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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儿问起,谁是我的祖国?

发布日期:2019-10-21 07:09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号或文学故事中,父母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和归属感上带孩子一起探寻和学习,会更容易让孩子形成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



撰文 | 李静

OR--商业新媒体 】“爸爸,我出生在北京,现在生活在上海,但我却是加拿大人。那中国和加拿大到底谁是我的祖国呢?” 国庆节前夕,一家人在上海的一间加国连锁咖啡店休息时,女儿突然问道。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也许两个都是你的祖国吧。”我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

“但一个人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祖国啊?因为这就像自己的妈妈,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呀。”女儿显然不是很满意我的回答,又继续追问道。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在一旁的妈妈也被这个话题吸引过来,“你外公是新加坡人,我出生在北京,从小香港长大,后来一个人到澳洲念书,90年代初又随你外公外婆移民到了加拿大。你说妈妈的祖国是谁?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当哪个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就把谁当作祖国。至少我们要公平地想一想,我们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人之后,我们为国家有做过哪些事情?”

一家人的这番对话让我在整个国庆假期中,一直在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所谈的爱国主义里,国家到底是谁?我们的爱国行为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很多像女儿这样的加拿大华裔来讲,爱中国和爱加拿大会是矛盾的吗?

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在过往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对“国家”作出过各类不同维度下的定义,笔者认为源自法国哲学中学课本中的定义可能更易于为多数人所理解,其表述如下:“国家是在明确界定的领土上,有责保障公共财产(安全、繁荣、正义)的制度。”

明确了国家是谁后,笔者认为爱国主义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以人为单位的个体(公民)与国家这样的制度,相互间发生的共情行为。

首先,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公民的角色,在构建公民社会时,公民与国家之间通过法律作出彼此的承诺,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契约关系。孩子在刚出生时,就有了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保障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所作出的各类安排,比如规定父母的养育责任、提供义务教育、保障基本食物的供给等;而当孩子成年之后,他们要为之前享受到的权利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尽规定的义务,比如遵守宪法、服从兵役、参加劳动等。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受到宪法保护,是一份尊重法律的相互承诺。女儿出生后加入加拿大国籍,取得身份后,她和加拿大这个国家就通过国籍身份认定,建立起了一份契约关系;而她现在居住在中国,中国通过居留签证的颁发也同时和她建立起了另一份契约关系。这两份契约关系中唯一不同的是法律基础不同,一个是基于加拿大宪法,一个是基于中国宪法,但女儿必须承认这样的契约关系的存在,并在现在或将来享受两个国家赋予其相应的法定权利同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同时也是她对中国和加拿大两个公民社会中生活的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一种尊重。

其次,既然是契约关系,那么在爱国的行为表现上,到底谁该先享有权利,谁该先履行义务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社会,人们组成这社会,只是为了要建立、维护并增进公民利益。很多人会根据洛克的论述自然地认为国家应当首先服务于公民,如果国家没有做到或者做好,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为国家服务,比如逃避兵役,拒绝缴税等。但这是曲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总统表达这番话的前提非常清晰,那就是我们的公民权益包括生命、自由、身体健康、个人财产等,是国家早在我们一出生时,就已经帮我们建立起来的。换言之,不同社群的人们在一起建立国家时,国家就已经帮助我们每一位公民建立起个人权益。如果按照契约,具体到我们的爱国行为上,公民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也许公民会认为国家在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让自己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否定掉之前国家已经为你做出的一切—-帮助我们建立起公民利益。

最后,公民与国家的共情行为离不开彼此拥有对方的归属感。公民应当为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国家应当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2006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严重冲突,参加完八国首脑会议正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突然改变行程,从巴黎改道飞赴塞浦路斯,并用自己的总理专机接回被困黎巴嫩的120名加籍侨民。曾有人质疑这些黎巴嫩裔加拿大人拥有双重国籍,取得加国国籍后长期待在出生国,对加拿大贡献不大,如此耗费财力物力是否值得?但当时出于保护海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加国政府仍然坚持随后耗费巨资,租用七艘客轮每天接载两千多名侨民撤出黎巴嫩前往塞浦路斯或土耳其。

今年的70周年国庆,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财力人力在国庆节当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耳边响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眼前目睹着天安门广场前盛大的游行庆祝队伍时,相信中国公民的内心都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样,在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2014年在越南反华事件中的撤侨和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惜巨资派出专机和军舰,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公民利益。

女儿每天上学,学校早上都有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语文课本中也有很多国情教育的文章,每逢重大的节日和盛会,国家都会有庆祝仪式,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世界,和平和融入是主旋律,19世纪末法国作家都德笔下《最后一课》的场景在当下已经很难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应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文学作品的故事中,身为父母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的付出,和彼此相互间的归属感上试着带孩子一起去探寻和学习,是不是更容易让孩子形成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呢?

