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撰文 | Chris Reiter

OR--商业新媒体 】柏林墙倒塌时,戴安娜·莱曼(Diana Lehmann)年仅六岁。

她记得,过了一个月左右,她父母开着东德制造的卫星(Trabant)牌轿车,带全家人去巴伐利亚体验他们既奇妙又新鲜的自由。

西德政府给每个人发放相当于50美元的“欢迎金”,拿着这笔钱,父母带她走进一家玩具店。但玩具实在太多了。

在东德老家,她应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棕色的动物公仔,要么选灰色的。而在这里,她有一大堆选择,鲜艳的颜色和闪烁的灯光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走的时候,大部分钱还留在口袋里。

冲击还只是开始。

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两德重新统一是历史性的成就——民主德国卫兵在整整30年前的星期六打开了柏林墙的大门,为结束冷战和在东欧各国散播民主贡献了一臂之力。

但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

成千上万家公司倒闭,更多公司被国家廉价出售,逾300万人失去了工作。现为图林根州议会议员的莱曼说,从小到大,她周围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未受影响。

她说:“西德人几乎不了解这场变革对东德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说这番话时,莱曼正走过耶拿一幢社会主义时代的高层建筑,莱曼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经历了两德统一后那些年的动荡。

在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肆虐西方世界之际,这些伤痕将德国东部地区再次推到了台前。

东部地区失业率逐步降至与西部地区相当的水平——2019年10月,东部地区失业率为6.1%,西部地区为4.6%。但工资仍比西部地区低20%左右,两德统一后的人口外流为东部地区留下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令人不禁怀疑该地区可能再度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老一辈东德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目睹红军在把东德工厂里的机器运回苏联,而西德则借助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资金得以重建。

目前的情况是,数十亿欧元被送进法兰克福的银行,送给希腊政府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规模1.5万亿欧元(约合1.7万亿美元)的东部经济重振举措力度则有所减弱。政府2019年下调了所谓的团结税,从而为重建举措画上句号。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坚持“美国第一”,伦敦的脱欧支持者和布达佩斯的民族主义者从两侧撕裂欧盟(European Union)之际,德国东部地区许多人觉得政府过于积极地帮助外国人或富人,而他们则不幸掉队。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赢得23%的选票,得票率达到上次选举的两倍,导致议会陷入僵局。莱曼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四,得票率仅为8%。

伊尔科-萨沙·科瓦尔楚克(Ilko-Sascha Kowalczuk)是一位来自东柏林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本关于两德统一的书。他说:“这些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东德,它们发生的速度更快,也更为剧烈。”

在过去15年里,东德人拥有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是共产主义政权培养的物理学家,日后成为德国总理,她象征着东德人的意见在最高层得到代表。但这一历史章节正接近尾声。

默克尔正从日复一日的政治斗争中抽身,在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收尾阶段,她手下的部长们变得越发藐视她的权威。

在总理生涯的最后阶段,默克尔本人也越发悲观。默克尔曾对身边的人私下表示,她对德国下一代领导人没什么信心,并预计,她一旦离职,局势将进一步陷入混乱。

在图林根州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另类选择党领导人约恩·赫克(Bjoern Hoecke)便象征着默克尔所惧怕的东西。他曾表示,德国铭记纳粹罪行的做法让德国“成了跛子”,他还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称作“耻辱的纪念碑”。他所在的政党最受45岁以下的选民(也就是在德国统一后迈入成年的群体)欢迎。

不过,东德还有另一面。

莱曼说,在她小时候住的那种社会主义时期的社区里,人们会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这种精神即使在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仍然流传了下来。

莱曼的父母失去高端镜片生产商蔡司公司(Carl Zeiss)的工作之后,莱曼便常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父亲是声学工程师,曾在欧洲各地碰运气,但最终谋到的工作是在当地超市推推车。

莱曼的母亲安格莉卡·施皮尔克(Angelika Spirk)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医院管理手术室用品。她说:“我们跟西德人一样勤奋,而且我们也有聪明人。”

她说:“我对后来的变化很满意,但我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的过去切割开来。”

莱曼放学后自己回家,自己做饭、写作业,邻居会照看她。她说,这一切塑造了她的政治观念。

莱曼读书时曾在一个食品银行做志愿服务,但她想做更多事情解决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她于200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2009年成为该党图林根州青年组织负责人,并于2014年加入图林根州议会。

