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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变者高群耀

发布日期:2019-11-01 08:42
摘要:从微软到万达,再到创业。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创变四十年的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他的时代。他的人生算法是什么?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好巧不巧,十一之前,我在上海见了高群耀。

说巧,是因为见面之前我正好在读他新出的传记《创变》,不禁觉得在“十一”70周年之际,对比一个商届人士40年职业生涯,将大时代与小个体的轨迹投影对比,难免有种私人历史与集体记忆重叠的奇异感。

高群耀是谁?

高群耀是谁?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所谓“第一批吃螃蟹者”,很多事,他都抢了先。而且,“吃”了不止一次。从首批高考考生到第一批留学洋插队,从头拨外企经理人再到中国民企出海的操盘者,如今,他年过六旬,开始创业。

初见面,高群耀有着多年长跑的干练与精气,他实际身高并不算高,却绝不给人矮小之感。在传记中,他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如果营养跟得上,他还能长高10厘米。和很多企业家类似,他天然是带有不小的好奇心。下午茶聊天中,除了企业和战略,聊历史和文化,他也兴趣盎然。他的口头禅,就是不紧不慢地给你解释,“这事儿的乐子”在哪里。

这几年,高群耀在海外比国内更有名,几次上榜好莱坞权力人物,算是国人进入好莱坞游戏牌桌首人。在国内,相对低调的他,为什么此时要出《创变》这样一本书?他笑了,因为哈工大百年校庆,为了给母校“交作业”,这才有了《创变》。

怪不怪,每一次浪潮来袭,他都没有错过,而且稳稳当当,立在潮头。70年代,高群耀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赶上了80年代的留学潮,带着借来的300美金就去了美国爱荷华。90年代,他从学界进入商界,从美国回到中国,是第一批大陆出身的外企高管,成为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随后,他在互联网浪潮的巅峰时刻,担任微软中国总经理。2006年,高群耀转战行业,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

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高群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外资在中国落地。中国第一批外企明星经理人的生涯起步于此,不过,往往也止步于此。高群耀不在此列,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随着中国民企的兴起,高群耀及时转换赛道和方向。2015年,他加入万达,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为民企走出去而奔波。在他的操刀下,万达掌握了全球最大国际院线后。如今,年过六旬的他,选择创业,方向是移动电影院。

时代弄人

不少国内媒体标题中,高群耀是被比尔•盖茨、默多克、王健林等时代巨子选中的人。《创变》开篇,有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的推荐序言,洋洋洒洒,从《凯撒传》说到《创变》。我佩服文辞吸睛之余,也有点暗自嘀咕,和《凯撒传》比,好像有点过了吧。往下读,多少有点理解了: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

确实,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高群耀的时代。过去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历程,经济水平从中世纪水平,一步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其间,边缘人可以卷入剧变洪流中心,无名人士也可以骑上时代的潮头;自然,也有淘汰,昔日的巅峰人物和机构,也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时代的变化、冲击甚至挤压,对每个个体都是剧烈的,无从回避。

身在潮头,感受更是不同。近距离面对这样远远高于自身的剧变,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理性尚存,很难不感到战栗——据说,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玩弄权术登基之后,目睹诸多繁琐而志在彰显神圣的仪式,第一感受也是个体的谦卑(humble)。

刚见面,我就问高群耀,回头看自己在大时代中几次经历,除了幸运,会不会,也感到个体的渺小?他沉吟一刻,说会有。出版《创变》这本书,就是为了搞清楚,高考留学外企民企等几次浪潮中,有这样一个人都参与了,还是首批,做得还不错;那么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正确选择?值得搞清楚。

高群耀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志向是成为一名学者,迄今这种训练在他身上还有痕迹。谈到别人眼中自身的辉煌经历,他既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往往带有一种中立的叙述,淡然而平静,类似一名学者对待实验品的态度。

面对成功,到底“是不是做对了什么”的探究,不至于个人。这有些类似经济学大师科斯,他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会问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或许,真实世界的答案,就在于高群耀之类企业家的创变之路上。

成败之间

按照国内商界成功人士传记,惯例总是说自己好话,说别人好话。名利场流行潜规则往往是,花花轿子人人抬,总之给读者一种“成功可以复制”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原本以为,《创变》也差不多,但是认真读了,发现不太一样。可以说,写了成功,也没回避困境。

比如高群耀在微软,面临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无效率等问题,最后无奈选择“自杀式辞职”;比如新闻集团业务,其中国业务一度蓬勃,却随着默多克中国兴趣淡去,而从运营转向了投资;至于MySpace,被新闻集团收购后,也从万众瞩目中走向枯萎;再比如,他在万达海外业务布局渐有起色,落地全球最大单一院线,随后却遭遇万达海外扩张的截然而止。

