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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新文化运动中的傅斯年和《新潮》

发布日期:2019-11-01 10:20
摘要: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是“活”和“人”,要创造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撰文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广义“五四”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

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动员,陈独秀接受北大文科学长之聘,将《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随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此时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任北大教授,还不认识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沈尹默教授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之自动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伙伴创立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其中一半直接受教于胡适。1918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经陈独秀报请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领取四百大洋作为基金;蔡元培亲笔题写刊名“新潮”;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印刷发行;北大教授们或提供稿件,或指导办刊。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傅办《新潮》缺银子,委托住他隔壁寝室的徐彦之出面向老陈求助。老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傅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细作”一说见周作人《每周评论(上)》)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极深厚,11岁时即已读完《十三经》。对《诗经》《尚书》《礼记》《史记》《昭明文选》和先秦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赋》《两京赋》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可以背诵如流(伍俶《忆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读书破万卷。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位于聊城杨氏宅院内,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因为和杨家有亲戚关系,傅从小就在海源阁博览群书。

入北大之后,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有“黄门侍郎”之称,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周作人说:“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辑《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让傅斯年突然转变。新派教授们同样器重他,胡适多次公开承认傅斯年的国学水准超过自己,称赞傅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为他说了好话。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小傅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黄侃等对极受器重的傅斯年“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罗家伦举例证明,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按:黄侃字)马上要辞职。”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稿两投的《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趁热回国。9月10日,抵达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大家担任。胡适之前的授课教授是陈汉章,从伏羲开讲,两个学期才讲到商朝。胡适初出茅庐,就先声夺人,在学术重镇与章门分庭抗礼。他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重新编写讲义,抛开“三皇五帝”,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胡适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讲台。何况胡适年纪轻轻做教授,“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关键之际,顾颉刚建议同住西斋四号学生宿舍的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同班同学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虽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点吃不消”,但“已经发觉他的学问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员之上,不可轻视。”

傅“童鞋”听了胡适几天课后,感觉不错,告诉小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北大哲学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与傅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一些北大学生极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

毛子水回忆,当时在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

何止一般教员,北大名教授也敢单挑。马叙伦写了一部《庄子札记》,在校生傅斯年俨然一个“学术警察”、“校纪监理”,评头论足“泛览一周,始觉失望”。批评马教授抄录成说,要么“不附以解正”;要么“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要么“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甚至举例揭露涉嫌学术不端,“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他的笔锋尖锐,咄咄逼人,却让人难以反驳。大学生有如此学术实力、学术勇气,公开质疑本校名教授的学术著作,才学不让于师辈,实属罕见。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面世。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中文的意思是“文艺复兴”,干的就是思想启蒙的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也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当时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

《新潮》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一经出版,就广受读者欢迎,“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锐气、销量有时还超过《新青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不仅在北京受欢迎,在南方也畅销。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只,相互呼应,同仇敌忾。“教员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青年社去了,学生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潮社去了。”(顾颉刚《致徐彦之》,1919年6月5日)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坛”,第一次刊登的文章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傅斯年以及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傅斯年献身新文化运动的“投名状”。胡适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回忆,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发表的,称赞傅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简而言之,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就两个:“活”、“人”。1935年9月,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此有开先河的精妙界定:“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如此鲜活的卓见和品位,84年后阅读,仍具穿透力和震撼力,令人叹服。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所以他旗帜鲜明支持变革,“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还从“人”的角度,简洁描述“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文学的作用,……总是照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

这与巴金《文学的作用》观点相映成趣:“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思想严谨,后者侧重于诗意炽热;共通在于独立人格,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我口言我心、我行映我心。

据笔者统计,《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目录,总共21篇文章,傅斯年一人写了11篇,占52.4%。据袁伟时考证,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至1919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

《新潮》的思想新锐激进,批判直率猛辣,树敌不少。不仅旧文人骂、旧势力恨,北洋政府也不断向蔡元培施加压力。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否则威胁“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

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遵照总统徐世昌的指示,致信蔡元培,希望管教北大这些捣乱分子:“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甚至示意蔡元培,“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大名鼎鼎的“四凶”,就是指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傅斯年能与陈、胡两位开风气之先河的领袖并称,引起旧文人、旧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与有荣焉!

