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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作家”三毛:撒哈拉、爱情和死亡

发布日期:2019-10-31 12:20
摘要:三毛在撒哈拉的流浪经历,以及她的散文和诗歌一直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的勇气,被视为是对保守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撰文 | MIKE IVES, KATHERINE LI

OR--商业新媒体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作家三毛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随后告诉朋友她想去那里旅行,并穿越撒哈拉沙漠。
朋友们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最终踏上旅程,并撰文称,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在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当她第一次来到撒哈拉,到达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风肆虐的机场时,“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她继续写道。“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美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这是她将要经历的诸多冒险之一,她此后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探索的勇气,被她们视为是对当地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在发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诗集后,三毛于1991年去世,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有一个账号专门摘选她作品里的一些文字,现在该账号有100多万粉丝。

下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将在英国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一书的英译版,并于明年1月在美国推出。该书翻译傅麦说,这是三毛所有作品的第一部英译本。

“她能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长盛不衰,实在非同一般,”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负责全球项目的副院长傅麦说。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她的写作风格与习惯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自我推销和过度分享的这一代人产生了共鸣。

“尽管在社交媒体和商业化女权主义的当代,毫不掩饰的自我张扬和积极赋权已经无处不在,但三毛的精神领先于她的时代,”现居英国的新加坡小说家张温宁在英文版《撒哈拉的故事》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张温宁又说,她对自己的孤独、忧郁和“厌世”的描绘,常常会折损她那飞扬的自信形象。

这些散文最初是在当时的一家台湾报纸上发表的,描绘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沙哈拉威人的生活。他们与西班牙和摩洛哥展开了数十年的武装抗争。对西班牙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着是摩洛哥。后者当时统治西撒哈拉,也就是东起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西至大西洋海岸的一片区域。

三毛逐渐融入沙哈拉威人的生活,有时对他们的某些习俗投以批判的眼光。比如,她对婚礼上粗暴夺走年轻新娘的童贞的传统感到憎恶。

她在一篇名为《娃娃新娘》的文章中写道:“我对婚礼这样的结束觉得失望而可笑,我站起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大步走出去。”

还有些文章记录了三毛的波西米亚式侨民生活。比如,结婚那天,她对自己的穿着没有太放在心上,穿了一条麻布裙,脚蹬一双凉鞋,帽子上别一把香菜,就和未婚夫在沙漠里步行近40分钟去法院结婚了。

她写道:“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

她的散文介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有一种让人想起垮掉一代诗歌的简洁优雅。同时它们又是轻松愉快的,与她的故乡台湾当时所处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相比,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品质。那时许多反政府人士正被监禁或处决。

“她建起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座供读者欣赏的沙中城堡。”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教授何杏枫说:“在台湾那个物质享受极为有限的年代,她渴望不一样的东西,并向比她年轻的女孩证明,独一无二是可以接受的。”

三毛原名陈平,除了笔名“三毛”,她有时还用“Echo Chan”这个名字。二战期间的1943年3月26日,三毛出生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一个知书达礼的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陈嗣庆是律师,母亲缪进兰是家庭主妇。 

战后,三毛一家搬到东部的南京,在1949年共产革命武装取得胜利前夕逃到台湾。
学生时代的三毛很不安分,她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飘》和《基督山伯爵》。

有一天,她在作文中写到她想成为一个捡垃圾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街上闲逛,发现被别人丢弃的宝贝。老师说她简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写,结果她变本加厉,写她想当一个卖冰棒的小贩。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修完哲学专业之后,三毛于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后在德国深造,并在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图书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4岁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荷西·马利安·葛罗(José María Quero),当时,荷西16岁,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她学习过哲学、语言和文学,”2016年,荷西的姐姐卡门·葛罗(Carmen Quero)在接受西班牙报纸《国家报》(El Pais)采访时,谈到与她见面的经历,“我们都被她迷住了。他对她一见钟情。”

他们于1974年结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定居。在那里,三毛写下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歌曲《橄榄树》的歌词,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齐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1979年,也就是这首歌发行那年,身为潜水员和水下工程师的荷西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丧生。三毛悲伤欲绝,1981年回到台湾。

三毛的好友、台湾画家薛幼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给予每个人爱和激情,但荷西带走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三毛教授创意写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流浪作家”。她游历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为了完成台湾《联合报》约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个月。该报曾刊登过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国大陆的出生地。这次旅行启发她写下了后来名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于1990年上映,讲述了上海日占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7岁。她的逝世被判定为自杀,并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悲痛。