莱曼在她位于州府爱尔福特的办公室里表示:“我想做些事情,好让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生活,供养家庭。”她的办公室里放着她两岁女儿的摇篮,灯具上挂着一个百乐宝(Playmobil)的玩具仙女。

她补充说:“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州选举对莱曼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她回家时女儿早已上床睡觉。选民最终选择了另类选择党的愤怒和口号,而没有接纳她提出的源自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的动荡年月、让德国人团结一致的愿景。

投票结果公布当晚,她和她的团队成为爱尔福特市一家酒吧最晚离开的客人,在这家坐落在颇具中世纪风情的市中心的酒吧里,他们冷静地消化了丧失三分之一议席的事实。但几天后,她又回到街头,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她说:“唯一让人欣慰的是选举结束了。这令人震惊,但我们必须继续奋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 德国依然......

发布日期:2019-11-12 11:39
摘要: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撰文 | Chris Reiter

OR--商业新媒体 】柏林墙倒塌时,戴安娜·莱曼(Diana Lehmann)年仅六岁。

她记得,过了一个月左右,她父母开着东德制造的卫星(Trabant)牌轿车,带全家人去巴伐利亚体验他们既奇妙又新鲜的自由。

西德政府给每个人发放相当于50美元的“欢迎金”,拿着这笔钱,父母带她走进一家玩具店。但玩具实在太多了。

在东德老家,她应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棕色的动物公仔,要么选灰色的。而在这里,她有一大堆选择,鲜艳的颜色和闪烁的灯光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走的时候,大部分钱还留在口袋里。

冲击还只是开始。

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两德重新统一是历史性的成就——民主德国卫兵在整整30年前的星期六打开了柏林墙的大门,为结束冷战和在东欧各国散播民主贡献了一臂之力。

但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

成千上万家公司倒闭,更多公司被国家廉价出售,逾300万人失去了工作。现为图林根州议会议员的莱曼说,从小到大,她周围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未受影响。

她说:“西德人几乎不了解这场变革对东德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说这番话时,莱曼正走过耶拿一幢社会主义时代的高层建筑,莱曼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经历了两德统一后那些年的动荡。

在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肆虐西方世界之际,这些伤痕将德国东部地区再次推到了台前。

东部地区失业率逐步降至与西部地区相当的水平——2019年10月,东部地区失业率为6.1%,西部地区为4.6%。但工资仍比西部地区低20%左右,两德统一后的人口外流为东部地区留下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令人不禁怀疑该地区可能再度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老一辈东德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目睹红军在把东德工厂里的机器运回苏联,而西德则借助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资金得以重建。

目前的情况是,数十亿欧元被送进法兰克福的银行,送给希腊政府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规模1.5万亿欧元(约合1.7万亿美元)的东部经济重振举措力度则有所减弱。政府2019年下调了所谓的团结税,从而为重建举措画上句号。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坚持“美国第一”,伦敦的脱欧支持者和布达佩斯的民族主义者从两侧撕裂欧盟(European Union)之际,德国东部地区许多人觉得政府过于积极地帮助外国人或富人,而他们则不幸掉队。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赢得23%的选票,得票率达到上次选举的两倍,导致议会陷入僵局。莱曼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四,得票率仅为8%。

伊尔科-萨沙·科瓦尔楚克(Ilko-Sascha Kowalczuk)是一位来自东柏林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本关于两德统一的书。他说:“这些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东德,它们发生的速度更快,也更为剧烈。”

在过去15年里,东德人拥有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是共产主义政权培养的物理学家,日后成为德国总理,她象征着东德人的意见在最高层得到代表。但这一历史章节正接近尾声。

默克尔正从日复一日的政治斗争中抽身,在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收尾阶段,她手下的部长们变得越发藐视她的权威。

在总理生涯的最后阶段,默克尔本人也越发悲观。默克尔曾对身边的人私下表示,她对德国下一代领导人没什么信心,并预计,她一旦离职,局势将进一步陷入混乱。

在图林根州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另类选择党领导人约恩·赫克(Bjoern Hoecke)便象征着默克尔所惧怕的东西。他曾表示,德国铭记纳粹罪行的做法让德国“成了跛子”,他还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称作“耻辱的纪念碑”。他所在的政党最受45岁以下的选民(也就是在德国统一后迈入成年的群体)欢迎。

不过,东德还有另一面。

莱曼说,在她小时候住的那种社会主义时期的社区里,人们会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这种精神即使在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仍然流传了下来。