“中国和加拿大到底谁是我的祖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由她自己找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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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静

OR--商业新媒体 】“爸爸,我出生在北京,现在生活在上海,但我却是加拿大人。那中国和加拿大到底谁是我的祖国呢?” 国庆节前夕,一家人在上海的一间加国连锁咖啡店休息时,女儿突然问道。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也许两个都是你的祖国吧。”我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

“但一个人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祖国啊?因为这就像自己的妈妈,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呀。”女儿显然不是很满意我的回答,又继续追问道。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在一旁的妈妈也被这个话题吸引过来,“你外公是新加坡人,我出生在北京,从小香港长大,后来一个人到澳洲念书,90年代初又随你外公外婆移民到了加拿大。你说妈妈的祖国是谁?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当哪个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就把谁当作祖国。至少我们要公平地想一想,我们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人之后,我们为国家有做过哪些事情?”

一家人的这番对话让我在整个国庆假期中,一直在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所谈的爱国主义里,国家到底是谁?我们的爱国行为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很多像女儿这样的加拿大华裔来讲,爱中国和爱加拿大会是矛盾的吗?

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在过往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对“国家”作出过各类不同维度下的定义,笔者认为源自法国哲学中学课本中的定义可能更易于为多数人所理解,其表述如下:“国家是在明确界定的领土上,有责保障公共财产(安全、繁荣、正义)的制度。”

明确了国家是谁后,笔者认为爱国主义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以人为单位的个体(公民)与国家这样的制度,相互间发生的共情行为。

首先,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公民的角色,在构建公民社会时,公民与国家之间通过法律作出彼此的承诺,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契约关系。孩子在刚出生时,就有了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保障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所作出的各类安排,比如规定父母的养育责任、提供义务教育、保障基本食物的供给等;而当孩子成年之后,他们要为之前享受到的权利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尽规定的义务,比如遵守宪法、服从兵役、参加劳动等。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受到宪法保护,是一份尊重法律的相互承诺。女儿出生后加入加拿大国籍,取得身份后,她和加拿大这个国家就通过国籍身份认定,建立起了一份契约关系;而她现在居住在中国,中国通过居留签证的颁发也同时和她建立起了另一份契约关系。这两份契约关系中唯一不同的是法律基础不同,一个是基于加拿大宪法,一个是基于中国宪法,但女儿必须承认这样的契约关系的存在,并在现在或将来享受两个国家赋予其相应的法定权利同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同时也是她对中国和加拿大两个公民社会中生活的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一种尊重。

其次,既然是契约关系,那么在爱国的行为表现上,到底谁该先享有权利,谁该先履行义务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社会,人们组成这社会,只是为了要建立、维护并增进公民利益。很多人会根据洛克的论述自然地认为国家应当首先服务于公民,如果国家没有做到或者做好,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为国家服务,比如逃避兵役,拒绝缴税等。但这是曲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总统表达这番话的前提非常清晰,那就是我们的公民权益包括生命、自由、身体健康、个人财产等,是国家早在我们一出生时,就已经帮我们建立起来的。换言之,不同社群的人们在一起建立国家时,国家就已经帮助我们每一位公民建立起个人权益。如果按照契约,具体到我们的爱国行为上,公民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也许公民会认为国家在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让自己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否定掉之前国家已经为你做出的一切—-帮助我们建立起公民利益。

最后,公民与国家的共情行为离不开彼此拥有对方的归属感。公民应当为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国家应当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2006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严重冲突,参加完八国首脑会议正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突然改变行程,从巴黎改道飞赴塞浦路斯,并用自己的总理专机接回被困黎巴嫩的120名加籍侨民。曾有人质疑这些黎巴嫩裔加拿大人拥有双重国籍,取得加国国籍后长期待在出生国,对加拿大贡献不大,如此耗费财力物力是否值得?但当时出于保护海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加国政府仍然坚持随后耗费巨资,租用七艘客轮每天接载两千多名侨民撤出黎巴嫩前往塞浦路斯或土耳其。