有些人猜测她是因丈夫去世太过悲痛而自杀的。

“荷西去世后的12年里,她只是为父母活着,”薛幼春说。“也许她离开我们是为了去和她早已答应的人团聚。”

三毛曾经写过要这样做。“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她在1981年谈论死亡的文章《不死鸟》中写道。“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长期与三毛合作的皇冠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作品集。近些年,加纳利群岛和西撒哈拉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有些中国网站还提供去三毛在西撒哈拉结婚时的教堂和附近一家名为三毛撒哈拉旅馆的路线。

三毛最后的一本书《我的宝贝》收集了86篇短文,描述了她在旅行期间购买的服装、珠宝、手工装饰的碗等物品。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停下来对自己的衣橱作了一番分析,然后写了一个隐喻。

“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她写道。“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那个我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摘要:三毛在撒哈拉的流浪经历,以及她的散文和诗歌一直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的勇气,被视为是对保守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撰文 | MIKE IVES, KATHERINE LI

OR--商业新媒体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作家三毛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随后告诉朋友她想去那里旅行,并穿越撒哈拉沙漠。
朋友们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最终踏上旅程,并撰文称,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在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当她第一次来到撒哈拉,到达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风肆虐的机场时,“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她继续写道。“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美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这是她将要经历的诸多冒险之一,她此后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探索的勇气,被她们视为是对当地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在发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诗集后,三毛于1991年去世,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有一个账号专门摘选她作品里的一些文字,现在该账号有100多万粉丝。

下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将在英国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一书的英译版,并于明年1月在美国推出。该书翻译傅麦说,这是三毛所有作品的第一部英译本。

“她能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长盛不衰,实在非同一般,”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负责全球项目的副院长傅麦说。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她的写作风格与习惯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自我推销和过度分享的这一代人产生了共鸣。

“尽管在社交媒体和商业化女权主义的当代,毫不掩饰的自我张扬和积极赋权已经无处不在,但三毛的精神领先于她的时代,”现居英国的新加坡小说家张温宁在英文版《撒哈拉的故事》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张温宁又说,她对自己的孤独、忧郁和“厌世”的描绘,常常会折损她那飞扬的自信形象。

这些散文最初是在当时的一家台湾报纸上发表的,描绘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沙哈拉威人的生活。他们与西班牙和摩洛哥展开了数十年的武装抗争。对西班牙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着是摩洛哥。后者当时统治西撒哈拉,也就是东起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西至大西洋海岸的一片区域。

三毛逐渐融入沙哈拉威人的生活,有时对他们的某些习俗投以批判的眼光。比如,她对婚礼上粗暴夺走年轻新娘的童贞的传统感到憎恶。

她在一篇名为《娃娃新娘》的文章中写道:“我对婚礼这样的结束觉得失望而可笑,我站起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大步走出去。”

还有些文章记录了三毛的波西米亚式侨民生活。比如,结婚那天,她对自己的穿着没有太放在心上,穿了一条麻布裙,脚蹬一双凉鞋,帽子上别一把香菜,就和未婚夫在沙漠里步行近40分钟去法院结婚了。

她写道:“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

她的散文介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有一种让人想起垮掉一代诗歌的简洁优雅。同时它们又是轻松愉快的,与她的故乡台湾当时所处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相比,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品质。那时许多反政府人士正被监禁或处决。

“她建起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座供读者欣赏的沙中城堡。”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教授何杏枫说:“在台湾那个物质享受极为有限的年代,她渴望不一样的东西,并向比她年轻的女孩证明,独一无二是可以接受的。”

三毛原名陈平,除了笔名“三毛”,她有时还用“Echo Chan”这个名字。二战期间的1943年3月26日,三毛出生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一个知书达礼的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陈嗣庆是律师,母亲缪进兰是家庭主妇。 

战后,三毛一家搬到东部的南京,在1949年共产革命武装取得胜利前夕逃到台湾。
学生时代的三毛很不安分,她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飘》和《基督山伯爵》。