“五四”之后,蔡元培扛下责任,“引咎”远避杭州,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就知晓傅斯年、罗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又说:“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点名称赞,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是“活”和“人”,要创造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撰文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广义“五四”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

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动员,陈独秀接受北大文科学长之聘,将《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随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此时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任北大教授,还不认识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沈尹默教授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之自动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伙伴创立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其中一半直接受教于胡适。1918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经陈独秀报请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领取四百大洋作为基金;蔡元培亲笔题写刊名“新潮”;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印刷发行;北大教授们或提供稿件,或指导办刊。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傅办《新潮》缺银子,委托住他隔壁寝室的徐彦之出面向老陈求助。老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傅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细作”一说见周作人《每周评论(上)》)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极深厚,11岁时即已读完《十三经》。对《诗经》《尚书》《礼记》《史记》《昭明文选》和先秦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赋》《两京赋》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可以背诵如流(伍俶《忆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读书破万卷。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位于聊城杨氏宅院内,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因为和杨家有亲戚关系,傅从小就在海源阁博览群书。

入北大之后,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有“黄门侍郎”之称,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周作人说:“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辑《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让傅斯年突然转变。新派教授们同样器重他,胡适多次公开承认傅斯年的国学水准超过自己,称赞傅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为他说了好话。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小傅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黄侃等对极受器重的傅斯年“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罗家伦举例证明,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按:黄侃字)马上要辞职。”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稿两投的《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趁热回国。9月10日,抵达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大家担任。胡适之前的授课教授是陈汉章,从伏羲开讲,两个学期才讲到商朝。胡适初出茅庐,就先声夺人,在学术重镇与章门分庭抗礼。他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重新编写讲义,抛开“三皇五帝”,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胡适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讲台。何况胡适年纪轻轻做教授,“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关键之际,顾颉刚建议同住西斋四号学生宿舍的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同班同学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虽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点吃不消”,但“已经发觉他的学问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员之上,不可轻视。”

傅“童鞋”听了胡适几天课后,感觉不错,告诉小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北大哲学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与傅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一些北大学生极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

毛子水回忆,当时在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

何止一般教员,北大名教授也敢单挑。马叙伦写了一部《庄子札记》,在校生傅斯年俨然一个“学术警察”、“校纪监理”,评头论足“泛览一周,始觉失望”。批评马教授抄录成说,要么“不附以解正”;要么“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要么“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甚至举例揭露涉嫌学术不端,“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他的笔锋尖锐,咄咄逼人,却让人难以反驳。大学生有如此学术实力、学术勇气,公开质疑本校名教授的学术著作,才学不让于师辈,实属罕见。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面世。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中文的意思是“文艺复兴”,干的就是思想启蒙的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也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当时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

《新潮》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一经出版,就广受读者欢迎,“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锐气、销量有时还超过《新青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不仅在北京受欢迎,在南方也畅销。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只,相互呼应,同仇敌忾。“教员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青年社去了,学生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潮社去了。”(顾颉刚《致徐彦之》,1919年6月5日)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坛”,第一次刊登的文章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傅斯年以及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傅斯年献身新文化运动的“投名状”。胡适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回忆,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发表的,称赞傅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简而言之,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就两个:“活”、“人”。1935年9月,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此有开先河的精妙界定:“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如此鲜活的卓见和品位,84年后阅读,仍具穿透力和震撼力,令人叹服。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所以他旗帜鲜明支持变革,“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还从“人”的角度,简洁描述“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文学的作用,……总是照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

这与巴金《文学的作用》观点相映成趣:“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思想严谨,后者侧重于诗意炽热;共通在于独立人格,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我口言我心、我行映我心。

据笔者统计,《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目录,总共21篇文章,傅斯年一人写了11篇,占52.4%。据袁伟时考证,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至1919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

《新潮》的思想新锐激进,批判直率猛辣,树敌不少。不仅旧文人骂、旧势力恨,北洋政府也不断向蔡元培施加压力。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否则威胁“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

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遵照总统徐世昌的指示,致信蔡元培,希望管教北大这些捣乱分子:“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甚至示意蔡元培,“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大名鼎鼎的“四凶”,就是指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傅斯年能与陈、胡两位开风气之先河的领袖并称,引起旧文人、旧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与有荣焉!