今年的70周年国庆,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财力人力在国庆节当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耳边响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眼前目睹着天安门广场前盛大的游行庆祝队伍时,相信中国公民的内心都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样,在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2014年在越南反华事件中的撤侨和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惜巨资派出专机和军舰,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公民利益。

女儿每天上学,学校早上都有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语文课本中也有很多国情教育的文章,每逢重大的节日和盛会,国家都会有庆祝仪式,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世界,和平和融入是主旋律,19世纪末法国作家都德笔下《最后一课》的场景在当下已经很难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应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文学作品的故事中,身为父母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的付出,和彼此相互间的归属感上试着带孩子一起去探寻和学习,是不是更容易让孩子形成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呢?

“中国和加拿大到底谁是我的祖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由她自己找到。■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    service@or123.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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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也许两个都是你的祖国吧。”我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

“但一个人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祖国啊?因为这就像自己的妈妈,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呀。”女儿显然不是很满意我的回答,又继续追问道。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在一旁的妈妈也被这个话题吸引过来,“你外公是新加坡人,我出生在北京,从小香港长大,后来一个人到澳洲念书,90年代初又随你外公外婆移民到了加拿大。你说妈妈的祖国是谁?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当哪个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就把谁当作祖国。至少我们要公平地想一想,我们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人之后,我们为国家有做过哪些事情?”

一家人的这番对话让我在整个国庆假期中,一直在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所谈的爱国主义里,国家到底是谁?我们的爱国行为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很多像女儿这样的加拿大华裔来讲,爱中国和爱加拿大会是矛盾的吗?

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在过往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对“国家”作出过各类不同维度下的定义,笔者认为源自法国哲学中学课本中的定义可能更易于为多数人所理解,其表述如下:“国家是在明确界定的领土上,有责保障公共财产(安全、繁荣、正义)的制度。”

明确了国家是谁后,笔者认为爱国主义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以人为单位的个体(公民)与国家这样的制度,相互间发生的共情行为。

首先,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公民的角色,在构建公民社会时,公民与国家之间通过法律作出彼此的承诺,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契约关系。孩子在刚出生时,就有了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保障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所作出的各类安排,比如规定父母的养育责任、提供义务教育、保障基本食物的供给等;而当孩子成年之后,他们要为之前享受到的权利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尽规定的义务,比如遵守宪法、服从兵役、参加劳动等。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受到宪法保护,是一份尊重法律的相互承诺。女儿出生后加入加拿大国籍,取得身份后,她和加拿大这个国家就通过国籍身份认定,建立起了一份契约关系;而她现在居住在中国,中国通过居留签证的颁发也同时和她建立起了另一份契约关系。这两份契约关系中唯一不同的是法律基础不同,一个是基于加拿大宪法,一个是基于中国宪法,但女儿必须承认这样的契约关系的存在,并在现在或将来享受两个国家赋予其相应的法定权利同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同时也是她对中国和加拿大两个公民社会中生活的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一种尊重。

其次,既然是契约关系,那么在爱国的行为表现上,到底谁该先享有权利,谁该先履行义务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社会,人们组成这社会,只是为了要建立、维护并增进公民利益。很多人会根据洛克的论述自然地认为国家应当首先服务于公民,如果国家没有做到或者做好,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为国家服务,比如逃避兵役,拒绝缴税等。但这是曲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总统表达这番话的前提非常清晰,那就是我们的公民权益包括生命、自由、身体健康、个人财产等,是国家早在我们一出生时,就已经帮我们建立起来的。换言之,不同社群的人们在一起建立国家时,国家就已经帮助我们每一位公民建立起个人权益。如果按照契约,具体到我们的爱国行为上,公民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也许公民会认为国家在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让自己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否定掉之前国家已经为你做出的一切—-帮助我们建立起公民利益。