有一天,她在作文中写到她想成为一个捡垃圾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街上闲逛,发现被别人丢弃的宝贝。老师说她简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写,结果她变本加厉,写她想当一个卖冰棒的小贩。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修完哲学专业之后,三毛于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后在德国深造,并在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图书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4岁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荷西·马利安·葛罗(José María Quero),当时,荷西16岁,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她学习过哲学、语言和文学,”2016年,荷西的姐姐卡门·葛罗(Carmen Quero)在接受西班牙报纸《国家报》(El Pais)采访时,谈到与她见面的经历,“我们都被她迷住了。他对她一见钟情。”

他们于1974年结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定居。在那里,三毛写下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歌曲《橄榄树》的歌词,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齐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1979年,也就是这首歌发行那年,身为潜水员和水下工程师的荷西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丧生。三毛悲伤欲绝,1981年回到台湾。

三毛的好友、台湾画家薛幼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给予每个人爱和激情,但荷西带走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三毛教授创意写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流浪作家”。她游历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为了完成台湾《联合报》约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个月。该报曾刊登过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国大陆的出生地。这次旅行启发她写下了后来名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于1990年上映,讲述了上海日占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7岁。她的逝世被判定为自杀,并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悲痛。

有些人猜测她是因丈夫去世太过悲痛而自杀的。

“荷西去世后的12年里,她只是为父母活着,”薛幼春说。“也许她离开我们是为了去和她早已答应的人团聚。”

三毛曾经写过要这样做。“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她在1981年谈论死亡的文章《不死鸟》中写道。“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长期与三毛合作的皇冠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作品集。近些年,加纳利群岛和西撒哈拉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有些中国网站还提供去三毛在西撒哈拉结婚时的教堂和附近一家名为三毛撒哈拉旅馆的路线。

三毛最后的一本书《我的宝贝》收集了86篇短文,描述了她在旅行期间购买的服装、珠宝、手工装饰的碗等物品。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停下来对自己的衣橱作了一番分析,然后写了一个隐喻。

“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她写道。“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那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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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最终踏上旅程,并撰文称,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在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当她第一次来到撒哈拉,到达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风肆虐的机场时,“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她继续写道。“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美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这是她将要经历的诸多冒险之一,她此后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探索的勇气,被她们视为是对当地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在发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诗集后,三毛于1991年去世,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有一个账号专门摘选她作品里的一些文字,现在该账号有100多万粉丝。

下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将在英国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一书的英译版,并于明年1月在美国推出。该书翻译傅麦说,这是三毛所有作品的第一部英译本。

“她能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长盛不衰,实在非同一般,”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负责全球项目的副院长傅麦说。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她的写作风格与习惯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自我推销和过度分享的这一代人产生了共鸣。

“尽管在社交媒体和商业化女权主义的当代,毫不掩饰的自我张扬和积极赋权已经无处不在,但三毛的精神领先于她的时代,”现居英国的新加坡小说家张温宁在英文版《撒哈拉的故事》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张温宁又说,她对自己的孤独、忧郁和“厌世”的描绘,常常会折损她那飞扬的自信形象。

这些散文最初是在当时的一家台湾报纸上发表的,描绘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沙哈拉威人的生活。他们与西班牙和摩洛哥展开了数十年的武装抗争。对西班牙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着是摩洛哥。后者当时统治西撒哈拉,也就是东起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西至大西洋海岸的一片区域。

三毛逐渐融入沙哈拉威人的生活,有时对他们的某些习俗投以批判的眼光。比如,她对婚礼上粗暴夺走年轻新娘的童贞的传统感到憎恶。

她在一篇名为《娃娃新娘》的文章中写道:“我对婚礼这样的结束觉得失望而可笑,我站起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大步走出去。”

还有些文章记录了三毛的波西米亚式侨民生活。比如,结婚那天,她对自己的穿着没有太放在心上,穿了一条麻布裙,脚蹬一双凉鞋,帽子上别一把香菜,就和未婚夫在沙漠里步行近40分钟去法院结婚了。

她写道:“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

她的散文介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有一种让人想起垮掉一代诗歌的简洁优雅。同时它们又是轻松愉快的,与她的故乡台湾当时所处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相比,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品质。那时许多反政府人士正被监禁或处决。

“她建起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座供读者欣赏的沙中城堡。”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教授何杏枫说:“在台湾那个物质享受极为有限的年代,她渴望不一样的东西,并向比她年轻的女孩证明,独一无二是可以接受的。”

三毛原名陈平,除了笔名“三毛”,她有时还用“Echo Chan”这个名字。二战期间的1943年3月26日,三毛出生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一个知书达礼的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陈嗣庆是律师,母亲缪进兰是家庭主妇。 