“五四”之后,蔡元培扛下责任,“引咎”远避杭州,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就知晓傅斯年、罗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又说:“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点名称赞,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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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商业新媒体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广义“五四”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

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动员,陈独秀接受北大文科学长之聘,将《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随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此时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任北大教授,还不认识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沈尹默教授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之自动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伙伴创立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其中一半直接受教于胡适。1918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经陈独秀报请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领取四百大洋作为基金;蔡元培亲笔题写刊名“新潮”;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印刷发行;北大教授们或提供稿件,或指导办刊。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傅办《新潮》缺银子,委托住他隔壁寝室的徐彦之出面向老陈求助。老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傅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细作”一说见周作人《每周评论(上)》)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极深厚,11岁时即已读完《十三经》。对《诗经》《尚书》《礼记》《史记》《昭明文选》和先秦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赋》《两京赋》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可以背诵如流(伍俶《忆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读书破万卷。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位于聊城杨氏宅院内,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因为和杨家有亲戚关系,傅从小就在海源阁博览群书。

入北大之后,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有“黄门侍郎”之称,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周作人说:“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辑《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让傅斯年突然转变。新派教授们同样器重他,胡适多次公开承认傅斯年的国学水准超过自己,称赞傅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为他说了好话。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小傅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黄侃等对极受器重的傅斯年“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罗家伦举例证明,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按:黄侃字)马上要辞职。”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稿两投的《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趁热回国。9月10日,抵达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大家担任。胡适之前的授课教授是陈汉章,从伏羲开讲,两个学期才讲到商朝。胡适初出茅庐,就先声夺人,在学术重镇与章门分庭抗礼。他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重新编写讲义,抛开“三皇五帝”,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胡适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讲台。何况胡适年纪轻轻做教授,“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关键之际,顾颉刚建议同住西斋四号学生宿舍的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同班同学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虽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点吃不消”,但“已经发觉他的学问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员之上,不可轻视。”

傅“童鞋”听了胡适几天课后,感觉不错,告诉小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北大哲学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与傅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一些北大学生极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

毛子水回忆,当时在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

何止一般教员,北大名教授也敢单挑。马叙伦写了一部《庄子札记》,在校生傅斯年俨然一个“学术警察”、“校纪监理”,评头论足“泛览一周,始觉失望”。批评马教授抄录成说,要么“不附以解正”;要么“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要么“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甚至举例揭露涉嫌学术不端,“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他的笔锋尖锐,咄咄逼人,却让人难以反驳。大学生有如此学术实力、学术勇气,公开质疑本校名教授的学术著作,才学不让于师辈,实属罕见。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面世。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中文的意思是“文艺复兴”,干的就是思想启蒙的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也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当时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

《新潮》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一经出版,就广受读者欢迎,“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锐气、销量有时还超过《新青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不仅在北京受欢迎,在南方也畅销。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只,相互呼应,同仇敌忾。“教员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青年社去了,学生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潮社去了。”(顾颉刚《致徐彦之》,1919年6月5日)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坛”,第一次刊登的文章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傅斯年以及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傅斯年献身新文化运动的“投名状”。胡适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回忆,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发表的,称赞傅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简而言之,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就两个:“活”、“人”。1935年9月,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此有开先河的精妙界定:“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如此鲜活的卓见和品位,84年后阅读,仍具穿透力和震撼力,令人叹服。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所以他旗帜鲜明支持变革,“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还从“人”的角度,简洁描述“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文学的作用,……总是照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

这与巴金《文学的作用》观点相映成趣:“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思想严谨,后者侧重于诗意炽热;共通在于独立人格,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我口言我心、我行映我心。