莱曼的父母失去高端镜片生产商蔡司公司(Carl Zeiss)的工作之后,莱曼便常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父亲是声学工程师,曾在欧洲各地碰运气,但最终谋到的工作是在当地超市推推车。

莱曼的母亲安格莉卡·施皮尔克(Angelika Spirk)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医院管理手术室用品。她说:“我们跟西德人一样勤奋,而且我们也有聪明人。”

她说:“我对后来的变化很满意,但我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的过去切割开来。”

莱曼放学后自己回家,自己做饭、写作业,邻居会照看她。她说,这一切塑造了她的政治观念。

莱曼读书时曾在一个食品银行做志愿服务,但她想做更多事情解决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她于200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2009年成为该党图林根州青年组织负责人,并于2014年加入图林根州议会。

莱曼在她位于州府爱尔福特的办公室里表示:“我想做些事情,好让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生活,供养家庭。”她的办公室里放着她两岁女儿的摇篮,灯具上挂着一个百乐宝(Playmobil)的玩具仙女。

她补充说:“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州选举对莱曼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她回家时女儿早已上床睡觉。选民最终选择了另类选择党的愤怒和口号,而没有接纳她提出的源自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的动荡年月、让德国人团结一致的愿景。

投票结果公布当晚,她和她的团队成为爱尔福特市一家酒吧最晚离开的客人,在这家坐落在颇具中世纪风情的市中心的酒吧里,他们冷静地消化了丧失三分之一议席的事实。但几天后,她又回到街头,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她说:“唯一让人欣慰的是选举结束了。这令人震惊,但我们必须继续奋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撰文 | Chris Reiter

OR--商业新媒体 】柏林墙倒塌时,戴安娜·莱曼(Diana Lehmann)年仅六岁。

她记得,过了一个月左右,她父母开着东德制造的卫星(Trabant)牌轿车,带全家人去巴伐利亚体验他们既奇妙又新鲜的自由。

西德政府给每个人发放相当于50美元的“欢迎金”,拿着这笔钱,父母带她走进一家玩具店。但玩具实在太多了。

在东德老家,她应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棕色的动物公仔,要么选灰色的。而在这里,她有一大堆选择,鲜艳的颜色和闪烁的灯光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走的时候,大部分钱还留在口袋里。

冲击还只是开始。

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两德重新统一是历史性的成就——民主德国卫兵在整整30年前的星期六打开了柏林墙的大门,为结束冷战和在东欧各国散播民主贡献了一臂之力。

但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

成千上万家公司倒闭,更多公司被国家廉价出售,逾300万人失去了工作。现为图林根州议会议员的莱曼说,从小到大,她周围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未受影响。

她说:“西德人几乎不了解这场变革对东德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说这番话时,莱曼正走过耶拿一幢社会主义时代的高层建筑,莱曼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经历了两德统一后那些年的动荡。

在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肆虐西方世界之际,这些伤痕将德国东部地区再次推到了台前。

东部地区失业率逐步降至与西部地区相当的水平——2019年10月,东部地区失业率为6.1%,西部地区为4.6%。但工资仍比西部地区低20%左右,两德统一后的人口外流为东部地区留下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令人不禁怀疑该地区可能再度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老一辈东德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目睹红军在把东德工厂里的机器运回苏联,而西德则借助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资金得以重建。

目前的情况是,数十亿欧元被送进法兰克福的银行,送给希腊政府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规模1.5万亿欧元(约合1.7万亿美元)的东部经济重振举措力度则有所减弱。政府2019年下调了所谓的团结税,从而为重建举措画上句号。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坚持“美国第一”,伦敦的脱欧支持者和布达佩斯的民族主义者从两侧撕裂欧盟(European Union)之际,德国东部地区许多人觉得政府过于积极地帮助外国人或富人,而他们则不幸掉队。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赢得23%的选票,得票率达到上次选举的两倍,导致议会陷入僵局。莱曼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四,得票率仅为8%。

伊尔科-萨沙·科瓦尔楚克(Ilko-Sascha Kowalczuk)是一位来自东柏林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本关于两德统一的书。他说:“这些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东德,它们发生的速度更快,也更为剧烈。”

在过去15年里,东德人拥有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是共产主义政权培养的物理学家,日后成为德国总理,她象征着东德人的意见在最高层得到代表。但这一历史章节正接近尾声。