战后,三毛一家搬到东部的南京,在1949年共产革命武装取得胜利前夕逃到台湾。
学生时代的三毛很不安分,她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飘》和《基督山伯爵》。

有一天,她在作文中写到她想成为一个捡垃圾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街上闲逛,发现被别人丢弃的宝贝。老师说她简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写,结果她变本加厉,写她想当一个卖冰棒的小贩。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修完哲学专业之后,三毛于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后在德国深造,并在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图书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4岁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荷西·马利安·葛罗(José María Quero),当时,荷西16岁,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她学习过哲学、语言和文学,”2016年,荷西的姐姐卡门·葛罗(Carmen Quero)在接受西班牙报纸《国家报》(El Pais)采访时,谈到与她见面的经历,“我们都被她迷住了。他对她一见钟情。”

他们于1974年结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定居。在那里,三毛写下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歌曲《橄榄树》的歌词,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齐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1979年,也就是这首歌发行那年,身为潜水员和水下工程师的荷西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丧生。三毛悲伤欲绝,1981年回到台湾。

三毛的好友、台湾画家薛幼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给予每个人爱和激情,但荷西带走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三毛教授创意写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流浪作家”。她游历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为了完成台湾《联合报》约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个月。该报曾刊登过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国大陆的出生地。这次旅行启发她写下了后来名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于1990年上映,讲述了上海日占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7岁。她的逝世被判定为自杀,并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悲痛。

有些人猜测她是因丈夫去世太过悲痛而自杀的。

“荷西去世后的12年里,她只是为父母活着,”薛幼春说。“也许她离开我们是为了去和她早已答应的人团聚。”

三毛曾经写过要这样做。“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她在1981年谈论死亡的文章《不死鸟》中写道。“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长期与三毛合作的皇冠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作品集。近些年,加纳利群岛和西撒哈拉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有些中国网站还提供去三毛在西撒哈拉结婚时的教堂和附近一家名为三毛撒哈拉旅馆的路线。

三毛最后的一本书《我的宝贝》收集了86篇短文,描述了她在旅行期间购买的服装、珠宝、手工装饰的碗等物品。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停下来对自己的衣橱作了一番分析,然后写了一个隐喻。

“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她写道。“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那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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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0-31 12:20
摘要:三毛在撒哈拉的流浪经历,以及她的散文和诗歌一直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的勇气,被视为是对保守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撰文 | MIKE IVES, KATHERINE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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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最终踏上旅程,并撰文称,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在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当她第一次来到撒哈拉,到达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风肆虐的机场时,“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她继续写道。“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美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这是她将要经历的诸多冒险之一,她此后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探索的勇气,被她们视为是对当地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在发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诗集后,三毛于1991年去世,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有一个账号专门摘选她作品里的一些文字,现在该账号有100多万粉丝。

下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将在英国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一书的英译版,并于明年1月在美国推出。该书翻译傅麦说,这是三毛所有作品的第一部英译本。

“她能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长盛不衰,实在非同一般,”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负责全球项目的副院长傅麦说。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她的写作风格与习惯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自我推销和过度分享的这一代人产生了共鸣。

“尽管在社交媒体和商业化女权主义的当代,毫不掩饰的自我张扬和积极赋权已经无处不在,但三毛的精神领先于她的时代,”现居英国的新加坡小说家张温宁在英文版《撒哈拉的故事》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张温宁又说,她对自己的孤独、忧郁和“厌世”的描绘,常常会折损她那飞扬的自信形象。

这些散文最初是在当时的一家台湾报纸上发表的,描绘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沙哈拉威人的生活。他们与西班牙和摩洛哥展开了数十年的武装抗争。对西班牙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着是摩洛哥。后者当时统治西撒哈拉,也就是东起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西至大西洋海岸的一片区域。

三毛逐渐融入沙哈拉威人的生活,有时对他们的某些习俗投以批判的眼光。比如,她对婚礼上粗暴夺走年轻新娘的童贞的传统感到憎恶。

她在一篇名为《娃娃新娘》的文章中写道:“我对婚礼这样的结束觉得失望而可笑,我站起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大步走出去。”

还有些文章记录了三毛的波西米亚式侨民生活。比如,结婚那天,她对自己的穿着没有太放在心上,穿了一条麻布裙,脚蹬一双凉鞋,帽子上别一把香菜,就和未婚夫在沙漠里步行近40分钟去法院结婚了。