据笔者统计,《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目录,总共21篇文章,傅斯年一人写了11篇,占52.4%。据袁伟时考证,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至1919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

《新潮》的思想新锐激进,批判直率猛辣,树敌不少。不仅旧文人骂、旧势力恨,北洋政府也不断向蔡元培施加压力。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否则威胁“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

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遵照总统徐世昌的指示,致信蔡元培,希望管教北大这些捣乱分子:“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甚至示意蔡元培,“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大名鼎鼎的“四凶”,就是指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傅斯年能与陈、胡两位开风气之先河的领袖并称,引起旧文人、旧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与有荣焉!

“五四”之后,蔡元培扛下责任,“引咎”远避杭州,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就知晓傅斯年、罗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又说:“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点名称赞,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活”、“人”:新文化运动中的傅斯年和《新潮》

发布日期:2019-11-01 10:20
摘要: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是“活”和“人”,要创造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撰文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广义“五四”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

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动员,陈独秀接受北大文科学长之聘,将《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随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此时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任北大教授,还不认识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沈尹默教授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之自动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伙伴创立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其中一半直接受教于胡适。1918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经陈独秀报请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领取四百大洋作为基金;蔡元培亲笔题写刊名“新潮”;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印刷发行;北大教授们或提供稿件,或指导办刊。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傅办《新潮》缺银子,委托住他隔壁寝室的徐彦之出面向老陈求助。老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傅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细作”一说见周作人《每周评论(上)》)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极深厚,11岁时即已读完《十三经》。对《诗经》《尚书》《礼记》《史记》《昭明文选》和先秦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赋》《两京赋》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可以背诵如流(伍俶《忆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读书破万卷。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位于聊城杨氏宅院内,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因为和杨家有亲戚关系,傅从小就在海源阁博览群书。

入北大之后,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有“黄门侍郎”之称,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周作人说:“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辑《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让傅斯年突然转变。新派教授们同样器重他,胡适多次公开承认傅斯年的国学水准超过自己,称赞傅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为他说了好话。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小傅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黄侃等对极受器重的傅斯年“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罗家伦举例证明,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按:黄侃字)马上要辞职。”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稿两投的《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趁热回国。9月10日,抵达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大家担任。胡适之前的授课教授是陈汉章,从伏羲开讲,两个学期才讲到商朝。胡适初出茅庐,就先声夺人,在学术重镇与章门分庭抗礼。他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重新编写讲义,抛开“三皇五帝”,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胡适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讲台。何况胡适年纪轻轻做教授,“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关键之际,顾颉刚建议同住西斋四号学生宿舍的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同班同学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虽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点吃不消”,但“已经发觉他的学问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员之上,不可轻视。”

傅“童鞋”听了胡适几天课后,感觉不错,告诉小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北大哲学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与傅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一些北大学生极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

毛子水回忆,当时在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

何止一般教员,北大名教授也敢单挑。马叙伦写了一部《庄子札记》,在校生傅斯年俨然一个“学术警察”、“校纪监理”,评头论足“泛览一周,始觉失望”。批评马教授抄录成说,要么“不附以解正”;要么“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要么“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甚至举例揭露涉嫌学术不端,“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他的笔锋尖锐,咄咄逼人,却让人难以反驳。大学生有如此学术实力、学术勇气,公开质疑本校名教授的学术著作,才学不让于师辈,实属罕见。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面世。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中文的意思是“文艺复兴”,干的就是思想启蒙的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也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当时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

《新潮》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一经出版,就广受读者欢迎,“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锐气、销量有时还超过《新青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不仅在北京受欢迎,在南方也畅销。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只,相互呼应,同仇敌忾。“教员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青年社去了,学生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潮社去了。”(顾颉刚《致徐彦之》,1919年6月5日)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坛”,第一次刊登的文章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傅斯年以及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傅斯年献身新文化运动的“投名状”。胡适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回忆,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发表的,称赞傅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简而言之,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就两个:“活”、“人”。1935年9月,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此有开先河的精妙界定:“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如此鲜活的卓见和品位,84年后阅读,仍具穿透力和震撼力,令人叹服。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所以他旗帜鲜明支持变革,“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还从“人”的角度,简洁描述“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文学的作用,……总是照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