成功可以分析,困境同样让人思考。可以说,这些困境中,折射的战略选择和领导力困境,更让令人感慨。正如高群耀所言,“成功是失败之母”。

我好奇问,书里的东西,过去的老板看到会高兴么?他说,自己对每任老板都报以感恩,书中能写出来的,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也尽量做到真实。他同时也感叹,大家对于企业家不太宽容,“一个导演,拍十部电影,一部成功就行了,这成功就足以被人记住。但是企业家不行,十次投资,一次输了,就被人记住了”。这不是空谈,书中有高群耀对比尔盖茨、默多克与王健林等近距离素描。他的视角,与外界流行不同,也没有太多客气话,更多,有一种对于企业家同类的观察与思考。

罗振宇说,看《创变》,最大的趣味,就是从高群耀的人生经历中揣摩“算法”。罗振宇和高群耀认识多年,别人口中的罗胖,在高群耀那边自然成为了“小罗”。高群耀几次转换赛道,在别人看来,都恰好成为下一任老板最需要的人,和他做好准备有关,是他选择了命运。但我看他的故事,却也读出另一面,那就是,命运也在选择他。他一直在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即使短期看没有直接绩效。比如他在微软奋力为出事员工争取最高的抚恤金,努力为星空传媒寻找理想的下家。我对他说,做正确的事有正确的结果,以前觉得是道德说教,现在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也符合社会网络的规则;对此,高群耀正色回答,当然,否则,社会会崩溃。

面对变化,会感到担心被淘汰么?即使高群耀,也肯定地说说,会。按照他自己的总结,自己人生算法的答案是“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他在自己人生中身体力行提炼了“创变”的概念。

高群耀罗振宇们,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努力迭代,适应变化。诚然,大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每个人都只能努力奔跑,才不会落后。

如何避免成为无用阶层

不过,从《创变》出发,如果超越个体成功学,其实也间接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大变革时代,避免成为无用阶层?无用阶层的说法,来自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个名词意味着多数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竞争力,遭遇淘汰,无所适用。

类似的无用阶层淘汰情况,其实不仅从今天开始,在过去也是。比如从高群耀的人生来看,最大变化之一是1977年高考。那一年高考很特别,赶在冬天。恢复高考消息一出来,多数人只有一个多月来准备。是年,全国参加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

高群耀是幸运的,他如愿以偿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老三届,他们都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这种辉煌的篇章背后,也有失意者。从录取率、或者甚至连报名机会都没有的人来看,显然更多的人错失了机会。其间,多少人命运的洪流,就这样被随机决定。胜利的人,自然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也自认适应变化。但多数不幸的人惨遭淘汰,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不太能适应变化吧?

一个人,成功的算法很多,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算法,却并不随着人数的数量而自动增加。人人都奔跑,从个体层面,看起来很美,从社会层面,并非终极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往往类似电影院:第一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起立,最后人人起身站立。这种集体竞争的结果之一是过度竞争,此类结果,在育儿战争中“不输在起跑线”已经有体现。

回到无用阶层的问题,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类似科幻的设想,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这是阶层的下滑。昔日的阶层跃升星辰大海梦想,不得不触及为捍卫阶层而战的冰冷现实。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软阶层”,在中国和国外都在浮现。今日的领导者或者精英层,应该为此着眼思考。至于软阶层们,在狂奔竞走之余,或许更应该留出片刻思考,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从微软到万达,再到创业。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创变四十年的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他的时代。他的人生算法是什么?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好巧不巧,十一之前,我在上海见了高群耀。

说巧,是因为见面之前我正好在读他新出的传记《创变》,不禁觉得在“十一”70周年之际,对比一个商届人士40年职业生涯,将大时代与小个体的轨迹投影对比,难免有种私人历史与集体记忆重叠的奇异感。

高群耀是谁?

高群耀是谁?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所谓“第一批吃螃蟹者”,很多事,他都抢了先。而且,“吃”了不止一次。从首批高考考生到第一批留学洋插队,从头拨外企经理人再到中国民企出海的操盘者,如今,他年过六旬,开始创业。

初见面,高群耀有着多年长跑的干练与精气,他实际身高并不算高,却绝不给人矮小之感。在传记中,他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如果营养跟得上,他还能长高10厘米。和很多企业家类似,他天然是带有不小的好奇心。下午茶聊天中,除了企业和战略,聊历史和文化,他也兴趣盎然。他的口头禅,就是不紧不慢地给你解释,“这事儿的乐子”在哪里。

这几年,高群耀在海外比国内更有名,几次上榜好莱坞权力人物,算是国人进入好莱坞游戏牌桌首人。在国内,相对低调的他,为什么此时要出《创变》这样一本书?他笑了,因为哈工大百年校庆,为了给母校“交作业”,这才有了《创变》。

怪不怪,每一次浪潮来袭,他都没有错过,而且稳稳当当,立在潮头。70年代,高群耀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赶上了80年代的留学潮,带着借来的300美金就去了美国爱荷华。90年代,他从学界进入商界,从美国回到中国,是第一批大陆出身的外企高管,成为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随后,他在互联网浪潮的巅峰时刻,担任微软中国总经理。2006年,高群耀转战行业,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