她写道:“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

她的散文介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有一种让人想起垮掉一代诗歌的简洁优雅。同时它们又是轻松愉快的,与她的故乡台湾当时所处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相比,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品质。那时许多反政府人士正被监禁或处决。

“她建起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座供读者欣赏的沙中城堡。”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教授何杏枫说:“在台湾那个物质享受极为有限的年代,她渴望不一样的东西,并向比她年轻的女孩证明,独一无二是可以接受的。”

三毛原名陈平,除了笔名“三毛”,她有时还用“Echo Chan”这个名字。二战期间的1943年3月26日,三毛出生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一个知书达礼的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陈嗣庆是律师,母亲缪进兰是家庭主妇。 

战后,三毛一家搬到东部的南京,在1949年共产革命武装取得胜利前夕逃到台湾。
学生时代的三毛很不安分,她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飘》和《基督山伯爵》。

有一天,她在作文中写到她想成为一个捡垃圾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街上闲逛,发现被别人丢弃的宝贝。老师说她简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写,结果她变本加厉,写她想当一个卖冰棒的小贩。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修完哲学专业之后,三毛于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后在德国深造,并在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图书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4岁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荷西·马利安·葛罗(José María Quero),当时,荷西16岁,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她学习过哲学、语言和文学,”2016年,荷西的姐姐卡门·葛罗(Carmen Quero)在接受西班牙报纸《国家报》(El Pais)采访时,谈到与她见面的经历,“我们都被她迷住了。他对她一见钟情。”

他们于1974年结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定居。在那里,三毛写下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歌曲《橄榄树》的歌词,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齐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1979年,也就是这首歌发行那年,身为潜水员和水下工程师的荷西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丧生。三毛悲伤欲绝,1981年回到台湾。

三毛的好友、台湾画家薛幼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给予每个人爱和激情,但荷西带走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三毛教授创意写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流浪作家”。她游历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为了完成台湾《联合报》约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个月。该报曾刊登过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国大陆的出生地。这次旅行启发她写下了后来名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于1990年上映,讲述了上海日占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7岁。她的逝世被判定为自杀,并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悲痛。

有些人猜测她是因丈夫去世太过悲痛而自杀的。

“荷西去世后的12年里,她只是为父母活着,”薛幼春说。“也许她离开我们是为了去和她早已答应的人团聚。”

三毛曾经写过要这样做。“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她在1981年谈论死亡的文章《不死鸟》中写道。“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长期与三毛合作的皇冠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作品集。近些年,加纳利群岛和西撒哈拉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有些中国网站还提供去三毛在西撒哈拉结婚时的教堂和附近一家名为三毛撒哈拉旅馆的路线。

三毛最后的一本书《我的宝贝》收集了86篇短文,描述了她在旅行期间购买的服装、珠宝、手工装饰的碗等物品。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停下来对自己的衣橱作了一番分析,然后写了一个隐喻。

“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她写道。“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那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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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毛在撒哈拉的流浪经历,以及她的散文和诗歌一直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的勇气,被视为是对保守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撰文 | MIKE IVES, KATHERINE LI

OR--商业新媒体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作家三毛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随后告诉朋友她想去那里旅行,并穿越撒哈拉沙漠。
朋友们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她最终踏上旅程,并撰文称,广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在发表于1976年的经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写道,当她第一次来到撒哈拉,到达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风肆虐的机场时,“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

“正是黄昏,”她继续写道。“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美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

这是她将要经历的诸多冒险之一,她此后写下的散文和诗歌在台湾和中国的几代年轻女性中流传,她的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深入当地探索的勇气,被她们视为是对当地保守的社会规范的勇敢挑战。

在发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诗集后,三毛于1991年去世,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她。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有一个账号专门摘选她作品里的一些文字,现在该账号有100多万粉丝。

下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将在英国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一书的英译版,并于明年1月在美国推出。该书翻译傅麦说,这是三毛所有作品的第一部英译本。

“她能在中国文学创作中如此长盛不衰,实在非同一般,”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负责全球项目的副院长傅麦说。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她的写作风格与习惯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自我推销和过度分享的这一代人产生了共鸣。

“尽管在社交媒体和商业化女权主义的当代,毫不掩饰的自我张扬和积极赋权已经无处不在,但三毛的精神领先于她的时代,”现居英国的新加坡小说家张温宁在英文版《撒哈拉的故事》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张温宁又说,她对自己的孤独、忧郁和“厌世”的描绘,常常会折损她那飞扬的自信形象。