最后,公民与国家的共情行为离不开彼此拥有对方的归属感。公民应当为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国家应当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2006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严重冲突,参加完八国首脑会议正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突然改变行程,从巴黎改道飞赴塞浦路斯,并用自己的总理专机接回被困黎巴嫩的120名加籍侨民。曾有人质疑这些黎巴嫩裔加拿大人拥有双重国籍,取得加国国籍后长期待在出生国,对加拿大贡献不大,如此耗费财力物力是否值得?但当时出于保护海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加国政府仍然坚持随后耗费巨资,租用七艘客轮每天接载两千多名侨民撤出黎巴嫩前往塞浦路斯或土耳其。

今年的70周年国庆,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财力人力在国庆节当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耳边响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眼前目睹着天安门广场前盛大的游行庆祝队伍时,相信中国公民的内心都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样,在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2014年在越南反华事件中的撤侨和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惜巨资派出专机和军舰,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公民利益。

女儿每天上学,学校早上都有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语文课本中也有很多国情教育的文章,每逢重大的节日和盛会,国家都会有庆祝仪式,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世界,和平和融入是主旋律,19世纪末法国作家都德笔下《最后一课》的场景在当下已经很难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应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文学作品的故事中,身为父母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的付出,和彼此相互间的归属感上试着带孩子一起去探寻和学习,是不是更容易让孩子形成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呢?

“中国和加拿大到底谁是我的祖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由她自己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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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0-21 07:09
摘要:爱国主义教育不应只是停留在口号或文学故事中,父母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和归属感上带孩子一起探寻和学习,会更容易让孩子形成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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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现在也不能回答你,也许两个都是你的祖国吧。”我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

“但一个人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祖国啊?因为这就像自己的妈妈,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呀。”女儿显然不是很满意我的回答,又继续追问道。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在一旁的妈妈也被这个话题吸引过来,“你外公是新加坡人,我出生在北京,从小香港长大,后来一个人到澳洲念书,90年代初又随你外公外婆移民到了加拿大。你说妈妈的祖国是谁?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当哪个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就把谁当作祖国。至少我们要公平地想一想,我们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人之后,我们为国家有做过哪些事情?”

一家人的这番对话让我在整个国庆假期中,一直在思考,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所谈的爱国主义里,国家到底是谁?我们的爱国行为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很多像女儿这样的加拿大华裔来讲,爱中国和爱加拿大会是矛盾的吗?

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在过往的政治哲学文献中对“国家”作出过各类不同维度下的定义,笔者认为源自法国哲学中学课本中的定义可能更易于为多数人所理解,其表述如下:“国家是在明确界定的领土上,有责保障公共财产(安全、繁荣、正义)的制度。”

明确了国家是谁后,笔者认为爱国主义行为可以理解为是以人为单位的个体(公民)与国家这样的制度,相互间发生的共情行为。

首先,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公民的角色,在构建公民社会时,公民与国家之间通过法律作出彼此的承诺,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契约关系。孩子在刚出生时,就有了生存的权利,而这个权利的保障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所作出的各类安排,比如规定父母的养育责任、提供义务教育、保障基本食物的供给等;而当孩子成年之后,他们要为之前享受到的权利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或尽规定的义务,比如遵守宪法、服从兵役、参加劳动等。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受到宪法保护,是一份尊重法律的相互承诺。女儿出生后加入加拿大国籍,取得身份后,她和加拿大这个国家就通过国籍身份认定,建立起了一份契约关系;而她现在居住在中国,中国通过居留签证的颁发也同时和她建立起了另一份契约关系。这两份契约关系中唯一不同的是法律基础不同,一个是基于加拿大宪法,一个是基于中国宪法,但女儿必须承认这样的契约关系的存在,并在现在或将来享受两个国家赋予其相应的法定权利同时,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同时也是她对中国和加拿大两个公民社会中生活的其他社会成员利益的一种尊重。

其次,既然是契约关系,那么在爱国的行为表现上,到底谁该先享有权利,谁该先履行义务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社会,人们组成这社会,只是为了要建立、维护并增进公民利益。很多人会根据洛克的论述自然地认为国家应当首先服务于公民,如果国家没有做到或者做好,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为国家服务,比如逃避兵役,拒绝缴税等。但这是曲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总统表达这番话的前提非常清晰,那就是我们的公民权益包括生命、自由、身体健康、个人财产等,是国家早在我们一出生时,就已经帮我们建立起来的。换言之,不同社群的人们在一起建立国家时,国家就已经帮助我们每一位公民建立起个人权益。如果按照契约,具体到我们的爱国行为上,公民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也许公民会认为国家在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让自己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否定掉之前国家已经为你做出的一切—-帮助我们建立起公民利益。