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高群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外资在中国落地。中国第一批外企明星经理人的生涯起步于此,不过,往往也止步于此。高群耀不在此列,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随着中国民企的兴起,高群耀及时转换赛道和方向。2015年,他加入万达,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为民企走出去而奔波。在他的操刀下,万达掌握了全球最大国际院线后。如今,年过六旬的他,选择创业,方向是移动电影院。

时代弄人

不少国内媒体标题中,高群耀是被比尔•盖茨、默多克、王健林等时代巨子选中的人。《创变》开篇,有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的推荐序言,洋洋洒洒,从《凯撒传》说到《创变》。我佩服文辞吸睛之余,也有点暗自嘀咕,和《凯撒传》比,好像有点过了吧。往下读,多少有点理解了: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

确实,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高群耀的时代。过去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历程,经济水平从中世纪水平,一步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其间,边缘人可以卷入剧变洪流中心,无名人士也可以骑上时代的潮头;自然,也有淘汰,昔日的巅峰人物和机构,也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时代的变化、冲击甚至挤压,对每个个体都是剧烈的,无从回避。

身在潮头,感受更是不同。近距离面对这样远远高于自身的剧变,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理性尚存,很难不感到战栗——据说,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玩弄权术登基之后,目睹诸多繁琐而志在彰显神圣的仪式,第一感受也是个体的谦卑(humble)。

刚见面,我就问高群耀,回头看自己在大时代中几次经历,除了幸运,会不会,也感到个体的渺小?他沉吟一刻,说会有。出版《创变》这本书,就是为了搞清楚,高考留学外企民企等几次浪潮中,有这样一个人都参与了,还是首批,做得还不错;那么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正确选择?值得搞清楚。

高群耀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志向是成为一名学者,迄今这种训练在他身上还有痕迹。谈到别人眼中自身的辉煌经历,他既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往往带有一种中立的叙述,淡然而平静,类似一名学者对待实验品的态度。

面对成功,到底“是不是做对了什么”的探究,不至于个人。这有些类似经济学大师科斯,他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会问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或许,真实世界的答案,就在于高群耀之类企业家的创变之路上。

成败之间

按照国内商界成功人士传记,惯例总是说自己好话,说别人好话。名利场流行潜规则往往是,花花轿子人人抬,总之给读者一种“成功可以复制”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原本以为,《创变》也差不多,但是认真读了,发现不太一样。可以说,写了成功,也没回避困境。

比如高群耀在微软,面临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无效率等问题,最后无奈选择“自杀式辞职”;比如新闻集团业务,其中国业务一度蓬勃,却随着默多克中国兴趣淡去,而从运营转向了投资;至于MySpace,被新闻集团收购后,也从万众瞩目中走向枯萎;再比如,他在万达海外业务布局渐有起色,落地全球最大单一院线,随后却遭遇万达海外扩张的截然而止。

成功可以分析,困境同样让人思考。可以说,这些困境中,折射的战略选择和领导力困境,更让令人感慨。正如高群耀所言,“成功是失败之母”。

我好奇问,书里的东西,过去的老板看到会高兴么?他说,自己对每任老板都报以感恩,书中能写出来的,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也尽量做到真实。他同时也感叹,大家对于企业家不太宽容,“一个导演,拍十部电影,一部成功就行了,这成功就足以被人记住。但是企业家不行,十次投资,一次输了,就被人记住了”。这不是空谈,书中有高群耀对比尔盖茨、默多克与王健林等近距离素描。他的视角,与外界流行不同,也没有太多客气话,更多,有一种对于企业家同类的观察与思考。

罗振宇说,看《创变》,最大的趣味,就是从高群耀的人生经历中揣摩“算法”。罗振宇和高群耀认识多年,别人口中的罗胖,在高群耀那边自然成为了“小罗”。高群耀几次转换赛道,在别人看来,都恰好成为下一任老板最需要的人,和他做好准备有关,是他选择了命运。但我看他的故事,却也读出另一面,那就是,命运也在选择他。他一直在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即使短期看没有直接绩效。比如他在微软奋力为出事员工争取最高的抚恤金,努力为星空传媒寻找理想的下家。我对他说,做正确的事有正确的结果,以前觉得是道德说教,现在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也符合社会网络的规则;对此,高群耀正色回答,当然,否则,社会会崩溃。

面对变化,会感到担心被淘汰么?即使高群耀,也肯定地说说,会。按照他自己的总结,自己人生算法的答案是“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他在自己人生中身体力行提炼了“创变”的概念。

高群耀罗振宇们,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努力迭代,适应变化。诚然,大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每个人都只能努力奔跑,才不会落后。

如何避免成为无用阶层

不过,从《创变》出发,如果超越个体成功学,其实也间接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大变革时代,避免成为无用阶层?无用阶层的说法,来自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个名词意味着多数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竞争力,遭遇淘汰,无所适用。

类似的无用阶层淘汰情况,其实不仅从今天开始,在过去也是。比如从高群耀的人生来看,最大变化之一是1977年高考。那一年高考很特别,赶在冬天。恢复高考消息一出来,多数人只有一个多月来准备。是年,全国参加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

高群耀是幸运的,他如愿以偿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老三届,他们都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这种辉煌的篇章背后,也有失意者。从录取率、或者甚至连报名机会都没有的人来看,显然更多的人错失了机会。其间,多少人命运的洪流,就这样被随机决定。胜利的人,自然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也自认适应变化。但多数不幸的人惨遭淘汰,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不太能适应变化吧?