这与巴金《文学的作用》观点相映成趣:“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思想严谨,后者侧重于诗意炽热;共通在于独立人格,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我口言我心、我行映我心。

据笔者统计,《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目录,总共21篇文章,傅斯年一人写了11篇,占52.4%。据袁伟时考证,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至1919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

《新潮》的思想新锐激进,批判直率猛辣,树敌不少。不仅旧文人骂、旧势力恨,北洋政府也不断向蔡元培施加压力。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否则威胁“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

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遵照总统徐世昌的指示,致信蔡元培,希望管教北大这些捣乱分子:“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甚至示意蔡元培,“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大名鼎鼎的“四凶”,就是指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傅斯年能与陈、胡两位开风气之先河的领袖并称,引起旧文人、旧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与有荣焉!

“五四”之后,蔡元培扛下责任,“引咎”远避杭州,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就知晓傅斯年、罗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又说:“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点名称赞,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是“活”和“人”,要创造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撰文 | 叶胜舟

OR--商业新媒体 】“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游行示威、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广义“五四”从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

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动员,陈独秀接受北大文科学长之聘,将《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随即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此时在北大求学的傅斯年,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骁将。这一年,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朱家骅任北大教授,还不认识傅斯年,就已知他的大名,曾在北大预科给傅授课的沈尹默教授告诉朱:“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北大第一个新文化学生社团“新潮社”、第一份“学生之自动刊物”《新潮》,就是傅斯年带领罗家伦、汪敬熙、顾颉刚、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毛子水等,共21名志同道合伙伴创立的,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二、三岁,其中一半直接受教于胡适。1918年10月13日,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新潮》“三个元素”的定位: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

师长们热情援手《新潮》:经陈独秀报请蔡元培批准,每月向北大领取四百大洋作为基金;蔡元培亲笔题写刊名“新潮”;胡适担任学术顾问;李大钊拨图书馆一个房间作为办刊场所;庶务主任李辛白帮助印刷发行;北大教授们或提供稿件,或指导办刊。


陈独秀对傅斯年的办刊动机和信任有个转变过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傅办《新潮》缺银子,委托住他隔壁寝室的徐彦之出面向老陈求助。老陈第一反应竟然怀疑傅是否想与《新青年》作对?是否对方阵营派来潜伏的“细作”?(“细作”一说见周作人《每周评论(上)》)

为什么有这样哭笑不得的误会呢?原来傅斯年才华横溢,国学功底极深厚,11岁时即已读完《十三经》。对《诗经》《尚书》《礼记》《史记》《昭明文选》和先秦诸子等典籍,以及《三都赋》《两京赋》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可以背诵如流(伍俶《忆孟真》)。

他入北大之前已读书破万卷。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位于聊城杨氏宅院内,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因为和杨家有亲戚关系,傅从小就在海源阁博览群书。

入北大之后,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有“黄门侍郎”之称,深受国粹派教授们器重。周作人说:“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按:1918年)十二月便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辑《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大的法力”,让傅斯年突然转变。新派教授们同样器重他,胡适多次公开承认傅斯年的国学水准超过自己,称赞傅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

幸亏蔡元培和胡适鼎力支持傅斯年,周作人也为他说了好话。陈独秀虽有疑心,很快释然,转而力挺,表态“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黄侃希望傅斯年传承章太炎的道统,奈何小傅决非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而是越来越受胡适的治学思想吸引,紧贴时代躁动的脉搏,冲在社会变革的前沿。最终“背叛”师门,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民主和科学,反戈批驳旧文化、旧道德、旧堡垒。黄侃等对极受器重的傅斯年“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罗家伦举例证明,1931年,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按:黄侃字)马上要辞职。”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一稿两投的《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趁热回国。9月10日,抵达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6周岁还差3个月,典型的“小鲜肉”。