最后,公民与国家的共情行为离不开彼此拥有对方的归属感。公民应当为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国家应当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2006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严重冲突,参加完八国首脑会议正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突然改变行程,从巴黎改道飞赴塞浦路斯,并用自己的总理专机接回被困黎巴嫩的120名加籍侨民。曾有人质疑这些黎巴嫩裔加拿大人拥有双重国籍,取得加国国籍后长期待在出生国,对加拿大贡献不大,如此耗费财力物力是否值得?但当时出于保护海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加国政府仍然坚持随后耗费巨资,租用七艘客轮每天接载两千多名侨民撤出黎巴嫩前往塞浦路斯或土耳其。

今年的70周年国庆,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财力人力在国庆节当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耳边响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眼前目睹着天安门广场前盛大的游行庆祝队伍时,相信中国公民的内心都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样,在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2014年在越南反华事件中的撤侨和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惜巨资派出专机和军舰,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公民利益。

女儿每天上学,学校早上都有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语文课本中也有很多国情教育的文章,每逢重大的节日和盛会,国家都会有庆祝仪式,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世界,和平和融入是主旋律,19世纪末法国作家都德笔下《最后一课》的场景在当下已经很难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应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文学作品的故事中,身为父母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的付出,和彼此相互间的归属感上试着带孩子一起去探寻和学习,是不是更容易让孩子形成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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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人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祖国啊?因为这就像自己的妈妈,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呀。”女儿显然不是很满意我的回答,又继续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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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然是契约关系,那么在爱国的行为表现上,到底谁该先享有权利,谁该先履行义务呢?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社会,人们组成这社会,只是为了要建立、维护并增进公民利益。很多人会根据洛克的论述自然地认为国家应当首先服务于公民,如果国家没有做到或者做好,公民就有权利拒绝为国家服务,比如逃避兵役,拒绝缴税等。但这是曲解。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过:“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总统表达这番话的前提非常清晰,那就是我们的公民权益包括生命、自由、身体健康、个人财产等,是国家早在我们一出生时,就已经帮我们建立起来的。换言之,不同社群的人们在一起建立国家时,国家就已经帮助我们每一位公民建立起个人权益。如果按照契约,具体到我们的爱国行为上,公民当然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去承担责任、履行义务。也许公民会认为国家在维护和增进公民权益方面做得不够好或让自己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否定掉之前国家已经为你做出的一切—-帮助我们建立起公民利益。

最后,公民与国家的共情行为离不开彼此拥有对方的归属感。公民应当为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国家应当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2006年7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爆发严重冲突,参加完八国首脑会议正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突然改变行程,从巴黎改道飞赴塞浦路斯,并用自己的总理专机接回被困黎巴嫩的120名加籍侨民。曾有人质疑这些黎巴嫩裔加拿大人拥有双重国籍,取得加国国籍后长期待在出生国,对加拿大贡献不大,如此耗费财力物力是否值得?但当时出于保护海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加国政府仍然坚持随后耗费巨资,租用七艘客轮每天接载两千多名侨民撤出黎巴嫩前往塞浦路斯或土耳其。

今年的70周年国庆,中国政府花费巨额财力人力在国庆节当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当耳边响起“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歌声,眼前目睹着天安门广场前盛大的游行庆祝队伍时,相信中国公民的内心都会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样,在2011年的利比亚大撤侨,2014年在越南反华事件中的撤侨和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撤侨行动中,中国政府不惜巨资派出专机和军舰,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都在以不同的形式,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公民利益。

女儿每天上学,学校早上都有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语文课本中也有很多国情教育的文章,每逢重大的节日和盛会,国家都会有庆祝仪式,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世界,和平和融入是主旋律,19世纪末法国作家都德笔下《最后一课》的场景在当下已经很难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应只是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文学作品的故事中,身为父母的我们如果能够在契约精神、责任与义务的付出,和彼此相互间的归属感上试着带孩子一起去探寻和学习,是不是更容易让孩子形成自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呢?

“中国和加拿大到底谁是我的祖国?”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由她自己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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