一个人,成功的算法很多,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算法,却并不随着人数的数量而自动增加。人人都奔跑,从个体层面,看起来很美,从社会层面,并非终极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往往类似电影院:第一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起立,最后人人起身站立。这种集体竞争的结果之一是过度竞争,此类结果,在育儿战争中“不输在起跑线”已经有体现。

回到无用阶层的问题,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类似科幻的设想,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这是阶层的下滑。昔日的阶层跃升星辰大海梦想,不得不触及为捍卫阶层而战的冰冷现实。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软阶层”,在中国和国外都在浮现。今日的领导者或者精英层,应该为此着眼思考。至于软阶层们,在狂奔竞走之余,或许更应该留出片刻思考,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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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巧,是因为见面之前我正好在读他新出的传记《创变》,不禁觉得在“十一”70周年之际,对比一个商届人士40年职业生涯,将大时代与小个体的轨迹投影对比,难免有种私人历史与集体记忆重叠的奇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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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群耀是谁?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所谓“第一批吃螃蟹者”,很多事,他都抢了先。而且,“吃”了不止一次。从首批高考考生到第一批留学洋插队,从头拨外企经理人再到中国民企出海的操盘者,如今,他年过六旬,开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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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高群耀在海外比国内更有名,几次上榜好莱坞权力人物,算是国人进入好莱坞游戏牌桌首人。在国内,相对低调的他,为什么此时要出《创变》这样一本书?他笑了,因为哈工大百年校庆,为了给母校“交作业”,这才有了《创变》。

怪不怪,每一次浪潮来袭,他都没有错过,而且稳稳当当,立在潮头。70年代,高群耀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赶上了80年代的留学潮,带着借来的300美金就去了美国爱荷华。90年代,他从学界进入商界,从美国回到中国,是第一批大陆出身的外企高管,成为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随后,他在互联网浪潮的巅峰时刻,担任微软中国总经理。2006年,高群耀转战行业,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

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高群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外资在中国落地。中国第一批外企明星经理人的生涯起步于此,不过,往往也止步于此。高群耀不在此列,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随着中国民企的兴起,高群耀及时转换赛道和方向。2015年,他加入万达,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为民企走出去而奔波。在他的操刀下,万达掌握了全球最大国际院线后。如今,年过六旬的他,选择创业,方向是移动电影院。

时代弄人

不少国内媒体标题中,高群耀是被比尔•盖茨、默多克、王健林等时代巨子选中的人。《创变》开篇,有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的推荐序言,洋洋洒洒,从《凯撒传》说到《创变》。我佩服文辞吸睛之余,也有点暗自嘀咕,和《凯撒传》比,好像有点过了吧。往下读,多少有点理解了: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

确实,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高群耀的时代。过去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历程,经济水平从中世纪水平,一步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其间,边缘人可以卷入剧变洪流中心,无名人士也可以骑上时代的潮头;自然,也有淘汰,昔日的巅峰人物和机构,也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时代的变化、冲击甚至挤压,对每个个体都是剧烈的,无从回避。

身在潮头,感受更是不同。近距离面对这样远远高于自身的剧变,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理性尚存,很难不感到战栗——据说,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玩弄权术登基之后,目睹诸多繁琐而志在彰显神圣的仪式,第一感受也是个体的谦卑(humble)。

刚见面,我就问高群耀,回头看自己在大时代中几次经历,除了幸运,会不会,也感到个体的渺小?他沉吟一刻,说会有。出版《创变》这本书,就是为了搞清楚,高考留学外企民企等几次浪潮中,有这样一个人都参与了,还是首批,做得还不错;那么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正确选择?值得搞清楚。

高群耀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志向是成为一名学者,迄今这种训练在他身上还有痕迹。谈到别人眼中自身的辉煌经历,他既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往往带有一种中立的叙述,淡然而平静,类似一名学者对待实验品的态度。

面对成功,到底“是不是做对了什么”的探究,不至于个人。这有些类似经济学大师科斯,他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会问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或许,真实世界的答案,就在于高群耀之类企业家的创变之路上。

成败之间

按照国内商界成功人士传记,惯例总是说自己好话,说别人好话。名利场流行潜规则往往是,花花轿子人人抬,总之给读者一种“成功可以复制”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原本以为,《创变》也差不多,但是认真读了,发现不太一样。可以说,写了成功,也没回避困境。

比如高群耀在微软,面临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无效率等问题,最后无奈选择“自杀式辞职”;比如新闻集团业务,其中国业务一度蓬勃,却随着默多克中国兴趣淡去,而从运营转向了投资;至于MySpace,被新闻集团收购后,也从万众瞩目中走向枯萎;再比如,他在万达海外业务布局渐有起色,落地全球最大单一院线,随后却遭遇万达海外扩张的截然而止。