默克尔正从日复一日的政治斗争中抽身,在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收尾阶段,她手下的部长们变得越发藐视她的权威。

在总理生涯的最后阶段,默克尔本人也越发悲观。默克尔曾对身边的人私下表示,她对德国下一代领导人没什么信心,并预计,她一旦离职,局势将进一步陷入混乱。

在图林根州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另类选择党领导人约恩·赫克(Bjoern Hoecke)便象征着默克尔所惧怕的东西。他曾表示,德国铭记纳粹罪行的做法让德国“成了跛子”,他还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称作“耻辱的纪念碑”。他所在的政党最受45岁以下的选民(也就是在德国统一后迈入成年的群体)欢迎。

不过,东德还有另一面。

莱曼说,在她小时候住的那种社会主义时期的社区里,人们会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这种精神即使在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仍然流传了下来。

莱曼的父母失去高端镜片生产商蔡司公司(Carl Zeiss)的工作之后,莱曼便常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父亲是声学工程师,曾在欧洲各地碰运气,但最终谋到的工作是在当地超市推推车。

莱曼的母亲安格莉卡·施皮尔克(Angelika Spirk)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医院管理手术室用品。她说:“我们跟西德人一样勤奋,而且我们也有聪明人。”

她说:“我对后来的变化很满意,但我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的过去切割开来。”

莱曼放学后自己回家,自己做饭、写作业,邻居会照看她。她说,这一切塑造了她的政治观念。

莱曼读书时曾在一个食品银行做志愿服务,但她想做更多事情解决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她于200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2009年成为该党图林根州青年组织负责人,并于2014年加入图林根州议会。

莱曼在她位于州府爱尔福特的办公室里表示:“我想做些事情,好让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生活,供养家庭。”她的办公室里放着她两岁女儿的摇篮,灯具上挂着一个百乐宝(Playmobil)的玩具仙女。

她补充说:“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州选举对莱曼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她回家时女儿早已上床睡觉。选民最终选择了另类选择党的愤怒和口号,而没有接纳她提出的源自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的动荡年月、让德国人团结一致的愿景。

投票结果公布当晚,她和她的团队成为爱尔福特市一家酒吧最晚离开的客人,在这家坐落在颇具中世纪风情的市中心的酒吧里,他们冷静地消化了丧失三分之一议席的事实。但几天后,她又回到街头,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她说:“唯一让人欣慰的是选举结束了。这令人震惊,但我们必须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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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 德国依然......

发布日期:2019-11-12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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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Chris Reiter

OR--商业新媒体 】柏林墙倒塌时,戴安娜·莱曼(Diana Lehmann)年仅六岁。

她记得,过了一个月左右,她父母开着东德制造的卫星(Trabant)牌轿车,带全家人去巴伐利亚体验他们既奇妙又新鲜的自由。

西德政府给每个人发放相当于50美元的“欢迎金”,拿着这笔钱,父母带她走进一家玩具店。但玩具实在太多了。

在东德老家,她应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棕色的动物公仔,要么选灰色的。而在这里,她有一大堆选择,鲜艳的颜色和闪烁的灯光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走的时候,大部分钱还留在口袋里。

冲击还只是开始。

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两德重新统一是历史性的成就——民主德国卫兵在整整30年前的星期六打开了柏林墙的大门,为结束冷战和在东欧各国散播民主贡献了一臂之力。

但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

成千上万家公司倒闭,更多公司被国家廉价出售,逾300万人失去了工作。现为图林根州议会议员的莱曼说,从小到大,她周围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未受影响。

她说:“西德人几乎不了解这场变革对东德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说这番话时,莱曼正走过耶拿一幢社会主义时代的高层建筑,莱曼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经历了两德统一后那些年的动荡。

在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肆虐西方世界之际,这些伤痕将德国东部地区再次推到了台前。

东部地区失业率逐步降至与西部地区相当的水平——2019年10月,东部地区失业率为6.1%,西部地区为4.6%。但工资仍比西部地区低20%左右,两德统一后的人口外流为东部地区留下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令人不禁怀疑该地区可能再度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老一辈东德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目睹红军在把东德工厂里的机器运回苏联,而西德则借助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资金得以重建。