这些散文最初是在当时的一家台湾报纸上发表的,描绘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沙哈拉威人的生活。他们与西班牙和摩洛哥展开了数十年的武装抗争。对西班牙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着是摩洛哥。后者当时统治西撒哈拉,也就是东起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西至大西洋海岸的一片区域。

三毛逐渐融入沙哈拉威人的生活,有时对他们的某些习俗投以批判的眼光。比如,她对婚礼上粗暴夺走年轻新娘的童贞的传统感到憎恶。

她在一篇名为《娃娃新娘》的文章中写道:“我对婚礼这样的结束觉得失望而可笑,我站起来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就大步走出去。”

还有些文章记录了三毛的波西米亚式侨民生活。比如,结婚那天,她对自己的穿着没有太放在心上,穿了一条麻布裙,脚蹬一双凉鞋,帽子上别一把香菜,就和未婚夫在沙漠里步行近40分钟去法院结婚了。

她写道:“没有用皮包,两手空空的。”

她的散文介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有一种让人想起垮掉一代诗歌的简洁优雅。同时它们又是轻松愉快的,与她的故乡台湾当时所处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相比,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品质。那时许多反政府人士正被监禁或处决。

“她建起了一个与众不同、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座供读者欣赏的沙中城堡。”香港中文大学文学教授何杏枫说:“在台湾那个物质享受极为有限的年代,她渴望不一样的东西,并向比她年轻的女孩证明,独一无二是可以接受的。”

三毛原名陈平,除了笔名“三毛”,她有时还用“Echo Chan”这个名字。二战期间的1943年3月26日,三毛出生于中国西南城市重庆一个知书达礼的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陈嗣庆是律师,母亲缪进兰是家庭主妇。 

战后,三毛一家搬到东部的南京,在1949年共产革命武装取得胜利前夕逃到台湾。
学生时代的三毛很不安分,她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飘》和《基督山伯爵》。

有一天,她在作文中写到她想成为一个捡垃圾的人,这样就可以在街上闲逛,发现被别人丢弃的宝贝。老师说她简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写,结果她变本加厉,写她想当一个卖冰棒的小贩。

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修完哲学专业之后,三毛于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后在德国深造,并在伊利诺伊大学法律图书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

24岁时,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荷西·马利安·葛罗(José María Quero),当时,荷西16岁,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她学习过哲学、语言和文学,”2016年,荷西的姐姐卡门·葛罗(Carmen Quero)在接受西班牙报纸《国家报》(El Pais)采访时,谈到与她见面的经历,“我们都被她迷住了。他对她一见钟情。”

他们于1974年结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定居。在那里,三毛写下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歌曲《橄榄树》的歌词,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台湾歌手齐豫。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1979年,也就是这首歌发行那年,身为潜水员和水下工程师的荷西在一次潜水事故中丧生。三毛悲伤欲绝,1981年回到台湾。

三毛的好友、台湾画家薛幼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给予每个人爱和激情,但荷西带走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三毛教授创意写作,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流浪作家”。她游历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为了完成台湾《联合报》约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个月。该报曾刊登过她在撒哈拉沙漠时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国大陆的出生地。这次旅行启发她写下了后来名为《滚滚红尘》的电影剧本。这部电影于1990年上映,讲述了上海日占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7岁。她的逝世被判定为自杀,并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悲痛。

有些人猜测她是因丈夫去世太过悲痛而自杀的。

“荷西去世后的12年里,她只是为父母活着,”薛幼春说。“也许她离开我们是为了去和她早已答应的人团聚。”

三毛曾经写过要这样做。“荷西,你答应过的,你要在那边等我,”她在1981年谈论死亡的文章《不死鸟》中写道。“有你这一句承诺,我便还有一个盼望了。”

长期与三毛合作的皇冠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她的作品集。近些年,加纳利群岛和西撒哈拉成为中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有些中国网站还提供去三毛在西撒哈拉结婚时的教堂和附近一家名为三毛撒哈拉旅馆的路线。

三毛最后的一本书《我的宝贝》收集了86篇短文,描述了她在旅行期间购买的服装、珠宝、手工装饰的碗等物品。

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她停下来对自己的衣橱作了一番分析,然后写了一个隐喻。

“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她写道。“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那个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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