成功可以分析,困境同样让人思考。可以说,这些困境中,折射的战略选择和领导力困境,更让令人感慨。正如高群耀所言,“成功是失败之母”。

我好奇问,书里的东西,过去的老板看到会高兴么?他说,自己对每任老板都报以感恩,书中能写出来的,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也尽量做到真实。他同时也感叹,大家对于企业家不太宽容,“一个导演,拍十部电影,一部成功就行了,这成功就足以被人记住。但是企业家不行,十次投资,一次输了,就被人记住了”。这不是空谈,书中有高群耀对比尔盖茨、默多克与王健林等近距离素描。他的视角,与外界流行不同,也没有太多客气话,更多,有一种对于企业家同类的观察与思考。

罗振宇说,看《创变》,最大的趣味,就是从高群耀的人生经历中揣摩“算法”。罗振宇和高群耀认识多年,别人口中的罗胖,在高群耀那边自然成为了“小罗”。高群耀几次转换赛道,在别人看来,都恰好成为下一任老板最需要的人,和他做好准备有关,是他选择了命运。但我看他的故事,却也读出另一面,那就是,命运也在选择他。他一直在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即使短期看没有直接绩效。比如他在微软奋力为出事员工争取最高的抚恤金,努力为星空传媒寻找理想的下家。我对他说,做正确的事有正确的结果,以前觉得是道德说教,现在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也符合社会网络的规则;对此,高群耀正色回答,当然,否则,社会会崩溃。

面对变化,会感到担心被淘汰么?即使高群耀,也肯定地说说,会。按照他自己的总结,自己人生算法的答案是“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他在自己人生中身体力行提炼了“创变”的概念。

高群耀罗振宇们,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努力迭代,适应变化。诚然,大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每个人都只能努力奔跑,才不会落后。

如何避免成为无用阶层

不过,从《创变》出发,如果超越个体成功学,其实也间接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大变革时代,避免成为无用阶层?无用阶层的说法,来自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个名词意味着多数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竞争力,遭遇淘汰,无所适用。

类似的无用阶层淘汰情况,其实不仅从今天开始,在过去也是。比如从高群耀的人生来看,最大变化之一是1977年高考。那一年高考很特别,赶在冬天。恢复高考消息一出来,多数人只有一个多月来准备。是年,全国参加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

高群耀是幸运的,他如愿以偿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老三届,他们都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这种辉煌的篇章背后,也有失意者。从录取率、或者甚至连报名机会都没有的人来看,显然更多的人错失了机会。其间,多少人命运的洪流,就这样被随机决定。胜利的人,自然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也自认适应变化。但多数不幸的人惨遭淘汰,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不太能适应变化吧?

一个人,成功的算法很多,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算法,却并不随着人数的数量而自动增加。人人都奔跑,从个体层面,看起来很美,从社会层面,并非终极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往往类似电影院:第一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起立,最后人人起身站立。这种集体竞争的结果之一是过度竞争,此类结果,在育儿战争中“不输在起跑线”已经有体现。

回到无用阶层的问题,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类似科幻的设想,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这是阶层的下滑。昔日的阶层跃升星辰大海梦想,不得不触及为捍卫阶层而战的冰冷现实。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软阶层”,在中国和国外都在浮现。今日的领导者或者精英层,应该为此着眼思考。至于软阶层们,在狂奔竞走之余,或许更应该留出片刻思考,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创变者高群耀

发布日期:2019-11-01 08:42
摘要:从微软到万达,再到创业。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创变四十年的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他的时代。他的人生算法是什么?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好巧不巧,十一之前,我在上海见了高群耀。

说巧,是因为见面之前我正好在读他新出的传记《创变》,不禁觉得在“十一”70周年之际,对比一个商届人士40年职业生涯,将大时代与小个体的轨迹投影对比,难免有种私人历史与集体记忆重叠的奇异感。

高群耀是谁?

高群耀是谁?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所谓“第一批吃螃蟹者”,很多事,他都抢了先。而且,“吃”了不止一次。从首批高考考生到第一批留学洋插队,从头拨外企经理人再到中国民企出海的操盘者,如今,他年过六旬,开始创业。

初见面,高群耀有着多年长跑的干练与精气,他实际身高并不算高,却绝不给人矮小之感。在传记中,他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如果营养跟得上,他还能长高10厘米。和很多企业家类似,他天然是带有不小的好奇心。下午茶聊天中,除了企业和战略,聊历史和文化,他也兴趣盎然。他的口头禅,就是不紧不慢地给你解释,“这事儿的乐子”在哪里。

这几年,高群耀在海外比国内更有名,几次上榜好莱坞权力人物,算是国人进入好莱坞游戏牌桌首人。在国内,相对低调的他,为什么此时要出《创变》这样一本书?他笑了,因为哈工大百年校庆,为了给母校“交作业”,这才有了《创变》。

怪不怪,每一次浪潮来袭,他都没有错过,而且稳稳当当,立在潮头。70年代,高群耀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赶上了80年代的留学潮,带着借来的300美金就去了美国爱荷华。90年代,他从学界进入商界,从美国回到中国,是第一批大陆出身的外企高管,成为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随后,他在互联网浪潮的巅峰时刻,担任微软中国总经理。2006年,高群耀转战行业,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