目前的情况是,数十亿欧元被送进法兰克福的银行,送给希腊政府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规模1.5万亿欧元(约合1.7万亿美元)的东部经济重振举措力度则有所减弱。政府2019年下调了所谓的团结税,从而为重建举措画上句号。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坚持“美国第一”,伦敦的脱欧支持者和布达佩斯的民族主义者从两侧撕裂欧盟(European Union)之际,德国东部地区许多人觉得政府过于积极地帮助外国人或富人,而他们则不幸掉队。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赢得23%的选票,得票率达到上次选举的两倍,导致议会陷入僵局。莱曼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四,得票率仅为8%。

伊尔科-萨沙·科瓦尔楚克(Ilko-Sascha Kowalczuk)是一位来自东柏林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本关于两德统一的书。他说:“这些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东德,它们发生的速度更快,也更为剧烈。”

在过去15年里,东德人拥有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是共产主义政权培养的物理学家,日后成为德国总理,她象征着东德人的意见在最高层得到代表。但这一历史章节正接近尾声。

默克尔正从日复一日的政治斗争中抽身,在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收尾阶段,她手下的部长们变得越发藐视她的权威。

在总理生涯的最后阶段,默克尔本人也越发悲观。默克尔曾对身边的人私下表示,她对德国下一代领导人没什么信心,并预计,她一旦离职,局势将进一步陷入混乱。

在图林根州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另类选择党领导人约恩·赫克(Bjoern Hoecke)便象征着默克尔所惧怕的东西。他曾表示,德国铭记纳粹罪行的做法让德国“成了跛子”,他还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称作“耻辱的纪念碑”。他所在的政党最受45岁以下的选民(也就是在德国统一后迈入成年的群体)欢迎。

不过,东德还有另一面。

莱曼说,在她小时候住的那种社会主义时期的社区里,人们会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这种精神即使在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仍然流传了下来。

莱曼的父母失去高端镜片生产商蔡司公司(Carl Zeiss)的工作之后,莱曼便常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父亲是声学工程师,曾在欧洲各地碰运气,但最终谋到的工作是在当地超市推推车。

莱曼的母亲安格莉卡·施皮尔克(Angelika Spirk)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医院管理手术室用品。她说:“我们跟西德人一样勤奋,而且我们也有聪明人。”

她说:“我对后来的变化很满意,但我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的过去切割开来。”

莱曼放学后自己回家,自己做饭、写作业,邻居会照看她。她说,这一切塑造了她的政治观念。

莱曼读书时曾在一个食品银行做志愿服务,但她想做更多事情解决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她于200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2009年成为该党图林根州青年组织负责人,并于2014年加入图林根州议会。

莱曼在她位于州府爱尔福特的办公室里表示:“我想做些事情,好让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生活,供养家庭。”她的办公室里放着她两岁女儿的摇篮,灯具上挂着一个百乐宝(Playmobil)的玩具仙女。

她补充说:“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州选举对莱曼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她回家时女儿早已上床睡觉。选民最终选择了另类选择党的愤怒和口号,而没有接纳她提出的源自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的动荡年月、让德国人团结一致的愿景。

投票结果公布当晚,她和她的团队成为爱尔福特市一家酒吧最晚离开的客人,在这家坐落在颇具中世纪风情的市中心的酒吧里,他们冷静地消化了丧失三分之一议席的事实。但几天后,她又回到街头,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她说:“唯一让人欣慰的是选举结束了。这令人震惊,但我们必须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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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撰文 | Chris Reiter

OR--商业新媒体 】柏林墙倒塌时,戴安娜·莱曼(Diana Lehmann)年仅六岁。

她记得,过了一个月左右,她父母开着东德制造的卫星(Trabant)牌轿车,带全家人去巴伐利亚体验他们既奇妙又新鲜的自由。

西德政府给每个人发放相当于50美元的“欢迎金”,拿着这笔钱,父母带她走进一家玩具店。但玩具实在太多了。

在东德老家,她应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棕色的动物公仔,要么选灰色的。而在这里,她有一大堆选择,鲜艳的颜色和闪烁的灯光让人眼花缭乱。他们走的时候,大部分钱还留在口袋里。

冲击还只是开始。

在大多数旁观者看来,两德重新统一是历史性的成就——民主德国卫兵在整整30年前的星期六打开了柏林墙的大门,为结束冷战和在东欧各国散播民主贡献了一臂之力。

但对那些一夜之间卷入资本主义洪流的人来说,现实是残酷的。

成千上万家公司倒闭,更多公司被国家廉价出售,逾300万人失去了工作。现为图林根州议会议员的莱曼说,从小到大,她周围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未受影响。

