会开除。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将孩子留下。后单位仍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但当时薛先生的妻子已经怀孕6个多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月份引产与杀婴相差无几,父母自然于心不忍,而且,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要求“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的,医院也未必接收。然而在孩子生下来之后,两人先后被辞退、开除。

消退的同情

大众同情的最初落脚点在于,根据2018年5月,广东修改后的计划生育条例,只应是行政处分。但实际上,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所以,行政处罚中,是包含开除的。

随着事情的发展,新的事实出现了,在当地的通报显示:薛先生先与前妻生育一女,又于现任妻子生育一子一女,这都属于政策内生育,而最小的这个孩子,属于他的政策外的第四个孩子。

随后,舆论对薛先生一家的声援迅速减弱。“居然生了四个孩子!”,恐怕这是不少人看到后内心的第一反应,所以同情迅速减弱。

这种直觉式的反应背后,源于中国人的一种长期的观念:把生育视为一种对他人,对国家的伤害。不过,这观念却经不起基于当下国情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现实国情

经济发展,社会压力大等诸多因素都会规律性的导致生育率降低,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1-1.2左右,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二胎正是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不过,中国从2014年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却并不如预期。2014年12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共有1100万对夫妇,仅有70万对提出申请,平均申请率仅为6%。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的18%这个数字。

在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后,2016年以来国内的生育率却不升反降,与此同时,育龄妇女人数也在不断下滑。2018年上半年部分地区出生人口下降超过10%,有估计认为全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降幅远超预期。此外,更严峻的是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预计2030年20-35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出生人口将大幅下滑。

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地方开始对生育孩子进行资助,辽宁、天津、湖北、宜昌、仙桃及新疆等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生二孩的福利政策。

错误的人口理念

不过,这种鼓励二胎,处罚三胎、四胎的政策体系,暴露出了当下生育政策的内在不自洽、不合理性。

最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人太多了”。

这个共识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人是需要被养活的,对社会来说,人是一个消耗性的活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生产的,增值性的活体”,在这个逻辑之下,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国家养不活不了那么多人”,并进而得到“多生一个人,就等于剥夺了其他人的资源,影响了其他人的生存”,那么,当生育变为一种影响他人的东西的时候,就要进行统筹,所以,需要抑制人口出生,进行计划生育。这个逻辑非常流行,影响了中国人很多年。如今,人们把可以生产出来的医疗、教育都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出于这种“人是消耗性的活体”的理念。

抑制生育的政策,在这个共识下是合乎逻辑的,内在自洽的:生一个就够,两个就多了,三个更不能忍,因为多出来的孩子,是对其他人的侵犯。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就是源于这种理念,即多生了孩子,需要社会来抚养,消耗了社会资源,所以要进行补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共识是错误的,最起码不完全正确。

人并不是一个消耗性的个体,人是会劳动、会生产的。当年中国人觉得人是一个消耗性资源,只是基于当时的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深,生产力不够发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人已经变为了一种生产性、增值性的活体——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从人口总量,转向了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等更深层、也更为关键的问题。

所以,现在每一个新出生的婴儿,已经不是一种社会的负担,不再是对他人的侵害,而是社会的红利,对社会与国家的贡献,对改善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社会稳定都有正面的作用。撇开生育权利的角度不谈,从最功利的角度,当下国家鼓励生育第二胎,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口太多,而是新生儿不足。

矛盾的政策

不过,我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矛盾:一边鼓励生育二胎,一边处罚生三胎、四胎。这意味着,政策体系不以人口控制为目标,反而鼓励生孩子,同时却在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到底生在哪一家。于是,张家、李家各生2个孩子是好的,各要奖励2万元,但张家生一个,李家生三个,就是坏的,反而要处罚。

人的生育愿望不同,有人不愿意生,有人愿意生,而对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正好平均一下。孩子不管生在张家,还是李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未来都是一样的生产力,一样的改善人口结构。难道,三胎生出来的人,不是中国急需的新生儿吗?

纠结于“孩子生在哪家”的执念,直觉性的源于以前的理念:生育是一种对社会具有侵害性的行为,那么,自然每个人侵害社会的次数,就应该受限制。

但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错的。政策制定不能靠直觉,而是要靠逻辑与数据,更不能让旧政策的惯性主导。鼓励二胎,处罚三胎的政策,有一种内在的不自洽、不合理性。当鼓励二胎的政策出来的时候,处罚三胎就已经变为不合乎逻辑了,是荒谬的,也不利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全面放开生育不会造成新生儿的暴增。家庭的生育意愿会边际下降:家庭孩子越多,生育的意愿越小,放开三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生育二胎的政策。放开四胎的政策作用,肯定是小于放开三胎的政策。即便现在放开生育三胎,也无法弥补放开二胎政策未达预期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放开三胎新生儿暴增的情况,如果真有,那是求之不得的。

因此,全面放开生育,在国家利益、人民权利、政策内在逻辑自洽上,都是一致的,自洽的。而且,生育三胎家庭,都是大龄夫妻,对政策的时间敏感性非常强。所以,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现在的问题是,改变政策所需的时间、程序以及毋庸讳言的,部门利益、行政惯性等阻碍了政策快速的修正以适应国家需要,人民期待。

对于当下很多人而言,更具体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前的三胎意愿。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缓冲折中的办法。在2016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对记者表示:在“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如果尚未处理或处理不到位的,由各省市自治区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这种政策的空间,如今也不妨用于妥善应对当下的生育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弥补现在政策内在逻辑矛盾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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