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高群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外资在中国落地。中国第一批外企明星经理人的生涯起步于此,不过,往往也止步于此。高群耀不在此列,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随着中国民企的兴起,高群耀及时转换赛道和方向。2015年,他加入万达,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为民企走出去而奔波。在他的操刀下,万达掌握了全球最大国际院线后。如今,年过六旬的他,选择创业,方向是移动电影院。

时代弄人

不少国内媒体标题中,高群耀是被比尔•盖茨、默多克、王健林等时代巨子选中的人。《创变》开篇,有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的推荐序言,洋洋洒洒,从《凯撒传》说到《创变》。我佩服文辞吸睛之余,也有点暗自嘀咕,和《凯撒传》比,好像有点过了吧。往下读,多少有点理解了: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

确实,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高群耀的时代。过去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历程,经济水平从中世纪水平,一步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其间,边缘人可以卷入剧变洪流中心,无名人士也可以骑上时代的潮头;自然,也有淘汰,昔日的巅峰人物和机构,也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时代的变化、冲击甚至挤压,对每个个体都是剧烈的,无从回避。

身在潮头,感受更是不同。近距离面对这样远远高于自身的剧变,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理性尚存,很难不感到战栗——据说,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玩弄权术登基之后,目睹诸多繁琐而志在彰显神圣的仪式,第一感受也是个体的谦卑(humble)。

刚见面,我就问高群耀,回头看自己在大时代中几次经历,除了幸运,会不会,也感到个体的渺小?他沉吟一刻,说会有。出版《创变》这本书,就是为了搞清楚,高考留学外企民企等几次浪潮中,有这样一个人都参与了,还是首批,做得还不错;那么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正确选择?值得搞清楚。

高群耀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志向是成为一名学者,迄今这种训练在他身上还有痕迹。谈到别人眼中自身的辉煌经历,他既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往往带有一种中立的叙述,淡然而平静,类似一名学者对待实验品的态度。

面对成功,到底“是不是做对了什么”的探究,不至于个人。这有些类似经济学大师科斯,他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会问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或许,真实世界的答案,就在于高群耀之类企业家的创变之路上。

成败之间

按照国内商界成功人士传记,惯例总是说自己好话,说别人好话。名利场流行潜规则往往是,花花轿子人人抬,总之给读者一种“成功可以复制”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原本以为,《创变》也差不多,但是认真读了,发现不太一样。可以说,写了成功,也没回避困境。

比如高群耀在微软,面临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无效率等问题,最后无奈选择“自杀式辞职”;比如新闻集团业务,其中国业务一度蓬勃,却随着默多克中国兴趣淡去,而从运营转向了投资;至于MySpace,被新闻集团收购后,也从万众瞩目中走向枯萎;再比如,他在万达海外业务布局渐有起色,落地全球最大单一院线,随后却遭遇万达海外扩张的截然而止。

成功可以分析,困境同样让人思考。可以说,这些困境中,折射的战略选择和领导力困境,更让令人感慨。正如高群耀所言,“成功是失败之母”。

我好奇问,书里的东西,过去的老板看到会高兴么?他说,自己对每任老板都报以感恩,书中能写出来的,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也尽量做到真实。他同时也感叹,大家对于企业家不太宽容,“一个导演,拍十部电影,一部成功就行了,这成功就足以被人记住。但是企业家不行,十次投资,一次输了,就被人记住了”。这不是空谈,书中有高群耀对比尔盖茨、默多克与王健林等近距离素描。他的视角,与外界流行不同,也没有太多客气话,更多,有一种对于企业家同类的观察与思考。

罗振宇说,看《创变》,最大的趣味,就是从高群耀的人生经历中揣摩“算法”。罗振宇和高群耀认识多年,别人口中的罗胖,在高群耀那边自然成为了“小罗”。高群耀几次转换赛道,在别人看来,都恰好成为下一任老板最需要的人,和他做好准备有关,是他选择了命运。但我看他的故事,却也读出另一面,那就是,命运也在选择他。他一直在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即使短期看没有直接绩效。比如他在微软奋力为出事员工争取最高的抚恤金,努力为星空传媒寻找理想的下家。我对他说,做正确的事有正确的结果,以前觉得是道德说教,现在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也符合社会网络的规则;对此,高群耀正色回答,当然,否则,社会会崩溃。

面对变化,会感到担心被淘汰么?即使高群耀,也肯定地说说,会。按照他自己的总结,自己人生算法的答案是“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他在自己人生中身体力行提炼了“创变”的概念。

高群耀罗振宇们,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努力迭代,适应变化。诚然,大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每个人都只能努力奔跑,才不会落后。

如何避免成为无用阶层

不过,从《创变》出发,如果超越个体成功学,其实也间接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大变革时代,避免成为无用阶层?无用阶层的说法,来自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个名词意味着多数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竞争力,遭遇淘汰,无所适用。

类似的无用阶层淘汰情况,其实不仅从今天开始,在过去也是。比如从高群耀的人生来看,最大变化之一是1977年高考。那一年高考很特别,赶在冬天。恢复高考消息一出来,多数人只有一个多月来准备。是年,全国参加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

高群耀是幸运的,他如愿以偿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老三届,他们都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这种辉煌的篇章背后,也有失意者。从录取率、或者甚至连报名机会都没有的人来看,显然更多的人错失了机会。其间,多少人命运的洪流,就这样被随机决定。胜利的人,自然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也自认适应变化。但多数不幸的人惨遭淘汰,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不太能适应变化吧?