她说:“西德人几乎不了解这场变革对东德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说这番话时,莱曼正走过耶拿一幢社会主义时代的高层建筑,莱曼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她经历了两德统一后那些年的动荡。

在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斗争肆虐西方世界之际,这些伤痕将德国东部地区再次推到了台前。

东部地区失业率逐步降至与西部地区相当的水平——2019年10月,东部地区失业率为6.1%,西部地区为4.6%。但工资仍比西部地区低20%左右,两德统一后的人口外流为东部地区留下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令人不禁怀疑该地区可能再度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老一辈东德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目睹红军在把东德工厂里的机器运回苏联,而西德则借助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资金得以重建。

目前的情况是,数十亿欧元被送进法兰克福的银行,送给希腊政府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规模1.5万亿欧元(约合1.7万亿美元)的东部经济重振举措力度则有所减弱。政府2019年下调了所谓的团结税,从而为重建举措画上句号。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坚持“美国第一”,伦敦的脱欧支持者和布达佩斯的民族主义者从两侧撕裂欧盟(European Union)之际,德国东部地区许多人觉得政府过于积极地帮助外国人或富人,而他们则不幸掉队。

在2019年10月举行的图林根州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赢得23%的选票,得票率达到上次选举的两倍,导致议会陷入僵局。莱曼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位居第四,得票率仅为8%。

伊尔科-萨沙·科瓦尔楚克(Ilko-Sascha Kowalczuk)是一位来自东柏林的历史学家,曾写过一本关于两德统一的书。他说:“这些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东德,它们发生的速度更快,也更为剧烈。”

在过去15年里,东德人拥有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默克尔是共产主义政权培养的物理学家,日后成为德国总理,她象征着东德人的意见在最高层得到代表。但这一历史章节正接近尾声。

默克尔正从日复一日的政治斗争中抽身,在默克尔政治生涯的收尾阶段,她手下的部长们变得越发藐视她的权威。

在总理生涯的最后阶段,默克尔本人也越发悲观。默克尔曾对身边的人私下表示,她对德国下一代领导人没什么信心,并预计,她一旦离职,局势将进一步陷入混乱。

在图林根州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另类选择党领导人约恩·赫克(Bjoern Hoecke)便象征着默克尔所惧怕的东西。他曾表示,德国铭记纳粹罪行的做法让德国“成了跛子”,他还将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称作“耻辱的纪念碑”。他所在的政党最受45岁以下的选民(也就是在德国统一后迈入成年的群体)欢迎。

不过,东德还有另一面。

莱曼说,在她小时候住的那种社会主义时期的社区里,人们会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这种精神即使在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仍然流传了下来。

莱曼的父母失去高端镜片生产商蔡司公司(Carl Zeiss)的工作之后,莱曼便常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她父亲是声学工程师,曾在欧洲各地碰运气,但最终谋到的工作是在当地超市推推车。

莱曼的母亲安格莉卡·施皮尔克(Angelika Spirk)最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医院管理手术室用品。她说:“我们跟西德人一样勤奋,而且我们也有聪明人。”

她说:“我对后来的变化很满意,但我不希望任何人把我的过去切割开来。”

莱曼放学后自己回家,自己做饭、写作业,邻居会照看她。她说,这一切塑造了她的政治观念。

莱曼读书时曾在一个食品银行做志愿服务,但她想做更多事情解决她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她于200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2009年成为该党图林根州青年组织负责人,并于2014年加入图林根州议会。

莱曼在她位于州府爱尔福特的办公室里表示:“我想做些事情,好让人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生活,供养家庭。”她的办公室里放着她两岁女儿的摇篮,灯具上挂着一个百乐宝(Playmobil)的玩具仙女。

她补充说:“这里的人生活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之中。”

州选举对莱曼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她回家时女儿早已上床睡觉。选民最终选择了另类选择党的愤怒和口号,而没有接纳她提出的源自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后的动荡年月、让德国人团结一致的愿景。

投票结果公布当晚,她和她的团队成为爱尔福特市一家酒吧最晚离开的客人,在这家坐落在颇具中世纪风情的市中心的酒吧里,他们冷静地消化了丧失三分之一议席的事实。但几天后,她又回到街头,准备重新投入工作。

她说:“唯一让人欣慰的是选举结束了。这令人震惊,但我们必须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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