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大家担任。胡适之前的授课教授是陈汉章,从伏羲开讲,两个学期才讲到商朝。胡适初出茅庐,就先声夺人,在学术重镇与章门分庭抗礼。他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重新编写讲义,抛开“三皇五帝”,把五千年历史“截断众流”去一半。第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听讲者大为惊骇,认为胡适是大逆不道的“造反”,不配上讲台。何况胡适年纪轻轻做教授,“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激进学生开始折腾赶走这位“胡说”教授。关键之际,顾颉刚建议同住西斋四号学生宿舍的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名气极响,被美誉为“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同班同学伍俶受到他“若理不理”的冷落,虽然抱怨他“不可一世的神情,有点吃不消”,但“已经发觉他的学问文章,在(北大)一般教员之上,不可轻视。”

傅“童鞋”听了胡适几天课后,感觉不错,告诉小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北大哲学系,傅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与傅先是好友、后来翻脸的顾颉刚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胡适晚年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深情地回忆,“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他对一些北大学生极为赏识,认为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包括很多后来文化界知识界的领袖们如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

毛子水回忆,当时在北大师生中,“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只有这一类人,才可以说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

何止一般教员,北大名教授也敢单挑。马叙伦写了一部《庄子札记》,在校生傅斯年俨然一个“学术警察”、“校纪监理”,评头论足“泛览一周,始觉失望”。批评马教授抄录成说,要么“不附以解正”;要么“所解证者,并不见具何条理,有何发明”;要么“据以驳某说之根据,亦取资于他人”。甚至举例揭露涉嫌学术不端,“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他的笔锋尖锐,咄咄逼人,却让人难以反驳。大学生有如此学术实力、学术勇气,公开质疑本校名教授的学术著作,才学不让于师辈,实属罕见。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面世。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中文的意思是“文艺复兴”,干的就是思想启蒙的活,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也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当时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

《新潮》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第一卷第一号一经出版,就广受读者欢迎,“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锐气、销量有时还超过《新青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不仅在北京受欢迎,在南方也畅销。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只,相互呼应,同仇敌忾。“教员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青年社去了,学生有为的人三分二都收在新潮社去了。”(顾颉刚《致徐彦之》,1919年6月5日)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专门为青年学生设立“读者论坛”,第一次刊登的文章是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

《文学革新申义》是傅斯年以及北大学生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傅斯年献身新文化运动的“投名状”。胡适在《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回忆,这篇文章是经他编辑校阅后发表的,称赞傅是“最能了解当时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人”,“在文学改革、新思想运动上是一个领导者,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指导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简而言之,陈独秀、胡适开启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核心关键字就两个:“活”、“人”。1935年9月,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对此有开先河的精妙界定:“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如此鲜活的卓见和品位,84年后阅读,仍具穿透力和震撼力,令人叹服。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所以他旗帜鲜明支持变革,“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还从“人”的角度,简洁描述“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文学的作用,……总是照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怎样做白话文?》)

这与巴金《文学的作用》观点相映成趣:“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思想严谨,后者侧重于诗意炽热;共通在于独立人格,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我口言我心、我行映我心。

据笔者统计,《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目录,总共21篇文章,傅斯年一人写了11篇,占52.4%。据袁伟时考证,傅斯年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至1919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

《新潮》的思想新锐激进,批判直率猛辣,树敌不少。不仅旧文人骂、旧势力恨,北洋政府也不断向蔡元培施加压力。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新潮》,否则威胁“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

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遵照总统徐世昌的指示,致信蔡元培,希望管教北大这些捣乱分子:“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甚至示意蔡元培,“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大名鼎鼎的“四凶”,就是指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罗家伦。在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傅斯年能与陈、胡两位开风气之先河的领袖并称,引起旧文人、旧势力的恐慌和憎恨,与有荣焉!

“五四”之后,蔡元培扛下责任,“引咎”远避杭州,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就知晓傅斯年、罗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又说:“自从‘五四’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蒋梦麟《西潮与新潮》)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点名称赞,创办《新潮》杂志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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