一个人,成功的算法很多,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算法,却并不随着人数的数量而自动增加。人人都奔跑,从个体层面,看起来很美,从社会层面,并非终极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往往类似电影院:第一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起立,最后人人起身站立。这种集体竞争的结果之一是过度竞争,此类结果,在育儿战争中“不输在起跑线”已经有体现。

回到无用阶层的问题,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类似科幻的设想,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这是阶层的下滑。昔日的阶层跃升星辰大海梦想,不得不触及为捍卫阶层而战的冰冷现实。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软阶层”,在中国和国外都在浮现。今日的领导者或者精英层,应该为此着眼思考。至于软阶层们,在狂奔竞走之余,或许更应该留出片刻思考,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从微软到万达,再到创业。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创变四十年的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他的时代。他的人生算法是什么?



撰文 | 徐瑾

OR--商业新媒体 】好巧不巧,十一之前,我在上海见了高群耀。

说巧,是因为见面之前我正好在读他新出的传记《创变》,不禁觉得在“十一”70周年之际,对比一个商届人士40年职业生涯,将大时代与小个体的轨迹投影对比,难免有种私人历史与集体记忆重叠的奇异感。

高群耀是谁?

高群耀是谁?某种意义上,他是中国人所谓“第一批吃螃蟹者”,很多事,他都抢了先。而且,“吃”了不止一次。从首批高考考生到第一批留学洋插队,从头拨外企经理人再到中国民企出海的操盘者,如今,他年过六旬,开始创业。

初见面,高群耀有着多年长跑的干练与精气,他实际身高并不算高,却绝不给人矮小之感。在传记中,他母亲临终前还念叨,如果营养跟得上,他还能长高10厘米。和很多企业家类似,他天然是带有不小的好奇心。下午茶聊天中,除了企业和战略,聊历史和文化,他也兴趣盎然。他的口头禅,就是不紧不慢地给你解释,“这事儿的乐子”在哪里。

这几年,高群耀在海外比国内更有名,几次上榜好莱坞权力人物,算是国人进入好莱坞游戏牌桌首人。在国内,相对低调的他,为什么此时要出《创变》这样一本书?他笑了,因为哈工大百年校庆,为了给母校“交作业”,这才有了《创变》。

怪不怪,每一次浪潮来袭,他都没有错过,而且稳稳当当,立在潮头。70年代,高群耀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也赶上了80年代的留学潮,带着借来的300美金就去了美国爱荷华。90年代,他从学界进入商界,从美国回到中国,是第一批大陆出身的外企高管,成为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随后,他在互联网浪潮的巅峰时刻,担任微软中国总经理。2006年,高群耀转战行业,加入新闻集团和21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新闻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星空传媒(中国)首席执行官和MySpace中国董事长等职。

可以看出,在过去二十年,高群耀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外资在中国落地。中国第一批外企明星经理人的生涯起步于此,不过,往往也止步于此。高群耀不在此列,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随着中国民企的兴起,高群耀及时转换赛道和方向。2015年,他加入万达,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为民企走出去而奔波。在他的操刀下,万达掌握了全球最大国际院线后。如今,年过六旬的他,选择创业,方向是移动电影院。

时代弄人

不少国内媒体标题中,高群耀是被比尔•盖茨、默多克、王健林等时代巨子选中的人。《创变》开篇,有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的推荐序言,洋洋洒洒,从《凯撒传》说到《创变》。我佩服文辞吸睛之余,也有点暗自嘀咕,和《凯撒传》比,好像有点过了吧。往下读,多少有点理解了:伟大的,不是人物,而是时代。

确实,高群耀不简单,但是更不简单的,是创造高群耀的时代。过去四十年,中国可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走完了欧美数百年的历程,经济水平从中世纪水平,一步跨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其间,边缘人可以卷入剧变洪流中心,无名人士也可以骑上时代的潮头;自然,也有淘汰,昔日的巅峰人物和机构,也可能早已经被人遗忘。时代的变化、冲击甚至挤压,对每个个体都是剧烈的,无从回避。

身在潮头,感受更是不同。近距离面对这样远远高于自身的剧变,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理性尚存,很难不感到战栗——据说,声名狼藉的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玩弄权术登基之后,目睹诸多繁琐而志在彰显神圣的仪式,第一感受也是个体的谦卑(humble)。

刚见面,我就问高群耀,回头看自己在大时代中几次经历,除了幸运,会不会,也感到个体的渺小?他沉吟一刻,说会有。出版《创变》这本书,就是为了搞清楚,高考留学外企民企等几次浪潮中,有这样一个人都参与了,还是首批,做得还不错;那么他是不是做了什么正确选择?值得搞清楚。

高群耀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在美国获得工程力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志向是成为一名学者,迄今这种训练在他身上还有痕迹。谈到别人眼中自身的辉煌经历,他既不自夸也不过分自谦,往往带有一种中立的叙述,淡然而平静,类似一名学者对待实验品的态度。

面对成功,到底“是不是做对了什么”的探究,不至于个人。这有些类似经济学大师科斯,他带着对于中国的好奇,会问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成功,到底做对了什么?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或许,真实世界的答案,就在于高群耀之类企业家的创变之路上。

成败之间

按照国内商界成功人士传记,惯例总是说自己好话,说别人好话。名利场流行潜规则往往是,花花轿子人人抬,总之给读者一种“成功可以复制”的感觉就可以了。我原本以为,《创变》也差不多,但是认真读了,发现不太一样。可以说,写了成功,也没回避困境。

比如高群耀在微软,面临机构设置不合理与无效率等问题,最后无奈选择“自杀式辞职”;比如新闻集团业务,其中国业务一度蓬勃,却随着默多克中国兴趣淡去,而从运营转向了投资;至于MySpace,被新闻集团收购后,也从万众瞩目中走向枯萎;再比如,他在万达海外业务布局渐有起色,落地全球最大单一院线,随后却遭遇万达海外扩张的截然而止。

成功可以分析,困境同样让人思考。可以说,这些困境中,折射的战略选择和领导力困境,更让令人感慨。正如高群耀所言,“成功是失败之母”。

我好奇问,书里的东西,过去的老板看到会高兴么?他说,自己对每任老板都报以感恩,书中能写出来的,即使不是全部事实,也尽量做到真实。他同时也感叹,大家对于企业家不太宽容,“一个导演,拍十部电影,一部成功就行了,这成功就足以被人记住。但是企业家不行,十次投资,一次输了,就被人记住了”。这不是空谈,书中有高群耀对比尔盖茨、默多克与王健林等近距离素描。他的视角,与外界流行不同,也没有太多客气话,更多,有一种对于企业家同类的观察与思考。

罗振宇说,看《创变》,最大的趣味,就是从高群耀的人生经历中揣摩“算法”。罗振宇和高群耀认识多年,别人口中的罗胖,在高群耀那边自然成为了“小罗”。高群耀几次转换赛道,在别人看来,都恰好成为下一任老板最需要的人,和他做好准备有关,是他选择了命运。但我看他的故事,却也读出另一面,那就是,命运也在选择他。他一直在做长期来看正确的事,即使短期看没有直接绩效。比如他在微软奋力为出事员工争取最高的抚恤金,努力为星空传媒寻找理想的下家。我对他说,做正确的事有正确的结果,以前觉得是道德说教,现在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也符合社会网络的规则;对此,高群耀正色回答,当然,否则,社会会崩溃。

面对变化,会感到担心被淘汰么?即使高群耀,也肯定地说说,会。按照他自己的总结,自己人生算法的答案是“应对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他在自己人生中身体力行提炼了“创变”的概念。

高群耀罗振宇们,都可以说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在努力迭代,适应变化。诚然,大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每个人都只能努力奔跑,才不会落后。

如何避免成为无用阶层

不过,从《创变》出发,如果超越个体成功学,其实也间接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大变革时代,避免成为无用阶层?无用阶层的说法,来自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这个名词意味着多数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失去竞争力,遭遇淘汰,无所适用。

类似的无用阶层淘汰情况,其实不仅从今天开始,在过去也是。比如从高群耀的人生来看,最大变化之一是1977年高考。那一年高考很特别,赶在冬天。恢复高考消息一出来,多数人只有一个多月来准备。是年,全国参加人数570万,录取27万,录取率不到5%。

高群耀是幸运的,他如愿以偿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老三届,他们都抓住了机会,改变了命运。

这种辉煌的篇章背后,也有失意者。从录取率、或者甚至连报名机会都没有的人来看,显然更多的人错失了机会。其间,多少人命运的洪流,就这样被随机决定。胜利的人,自然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也自认适应变化。但多数不幸的人惨遭淘汰,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不太能适应变化吧?

一个人,成功的算法很多,但是一个社会的成功算法,却并不随着人数的数量而自动增加。人人都奔跑,从个体层面,看起来很美,从社会层面,并非终极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往往类似电影院:第一排的人如果站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起立,最后人人起身站立。这种集体竞争的结果之一是过度竞争,此类结果,在育儿战争中“不输在起跑线”已经有体现。

回到无用阶层的问题,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类似科幻的设想,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最直接的变化,这是阶层的下滑。昔日的阶层跃升星辰大海梦想,不得不触及为捍卫阶层而战的冰冷现实。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软阶层”,在中国和国外都在浮现。今日的领导者或者精英层,应该为此着眼思考。至于软阶层们,在狂奔竞走之余,或许更应该留出片刻思考,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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